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桂英在历史中并不存在，是小说虚构人物。

　　穆桂英是明代熊大木小说《北宋志传》(又名《杨家将传》、《杨家将演义》)和纪振伦小说《杨家府演义》中的人物，后来杨家将相关小说被改编成戏剧和电视剧，穆桂英也因此变得家喻户晓。穆桂英原为穆柯寨穆羽之女，武艺超群、机智勇敢，传说有神女传授神箭飞刀之术。因阵前与杨宗保交战，穆桂英生擒宗保并招之成亲，归于杨家将之列，为杨门女将中的杰出人物。穆桂英与杨家将一起征战卫国，屡建战功。佘太君（佘赛花）百岁挂帅，率十二寡妇西征，穆桂英五十三岁犹挂先锋印，深入险境，力战番将，大获全胜，是中国通俗文学中巾帼英雄的典型形象。

淮[淮，读音作huái(ㄏㄨㄞ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风姓，出自夏、商、周王朝时期历代的伏羲氏后裔淮夷族巫祝，属于以氏族称谓为氏。

据史籍《逸周书·王会解》中的记载：“成周之会，墠上张赤帟阴羽，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朝服，八十物缙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无繁露，朝服，七十物，缙笏，旁天子而立于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尹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缙笏。为诸侯之有疾病者，阼阶之南，祝淮氏、荣氏，次之慓瓒，次之皆西面，弥宗旁之。为诸侯有疾病者之医药所居。”

阼阶，就是朝堂大殿东面的站阶。站阶，是王朝臣子们上朝时被指定排站的地方。

西周灭亡后，在东周王朝重新建立之时，众臣在成周(西周东都，东周王都，又称洛邑，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排班，站在阼阶靠南者，是周王朝的精神象征——巫者、庙祝。其中的淮氏，为当时的淮夷族人，是周王朝的巫祝(男巫师)，由此可见淮夷族人在周王朝中的政治地位。

清朝著名学者张澍(公元1776～1847年)在《姓苑》中分析：“当指水为姓，如河氏、淮氏、湖氏之类。”

祝淮氏，就是在周王朝中担任巫祝职务的淮夷族人，其后裔子孙，以先祖的氏族称谓为姓氏，称淮氏。

注：

淮夷族，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是最早融合于华夏族共同形成汉民族的氏族群体，也就是与华夏族并立的“夷族”，其在夏、商王朝时期称之为“夷”，西周时期，将其分为东夷和淮夷两个组成部分，最后在春秋时期彻底融入汉族。

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夷族，是东方的夷族和西方的华夏族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替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

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在1943年所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认为：“远古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与南蛮三大集团，是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太昊是东夷集团的代表。”

著名的国学大师、北京大学的翦伯赞经考证后也在《中国史纲》中说：“中华民族早期的大融合，主要是以三个部族为核心的，他们是黄帝族、炎帝族和夷族。”

近有学者认为，称夷族为“羲黄子孙”，比称作“炎黄子孙”更恰当。

太昊，即伏羲氏，为六千四百余年前曾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首领，他带领部落由甘肃天水迁至淮水以北的淮阳。之后，淮水流域乃至中国东部的以鸟、马、虎等为图腾的部落来归，伏羲氏融合了诸多氏族图腾，最终形成了以“龙”为图腾的东夷氏族，龙便是由虎头、鹰爪、牛耳、马脸、鹿角、鱼鳞、虾须和蛇身所组成的，其中，淮夷族人先祖的图腾就是“虎”。太昊伏羲氏定都于淮阳(古淮阴，今江苏楚州淮城镇)，隔着淮水与淮阴遥遥相望。

伏羲氏为“百王先”，他在古书中为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之先、五帝(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之首。中国古代史学家早就考证出，太昊伏羲的第十五代后裔是炎帝神农氏，神农氏之后五百年才有黄帝。

太昊伏羲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首创了八卦，造书契，发明网，制琴、埙，制定婚娶的礼仪，并以“龙”命官名，把人民带进了文明社会，因此被称为“人文始祖”。他所创的八卦不但是中华科学“数、理、象”理论的集大成，也在公元十七世纪为西方“数学二进制”及计算机的发明作了启迪。

台湾学者李田井甚至认为，炎帝的事迹在史书中无多，而且还有黄帝屡次败绩于炎帝的记载，故而，说中华民族是“羲黄子孙”，比说“炎黄子孙”更为恰当、贴切。

第二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汉朝淮南王刘安后裔，属于以为氏。

该支淮氏，据传是出自汉朝淮南王刘安。

大汉王朝的创立者汉高祖刘邦共生有八个儿子，刘安的父亲刘长是他最小的一个儿子。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

