一个朱元璋后代的家族墓地，一段武汉两百余年的历史进程。随着流芳二妃山明楚藩王家族墓群的发现，24件明朝中前期瓷器的出土，这段历史如同墓里面埋藏了500多年的瓷器散发出的光芒一样，再次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许志斌说，出土的瓷器，墓志和整个墓群的结构对明史、武汉建城史、明丧葬制度、明代瓷器有重要意义。目前考古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考古队下一步将对出土文物和掌握的资料做进一步研究。

环境：墓群藏身灌木丛

流芳二妃山，横亘在新建的湖北省体育中心网球训练基地旁，从山下看去，二妃山上长满了灌木，丝毫没有楚藩王家族墓群的特征。在二妃山的半山腰，扒开一簇灌木丛，一片开阔地赫然现入眼帘。

迈过一道高约30公分的石砖墙根后，进入了墓场。据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许志斌介绍，这个约30公分高的石砖墙根是墓群中一个墓室的茔园。“这个茔园还比较大，东西宽51米，南北长57米。”据出土的墓志记载墓主人身份分别是明楚昭王朱桢的孙子“镇国将军”朱季X，曾孙“辅国将军”朱均钵。这个墓群有5个茔园，也就是说有5个墓室。这次抢救发掘的两座墓葬保护情况良好，其中朱季X最有研究价值。

现场：墓主遗体已腐化

朱季X墓(M1)室里面的土已经基本被挖空，只有墓室底层还有少量的土平铺在地面。据了解，这是一座单室墓，整个墓室背北朝南，进入墓室之前是一条长约3米的斜坡墓道，然后是一道拱形的石质墓门。据专家称，之前拱门上面全是青砖垒成的门封。进入墓门后是一座石质的贡台，用来祭祀墓主。紧接着贡台的是一个宽约1米长约3米的棺床。“朱季X的棺材就放在这个棺床上面，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此处土壤酸性太强，棺木和存放在里面的朱季X的遗体已经完全腐化，没有一点痕迹了。”许志斌说。

墓室全部用青砖砌成，青砖相连接的缝隙是一种乳白色的土壤。据专家介绍，这种粘合土壤是由糯米浆混合水泥和沙制成的，粘性很强，在那个年代是建筑上必用的粘合剂。其中一块青砖上面刻有“孔澧”二字。许志斌说，古代匠师喜欢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作品上，此二字可能是建造墓室的工匠的名字。 这几个墓室的结构都是夫妻合葬的墓室，男子葬在左边，女子葬在右边。由于当时薄葬已经取代了厚葬，所以并没有发现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

出土：24件瓷器终见天日

朱季X墓里传来一阵欢呼声。埋在墓里500多年的明代中早期的瓷器露出了地面。考古队员开始用木质挖掘器小心地扒除上面的尘土。数名考古队员蹲在墓室里，戴着手套铲除结在瓷器上的尘土。24件瓷器相继出土，整齐地摆放在墓室门口。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许志斌说，出土的24件瓷器保存完好，基本没有破损，这在湖北考古历史上很少见。据了解，这批瓷器都是明朝中前期的官窑烧制的作品，包括青白瓷盘、豆青釉、青白瓷碗(盘)高足碗、青白瓷盘、青白瓷盏　(盖)、绿釉瓷壶、绿釉青白瓷瓶绿彩、青白瓷盒和青白瓷盅。

幕后：考古队历时半年挖出古墓

由于省体育中心基础建设征用了二妃山的部分地域，研究所遂组织力量对这片区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专家们就开始现场勘察，正式开始发掘，发掘工作已两月有余。

整个墓群周围有一圈直径约为10公分的圆形洞口，这些都是用洛阳铲勘测地形留下的。他们发掘楚墓群后每天都有人守在此处，防止人为破坏。据许志斌介绍，挖掘出来的瓷器会带回所里研究，然后送到博物馆。

福建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地城村的村民都听老一辈的人传说，城村有一百口老井。可是人们数来数去只有九十九口。有顶真的村民拿着一百支香，每数一口井插一支香，结果还是剩一支。

