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啊。夏民族的历史，无论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或从文献资料记述中，都可得到坚实的证明。现在可以认定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在河南偃师，古称西亳，为成汤所都。遗址的最下层是客省庄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是晚于仰韶，既有后岗又有齐家因素的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现已发现百处以上，只在河南境内即达四十余处；分布在伊洛二水间者相当密集，在河南的东、南、北及陕南各地很普遍，这同文献资料记述夏族历史活动范围也一致。 二里头文化共分四期，下面的两层即一、二期约在四千年前，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是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国语·晋语》称阳人有"夏、商之嗣典"，阳即阳樊，在河南黄河北岸济源县境沁水流域。《竹书纪年》称秦伐郑师曾于此筑城。夏文化在黄河南北一带曾有很大发展，因此《史记·周本纪》称这一带为"有夏之居"。武王灭殷后曾担心"未定天保"不能"依天室"而不暇寐。天保应是大城，即构筑一座大城以定之。天室即大室山、嵩山。本来这一带自洛汭到伊汭地势平坦，是"居易无固"，无险可依，在军事布防上是要"依天室"以保障安全的。这是在"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全面审察形势之后才定下"无远天室"的决策。从这些地理环境的记述，都有助于对夏族活动空间的了解。《淮南子》说夏鲧作三仞之城，《吕览》也有鲧作城的记述。近年阳城的城址也被考古工作者发现，认为是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详见1977年《文物》12期）。《孟子》称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纪年》也说禹居阳城，看来在战国时已有阳城。鲧亦称崇伯鲧，崇即嵩。《汉书·武帝纪》称武帝至嵩山，见夏后启母石。 有夏民族活动的遗迹与传说，还有：《左传·昭公四年》谓"夏启有钧台之享"，杜注："阳翟有钧台陂"，即今禹县。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称肴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帝皋是夏十五代王。 传说桀都安邑。这一说法不见于秦以前文献，伪孔传有说。又说汤伐桀于鸣条，鸣条在安邑西，说明夏之末年夏文化已达山西南部地区。《左传·昭公元年》称迁实沈于大夏，是指汾、浍之间。《左传·定公四年》说封唐叔"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唐，原为尧所居，唐叔所封地，旧说在晋阳（今太原），不确，应是平阳，即汾浍之间，是临汾、侯马之地，近年在这一地区又都发现了夏文化。 《纪年》称启二十五年征西河，又称胤甲即位居西河。西河应在晋南，汉之西河郡。这一带发现夏文化有三四十处。近年在山西夏县东下冯发现一处范围二十五万平米的夏文化遗存，有石磬、铜范、小城等出土，年代也是与胤甲时期相近。《史记·吴起列传》说夏桀之居左河（济水源出沁水），右大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也是这一带。 文献典籍所载夏人活动区域，都有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使对夏代历史的认识更增加了透明度。 夏王朝究竟是属于哪一个民族所建的国家？《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羌是西戎牧羊人，后来在甘肃一带活动。羌人首先发展了畜牧业。古代中国的东部近海地区，没有马牛羊之类动物，也不能以饲养家畜发展出有私有财产，因而也不能了出现《曲礼》所记问庶人之产则数畜以对的情况。古代东部地区以狩猎、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猪鸡虽然出产较多，但都不能大群饲养，也就不能使畜牧业形成独立的生产分工类别。 夏家店文化的前期有红山文化（约5000年前文化），其中曾发现许多兽骨，却没有草原上生活的偶蹄动物，也不见体躯较大的猛兽，犬科的标本也很少。全部兽类骨骼没有可以肯定为家畜的。虽有农业，渔猎的生产，却没有畜牧业。 羌族所居之地是牛羊等类动物的原生地，所以畜牧业发展也较早。羌人以牧羊为主，由于畜群的发展，私有财产的产生，也最早形成家族。《后汉书·西羌传》成书于刘宋时代，距古代羌族的生活年代已相差很久远了，但其中所记还保留了大量的羌族习俗。《西羌传》说他们"所住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并不是没有五谷，其所居河谷，也能有些农业可以发展），以产牧为业（产，包括农业、采集和狩猎）。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古代社会风气强调保种，鼓励人口繁殖，同时还把女子视作财产，不准外流，所以盛行这种收继婚。这种婚俗同古代东部地区重视伦常观念相反，所以后世在文化上便把这些种族的人称作蛮夷。以羌族为主建立夏王朝，在进入中原后接受L龙山文化的影响，可能就逐渐改变其旧俗，形成中原文化，而仍居留于西方的羌族则继续保留其旧俗。 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也可从南诏、白族、彝族、缅族中看到这种姓氏习俗。如彝族父子连名，因而可以背诵几十代的家谱，就是以父名为种号的。没有父姓而以母性为种号的乃是古代发展的母系社会，如纳西族在解放前仍然残存的遗俗。《尔雅》、《穆天子传》都讲过古代的西王母国，可能就是古代的母系社会组成的群体，这里的男子是从妇居的母系族外婚制，因而以母姓为种号。进入周代是男子称氏，女子才称姓。因为称氏的贵族都属于同一部族，既属同姓便无须列姓，而女子因出嫁则必系以姓，以称姓表示与夫家之姓有别是属于非同姓之婚。这是父系外婚制下才出现的现象。到秦代以后，男子也称姓是父系外婚制的进一步巩固。羌族以父名为种号表示了父系外婚制的主导地位，父名是每一代都不同的，为了表示每一代不同的种号，必须用父子连名办法连接世系，说明羌族在当时已建立了父系族外婚制。但是他们又以母姓为种号，还保留母系外婚制的残余，是不巩固的父系外婚制。进入夏王朝，羌族这种父系外婚制由父传子制在中原地区的确立而历史上巩固了下来。

