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魅力

　——再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先生1955年成稿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纵论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教育选举、经济赋税、国防兵役制度，从制度诞生的背景和历史的沿革演绎来分析，在历史中看历史，以其必然性、偶然性和当时的实际要求来检讨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十年前初读此书时，只是作为历史基础知识来学习。由于是钱老的讲演稿整理而成，用词和行文极为通畅，体裁也不同于一般编年体史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后来读到黄仁宇的《现代中国的历程》中有关明代财政管理的章节，为了比较两位学者描述财税制度的不同角度，重读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有关赋税、经济制度的内容。两位学者个性鲜明、研究视角迥异，运用数字和实例支撑论点的方法各有不同，结合起来看，更有助于了解封建社会财税制度的全貌。从事财政法制工作以后，工作中总是涉及到“制度建设”这一主题——大至法律法规、国家大政方针，小至工作规程，都可以包含于“制度建设”的范畴之内，久而久之，开始思考钱老笔下的“制度得失”对于财政法律制度建设的借鉴意义。

　制度学习

　——着眼于全局，入手于细微

　对现有制度的了解和学习是做好制度建设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用学习、研究历史的方法来学习具体制度的沿革和发展，应该着眼于全局，入手于细微。

　作为一名财政法制干部，对制度学习内容的把握应当具有“全局观”，即磨练过硬的法律业务素质，并掌握全面的财政业务知识。良好的法律业务素质不仅指精通岗位职责所涉及的具体财政法律制度，而且要对我国的整个法律体系、基本法学理论有深入理解，还应具备一定的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研究能力。财政专业知识的学习不仅要掌握目前财政中心工作，熟悉具体业务内容，还应该知晓财政学、经济学基础理论，了解我国财政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发展方向。如钱老所述：“任何制度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是互相配合，形成一套体系的”，全局观就是指不能将财政法律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孤立开来，不能将法律制度与财政制度孤立开来，不能将现行财政管理制度与财政管理历史孤立开来，也不能将我国财政体制与其他国家的财政体制孤立开来。

　作为一名青年干部，或是走出校门不久，或是从事财政工作时间不长，急需学习或者更新的相关专业知识。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和材料，钱老做研究的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即从细微入手，同时注重比较和联系。针对制度的学习，具体而言，入手于细微，要求我们在学习新知识时不能浮在问题的表面，应该潜入事实的细节，从数字间、文字里，探究制度形成的背景，体会制度框架搭建的寓意;注重比较，是巩固学习成果，深化认识的有效途径，进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特征的制度比较，有助于深刻认识和客观评价制度的利弊;注重联系，则要梳理制度体系内部不同板块之间的逻辑关系，注意不同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外在关联。

　制度评价

　——要兼顾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

　钱老认为，任何制度均有利有弊，讨论制度的得失必须根据制度实施时代人们的切身感受发出的“历史意见”来评判，而不是根据后人所处的环境和需要发表的“时代意见”来评价。

　如果仅仅对制度本身进行评价，或者研究某一事件或现象出现的原因时，我认为，应以“历史意见”为主，不能以后人的好恶或者经验为评价依据。但是，学习和研究历史，极为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以史为鉴”，如果我们只把视角停留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当下，就犹如站在洞口无法看清山洞形状一样，难以从史实总结经验教训。因此，讨论制度的得失，特别是试图从中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途径时应该兼顾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

　立法后评估是财政法律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财政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从起草、出台、执行到立法后评估的开展，短则几年，长也不过十余年，不论从历史作用、实施效果，还是从影响大小、受众范围上看，都只能称为历史长河中的一颗颗水珠，我们很难用“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但是从狭义上讲，立法后评估就是对一项具体制度的评价过程，我们完全能够从方法论的角度借鉴钱老的评价方法。

　首先，全面了解制度出台的背景和起草过程，着重对比制度出台初期的实施效果和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关注起草过程中的不同意见，可以称为对“历史意见”的考察。其次，全面总结制度施行以来的影响和效果，梳理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既要正确评价一项制度出台当时，对稳固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也要客观面对随着时间推移、时代变化，该制度在执行中不断涌现的问题。正如钱老所说：“有的制度初衷还是好的，而且也起到过实际作用，但是时间久了，执行上就有问题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发现这些问题。最后，进行立法后评估时作出的结论，可以称为“时代意见”，这是进行立法后评估工作的人员根据现实的环境和需要作出的评价。这些意见形成的最终目的是发现并修正制度施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改或者废止相关制度，制定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制度。

　制度设计

　——不能脱离历史和国情

　钱老认为，制度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讨论一项制度，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和地域性。这是从制度评价的角度提示我们要重视一项制度存在的时代和地域性特征，而我们从事财政法律制度设计工作，更不能脱离历史和国情。