村民都知道，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是极富智慧和有历史知识的，绝不会犯数数不清的低级错误。如这个村庄建在一座西汉古城的遗址上，连清朝初年对地理有精深研究的大学者顾祖禹，在他的《读史方舆纪要建阳》卷九十九，曾把这座西汉时期的城池，错误地说成是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所筑，把城址的建城时间推迟了一千多年。而该村的先人却早把村庄起名为“古粤”、“粤城”，并把这四个字分别载入“家谱”，镌刻在村庄南、北村门的门楼上，以此昭示后人，我们的村庄是建在古代粤族人废弃的城址上，所以叫城村。

一九五八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该城址出土文物进行了科学考证，验证了城村先民的正确性，说明城村的先人不会欺骗后人。

那城村还有一口古井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消失了呢？这个谜一样的传说，演绎出一个神奇的谜一样的故事。

城村居住的村民以赵、林、李、江四姓组成杂以其他姓氏。过去的村落是靠道统和血统维系的，姓氏不同的家族之间难免产生矛盾和纠纷，一些人口少的家族，常受到人口众多的大家族的欺负。于是某些小家族就希望通过占有村庄周边理想的风水格局作为“佳城”（祖坟），以借助风水之灵达到人丁兴旺，子孙繁盛的目的，也就是说荫庇后代要多生男孩、多繁殖人口。

某姓氏家族人口不多，常受欺侮，家境却颇殷实。于是该家族族长重金从江西赣州请来一位“形势派”地理先生为他们“寻龙觅穴”。双方签订契约，在先生完成东家所托后，如发生意外，该家族要为地理先生“养老送终”。

“形势派”以五诀察看地理,即“龙、砂、穴、水、向”。 采取“觅龙”、“察砂”、“观水”、“点穴”、“择向”五种方法择地。地理先生大约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城村周边群山内外围合中找到一块生气聚集之地，经过精心勘察、分析、评价、权衡后，选择最佳点为穴，劝东家买下这块地，将先人骨殖安葬于此。也许是先生泄露了“天机”，该遭天谴。完成这件事不久，先生便双目失明，变成了盲人。按约定该家族要赡养先生到死。

时间一年年过去，这个家族人丁真的兴旺起来。开始这个家族的人对先生还热情相待，照顾有加，可是时间一长，真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个外人。冷言冷语，指桑骂槐，残汤馊饭一件件都发生了。先生暗想：这个家族虽获福地却无善心，自己已经残废，再呆下去恐怕更加难堪，何不趁早走人。

先生是个颇有能耐的人，堪舆之技十分了得，他废了城村位于风水上所谓“龙眼”的位置上最古老、最好的那一眼古井，借这口井的水光复明了自己的双眼。又用黑巫术破了他所勘测的这个风水格局，远走他乡。这个家族的人丁不再繁发，而城村范围内从此也失去了一眼古井。

这个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一直在城村流传了很多年，成为村民茶余饭后讲古的话题，给村落增添了一丝让人沉思、咀嚼的味道。虽不能尽释“百井失一”的谜团，但故事中透露一个信息，这口古井确实存在过，而且是最好的。

转瞬到了1980年，省考古队进驻城村，对城村边上一座汉代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破译了这个疑团。他们在村庄西南的丘岗上，从这座二千多年前西汉闽越王营建的宫城主殿遗址的后院，发现一口王城饮用的古井。水井的位置恰恰是宫殿周边地势较低的地方，虽然井中水位还是远高于城外村庄水井的水位线约20米以上，却正好位于王城风水的龙眼位置上，是泉脉和生气的聚集之地。这样，井无须打很深就可取到水，这在高台建筑这种特定的地形中，是非常合理的。

经过清理，发现这口汉代古井果然非同凡响，因为是王侯饮用之井，非常讲究，显示它的尊荣和权威。井台铺砌花纹方砖，井深7米多，井壁由直径11米、高06米、厚004米的陶井圏套叠而成,这是村庄中其他用卵石和砖块垒壁的古井无法相比的。井下用木板铺底，陶圏套叠其上，既可防止井壁坍塌，又可隔绝井底泥沙污染水质。陶井圈外有一层沙砾过滤层，每节井圈四面各有一个小洞，打井套圏时便于绑绳子，更大的作用是使外面的泉水可流进来，井中的水积到一定的程度又可流出去。形成井中套井的自动循环系统，在水井长期不使用的情况下，水质仍能保鲜，经久不腐。城村其他九十九口井都不具备这种功能，就凭这一点，就可称它为百井之首。经考古队员一番努力之后，古井又恢复了生机，清澈的泉水汩汩涌出，让人们尝到了二千多年前古井甘冽的清泉。在清理过程中，还从井中出土了一批煮茶和饮茶的器具，说生活在武夷山的古粤人，在秦汉时期就与茶结缘。闽越王和他的臣僚、妃子们曾在这口井中汲水煮茶。

