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本段Benz概述

奔驰公司高层对奔驰汽车的评价

梅赛德斯奔驰不是高档车,而是结实耐用,且性能一等的最好的实用车

历史简介

自从奔驰制造了第一辆世界公认的汽车后，一百多年过去了，汽车早已度过了他的百岁寿辰，而在这一百多年来，随着汽车工业的篷勃发展，曾涌出现很多的汽车厂家，也有显赫一时的，但最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到如今，能够经历风风雨雨而最终保存下来，不过三四家，而百年老店，却仅只奔驰公司一家。

Benz现况

而今，奔驰汽车公司已成为了德国第一大汽车公司，虽然大众汽车公司不断努力，仍然超不过奔驰汽车公司，屈居第二。在欧洲一百家大企业中，奔驰公司名列第四（大众第五，菲亚特第六）美国《幸福》杂志公布的全球五百家最大工业公司中，奔驰公司名列第十，在全球最大汽车工业公司中，奔驰公司仅次于美国的通用、福特和日本的丰田而居第四位，这一串的数字说明奔驰公司在全球汽车产业中的实力和地位，尤其是其经过了百年的风雨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更是叫人惊叹不已，近年来，由于经济疲弱，其它大公司连年亏损，甚至不得不走上了联合与兼并的道路，而奔驰公司不仅盈利，而且盈利的稳定性也较高。从而避免了联合与兼并之路，从而保持了奔驰公司世界第一品牌的独立性。做到这一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除了世界知名品牌的号召力外，真正的法宝是它高质量的保证。质量是取胜的关键。这是奔驰百年的承诺，也是闪闪发光的三角星的真正内含。今天，奔驰汽车已是高质量高档次高地位的象征。它不仅已成为社会名流必备的道具，甚至许多国家都采用奔驰汽车作为外交用车的标准车辆，“奔驰”已成了名符其实的名牌。

奔驰公司资产超过500亿美元，每年的净利润达12亿美元，雇员约40万人，奔驰公司年产汽车百万辆，其中轿车只限量生产五十五辆，这是为了保证高质量和“物以稀为贵”的宗旨。奔驰汽车公司的总部设在斯图加特，在总部内设有庞大周全的接待设施。少而精的奔驰轿车总是供不应求，所以订货买车经常要依次等候到几个月以后，接到提货通知的买主，分批来到奔驰公司的接待处，在这里，他们受到真正“上帝”的待遇，不但有住宿款待，还可几人一小组，并有专门的接待**引导参观，先看介绍公司的录像，然后观看轿车装配的每一过程，在装配线上，每一辆轿车上都标有买主的名字，车体颜色和内饰等。都严格按照买主所选择的模式进行装配“个性化”鲜明的体现在每一辆奔驰车上。在装配线上没有一辆车是完全相同的，满足客户的每一个要求，是奔驰永远的标准，所以奔驰车的每一个买主都能开上自己心中的汽车，都能体会到"上帝"的感觉，第一辆车在卖出后，都立档案，所以买了奔驰车，也就成为了奔驰家族中的一员，可以受到无微不至的全方位服务，奔驰公司仅在西德就有1700个维修站，有五万多人从事保养维修工作在公路上，平均每25km就有一家奔驰维修战，买主只管开车，一旦发生故障，打个电话，一般不超过半小时，维修站就会赶来处理。“奔驰家族”的优越感就体现在周到的售后服务和终身保修上，不仅在德国，在全世界171个国家和地区内设有4300多个维修点，雇员达7万多人，高质量、高信誉正是"奔驰"这家百年老店所蕴藏的珍宝。

“精美、可靠、耐用”是奔驰汽车标榜的宗旨，为了保持高质量和开发新技术，奔驰公司每年投入的科研开发费用高达4亿美元。造型精美，不断更新中具有传统和流畅的奔驰本身的特点，一眼看上去就觉得这是“奔驰”的感觉。它首先开发和应用汽油喷射。

在轿车电子化上居于领先地位。奔驰车也是首先将柴油发动机用于高档轿车上，它生产的赛车在赛车史上获得过四千多次冠军。而赛车则常是汽车新技术创制的“试验田”。每年，有一百多辆整车用于安全碰撞等各种可靠性试验，一般汽车行驰十万公里就趋于报废。而奔驰车行驶三十万公里保持良好性能已是屡见不鲜，制作严谨和选料精良是奔驰车可靠耐用的基础。乘坐奔驰，在安全和可靠上也使人有特殊的享受。奔驰车较之同类车虽然价格高出许多但是由于它可靠耐用。保养维修费用远比其他车低的多，所以算来算去奔驰"实际很划算，更何况你还得到了“世界第一名牌”的美誉。

“奔驰”已走过了百年的长路，陪汽车的诞生直到今天“奔驰”以它无限生命力，冲刺在今天的汽车强林中，奔驰在遥遥的汽车长路中，让“奔驰”继续奔驰吧。谁又阻止它的脚步呢？愿它青春永葆。

产品谱系

乘用车系

A-Klasse - 使用特殊夹层式底盘设计的迷你车系，有三门与五门两种车体。

B-Klasse - 小型的轿式底盘休旅车系。

C-Klasse - 小型主管级房车车系，除了标准的四门房车外，该车系尚有五门旅行车与三门掀背车两种衍生款式。

CL-Klasse - 以S-Klass为基础衍生出的大型双门四座豪华轿跑车。CLC-Klasse - 运动双门跑车

CLK-Klass - 车身尺码介于C-Klasse与E-Klasse之间的双门四座豪华轿跑车，有息。作为第一辆汽车的缔造者和世界最顶级的豪华车品牌，有着全球定位战略的梅赛德斯-奔驰正不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产品投入力度，将更多印有三叉星徽烙印的顶尖产品引入中国，在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的同时，设立了中国豪华车市场新标杆。这也是梅赛德斯-奔驰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仅从去年至今，梅赛德斯-奔驰旗舰产品S级系列豪华轿车就先后引进S 600加长版、S 300加长版和S 500 4MATIC三款新车，并推出了全面升级的S 350加长版，使S级家族在中国顶级豪华车细分市场的领袖地位更加稳固。而于去年正式引入的R级车也因为填补了中国豪华运动旅行车细分市场的空白，赢得广泛赞誉。去年北京车展上的超豪华车迈巴赫62 S、SUV家族全新车系GL大型豪华越野车以及4款最新的AMG系列车型也于日前先后进入中国。覆盖更多应用领域和细分市场的产品引进与升级，既显示出梅赛德斯-奔驰对中国用户需求变化的细致把握，也表明了梅赛德斯-奔驰对中国市场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目前，梅赛德斯-奔驰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包括：轿车类 － S级系列、E级、C级；跑车类 － CLK四座跑车、SLK双门跑车、SL豪华跑车、CLS轿跑车；SUV系列 － ML多功能越野车、GL豪华越野车、G级越野车以及R级大型豪华运动旅行车等几十款顶级车型。如今，在中国的道路山川，都可以看到这些车型飞驰而过的身影，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消费者对梅赛德斯-奔驰品牌以及这些车型的喜爱和高度认可从2002年起，奔驰在中国投放的车型有：新款E级（2002年）新款S级改进版（2003年）新款CLK敞篷跑车（2003年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C级改进版（2004年）新款SLK（2004年5月）迈巴赫57和迈巴赫62（2004年中国国际汽车展览会） S280L（2004年）新款CLS（2005年3月）新款迈巴赫57S（2005年4月） 2003年9月,戴姆勒—克莱斯勒及其长期合作伙伴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双方将成立合资企业，在中国生产梅赛德斯—奔驰E级和C级轿车。 2004年12月6日，梅赛德斯—奔驰新工厂的奠基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2005年8月8日，由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公司、戴姆勒‧克莱斯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组建的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BBDC)在北京正式成立。BBDC的成立是梅赛德斯-奔驰对中国市场高度重视和倾力投入的又一有力证明，此举进一步增强了梅赛德斯-奔驰在中国的实力，同时也正式揭开了梅赛德斯-奔驰E级轿车国产的序幕。2005年12月22日，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首批国产