　不能脱离历史，一方面要了解财政管理制度的“大历史”，包括历朝历代赋税制度和财政管理的特点，民国时期和战争时期的财政管理制度，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财政体制，这是进行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要了解每项具体制度的发展沿革，包括历史雏形、发展变化以及改革方向，这是进行制度设计的现实基础。

　不能脱离国情，一方面要全面学习和研究国外相关制度，特别是吸收发达国家和与我国发展态势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的优秀经验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对其他国家的具体制度是否适合我国国情要有清醒的认识，应该在全面分析制度的出台背景、施行平台、已有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本土资源和环境，有区别的引进相关制度，避免拿来主义。

　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核工作，可以称为“狭义的”制度设计。规范性文件，虽然只是财政法律制度体系中最低层级的法律性文件，但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构成了财政法律制度体系最坚实的基础。作为财政法制干部，我们不论是参与起草，还是过程审核，都应该把自己摆在制度设计者的位置，尊重历史、把握国情、放眼国际，担起确保规范性文件规范制定的重任。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每读一遍，都能引发新的思考。学习知识、领会方法、尝试批判、常读常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是这样一部经典，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史为鉴，振兴中华。

　 我精心推荐

在看钱穆先生的《孔子传》，一边看，就一边写一些笔记出来。久闻钱穆大名，一直没看其作品，原因是自己才疏学浅，看不懂。偶然得到这本《孔子传》，才79页，欣喜不自胜。我终于可以做一个看过钱穆的人了！

不过一读才知道，看起来薄薄的一本书，几乎每句话都值得深深体会。

从前为了教学，读的关于孔子的传记不知道有多少本，也曾经每日一则抄写过论语，甚至有段时间对从小学角度研究论语真正含义的方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因为上面的种种，我自问相比一般人对孔子的了解更多一些。不过在读了这本《孔子传》之后，我发现自己也不过就是多知道了一些孔子身上的段子而已。当然这也不怪我，他老先生身上的段子就是要多一些。

钱穆是做学问的，这本《孔子传》的目的也本不是普及关于孔子的知识。更多的，是在考据孔子和论语的相关内容。不少有争议的问题，争议到本书为止，可以不争了。

书的内容深厚，不敢妄评，只是记录阅读过程中一些对自己有提高的部分，以及一些浅显的感受。

如下：

1孔子先祖是商代王族，之后家道中落，到孔子父亲的时候，经历了由王族、诸侯、贵族公卿到士族的转变。孔子的父亲有勇力

（算是武士？）。

2传说中孔子之父野合生孔子之说不可信。钱穆书中说：“此因古人谓圣人皆感天而生，犹商代先祖契，周代先祖后稷，皆有感天而生之神话。又如汉高祖母刘媪， 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遂产高祖。所云野合，亦犹如此。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以非礼，不足信。”“孔子名丘，字仲尼。因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山而得生，故以为名。”

（是在山上祈祷哟~不是野合哟~话说这个尼丘山……泥鳅山？ ）

3儒这个词，先于孔子而有，且内涵和孔子之后的儒不相同。见此段：“《说文》：“儒，术士之称。”术士即犹言艺士也。儒乃当时社会一行业，一名色，已先孔子而有。即叔梁纥、孔防叔上不列于贵族，下不侪于平民，亦是一士，其所业亦即是儒。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

（儒也是色？为何？先记此疑问。）

4接上条。孔子所谓小人儒，是指靠学习六艺获一份谷物为生。而其所谓君子儒，是从所习六艺中，探讨其意义所在， 及其源流演变，与其是非得失之判，于是乃知所学中有道义。孔子之所谓君子儒，乃在其职业上能守道义，以明道行道为主。

5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三十岁后开始授徒。

6孔子适齐，返鲁，后仕鲁，为鲁司寇（已经五十岁了）。其政治上之表现有两大事。其一为相定公与齐会夹谷，继之则为其堕三都之主张。

7接上条。以下来自维基百科：堕三都，春秋时期鲁国堕毁三桓私邑的事件

三都是季孙氏的费邑、孟孙氏的郕邑、叔孙氏的郈邑。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孔子为鲁国的大司寇，为了加强君权，派仲由堕毁三都。季孙斯和叔孙州仇、仲孙何忌想要抑制家臣势力，也支持堕三都。叔孙氏先堕毁郈邑。费邑宰公山不狃起兵反鲁，率军攻入鲁国国都曲阜，鲁定公和季孙斯（季桓子）、仲孙何忌（孟懿子）和叔孙州仇（叔孙武叔）躲在季氏之宫，武子之台。孔子派申句须、乐颀率军击败公山不狃，公山不狃逃到齐国。之后，郕邑宰公敛处父反对堕毁郕邑，使三桓开始反对堕三都。堕三都最终失败，孔子不久之后，也离开鲁国，周游列国。