考古队员还从井中发掘出整块的井栏残木，井台东西两面发现6块础石，说明当时水井有井栏和亭屋设置。

因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烧制的陶圈，考古队员在掏开历史的淤泥后，担心井壁坍塌，因地制宜地采取保护措施，沿着陶井圈内壁套叠一层水泥圏保护井壁。井壁是保护下来了，可古井的自动循环系统却被破坏了。井水无法保鲜，必须每年洗井。

后来考古队又在井口仿制了井栏（水泥的），井上仿制了汉代井亭屋。听有经验的老人说，水井必须见天，否则井水水质会变坏，于是在井亭顶上凿了一个洞，光线从洞中可照到井中。

这些措施实施之后，出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可能是加了水泥圈，水井内空直径变小，水由于受空间限制，水的振动不能传递出去，又通过井壁反射回来。产生强烈的共振，因此水捅打完水，或是丢下一块小石子，井水会不断晃动，久久不会停息。而井亭上洞中透射的光线正好照到水井的半个水面，井水在圆形空间晃动，半明半暗，正像一幅太极图，两头黑白的阴阳鱼在不停的转动、变化。整过程由无到有，再由有到无，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神秘莫测的感觉。你自然而然地想到太极那种自如、和谐、整体、平衡、流通的状态。习太极拳者，到此一观，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启迪。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考察王城遗址，在王城古井旁，汪老先生饮了满满一杯古井水之后，无比感概地说：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水井都已废弃或干涸，惟有这口井依然有生命力，从这一点来说，这口井可称得上“华夏第一古井”啊！

“华夏第一古井”从此传开了。

1926年，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发掘了西阴村遗址。

1926年，李济先生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整个工作过程来说，此次发掘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精细，最突出的成就也在于精细，体现在田野发掘、记录、测量、采样等各个方面，堪称中国精细化考古的典范。

西阴村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尉郭乡西阴村的西北部，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李济先生所选定的发掘区位于遗址南部边缘，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8米，南北宽4～6米，面积约40平方米。大部分区域发掘深度为17～3米，最浅149米，最深461米。

西阴村遗址的文物及价值

西阴村遗址出土有石锤、石斧、石刀、石箭头、石杵、石臼、石球；骨锥、骨簪、骨针、骨环和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等；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壳幅约104厘米，茧壳被割去的部分约占全茧的17%，茧壳的切割面平直，被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不仅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也为中国考古奠定了基础。西阴村遗址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为研究丝绸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西阴村遗址

说到考古学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印第安纳琼斯，然后是发掘特洛伊的海因里希谢里曼

这是网上看到的：

李济：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继瑞典汤姆森过后，中国第一次自主进行考古发掘的领头人（1921年对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以及此后对安阳殷墟的发掘；

梁思永：著名的后岗“三叠层”的提出者，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

夏鼐：中国第二代考古学家，主要致力于考古学理论、中西交通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主张以陶器作为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标志，被整个学术界接受并沿用至今；纠正了安特生的错误分期；第一次在安阳殷墟之外发现比殷墟更早的商代遗址——河南辉县琉璃阁和郑州二里岗遗址。师从李济？—就知道李济曾经指导过他。

苏秉琦：著名的区系类型学说的提出者，对整个中国新石器时期的考古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还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文明起源三步曲和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三部曲。他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和《瓦鬲之研究》是考古学术界的经典之作。

童恩正：致力于中国西南考古研究。其实，他是中国科幻界的****。

张光直：美籍考古学家。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一说。最大成就是及时地把中国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介绍给西方世界，在哈佛大学创立了中国考古专业。师从李济先生。

俞伟超：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批考古学专业毕业生。“新考古学派”的开拓者，也是我国水下考古、航空考古、环境考古及古代遗传物质考古等新学科的奠基人。师从苏秉琦先生。