理论上是不可以。

满族婚姻制度及其礼俗

满族的婚姻，早已为一夫一妻制，一般是男娶女嫁。但是在古代。满族先人经历过“男就女家”的劳役婚，入赘婚，掠夺婚等各种婚俗，给近世的满族婚礼中留下了历史的印迹。

魏晋南北朝时的满族先民挹娄人、勿盲人，男女相爱颇自由，婚礼也格外简朴、有理。“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妇贞而女*。（见《晋书·四夷传》）“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乃为夫妇”。(见《魏书·勿吉传》)这里：没有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婚姻能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是否“女和”，女子在婚姻爱情上还没有失去其历史主动权。这是一个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迈出的过渡时代。

过渡时代充满旧对偶婚制和新一夫一妻制的激烈斗争，具体表现在丈夫对妻子必须保持贞操的要求上，即所谓“妇贞”。勿吉人“其妻外*，人有告其夫，夫辄杀妻”。(见《北史·勿吉传》)惩治的手段相当酷烈。靺鞨人“其俗*而妒，其妻外*，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要，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之事终不发扬”。(见《隋书·靺鞨传》)表明当时婚外的性生活相当普遍，只是秘而不宣。当时的家庭形式既有“女和则持归”，女从夫居；也有一定时间的“男就女家”。婚姻中私有财产已崭露头角，“然后致礼聘之”，还没占主配地位。

渤海人的婚俗保留了较多的母权制时代的遗风。《金史·世宗记》载：“渤海旧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镶窃以奔。”说明当时男女能够自由交往，婚姻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当事者的情投意合，而不取决聘礼的多寡。《松漠纪闻》又载：“(渤海)妇女皆妒悍，大氏与他姓相结；多十姐妹，迭几察其夫，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觉者，九人则群聚而诟之，争以忌嫉相夸。”这是渤海已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情况下，女子对丈夫纳妄和其他形式的婚外性关系的限制。渤海女子保留了母权时代的余威。

辽末金初，女真人跃马弯弓，金戈齐鸣，进入了争长称雄的英雄时代，并向文明时代跃进。其婚姻与家庭形式，伴随着战火出现了嬗变，突进飞跃，而显得五光十色。

金史开篇记载了完颜部始祖函普的婚姻趣事：函普到完颜部后，调解了完颜与邻部的矛盾，于是，“部众信服之，谢以青牛一，并许归六十之妇。始祖乃以青牛为聘礼而纳之，并得其资产，”(见《金史·世纪》)后来还生了二男一女。函普有功，才能娶一个“年长六十而未嫁”的“贤女”，并生儿育女，被人们一直认为是奇事。实际上，那位贤女未必就是今人说的六十岁的老妪。因为满族先民常以“令珠”计岁，每年首增一珠，挂以额前，人死同入葬。但是，如对氏族、部落有特殊功绩的人则可以多挂几个佩珠，以示殊荣。(详见富育光《满族佩饰古俗》，载《四平民族研究》1989年2期)以此推测：函普这位娶之不易的夫人是个有威德有贡献的贤女，是大致不差的。贤女年龄问题姑且不究，人们从函普以青牛为聘礼，并得到女家的资产这一点来看，当时的婚俗已妻从夫居，而且，经济相对独立的个体家庭已经从大家族中分立出来。《金史·世记》载：“生女真之俗，生于年长即异居”。正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一夫一妻制的反映。这表明，当时的女真社会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文明的代价之一就是妇女权力的进一步丧失。女真人允许并实行一夫多妻，《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人无论贵贱，人有数妻”，本来，在英雄时代；多妻是一种光荣，是一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是家族意志和个人理想的产物：因此，每个妻安所取得的方式，是温和是暴烈，是主动是被动都无关紧要。《金史·欢都传》载：“乌萨扎部有美女名罢敌侮，青岭东混同江蜀束水人掠而去。生二女，长曰达回，幼曰滓赛。“昭祖及石鲁以众至，改取其贸产，虏二女子以归。昭祖纳其一，贤石鲁纳其二，皆以为安”。这是地道的掠夺婚，而不是象征性的掠夺婚，这种掠夺婚是连人带财产一起抢来。女真人建国后，海陵王对一夫多妻有具体的规定：“庶官许求次室二人，自家亦许置妄。”就是下层的女真人也可通过实行收继婚即“转房”方式取得多妻。实践中的一夫多妻是私有制的产物。

历史上，土家族先民被称为“蛮”或“夷”。宋代以前，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 。

宋代以后，土家族就单独被称为“土丁”、“土人”、“土民”或“土蛮”等 。改土归流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土”、“客”、“苗”往往对举，以对武陵地区的土家、汉、苗三族进行区分。

