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是买不到的，按照古训家谱是不能让外姓人看的 由家族中最德高望重的人掌管。族谱家谱中最核心的部分是谱系图或分支图。这非常严谨。家谱，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

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有意为统治者的行为涂饰粉刷。害怕得罪皇帝是直接原因，另一原因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儒家教条的作用。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政权的禅代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两种办法来弥缝粉饰政权禅代中的“篡弑”行为，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罗秉英例举了后汉、三国、晋、南朝宋、齐等朝的“佚史”中均有书志，指出自班、马创定史书的书志体例以来，这一体例一直为魏晋六朝史家所重视并继承和发展，不存在所谓司马彪以后的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的问题。另外，就正史书与佚史书志关系来说，一代书志往往先出于“佚史”，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正史的书志。这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贻芬、崔文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并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领域。此时期出现了类书，它按文献的内容性质分类编排，以便省览，对于保存和检索文献都有意义。《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出现，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就。李祥年指出，438种至少3千卷以上庞大的杂传数量，先贤、耆旧、逸民、高士、忠臣、良吏、列女、孝子、高僧、幼童、神仙、灵鬼、冤魂等天上人间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有帝王君侯、高士逸民、显宦大儒、文士小吏、子弟亲朋、僧道人物等参加的日益扩大的杂传写作队伍，以及多样的杂传创作形状，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兴起。它的兴起说明“传记”已经不再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是少数史家借助人事来诠释正统的道德理论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门类的地位已日益鲜明，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杂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其传记文学的功能，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本身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迟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出现，而且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此时期形式多样的杂传创作，证明西方学者的看法有关片面。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著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李莲英的墓地在呢

李莲英（1848年11月12日－1911年3月4日），河北河间府大城县李家村人，咸丰七年（1857年）由郑亲王端华府送进皇宫当太监，是晚清一个著名的太监。李莲英在清官长达五十二年，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贴身太监，也是有清一代品位最高、权势最大、财富员多、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大宦官。

宣统三年（1911年），李莲英因病而死，后葬于太监墓地北京阜成门外思济庄。 李莲英死时，得到清朝宫廷的1000两白银，在北京恩济庄的太监墓地修造了一座豪华坟墓。李莲英的坟墓早在30年前就被破坏了，只有墓志铭的拓片保留了下来。

清朝太监李莲英的墓地在什么地方？

李连英死时，得到清朝宫廷的1000两白银，在北京恩济庄的太监墓地修造了一座豪华坟墓。李连英的坟墓早在30年前就被破坏了，只有墓志铭的拓片保留了下来。

李莲英墓中的宝藏去哪了

李莲英在建坟时耗资巨大，不惜任何代价，动员数千民工。从周围百里外村庄收买了大量鸡蛋，完全要蛋白不要蛋黄，用蛋白拌石灰，江米粥灌浆，修筑整个坟茔。有人曾对李莲英的“鸡蛋坟”吟诗一首：“马鬣封头鸡卵坟，黎民血泪染石灰。可叹莲公达显宦，焉与三宝共争辉？”诗中的“三宝”指的就是“三宝太监”郑和。都传说北京有座郑和衣冠冢，李莲英对郑和无限崇仰，每年清明节都要到郑和的墓前朝拜。李莲英生前安排埋葬此处的目的就是为了与郑和齐名后世。

1966年，李莲英的坟墓被“造反派”们发现砸开，在墓中发现了许多价值连城的陪葬品。其中的一颗钻石帽饰，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戴的那颗还大，另外还有三件宝物：汉朝的青玉土浸剑、满黄浸玉镯，宋代的青玉褐浸环，都堪称无价。但令人吃惊且奇怪的是棺椁里只有一颗腐烂干净的骷髅头！头部以下的被子里空空荡荡，连一节小骨头也没有！李莲英的躯干去了哪里，至今仍是一个谜。李莲英死后，民间还曾经传说，其家人在李莲英入葬后，为他安装了一个木质的生殖器，此说广为流传，但是真是假，也随着李莲英身体的不见踪影而永远得不到答案了，李莲英墓的谜团更为离奇。