8鲁卫接壤，又卫多君子，故孔子去鲁即适卫。钱穆书中云：孔子之适卫，初未汲汲求仕进，又若无久居意，故初则赁廛以居，荷蒉者故曰过孔氏之门也。居十月又离去，不知何故，或有意游晋。然其时晋适乱，赵氏与范氏中行氏构衅，孔子未渡河而返卫，其间详情均无可说。

9孔子反卫出仕。俸粟六万，后人说为六万小斗，当如汉之二千石。

10孔子见南子。

（南子的介绍在之前读过的《小妾史》中相对比较详细，可以参看）

11孔子去卫，过宋，至陈。

12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13长沮桀溺藕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 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 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14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 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 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15接上面121314。钱穆评：接舆、长沮、桀溺三人，皆直斥孔子，骤难与之深言。惟此丈人并不对子路有所明言深斥。孔子欲为丈人进一义解，故又使子路再往。亦非欲指言丈人之非，特 欲广丈人之意，使知处人世有道，有不尽于如丈人之所存想者。而不期丈人已先去灭迹。在此，丈人自尽己意即止，不愿与孔门师徒再多往复。其意态之坚决，亦复 如接舆之趋避。然而就此四人之行迹言，则此丈人若尤见为高卓矣。

16孔子自蔡反陈，自陈反卫，自卫反鲁。晚年居鲁。孔子晚年反鲁，政治方面已非其主要意义所在，其最所属意者应为其继续对于教育事业之进行。

17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是伯鱼之卒，孔子当年六十九。

18钱穆说：孔子身通六艺，时人皆以多能推孔子。然孔子所志乃在道。艺亦有道，然囿于一艺则只成小道。故孔子又称之曰鄙事。而孔子必教人游于艺，此所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则艺即是道而不鄙矣。

19孔子删诗说不可信。

20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哈哈哈哈！力量！）

21《左传》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是年，孔子年七十三。

22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惟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

23自伯鱼下迄安国共十一代。孔子开私家讲学之先声，战国百家竟起。然至汉室，不少皆仅存姓氏。其平生之详多不可考。独孔子一人，不仅其年数行历较诸家为 特著，而其子孙世系四百年绵延，曾无中断。此下直迄于今，自孔子以来已两千年七十余代，有一嫡系相传，此惟孔子一家为然。又若自孔子上溯，自叔梁纥而至孔 父嘉，又自孔父嘉上溯至宋微子，更自微子上溯至商汤，自汤上溯至契，盖孔子之先世代代相传，可考可稽者又可得两千年。是孔子一家自上至下乃有四千年之谱 谍，历代递禅而不辍，实可为世界人类独特仅有之一例。

（此条可以与雅俗丛书中的《家谱》一书参照）

最后，不敢说读完了《孔子传》。只能说我看完了此书。且是挑选自己看得懂的部分看了看。好在以前抄过，教过论语中的一些内容，也看了一些关于论语和孔子的书，看完还不至于昏头黑脑，是一幸事。

此书对汉语言文学大学生很有用。

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钱穆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位儒学大师，钱穆被称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然而，与前者的声誉相比，钱穆的名字并不为世人所熟知，许多人美国人对他的印象大概只停留在毛泽东他点名批评了他。

你怎么在我头上找到的？

在毛泽东在这篇著名的社论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胡适、傅斯年、钱穆，说他们是极少数人，是可以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所控制的。

钱穆被点名时正在去香港的路上。他对点名反应激烈。胡适、傅斯年和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去了美国当居民，一个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省。钱穆美国的情况和他们的不同。他既没有留学背景，也没有上过大学。抗战胜利后，他的足迹比京、沪、萍萍、津还少，他没有不要在公立学校教书。他是一个孤独的学者。他怎么找到我的？

如果钱穆选择留在大陆，他的名字就不会出现在战犯名单上，他也不会被毛泽东挑出来批评。

钱穆临行前，曾在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其赴港任教，被拒绝了。然后他下乡邀请熊十力，对方也没有离开的意思。钱穆在重庆给梁漱溟写了一封信，但他没有我没有得到答复。他去中山大学看杨树达，杨树达没有离开的意思。

唤起故国所有人的灵魂的生活。

钱穆做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选择。

钱穆是自学成才的。36岁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刘向歆父子年谱，基本解决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公案。他在农村做了18年的中小学老师，然后去了大学站台。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