梅赛德斯-奔驰E级轿车宣布正式上市。从上市伊始，E级轿车即获得越来越多成功人士的追捧。截止至2006年12月31日，梅赛德斯-奔驰E级轿车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首个销售年度总量超过了5500辆，比去年E级轿车的总体销量增长了89%。2006年11月17日，新一代梅赛德斯- 奔驰E级轿车也正式登陆中国市场。新一代E级轿车拥有近2000个全新或改进的部件，在安全、舒适、动力等多个层面缔造了国产豪华轿车的最新标准，成为国产豪华轿车无可争议的巅峰之作。梅赛德斯-奔驰积极拓展其经销商网络，为更多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正不断加大品牌建设的投入力度，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即将在北京开业的梅赛德斯-奔驰品牌中心。梅赛德斯-奔驰品牌中心最早兴建于欧洲，是一个集销售、售后和休闲于一体，为消费者提供梅赛德斯-奔驰全方位品牌体验的空间。2006年2月，梅赛德斯-奔驰在新加坡兴建了亚洲首家梅赛德斯-奔驰品牌中心，预计2008年，位于北京的梅赛德斯-奔驰品牌中心亦将正式开业。梅赛德斯-奔驰品牌中心包括独特的产品线服务项目，可以满足用户、潜在用户以及梅赛德斯-奔驰爱好者对购买和体验的双重需求。中心内会设有产品展示区、品牌活动展示区、咖啡厅、儿童娱乐区、服务车间、办公区以及梅赛德斯-奔驰精品专卖区等，可以满足来访者的多元化需求。时至今日，企业在不同地区、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推动公益事业、体育文化的全球交流既是企业品牌内涵的展现，也是企业公民所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梅赛德斯-奔驰作为一个全球顶级豪华车品牌，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这点在中国市场同样有深刻体现。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梅赛德斯-奔驰在不断引进新车型，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还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多项社会公益事业(如赞助中国教育事业、支持残疾人运动等)，时刻履行着一个优秀企业公民应尽的义务。早在1997年，基于“儿童是国家未来”的想法，梅赛德斯-奔驰就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为北京西南一个偏僻山村的“卧龙小学”资助兴建了一座新教室。一直延续至今。梅赛德斯-奔驰为确保更多的孩子们能够继续完成学业，对“卧龙小学”进行着长期捐赠。同时，作为发起人和赞助商，在梅赛德斯-奔驰大力支持及社会各界名人的共同努力下，国际著名的劳伦斯体育基金会于2002年1月在中国落脚，并启动了慈善行动计划，旨在支持中国残疾人的体育事业。梅赛德斯-奔驰致力于帮助中国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水平，与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合作，共同开展的“交通安全，从我做起”公众教育宣传活动，已成为其在全球为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所进行的不懈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去年中国最重要外交活动之一的中非合作论坛期间，奔驰中国公司也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为非洲国家元首等尊贵的客人和政府官员提供了舒适豪华的50辆全新梅赛德斯-奔驰S级轿车作为会议用车。作为成功的全球豪华车品牌，梅赛德斯-奔驰拥有自身独特而丰富的品牌内涵。除汽车本身文化，音乐、体育等方面的文化同样是构成梅赛德斯-奔驰品牌核心价值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中国市场，梅赛德斯-奔驰积极推动诸如F1一级方程式赛车、ATP网球大师杯赛等多项文化、体育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让更多中国用户从不同侧面了解梅赛德斯-奔驰品牌的核心价值与丰富内涵。2002年底，在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首席赞助下，作为全球级别最高的网球职业联赛 — 网球大师杯总决赛来到了中国，成为在中国举办的规格最高的网球赛事。2005年，ATP与上海市体育局将大师杯续签至2008年，大师杯将连续四年落户上海，这对于加深中国公众对网球大师杯的了解并推动网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2004年8月，梅赛德斯-奔驰和中国网球公开赛也达成了长期合作协议，成为其最重要的赞助商。去年的网球大师杯赛上，梅赛德斯-奔驰即提供了10辆梅赛德斯-奔驰R 350大型豪华运动旅行车和50辆S 350加长版轿车作为官方用车。更能体现梅赛德斯-奔驰品牌运动与激情内涵的是，2004年9月，汽车运动顶级赛事 ― F1大奖赛首次登陆中国，世界公认的“三大车队”之一的迈凯轮-梅赛德斯车队(现更名为沃达丰-迈凯轮-梅赛德斯车队)也与中国公众亲密接触。除赞助迈凯轮车队外，梅赛德斯-奔驰还一直为F1赛事提供AMG安全车和医疗车。F1进入中国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促进了梅赛德斯-奔驰与中国公众沟通并展现品牌中的运动元素，更为梅赛德斯-奔驰提供了支持中国汽车运动发展的契机与途径。同时，文化事业方面，在梅赛德斯-奔驰的赞助或推动下，继前年年底德国爱乐乐团来华演出及世界级华人大提琴家马友友先生中国巡演后，去年年底又鼎力赞助了著名钢琴家李云迪先生在上海和北京的两场独奏会，再次为中国乐迷带来了一道音乐盛宴。汽车与音乐的结合，既让人感受到二者作为现代高品质生活元素的双重魅力，同时，也透露出二者同样注重传承经典与激情创新的特质。此外，去年梅赛德斯-奔驰还作为首席赞助商，促成了世界知名时尚品牌乔治‧阿玛尼回顾展在上海美术馆的成功举行。为配合此次活动，梅赛德斯-奔驰特别从德国经典车中心带来了梅赛德斯-奔驰300 SL敞篷跑车，让中国用户看到了一个在尊贵、豪华的基础上，更赋有时尚、动感元素的梅赛德斯-奔驰的艺术形象。

奔驰创始人简介：

戈特利伯·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1834-1900)，德国工程师和发明家,现代汽车工业的先驱者之一。1834年3月17日出生于德国符滕堡雷姆斯河畔舍恩多夫的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父亲是一位面包店老板。1852年，他就读于斯图加特工程学院。少年时代的戴姆勒就对燃气发动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学习研制奥托式燃气发动机 。他曾任道依茨燃气发动机股份公司工程师，改进了奥托式四冲程发动机，制造戴姆勒卧式发动机，并将卧式发动机改制成立式发动机。1872年，戴姆勒设计出四冲程发动机。1883年，他与好友－著名的发明家威尔赫姆·迈巴赫（wilhelm maybach）合作，成功研制出使用汽油的发动机。1885年8月29日，戴姆勒将这种发动机安装在一辆木制双轮车上，取得“骑式双轮车”的专利权，这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辆摩托车。为了庆祝妻子埃玛的43岁生日，他将立式发动机安装于马车上，戴姆勒首辆马车式汽车即告诞生，这和本茨的专利汽车的出世难分先后。他和本茨一起被誉为“汽车之父”。世界上著名的戴姆勒-奔驰公司就是以他两人的名字命名的。