楚汉之争的尾声即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败亡后，刘邦在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和燕王臧茶等诸侯王的“劝进”下，由“汉王”晋基而成了汉王朝的皇帝，完成了由秦到汉的历史性过渡。

汉王朝建立后，西汉中央政权与各诸侯王的矛盾很快便浮出水面，在激烈的利益冲突下，各诸侯王纷纷举兵叛乱。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农历7月，淮南王英布首起率兵反汉，年老体弱的刘邦抱病亲率大军迎战，并最终将英布击败。此后，在一系列针对诸侯王的平叛战争中，刘邦得出了一条“经验教训”——各诸侯王之所以会与中央政权离心背德，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不姓“刘”。

于是，刘邦开始将诸侯王分封给刘氏的宗室子弟，到他于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去世时，总共有九位刘氏子弟被封为诸侯王，其中的刘长接替了英布的藩封，被刘邦立为淮南王。淮南藩国共领有九江、衡山、庐江和豫章四郡，都城在寿春，即今江西省寿县。

不过后来历史的发展却表明，刘邦总结出的这条“经验教训”实在是荒唐透顶，被他亲自册封为诸侯王的刘氏子弟，随着羽翼的丰满和势力的膨胀，又很快走上了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的老路，他们不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甚至公然与朝廷分庭抗礼。

汉文帝即位没多久，济北王刘兴居便首先举兵反叛；公元前174年，被汉文帝刘恒“待以兄弟之礼”的淮南王刘长也起了叛心。

刘长的生母赵姬原是赵王张敖的姬妾，当年刘邦伐秦经过赵国时，赵王将赵姬献给了刘邦，赵姬在和刘邦一番巫山云雨之后竟有了身孕。后来张敖叛乱，赵姬受牵连被捕，她在生下刘长后愤而自杀。

由于有了这样的出身，刘长从小便养成了叛逆的心理，在被立为淮南王后，他更是将这种心理发展到了极致，平素为人傲慢，骄横无比。到汉文帝时，刘邦的儿子们大多已不在人世了，剩下的只有汉文帝和淮南王二人，因此，刘长做起事来更是骄纵妄法，无视朝廷的各种典章制度。比如他因为怨恨大臣辟阳侯当初没有替生母赵姬辩白，就寻机用袖中藏着的一把铁锥，亲手将辟阳侯杀死。

刘长不仅在淮南国内不用汉法，而且还自己任命起各级官员来，小小的淮南国，俨然成了不在汉王朝统治下的“世外桃源”。

公元前174年，刘长暗地里派人与太子刘奇等人勾结，并打算联合闽越人和匈奴人联手叛乱。但是，刘长的密谋很快便被朝廷发觉，他本人也被捉拿到了京城。

汉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刘长被废王位，汉文帝因念及兄弟之情，并未依法处刘长极刑，而是将他废爵流放到蜀郡。刘长在发配途中绝食而死，时年仅二十五岁，死后被谥为“淮南厉王”。

刘长死后，淮南国藩号被取消，收归中央管理。

两年后，汉文帝又想起了刘长这个自杀了的弟弟，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便下诏将刘长四个年仅七、八岁的儿子都封了侯；到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汉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即淮南、衡山和庐江，封给了刘安兄弟三人，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时年十六岁。寄望于幼年便惨遭丧父之痛的刘安能对汉王朝忠心耿耿。

然而事实上，刘安的一生，始终就是在对朝廷的不满、怨恨和异心频起之中度过的。

刘安不同于自己骄横无比的父亲，他喜欢交游宾客，在做淮南王时，他招募的宾客和术士最多时竟达到了数千人。这些宾客在淮南王府不仅从事讲学、炼丹之事，而且还经常与他进行为政、治学以及做人的讨论。

刘安也不同于一般的皇室子弟，他从小就不太喜欢骑马、打猎，而是爱好读书、学艺、弹琴，尤其热衷于道家黄老之术。由于天资聪明，加上勤奋好学，到汉武帝时，刘安已“流誉天下”，成了国内颇有名气的学者，在各诸侯王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汉武帝对他这位才华出众的皇叔很是欣赏，曾专门召他来长安撰写《离骚传》。据说汉武帝清晨下达了诏令，刘安中午就把《离骚传》给写好了，汉武帝看过后连声称赞。