作为国内知名的学术人物，顾颉刚和钱穆素未谋面，但看了他的著作后，对他的历史知识大加赞赏：看来你在中学教语文不合适，在大学教历史吧。

钱穆36岁离开家乡时，受聘于北京大学文史学院，教授中国通史。当时，北大名师云集，钱穆的报告厅位于北京大学的梯形礼堂。很多各个系的学生都来参加，每个厅坐了近300人，场面很是盛大。钱穆说，每次讲课都像是去辩论场。他经常反复引申问题，广泛引用。

一口响亮的无锡普通话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由于他和当时的文史学院院长胡适都擅长讲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钱在湘北。

钱穆生活在一个西学东渐，铺天盖地的年代。儒家思想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逐渐失宠。中国存在严重的身份危机。

在大变革的时代，钱穆有过疑惑。在学校，一个体育老师得知钱穆读了先秦诸子系年，告诉他：Don不要再看这种书了。这种书从一开始就写世界合久了会分裂，合久了也会合。这是中国历史上错误的道路。现在的欧、英、法等国，联合起来就不再分裂，统治起来也不再混乱。之后，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这句话对钱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东西方文化的得与失，利弊得失，困扰了他一生，也触发了他一生的学术目的：面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强大挑战，中国该向何处去传统文化何去何从？

面对风起云涌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被时代潮流卷走，他选择在古籍的世界里寻找另一片天地。他始终认为，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情感。他写了三国演义。他说，我我会把所有的书都写好，放在那里。他们会的

钱穆晚年的弟子新易云回忆说，战争开始时，他说中国会赢。他说，大多数人只知道物质的度量，战力的多少，军力的多少。他说他忘记了战争是一场普遍的行动。除了这些，还有文化力，道德力，国力。他们忽略了这一部分，中国必胜，于是他完成了国史大纲，一下子洛阳纸贵。

也鼓励了很多年轻的高级知识分子参军，同时让中国人开始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我觉得他很棒。在我们今天处于这么大的动荡，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的时候，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和认识自己的可能，在关键时刻提出了最正确的观点。

国史大纲开头，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对待国史的四点殷切期望，其中之一就是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温暖的感情和尊重钱穆是20世纪中国最热爱中国的历史学家。他的学生余英时说，钱穆他的一生是唤起故国灵魂的一生。

崇洋媚外的隐忧

对于钱穆来说，对窗外事充耳不闻，读圣贤的理想书籍只是一种奢望。1948年底，钱穆他的长子钱卓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江南大学开除。钱穆不赞成各国学生到北平请愿，但他也反对政府和学校当局对参加学生运动的年轻学生的高压待遇。这时，钱逊的第三个儿子在苏州读书的家乡，与父亲产生了隔阂。

一九四二年，在成都，蒋介石问钱穆为什么不不要涉足政治。钱穆说，学者不他们不一定要从政，蒋介石问他们是否关心政治。钱穆说学者必须关心政治，但我不我不想从政，所以。做他们的工作很好。蒋介石赢了这里就不提了。

做一名现代中国的出租车司机是钱穆的理想和抱负。

他过去常常谈论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了历史上有志之士的重要作用。由此，他得出结论：学者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国家的最大责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在修养应该能够有一种宗教精神。

钱穆认为，今天中国的美国知识分子只接受西方的权利观念，而不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他们只谈个人权利，不谈爱和牺牲。

留港后，钱穆赤手空拳创办了新亚书院，也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在仅有的四间租来的教室里，钱穆试图保存中国文化的魅力。新亚书院创办时期，来教书的老师很多都是国内高校的一流教授，但是工资少得可怜。老师们一致认为，兼任校长兼文史教务长的钱穆工资最高，月薪200元。反过来，教授们每人收100港币、80港币，只相当于当时香港二等公办教师的收入。

几乎所有新亚学院的学生都是从大陆流亡来的年轻学生。钱穆在他的国史大纲中写道，他们没有一个人能交学费，有的睡在学校的楼顶，蜷缩在三楼和四楼之间的楼梯上。当他们八九点回到学校时晚上打卡的时候，楼梯已经关了，他们不得不被傅叫了好多次。学校总共不到100名师生，学费收入只有20%。

余英时，这位日后享誉海内外的学者，讲述了另一个故事。香港的一个暑假酷热难耐，钱穆先生患了严重的胃溃疡。我一个人躺在空老师的地板上养病。我去看他的时候，真的很同情他。

我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所以我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本。我回来的时候，他还独自躺在老师身上新亚书院似乎空无一人。