卡尔·本茨 [carlbenz]：卡尔·弗里特立奇·本茨Carl Friedrich Benz(1844-1929)，德国著名的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现代汽车工业的先驱者之一，人称“汽车之父”。1844年，本茨以遗腹子的身份出生于德国卡尔斯鲁厄，父亲原是一位火车司机，但在他出世前的1843年因发生事故去世了。从中学时期，本茨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先后就读于卡尔斯鲁厄文理学院和卡尔斯鲁厄综合科技大学。其间，他较为系统地学习了机械构造、机械原理、发动机制造、机械制造经济核算等课程，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在经历过学徒工、服兵役、娶妻生子等人生经历后，本茨于1872年与奥格斯特里特(August Ritter)合作组建了“奔驰铁器铸造公司和机械工场”，专门生产建筑材料。由于当时建筑业不景气，本茨工场经营困难，面临倒闭危险，万般无奈之际，他决定制造发动机获取高额利润以摆脱困境。于是，他领来了生产奥托四冲程煤气发动机的营业执照，经过一年多的设计与试制，于1879年12月31日制造出第一台单缸煤气发动机（转速为200转/分，功率约为07千瓦）。不过，这台发动机并没有使奔驰摆脱经济困境，他依然面临着破产的危险，生活十分艰苦。但是，清贫的生活并没有改变本茨投身发动机研究的决心，经过多年努力，1886年1月29日，卡尔·本茨发明了第一辆不用马拉的三轮车，现保存在幕尼黑的汽车博物馆。奔驰汽车公司获得'汽车制造专利权'，正是这一日子，被确认为汽车的生日。1893年，本茨研制成功了性能先进的“维克托得亚”牌汽车。它采用本茨专利的3升发动机，方向盘安装在汽车中部。尽管该车性能先进，但由于价格高达3875马克，因而很少有人购买得起，成为公司的滞销品。这种在技术上为奔驰带来了极高荣誉的汽车，在经济上并没有给他多大的好处。后来本茨听从了商人的建议，于1894年开发生产了便宜的“自行车”（定价2000马克）。这种“自行车”销路很好，在一年时间内就销出了125辆。由于是世界上第一种批量生产的机动车，因而给奔驰带来了较高的利润。后来，奔驰又对前期生产的'维克托得亚'牌汽车进行了改进，将车箱座位设计成面对面的18个，它因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辆公共汽车。 在发明汽车的过程中，卡尔·本茨的勇气令人十分钦佩：首先，他甘心清苦，埋头于自己的发明工作其次，他果敢地摒弃了在技术上已十分成熟的蒸汽机而选用了自己并不被人看好的内燃机作动力，反映了他在观念上的巨大转变。再次，他既能开发生产反映汽车技术最高水平的'高档车'，又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组织生产适销对路的'普通车'，为公司赢得可观的利润，说明他既有工程师的基本素质，又有企业家的经营技巧。奔驰标志的来源1909年6月申请戴姆勒公司登记了三叉星做为轿车的标志，象征着陆上、水上和空中的机械化。1916年在它的四周加上了一个圆圈，在圆的上方镶嵌了4个小星，下面有梅赛德“Mercedes”字样。“梅赛德斯”是幸福的意思，意为戴姆勒生产的汽车将为车主们带来幸福。 戴姆勒于1909年为三星标志申请专利权，但本茨则属于一个圆形徽章。奔驰的标志来源于戴姆勒给他妻子的信，他认为他画在家里房子上的这颗星会为他带来好运，这颗三叉星还象征着奔驰汽车公司向海陆空三个方向发展。1909年，戴姆勒先生为了纪念他的VELO型车大批量生产，将三叉星内的齿轮图案改为月桂枝，以示胜利，而标志内的“梅斯得斯”则取自埃米尔·耶利内克美丽女儿的名字。（耶利内克是当时公司主要投资人，奥地利驻法国尼斯Nice的领事，戴姆勒汽车的热情支持者。）“梅赛德斯”在西班牙语中有幸运的含义，可惜这位美女于四十岁死于不幸的婚姻，而以她命名的做法却不胫而走。到了1916年，星形的标志与奔驰的名字终于合二为一，而随着这两家历史最悠久的汽车生产商的合并，厂方再次为商标申请专利权，而此圆环中的星形标志演变成今天的图案，一直沿用至今。并成为世界十大著名的商标之一。

威廉•迈巴赫(wilhelm maybach)：是戴姆勒-奔驰公司(梅赛德斯-奔驰公司前身)的三位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世界首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的发明者之一。他一生最大的传奇在于创造了两个举世闻名的豪华品牌：梅赛德斯与迈巴赫，他分别在豪华车的不同领域演绎着各自的辉煌。1846年2月9日，威廉•迈巴赫出生于德国的海尔布隆（Heilbronn），后来全家搬到了斯图加特（Stuttgart）。威廉•迈巴赫10岁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小小的他成为了一个孤儿。幸运的是，在威廉•迈巴赫面临生活困难的时候，一家慈善机构在Stuttgarter Anzeiger报上看到领养启事并答应照顾他。在Reutlinger Bruderhaus和Gustav Werner上学期间，学校的创建者和负责人发现了威廉•迈巴赫在技术方面的天赋并很好地培养了他，这为威廉•迈巴赫日后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865年，在小城鲁特林根(Reutlingen)，威廉•迈巴赫与“汽车鼻祖”之称的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在Bruderhaus的车间内初次见面。年仅19岁的威廉•迈巴赫凭借自己在绘图方面非凡的天分，很快引起了戴姆勒的注意。相同的兴趣和爱好架起了威廉•迈巴赫和戈特利布•戴姆勒友谊的桥梁，两人成为亲密无间的挚友。1869年威廉•迈巴赫接受戴姆勒的邀请来到了Gasmotorenfabrik Deutz公司，担任技术制图员的工作。1872年，戴姆勒作为技术主管进入由尼古拉斯•奥托创建的Gasmotorenfabrik工厂。在奥托工厂着手于四冲程发动机的研发工作，而年仅27岁的迈巴赫也被任命为设计室主管。1882年，戈特利布•戴姆勒因与奥托本人在设计理念上的冲突愈演愈烈，便离开了Gasmotorenfabrik Deutz，来到斯图加特附近的巴特坎施塔特(Bad Cannstatt)并购买了一处宽大且拥有一座房子的地产，其中一处小的花园被改造成了他的工作间。这年的10月份，威廉•迈巴赫也来到这里，并开始与戴姆勒着手研究和开发轻型高速内燃引擎。经过细致广泛的研究，威廉•迈巴赫发明了不规则热管点火系统，该系统是研发高速引擎的重要部分。但这一发明已被一位名叫沃特生的英国人申请过专利。于是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成果，转而对市场上原有的内燃机进行技术改进，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发动机的转速得到大大的提升，这些发明专利为后来的商业化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继1883年的卧式引擎之后，一种配置垂直固定汽缸的叫做“老爷钟”(Grandfather Clock)的轻小型引擎问世，这种体积小、转速高的引擎前景被人们广泛看好。1885年这种新的引擎被第一次应用到自行车上，这实际上就是摩托车的先驱。1886年，发动机首次被装在四轮马车上，成为著名的“汽油马车”。但是威廉•迈巴赫显然不满意将他的发明仅仅用在四轮马车上，他设想的第一个产物是一辆钢轮汽车。威廉•迈巴赫成功地在这辆车上装上滑动小齿轮的4速齿轮传动装置，从此滑动齿轮系统正式引入汽车制造中。1890年，当戴姆勒与Duttenhofer 和 Lorenz成立了Daimler Motoren Gesellschaft（DMG）公司后，迈巴赫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并于当年研发出蜂窝式散热器，这一有效的引擎冷却系统为现代汽车的发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法国人称呼他为“Roides Constructeurs”（发明大王）。但是不久以后，迈巴赫由于不能接受合同条款为由离开了公司。在随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威廉•迈巴赫继续在他的车间里进行设计工作，但是在资金方面由戴姆勒赞助。1892年秋天，威廉•迈巴赫在Hermann酒店宣布了离开DMG公司这期间的一些重要的设计发明，包括喷嘴化油器，菲尼克斯引擎和对带传动系统的改进。后来，由于英国实业家弗雷德里克-西蒙司对DMG公司施压，威廉•迈巴赫于1895年的10月份重新被任命为公司的技术主管。回到原来的职位后，威廉•迈巴赫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科技成就。1900 年3月6日，戈特利布•戴姆勒逝世。威廉•迈巴赫将DMG公司的产品进行了大量改进，造就了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第一款只有35马力的现代汽车。在后期，威廉•迈巴赫还设计了历史上公认的第一辆现代轿车，它昭示着“马车时代”的结束。而凭借于此，威廉•迈巴赫在汽车界也被尊称为“设计之父”，享受着非凡的荣耀。1907年， 迈巴赫由于和公司管理阶层产生纠纷而离开DMG，并开始指导其子卡尔•迈巴赫设计齐柏林式硬式飞艇的引擎。1909年，迈巴赫与其子卡尔•迈巴赫（1879-1996）联合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并开始为费迪南德•冯•齐帕林伯爵生产飞艇造所使用的强劲发动机。1919年，难舍汽车梦想的威廉•迈巴赫与卡尔•迈巴赫一起再次缔造了汽车史的另一传奇品牌迈巴赫———一个象征着完美和昂贵的轿车。威廉•迈巴赫也因此再次声名鹊起。截至1941年，这种高级轿车生产了1800辆左右，其车身完全按照顾客的要求精心设计装备而成。其间，迈巴赫的旗舰车型是1931年问世的DS8“齐帕林”。“齐帕林”的长度约为55米，是当时声望最高的德国轿车：以无与伦比的典雅风范和动力性能征服了世界。1929 年12月29日，威廉•迈巴赫在斯图加特逝世。凭借其为汽车事业所作的贡献，他在67年之后当之无愧的选入了汽车名人堂。