刘安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潜心治国安邦，著书立说。刘安爱贤若渴，礼贤下士，淮南国都寿春成了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刘安和众门客著成《淮南子》(亦名《淮南鸿烈》)。

《淮南子》有《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三十三篇、《道训》两篇，共二十余万字。又著有诗歌《淮南王赋》八十二篇、《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淮南杂星子》十九卷、《淮南万毕术》等，其内容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领域，包罗万象。

在《淮南子》中，集中体现了道家思想。在《淮南万毕术》中就有“曾青得铁则化为铜”的记载。据考证，“曾青”就是指铜的化合物，有的科学工作者认为是铜绿，说法不一。

刘安好黄白之术，召集道士、儒士、郎中以及江湖方术之士炼丹制药，最著名的有苏非、李尚、田由、雷被、伍被、晋昌、毛被、左吴，号称“八公”，在寿春北山筑炉炼丹，偶成豆腐。刘安因之被尊为豆腐鼻祖，八公山也因此而得名。

刘安的治国思想是“无为而制”，对道家思想加以改进，不循先法，不守旧章，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系列轻刑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善用人才，体恤百姓，使淮南国出现了国泰民安的景象。

尽管刘安的治国政策得到百姓的拥护，可是在那独尊儒术的时代，他所奉行的道家思想却屡遭汉廷驳斥。因此，汉武帝虽然非常欣赏刘安的才情，但他强力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却和刘安推崇的“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南辕北辙，而父亲刘长之死更成了刘安心中的一个“死结”。因此，刘安在广置门客进行“学术研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积蓄力量，为有朝一日的谋反做着准备。

不过，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刘安的谋反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便由于门客雷被的告状，以及门客伍被、孙子刘建的告密而划上了句号。

在刘安招募的数千门客中，有八个人最具才华，他们分别是苏非、李尚、左吴、陈由、伍被、毛周、雷被和晋昌，这八个人号称是淮南王府上的“八公”。其中雷被是一位剑艺精湛的剑客，他在与淮南王太子刘迁的一次比试中，失手击中了刘迁，从此惹怒太子，后来更是被逼得在淮南国里待不下去了。雷被于是向刘安请求：跟随大将军卫青去打匈奴。没想到刘安听后，反倒认为雷被起了叛心，并将其免了职。心怀怨恨的雷被索性逃出淮南王府，跑到长安城状告起刘安来。根据汉律，凡阻挠执行天子诏令者，应被判弃市死罪。此时正忙着“削藩”的汉武帝，早已对刘安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因此雷被这一状正好告对了时候，汉武帝顺水推舟，剥夺了刘安的封地。

“八公”中的另外一位门客伍被，在得知刘安准备谋反时，曾经多次进行劝阻，但刘安不仅不听，还总是拿出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成功的例子来反唇相讥。伍被见自己的谏言得不到采纳，也决定反戈一击，将刘安谋反一事密报给了朝廷。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刘安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的孙子刘建又跳了出来，朝自己爷爷的心窝上狠狠地“捅了一刀”。刘建的父亲刘不害因为是庶出，很少得到刘安的宠爱，长期心存怨言。因此，他那个“没长脑袋”的儿子刘建，竟然也跑到了长安城告起状来。刘建的目的原本是想陷害太子刘迁，让自己的父亲当上淮南王的继承人。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状恰恰将自己的爷爷送上了黄泉路。

如此一来，雷被告状在前，伍被、刘建告发在后，汉武帝遂派有名的酷吏张汤前来办案，结果认定刘安谋反属实。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进入淮南，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和用来行诈而伪造的玉玺金印，自知罪无可赦的刘安自杀身亡，终年五十四岁；而与他串通一气的衡山王刘赐闻讯后，也自杀而亡。

刘安死后，汉武帝下旨严厉追究此事，因此而受牵连而被杀者多达数千人。此后，汉武帝又下诏废除了淮南国，将淮南故地改为九江郡，收归中央管辖，淮南王藩族至此覆亡。

后来，刘安一支中侥幸脱逃的族人，因祖上曾经是淮南王，故有将刘氏改为淮氏者，其后代延续至今。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战国时期燕国钜燕，属于以为氏。

