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8〕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相斫书，字面意思是“互相砍杀的书”

　　“相斫书”释源：《三国志》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王肃传》：“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裴注引《魏略》曰：“(鱼)豢又尝从问《左氏传》，(魄)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伦之纪莫若《礼》，多识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诗》，《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　

　　说解：斫，砍杀。相斫书，即记载相互砍杀的书。《左传》所记征伐侵袭之事数百，故有“相斫书”之称。鱼豢向槐禧请教《左传》，槐禧说，读《易》，《礼》、《诗》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唯《左传》只不过是记载战争之书，不值得精心研治。后世以“相斫书”指记载战争的史书，也指有关兵法战策的书。宋陆游《对酒》诗：“孙、吴相斫书，了解亦何益”上句即指孙子吴起之兵书。

从姜太公封齐、庶子印以丘为姓，到娄嘉奔楚、改姓左氏，再到成避乱迁鲁，左丘明的先人经过了自“姜”而“丘”，由“丘”改“左”的姓氏转换，同时也经历了齐、楚、鲁三地的坎坷迁移，可以说是家世遥远、演变曲折。

左丘明的儿子瞻，精通儒道，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孙子启同样博学多才，长期做鲁国的大夫。四代孙诚是位超凡脱俗的隐士，才华出众。王莽新政时，曾召集天下学者为其所用，十五代孙起也受到招聘。起因不愿为王莽效力，担心王莽加害自己，于是改姓为丘，逃避到陶阳隐居起来。

都君邱氏姓氏出于左丘明。《风俗通义佚文·姓氏》曰：“丘氏，鲁左丘明之后。”是左丘明后裔有姓邱氏者或邱氏有出左丘明者在东汉文献有证。丘、邱通用，耳旁为后加。左丘明及其早期后裔姓左，与都君邱氏在两汉之际改左为邱相连贯。

按《精舍志》记载，肥城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传后裔，这支后裔世系清楚，两千多年来一直居守故邑祖墓。左丘明后裔邱氏宗族世守都君，其家谱《左传精舍志》所记左丘明以来的世系，北宋初年以后可靠资料日多，有不少史籍、方志、碑记、诗文等作证，可以不用怀疑。宋代以前从东汉初年开始渐有零星的佐证资料。汉人《风俗通义》谓邱氏出于左丘明。北齐《魏书·地形志》、唐《元和郡县志》都记载了左丘明墓，地址与都君吻合。

然《前汉书·鲍宣传》中凡王莽征召不出者具列姓名，其中并无邱起，且既改姓避莽，何以又筑左传精舍，使欲盖弥彰？” ⑦礼部驳议看似不无道理，但毕竟有些不顾历史变迁而过于苛求古本。又王莽征召人才甚滥，《鲍宣传》焉能包罗“具列”不出者名单，而建左传精舍时已时过境迁，岂得谓其欲盖弥彰，后辈应该历史地去看待左传精舍与邱氏家谱的出现。东汉初年它们出现之前，左丘明后裔在文献中没有任何踪迹，这与《左氏春秋》原为独立编年史、尚未向《春秋》学演变相一致，如果当时有其踪迹才是怪事。西汉经学的兴盛和刘歆对《左氏春秋》的珍重使其开始向传演变，嗜好经古文学的王莽寻求左丘明后裔本在情理之中，而丘明后裔却不知是福是祸，不敢轻易登上王莽的险船。东汉初年江山易手，经学统治地位依然，尽管经今古文学家对《左氏》是否传《春秋》还在进行争论，时代却给邱氏提供了借经人仕和光宗耀祖的良好条件，于是邱氏宗族便开始有所活跃。对于古代重视宗统的文化家族，15代世系的记忆并非难事，所以“邱堂纂续旧谱”当有所据，尽管这段时期文献无征，但结合历史去看倒也基本可信。

可以说，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传后裔。他们世居祖地，战国、西汉默默无闻，到新莽时改左为邱，东汉初年随着《左氏》传经而大修祠堂家谱，其后便在文献中逐渐露出了清晰面貌。

《左传精舍志》的主体资料基本可信，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不过左丘明与楚左史倚相没有血统关系，“姓谱”部分多属伪托。从现有资料看，左丘明后人当有左、邱二姓，其中作为嫡系后裔的肥城都君邱氏宗族比较可信，其余各地左、邱两姓中的旁支后裔尚有待探讨。