埃米尔•耶利内克（Emil Jellinek）：1853年，埃米尔•耶利内克出生于德国萨克森州莱比锡市。在学龄时期，他没有给他的父母带来丝毫的快乐,年青的埃米尔总拒绝任何一个能获得学习的机会,除了交纳几年的私人学费，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学校停留很长的时间。上中学时因爱胡闹而被赶出了寄宿学校 在17岁的那年，他作为公务员在Rotkostelec西北铁路有限公司做站务员，但2年后他又离开了工作岗位——车站也把他解雇了，原因是耶利内克说服一位火车司机，深夜跟他一起到空的铁路段上试验火车最高速度（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耶利内克同时具有企业家和赛车手的潜质)。离开铁路公司之后，林耐克接着动身到了法国，应南匈牙利领事的要求，他到了丹吉尔。1年后，他到Tetuan作为代理领事，并和一个法国姑娘结了婚，且成功地建立了一间贸易商业公司，经营北美土产贸易。1881年，他回到维也纳接管一间保险公司的代理处。最后，被委任为检查员。由于某些事情他回到了阿尔及尔。他的两个儿子Adolph和Fernand就是在那里出生的。1889年埃米尔‧杰林耐克带着他的家人返回了维也纳。1893年，埃米尔•耶利内克酷爱赛车的潜质得到了体现（主要是当时有钱了，所以就可以玩赛车了），当他和戴姆勒开始接触后，就从后者手中订购了一辆戴姆勒汽车和一部四汽缸发动机。1899年，埃米尔•耶利内克以女儿梅赛德斯的名义赢得了尼斯—马加各农—尼斯的汽车赛事。1900年 ，埃米尔•耶利内克这位具有商业头脑的汽车运动狂热者销售了28辆戴姆勒轿车，几乎占DMG当年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成为最成功的戴姆勒汽车销售员。1900年4月，埃米尔‧杰林耐克与戴姆勒公司签订了一份有关汽车和发动机销售的合约。条件是采用“梅赛德斯”作为产品的名字。事实证明，当梅赛德斯这个名字被印在戴姆勒汽车商标上之后，大家很快就接受起这个美丽的名字并流行起来。不久之后，DMG公司就将其所有车命名为梅赛德斯。1902年，梅赛德斯的商标注册，梅赛德斯新纪元从此开始。在梅赛德斯

中国的抗日叙事已经汗牛充栋，《金陵十三钗》的突破在于人物谱系的多元化，在这部影片的肖像学图谱里，能够看到多国**二战叙事的基因，也能看到以往抗日叙事的延伸和进化。创作者花费心思利用既有的肖像学传统，颇为讨巧地将种族、阶层、性别等多重冲突编织在一个关于反抗与拯救的故事当中。最难得的是，叙事折射出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现代性状况，这一点恰是以往很多抗日叙事所忽略的。