智淮氏，高丽文为“”，为箕氏朝鲜的国民姓氏，其来源于战国时期燕国遗民，在古朝鲜分为邵燕、钜燕二部。

智淮氏出于钜燕，钜燕，即巨燕，指今山东北部地区，古属燕国。

箕氏朝鲜第四十一代王箕准执政时期，正值秦末汉兴，刘邦、项羽二人逐鹿于中原，史称“楚汉相争”时期。中原齐、赵及燕地之民数万口因避战乱而亡命于准(箕氏朝鲜)，箕准辟其西地予以安置。“钜燕”，就是指秦汉之际避乱于源于箕氏朝鲜的山东燕国移民。

汉高祖刘邦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因汉燕王卢绾反汉，汉以樊哙、周勃伐燕，燕王卢绾亡命匈奴。时有燕国人卫满，乘卢绾亡命之机，聚党千余人，东渡浿水(今朝鲜大同江)投奔箕氏朝鲜。

卫满到箕氏朝鲜后，建议箕准开放其西界接纳中原亡命之人，以为朝鲜之屏藩。箕准采纳了卫满的建议，并拜卫满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命守西界。

后来，卫满谎称有十路汉军来伐，求入内宿卫，箕准稀哩糊涂地同意，开门辑虎，之后卫满联合党羽反叛箕准，箕准入海逃至韩地，自号韩王。箕氏朝鲜至此亡。卫满占据箕氏朝鲜后，以故燕、赵、齐诸国亡者，举卫满为王，立都于王险城，史称卫满朝鲜。

汉王朝定天下后，辽东太守即约卫满为外臣，负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

到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原卫氏朝鲜的秽君南闾降汉，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汉武帝以其地置海郡(今辽宁海城)，智淮氏随之内迁中原，后省文简化为单姓智氏、淮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四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唐朝时期沙陀突厥族汪古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满族洪衮氏，亦称洪果氏，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满语卫Honggon Hala，汉义为“槐”， 源出沙陀突厥汪古氏部落，出于金国时期的古姓黄帼氏，世居萨哈尔察(今吉林敦化)、吉林乌拉(今吉林永吉乌拉街至辉发河口、拉发河流域、双阳境。包括乌拉城、宜罕和林、金州、孙扎泰、俄漠、优哈尔、斐优等)等地，所冠汉姓为淮氏。

二分布：

山西省的运城市万荣县北薛朝村、荆淮村、中阳村，河北省的张家口市，陕西省的宝鸡市扶风县、沙河市淮庄，河南省的南阳市等地，均有淮氏族人分布。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省地的淮氏族人今为客家人。

三郡望：

吴兴郡：周朝始置县，三国时期吴国宝鼎元年丙戌(公元266年)置郡，治所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取吴国兴盛之意，其时辖地在今浙江省临安至江苏省宜兴一带。东晋朝义熙初年(公元405年)移至吴兴(今浙江吴兴)，当时辖地在今浙江省临安市、湖州市、余姚市、杭州市、德清县一线西北、兼有江苏宜兴一带县地。隋朝仁寿二年壬戌(公元602年)因地濒太湖而改名湖州。唐朝时期亦曾改湖州为吴兴郡。

四历史名人：

淮　氏：(生卒年待考)，俗名待考，法名释善胄；瀛州人。著名唐朝西京净影寺高僧。

通敏易悟极闲谈激，机辩为心美誉闻彻。

于唐仁寿末年奉敕置塔。后护送舍利于梓州牛头山华林寺。淮氏严舆将达感猪八头。突到舆下从行至馆。驱逐乃走还来如故。渐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壮伟随舆旋绕数匝便去。即至州馆。夜放大光明彻屋上。如火焰发。食顷方灭。又掘塔基入深丈余。正当函处得古瓷瓶。无盖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于函内。寺九层浮图。从西南角。第二级放光上照相轮。如五石瓮。黄赤如火。良久方隐。又堂内弥勒佛。亦放眉间紫光。并二菩萨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后七度众人同见。

淮宏珍：(公元1946～今)，山西万荣人。著名地方环保技术专家。

1970年毕业于太原工业大学机械系。

1970～1973年任运城盐化局技术员；1974～1987年任运城行署环保局工程师。

1987年至今任运城行署计委投资科长，地区重点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山西省劳动模范。

多年从事经济技术开发研究，多次参加全国试点开发及跨省区开发等课题的组织和研究工作。

科研项目“硫化碱废水闭路循环干法排泥新技术”，获山西省1984年科学大会三等奖，1985年被国家环保局选人《全国环保科技成果汇编》；国家试点课题“山西省河津铝基地国土开发整治综合规划”，获山西省1989年科学技术进步一二等奖；“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协作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获陕西省渭南地区1990年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主要论文有《永济小麦受害考察报告》、《运城地区国土开发整治研究》、《关于建立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区的构想》、《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区有色工业开发前景研究》、《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科技进步是企业振兴之本》。

