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密斋的学术贡献

创“三有余、四不足”论

万密斋在总结前人经验和长期临床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小儿的生理与病理理论，提出“三有余、四不足”之说，即“肝常有余，心常有余，阳常有余，脾常不足，肺常不足，肾常虚，阴常不足”。如《幼科发挥》云：“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者，此都是本脏之气也，盖肝乃小阳之气，儿之初生，如木方萌，乃小阳生长之气以渐而壮，故有余也。肠胃脆薄，谷气未充，此脾所以不足也。”所谓有余不足并非指一般虚实而言，更非“邪气盛而实，精气夺则虚”的病理状态，而是首先以小儿生理特点立论，进一步论证小儿病理特征。如“肝常有余”在生理上指小儿生长发育迅速，如草木萌芽，生机勃勃，全赖肝主生发之气的旺盛；而病理特点是指小儿感邪之后易化热化火，引动肝风。 万密斋的“脾常不足”在生理上指小儿生长发育迅速，对精微物质需求比成人更迫切，而脾主运化功能尚未健全，为适应不断生长的需要，脾胃须不断完善运化精微的能力；反映在病理上则指小儿若饮食不节，寒温失调等易引起脾胃运化失常而致脾胃病。万密斋的“不足有余”论进一步充实了小儿“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病理特征，为指导儿科临床治疗，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

首重望诊，四诊合参

万密斋临证时非常注重望诊，因儿科又称“哑科”，小婴儿有口不能言，而能言者又未必可信，加之就诊时常哭扰，使气息、脉象改变等，给诊断造成困难，故望诊尤为重要。

万密斋在《片玉心书》指出：“凡看小儿疾病，先观形色，而切脉次之”。在《育婴秘诀》亦云：“小儿有病观形色，青主惊风红主热，黄为伤食白主疳，……肝病须观眼目中，脾唇心舌自相通，肺有病时常在鼻，肾居耳内认其宗”。“临病之时，观形色，便知五脏之症治，所以补之泻之，意之所生，有通神之妙也”。以上论述足以说明万氏在诊治小儿疾病中对望诊极为重视。

万密斋在强调望诊的同时，也注意四诊合参，如《幼科发挥》云：“望闻问切，医家之大法也”。“儿有大小之不同，病有浅深之各异。观形察色之殊，望闻问切之间，若能详究于斯，可竭神圣工巧者矣，望盖者鉴莫辨其色也;……闻者听知其症也;……问者问病究其原也；切者切脉察其病也”。在辨疾病的寒热虚实时，强调望诊应与它诊结合，如实热者，见面腮红，此为色实;脉急数，此为脉实；大便秘，小便黄，渴不止，上气急，足胫热，此为症实。色、脉、症三实者，方可辨为实热证，宜予寒凉治之。而面白，脉微沉，便清，腹虚胀，呕乳，足胫冷，色、脉、症三虚，才可辨为虚寒证，以温补治之。

审因论治，注重脾胃

万密斋在探讨小儿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病理上，提出不少新的见解。如万氏认为急惊风与慢惊风都是症状，必须审致病原因。对急惊风提出有三因：感受风寒湿热而失治者为外因；内伤饮食发热而失治者为内因；由惊恐客忤中恶得之者，为不内外固。在临床表现上，万氏分为急惊风证，包括脐风发搐、泄痢发搐等；急惊风变证指由惊风反复发作而成痫证;急惊风类证如天钓似痫、虫病似痫等九种疑似证与之鉴别；并首次提出急惊风后遗症“有急惊风变成痫者”，“急惊风成瘫者”，“惊风后喑不能言者”等。论述详尽，大大丰富了前人理论，为后世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天花、麻疹等病证亦有独特的见解，如痘疹的治疗，主张“温补凉泻，各附所宜”，摒弃以往医家的偏见。万氏在治疗上非常注重的脾胃，选方用药精炼轻灵。