“土家”作为族称，是在较晚时期出现的。民国时期的《咸丰县志》将土司后裔的“支庶之家”称为“土家”，而将当地汉族移民称为“客家”。

土家族的建筑：

土家族的传统民居主要有茅草屋、土砖瓦屋、木架板壁屋、吊脚楼四种类型，除此之外还有石板屋和岩洞。

民居结构分为正屋、厢房和司檐：正屋大多为三间，中间一间为堂屋，前面有“吞口”；在正屋两头前面并与正屋垂直的两间为厢房；正屋后面的为司檐，也称拖檐。家庭富裕的建成四合屋，四合屋的前面称门楼子，中间为天井。

土家族的住所一般为一正两厢，也有一正一厢的，其中厢房为吊脚楼。吊脚楼的地基低于正屋的地基，在其地基上竖立十几根木柱，木柱上铺木板（楼板），以木板为壁，一般二至三层。吊脚楼的前面有阳台，两边有走廊。

阳台和走廊排柱悬空，悬柱的末端有圆锥形雕饰，名为吊进瓜。阳台和走廊的栏杆多由木条组成，富裕之家在栏杆上雕龙画凤，在窗子和门上精雕细刻。

阳台的屋檐为飞檐翅角，其遮檐用长条木板钉封檐口。鄂西土家族的吊脚楼因前有阳台、两边有走廊，互成转角之势，故名转角吊脚楼。吊脚楼集建筑、绘画、雕刻艺术于一体，是土家族建筑雕刻艺术的杰出代表。

满族文化

参考资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B%A1%E6%97%8F#E8AA9EE69687

服饰

满族男子身着冬装袍服

满族服饰承袭了女真传统，早期尚白[参 162]。由于射猎生活的需要，无论男女均身着袍服。在关外时期以皮毛制品为主，清朝入关后分为单、夹、皮、绵四种材质[参 163]。满族袍服的特点主要是圆领、窄袖、捻襟、带扣袢、衣裳连结，窄袖前端接有一个半月形的袖头，因形状酷似马蹄，俗称马蹄袖，又名箭袖（满语：ᠸᠠᡥᠠ，穆麟德：waha ）。平时穿着将袖头挽起，作战或围猎之时放下，冬季还可以起到御寒作用[参 164]。女子的袍服的样式与男子大体相同，但装饰较多[参 165]。满族通常还在袍服外面穿着一种长至肚脐的对襟短褂，因为起初是在骑马作战时穿着，所以称作马褂，无袖的称作马夹或坎肩，主要为八旗“军服”，之后随着清朝推行易服政策在中期普遍流行开来，成为“礼服”[参 165]。袍衫和马褂还在近代演变为旗袍和唐装，被视作中国元素的代表之一[参 166]。在东北满族聚居区或一些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上仍可常见身着传统服饰的满族人[参 167][参 168]。

同其他北方民族一样，满族男子的传统发式也是辫发。不同之处在于，满族发式是半剃半留，剃去周围的头发，只留颅后部分，再编成发辫[参 169]。这种发式曾经随着清廷的剃发政策而推广至中原其他民族中去。民国建立之后，辫发被正式废止。满族女子在年幼时候也像男子一样剃发，样式也大致相同[参 170]。成年后，开始蓄发，式样很多，两把头是其中最普遍的一种。梳这种发式要先将头发束到头顶，分成两绺，各绾成一个发髻，再将后部余发变成一个燕尾形的长扁髻，平时插入长约30厘米，宽约2-3厘米的名为“大扁方”的木制发簪。重要场合则佩戴旗头，长约30厘米，宽10厘米左右，多由青素缎等制成[参 171]。咸丰之后，两把头的样式逐渐增高，燕尾也越来越大，由此逐渐演变成一个新的发型“大拉翅”，大拉翅是一种形似六遍扇面的冠，多以铜丝为骨架，黑缎为面[参 172]。

满族有戴帽子的传统，与汉人“二十始冠”的习俗不同，满族人自幼时起就开始着帽[参 173]。根据寒暑分为暖帽、凉帽两种，帽顶有红缨[参 174]。入关以后，又吸收了明代的六合帽，俗称“瓜皮帽”[参 175]。此外，还有毡帽、风帽、皮帽、耳套等不同式样的帽子[参 176]。在鞋的方面，清代满族男子着靴、布鞋或草鞋[参 177]，东北地区的则习惯穿着一种名为靰鞡的鞋，它是由靰鞡草与牛皮或鹿皮缝制而成，在冬季可以御寒[参 178]。女子没有缠足习惯，女式旗鞋通常分为平底和高底两种，平底鞋多为方口，有夹、绵之分；高底鞋主要根据鞋底的不同分为马蹄、花盆、元宝底，鞋面则雷同。还有一种便鞋，也叫绣花鞋，在鞋跟方面比旗鞋要薄，便于行走[参 179]。