1990年以后，作为副主编，先后编著出版了《市场营销奥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两本专著。

目前进行区域经济结构研究和生产力布局研究、区域经济中长期规划和重大项目管理。

有的

穆桂英也是个“杨门女将”。她是杨宗保的妻子，也就是杨业的孙媳妇。虽然历史上无证据证明穆桂英战场上的功劳，民间却流传了许多故事。

穆桂英与佘赛花有许多共同点。佘赛花是因为打败了杨业，杨宗保也是穆桂英的手下败将；她们俩人的武功也都比自己丈夫的高。

穆桂英比佘赛花高出一筹的是战术。许多她的故事都关系到她的战略。佘赛花的战争故事却是寥寥无几。

杨家将都是豪杰，都会为国家付出一切代价，特别是杨门女将，可说是中国历史上得到最多敬意的女性。

在历史研究与史学批评中，历史主义应当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令思维方式具备深刻　、准确的逻辑性，唯物辩证法还具有从客观实际出发，主张事物发展的前进性、阶段性　，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法则等等思想原则，从而使历史主义具备完整的历史观、方法论　和鲜明的立场。在史学领域，历史主义是研究方法的主线，作为最高逻辑思维方式的唯　物辩证法，则补充、强化了历史主义，被纳入历史主义的框架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史学界，曾经强调历史主义必须与阶级观点相结合，这是不允当的。阶级观点不过是唯　物辩证法对立统一法则在一些具体历史问题上的观念，不具备方法论上的普遍性，将之　作为普遍的历史学原则会导致谬误，滥用于史学批评更是祸患无穷。例如戚本禹《必须　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红旗》杂志1966年第3期)一文，论述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　会主义时期史学阵地的所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未点名地“批判”翦伯赞等人在解放　前为“左翼史学家”，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解放后没有接受脱胎换骨的思想　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史学革命”的绊脚石。这种史学批评具有极“左”的阶级　观点并且结合了强烈的历史主义形式，足够我们永远引为警戒。

　　一般而言，具体的史学批评大多仅涉及学术认识的问题，很少需要提到阶级斗争、政　治斗争的角度。在史学批评中贯彻历史主义方法，就是要在遵从历史主义基本观念的前　提下，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实事求是、兼指得失，是史学批评的基本出发点，历史主义要求尊重历史的实　际情况，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则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无根　据议论。对于一部历史著述、一种史学思想、一类史学观点的批评，并非绝对排除基本　否定或基本肯定的评价，那些炒作、抄纂甚至剽窃之作，完全应当予以严肃的批评，但　批评者在未细致研究批评对象之前，不应预设基本否定或基本肯定的意图，而只能从实　事求是、兼指得失的宗旨出发。

　　第二，史学批评联系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相关的客观条件予以分析，是历史主义　方法的主要特征之一，即将事件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考察，可以加强认识的准确性与　深刻性。例如对于《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恢宏气度，批评其夸张、渲　染的内容和文字，都应该联系西汉武帝时期强盛的政治背景，好大务博的事功追求，哲　学、文学上弘博视野与虚构、夸饰风格来分析，而不是止于赞扬司马迁的创新精神和批　评其史学的局限性；批评王夫之绝对排斥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思想，应该联系明清之际　的政治大变动与民族矛盾的历史环境，而不是过度地谴责其认识的偏激；对于当代史学　界浮躁风气及某些学术腐败现象的批评，应该联系历史研究整体结构的缺陷、学术管理　及评价机制的不完善来予以分析，而不是仅仅限于学术道德方面的褒贬。