《金陵十三钗》以一名白人男性作为主人公，将故事空间设置在代表西方/现代文明的教堂，两组对位的女性人物——女学生和妓女，分别以教育/正途和商品化/邪路的方式融入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她们的现代性体验因日本攻入南京这一灾难而中断了，这恰是中国国家命运的缩影——初具雏形的现代化进程被侵略战争破坏，在当时唯一能够依赖的便是居高临下的盟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男主人公。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次现代性创伤，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状况有意无意地通过二战叙事反映出来。相比之下，中国大多数抗日叙事往往带有浓厚的“前现代”痕迹，是千篇一律的“复仇叙事”，运用的是一套高度本土化的肖像学，英勇的游击队战士、凶神恶煞的鬼子、农村空间等等，与其它国家的二战叙事没有构成有效的呼应和交锋。近年来《南京、南京》、《风声》、《拉贝日记》等影片试图跳脱这种模式，开创新的肖像学传统。与之前的尝试相比，《金陵十三钗》的话语模式是更为国际化和多元化的，通过详细梳理该片的肖像学谱系，能够发现本片与美国、日本等国家二战叙事的对话关系，而这种对话恰是建立在国族现代性体验之上的。纵观世界各国的二战**，将女学生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叙事模式在反法西斯阵营的**中并不多见，反而是战争加害国日本津津乐道的主题。最典型的便是“姬百合”神话，《姬百合之塔》（1953）是日本战后最著名的反战**之一，由今井正导演，水木洋子编剧。自1953年之后，曾经多次被搬上银幕，除了1987年今井正自己重拍的版本，还有1962年版、1968年版、1995年版、2007年版等等，每一版都启用一批当时代最受欢迎的少女偶像们来出演。故事讲述了美军登陆冲绳时，一群冲绳本地的女学生被军方组织起来，称为“姬百合部队”，与军队一起行动，承担医护任务。在美军和本国军队的双重威胁之下，女学生们倒在了冲绳的海边。今井正的版本创造了一种“无辜者叙事”模式，将主人公们作为纯洁的化身，看着这些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少女，被战火无情吞噬，人们自然而然产生一种怜惜之情，深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恐怖。《金陵十三钗》中的教会女学生与《姬百合之塔》中的女学生年龄相仿，形象也略有相似，可以放在同一个肖像谱系中来比较。《姬百合之塔》中的女学生是单质的、平面化的，她们作为一个整体，除了最核心的主人公（也是最重要的少女明星），几乎分辨不出个体。《金陵十三钗》亦然，比起风姿各异的妓女群像，女学生们显得面目模糊，连主人公书娟也不甚清晰，她们的蓝布长衫和“姬百合”们的水手服具有同样的符号功能，是战争年代纯洁无辜的受害者的标签。女学生身份究竟负载了怎样的文化意义？为何在日本二战叙事中如此盛行？中国**此番运用女学生形象，与“姬百合神话”蕴含的创伤感是否有共通之处？《姬百合之塔》反复强调女学生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细节包括她们在战火中举行了毕业典礼；她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自己关于英国经济的研究手稿；在生命的最后一夜，少女们唱的歌曲是《故乡》（《金陵十三钗》中日本军人也唱了同一首歌），歌词诉说的是在外求学的游子对乡土的怀念，流露出一种典型的明治意识形态，即为了追求现代文明和进步，远离故乡，功成名就之后内心泛起怀旧之情，这种意识与片中少女们的身份是符合的，她们是现代人／文明人的代表，代表着“正常的”现代化途径（教育），而军人代表着以战争为手段的“非正常的”现代化。《姬百合之塔》并没有强烈指责敌人/美国，灾难的主要责任在于陷入非理性狂热的本国军队，这符合日本战后的主流观点——明治维新以来取得的现代化成果因为军方的孤注一掷而血本无归。再看《金陵十三钗》，书娟们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会说流利的英文，演唱赞美诗，她们不同于以往抗日叙事中的中国受害者形象，日军“三光政策”下的农村受害者们完全是前现代的，而书娟们是中国初萌的现代性的象征——脆弱的、容易夭折的，必须依靠西方的扶持才能幸存。书娟的父亲会说英文和日语，可推测出其买办身份，其他少女们的出身很可能与之类似。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一阶层推动的，因为其浓重的殖民地色彩，在以往的抗日战争叙事里，相对于农村底层民众，这一阶层的状况往往被忽视，直到近年，人们才开始重新评价洋行买办们在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同样作为纯洁无辜的战争受害者，“姬百合”和书娟们都隐喻着本民族“正常的”、渐进的、改良性的现代化进程，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女学生是日本现代教育制度的受益者，虽然教育模式学自西方，但已经经过了日本式的改造，这与日本战时的现代性状况是一致的。西方势力已经被驱逐出境，“姬百合”神话中只有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教师/日本知识分子，并没有西方异族导师的存在。而书娟们要直接依靠西方文明的代言人约翰，与当时贫弱的中国无力抵抗日本，必须仰仗美国援助的状况相符。将两组女学生对比，侧面说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落后于日本的事实，两国同时期不同的现代化状况决定了，“姬百合”们把西方看作敌人，书娟们把西方视为拯救者。然而除去这一差别，当东亚最重要的两个国家选择女学生作为战争创伤载体时，无形中印证了一种共同的现代性体验，无论先进后进，东亚的现代性不可避免暗含着对西方的从属和仰视，代表东方的不是成熟的男性，而是未成年的、学习中的女性。女学生代表着靠西式教育培植出的现代性，这是社会中上层的特权，妓女们则象征着底层的现代性萌芽，她们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方式是将自身商品化。比起被西方的文明传播者/教会（神父）以西方女性为模板塑造成型的女学生，妓女们的现代性是自发的、杂糅的、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正如她们的兼具东西方特色的外表：烫发、胸罩、丝袜和旗袍、琵琶。西方拯救者/约翰看待女学生（书娟）和妓女（玉墨）的眼光是不同的，书娟们与西方的少女在约翰眼里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是单质的、纯洁的孩子，“无性”的天使，绝对的“善”的化身。妓女们才是东方主义视角下的殖民地风景，阴性的、色情化的，是白人男性的欲望对象。女主人公玉墨的特殊之处在于她曾经是一名女学生，她是近代中国两条并行的现代化路线的交汇点，她流利的英文和风情万种的举止将两个群体的特质熔铸为一体，是最能满足西方幻想的东方形象。与西方流畅沟通的能力和异域女性的神秘魅力，且作一番不甚恰当的联想，当年宋美龄游说美国国会支援中国抗战，不也是凭借类似的特质吗？仗义舍身的妓女形象已经成为战争叙事的套路之一，因为性放荡而遭社会共同体鄙夷的女性，通过献身拯救“纯洁的”女性而洗脱了道德污点，成了撒玛利亚式的“圣妓”。只要涉及战争中的性暴力，该桥段可以为任何国家的战争片所用，中国抗日叙事中的例子有《南京，南京》，日本**中亦不乏献身苏联军队，拯救满洲移民妇女的慰安妇（如《人间的条件》、《流转的王妃》等），或慰安妇在日军侵犯战地护士时挺身而出的情节（《听，海神之声》）。“圣妓”桥段背后的逻辑是对个体社会价值的测算，在贞节的妇女与堕落女性之间进行权衡，《金陵十三钗》在此基础上引入了阶层和文化地位的差异，约翰问陈乔治：“一边是女孩，一边是女人，两边如何选择？”约翰代表了本片的观点，默认了如此测算的合理性。他尽管爱慕玉墨，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两股现代性潮流之间，“女孩”代表的“正常的”现代化是更值得拯救的，她们作为西方亲手栽培的现代性萌芽，有待成长和发展，是落后国家重生的基础。而“女人”是如杂草一般任意生长的畸形的现代性产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颓废性的缩影，只有通过自我牺牲实现其建构性的价值。通过刻画女学生和妓女从冲突到和解的过程，阶层之间的矛盾被弥合了，呼应着抗日战争对中国民族共同体产生的凝聚作用。本片中的中上阶层是西方化的，而底层更具东方色彩，女学生说英文，唱外国赞美诗；妓女们说色情笑话，唱江南情歌小调。中上阶层的禁欲与低层的纵欲构成了反差，女孩对女人既鄙夷又嫉妒，那种成熟的女性魅力是她们尚不具备的，和解呈现为对彼此文化价值的肯定。妓女们通过裹紧胸部、拉直卷发、洗尽红妆实现了和女学生的同化，进入了由中上阶层垄断的“正常的”现代性状态，想象着母亲看到自己成了“读书人”该有多高兴，弦外之音——为了重归纯洁和身份提升，牺牲性命也是值得的。另一方面，已经高度西化的女学生从妓女身上看到了民族传统文化之美，原生态的传统往往来自民间底层，她们用心聆听《秦淮景》，回忆着女人们一身红妆拥入教堂的情形。这一刻上层与下层的现代性融合了，女孩和女人共同象征着彼时中国的时代状况。日本二战**中也有一类代表底层现代性的人物——战败后专门以美军为服务对象的妓女“潘潘女郎”，玉墨们在服饰造型上和日本**里的“潘潘”颇为相像。日本战败之前，西方文明一直是由上层精英引入，自上而下向民间渗透，这种西方化是经由统治层精英提炼改造过的。当西方文化以占领者的姿态直接出现在普通日本人的生活空间里，潘潘成了西方文化在底层和边缘的代言人，通过她们，西方化向主流和中心渗透。《金陵十三钗》肯定女性以身体为资本求助于西方男性的行为，象征意义上，中国求助甚至乞怜于西方是现实情势所需，实际上也得到了西方的同情和怜悯。而日本眼中的二战是与西方的对抗（亚洲战场的侵略行径被刻意遗忘了），潘潘们代表的“非正常”的西方化是无奈而屈辱的。实际上，在东亚这一非西方世界当中，以妓女为代表的底层现代性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被否定的，人们更希望以“女学生”的方式实现现代化，《金陵十三钗》的策略是让妓女与女学生同化，而日本**中的潘潘则堕落到底。男主人公约翰是来自西方的拯救者，也是成熟的现代文明的化身，与女学生和妓女代表的前现代国家尚未成熟的现代性萌芽相对照，他修理卡车／现代文明符号的行为也佐证着这种身份。约翰属于大屠杀叙事中的“中立者”谱系，如《辛德勒名单》中的辛德勒、《拉贝日记》中的拉贝、《再见，孩子们》中的神父，乃至《卢旺达旅馆》中的旅馆经理，他们要么属于交战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国家，要么从事商业、医生、宗教等相对不受政治影响的职业，这类人物的身份便于周旋在屠杀的实施者和受害者之间，他们表面上是“中立的”，暗地里为弱者提供某种庇护。《金陵十三钗》中的约翰与辛德勒类似，他经历了从普通人到英雄的蜕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异族女性的本能欲望起到了推动作用，纯洁无辜者的惨死则唤起了人物心中的人道主义情感，《金》片中摔死在约翰面前的女学生与《辛》片中的红衣小女孩有类似的功能。这种“普通英雄”是很讨巧的叙事套路，自私、放荡等缺点反而让主人公的拯救之举更有人性光彩。值得注意的是约翰与中国女性们的关系，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除了活跃各地的游击队，主战场的正规军主要依靠美国扶持，这一点在中国的抗日叙事中很少被强调，《黄河绝恋》中虽然出现了美国飞行员，但他与中国女游击队员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平等的，算不得对战时中美关系真实状态的隐喻。无论如何评价《金陵十三钗》中“依靠西方获得拯救”的叙事内核（也是《拉贝日记》的叙事内核），不可否认该片是对于战时中国与西方关系更准确的影射，中国城市中上阶层的现代性是西方一手扶持起来的（以教会学校为代表），西方援助中国国民党／中上层（而非***／底层）反抗日本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抗日叙事大多数描述***的游击战，叙事空间以农村为主，国民党、主战场、城市、西方等元素被屏蔽了，抗日神话的主题是中国民众浴血奋战驱逐了日本侵略者，仿佛没有依靠任何外力，这与日本的主流观点正好相反，日本至今不愿承认被中国打败，向中国投降被视为输给美国的后果之一。在日本保守倾向的二战**中，时不时鄙夷地提到中国躲在美国的裙子底下，且不理会日本保守派的极端言论，积贫积弱的中国在战时依靠西方“盟友”是现实的出路，《金陵十三钗》难得地反映了这种状况，并将之合理化。《金》片中，玉墨利用色相诱使约翰相助，但在两人的交锋中，她始终掌握主动，并没有丧失尊严。当约翰暴露出他心灵最柔软的一面，告知玉墨他为了给死去的女儿化妆才从事殡葬人员的职业，他此时已经从好色的、唯利是图之人，蜕变成了英勇的、人道主义的拯救者，玉墨委身于他的行为有两情相悦的成分在内，不再是赤裸裸的肉体交易。通过这套叙事策略，《金》片通过白人男性／成熟的现代文明拯救中国女性/未成熟的现代性萌芽这一图式，影射了战时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同时又竭力淡化中国仰承美国鼻息的弱势地位。本片中的日本军人形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野蛮暴力的底层士兵，一类是相对文明的军官。前者在中国抗日叙事中屡见不鲜，而后者很少出现。如果看其他国家的二战**，会发现许多彬彬有礼的“敌人”形象，如美国**《钢琴家》中弹钢琴的德国军官、《虎，虎，虎》中的山本五十六、《硫磺岛来信》中的栗林中将、法国**《海之沉默》中倾慕法国文化的德国军官等等，包括今年日本**《太平洋的奇迹》中的美国军官。在当下流行的战争片话语中（尤其是和平主义和反战话语），过度妖魔化敌人的处理方式显得呆板，人性化的敌人更利于表达战争的复杂性，这并非简单地美化敌人，有时是借敌人来肯定己方的价值观，有时是为了揭露敌人人性外表下的异化本质。中国战争片的状况与民族情感记忆有关，作为被压迫和欺凌的弱国，战争被视为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是彰显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的舞台，残酷的现实决定了中国人的感情记忆中没有“反战”的土壤，“人性化”的敌人是很难被接受的，《南京，南京》就是例证。《金陵十三钗》中出现了一位貌似有“人性”的军官，日本军官长谷川会说流利的英文，尊重神职人员，能够弹奏风琴和演唱歌曲。如果对日本战争片有所了解，便会发现这套塑造人物的策略借鉴了日本**对本国军人的画像。在战后的日本**中，普遍存在一种精英主义的倾向，上层的军官更像是武士，气宇不凡，有高贵的尊严，参与的残暴行为较少，因为那样将有损武士的德行；相反，下级军人常常胡作非为，欺上瞒下，虐待新兵，滥杀无辜，与日本古装时代剧比较，会发现他们的形象并非武士，而是时代剧中猥琐、自私的农民。通过这样的转化，日本战争**将战争带来的屠杀和残酷，归结为参战者个人素质和品德的问题，战争的罪责被个人化和偶然化了。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他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然而他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直到20 世纪，才激起深远的调门各异的回声。后来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以各自的形式回应尼采的哲学思想。