新亚洲的名字是钱穆起的，他希望推动新亚洲，为香港的中国人争取更美好的未来。新大学创办之初，钱穆坚持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并以中国大学命名。他说，香港现在是英国的殖民地，离中国这么近，中国分裂成大陆和台湾省。作为中国人，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呢？这一点必须考虑进去。1949年，钱穆一个人在香港生活，妻子和五个孩子却留在了内地。最小的女儿钱慧还不到9岁。

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办学的16年，是钱穆最忙碌的16年的生活。之后，钱穆受到了蒋的礼遇父子。蒋介石为他建了一座图书馆，蒋经国聘请他为总统府资政。在钱穆之前，没有学者担任过这一职务。

晚年，钱穆仍坚持在苏书楼传道授业。有一次，他正在家里给学生讲课，突然说：其实我讲课的目的不是教学生，而是招募志愿者，看看有没有人自愿为中国文化牺牲！

但在现代的冲击下，传统早已不堪重负，钱穆所推崇的礼制世界早已崩塌。这让钱穆的学术生涯格外孤独。他期望中国人民对历史提出热情的要求，但他能得不到商业市场的认可。

钱穆生前曾对妻子说：自古以来，能开花结果的读书人不多。今天，谈论文化思想似乎和科学家的发明不同。不管别人知道或不知道我不明白，他们可以赢得全世界的钦佩。因为科学有公认的外在价值，谈文化思想只靠一自己的信心支持自己前进，等待时间的考验，所以结果往往落后。

钱穆始终认为，国人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而该学派偏重自然科学，崇洋媚外，自我贬低，是中国文化的隐忧。钱穆他的学生庆祝他的老师90岁生日在素书楼过生日。老人点燃一支烟后，摇了摇手中的火柴，火柴渐渐熄灭了。他说人生真的就像这场比赛。如果你摇它，你不会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熄灭。这时候我已经体会到了。其实生活真的很难。你要努力过好这一天，所以你要珍惜现在。

1967年，应蒋介石之邀，钱穆先生离开香港，定居台湾省。但到了晚年，由于政治因素，他被迫搬出了居住了20多年的素书楼。三个月后，他在台北病逝。才真旺姆代表台北市政府，再次向钱穆道歉的遗孀胡美琪。他说苏书楼的风波让我很难过，是一场文化暴力。我希望这种事情永远不要在台湾省发生。

