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至圣孔子

孔子名孔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南）人。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汉以后，孔子的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后世一直把他尊为“圣人”，号称“至圣先师”。

二、亚圣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著有《孟子》一书，是儒家的经典之一。他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正宗继承者，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尊为“亚圣”。

三、诗圣杜甫

杜甫字子美，号少陵，河南巩县人。我国唐代伟大诗人。他一生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的诗歌。因为他的诗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一个复杂、动荡的历史时代，所以尊为“诗史”、“诗圣”。

四、词圣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我国宋代著名的词人，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对词的发展有突出的贡献，以往的词内容狭隘，他扩展了词的内容。他写的词笔力纵横、豪迈奔放，对后世影响很大，故被尊为“词圣”。

五、酒圣杜康

杜康又名少康，字仲宇，夏朝人。相传杜康正是取些水造酒，有文字为证：“他邑酒，足滋酒；白之酒独医病。故饮之终日，而无沉湎之患；服之终身而得气血之和。邻里百里许，多沽酒于白。先泽之遗，本地独得其身，至今遗址槽沿存，此其明验也。”

杜康作为酒的始造者，开辟了源远流长的华夏酒文化的源头。三国时，曹操吟咏出了“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千古绝唱。故而后人称之为“酒圣”。

六、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人称“王右丞”，东晋山东临沂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吸取了魏晋诸家书法的精华，创立了独特的风格。他写的楷书，进一步摆脱了隶书的形迹，达到了独立完美的境地，人们称赞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公认他为“书圣”。

七、画圣吴道子

吴道子名道玄，唐代阳翟（今河南禹州）人。他的画立体感很强，擅长画人物，用朱粉的厚薄来表现骨肉的高低起伏，如同塑像一样真实。又善于画佛像，形象逼真，人物的衣带子飘飘若飞，有“吴带当风”之誉，后世尊他为“画圣”。

八、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汉末南阳人，我国古代杰出的医学家，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书中阐述的“辩证论治”的中医理论和治疗方法，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所以后人尊他为“医圣”。

九、药圣孙思邈

孙思邈公元581-682年，自号孙真人，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塬)人，是隋、唐两代大医学家。其所著的《千金要方》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药齐备，是价值千金的中医瑰宝。故后人称之为“药王”，“真人”，“药圣”。

孙武、孙权、孙思邈、孙膑、孙策、孙承宗、孙阳、孙犁、孙中山、孙立人。

1、孙武，字长庆，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被尊为兵圣或孙子。2、孙权，字钟谋，三国时期孙武的创始人，中国历史上姓孙的著名历史人物。3、孙思邈，别名妙英真人、孙世昌、白山药王。相传，孙思邈是屈原的后裔，楚医、唐代著名医学家、道士，被后人尊为“药王”。

2023年药王山庙会从2月20日到3月6日。

药王山位于陕西耀县城东15公里处，景区面积101平方公里，山上五峰环拱，古柏苍翠，殿宇轩昂，碑石林立，风景优美，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风景名胜旅游区。

药王山是唐代医学家孙思邈长期隐居之处，因民间尊奉孙思邈为“药王”而得名。药王山本名五台山，由5座山峦组成，山峦顶平如台，形如五指，为纪念医学大师孙思邈，后人在此修庙、建殿、塑像、立碑，药王山成为著名的医宗圣地。远远眺望，绿树丛中，殿宇环山依岩而建，气势壮观迷人。

药王山庙会的历史渊源：

有着“关中第一庙会”美名的“药王山二月二古庙会”，是陕西目前唯一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庙会。药王山古庙会源远流长，深入人心，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有极大影响，千百年来，历久不衰。

药王山古庙会，从唐宋沿袭至今，历久不衰，且愈办愈火。清人诗云：“曼衍鱼龙百戏场，分棚啸侣各行觞。春人来去纷如织，箫鼓千村赛药王”。意思是耀州社火纷纷登场，人们坐在帐篷内，呼朋唤友饮酒作乐。各种器乐吹吹打打，相互比赛，声震林木，热闹非凡。

清末至民国期间，会期定为十天，即由农历二月初二始，初六开始唱戏，十一日结束。一般按照旧例由耀州城内四街轮流举办。

农历二月初二是药王山开洞门的日子，这一天，药王孙思邈的故里耀州孙家原要派锣鼓队早早来来到药王山，代表其后裔祭参加奠活动，此外，孙思邈的舅家耀州孝义坊同样也派出锣鼓队浩浩荡荡一路吹吹打打走来。