满族女子素有“一耳三钳”[注 23]的习俗[参 181]，乾隆年间曾一度发展为“一耳五钳”[参 182]。直至今日，仍可在年纪稍大的满族女性中见到一耳三钳之风[参 183]，其他女子首饰的佩戴与汉人大同小异。男子也有扎耳孔的习惯，有在幼年时扎耳孔好养活的说法。与女子不同，男子一般只扎一个，带一个铜圈，但成年后大都不再佩戴[参 182]。由于骑射风俗，满族男子还佩戴扳指，入关前，主要使用鹿骨扳指，以有眼者为贵。入关后，逐渐发展为纯配饰，又新增了玉、象牙等材质。当时，满族对扳指尤为重视，几乎人手一枚[参 184]。

饮食

萨琪玛

满族的传统饮面比较讲究，除不吃狗肉外，很多习惯都与汉人相同。满族主食以谷物为主，通常是面食和黏食，味道多酸、甜。面食以饽饽为主（满语：ᡝᡶᡝᠨ，穆麟德：efin ），它是满族对块状面食的统称[参 185]。京旗满族有每天午饭后、晚饭前都要吃一顿饽饽的习惯[参 186]。饽饽有不同的口味，萨琪玛（满语：ᠰᠠᠴᡳᠮᠠ，穆麟德：sacima ）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种类[参 187]。满族也以米饭为主食，有高粱米、小米、稗米饭和包饭等[参 188]。其中满族包饭比较有民族特色，用白菜叶或苏子叶包上大米、糯米或小米饭等主食，再放入鸡蛋炸酱配上肉或其他蔬菜包好即可食用。京旗和关外做法有所区别。满族包饭通常在传统节日“绝粮日”食用[参 189]。

在菜肴方面，猪肉是比较常见的材料。满族称猪肉为“白肉”、“福肉”，传统上是祭祀萨满教神明的食品。仪式后分而食之。东北满族以此制成“大锅肉”的知名炖菜[参 190]。京旗营房还有一种叫做“白煮肉”的吃法，他们将猪肉用白水煮熟后切片粘酱油吃，肉片切剩下的肉块可以切成肉末烫饭，称作“白肉烫饭”[参 191]。猪血还可以加入调料搅拌后灌入肠中制成“白肉血肠”，与另一传统菜肴炖酸菜搭配食用[参 192]。鹿肉也是满族传统菜肴之一，有炖、烤等吃法，京郊满族有在重阳节吃烤鹿肉的习惯[参 193]。满族也有火锅，由满族的先人们常用的野炊方式发展而成[参 192]。

同其他北方民族一样，满族人也喜好喝酒。起初不单是为了消遣娱乐，也跟北方寒冷，酒可以起到一定御寒作用有关[参 193]。传统而言，一般满族人好喝黄酒和烧酒两种[参 194]。

民居

盛京故宫里的索伦杆

满族传统民居通常向阳而筑，多为草顶，一旁设有极富满族特色的方形烟囱。围墙大体有土筑、泥堆两种建筑方式。室内三面皆炕，如“匚”形[参 195]。满族习俗以西为贵，南次之。满族人家习惯在西墙上供奉神明、英雄以及自家家谱，所以西炕又有“佛爷炕”之称，客人拜访时不能随便坐在西炕或在上面摆放杂物，如果违反，会被视作对主人祖先的不尊敬[参 196]。房屋分为上屋、下屋、堂屋三大间，门设在中间，每边有三扇窗户。院内建有影壁墙，竖有索伦杆，有的家庭还建有花庭、八角凉亭等。院的门前还有上马石等[参 196]。

礼俗

满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礼节式样较多。男子请安时，凡身着箭服者，先缀起马蹄袖头和袍服，将袖头垂下，左脚略微前移，右腿屈膝，略低头后逐渐起身。受礼者除家中尊长外，其余亲友需要半揖还礼，平辈要同样还礼[参 197]。除请安礼外，还有磕头礼。满族非常注重按礼式行礼，神明祖先三跪九叩，父母尊长一跪三叩[参 198]。每到过年，晚辈通常会磕四个头，长辈坐而受之。磕到第三个的时候，长辈会说一些祝福的话，否则不敢起身[参 199]。女子则施用万福礼，以两手按腿，行三叩首；或两手按腿，行三叩首后，以手加额头跪着点头，施以抚鬓礼[参 198]。满族十分尊敬长辈，平日里都要想尊长朝夕问安，长辈不让坐则不敢坐，没有命其退下则不敢退。有客人来，家中晚辈都要亲自接待客人、打杂。路遇年长之人要给其让路，待其通过后，才可走动[参 200]。平辈相见除了互相请安外还使用执手或抱肩礼。这些礼节在满族聚居之地至今仍可常见[参 198]。此外，满族还敬重犬和鸦鹊，不杀狗、不吃狗肉、也不使用任何狗皮制品；家门口竖有索伦杆，在杆上面的锡斗内放有碎肉来喂养鸦鹊[参 198]。

