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宓氏是个稀见的姓氏，一般的人名辞典上查不到宓姓的名人。而在慈溪，却有一个大村，村民基本上都姓宓，并且在三北地区也是相当出名的——宓家埭。据1992年版《慈溪县志》载，“宓家埭早为海涂，后移民筑埭御潮。埭内初以宓姓为主，故名。清时属鸣鹤乡。……1981年7月更名宓家埭公社。1983年改制宓家埭乡。”现属观海卫镇。 大概因为宓氏是个稀见的姓氏，所以现在出版的家谱目录上都缺载。我一直在寻觅，并且总有一种预感，宓谱肯定尚在民间。二十多年过去了，终于有了消息，宓家埭的宓配佑先生借到了一部。最高兴的还是编辑部的小宓，她就出生在宓家埭，而且又是宓先生的学生，闻讯后像中了五百万大奖，兴奋得小手小脚乱挥乱蹦，拉上痴迷于谱牒的小王，立马驱车把宓谱请到了编辑部。

令人遗憾的是，拿来的宓氏是部残本，且只有一册世系。此谱共有几卷几册，不得而知，但一眼可知是清代中晚期的木活字本（据光绪十六年《慈溪鸣鹤叶氏宗谱》卷末载：“光绪初年，我乡宓氏修谱。”则为光绪谱也）。开本甚大，长465厘米，宽31厘米，厚14厘米，在现存慈溪家谱中属于巨册。保存完好，布面，棉纸已发黄。书签已失，版心题“慈水宓氏宗谱”，取斯堂印本，此册为卷四，凡九十六叶，为庆一派元二房世系，所录谱系为七世至十九世。元二为慈溪宓氏第七世，此卷第一页载：“第七世 元二：新行祚，庆一次子，讳仕敬。娶张氏，生三子。花萼争辉，乔梓济美，赫赫乎瑞锺一门，有光邑里者多矣。祖生于明洪武七年甲寅七月十二日，卒于正统八年十二月初一日，享年七十岁。葬瓶窑山。”

民间藏谱，多所不易，尤其经过“文革”扫四旧，谱牒所存无几，能幸存下来的，破简残页，亦属珍贵。此谱是否称得上“海内孤本”，还不敢确定，但从这本残谱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信息：一、慈溪宓氏家谱曾有印本问世，且是大开本，卷数在四卷以上；二、慈溪宓氏宗祠为“取斯堂”，编修家谱时世系已至十九世。

慈溪宓氏从何地何时迁来，需作一番考证。

《慈溪县地名志》（1986年版）上的一些记载，可资参考：

宓家埭，片村。包括三九房、大三房、上礼房、杨家漕、高田、童家桥六个村民委员会所属各村。位于县城东南17公里，1193户，3988人。

三九房村。据传五百年前宓家太公第三、第九两子建宅于此。

大三房村。据传该村已有600余年历史，宓氏宗祠属大三房。

上礼房村。据传，清道光年间，宓家礼字房辈建宅两处，此村在南，故名。

七三房村。据传原为宓氏十房，以讳言十而改称七三房。

宓大房村。据传宓氏祖先于宋淳祐五年迁入，长子分居于此。

此处所说“宓氏祖先于宋淳祐五年迁入”，仅是“据说”，没有家谱印证，聊存一说吧。

再考光绪《慈溪县志》，仅在清代有四人入传：宓泓、宓如椿、宓昞烺、宓于辰。祖上事迹，亦付阙如。而曾于嘉庆间在杭州创办宓大昌烟店的宓宝城、宓庄晓父子，在志书中也无记载。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曾经见过一件宓允和墓表的拓片，是书法大家沈尹默的手笔，相当精美。此墓表原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童兆良先生发现并征集到文管会收藏。童兆良《溪上寻踪》收录了这块墓表。墓表高47厘米，阔260厘米，60行，行19字。全称《清诰授奉政大夫江办补用同知赠资政大夫二品顶戴赏戴花翎并用道允和宓公墓表》，太仓唐文治撰文，吴兴沈尹默书丹。墓表中云：“公讳彰孝，字允和，别号庄晓，浙江慈溪县人。系出单父宰后，鸣琴而治，潜德聿彰，递传至南宋，有光禄公银者由剡迁慈，爰世居杜若之滨，遂为慈溪望族。”此段文字甚有价值，一是证明了慈溪宓氏在南宋时迁来；二是更加明确是由剡（今嵊州）迁徙到慈溪杜湖之滨；三是无可置疑地证明此庄晓即宓大昌主人。

这份墓表对于研究宓大昌来说，其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文中虽未写其经营烟草致富，但亦有“扩充乔业，大启尔宇，经营十余稔，家业乃蒸蒸日上”之纪。（史料记载，“宓大昌烟店”创办于1869年。是从他的父亲宓宝城的“宓世昌烟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富，即买山义葬，“施舍医药，建设舆梁，利物济人之事难更仆数”。因他资助过朝廷，“例授同知，分发江苏补用”。然而，他对做官不感兴趣，说“吾绠短汲长，仕宦非所愿。惟期子孙读书为善，稍有稗益于国家，不负我平日所期，亦已足矣。”因此，“晚年尤注意教育，创立义塾，名曰畲经堂。仿宋范文正公义田法，购良田千亩，延名师，课读宗族中之孤寒无力者。”他生于道光乙未八月丙戌（1835年10月21日），卒于光绪庚子正月戊申（1900年2月4日），享年66岁。有子二人：崇焕、崇禄，孙五人。