在《幼科发挥》中强调指出：“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蜂起，故调脾胃者，医中之王道也”，“调理之法，不专在医，唯调乳母。节饮食，慎医药，使脾胃无伤，则根本常固矣”。小儿由于形气未充，“脾常不足”，加之饮食不能自节，寒温不能自调，故脾胃最易受伤。万密斋把“节饮食，慎医药”列为小儿保健防病的首要原则，当患病论治时，宜“以治病为主，慎勿犯胃气”。在用药上强调“但取其平，补泻无过其剂，尤忌巴牛，勿多金石、辛热走气以耗阴，苦寒败阳而损胃”。临证常用平胃散、胃苓丸、异功散等，反对当时滥用丁香、砂仁等温燥之风气。万密斋用药精炼，方药多为祖传或自创，在剂型上多用丸散，用量轻而力专，又便于小儿服用，如“万氏牛黄清心丸”已成为经典成药，万氏祖传十三方亦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万密斋还首先倡导应用推拿、针灸、熨脐、药物沐浴等外治法治疗小儿病证。

治学严谨，遵法不泥

万密斋一生治学严谨，求实而不慕虚荣，无论是前贤之论，还是祖传之法，他都要反复临证实践后，才下详论，从不 轻易盲从。如对家传十三方的应用，不仅在理法方药上阐述，还列出大量医案，从理论到临床实践给后人以明示。万氏医论多继承前人经验，上遵《内》、《难》、《伤寒》，旁汲丹溪、东垣各派，尤崇钱乙学术观点，但不迷信，而是以务实求是的态度待之。如钱乙《小儿药证真诀》载有益黄散补脾胃，时人多效之，而万氏则认为“益黄散治脾胃虚寒太甚，神品之药也，以补脾胃之虚则误矣”。

因方中丁香辛热助火，火旺土愈虚，青、陈皮泻肺，肺为脾之子，脾实当泻子，今脾虚本当补反而泻其子，则脾土更虚，故补脾胃不宜用益黄散，而用异功散为宜，万氏对钱乙用金石过多而提出批评。 总之，万密斋不仅总结了唐宋以来中医儿科理论与实践，而且还结合自己的经验发展了中医儿科学，为中医儿科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万密斋的著作与学术思想源清流洁，本盛末荣，涉及儿、妇、内科及优生、优育、延龄、广嗣、养生、保健，堪称博大精深。回溯过去，因其承前启后，发皇古义，务实求是，颇多创见，对明清临证医学发挥了深刻的影响；瞻望未来，因其以人为本，方药齐备，施治灵活，实用性强，对当代中医药理论研究与临床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著名的有《万氏家传妇女科》、《文嗣纪要》、《妇科摘录》、《育婴秘诀》、《痘疹心法》、《伤寒摘锦》、《保命歌括》等10多部，具有较高的医学价值，收入《四库全书》。故值得深入研讨，发扬光大，以为全人类造福。

医名远播

万密斋为医，除继承家学外，又承父训以《素》、《难》为本，精研《脉经》、《本草》，博采仲景、河间、东垣、丹溪诸家之说，精通内、妇、儿各科及养生之学，尤以家传儿科和痘疹著称，嘉靖至万历年间享有盛名。据万密斋医案所载，其行医足迹遍及罗田、蕲水、英山、麻城、黄冈等邻近数县，远至武昌、郧阳乃至京师，活人无数。他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他 “以活人为心”，“视人之子如己之子”， “勿以势利之心易之”；他痛斥庸医误人，反对巫医惑乱；他治病不论亲疏，不计宿怨，不论贫富贵贱，同情病人疾苦；有病家求治，他一心赴救，遇危重病人，常日夜守护，有时留在病家过年，深受四方民众的爱戴。