　　1844年 10月15日诞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Sachsen）的洛肯镇（Lutzen）。好几代的祖父与父亲皆为路德教派的牧师。 1849年 5岁 7月30日，父亲得脑软化症病逝。 1850年 6岁 举家迁往塞尔河畔的南姆堡（Naumburg）。 1858年 14岁 10月起，在南姆堡近郊帕弗达预科学校读书。 1864年 20岁 10月，进波恩大学，修习神学与古典语言学。 1865年 21岁 10月，转入莱比锡大学。在一家旧书店中偶然读到书本华的著作《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1866年 22岁 开始与李契门下厄尔温·罗德（ErvinRohde）交往。 1867年 23岁 10月，被征召入南姆堡炮兵联队。从马上摔下，胸骨受重伤。 1868年 24岁 4月，因伤退伍。11月8日初识瓦格纳。 1869年 25岁 2月，受聘巴塞尔大学，担任古典文献学的额外教授。4月，脱难普鲁士国籍，成为瑞士人。5月17日初次访问琉森（Luzern）近效托里普森的瓦格纳家。5月28日在巴塞尔大学发表就任讲演，讲题为“荷马与古典文学”。与一生的挚友良师布克哈特（Jacob Buckchardt）缔交。 1870年 26岁 3月，升为正教授。8月，普法战争爆发，志愿从军担任卫生兵。罹赤痢与白喉。10月退伍，返巴塞尔大学。与神学家奥瓦贝克（Franz Overbeck）开始交往。 1871年 27岁 执笔《悲剧的诞生》。 1872年 28岁 1月，出版《悲剧的诞生》。2月——3月，在巴塞尔大学演讲，发表《德国教育设施之前瞻》（殁后作为遗著初次出版）。 1873年 29岁 《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一篇出版。发表《希腊人悲剧时代的哲学》中之部分文字（殁后作为遗稿初次出版）。 1873年 30岁 发表《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二篇、第三篇。初读法国作家斯汤达尔的小说《红与黑》，如受电击。 1875年 31岁 10月，初识音乐家彼德·卡斯特（ReterGast,本名HeinrichKoselitz）。 1876年 32岁 7月，《不合时宜的考察》第四篇出版。八月，贝鲁特剧场演出第一次祝祭剧。9月，与心理学家保罗·李（RaulRee）缔交，病况恶化。因病，巴塞尔大学课程请假休讲。冬，与保罗·李及梅森伯格同任于索特林。10月11月在索特林与华格纳作最后的晤谈。撰写了《人性，太人性的》最初的备忘录。 1877年 33岁 9月，回巴塞尔，复于大学授课。 1877年 34岁 与瓦格纳的友谊关系终结。1月3日瓦格纳赠送《帕西法尔》（Rarsifal）一书。5月《人性，太人性的》第一篇出版；给瓦格纳最后一封信，附《人性，太人性的》赠书一册并扉页致辞。 1879年 35岁 重病。辞去巴塞尔大学教席。《人性，太人性的》第二篇上半部出版。 1880年 36岁 发表《漂泊者及其影子》，后来作为《人性，太人性的》第二篇下半部分出版。春天，初抵日内瓦，10月，在日内瓦过乘冬。 1881年 37岁 1月完成《曙光》，6月出版，7月在西尔斯·马莉亚过夏，8月，孕育了“永恒之流”的思想。11月27日，在日内瓦初次聆赏比才的《卡门》。 1881年-1882年 37-38岁 执笔《快乐的知识》并于同年出版。 1882年-1888年 38-44岁 对一切的价值作价值转换的尝试。 1882年 38岁 3月，至西西里旅行。四月开始与罗·落乐美交际。5月，完成《快乐的知识》（Diefroliche Wissenschaft），并出版。11月以后，在拉伯罗过冬。 1883年 39岁 2月，瓦格纳病逝。执笔撰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6月，出版。7月，执笔《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12月，在威尼斯过冬。 1884年 40岁 1月，在威尼斯，执笔撰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8月斯泰因访尼采。11月起执笔《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1885年私家出版），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深深感动。 1885年 41岁 执笔《善与恶的超越》。 1886年 42岁 5-6月，在莱比锡与厄尔温·罗德最后一次之晤面。7月，《善与恶的超越》出版。 续写《快乐的知识》第五部。 1886年 43岁 7月，完成《道德的谱系》，11月，私家出版。11月11日，致厄尔温·罗德最后一封信。 1888年 44岁 1月，因丹麦文艺史家布兰斯的介绍始知有齐克果其人。4月，第一次往在托里诺（Torio）。布兰德斯在哥本哈根大学开“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讲座”。5月-8日执笔《瓦格纳事件》，9月出版，《狄奥尼索斯之颂》脱稿。8月-9月撰写《偶像的黄昏》（1889年出版）。9月，撰写完反《反基督》，10月-11日撰写《瞧！这个人》，12月撰写《尼采对华格纳》《心理学家的公文书》，死后收入全集中出版。 1889年 45岁 1月初旬，在托里诺遭到最后的打击，患了严重的中风。出现精神分裂现象，被送进耶拿大学医院精神科，母亲赶来照顾。 1897年 53岁 复活节，母亲病逝。与妹妹福尔斯塔-尼采移居魏玛（Weimar），由其妹朝夕看护。 1900年 56岁 8月25日在魏玛咽下最后一口气息，8月28日葬于故乡洛肯镇。死后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黑格尔并列为世界哲学史上不朽的思想家。