　　本文主要论述东林学风的区域源流，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及文化的关系。文中提出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当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关键词：东林学风；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族教育；家族文化关于东林学风渊源、流变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学术界历来多有成果。但是在东林学风和苏南望族关系的研究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空白点。这可能和我们以往重点关注东林党与新兴市民阶层间的关系有关。在学者们将很多主观期望或解释赋予东林党人的时候，难免会忽略它与望族这一“灰色”社会阶层间的联系。笔者期望通过本文为研究东林学派及其学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利寻求更全面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启示。一、东林学风源流的区域背景与苏南望族东林学风其源深远，其流悠长，学术界对此久有研究，一般认为是宗奉程朱理学，或云出入王氏心学，而以程朱理学为归。还有学者考证，东林学派虽与张居正的新政时有矛盾，但在实学致用特点上是一样的，开了明清实学之先河。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深刻的。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东林学风不仅具有全国性背景，也有其区域背景，笼统的“程朱理学”等未必能概括苏南区域的历史、社会和学术源流，而且在时间上也显得不够准确。东林学派学风渊源的区域背景，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其一，北宋初年苏南就有经世致用之风。早在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天下”观，以及范仲淹、胡瑗当年在吴中地区实行“分斋教学”时，这一思潮就已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应当是东林学风可考辨的最早区域渊源。前者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分斋教学”，指的是由著名学者胡瑗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以培养经世人才为目的，针对科举制下学校教育萎缩、人才多不敷实用的积弊进行改革，以革除当时流行的诵经试帖的应举教学模式。胡瑗要求学生读儒经要能够“明体达用”，学知识要以“经世治事”为宗旨。 范仲淹先是将该制度引入苏州、湖州府学（故又称“苏湖教法”），后又在庆历新政中将其引入太学教学中，一时颇为轰动。正如研治思想史的学者们所言，这种反映在教育中的思想是非常实际、作用也最深远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孕育于苏南的教学制度，这样一位生养、终老于苏南的政治家、思想家，尤其又是一位最早在家族内创立义庄、义学，被明清许多苏南望族视为效法典范的家族教育倡行人——范仲淹， 其反映的思想比“程朱理学”更早（范、胡都早于程、朱）。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与骨干多出于斯地的望族，不可能不受影响。其二，明代时程朱理学与苏南的务实致用风气的融合。自杨时讲学锡、常诸地，经历长期战乱的影响后，已经很难分辨其传人为谁，也无人声称继承其学脉。但如明代毘陵唐氏、庄氏、薛氏等著名望族的代表人物（唐顺之、薛应旗等）倡导以经术用事、以文章应世的主张，又形成了新一代经世致用思想。唐顺之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人，长于治经学。罢官回乡后，他又着重研治数学、地理、天文、历法、兵法和医学等实学，尤其精通三角术，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其文学观也以载道应世而著称，主张在现代文人生活中重构古代智慧，与好友、昆山人归有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与薛应旗相善，常一起致力于经世之学，同为常州经世之学的举旗人。庄氏也是常州的著名望族，盛产经学名家，与唐氏关系密切，在思想与学术上深受唐氏的影响。虽然很难找到与程、朱间的师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与范、胡当年所倡行的经世之学以及变革实践，有着精神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其中也融合了杨氏之学、即程朱理学的入世传统，从而具有超出笼统经学意义的文化价值。当然，这与逐渐形成的苏南不拘泥成规、务实重功之民风是不可割裂而视之的，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精神产物。其三，“东林党祸”将东林学风导向了更加务实的轨道。东林党祸震惊了亲睹其惨烈景象的苏南人，也令东林党人、同情者及其后人对经世致用的形式作了多种反思。徐光启关于“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才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的观点便反映了这一点， 他同情东林党、复社却不入“党争”，最终在农业科学实验中找到了归宿。东林党成员黄道周关于“（徐）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真鸡鹜之在庖俎矣”的叹羡也是典型之例。 徐霞客与徐光启殊途同归，黄道周的评论更耐人寻味，是对东林党祸后东林学风新动向的颇为准确的形容。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则在教导子弟“顾、高之乡可不勉乎”的同时， 走上了研治实学、投身近代工商业和创办新式学校的道路。思想的武器何必与武器的思想争锋？经世之路很多，也很活，这应当是东林务实学风的新内涵。苏南后来不乏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经世形式，可是却极少有革命家、军事家。为什么东林志士的后人们一方面强调继承“顾、高之学”，一方面却在后来苏南的历史上描写出这样的特点？谜底在于对“东林党祸”的反思。这不啻是东林学风的实践渊源。当东林学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反思似乎变得“灰暗”时，恰恰是它发展的时候。