婚俗

十九世纪末的满族新娘

满族传统婚俗以一夫一妻为主，上层则素来有一夫多妻的习惯[参 201]。清朝入关后，一夫多妻逐渐过度成为一夫一妻多妾的汉族宗法制度[参 202]。满族结亲注重门第，但不计贫富[参 203]，很少指腹为婚[参 204]。在早期，还有抢掠婚、姐妹婚、收继婚等北方民族的婚姻习俗[参 205]，自天聪年间起，收继婚等开始被逐渐禁止[参 206]，但姐妹婚一直持续至清末[参 207]。此外，同汉族一样，满族也坚持同姓不婚[参 208]。女子在早期还有从死、殉葬的习俗，入关后受汉文化影响逐渐转变为守节[参 209]。女性地位在入关前与男子几乎对等[参 210]。入关后，受汉族礼教的影响，地位有所下降，但相较汉人女子仍要高出许多。满族女子没有附属于男人的感受，在家庭生活中也始终有较大的话语权[参 211][参 210]。虽然清朝时期有旗汉不通婚的说法，但驻防八旗与当地汉人的联姻还是很频繁的。事实上，从康熙朝起，清廷就已经允许旗人娶民人之女为妻，主要禁止的是满洲旗女与民人男子的婚姻；而对于汉军旗人与汉人的婚嫁，在乾隆朝之后，则始终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参 212]。不同地区的满族婚俗略微相异。京旗满族婚嫁的步骤通常分为议婚、相看、庚贴、放定、嫁妆、迎娶、入门、拜堂、分大小、入洞房、吃酒、回门、对住月[参 213]。而东北满族的步骤则为问名、小定、请期、纳彩、开剪、送嫁妆、迎亲、装烟、回门等[参 214]。

体育娱乐

骑射

乾隆帝骑射图

满族素善骑射（满语：ᠨᡳᠶᠠᠮᠨᡳᠶᠠᠨ，穆麟德：niyamniyan ）。皇太极曾说过，“我国武功，首重骑射。”[参 215][参 216] 入关之前，连十余岁的儿童都能“佩弓箭驰逐”[参 210]。 在皇太极统治时期，骑射被提升至国策家法的重要地位[参 217]，它与满语被一同列为“满洲根本”，被历代皇帝所首重。即便清朝入关之后，依然毫无懈怠[参 218]。每年春秋，八旗兵丁均照例举行校射。不仅普通子弟，八旗官员也在自宅设有靶场进行练习；王公贵胄的要求更为严格，他们自幼就需要练习骑射，水平低劣者甚至影响爵位的承袭[参 219]。清初旗人的马步射水平很高。弓用八力，箭长三尺，镞长五寸，名“透甲锥”，所中必穿透，连贯两人尚有余力[参 220]。

自清中期，射箭由武功逐渐娱乐化，蜕变为多种玩法的游戏，有射鹄子、射布靶、射绸。最难的一种是暮夜中悬香火，对空发矢，全凭技艺[参 221]。大清律例禁止赌博，但对旗人射箭下赌没有限制，有的旗人于家门口书写“步把候教”四字，就是在摆场子赌箭[参 221]。乾隆朝以后，八旗子弟的骑射水平渐至废弛，但统治者依然身体力行加以提倡[参 220]。清朝皇帝直至咸丰帝均娴熟于马术，即便是同治帝也曾猎于南苑[参 220]。围猎是清朝皇帝试图维持骑射旧俗的一种手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木兰秋狝”，它不仅是清朝皇帝会盟于蒙古诸部的一个活动，也是对八旗兵将骑射水平的一次考验和历练。直至今日，骑射作为一个传统仍在满族人中间具有一定的人气[参 222][参 223]，也不乏来自其他国家的满洲传统射箭爱好者[参 224]。

布库

主条目：布库

满族摔跤手演练布库

布库（满语：ᠪᡠᡴᡠ，穆麟德：buku ）即满族摔跤[参 225]，是满族最重视的一门格斗技[参 226]。清朝时期，宫廷曾设立“善扑营”选拔优秀力士二百名，按等级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历史上也一直有康熙帝用布库兵擒鳌拜的说法[参 227]。布库的满语本意是“摔跤手”或“大力士”，该词源自蒙古语“搏克”（бөх）[参 228]。据清代文献记载还有“布库之戏”、“布库戏”、“演布库”、“撩脚”、“角抵”、“相扑”、“相搏”等别称[参 228]。布库虽为徒手相搏，但技法的关键在于脚力，因此脚力的大小对于比赛的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参 225]。

满族摔跤史可追溯至女真人的“拔里速戏”，而拔里速戏则由契丹文化中沿袭而来，此项运动本与蒙古式角力——搏克无太大差别[参 229]。元明时期，居住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广受蒙古文化影响，搏克（布库）也是其中之一[参 230]。后金时期，统治者以军事训练为目的，大力提倡演布库[参 231]。清朝皇帝每年于承德避暑山庄或北京圆明园高山水长楼前与蒙古各部进行比赛。民国之后，布库的招数融入中国式摔跤之中，成为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参 232]。其中，“北京流派”完全沿袭了清代善扑营的布库技法[参 233]。