宿白：著名的历史时期考古学家。运用类型学对魏晋隋唐的考古工作进行分区分期；系统研究了这一时期的遗址；对都城格局的变迁有创造性观点。

严文明：致力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具体的还不太清楚哦……

邹衡：北京城西南的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便是邹公发掘的，有人提议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应该有邹公参加才对，可惜他老人家已仙逝……

文化遗址

陕西临潼姜寨第一期文化遗存属仰韶文化时期。姜寨遗址的村落布局清楚，保存完整，是典型的氏族村落遗址。通过姜寨发掘报告的详尽介绍，以及作者的深入分析，重现了一幅古老而真实的氏族生活图景，也使我们得以了解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⑨。

姜寨原始村落的整体布局，可分为居住区、烧制陶器的窑场和墓地三部分。居住区位于村落中央，周围有壕沟环绕。村东壕沟外即是墓地。窑场范围不大，位于临河的岸边。生活区、生产区和墓地连接在一起，是姜寨村落的显著特点。

居住区周围的壕沟分为三段，规模较小，围沟内侧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座小房子作为哨所，以加强防御能力。村落东部有供村民出入的两个寨门，但因门内房屋密集，加之出门即是3片墓地，所以不大可能是重要的通道。从村落的总体布局推断，经常出入的正门应设在西南边。那里有30米宽的通道，也没有什么建筑遗迹，出去就是临河岸边。人们取水，驱赶牲畜饮水或到河里捕捞鱼虾都很方便。制陶坯的作坊和烧制陶器的窑场也在附近。人们制坯、烧窑、用水都十分便利。居住区内房屋布局的最大特点就是围成圆圈：北边的房屋门朝南开，东边的房屋门朝西开，西边和南边的房屋门则分别朝东和朝北开。总之，四周房屋的门都朝向中央。一个空旷的广场，面积有5000平方米左右。就其地势而言，广场周围略高，中央逐渐低平，有人们踩踏过的土路面。广场西边有两片是牲畜夜宿场。

在姜寨第一期的村落遗址中发现完整和比较完整的房子120座，灶坑261个(包括零星的灶坑)。圆圈状布局的房屋建筑群由大、中、小型三种房子组成5个单元。每个单元均由小型房子围绕着大、中型房子组成。整个村落内房屋布局井然，可见氏族纽带的联系相当牢固。

小型房屋，数量最多，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多为半地穴式，少数为平地起建的。室内面积一般为15平方米左右，大的有20多平方米，小的仅8—9平方米。门内正中有一个灶坑，兼作炊事和取暖之用。

第14号房子，方形，半地穴式。面积为149平方米。门向朝西略偏北。有斜坡门道，宽06米，仅容一人出入。进门正中有带灶圈的灶坑一个，浅圆形穴。房内南边的前半部基本上摆满了各种日常用物，计有陶盆2件、陶钵3件、陶罐5件、陶甑1件;石斧1件、石铲2件、石磨棒2件、石球2个;骨鱼叉2件、骨镞、骨笄各1件，还有装饰品。在一件弦纹罐中还藏着朽烂的粮食。房子的北边已被破坏，仅在灶坑旁发现一件陶器。由此不难判断，室内剩下的较大空地就只有北边宽15米左右的一块地方，最多只能容三四个人睡卧之用。

第46号房子，半地穴式，正方形，面积近10平方米。门向南，有斜坡门道，并有门槛和门棚设施。门道很窄，宽仅05米，能容一人出入。门内有浅穴灶坑一个。室内东部及西南角的居住面上放置着大量的生活用具，计有尖底瓶4件，陶钵4件，陶罐5件，陶盆、陶瓮各1件。另在门槛东侧放置有平光石头一块，室内东侧有土墩两个。除去这些生活用具所占的面积，室内剩下的面积便只有西侧及靠后的约3—4平方米的一块地方，充其量也只能居住三四个人。

其它凡属因火烧毁而幸存室内摆设的小型房子大多如此。从这些房子内的用物放置情况看，它们都是住人的居室。通常是一边放什物，一边睡人。在小型房子内居住的应是以女方为主所组成的对偶家庭及女方幼小的子女。对偶家庭的基础是男女双方或长或短时间的结合。它是一个生活单位，但不是一个生产单位。这样它就不能完全独立，必定要同一个较大的家庭组织——家族(即本文所称的母系亲族)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其组成部分。