以上内容参考-药王山庙会

在江湖门派里，游医属皮门，故又称皮行。

如果要考究中国游医的历史，追溯到商周时代，应该是可以的。那个时代，虽然还巫、医并行且这并行现象一直绵延不绝甚至眼下还有，但既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有游医存在应该是肯定的。至于稍后的扁鹊、更后些的华佗，已经被“皮行”奉为行当的“祖师”了。

俗话说，吃五谷杂粮，哪个保证自己不害病呢？害病了，一般头痛脑热的，冲碗姜糖水，喝将下去，躺到床上，用厚被褥捂它一捂，发一身酣畅大汗，或许也就好了。更多的穷窘人家，不仅想碗姜糖水都难，大白天里躺到床上，更是很奢侈的举动：家大口阔，上有病恹恹的老人，下有嗷嗷待哺的娃儿，能够躺得心安？病得重了，用我们武汉话说就是病得“摊了铺”了，不诊保不住命了，或用偏方一两副，熬了灌下去，好了就是运气；或实在打熬不过去了，请医生，拿脉开方，折财吃药——这，就用得着游医了。

从本质上看，游医与那些走街串巷的货郎、篾匠、箍匠之类手艺人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居无定所，都是到处游走，都是做了事拿了钱走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各自有各自赖以吃饭的货品或手艺——至于货品手艺是真是假，有几分真几分假，就又另当别论了。

就医疗机构发展的历史顺序看，最早出现的当是游医，其后才有药铺的坐堂医生和独立开诊所行医的中医师。

至于西医，别的城市什么时候有西医或者西医医院，不好妄加臆断。就我们武汉市乃至湖北地区，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才有了这种“新事物”：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为着贯彻该教会向中国传教的意图，因担心中西方政治、语言、文化诸方面的隔阂，为便于接触中国的百姓起见，觉得以行医的面孔出现在中国比较有亲和力。出于这种考虑，1864年（清同治三年）5月17日，该教会的传教医生思维善（FPSmith），远渡重洋来到汉口。8天之后，这位思维善就在汉口彭家巷挂起“普爱医院”的牌子，开始对外应诊。这普爱医院不仅是武汉乃至湖北地区最早的西医医院，也是当年华中地区最早的西医医院。而当年的那个思维善医师，虽然是从英伦三岛远道“游”来的，却不能算是我们本土的游医，而是在武汉最早工作的西医医生。其后，1866年9月，英国基督教伦敦教会在汉口后花楼办了个“仁济医院”，这医院于1928年迁至中山公园附近，改名协和医院。再稍后，亦即1875年1月，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昌办起一座医院，最早叫同仁医院，就是如今武汉市第三医院的前身。可以想象，偌大个武汉市，仅仅三家西医医院，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好在，当年武汉百姓人等对西医颇多疑忌，一般轻易不敢进这“洋医院”就医。再说，当时的西医院，医药种类也有限得很，最多的也就是碘酒、硫磺药膏、强蛋白银滴剂和金鸡纳霜这有数的几样药品，对一般皮肤病、眼睛红痒、疟疾、感冒发烧之类毛病，疗效甚显，至于其它疾病，大多无能为力，更遑论稀奇古怪的什么疑难杂症了。所以，即使就三家医院，对于偌大的城市来说，居然也不显得资源稀缺。

在漫长的过去岁月里，中国人大多还是崇尚中医。而游医所展示给病家的招数，亦是望闻问切那一套，所用方剂，亦是中药，因此之故，在漫长的过去的岁月里，游医总有他们活动的空间，有他们发挥作用的“市场”。

平心而论，在中国这幅员广阔的农耕社会，游医确有存在的土壤，而且，可以肯定，在游医存在的历史岁月里，一些游医还是有些医术医德的，在给人治病解救人间病痛上，应该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传说中的神农、扁鹊，医术神乎其技的华佗，被尊为药王的孙思邈，撰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等，都是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游医。只是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原因，由于中医中药这行当本身的特殊性，比如诸多指标评估的非确定性、某些理论概念诠释的模糊性，混同在中医中药这一大行业中的游医形象，更因难以管理和自律的缺失，而变得逐渐丑恶起来。由于我们的医疗条件尤其是农村医疗条件长期的不理想，医疗资源的长期紧缺，医药行业有着不菲的利润空间，受利润驱使，游医这行当代有传人，大量不良之徒掺乎其间，他们大多不学无术，急功近利，或偷工减料，或以假充真，每每乱使虎狼之药，戕害人命，不计后果，以致在人们眼里，游医这一本为治病救人的行当，在悬壶济世的幌子下，蜕变成江湖骗子的代名词之一。