李莲英死因之谜 为何墓中身首异处

从1984年开始，佟洵展开了对李莲英死因的调查。她发现，据现存史料记载，李莲英是因病而终，但这无疑与李莲英棺木中的景象是矛盾的。

偶然的一次，佟洵发现了史料中的一个疑点，随后她又相继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终于，佟洵做出了一个令社会哗然的推断，李莲英是被人害死的。这一观点的提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争论声不绝于耳…… 史料记载，李莲英的死因不明 1984年7月的一天，一名中年女性来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借阅档案。这位女士名叫佟洵，她正着手准备毕业论文,选择的人物是清朝太监李莲英。 对于李莲英离开皇宫之后的生活状况，种种史料都有着几乎雷同的记载。那就是李莲英因病而终，并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但问题却在于，假 如李莲英果真是寿终正寝，又该如何解释其墓中身首异处的现实呢？ 一天，当佟洵又一次读到李莲英的墓志铭时，发现其中一处模棱两可的表述：他的墓志铭用了一个陨字，陨就是死了的意思，但没有病死的含义。此外，佟洵还发现，虽然相关史料中都提到李莲英是因病而终，但对他的病因却只字未提。 1985年，佟洵发表文章《李莲英死因之谜》。文章中，不仅首次披露了1966年挖掘李莲英之墓的全过程，以及李莲英身首异处的真相，更提出了李莲英死于非命的观点。但在学界，却有不同的声音。唐益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这些年来，他几乎翻阅了全部的清代太监档案。对于李莲英究竟是否死于非命，他并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评断，但他认为，在那些流传于民间的种种说法中，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在唐益年眼中，机警圆滑的李莲英绝不可能是被宫中仇敌所杀。唐益年认为，在清朝开国之初，顺治皇帝就立了一个铁牌，规定了太监不许干预朝政，所以李莲英根本不可能参与朝廷内的党派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得罪了革命党人，等他临死出宫时，对于政事更没影响了，所以杀他没任何意义。同时唐益年还认为，李莲英被悍匪杀死于讨债路上的故事更是杜撰。无论是李莲英的财富地位，还是他离宫后岁过甲子的年龄，都不可能亲自出门讨要债务。 研究员称，李莲英被杀于后海 争论没有结果，新的声音却再次出现。1990年，《纵横》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的文章。这篇文章出自北京文史研究馆已故研究员颜仪民。他在文中不仅肯定了李莲英被人杀害，而且详细描述了李莲英被杀的细节：李莲英在出宫后，一直住在护国寺棉花胡同的一所自家宅院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天，李莲英突然接到一张请帖，发帖之人是清末第一号实权人物，袁世凯的红人，九门提督———江朝宗。请帖中说，要请李莲英在什刹海会贤堂吃饭。面对这张非同一般的请帖，李莲英犹豫不定。权衡半天，李莲英最后决定：准时赴宴。不过，他万万没料到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暗算。事后，其家人在后海找到了李莲英的头颅，身躯却不知下落。 文中，作者字里行间中提到的两个人难逃干系，一位是请客人———江朝宗，另外一位则是太监小德张。小德张，清末又一位名噪一时的太监。因为得到隆裕皇太后宠爱，成为二品太监总管。颜仪民文中多次强调：小德张是李莲英的死敌。 文章刊登后，李莲英被杀于后海的说法开始流行。但更大的争论也应声而起。有专家认为故事的细节不合逻辑，因为按古代来说，行刺都是提着脑袋走，没有留下脑袋扛着身子走的，而且唐益年再次以史料为据，首先排除了江朝宗的嫌疑。“江朝宗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任陕西汉中镇总兵，一直到民国二年（1912年）才从陕西回到北京，担任北洋政府的北京卫戍司令，李莲英死在宣统三年（1911年），这时江朝宗还远在几千里之外当总兵，怎么去杀李莲英呢？” 同时，唐益年也对文中所讲的，小德张是李莲英死敌的说法，表示不敢苟同。“小德张比李莲英小很多，他是在李莲英出宫后，隆裕皇后当上太后时才慢慢得势，而且小德张从入宫一直到他出宫，从来没在慈禧太后身边当过差，所以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利害冲突。” 争论不休，李莲英之死谜底未解 王道成，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对颜仪民的讲述也表示了异议。依照档案记载，江朝宗当时并不在京，那么李莲英是与江朝宗吃饭之后被杀的说法，就有了明显疑点。但是，颜仪民却为自己的说法，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明：这一切他是亲耳听江朝宗之子江宝仓讲述的。 颜仪民满姓叶赫颜扎，他在文中称，其家族也曾是清王朝时期的大户人家，其叔父毓贤曾为山东巡抚，而父亲毓泰曾经就是江朝宗的机要秘书。颜仪民说，正是两家这样的渊源，他和江朝宗的儿子江宝仓成为了忘年交。而江宝仓对李莲英被害一事毫无顾忌，不仅向颜仪民讲述了后海的事发经过，甚至泄露了其中隐情：“李莲英被杀后，次日一大早，李莲英的弟弟就跑到江府来禀报，江朝宗当时还故作镇静。” 颜仪民认为，江朝宗这种明知故问的态度，完全说明了他与李莲英在后海被杀有关。然而，这个证据也遇到了质疑。为了说明小德张和李莲英素有嫌怨，颜仪民在文中说，小德张曾奏请隆裕太后下令查办李莲英的财产。 但王道成认为，“李莲英已经退休了，退休后他为什么还把300万两银子放在宫里？据《老太监的回忆》记载，慈禧太后去世后，李莲英就把他收藏在宫里的80万两金条抬到了住处，另外的亲属有100多人，他把财产按亲疏关系都分给他们，那么那些太监们怎么可能再来打他的主意？” 这处例证也许有失严谨，那么是否影响整篇文章的真实性？由于颜仪民先生已于2003年时故去，所以已经无法听到他亲口讲述曾经的所见所闻，而94年前，发生在后海那惊险一幕的真实性，也只能等待继续考证。 从1985年佟洵发表《李莲英死因之谜》至今，整整20年间，关于李莲英死因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多年后，李莲英之死的谜底或许有全部揭开的一天。 另类说法 李莲英死因的种种传说 在民间，关于李莲英之死有多种说法。有传说，他死于革命党之手。因为李莲英正好死在辛亥革命时期。此外，有传言说李莲英被宫中的仇敌所害，也有人说他被杀死在去山东讨债的路上。 但李莲英的过继孙女李乐正说，祖父死于痢疾，得病三四天就突然死亡。但有专家怀疑了这种解释，因为按1911年3月4日来讲，正是初春季节，这个季节得痢疾让人费解。 对于这些不同版本的传言，虽然都没有找到李莲英被杀的直接证据，但专家认为，那些史料中模糊的记载，以及散布于民间的传闻，以至李莲英后人言语中的破绽，都已经暗示了李莲英之死的种种蹊跷。