中型房屋，面积一般在20—40平方米左右。房屋方形，半地穴式，和小型房屋一样有灶坑，屋内放有许多什物，不但可以住宿，也可以在里面做饭。中型房屋和小型房屋的不同之处有二点：一是睡觉的地方比较宽敞，能住下远比对偶家庭人数为多的人;二是床位往往分为左右两半，不像小型房子多在一边。

第36号房子，方形，半地穴式。门向东，面积40平方米左右。门道呈斜坡状，无门槛，门道入口处有石头3块。门内有3个坑组成的连通灶，灶之间火道相通，规模较大。连通灶两侧各有高出居住面10厘米的土台(土床)，面积皆在5平方米左右。根据室内的土床大小，估计可睡七八个人或十来个人。

第29号房子，方形，半地穴式。门向西，面积24平方米左右。屋内有浅穴灶坑一个。室内西南部及门槛附近放置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多件，计有石斧、石核、尖状器、石球各1件，砥石2件，陶罐5件，陶钵5件，陶瓮和陶器座各1件，还有石墩1块。这样，房内留下左右两片不大的空地，大约各可睡四五个人，全室能住七八个人。

中型房子在村落的东、南、西、北部都有分布，如第17号房子和第29号房子建在北部，第36号房子建在西部，第111号房子建在南部等。而他们的周围都有一些小房子。看样子像是由一座中型房子和若干小房子组成一个单元，居住着由若干个对偶家庭所组成的一个母系家族。大型房屋，整个村落内基本上同时存在的一共有5座，除北部两座外，东、南、西部各有一座。大型房屋远较中小型房屋为大(如第1号房子有124平方米)。大型房屋的平面均呈方形，有门道、灶坑和灶台，灶坑都是大型连通灶。室内面积远较中小型房屋为大，灶坑两旁都有低平的土床，面积因房屋的大小而异，约10至18平方米不等，这样一所房屋内可住二三十人。由于房屋较大，床位后面有很大一片空地，除了一些必要的摆设外，还可以容纳较多的人 议事，举行节日庆祝活动和宗教仪式等。居住在大型房子里的可能是氏族首领所在的家族成员或是氏族内的老年人和未成年者。

姜寨原始村落内分别由大、中、小型房屋组成的5 个单元，很可能是5个母系氏族。东组位于居住区的东边，门向都朝西。北组在居住区北边，门向都朝南，个别略偏东。西北组位于居住区的西北，门朝东南，有个别的门朝正南。西组房屋位于居住区的西边，门朝东，有个别的门朝东北。南组房屋居南，门朝北，有个别的门朝西北。每两组之间，有的隔着比较大的空间，西组和南组之间就是如此。有的显然靠的比较近，但是门向不同，所以组间的界限还是比较清楚的，每组房屋的数目若以保存较好的东组和北组各有22座为标准，其它各组大体都在20 座左右。可见布局很有规律。

每组之中，大型房屋一座，中型房屋至少两座，余者为小型房屋。按大房子住20人左右，中型房子住10人左右，小型房子住三四人推算，每组房屋所住总人数应为90—110人。因为实行女方居住的婚姻制度，所以有将近20人(与小房子数目相等)是外氏族的男子，同样本氏族男子到另氏族居住。这样，5个氏族的人口总数可能有500人左右，也就是整个姜寨第一期文化村落的人口数字。

依据5座大型房屋的兴建过程分析，它们分属两个胞族，即：东组、北组、西北组为一个胞族，南组、西组为一个胞族。这从东组和南组大房子均遭损坏，又经重建，使用时间较长，可以得到印证。东组第1号大房子之下还压有第141号大房子。第141号房子是第1号房子的前身，说明两座大房子长期为一个氏族使用。这种情况也可作为东组氏族的一种标志。南组第103号大房子的正前方5米处，在地层较深的位置还有142号大房子，门向朝北，规模宏大，第142号房子应是第103号房子的前身，而且都为南组氏族所使用。由此可以得知，第141和第142号房子是整个村落中最早的两座大房子，为东组和南组最初的两个氏族所使用。这两个氏族互相通婚，成为一个通婚组。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东组氏族派生出北组和西北组两个女儿氏族，南组氏族派生出西组一个女儿氏族。这样，由东组氏族和南组氏族各自加上派生氏族，形成了以东组氏族为代表的胞族和以南组氏族为代表的胞族。比胞族更高的社会组织应是部落。一个部落往往由两个胞族组成。姜寨一期文化村落中的两胞族，随着社会的发展很自然的会组成一个部落。