顾名思义，游医游医，其特色就在一个“游”字上。背个褡裢，里头膏丹丸散，或许都装得有一点，针灸火罐，或许也备得有一套，走街串巷的，是为游之一义。更重要的是，被病家接进门后，如何让病家相信他的医术，如何肯买他的药，如何把病家的银子钞票弄到自己口袋里来，这需要口吐莲花游说的本事，这才是游医那个“游”的真意。

游医这行当，从“游走”方式上，可分为“摆四平”和“推包”两类。“摆四平”者，即在庙会或闹市街头设摊的游医，他们或当街当众用铁锉子锉药粉，名之曰“使捻子”；或在地摊上摆几样药瓶，名之曰“占谷”。他们招摇给人看病，名义上不收钱，以销售他们的“秘制方剂”牟利。这类游医，相当于我们武汉所谓之“挖地脑壳”亦即摆地摊者。大医院旁，道路边，尤其是车站码头附近，这类挖地脑壳的游医，眼下仍时有所见。而“推包”则是不摆摊的。他们擎一竹竿，竹竿上挂一长布，上书“祖传名医某某”或“妙手神医某某”之类，算是招牌；手摇一“虎撑”又名“推子”的“串铃”，游走四方。这类游医，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游”医，民间俗称为“走方郎中”。

走方郎中摇的那“虎撑”，颇有来历。据说，当年药王孙思邈在行医游走途中，见一老虎挡道，虎嘴张得老大。在专家孙思邈看来，老虎作如此形状，似乎不是要拿他当点心，而是向他展示痛苦且求救的意思。孙思邈掰着虎嘴看了看，确诊是根骨头梗在喉咙里了，就随手用根树棍子撑住虎嘴，为老虎作手术，取出了梗在虎喉咙里的骨头。解除了痛苦的老虎，见药王用两只脚板游方实在太辛苦，为感恩，就甘愿做了孙思邈的坐骑。在孙思邈被奉为皮行游医的祖师神祗后，就是骑着老虎、背着济世葫芦药包、手持后世名之曰“虎撑”的树棍的形象了。为表示“入行”，是皮行中人，是药王的“后裔”，后世“正规”的游医们游方时，那根虎撑是少不了的。只是，这虎撑已非彼虎撑，早已演变成中间放了几粒铁弹、直径四五寸的串铃了。

长期以来，游医一直是行医兼卖药的，就是后来有药铺了，有些大药铺设置了医生应诊，那称之为坐堂医生的，与庙会街头“摆四平”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可以这么说，不卖药，游医根本无利润可言。所以，从“专业”类别上看，用皮行的行话来表示，游医有这样几种：

一为“放边汉”，就是用铁条狠抽自己脊背胳膊腰肋的游医，其“业务”就是专卖跌打损伤膏药；二为“青子图”，是用锋利小刀在自己臂膀处割出伤口流出鲜血，以此招徕眼球的游医，目的是兜售刀伤膏药；三为“龙宫图”，专卖橡皮夹着纸张制作的刀伤膏药者；四为“香工”，这类游医多扮作寺庙、道观的义务劝善者，劝人给神祗捐香烛钱，“顺便奉送”所谓的秘方圣药；五为“收包”，是在走乡串村的戏班子中，趁戏场子人众时自称懂医理的艺人而行医卖药者——这类“收包”游医，又名“挑柳驼”。唱戏艺人这行当，属于江湖中的“调”门。调门中人，跑四乡搭野台子唱戏，除一两个主“角”之外，并无固定人员，加之调门中人很讲江湖义气，无论是谁，只要略懂调门规矩，进得班里，到后台供奉的祖师爷神位前叩几个响头，戏班子的人就视为同道，同吃同住毫不见外。“收包”“挑柳驼”的游医，利用的就是唱戏行当这一特点而混迹其间的。

当然，游医们用铁条狠抽自己，弄得伤筋动骨的，吃了自己的祖传秘方，立马筋骨复原；用刀子狠割自己，血呼啦呲的，敷上自己的秘制药膏，立马伤愈血止；凡此种种，如果卖的是真能治病的药，显的都是救人的真功夫，手段古怪些，形象血腥点，也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绝大多数游医，都是不懂医术，略知几味草药的作用，就给人治病，或者干脆靠几下变戏法的快手，设局骗人坑人——

比如，上述“青子图”类游医，用刀子在自己手臂划上血道子，再贴上自己的膏药立马止血。其实，那功效不是膏药有什么奇效，而是事先在一般的膏药上搽抹点巴豆霜，利用的无非就是巴豆霜极强的收敛作用而已。如此割划治疗，对于游医自己，已经习惯，对于真正的刀枪伤者，如此这般地“治疗”，实在危险。