最后一个太监李莲英之墓究竟在哪

李莲英的目的在北京恩济庄的太监墓地修造了一座豪华坟墓。不过李莲英的坟墓早在30年前就被破坏了，只有墓志铭的拓片保留了下来

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召公于北京及附近地区，称燕，都城在今北京房山区的琉璃河镇。又封黄帝后裔于蓟，在今北京西南。后燕国灭蓟国，迁都于蓟，统称为燕都或燕京。

秦代设北京为蓟县，为广阳郡郡治。

两汉、魏、晋、唐时幽州郡治均在北京一带。

公元938年，辽太宗将原来的幽州升为幽都府，称燕京或南京，作为辽国的陪都。

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在今北京市西南。

元代以金国的离宫，即今北海公园为中心重建新城，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改称大都，俗称元大都。

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取得皇位后，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城，并准备迁都城于此，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

公元1420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改称京师，直至清代。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北部，燕山脚下，先后为都几百年，天子脚下多权贵，古代北京孕育了无数的世家大族，现在就古代北京的十大名门望族进行一一详解。

北京朱氏：朱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其一源于朱襄氏，以先祖名字为氏。朱襄氏是伏羲氏的大臣，被封于朱，在今河南商丘柘城，以赤心木朱为图腾，后来朱襄氏成为炎帝，三代炎帝朱襄氏均活动于今河南柘城一带，其后代以朱为姓氏。其二源于曹姓，属于以国名为氏。西周初年，周武王封曹挟于邾国，建都于邾。后楚国灭了邾国，邾国子民四处逃散，为不忘祖国，因此去掉耳旁，改姓朱。其三源于子姓，以先祖名字为氏。宋国公族公子朱死后，公子朱的子孙后代就以其名字为氏，称朱氏。其四源于祁姓，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源自尧帝之子丹朱，以丹朱为开姓始祖，属尧帝的嫡传后裔，先秦时主要分布在苍梧之野，在隋唐时期发展成沛国郡的望族，并构成为今日朱氏大家族中的一个重要支派。其五源于鲜卑族、蒙古族、满族、苗族、瑶族、土家族、纳西族、东乡族、白族等汉化改姓。

朱氏的主要郡望有吴郡、梁郡、沛郡、凤阳郡、河南郡、丹阳郡、义阳郡、钱塘郡、柘城县、太康县、永城县。朱氏的主要堂号有吴郡堂、梁郡堂、沛郡堂、河南堂、白鹿堂、居敬堂、折槛堂、一本堂、紫阳堂等。