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也是一处典型的氏族村落⑩总面积约5 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区、制陶窑场和公共墓地三部分。居住区的周围有一条深、宽各五六米的壕沟，它很可能也是防御设施，沟北边是氏族公共墓地，东边是窑场。在居住区和沟外的空地上，分布着多种形式的窖穴，当是氏族的公共仓库。居住区内已发现四五十座房屋，布局颇有条理。在居住区的中央，有一座规模很大的长方形房屋，面积近160 平方米，坐北朝南。屋内有4 根柱子，后边两柱南北轴线及东西轴线均设隔墙，将后部辟为3 间。大房子被分隔成若干居室，便于利用。前半间面积最大，有大型火塘，很可能是氏族 、共餐的场所，也是氏族首领等老年妇女以及未成年者的住处。后半部分的3 间，则是老年男子的居室。大房子周围环绕的小房子，空间狭窄，但是有火塘，可供取暖、照明、烧水之用。火塘侧旁西部或西北部地面多偏高，且有光滑的硬面，估计是供人睡眠的地方。半坡氏族村落的形态与姜寨氏族村落极其相似，使我们对母系氏族社会的认识更为深刻。

陕西华县元君庙遗址⑾，尚保存一片基本完整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墓地，为探索母系氏族社会制度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元君庙墓地共发现墓葬57 座，其中45 座墓葬可分为6 排。墓区的整体布局有一定规律。死者均无葬具。葬坑皆为竖穴墓。随葬物品仅是最简单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各墓多随葬陶质炊器、盛器及水器，用骨、蚌料制作的装饰品，劳动工具的数量及品种都不多。有的墓即使随葬陶器较多，也往往仍伴有劳动工具，说明墓主人并未脱离生产活动。可见死者生前所处的经济地位大致是平等的。尸体或遗骨均按仰身直肢放置，头向西，随葬品皆摆放于墓穴东部。埋葬方式的一致，反映死者生前的共同信仰和传统习俗。

元君庙墓地的年代和所属文化范畴大体一致，墓区分为甲、乙两部分，合葬墓多见，上述事实清楚反映当时存在部落、氏族和亲族的社会结构。

元君庙甲、乙墓区同时期的死者被葬在各自的墓区。葬在甲、乙墓区的死者生前分别属于由不同血缘纽带维系的氏族。通常，凡是存在氏族的地方必定会有部落。元君庙的两个氏族应属互婚关系，进而联合成部落，自在情理之中。两个氏族的墓地毗邻，二者亦当属近亲范畴，很可能是自同一母亲氏族内分离出的两个女儿氏族。

元君庙墓地中，有28座合葬墓。在18座长辈带着晚辈的合葬墓中，3座墓是成年妇女与小孩的合葬墓，15 座是异性成年与小孩的合葬墓。大多数合葬墓内的成年人中，既有女性，也有男性。由此可以推断，元君庙氏族存在着小于氏族的亲族单位。以合葬墓为代表的小于氏族的亲族，由不同辈份的成员组成，有的甚至还可以确指至少包含三代人。

亲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较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他们不仅葬于氏族的墓区，还合葬于同一墓穴。

已经确定的18座长辈连带晚辈的不同辈份成员的合葬墓，占元君庙部落墓地查明性别、年龄的25座合葬墓的72%，也相当于全部28座合葬墓的643%。由此可见，不同辈份成员合葬墓是元君庙部落的通行葬制。可知亲族已成为氏族内普遍存在的基层组织单位。元君庙墓地的同性成年人和小孩合葬墓，以及包括异性成年不同辈分的合葬墓，清楚反映亲族的世系是按女方计算的。