猎鹰

渔猎民族出身的满族素好鹰戏[参 234]。其中所使用鹰种以海东青（满语：ᡧᠣᠩᡴᠣᡵᠣ，穆麟德：šongkoro ）为贵[参 235]。海东青猎捕能力很强，非一般鹰鹞可比[参 235]。在清代，献给宫廷一只海东青可立折现银30两，外加赏银10两，毛青布20匹[参 235]。当时宁古塔地区以盛产猎鹰而闻名，当地有专门以捕鹰训鹰为业的鹰户，成为清代向朝廷贡献鹰、鹞的基地之一[参 234]。北京内务府也设置养鹰鹞处，专门负责收缴及训练。每年秋季，皇帝与众王公大臣于南苑、北苑或西苑行围，养鹰鹞处的统领带着鹰手架鹰出行[参 236]。京旗满族也好以鹰为戏，他们通常有“较猎”和“比赛”等玩法，相较东北满族训鹰捕猎而言娱乐性质更浓[参 236]。而贵胄子弟更是讲究，非佳种不玩，也不愿从鸟市买成年好鹰。他们通常都是自己在郊区捕捉雏鹰，从头驯养，才觉有趣[参 236]。直至今日，满族的训鹰传统仍在一些地区完好地保留下来[参 237]。

冰嬉

冰鞋营于太液池表演溜冰与滑射

冰嬉（满语：ᠨᡳᠰᡠᡵᡝ

ᡝᡶᡳᠨ，穆麟德：nisure efin ）是满族传统的体育及娱乐活动之一，在关外时期就已非常流行，故乾隆帝称其为“国俗”[参 238]。每年冬天，冰嬉都是皇家的重要活动之一。清廷特别在键锐营中设置“八旗冰鞋营”，进行冰上表演[参 238]。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后金时期，起初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一直善于在冰上作战的“特种部队”[参 238]。其编制有1600人，至嘉庆年间，这支部队改隶精捷营，编制也缩减为500人[参 238]。民国时期，有一位名叫吴桐轩的老人是当时北京一名具有一定名气的滑冰好手。他出身满洲吴雅氏，曾经是慈禧太后御用的“冰鞋处”成员之一[参 239]。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年逾古稀的吴桐轩仍然时常出现在北京各处的冰场上[参 239]。当代体育界中的优秀滑冰运动员也不乏满族人的身影，如花样滑冰世界冠军赵宏博、佟健等。

其他

除了猎鹰之外，满族人还以饲养其他鸟类为乐趣，尤以京旗满族为典型。清代京旗满族养鸟颇为讲究，若看文采，就饲养红绿鹦鹉、虎皮鹦哥、芙蓉、倒挂、碧玉、珍珠等；若听叫声，则选择画眉、百灵、字字红、字字黑、小黄鸟等；还有一些专供于欣赏各种技艺的，如梧桐、交嘴等；此外还有饲养鸽子者等[参 240]。斗蛐蛐也是一种广受京旗满族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清朝时期，每至夏秋，从王公贵胄到普通子弟均以此为乐[参 241]。还有一种名为“打拐”的游戏，满语称作“噶什哈”（满语：ᠨᡤᠠᠴᡠᡥᠠ，穆麟德：gacuha ）[参 242]，东北满族习惯称之为“噶拉哈”，满语意为“髌骨”。京旗满族玩的拐骨以马骨为主[参 242]，而东北则以猪骨为主[参 243]。清入关之前，曾有人用之赌博，故又被称为“博戏”[参 243]。清太宗曾谕令八旗子弟，壮者以角弓羽箭习射，年幼者以木弓柳箭习射，对于“好为博戏，闲游市肆者”，要捉拿治罪[参 244]。在此之后，噶什哈逐渐发展为妇女儿童间的游戏。直至今日，在东北的一些地区，仍然受到当地各民族人士的喜爱[参 245]。满族还有一些传统的球类运动，如京郊营房的满族有以踢石球为游戏者[参 242]，东北满族则踢一种以熊皮或猪皮缝制，内填充软物而成的皮球，称作“踢行头”[参 246]，这种运动通常在陆上进行比赛，也有于冰上竞技者，称作“冰上蹴鞠”[参 246][参 247]。此外，满族还有一些儿童闯关的娱乐游戏，如跑马城等[参 248]。

文学

纳兰性德像

满族的文学作品以神话故事为主，主要有《天宫大战》、《女真定水》、《长白仙女》、《尼山萨满传》等[参 249]。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尼山萨满传》。它讲述了描写尼山萨满帮助意外身亡的员外之子复活的过程，在满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如锡伯、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诸多民族中均有广泛流传[参 250]。尼山萨满传有齐齐哈尔本、两种不同的瑷珲本、还有满族人德克登额创作的海参崴本，这四个版本的内容大体一致，以海参崴本流传最广，已译成多国语言出版发行[参 250]。

清朝时期，八旗文学曾繁盛一时。诗人袁枚感叹“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参 251] 因此诞生了许多汉语言文学著作。以纳兰性德的词集《饮水词》、顾太清的诗集《天游阁集》、铁保所编纂的八旗诗集《熙朝雅颂集》和文康的小说《儿女英雄传》为典型代表。

曲艺

满族与曲艺颇有不解之缘，尤其清代八旗子弟特别钟情于此，当今曲艺界名角也不乏满族人的身影。就传统而言，满族普遍酷爱的曲艺有京剧、子弟书、八角鼓和相声。其中八角鼓和子弟书是满族的本民族曲艺，而京剧和相声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满族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京剧