　将事件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考察，必须避免脱离实际的穿凿附会，结论要谨慎，评　价重实据，否则最容易出现似是而非的偏差。如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战国策派”史学　观点，存在学术认识的谬误和政治见解的幼稚，应当予以批判，但被判定为“法西斯主　义史学流派”，则缺乏有力的实据，乃是不恰当地联系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历史背景所造　成的偏激性论点。近来一些史学批评，对某些老一辈的史学家的部分见解和议论横加指　责，而实际上，当时乃是因为史料不足才造成学术的疏误，是社会的大环境促成的议论　失当，这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谅解的，不顾那些史学家的总体成就而肆意贬斥，不　是历史主义的正确态度。而又有一些史学批评，将过去受到过火批判与遭受政治打击的　史家，描述为完美的学术大师，千方百计为其学术认识中的谬误加以辩护，这也是非历　史主义的态度，远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第三，评论一部史学著述、一种史学思想、一类史学观点，要将之置于思想、文化、学 术及一般历史进程中分析和定位，看其究竟比前人提出哪些新的见解新的启示价值如何影响多大产生了什么问题出现了什么失误这是史学批评所面临的比较复杂的任务 ，往往需要多层次发掘、反复研究和广泛讨论，以努力避免发掘研究不足与轻下虚美 赞誉的两种倾向。例如“古史辨派”在史学上的疑古考证，对旧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强 力 冲击作用，史学思想与方法上皆开新立异，应予以充分肯定，对其中的讹误和偏颇， 虽然应当批评，但不占主要地位。而史学界时下流行的“栽花”、捧场式的书评，虽未 必 全然空洞无物，但其虚美、浮夸之风是应当受到抵制的。

　　正确地贯彻历史主义方法，有助于保证史学批评的学术宗旨，史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　解决史学界的学术认识问题，这就需要从事史学批评的学者扎扎实实地进行史学研究，　培养自己的学术底蕴。史学批评者应当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较丰富的历史知识，还应　当有较深的史学史造诣，否则难以将评论对象在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给与恰当的定位　。说到史学批评的学术宗旨，涉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笔者认为：政治与学术之间也是　辩证的、历史性的关系。带有政治宗旨的史学批评也可以取得重大的学术突破，但这主　要表现于重大的宏观性问题，如梁启超《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即使如此，太　强的政治目的仍不免导致某种偏激的议论，梁启超把“二十四史”都说成帝王的家谱就　是一例。

　　历史学对社会的审视具有综合性、总结性，但同时也有滞后性，即总要在现实事物过　去一段时间后再予以总结，史学批评就更滞后一步。但所有社会活动的最后的审判，将　是历史学的学术性研究，不同史学观点的审判，将取决于史学批评，因此，轻视史学和　史学批评的思想，无疑是文化视野的狭窄与短视。

务完物：就是务求完关无缺的高质量商品，这是在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法则。无

息币：就是防止商品积压，加速资金周转。

无息币，务完物这句话出自《货殖列传》，《货殖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中。这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第一篇就讲述了市场自我调节的例子：东南西北方的物产各不一样，北有牦牛，西有畜牧，东有渔盐，南有木材，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北方也要用木材，南方也要用皮毛。

扩展资料：

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货殖”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

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

司马迁二十岁开始，从北方南下游历长江、淮河一带，登会稽山，探禹穴，窥察九疑山，又在沅水、湘水上航行，再北上汶水、泗水，到齐鲁大地，经彭城，过梁、楚而返回家乡，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这对后来写《货殖列传》备下了足够的基础。

-货殖列传

阪泉之战究竟发生在哪里？

史载：黄帝战炎帝于“阪泉之野”。由于历史久远，史料匮乏，后人又有附会与误解，这“阪泉之野”在何处竟也成了一个古史之谜!但是，只要我坚持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精神，运用地名学、历史学、军事学、民俗学、考古学、以及文物发现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就能解开其谜。

《归藏》、《逸周书》、《孙子兵法》、《大戴礼记》、《新书》、《前汉书》、《后汉书》、《魏土地记》、《晋太康地理记》、《水经注》、《隋书》、《括地志》、《十道志》、《梦溪笔谈》、《辽史》、《大明一统志》、《明史》、《嘉庆重修一统志》、《清·怀来县志》、《清史稿·地理志》、《读史方舆纪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涿鹿县志》、1983年修订版《辞源》、1979年版《辞海》等28条记载中，除了极少几条言在山西、怀来、延庆外，其余都在涿鹿，并且与黄帝战蚩尤的遗址有因果联系，只是所指的地理位置存有不够确切的情况。

第一，从地名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所谓阪泉必发源于山坡。在黄帝战蚩尤、战炎帝的遗址上共有三个泉水：黄帝城边平地涌出者，是人们自古相称的“黄帝泉”;蚩尤城遗址上平地涌出的，是古籍明确记载的“蚩尤泉”，只有发源上七旗涿鹿山下之泉，才是“阪泉”。因为，“阪”就是山坡。《尔雅·释地》曰：“陂者曰阪”。郭璞注云：“阪，陂陀不平”。因此，“阪泉”一名的称的特定涵义，就是“山坡之泉”。