宓庄晓在故乡的住所（当地人称宓大昌大屋）曾诞生了中共浙东区党委，现已成为宁波市和慈溪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是慈溪最大版本的家谱，像赞的木活字竟有35厘米（110磅）大，堪称“字大如元宝”了。蓝布面，绵纸，保存完好，书品极佳，清道光十二年（1832），取斯堂木活字本，十五世孙族长宓廷基修，宓翼宸、宓飞黄、宓宫悬纂辑。共印十部，每部六本，凡十卷首一卷。卷首：凡例、传、义田规则、勅命、家则、谱序、家庙记、宗祠记、宗祠条规、建祠捐助总目、排行、历代祖像、宓氏分支图、迁慈发源派系图；卷一：显二派世系；卷二：显四派、显六、显七派世系；卷三至卷六：庆一派世系；卷七：庆一派、庆二派世系；卷八：和头房派世系；卷九：车轮桥恪一派世系；卷十：贴水桥派世系，跋。

我曾在上篇介绍中说《慈溪县地名志》中所说“宓氏祖先于宋淳祐五年迁入”，仅是“据说”，没有家谱印证，聊存一说吧。现在终于在家谱中有了印证。康熙三十四年，宓庆远《慈溪宓氏家谱启》中云：“余家遡自羲皇之后，多因上世荒荡无征，恐令人疑止就周记有子贱公讳不齐，作一世祖，与书遡自唐虞同一意也。瓜瓞绵延久矣。迨五十四世孙乾三忠信公，为宋高宗御史中丞，建炎二年随驾至杭，自汴而择徙于剡溪焉。至六十二世孙万四银公，为宋理宗光绿大夫，于淳祐五年，复徙慈邑杜湖塘北田下，后子若孙，日益繁荣，我杜湖塘下离县居乡咸称宓家埭。有宓家桥、宓家漕，山南有车轮桥宓，沿海有淹浦宓，宓氏之传知为彰彰矣。”这里讲得简洁明瞭，迁徙时代、始祖行名及官职、迁居地名，一应俱全，完整无缺。接着，这篇《启》中又记述了宓氏宗祠和家谱和从宓家埭分徙的支派，极有史料价值。“按旧谱，向有祠堂祖像，在石湫庙东侧。祠每十年而葺，谱每三十年而一续。祠照谱理，谱藉祠明，秩秩如也。慨自万历四十八年庚申迄今康熙一十六年丁巳冬已经五十有九矣。祠遭失火，祖像成烬，有伯父承阳、晋生等诸公，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捐公助资，原基重建，祠宇庄严，祖像庙貌，辉煌景物，聿新一时，咸称其盛焉。然而谱牒虽存，其后数代子孙排行未入，序次莫辨。久有志纂续，乃因我族老成，间有一二，深虑后紊，各门其门，各房其房，于是排行分散，不能一族一字一辈者矣，故尔阖族总谱。岁月蹉跎，时日已至于今，适幸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上元日重建本庙，凉亭、石柱年远字湮，查谱追名。值余回家，共阅纂志，勃然不敢言先，恐未济事。业蒙伯父承阳、万子、继南，昆季公佐、尔成、殿臣等咸欲纂修总谱，余即叨览此职，承伯叔兄弟允推成志，于是执谱追支，有徙于广东敬德桥者，有徙于崇明沙者，有徙于湖州者，有徙于武林苋桥者，有徙于四明川山者，有徙于石门者，有徙于钱塘瓶窑者，有徙于绍兴余姚者，以上数支皆系慈邑分派。”

嘉庆十五年，十七世孙宓如椿《新建宗祠记》亦云：“我族自宋理宗时由剡溪迁此，未有宗祠，明万历四十八年，始创建于五磊山麓，至国朝康熙十六年，不戒于火。阅二十三年，晋生公复创议捐赀原基重建，然地僻而制隘。乾隆庚戌，族伯秋潭先生、族兄昆山、族侄沛中，议别建于宓家桥南，基址定矣，而堂构尚有待焉。嘉庆丁酉，族侄杏洲首先捐资，会同族叔祖国、本族侄舜佐、敬堂、九英皆乐从之，并与族弟步青、翼宸、茂三等商榷，乃告知族长廷显，按房劝捐，踊跃乐助，得金若干，遂鸠材庀工，至己巳冬而告成。凡堂室、门塾、庖厨毕备焉，地近则神依于人，而其制宏敞，亦合寝不逾庙之意。堂为三龛，中奉始祖先贤宓子暨始迁祖银公府君，旁及群宗之祖。”

宓氏迁慈始祖宓银，谱载如下：“第一世忠毅公 新行太，老行万四，隆之子。讳银，谥忠毅。先贤子贱公六十二世孙，宋光禄大夫，理宗淳祐五年由嵊县剡溪迁居慈邑杜湖塘下。夫人童氏，生三子。慈水开基，螽斯衍庆，文谟佑启，东利贻休。葬五磊山直日湾。”

宓氏宗族曾多次发心修谱，如明万历四十八年、清康熙三十四年、乾隆三十四年，都未能完成，惟有道光间，从十年至十二年历时两年而成并刊行问世，殊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