清雍正三年（1725）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精舍志》 卷五《谱系志》“姓谱”云：“太公封于营邱？支子印遂以邱为姓。”又云：“（邱明世为鲁左史官）因以左为姓氏，其后裔？去左袭邱，隐居陶阳，复以邱为姓氏。”“世系”对改姓记载同于“姓谱”。卷四《艺文志》所收“宋祥符二年平阴令范讽重修左传精舍记”碑记亦谓“乃避新莽之乱，去左袭邱。”这些资料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丘明当有左、邱两姓后裔，二是邱姓并非皆出丘明。

按“世系”所录，左丘明及其后人为左姓时共15代，15代中第4、8 、9 、1 2四代各生二子，第6代生三子，其余各代都是单传。“世系”专记嫡长子，嫡长子所生之次、庶子或许有所忽略，因此所谓单传未必就是实际上的单传，旁支当比“世系”所录更多。即以“世系”所录计算，嫡长子一支始终为一，旁支在不同时间的四代中杈出有六，六支尚会继续分杈，是两者比例至少为1：6。邱起改姓时，第4、6两代的半数旁支与嫡长子的血缘关系己隔10代左右，8、 9代两个旁支也早已出了五服。他们或许已经迁离故土，或许继续守居祖墓，前者应当继续姓左，后者也不一定全部追随邱起改姓邱氏。例如，据《大明一统志》《山东通志》《曹州府志》《曹南文献录》等方志记载，定陶一带有陶丘，或名左山，有左丘明墓及左姓居民；又据地方调查，今汉上南陶村有不少左姓居民，皆奉左丘明为远祖。邱起“隐居陶阳”当与彼两地相关，很可能正是投靠那里的旁支同宗隐居。旁支后裔迁离故土定居，起一始祖坟墓供奉并不奇怪。上述两地左姓或许就是邱起之前左氏旁支后裔，不可轻易予以否定。邱起之前旁支保留左姓，且宗族规模应该大于改为邱姓的嫡支，邱起之后嫡支改为邱姓，是左丘明当有左、邱二裔。 《姓谱》所谓太公支子以邱为姓，在《风俗通义佚文·姓氏》《通志·氏族略》《姓考》等姓氏文献中查之有据，是邱姓有出于周初姜太公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有邾大夫丘弱，是邱姓有出于春秋邱弱者；《风俗通义佚文·姓氏》云“汉末丘俊持节江淮，属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吴兴”，是邱姓有出于西汉丘俊者。三者皆非左丘明后裔。又据《风俗通义佚文·姓氏》，汉代有常丘、商丘、瑕丘、蛇丘、佘丘、虞丘、渠丘、葘丘、谢丘等复姓，多为后世不见，或许去复为单而成邱姓。古人依邱而居即可姓邱，是邱姓多源，不出于左丘明者多也。左姓多出于左职，左职并非仅有左史，左史并非仅有左丘明，《淮南子·览冥训》《史记·龟策列传》有商末左强，是左姓亦为多源格局。 尚若倚相、孔子、左丘明系同一代人。孔子（前551-前479）生卒年代明确，无须考证。倚相始见《左传》昭公十二年，是年即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上文《精舍志》所云倚相事即本《左传》。当时倚相随军出征，能读《三坟》等书，年龄不会少于20岁。有人研究以为，“（楚）左史应是倚相与左史老的氏称”，“晋楚左史皆系氏称，氏称源于官名”，“楚左史当来自于晋左史”，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与栾氏一起逃奔到了楚国”。其说并非毫无根据，倘若成立，则倚相不出于齐。另据《汉书·古今人表》倚相在时序上居于丘明之后。如果左丘明确系楚左史倚相之孙，则左丘明的家世或许可以向前追溯，但文献证明两人根本没有血统关系。

而根据存世的刘向《别录》佚文“左丘明授曾申”，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记“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等史料判断，可知左丘明的出生年代约与孔子晚年弟子曾参及曹恤等人大致相当。即左丘明在年龄上应为孔子的孙子辈，而约生于鲁定公在位的中期；而据《左传》、《国语》二书对于历史人物的称呼来看，可知左丘明应当卒于鲁元公在位时期，即公元前五世纪晚期。