第二，依历史学研究的角度说，各种古籍所载，都是黄帝战蚩尤，而不是炎帝战蚩尤。如果像《魏土地记》、《晋太康地理记》、《水经注》那样，将黄帝都城旁的黄帝泉称作“阪泉”，则成了炎帝战蚩尤。因为此泉就在轩辕之丘的东南角城墙外，是黄帝与蚩尤两军对垒的中间。

第三，按照军事科学，依《括地志》、《嘉庆重修一统志》《怀来县志》、《涿鹿县志》之载涿水源泉为阪泉，则“涿鹿之野”、“阪泉之野”两个不同古战场既相互联系，又区分清楚，极符合军事部署，以及两战的前后因果性联系。若按《晋太康地理记》、《魏土地记》、《水经注》之载，将黄帝泉指为“阪泉”，则既不能正确地解释“涿鹿之战”，也解释不通“阪泉之战”。就连炎帝长期屯兵而驻阪泉也成了一种荒唐的笑话：因为，黄帝战蚩尤是不能让其弟屯兵于自己军前妨碍作战的。更何况，黄帝泉附近根本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没有任何驻军条件。

第四，民俗调查之证。

1981年5月底，我到涿鹿县矾山镇上七旗村进行调查，时年78岁的谢文贤老人讲述了三件事：

⑴上七旗村，古名阪泉村，老辈人依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说法是：上古轩辕黄帝在这里打仗，高树七杆大旗摆阵势，后来就将阪泉村改称“七旗”村以为纪念。由于人们沿阪水河岸而住，村子沿河岸上下有1里多长，上游的就称“上七旗”，下游的就叫“下七旗”。此传说若证之以史书之载“黄帝指挥熊、罴、貔、貅、貙、虎六部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六部各有自己一杆大旗，黄帝作为六部统帅也有一面类似“大纛”之旗的话，则正合“七旗”之说。

⑵古文献记载阪泉之上有黄帝祠，是为确凿史实：阪泉泉口西侧，有一石阜，黄帝祠建于其上，内塑轩辕黄帝坐像，村民每年清明节前，先到黄帝祠中祭黄帝，然后再各自祭扫各家的祖坟;黄帝祠因年久失修而毁后村民无力再建，就制作了一个红漆木牌位，上书轩辕黄帝之名，置于龙王庙中龙王塑像之前供奉。村民进庙必先跪拜黄帝、敬香，尔后才是敬龙王。1949年后村里人感到祖祖辈辈没有识字人，想办小学校却无教室，村民们决定将龙王庙改成教室。于是，全村人齐集龙王庙，向轩辕黄帝牌位跪拜后，将轩辕黄帝牌位移到村公所办公室，放在正面一张高桌上供奉，然后砸碎龙王塑像，在龙王庙办起了小学校。到了搞“四清”时，队干部怕工作队进村看见供奉黄帝挨批，就悄悄将轩辕黄帝牌位移到大队库房中供奉。“文革”之初，“红卫兵”揪斗大队干部，说“供奉‘黄帝’、‘黑帝’，就是搞牛鬼蛇神和封建迷信”，就砸开大队库房门，将轩辕黄帝牌位当众劈烂并烧毁……

⑶上七旗村民还领我到一处牛圈外看一件从一块地名叫阪水弥勒寺的地方抬回的文物，是一个唐代盛行的八角石刻经幢，上刻“尊胜陀罗尼”五个大字及小梵文经咒。我因佛寺与黄帝史事无关，又因听了“红卫兵”烧毁轩辕黄帝牌位事心情沉闷，就离开了那里。谁知这一走，却铸成了令我抱憾终生的一件事——就在我离开那里的第二天，有一大批极其重要的文物出土并大部被毁。

第五，出土文物及文字记载之证：

1981年6月3日上午，阪泉下游约4华里的四堡村民李仲祥盖房挖地基，掘出阪水弥勒寺寺主郭荣元代改葬墓文物一批，其中有：墓伯、亭长、道路将军的精美汉白玉石雕像五尊，石兽两个，唐三彩三足香炉一个，绿色陶碗一件，墓地地券一份。除地券及彩陶外，其余文物都被掘出者砸碎用手推车推到野外倒入深沟中!我是1982年我再到矾山镇调查，才见到地券，并从野外找到一些文物残块的。其地券是用朱笔书于长37分分、宽25公分的一个板瓦之上。此将其文开头一段照录如下(其错、别、缺字依原样，不清之字用□标出)：