当代朱姓主要集中分布于江苏、河南、安徽、浙江、广东五省，其次分布于湖南、山东、湖北、四川、江西、云南、河北、上海八省市，其中江苏为朱姓第一大省，全国形成了苏浙皖的朱姓高密度聚居区。北京朱氏以高瞻祁见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促简靖迪先猷为字辈。

密云金氏：金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姓氏群体。其一出自古有金国，国人以金为氏，伏羲臣金堤为其后。其二出自少昊金天氏。其三源于官位，出自汉朝时期官吏执金吾，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其四源于地名，出自汉朝时期金城郡，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其五源于官位，出自三国后期曹魏时期官吏金曹，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其六源于蒙古族、满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汉化改姓。

金氏的主要郡望为彭城郡、京兆郡。金氏的主要堂号为京兆堂、丽泽堂等。如今金氏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浙江、河南、山东、辽宁、安徽、江苏、湖北、上海等省，其中浙江为当代金姓第一大省，全国形成了东南皖苏沪浙、中原豫鄂、东北三省三块金姓聚集区。北京密云金氏以昌巨万福春来为字辈。北京另有一支金氏以士守正华宗为字辈。

房山穆氏：穆氏在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姓氏。其一源于子姓，出自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宋宣王的弟弟子和，即宋穆公，属于以谥号穆为氏。因子和在做君主时贤良和气，所以加封谥号穆，史称宋穆公。在宋穆公的支庶子孙中，有以先祖谥号为姓氏者，称穆氏；有以先祖的名字为姓氏者，称和氏，世代相传。由于宋穆公是宋戴公之弟，故该支穆氏、和氏、戴氏同宗同源，史称穆氏正宗。汉族穆氏族人大多尊奉宋穆公为得姓始祖。其二源于鲜卑族，出自鲜卑拓拔部丘穆陵氏族，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汉化改革，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其三源于蒙古族、满族、鄂温克族、藏族、回族、彝、纳西等汉化改姓。

当今中国穆氏族人广泛分布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湖南、广东、云南、四川、安徽等地。

穆氏的主要郡望为河南郡、汝南郡、河内郡。穆氏的主要堂号为河南堂、河内堂、汝南堂。北京房山穆氏以德洪植福希启克兴广进学仕万国增荣永兆怀庆光玉献庭培维联景建立有成为字辈。

大兴黄氏：黄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其一源于黄国，黄国灭亡后其子民以国为氏，称黄氏。其二源于回族、满族等汉化改姓。其三源于官位，出自远古伏羲下属之官黄龙师和远古黄帝下属之官黄云。

黄氏的主要郡望为江夏郡、会稽郡、零陵郡、巴东郡、洛阳郡、晋安郡、濮阳郡、东阳郡、南安郡、西郡、江陵郡、松阳郡、固始郡。黄氏的主要堂号有山谷堂、江夏堂、宽和堂、紫云堂、孝友堂、四士堂、千顷堂、聚斯堂、双江堂、三略堂、五桂堂、源远堂、炽昌堂等。当代，黄姓人口主要分布于广东、四川、湖南、广西、江西、湖北、福建、江苏等地。北京大兴黄氏仍有族谱传世。

宛平李氏：李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群体。其一源出嬴姓，皋陶曾被任命为舜的大理，掌管刑法，遂以官命族为理氏，理李古字相通，先为理氏，后为李氏。得姓始祖为李利贞，李耳为十一世。其二源于蒙古族、满族、锡伯族、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汉化改姓。其三源于图腾崇拜，以李树为图腾。

李氏的主要郡望有陇西郡、赵郡、顿丘郡、中山郡、广汉郡、渤海郡、襄城郡、江夏郡、梓潼郡、范阳郡、南阳郡等。李氏的主要堂号为陇西堂、青莲堂、太白堂、延平堂、西平堂、赵郡堂、平棘堂、玉树堂、树伦堂、忠愍堂等。

当今李氏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河南、山东、四川、河北四省，其次分布于广东、湖南、湖北、云南、安徽五省，其中河南为李姓第一大省，全国形成了中原、华北、云川、东北四大块李姓高密度聚居区。北京宛平李氏仍有家谱传世。