千百年来，史学界对左丘明的姓名及其里籍、墓地等，却多有不同见解，有说枣庄峄城人。2000年9月2日至4日肥城市举办了中国首次左丘明文化研讨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等院校近40位专家、教授、学者以及海内外丘氏宗亲代表云集肥城，进行学术交流。大会有20多件论文进行了交流，一致认为，根据掌握的材料认定，左丘明的墓地与故里均在今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左丘明是丘（邱）氏的祖先。大会成立了左丘明文化研究会。

公元前452年前后，左丘明因病逝世。根据左丘明生前嘱托，遗体安葬于其所植银杏树“一箭之地”的都君庄东高地上，在这里可东向齐都，南顾鲁城，表达了左丘明的齐鲁情缘。有关左丘明墓的记载最早见《魏书·地形志》。言：“东平郡领县七：无盐、范、须昌、寿张、平陆、富城（汉晋属。有富城、卞城、武强城、左丘明冢） 刚。”富城遗址位于肥城市王庄镇，其疆城包括今肥城市的王庄、桃园、石横、湖屯等乡镇。《汉书人表考》也载：左丘明“葬泰安肥城县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清康熙十一年《肥城县志》载：“左丘明墓在城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正觉寺之西。”宋王去非诗《题左丘明墓》也准确说明了其位置。诗中说：“寺压古坟阙已摧，坟前古树已凋衰。未能迁寺还封树，每到都君一泪垂。”清俞正燮在《左丘明墓考》中，更依据《水经注》《魏书》《通志》《元和郡县志》《天顺一统志》等史料，力排左丘墓在东平、峄（山）、曹（县）说，认定“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审矣！”。

左丘明

生卒：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22年

时代：春秋

籍贯：山东省肥城

简评：春秋末期鲁国史学家

人物生平

世为左史

据后世记载及相关研究，左丘明为齐国始封之君姜太公之后，为太公二十一世、太公少子印(穆公)二十世裔孙，楚左史倚相之孙，鲁太史成之子。其说或有早期家谱传承为据，未可全信，亦不宜轻易否定。然其称左丘明为楚左史倚相之孙，按诸《左传》，则绝无此可能。

至谓左氏世为左史，则合乎史实、事理，符合商周世官制度，其以左为氏，也当与此有关。左丘明袭为太史，博综群籍，曾随孔子“如周，观书于周史”，并立志为孔子传解《春秋》，说明其与孔子关系当在师友之间。正由于丘明有此学识、经历与地位，故能从容胜任《春秋左氏传》之作。

参政议政

左丘明曾与孔子同朝为官，关系当在师友之间。二人相互敬重，孔子称与丘明同好恶，左丘明也曾鼎力支持孔子从政。

据记载，鲁公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将要召孟孙、季孙、叔孙三桓商议，并将此事告诉左丘明。左丘明直谏道：“孔子，那是圣人啊。圣人为政，有过之人就要失去权位。您即使想与三家谋划，但三家的过失不正合乎这一情况吗”鲁公仍不解其意。于是丘明作譬喻进一步解释：“周朝有人喜欢毛皮大衣和美味肉食，但他想做毛皮大衣而与狐狸商量索其毛皮，想办丰美牲祭而与羊儿商量索取其肉，于是狐狸、羊儿赶紧深深躲藏。因此，此人等待很长时间，却无法完成毛皮大衣和丰美牲祭。为什么呢周朝这人的谋划出了问题。现在，您打算同三桓商量任用孔子为司徒，这与同狐狸商量做皮大衣，同羊儿商量做牲祭是同一个道理。”于是，鲁公便不与三桓商量，而直接任命孔子为司徒。

左丘明理解孔子，深明孔子“强公室，弱私家”的政治主张，其对鲁公的谏言，正是对孔子从政的强力支持。

纂史 作传

鲁为周公封国，保存了完整的礼乐文化和大量的历史文献。左丘明作为鲁太史，自然可以优游其中，积累深厚学养，为日后著述打下坚实基础。后来，他与孔子同乘至周，在周太史处查阅档案，故进一步熟悉诸国史事、掌故，并与孔子进一步加深友谊和相互理解。正以左丘明学识、经历及其与孔子的特殊关系，故能熟悉诸国史事、掌故，尤能理解孔子的学说、思想和主张，深明孔子《春秋》之道的内涵和意蕴。因此，由左丘明传解《春秋》，自然最合其宜。