　　人物生平

　　童年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3张)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勒肯镇附近洛肯村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尼采的生日恰好是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辰。尼采的父亲是威廉四世的宫廷教师，他曾执教过四位公主，深得国王的信任，于是他获得恩准以国王的名字为儿子命名。后来，国王指派尼采的父亲到勒肯镇担任牧师，那个影响世界的天才尼采也就在这里出生。尼采回忆：“无论如何，我选在这一天出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在整个童年时期，我的生日就是举国欢庆的日子。”他的祖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写过神学著作，他的外祖父是一名牧师。幼儿时期的尼采是个沉默的孩子，两岁半才学会说第一句话。 Nietzsche, 1861

　　1849年7月，尼采的父亲死于脑软化症。数月后，年仅2岁的弟弟又夭折。当时尼采才5岁，亲人接连的死亡，使这个天性敏感的孩子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阴暗面，铸成了他忧郁内倾的性格。后来他自己回忆说：“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这往往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殿堂里，我在那里找到了真实的快乐。”父亲死后第二年，尼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瑙姆堡，从此便生长在一个完全女性的家庭里。祖母关于其波兰贵族家族史的灌输对尼采贵族情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尼采自幼相信自己有着波兰贵族血统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但是尼采并没有忘记父亲，父亲的身影早已刻入他的记忆当中，他希望以父亲为榜样成为一名牧师，因此他时常给伙伴们朗诵圣经里的某些章节，为此，他获得了小牧师的称号。由于父亲过早去世，他被家中信教的女人们(他的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团团围住，她们把他娇惯得脆弱而敏感，幼年的尼采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无常，因而变得孤僻，尼采曾经这样讲述形容他的童年：“那一切本属于其他孩子童年的阳光并不能照在我身上，我已经过早地学会成熟地思考。”在尼采的成长过程中，虔诚的清教徒母亲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后来终生保持着清教徒的本色，犹如石雕一般纯朴。

　　中学

　　10岁时他就读于瑙姆堡文科中学，对文学与音乐极感兴趣。14岁时，进入普夫达中学，这个学校课程都是古典的，训练很严格，出了很多伟人，如诗人和剧作家诺瓦利斯，语言学家和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Schlegel，以及康德的继承者、伟大的先验主义和道德哲学的代表费希特。可是尼采却难以接受这种新生活，他很少玩耍，也不愿意接近陌生人。这时的他除了理智的发展并有着惊人的进步外，音乐和诗歌已经成为他感情生活的寄托。尼采幼年曾受教于普鲁士当时最好的女钢琴家，当他的母亲为他聘请这位老师时，尼采就深感日后的生活离不开这样的精神支持了。 Nietzsche, 1864

　　1861年17岁尼采患严重疾病，首次出现健康恶化的征兆，被送回家休养。3月接受基督教的按礼。

　　大学

　　1864年，尼采和他的朋友杜森(Paul Deussen)进入波恩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但第一学期结束，便不再学习神学了。他常听同学们交谈，有些人毫无信念和激情地重复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的各种公式，那些伟大的体系已经丧失了激发人的力量；还有一批人喜欢实证科学，阅读福格特和比希纳的唯物主义论文。这些都没能吸引尼采，他是一名诗人，需要激情、超常和具有神秘性的东西，他不再满足于科学世界的清晰与冷静。尼采在修养和气质上更是一名贵族，所以他对平民政治不感兴趣，而且他从没想过要过一种安宁舒适的生活，所以他不会对有节制的欢乐和痛苦这样一种可怜的生活理想感兴趣。尼采有自己的喜好，他热爱希腊诗人，崇尚希腊神话中各种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并把他们巧妙地同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结合起来。尼采还在校学习时就深深体会到精通和弘扬本国、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这充分地体现在他对古文字、文学，古典主义艺术的热爱。他热爱巴赫、贝多芬，以及后来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热情褒扬的那位歌剧巨人——瓦格纳。 尼采