以上所述，都清晰地反映了东林学风渊源和流变的区域性背景和趋势，辨明这一点，能为下文论述提供许多启示。同时，作为渊源的宋初经世之风是通过教育形式反映出来，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开去，又在苏南家族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中进一步发展的，这很自然就使握有教育优势的苏南望族成了影响这一学风的重要社会力量，并深深影响了相当长时间里东林学派为代表的苏南学风的流变。物质上的优势决定了教育上的发言和主导权，宋明以来苏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二、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要理清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关系，必须了解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交往是基础，密切的交往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类似事例很多，这里列举一些最典型的例子。与毘陵唐氏的交往。东林书院创始人、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之一的顾宪成与毘陵唐氏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密切关系。常州府志中唐顺之及其父亲唐瑶二人的传记都是东林领袖顾宪成写的，这两篇传记都被收入了《毘陵唐氏家谱》 。顾宪成与唐顺之之子唐鹤征更是密友，唐鹤征曾“日与同郡龚道立、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书院” ，是东林学派骨干成员之一。在顾宪成所著《泾皋藏书》中，还收有他为唐鹤征第三子唐效纯撰写的墓志铭。 除唐鹤征外，唐鹤征的女婿孙慎行也是东林党人。东林骨干钱一本也与毘陵唐氏关系相当密切，唐氏家谱中就收录有钱一本为该族人物所撰写的传记。与毘陵薛氏的交往。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与毘陵薛氏的关系更不同一般。据记载，顾氏兄弟少时曾“问业”于常州经世之学举旗人之一的薛应旗门下，与薛应旗之孙薛敷教有同窗之谊，薛敷教甚至在祖父撮合下，与顾氏兄弟缔有“兄弟交” 。顾宪成对此曾有记述，称“少受业于方山先师（即薛应旗）之门”，而且还受其子薛近鲁“引掖” 。顾氏兄弟问学于薛应旗，并与薛氏家族连续三代皆有密切的交往，这无疑说明常州经世之学与东林学风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仅如此，薛敷教后来也“从东林讲学”，是东林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通过薛敷教，东林学派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从学术渊源更升华成了盟友关系。东林学派另一位领袖人物高攀龙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与薛敷教同年中举，一度曾“无日不相过从，交相励勉”。薛敷教去世后，高攀龙为之撰写了墓志铭。7与无锡华氏的交往。华氏是无锡最著名望族之一，其中尤以荡口支华氏更突出。东林领袖高攀龙与荡口支华氏的关系非常深。华贞元曾从高攀龙受业，其族子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三兄弟都曾“闻其教”，甚至还曾“立家会，邀高攀龙、吴桂森诸公公开讲席”，荡口支华氏由此“始兴起于学”。其中，进士出身的华允诚与高攀龙关系最密切。在其从学期间，高攀龙曾赞其“整齐严肃，怠若性成”。在投水自尽前，高攀龙曾写有《别允诚书》，“明以后死绝学之系属”。8 这是一份见证，也是一种殊遇。除高攀龙外，东林骨干之一的毘陵钱一本与荡口华氏也多有交往。华贞元、华允谊、华允诚等都先后从钱一本学《易经》9。与江阴梧塍徐氏的交往。梧塍徐氏是江阴望族，旅行探险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即出于该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徐霞客为祝贺母亲八十寿诞而请人题赠、镌刻的《晴山堂石刻》上，收录了众多东林党著名人物的诗文作品，包括如高攀龙、钱一本、文震孟、孙慎行、黄道周、陈仁锡、钱谦益等的作品。其中高攀龙所题贺的《题秋圃晨机图》诗写道：“吾闻东海有贤母，不艺春园艺秋圃。凡木虽阴不耐霜，独爱离离豆花吐。菽水由来展孝思，于今更可添慈谱。白首晨兴课女工，勤俭为箴自千古。风前有子进霞觞，更挟文孙共斑舞。手授遗书禅冶工，杼声似写丸熊苦。异日昼锦煌煌辉形衣，亦知功自断机能作祖。”10 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东林领袖与徐氏家族交往的见证。诗中“菽水”里的“孝思”和“秋圃”间的“晨机”、“风前”的“霞觞”与“昼锦”下的“白首”相映成辉，展示了一种奇情异趣，更体现了东林领袖与徐霞客的某种精神交会。另据缪昌期曾孙回忆，徐霞客与东林骨干缪昌期也“以文章道义相交好”，还为子孙缔结了联姻关系。11婚姻是一种更深层的交往关系，传统的联姻往往能反映思想及学术授受，甚至反映了道义和政治的结盟。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及子孙与苏南望族的联姻便是如此。常州的孙慎行、唐鹤征、薛敷教等都是东林骨干，他们不仅本身都出自当地著名望族，且都与本地或邻近望族有联姻关系，孙慎行娶于毘陵唐氏（唐鹤征女婿），唐鹤征的妹妹出嫁毘陵庄氏，薛敷教之女则入无锡华氏之门（华察之妻）。无锡高氏与邹氏、朱氏，顾氏与华氏、秦氏、杨氏，华氏与顾氏、朱氏之间的联姻也是如此。其中邹、华等族都有子弟录名东林，如邹氏家族中有邹期桢、邹期相兄弟二人，华氏家族中更有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兄弟三人上榜，他们都有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东林的经历。这些联姻行为往往具有多次性、相对稳定的特点，从明代中期甚至延续到清代。无锡华氏与顾氏间的联姻便是如此，最为典型而感人的要数江阴梧塍徐氏徐霞客与江阴东兴缪氏缪昌期子孙间的联姻。如上文所述，徐霞客与许多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不过联姻关系则是后来缔结的。在党祸发生、缪昌期惨死后，为人极重情谊、生死不易的徐霞客却缔结了徐氏与缪昌期子孙连续数代的婚姻关系。徐霞客的长子徐屺妻室缪氏为“故翰院文贞公（即缪昌期）孙女”，徐霞客的两位曾孙女也嫁给了缪昌期的重孙。 这种联姻显然更多的是出于道义目的了。