左丘明传解《春秋》，并非如他人寻章摘句般的注释、训解，而重在结合春秋时期史事的叙述，来发明孔子《春秋》之道。由此旨趣，左丘明《春秋左氏传》不仅是传解《春秋》的要籍，也是关于春秋时期历史文化的基本文献。

《左传》而外，左丘明又编撰《国语》。此书应系左氏失明后而作，其材料与《左传》相表里，又互为补充，同为关于古代历史文化的经典要籍。

可能在《左传》、《国语》完成不久，约于公元五世纪中期偏前，左丘明逝世。

人物成就

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孔子与其同好恶，称其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贤。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作为一部记述详备、论述精辟的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又是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历史经典之一。

文学创作

左丘明相传著有《左传》、《国语》两部文学巨著。 《春秋左氏传》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国语》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偏重记述君臣言论，为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1-3] 《左传》记事相当详细，对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左传》还吸收了其他史体的长处，把其他史体的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编年体史书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不仅如此，在历史编纂上，《左传》还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在编年记事总的格局中，富于变化，有时着意写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时集中写一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活动。这不仅拓展了编年体史书在写人、记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于弥补一件史事被相关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点。另外，在编纂学上，《左传》首创“君子曰”一栏。“君子曰”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为史书作者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成为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

思想主张

左丘明很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动则思礼，

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问题就要想到礼，一做事就要考虑到义，不为利而丧失意志，不为义而感到内疚。体现礼的众多礼节也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持坚决批评的态度。

受重礼思想的影响，左丘明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这些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楚国的子囊在国君死后还不忘给他增加好名声，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不忘保卫祖国，他认为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纳谏，自认犯了罪而砍断双脚，他认为这也是忠。对君王要忠，对父母就要孝。郑庄公因母亲帮助弟弟谋反，将母亲软禁起来发誓永不相见，颍考叔帮助郑庄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对颍考叔大加赞叹，说他能爱自己的母亲，并且把这种爱也传递给庄公，是“纯孝”。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它不仅表现在个人品德上，还体现在国家之间，如果国家之间的结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即使结盟也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讲信，还要讲义。卫大夫石砏大义灭亲，将参与叛乱的儿子正法，左丘明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纯臣”。让，就是谦让，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上下谦让的良好社会风气，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另外，君子还要从善不从恶，知道善不可以丢、恶不可以长，做到从善如流。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品行恶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恶痛绝。

左丘明认为国君也必须注重品德修养：国君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

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些准备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除了第二条“量力”之外，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

历史评价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肥城县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载：“乐正子春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曾以左丘明为楷模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也就是说，甜言蜜语、谗言媚色、卑躬屈膝，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孔子也觉得可耻。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品德优良的人，这与秉笔直书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赞叹左丘明的“君子”风范。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说，肥邑这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似乎也是敬重的左丘明。如果说《公冶长》是在赞扬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

《汉书》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6]

春秋以后，左丘明的“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可见左丘明“君子”美誉的深远影响。[1-2]

唐贞观二十一年(647)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

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

宋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丁谓亦诗赞左丘明曰：“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

元集贤大学士致仕李谦、翰林承旨张起岩均曾为左丘明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治”，或称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

明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

明崇祯十五年(1642)朱由检封左丘明为“先贤”。

左丘明的故里，至今仍存有许多关于他的文化遗迹。“都君庄”，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仅这一故里的名称，就生动地反映出左丘明当年的“君子”风范。左丘明的生平事迹，确实是充满了“君子”的美誉。

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赞扬和“君子”美誉。

后世纪念

民国以前

左丘明的品行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们即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

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就在县城兴建了“左传精舍”，并立重修碑以志。

汉平帝时(1-6)，《左传》初立学宫。

东汉建武年间(25-56)，《左传》复立。

唐贞观二十一年(637)，太宗李世民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诏》，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左丘明后裔为此植槐纪念，称“谢唐槐”。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赵恒，追封左丘明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翌年，平阴县令王讽重修“左传精舍”并立碑详述追封之事。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赵佶封左丘明为中都伯。