满族京剧名家程砚秋先生（右）与梅兰芳大师

京剧，被视作中国的国粹。它融合了徽剧等其他传统曲种的特点，在清代逐渐形成一种独立的曲艺形式。当时，上至皇帝、下至普通旗人普遍对听京戏情有独钟[参 252]。前期主要广泛流行于宫廷，根据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戏目，如月令承应[注 24]、法宫雅奏[注 25]、九九大庆[注 26]、劝善金科[注 27]、升平宝筏[注 28]、顶峙春秋[注 29]、忠义璇图[注 30]等。自嘉道年间起，京旗民间票房逐渐兴起[参 253]。著名的票房有“风流自赏票房”、“翠峰庵赏心乐事票房”、“悦性怡怀票房”、“公悦自赏票房”、“游目聘怀票房”、“霓裳雅韵票房”等[参 254]。票友基本为宗室、京旗子弟，其中不乏日后民国时期的名角[注 31]。

然而，为了防止八旗子弟沉湎于戏曲，朝廷禁止在内城开设戏园，更不许旗人登台演唱、“与优伶为伍”[参 255]。但这仍然无法阻拦八旗子弟对戏曲的热爱。嘉庆十一年（1806年），满洲御史和顺查奏说，京旗子弟中有人登台演戏。结果事后再次追查时，却发现和顺本人也常去违例听戏。不得已，和顺杜撰了一个“密为访查”的理由，结果被嘉庆帝识破，革职议处[参 256]。至道光年间，违例听戏、登台演戏之事更多，且爵职越来越高，贝勒奕绮、盛京将军奕颢、惇亲王绵恺、镇国公绵顺、乍浦副都统觉罗善英、副都统常明、松杰、理藩院郎中保举、副将达崇阿等接连因私匿优伶、游庙听曲、于府中演戏而获罪受罚[参 257]，贝勒奕绮甚至因此被革去爵位[参 258]。后来，旗人索性自发组织“票房”，与其他旗人票友搭伴演唱以过戏瘾[参 259]。由于票房不是正式演戏，故不在禁令之列[参 254]。民国之后，由于不再有法令束缚满族登台演戏，于是梨园产生了很多满族名角[注 32]。

京剧中有“旗装戏”[参 261]（又名满装戏[参 262]），戏中演员身着满族服饰来饰演辽、金等番邦人物。《四郎探母》、《雁门关》、《赶三关》、《银空山》中的萧太后、铁镜公主、代战公主均身着满族女子服饰。旗装京戏中的还使用个别满语台词如“巴图鲁”、“额娘”等也是用来诠释该角色的番邦人物身份[参 261]。另外，清代满族，尤其是营房满族对岳飞十分推崇，呼之为“岳老爷”。他们和汉人一样，听宋金交战的戏，习惯以宋为正面，金为反面[参 263]。

八角鼓和子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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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鼓演出照

八角鼓是满族本民族的原创曲艺，据说本是乾隆年间征金川凯旋途中军营自娱自乐的一种演艺形式[参 264]。鼓身源自八旗军鼓，八角形状，以木为框，单面蒙蟒皮，周围嵌响铃，下端还有丝制的穗子，有黄、白、红、蓝四色，象征八旗的四种颜色[参 264][参 265]。演奏时用手指打击鼓面发声，同时摇晃鼓身或用手指搓鼓面发出铃声。八角鼓一般由三人出演，一位负责击鼓弹弦子，一位丑角负责逗哏，还有一位主唱的演者[参 264]。有单演和全堂八角鼓等形式，在清代广受八旗子弟的喜爱。民国以后，八角鼓逐渐势微，但由它所衍生的单弦和相声等曲艺仍然广受大众喜爱。单弦是八角鼓三人出演模式的变种，有自弹自唱和唱者加伴奏两种演艺形式[参 266]。而相声则是从全堂八角鼓中拆分而成的独立曲种[参 267]。许多单弦、相声艺人都是八角鼓艺人出身[注 33]。

八角鼓的主要唱本是子弟书。它源于一种叫做“满洲调”的传统小曲[参 268]，又经清代八旗子弟再创造发展，故得名“清音子弟书”[参 269]。虽然子弟书并非汉人的原创艺术，但它融合了不少汉文化的说部题材[参 270]。内容以《三国演义》、《红楼梦》、《西厢记》、《白蛇传》、《聊斋志异》等名著中的典故为主[参 270]。此外还有一部分表现八旗子弟生活的作品，以笔名“鹤侣”的宗室奕庚为代表[参 271]，他所创作的《老侍卫叹》、《少侍卫叹》和《女侍卫叹》为这类题材的典范[参 271]。子弟书节目内容丰富，唱词多七字一句，唱腔有东城调、西城调（又称东调、西调）之分[参 272]，与大鼓互相影响，但韵律始终独具一格[参 270]。

相声

满族歌者、乌勒本传承人宋熙东

相声自全堂八角鼓中拆分而出[参 267][参 273]，主要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有单口、对口、群口相声等表演形式。由于相声融合了八角鼓、子弟书等满族曲艺，故尤其在满族群体中广受喜爱。相声界满族名家辈出，有阿彦涛、恩绪、裕二福、裕德隆、郭启儒、常宝堃、赵佩茹、侯宝林、王凤山、侯耀文、王平、于谦[参 274]、徐德亮等名家名角。