万密斋是与李时珍齐名的医学大家，明代已有“万密斋的方李时珍的药”之说。县、府、布政使司、巡抚中常有人请他治病，曾两获罗田知县朱云阁、湖广右布政使孙应鳌亲书“儒医”牌匾，时人称为“神医”。其辞世后，清康熙皇帝追封其为“医圣”。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罗田知县沈廷桢亲自为其重树墓碑并题写碑文，碑文中有“国朝加封医圣”字样，字迹至今清晰可见。明、清国内外许多医家都给万氏以很高的评价。如清代医药学家陈复正，日本的汤本求真、丹波元坚，朝鲜的许俊等分别在其所著的《妇幼宗成》、《皇汉医学》、《杂病广要》、《东医宝鉴》中大量引用了万氏医书的内容。日本学者池田柔行力举万氏著述“立论之精”。此外，据说还有多本著作未付印。1999年万密斋被国家列为明清30名著名医学家之一，所著的《万密斋医学全书》被中国医药出版社收入《明清名医全书大成》系列丛书。

携太子的灵柩一路南下----太子，就是唐永王李璘，第一祖先是文江令--奭公，奭公的儿子是永王的随官，南昌板湖附近姓氏搓骂万家，是抬棺的，我们万家人说万是做官的，所以谱没有敢记载第二世（看永王东巡），唐永王李璘灵柩运回京城，奭公的儿子是护卫，抬棺材的木头断了，迷信不吉利，就将永王李璘葬板湖一里外的吴家山丘，这个时候我们万家人就安家在这里（曹岗，也许这里有姓万的，有待研究），三世祖，乔。七世祖少，而后暹公居铜城，曹岗。---------到了宋朝，迪公护孟后逃难，将家眷留此，认暹公八世祖，同宗。曹岗（楼下）万家就分---板湖世祖；迪。修水万家也是楼下万家分支。

刘氏家谱万，方，汉属于中国的刘氏宗族中的分支之一。刘氏宗族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姓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秦朝时期，而刘姓也是唐朝时期的皇室姓氏之一。刘氏家谱万，方，汉是刘氏宗族的一个较为分散的分支，其祖先在汉代时期活跃于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刘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家族，可以追溯到汉代。刘氏家族在汉代时是中国的皇室家族，曾经统治了整个中国，同时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之一。刘氏家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武帝刘彻，他是汉武帝的儿子，也是汉朝的第七位皇帝。

刘氏家族在汉代时非常兴盛，家族成员众多，分布在各地。其中最著名的分支是刘邦的后代，他们代表着汉朝最高的权力和荣耀。刘氏家族在汉代时分为多个分支，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刘邦、刘秀、刘备等分支。这些分支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刘氏家族在汉代时是中国的皇室家族，享有高度的地位和权力。他们统治了整个中国，贡献了许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刘氏家族的影响力在汉代后期逐渐减弱，但他们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中国历史的现代时期。

总的来说，刘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代表着中国历史上的权力、荣耀和辉煌。在中国历史上，刘氏家族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可忽视的。、科举及其他官员，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刘氏家谱万，方，汉的历史传承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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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沧州市（含原沧州地区），是回族人民聚居的地方。全市回族总人口17万，占河北省回族总人口的34．7％，为全省，乃至华北地区回族人口最多的市。因此，了解沧州回族渊源及发展，对全国的回族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迁 入 渊 源

　　回族，是沧州41个少数民族中，历史较久的民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从未著留民族谱志。加之明初燕王朱校“靖难”之役，对沧州一带人民血腥屠杀，赤地千里，造成了历史断带，致使人们对沧州回族的迁徙渊源更加模糊。近年，一些著作中，多将“靖难”以后，即公元1404年作为沧州回族迁入始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还需进一步探讨商榷。

　　元朝时期，处于华北腹地的沧州，既是全国最大的盐业基地（长芦），又是京题屈指可数的商业繁荣地区，且当时水、陆交通十分发达。陆路建有会川驿（今青县）、兴济驿（今兴济镇）、清池驿（今沧州市区）等京都要道官驿十余处；水路有京杭大运河横贯本市南北220公里，直通京城。水旱码头，商贾云集，具有穆斯林经商、聚落的天然条件，并据《河北省古代陆路运输简史》载，在盛唐时期，沧、嬴、朝三州（皆今沧州辖区）便盛产丝绢，并为当时通过丝绸之路远销外国的重要丝绸产地。可以说，从那时起，沧州就已和阿拉伯国家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至元初，已是“回回人遍天下”、“京城诸路，其寺万余”，而沧州却无回回人涉足绝非可能。