明洪武四年(1371)肥城知县丘明后裔丘思齐重修“左传精舍”。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朱厚璁追封左丘明为“先儒”，敕建墓门坊，并亲书“先儒之墓”。

明毅宗崇祯十五年(1642)朱由检敕封左丘明为“先贤”。肥城知县王惟精与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孙丘云特辑订《左传精舍志》。《左传精舍志》设遗像志、本传志、祠墓志、艺文志、谱系志等五卷，清乾隆六年(1741)增辑本现存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档案馆。

清左丘明六十八代孙丘行键与六十九代孙丘玉洁捐资七千余两重修县学宫、痒门，咸丰皇帝书赠“敦崇名教”，以旌表其行。袭封衍圣公、孔子第七十代孙孔广启题赠“承先卫道”匾。

清雍正三年(1725)，为避孔丘讳，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丘均加“邑”部为“邱”，丘明及其后裔的丘字均改写为“邱”。民初，丘氏后人闽杭清举人丘荷、台湾清进士丘逢甲认为雍正所为不公，呼吁去“邑”复“丘”，还祖先本来姓字。丘氏族人闻者纷纷响应，恢复了“丘”姓，而未闻者则仍沿用“邱”字至今。因此，丘与邱本是一姓，都是左丘明的后裔。清乾隆十六年(1751)，清礼部重新确认丘明之谪孙为世袭奉祀生，并赐祭田18亩。

民国以后

位于山东肥城石横镇衡鱼村。景区高标准、高起点修复了左丘明墓、碑、牌坊等，规模宏大，甚为壮观。主要景点有左丘明墓及左丘明文化纪 念馆，馆内有大量珍贵文物，对研究左丘明史学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丘明中学

2011年5月20日上午，肥城市矿区中学更名为“丘

明中学”揭牌仪式举行，肥城市、肥矿集团及社会各界参加了此次盛大活动。原矿中更名为“丘明中学”，体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对乡贤史圣左丘明的尊崇，是弘扬左丘明思想文化工作的一大举措。校名为国际左丘明文化研究会会长丘恩处题写。[11]

左丘明文化研究会

2011年12月16日，山东省肥城市丘明中学成立“左丘明文化研究会”，当日研究会并印发了第一期会刊。研究会的成立得到了来自海内外丘氏宗亲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丘明中学校长严铁军在左丘明文化研究会揭牌仪式上介绍说：“弘扬左丘明文化，就是传承先儒‘敬德、尊礼、保民、慎罚’的思想，不学习民族历史，就不能掌握民族精神;不了解左丘明文化，就不能领悟完整的国学。作为教育工作者，面对传承民族精神、弘扬左丘明文化的重担，丘明中学走在了前列，这是丘明中学的责任，更是丘明中学的光荣。”

视频来源：丹阳民生频道

丹阳在东晋时为北方汉人南迁后的重要侨居地。对全国大多左氏来说，丹阳与古济阳一样都是左氏族人魂牵梦萦的祖居地。左氏因其显祖葬于丹阳珥陵，故自称“丹阳珥陵左氏”。

后来左思的后裔因躲避战乱、外出谋生或到他地为官逐渐迁徙各处，如现今的江西永新、鄱阳;湖南宁乡、武岗、长丰;安徽合肥、庐江 ;四川长寿、仁寿、万县;河南信阳等地都有从丹阳珥陵迁出去的左氏后裔，他们的先人祖祖辈辈都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地耕耘，他们的根就在左渎河畔。目前所发现的家谱中都有所提到丹阳，更值得左氏探究的是族谱上记载的赐葬于丹阳金沙景塘之南的先祖左思墓及葬于丹阳珥陵的先祖左恢墓。虽然这两座祖坟现已成平地，但根据当地文化界人士的考证及家族谱的记载已能基本上确定其位置，这一发现对研究左思生平及东晋文化极具深刻意义，同时对左氏族人来说也极具纪念意义。

丹阳珥陵左氏族人的一个重要发祥地，可惜的是老祠堂于日军侵华时毁损，二十多册的老家谱于文革期间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