维至元三十一年岁次甲午二月丁卯壬午朔十五日丙申有奉圣州凡山镇板水弥勒禅寺主持林泉老人并门人寺主蔡弘智等伏缘祖宗先世庵主郭荣公奄□改葬茔坟夙夜忧思不遑所历遂今日者择此鸟原来去朝迎日地占 吉地属本寺西北之原堪为墓地一方掾儿到宅兆一所南北长二十七步东西阔二七步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以下略)

据此之载，我问李仲祥：“村东南河谷可有一个叫弥勒寺的地方”李仲祥说有。并说前些年搞平整土地，从那里挖出了不少铜铙、铜钹、铜铃、一大缸铜钱。大多都卖到了矾山镇废品收购站，只有因腐蚀严重收购站不要的还在大队库房里。我到大队看到了腐蚀严重的几件铜铙、铜钹、铜铃等。据文物出土时的目击者们说，文物出土时安放整齐有序，一大缸铜钱周围的土地中，没有撒落的铜钱……

经幢等互证：

其一，今上七旗之泉，确为历史上的古阪泉;

其二，阪水弥勒寺至少建于唐代，因坐落于阪泉水之旁而称“阪水弥勒寺”，此寺应是毁于元顺帝至顺四年(1333年)农历七月“己酉，奉圣州地大震”。奉圣州是唐贞观八年之妫州，唐末改称新州，于公元936年11月被石敬瑭送予契丹，契丹主因此州有黄帝、唐尧、虞舜庙，而更名“奉圣州”，1333年大地震后取“保佑安宁”之意更名“保安州”。因为大地震保安州人民死亡几绝，从元末至明初，从山东、山西、湖广相继向涿鹿移民达一百一十多年。矾山镇四堡村，就是明景泰三年(1452年)移山东之民所建的村。唯其如此，四堡距上七旗只4华里，上七旗村民讲述黄帝史事如数家谱。作为靠天吃饭的农民，敬黄帝却远胜于敬龙王，且极为爱护文物;而四堡村民却不仅对当地历史一无所知，对于出土文物毫不爱惜。司马迁谈到他“北过涿鹿”考信实录黄帝史事时说：“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两千多年后，在涿鹿，这种“风教固殊”现象依然存在。

综上所考，阪泉即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上七旗泉，它是涿水的源泉。阪泉至黄帝城的五里河谷就是黄帝战炎帝的“阪泉之野”古战场。

末了，该说说错记阪泉于怀来、延庆、山西的历史原因了：括地志一书著于唐贞观年间，它记载的地名是按贞观年间的实际行政沿革与地名。其记阪泉及涿鹿故城遗址，是依置于舜都潘城的妫州治所而记方位与里数的：“阪泉…在妫州怀戎县东(南)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应为黄帝泉水)合”;“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这个记载准确到了连一里都不差的程度。

其后，武则天于长安二年(702年)将原妫州及怀戎县治东移至100余里的清夷军城，也就是官厅水库淹没旧怀来城。《大明一统志》的作者，只知怀来县源于唐代的怀戎县，却不武则天移治100多里的事，于是就依旧怀来城为基准向东南推断，在《龙庆州》条下记：“阪山在州境内，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即此。”《明史·地理志·延庆州》也说：“西有阪泉山”。

这就是延庆误说有阪泉的根源，唐初的怀戎县辖地，相当于今张家口市的一市十三县，而到了辽代，原怀戎县地则已被分划为“文德”、“望云”、“怀安”、“龙门”、“永宁”、“顺圣”、“永兴”、“怀来”八个县，而《辽史·地理志》的作者，则将唐初怀戎县地域内所有古迹都抄到了怀来县境内，这就是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一册，错言“阪泉，相传在今河北省怀来县”的原因;《辞源》所引《梦溪笔谈》之载，名为“辨证”实为附会，且无准确地点;⑷山西阳曲县东北之“阪泉”，实依《嘉庆一统志·太原府》的一个记载而来，这个记载本身就已经说明：阪泉山，在太原府东北八十里，本名汉山，因晋文公勤王伐楚之际，使卜偃卜问吉凶，而卜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因有“阪泉山”之称。斯为“山”而非“泉”，与晋侯勤王有关，而与黄帝史事无涉;⑸《水经注》记洛水经河南巩县之处，引文艺作品中提到“阪泉”二字，是言诗赋，而非证有泉。今有学者引此以言巩义为“阪泉”、“涿鹿”所在地，是不懂古文文义、至少未详研《水经注》的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