怀柔赵氏：赵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群体。其一出自嬴姓，造父祖先伯益为白帝少昊裔孙，伯益被帝舜赐姓嬴。造父为伯益的十四世孙，初为嬴姓，周穆王时为驾车大夫，因平叛有功，被周穆王封于赵城，在今山西洪洞，造父及其子孙便以封地命氏，称为赵氏。造父就是普天下赵姓的始祖。其二源于赵国，公元前222年，赵国为秦国所灭，赵国王室纷纷散落民间，以国名为氏。其三源于匈奴人、女真人、党项人、鲜卑人赐姓或改姓为赵。

赵姓著名郡望有天水郡、涿郡、下邳郡、南阳郡、金城郡、颍川郡、敦煌郡、酒泉郡、扶风郡、新安郡、平原郡等11个。赵氏的主要堂号，除了与郡望名相同外，还有半部堂、琴鹤堂、孝思堂、萃涣堂、敬彝堂、创基堂、爱日堂、顺和堂等。

赵姓主要集中分布于山东、河南、河北三省，其次分布于黑龙江、重庆、江苏、云南、四川、陕西、山西、安徽、辽宁等八省。广西北京怀柔赵氏仍有族谱传世。

北京武氏：武氏是一个多源流姓氏群体。其一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日武，因手掌上有一武字形状纹路，故被赐为武氏，为周朝大夫，后来他的子孙因而以武为氏，史称武姓正宗。其二出自以国名为氏，夏臣武罗被封武罗国，后国亡，其后子孙以国名为氏，称武姓。其三出自子姓，出自商王武丁之后，以祖名为氏。其四出自春秋时宋武公之后，以谥号为氏。春秋时宋戴公之子司空，死后谥号为武，史称宋武公，其子孙以其祖之谥号为氏，亦称武氏。其五出自以邑名为氏，汉朝有武强王梁，封地在今河北省武强县，其后代因封地武强简为武氏。

武氏主要郡望有太原郡、沛郡。武氏的主要堂号有鬻薪堂、太原堂等。当代武姓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辽宁、山西四省，其中河南为武姓第一大省。今北京武氏仍有族谱传世。

顺天徼氏：徼姓源于春秋时期诸侯国皆有的徼侯之官，专司巡查、巡逻、警戒、巡察、巡捕之职，其后裔有以祖上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徼氏。今今河北、辽宁、浙江等地，均有徼氏族人分布。徼氏的主要郡望为直隶和顺天府。

延庆车氏：车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姓氏。其一出自田玉峰，其辅佐汉昭帝居功至伟，特准田玉峰乘坐车辇出入朝堂，从此赢得了车丞相这一雅号，其后裔子孙中竟有改姓氏为车氏。其二出自春秋时秦国子车氏之后。其三出自鲜卑族、蒙古族、朝鲜族、满族等汉化改姓。其四出自车师国，车师国灭亡后，其国人以国为姓，即车姓。

车氏的主要郡望为鲁国、南平郡、河南郡、京兆郡、淮南郡、天水郡。车氏的主要堂号有天水堂、萤照堂、玉峰堂、淮南堂、还读堂、高露堂等。北京延庆车氏以承德爱鸿仁齐福禄寿喜为字辈。

大兴邵氏：邵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姓氏。其一出自姬姓，周初大臣召康公，周同族，姬姓，因食邑于召，被称为召公或召伯。周武王灭商后，移封召国于河南济源西的召亭。召简公盈因卷入周王室王位之争而被京城人所杀，召国亡，子孙四散，即以召为姓。邵、召古时通用，史书上一般汉朝以前的多用召，三国以后多用邵，河南汝南、安阳召人最早改用邵，邵姓人尊奉召公为邵氏得姓始祖。其二出自芈姓，楚昭王之后有邵姓。其三出自召方部落，为商朝时活动在今河南鄢城东召陵一带的黄帝部落的一支。其四出自满族、瑶族、彝族、蒙古族等汉化改姓。

邵氏的主要郡望为博陵郡、汝南郡、安阳县、东陵郡。邵氏的主要堂号为怡怡堂、博陵堂、汝南堂、洛阳堂、南阳堂、安阳堂、安乐堂等。

当代邵姓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江苏、山东、甘肃、湖北四省，其次为安徽、辽宁、浙江三省，其中江苏为邵姓第一大省，全国形成了东部鲁苏皖、东北辽宁、西北甘肃三块邵姓聚居区。今北京大兴邵氏仍有族谱传世。

北京的世家大族多兴起于当朝权贵，有很鲜明的朝代特色。随着他们所依托王朝的衰亡，他们受到战乱的影响最大，改朝换代之际这些世家大族经常被洗牌。很少能够出现流水的天子，铁打的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