其他

除了八角鼓和子弟书之外，满族还有本民族语言的说部艺术“乌勒本”（满语：ᡠᠯᠠᠪᡠᠨ，穆麟德：ulabun ）流行于东北地区[参 275]。它的体裁主要有两大种类，一是广藏于满族民众中之口碑民间文学传说故事，如《尼山萨满传》；二是谣谚以及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内容浑宏的长篇说部艺术[参 275]。舞蹈方面则有满族秧歌[参 276]，至今仍为东北地区各民族人士所喜爱。

宗教信仰

满族的宗教信仰比较多元化。起初，满族及其前身民族基本上以萨满教为主。清朝入关、接触中原文化之后，除了保留了一些萨满教习俗之外，满族人受中原民间信仰影响最大。佛教和基督教也各有一定影响。当代满族以无宗教人士为主[参 4]。

萨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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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的萨满教历史由来已久，对满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清朝入关之后，尽管满族民众普遍接受了中原民间信仰，但仍保留许多萨满教遗俗。主要体现在灵魂信仰、叫魂、追魂、图腾崇拜、梦魇信仰、善人神化等方面[参 277]。由于清朝统治者视宗教为一种笼络其他势力的手段，故并未给萨满教这个本民族的宗教施以特惠[参 278]。除了清代宫廷内的坤宁宫祭祀和宫内堂子祭祀之外，北京没有萨满祭祀之所[参 278]。因此东北一直流传着萨满和喇嘛斗法，以及皇帝帮助喇嘛迫害萨满的民间传说，这些都是萨满教徒对本民族的皇帝怀有不满情绪的体现[参 278]。

佛教

因为女真人在金朝时期就开始受渤海、高丽、辽朝和宋朝影响，已有佛教流传[参 279]，所以满族对佛教并不陌生。清朝皇帝素来有“佛爷”之尊号，藏传佛教亦视其为文殊菩萨化身[参 280]。努尔哈赤、皇太极均与藏传佛教之格鲁派有频繁接触[参 281][参 282]。其后的皇帝都有较高的佛法造诣，尤其是顺康雍乾四位[参 279]。然而，佛教主要是清朝上层笼络蒙藏贵族的一种手段，与普通满族民众的信仰关系并不大[参 278]。

民间信仰

关羽像

他是清朝的“护国神”

清兵入关之后，普通满族民众受中原汉族的民间信仰影响是最大的[参 278]。满族所祭之神明，除在家祭祖之外，已同汉族基本一致[参 278]，尤以关帝崇拜为重。清代满族视关帝为“护国神”，言必称“关玛法”（满语，译为关爷爷）或“关老爷”，不敢称其名讳，尊崇无以复加[参 278]。连关帝身旁的关平、周仓二人，也尊称老爷，礼敬有加。至于玉皇、三官、吕祖、天后等各种道教神祇，满人亦多为崇信。满族也有财神崇拜，但所拜之财神不止一位。有红袍纱帽着明代装束的，有翎顶袍褂着清代装束的，还有一种财神则类似于狐仙[参 283]。满族还供奉灶神，灶神旁边通常还有其夫人“灶王奶奶”。传说灶王爷在每年腊月二十三晚上会上天庭，向玉皇大帝报告他所在人家这一年来的状况，主要是诉其罪过。所以清代满族人家还会在这一天烧香以及供上关东糖，称为送灶王，嘱咐灶神“好事多说，不好事少说”[参 284]。此外，满族还信奉白衣观音、长白山神、兔儿爷、茅姑姑等汉族神明和一些其他蒙、藏民族神明的习俗[参 285]。

基督教

满族也有基督徒。早在清朝雍乾年间就有宗室、和硕简亲王德沛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圣名“约瑟”，他的福晋也一同受洗，圣名为“玛利亚”[参 286]。同时期还有多罗贝勒苏努的几个儿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参 286][参 287]。嘉庆年间还有旗员佟恒善、佟澜等人虔诚奉教[参 286]。近代著名的满族基督徒有英敛之、老舍、傅泾波等。

传统节日

满族的传统节日有许多来源于汉族习俗，如春节、端午节[参 189]等。也有一部分是满族文化所固有的，如添仓节、绝粮日和颁金节（满语：ᠪᠠᠨᠵᡳᠨ

ᡳᠨᡝᠩᡤᡳ，穆麟德：banjin inenggi ）等。添仓节在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这一天东北满族人讲究煮黏高粱米饭，放在仓库，用秫秸棍编织一只小马插在饭盆上，意思是马往家驮粮食，丰衣足食。第一天，再添新饭，连着添三回。也有的人家用高粱秸做两把锄头插在饭上。这一习俗至今仍在东北农村保留着[参 189]。绝粮日在每年的农历八月二十六。传说努尔哈赤在某次军事行动中陷入绝粮危机，附近村庄的民众得知消息赶来支援，由于战场无餐具，就用苏子叶包着吃。后来，军队打了胜仗，为使后世子孙铭记创业艰辛，将这一天定为“绝粮日”。在这一天，满族人有吃包饭的习俗[参 189]。颁金节是满族的诞生之日，在每年的农历十月十三[参 12]。清太宗皇太极于1635年的这一天发布谕旨，正式改族名“诸申”为“满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