再如，吹嘘自己的膏药如何如何有活血化瘀奇效者，为令人信服，往往当场拿出一叠膏药，请现场围观者之一从中取出一张来，游医自己从放在案板上的铜钱堆里取一枚铜钱，或从案板上的破碗屑中取一片瓷片来，放在膏药中间合上，放在火上烘烤片刻，再把膏药摊开在案板上展示：包铜币的膏药，铜币碎裂了，包瓷片的膏药，瓷片碎裂了。围观者多以为这膏药真的有活血化瘀奇效：连铜板瓷片都化了，化起积痞淤血来还不是小菜一碟么！其实，那铜币，是似铜而非铜、俗称“自然铜”做的；那瓷片，是药铺里卖的海螵蛸，也就是俗称的墨鱼骨而已。自然铜、墨鱼骨，都是用手一捻就碎的玩意。游医在铜钱或瓷片中挑选了自然铜或墨鱼骨，摊膏药的时候，游医手上使了点暗劲，被火烘热的“铜币”或“瓷片”，自然就“和血化瘀”了。

还有更害人的：你说你不思饮食，游医说，你这是食积胃滞，用信石、巴豆、芫花，给你来个上吐下泻，说是行积！殊不知这信石即生砒霜为剧毒之品，巴豆行泻生猛，都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至于治疥疮用火硫磺粉、治疟疾用红信之类，虽然可以让疥疮暂时收口、让寒战者顿转平和，至于过后疥疮热毒走内而里头溃烂、疟疾不愈且脏腑中毒等等恶果绽露之时，荷包里装了病家银子钞票的游医，早就不晓得又游到何方去了……

照说，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应该是不会有游医了。

可是，正如，尽管人已经可以乘航天器航天、可以乘飞船登月探险而仍然有宗教信仰一样，在医学科技发展到可以置换角膜、可以移植肾脏肝脏、可以变性换脸克隆器官的今天，游医仍然没有退出我们的视野，而且，眼下，他们的生意，似乎更火爆了。

自然，这与近年来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密不可分。

人生在世，如果收入薄，物质条件差，衣，可以不要时尚，挡寒、蔽体、遮羞足矣；食，可以不近珍馐佳肴，果腹足矣，且可以免了眼下一些诸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之类的富贵病；住，方丈蜗居，遮风蔽雨，亦可称足；行，可以不要私家车，不要摩托不要自行车，甚至不去挤公交车，安步当车于精神于肉体似乎都无害处；最可怕的还是生病。相当流行的一句话通俗而深刻：什么都可以没有，不能没有健康；有什么都无所谓，就是不能有病。可近来，对天价医疗费用、对公立医院摒弃医德盲目逐利而导致的医疗事故，传媒频频曝光，闻之者以为骇人听闻，在游医看来，估计属于不可多得的喜讯：哇噻！我们仍然可以大行其道了咧！

如今的游医，较之旧时代的皮行先辈们，各方面都绝对地与时俱进了。就形式而言，摆地摊类的“占谷”“摆四平”“使捻子”者虽然有，但见得少了；至于“推包”亦即擎招子拄虎撑游走四方者，基本绝迹了。眼下的游医，往往相个穷窘人口集中的居民片区，租间屋子，挂出“×××诊所”之类招牌出来，弄点假药水货药，病是治不好的，真要治死，也不是件蛮撩撇的事——毕竟，人的生命，有时还是很顽强的，特别是身处恶劣境况且已经习惯这境况的生命，尤其显得不晓得几“扎实”。挑选贫困民居地“开业”，当代游医看中的，就是麇集在一堆的这大大的“穷”字：人穷病多，马瘦毛长。穷人病了，往往不敢进正规医院，就是这游医性质的诊所，也是轻易不进去的，实在病得挺不住了，就在这“×××诊所”，花几个小钱，对付过去，也就罢了。正规医院，治个感冒咳嗽，没有千儿八百人民币，治不出个名堂来。可千儿八百这数字，是我们城市“混得不错”职工一个月的收入；对大量的失业下岗者、低保户，这数字足以让他们把舌头吐出来半天缩不回去！当然，这类当代游医的“业务”，由于是“无证照行医”，故他们往往用些诸如偷梁换柱、昼伏夜出之类战术来对付相关机构，尽管如此，终归还是有被查处的风险。于是，另一类更高明的游医就“应运而生”了：傍个公立大型医疗机构，或称为该机构的某某专科门诊部，或干脆将该医疗机构的某个甚至某几个专业诊疗科室承包下来，向该医院交纳若干年费，就堂而皇之地成为该公立医疗机构的一部分了！这类做派，眼下十分流行——粗略想来，这当代的游医们噢，比旧时代那种傍着“调门”戏班子行医卖药的皮行前辈们，真是不晓得要高明几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