墓420，是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孩的合葬墓。两女孩分别随葬骨笄、骨珠和蚌饰。母亲死在两女儿之后，入葬之时，特地将女儿骨殖迁出，使母女3人合穴。这座合葬墓明确显示，子女随从母亲。生前如此，死后也是如此。

墓457，合葬3人。一个30—35岁成年女性为一次葬，一个15—17岁年轻女子及另一个30—35岁成年女性皆为二次葬。一次葬的成年女性随葬4件钵 纹罐、绳纹罐、小口尖底瓶各1件。二次葬的成年女性随葬3件钵和1件碗，还有骨笄、骨珠、骨针、蚌刀各1件。年轻女子的随葬品最少，只有1件钵。这是两个女性长辈和她们的同性晚辈合葬墓。两个女性长辈的身份均高于年轻女子。据对元君庙194个体的人骨鉴定，20—40岁之间死亡的人最多，计106人，占统计总数的546%强。只有25人能活到40—50岁，仅占总数的128%。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活到60岁。老年人见多识广，深知本族的习俗和传统，又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知识，对亲族的贡献很大，非诸多早逝者可比，自然在亲族中占有较高地位。

墓穴结构的差异，随葬品的多寡，也反映妇女和老年男子社会地位高于一般男子。

元君庙墓葬，皆为土坑竖穴墓，结构一般比较简单。但墓457，具有二层台。墓内埋葬两个成年妇女和一个年轻女子。

墓429，是一座用红烧土块铺砌墓底的土坑竖穴墓。内葬两个少女，其中一人前额涂有大片红色颜料，其耳旁头顶处发现骨珠785 颗。

墓458，也是一座带二层台的土坑竖穴墓。二层台上铺砌石块，环绕墓主人，形若石椁。内葬一位50 岁左右男性老人。

这3 座结构特殊的墓葬，墓主人为女性，或男性老人，当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反映妇女和老年男性的社会地位较高。

元君庙墓地埋葬的妇女拥有的随葬品普遍多于男性。女性单人墓及母子合葬墓共10座，随葬3件陶器的墓仅一座，只占总数的1/10;随葬6件或更多陶器的墓有9座，所占比例高达9/10。男性单人墓及合葬墓10座，随葬6件陶器以上的墓只有4座，占总数的4/10;随葬6件以下陶器的墓6座，占总数的6/10。在女性单人墓及母子合葬墓中，有两座墓的随葬品在12件以上，墓420更多，达21件。而男性单人葬及合葬墓中，却没有一座墓随葬陶器超过12件。而且还有两座墓的随葬陶器不足3件。显而易见，这是女性社会地位一般高于男性的反映。

墓458，墓主人是一位年龄50岁左右的男性老人，随葬陶器6件。墓449，两位墓主人也是50岁左右的男性老者，随葬陶器6件。男性单人墓和男性合葬墓随葬陶器一般较少，个别随葬陶器较多的墓葬，墓主人又是老年男性，恰好反映男性老人居尊的地位。

某些女孩获得成人待遇，也说明妇女的地位较高。佩饰骨笄、骨珠是成年女性的装束。但是，墓405内，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随葬骨笄、骨珠及蚌刀;墓429内，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随葬骨珠，并与另一女孩享受铺砌红烧土墓底的成人待遇;墓420的两个女孩也都在10岁左右，亦随葬骨笄、骨珠和蚌饰。半坡遗址，墓152的女孩随葬品非常丰富，计陶器6件，包括3件钵，2件罐和1件小口尖底瓶;石珠69颗，石球3个和1件玉石耳坠。钵内有粟粒遗痕。不仅如此，墓内还设置木板制作的葬具。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地⑿也有为女孩随葬骨珠的实例。但是元君庙、半坡和北首岭三处，均未见男孩按成人待遇随葬的例证。可见，女孩受到成人待遇并非偶然，它清楚反映，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存在着重女轻男的习俗。永宁纳西族女子不出嫁，因为她们是传宗续代的根种，还能经常招引外氏族男子为自己的氏族劳动。这当是母系氏族社会重女轻男的深刻的社会根源。考古发掘所获的确凿资料使这一观点得到充分印证。

元君庙两个氏族墓地共存于整个部落墓地之中，埋葬习俗也大体相同，这表明两个氏族的信仰、文化、生活方式都是相同的，氏族联盟——部落的结合也是十分牢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