　　另据口碑传达，今沧辖泊头市西八里庄沙河涯村在明洪武初年便建有清真寺；孟村县志载，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麾下大将常遇春（回）北上伐元，曾设帐于太平村（今孟村县王帽圈村），其部下将士多为回族，战后阵亡回族将土葬于今孟村尹庄村南，历称“回回墓”。由此可推断，当时在战乱中回族将士落足本地者恐不微量。可证明沧州回族始于明前。

　　沧州回族大量迁入，主要在明初。据《明史·太祖纪》载，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六月，徙山后（今宣化东南延至辽阳一带地方称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电田北平。”其“山后q和“沙漠”当时均属回回人较多的地区，移民中自然占有一定的回族成份。如孟树县韩石桥村韩姓，便是由山后禹州先迁山东禹城后至沧州立庄的。其祖谱中载：“我太祖来自西陲，移镇东路，相传山后禹州人”。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燕王朱隶，为夺帝位，举兵“靖难”，沧州破城，坑人（活埋，四万，百人幸难逃一，燕王即位，出旨迁民，“以实空地”。据泊头、河间、董驿、孟＿村、沧县、献县等县市若于回族家谱记载，其始祖大都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自晋、鲁、浙、沪、皖、鄂等地奉旨迁徙而来。其中迁自南京应天府上元县二郎（龙）岗（港）者居多。如牛进庄刘氏家谱载：“吾东始祖原籍南直隶上元县二郎岗，永乐二年迁徒于此”。孟村镇吴氏谱清道光九年载：“原籍系安徽省徽州府联县，前明永乐年间周祖北迁”。献县马氏家谱一载：“始祖马刚为回族将领，燕王扫北，率三子由南京水西门外二龙港随军到河间府，后长子马广庆到河间东南定居，立村为辛中营”（即今本斋村）。

　　除上述情况外，历代统治阶级、官僚恶势的民族压迫，也使一些外地回回人被迫向回回人户较多的沧州一带逃避，成为沧州回族的来源之一。如，明朝末年，无定府（今山东惠民）李阁老依仗权势，对惠民、乐陵两地的回族人民进行了残暴的血洗，强令两地周围40里不许有回民居住，迫使许多回族人民从山东逃至沧州，现沧州铁姓回民就是在那次洗劫中幸一兔于难，逃此落户的。

　　综上所述，沧州回族的迁入，大致可分为六种原因：1．战争。即通过对外战争，使中、西亚阿拉伯人、波斯人进入京都诸路（含沧州）；通过国内战争，使外地回族将士落足沧州。2．经商。沧州优越的经商条件与回族善于经商的特点，决定了沧州是四方回族商人理想的落足之地。S．官居。即出任官职或随龙保驾携眷落户。4．移民。其中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奉旨迁来占产立庄I二是随迁仆从百姓；三是被发流罪。5．逃生。即逃荒、避难而来。6．投一亲。即因种种原因投亲靠友而来。其族源，按照迁出祖籍追溯，可溯至西陵陆路和东南沿海。

　　二、繁 衍 演 化

　　回族，是一个团结、仁爱且富有顽强生命力的民族。迁入沧州后，不同时间来自不同地点的各家各户相互攀连，彼此相纳，在血缘关系上结成“回回亲戚”，在风俗习惯、民族感一情上形成了凝聚力很强的“回回一家”。历经数百年的繁衍演化，不断发展壮大。

　　（一）繁衍“分荣”。经过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沧州回族人口不断增加，各姓家族“抽。核分亲”，原有村庄容量饱和，土地开发受到局限，迫使部分回族人出庄另立，开辟新的栖身之地。

　　据对当地部分回族宗脉考查：刘氏始祖于南京二郎岗迁来后，先在孟村东北部建庄称牛进庄，后又遣二子分建了今孟村县的西赵河村和南皮县的黑龙村，此后层层“分蒸”，代代 “抽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