　　1865年，他敬爱的古典语言学老师李谢尔思(F W Ritschls)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尼采也随之到了那里。当时的尼采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开始哲学沉思了。在莱比锡期间，他偶然地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欣喜若狂，每日凌晨2点上床，6时起床，沉浸在这本书中，心中充满神经质的激动。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他正孤立无助地经历着某些痛苦的体验，几乎濒于绝望，而叔本华的书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现了世界、人生和他的心境。他觉得叔本华好像专门为他写了这本书一样。那时，尼采非常困惑：为何像叔本华那样的天才会被现世所抛弃，其伟大的著作为何只在书架的偏僻角落才找得到？叔本华是这个青年心中的偶像，他在以后也被认为是叔本华唯意志论的继承者。这时的他，此外还从朗格、施皮尔、泰希米勒、杜林、哈特曼那里汲取了传统的抽象概念。同年因拒绝参加复活节圣餐引起了家庭的恐慌。 1867年秋，尼采在瑙姆堡服为期一年的兵役，这次服役因他骑马负伤而提前结束。在炮声隆隆中，他低呼着，“叔本华保佑！”叔本华竟成了他的上帝。他从马上摔下，胸骨受重伤。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瓦格纳姐姐的家里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音乐大师瓦格纳，两人久久地谈论他们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哲学。随后的几年中瓦格纳和妻子成为尼采在艺术和理智方面的良师益友，一个家的代用品。并且得到他的导师李契尔思向巴塞尔大学的推荐：“39年来，我亲眼目睹了这么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但我还从未见到有一个年轻人像这位尼采一样如此早熟，而且这样年轻就已经如此成熟……如果上帝保佑他长寿，我可预言他将来会成为第一流的德国语言学家。他今年24岁，体格健壮，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身心都很顽强……他是莱比锡这里整个青年语言学家圈子里的宠儿……您会说，我这是在描述某种奇迹，是的，他也就是个奇迹，同时既可爱又谦虚。”李契尔是第一个向世间预言尼采是位天才的人。

　　教授生涯

　　尼采

　　1869年2月，年仅25岁的尼采被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此后的十年是尼采一生中相对愉快的时期。在巴塞尔，他结识了许多年长和年轻的朋友，例如瑞士著名文化艺术史学家雅可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at)。1869年4月，尼采获得了瑞士国籍，从此成为瑞士人。1869年5月17日，尼采初次到瑞士卢塞恩城郊的特利普拜访了瓦格纳。同月28日，他在巴塞尔大学发表就职演说，题为《荷马和古典语言学》。当时，巴塞尔城里所有贵族家的大门都对他敞开，他成为巴塞尔学术界的精英和当地上流社会的新宠。 1870年，尼采被聘为正教授。不久传来了德法开战的消息，尼采主动要求上前线。在途经法兰克福时，他看到一队军容整齐的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穿城而过。突然间尼采的灵感如潮水般涌出：“我第一次感到，至强至高的‘生命意志’决不表现在悲惨的生存斗争中，而是表现于一种‘战斗意志’，一种‘强力意志’，一种‘超强力意志’！”1870年10月，尼采重返巴塞尔大学讲坛。他结识了神学家弗兰茨·奥弗尔贝克(Franz Overbeck)，两人很快成为挚友并共居一所住宅。

　　发表著作

　　位于德国魏玛的尼采档案库

　　1872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专著《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odie)。这是一部杰出的艺术著作，充满浪漫色彩和美妙的想象力；这也是一部幼稚的哲学作品，充满了反潮流的气息。但是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已经形成他一生的主要哲学思想。尼采哲学的主题是生命的意义问题，而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便是：靠艺术来拯救人生，赋予生命以一种审美的意义。尼采并不就此止步，他毅然攻击最受尊敬的典范—大卫斯特劳斯，以此抨击德国人的粗俗的傲慢和愚笨的自得：“司汤达曾发出忠告：我一来到世上，就是战斗。”《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思考》(Unzeitgemabe Betrachtungen)的第一部发表之后，引来了一片狂热的喝彩声，同时也遭到了维拉莫维茨领导的语言学家圈子的排斥。教授的名声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1873至1876年，尼采先后发表四篇长文，结集为《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书。书的主题仍是文化批评。第一篇《告白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以施特劳斯为例，批判了庸人型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第一次公开抨击了普鲁士的霸权主义，指出：普法战争虽以德国胜利告终，其险恶后果却是使德国文化颓败，“使德国精神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遭失败乃至取消”。此后尼采一贯立足于文化的利益而批判强权政治，并且在德国陷入民族主义的政治狂热之时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第二篇《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指出生命因历史的重负而患病了，呼吁解放生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第三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抨击哲学脱离人生，要求以叔本华为榜样，真诚地探索人生问题。第四篇《瓦格纳在拜洛伊特》，重点批判现代艺术。这篇文章名义上是替瓦格纳音乐辩护，视为现代艺术的对立面，其实明扬暗抑，已经包含对瓦格纳的批评。文章写于1875与1876年间。在此之前，尼采内心对瓦格纳已经产生了隔阂。 1878年1月，瓦格纳给尼采寄去了一份变现基督教主题的《帕西法尔》的剧本，尼采没有一字回音。5月尼采把《人性的，太人性的》（该书包含有明显批判瓦格纳的内容）一书寄给瓦格纳夫妇。从此，互相不再有任何往来。

　　漫游生涯

　　1879年，尼采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开始了十年的漫游生涯，同时也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 1882年4月，在梅森葆夫人和另一位朋友雷埃邀请下，尼采到罗马旅行。在那里，两位朋友把一个富有魅力、极其聪慧的俄国少女莎乐美介绍给他，做他的学生。尼采深深坠入情网，莎乐美也被尼采的独特个性所吸引。两人结伴到卢塞恩旅行，沿途，尼采向莎乐美娓娓叙述往事，回忆童年，讲授哲学。但是，羞怯的性格使他不敢向莎乐美吐露衷曲，于是他恳请雷埃替他求婚，殊不知雷埃自己也爱上了莎乐美。莎乐美对这两位追求者的求爱都没有允诺。最后，两人只能保持着友好的接触。然而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却对他们的友谊满怀妒恨，恶意散布流言飞语，挑拨离间，使他们终于反目。仅仅5个月，尼采生涯中的这段幸福小插曲就终结了。尼采肖像(14张) 1883年，他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第二部分，1884年完成了第三部分，1885年完成了最后一部分。尼采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著名的“同一性的永恒轮回”的思想。这是他的两个主要思想体系中的一个。而另一个“趋向权力的意志”的构思，由于他的身心崩溃而半途夭折。著名的“超人”理想和“末人”形象就是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的。尼采评价自己这部著作：“在我的著作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我给予人类的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馈赠。这部著作发出的声音将响彻千年，因此它不仅是书中的至尊，真正散发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