从上述事例可见，东林领袖及骨干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其中既渗透了学术和思想上的渊源授受，也体现了心灵上的交会和精神上的同气相求。三、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东林学派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于苏南社会，又作用于苏南社会，且生生不息，这些都可以从望族教育体现出来，大致反映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望族家训中的东林志节影响。东林学派精神财富中的一个很重要部分，是十分注重做人的志节。明末东林党人的志节感染了世人，也影响了许多苏南望族，强调做人志节成为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训的特点之一。东林学派代表人物所在家族自然都是如此，《高忠宪公家训十九条》将“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之语作为第一条， 无锡顾氏家族《乾隆谱训约八条》也将“治家以清白为世守”列为第一条。 缪昌期的后人还将此写进了训子诗：“满眼乌珠看汝身，文章切要着精神。残骸不似南山久，赖尔昂昂做个人。” 东林志节深深影响了那些与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关系密切的望族，如毘陵唐氏就强调，“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等” 。其他苏南家族，包括一些著名的工商家族也深受影响，如无锡《荣氏家训》“蒙养当豫”条写道：族中子弟接受教育，“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 。所谓“变化气质”、“纯谨君子”和高、缪的“作得一个人”、“做个人”是同一个意思。东林志节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重视育人的传统在明清久已被科举所误、所废，重视人格教育也就显得格外可贵。这种志节对苏南望族和其他家族的追求影响深远，近代苏南的工商实业家族（如无锡荣氏、毘陵迁锡唐氏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资助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保持爱国情操，与此不无关系。其次，望族教育中的东林学术传承。东林学风包含着许多进步的成分，有在野清议、抗争意识，有经世致用、强国富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主张。在东林党祸之后其中有些成分（如在野清议、抗争等）逐渐边缘化、变得“灰暗”了，但客观地分析，那原本就属于手段、形式问题。作为东林学风核心的经世致用、强国富民及有关思想，经过历史的选择依旧保留了下来，在苏南望族教育中传承着、发展着。清代前期，无锡荡口支华氏家族内部曾出现过这样一段对话，父亲华汝修曾对儿子华希闵说：“前明一代理学，薛、胡开其始，顾、高集其成，顾、高之乡可不勉乎？” “顾”、“高”是众所周知的，“薛”则指薛瑄，“胡”就是胡居仁，几位都是明代以研治经学见长的学者，宗奉程朱理学。时多以程朱理学为经世之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风为其集大成与发展，与王阳明心学有明显区分。很显然，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在教育中自觉地将东林经世学风作为家学传承了下来。还有许多不作声言，却将东林学风渗透教育、加以实践的许许多多苏南望族及至其他家族，如后来既产生学术大师，又涌现近代实业巨子的无锡钱氏（钱钟书家族）、薛氏（薛福成家族）、荣氏，毘陵唐氏（含唐顺之及迁锡支家族）、盛氏（盛宣怀家族）和庄氏（庄存与家族）等等。如毘陵庄受祺“每谓 之学能见其大”的治学气度， 钱钟书伯祖钱熙元“援古证今，有所取法”的学术理念， 伯父钱基成精通经、史、地、兵、医学乃至“重力、汽机之学”的广博学养， 无锡近代实业家唐骧廷祖父唐懋勋“不屑屑于章句之末”的价值倾向， 等等，无不涌动着东林学风的活力。再次，书院实学氛围中的东林学风浸润。在明清苏南望族教育中有一种常见的模式，当子弟在结束族塾或家塾的学业后，往往就进入当地的书院深造。毘陵的庄氏，无锡的华氏、尤氏，吴县的潘氏、彭氏，以及常熟的翁氏家族等等，都有如此惯例。书院的学业对望族子弟来说是教育的关键阶段，通常决定着一生的发展方向。而明末以降苏南的书院充满了实学氛围，纷纷讲求经世之学。比如，乾隆时期的苏州 书院，讲习时“于明理之外，务期实用，凡水利、农田、兵刑、备荒诸政必悉心讲求” ，光绪初年，江阴南菁书院更“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在“古学”课考的内容中包括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实学内容。 这种与科举教育全然不同的氛围，可以从顾亭林实学、常州学派作追溯，但追下去却必然溯及东林学风的影响。东林学派借助书院讲学来传播其经世学说与改革主张的形式，给苏南书院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苏南望族子弟在书院中受到的实学浸润，必然会影响苏南社会，清代尤其是近代以来苏南的实学人才优势与此不无关系。知识就是力量，但教育是力量之源，而强调育人、培育可用之人的教育，其力量才真正惊人。家族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家族的放大，苏南望族教育所受东林学风的影响为苏南的持续发展和近代领先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四、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文化如上所述，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关系密切（自身也出自其中），其学术也通过望族教育得以传承，因而对这些家族文化与学术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首先，促苏南望族的文化成就呈现辉煌。东林学派在汲取苏南文化养分的同时，又辐射社会和苏南望族的文化。徐霞客在科学探险和地理学上的杰出贡献，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徐霞客从对山水自然的好奇发展到以科学探险、地理考察为归宿，不能仅从家族影响下的个人选择去解释，东林学派的思想也从多个方面给了他影响和帮助。一种是精神上的鼓励，高攀龙诗中的“菽水孝思”、“风前霞觞”也好，黄道周的“乃欲搜剔穷真灵，不畏巉岩不避死”也罢， 都表达了一种知音式的赞赏和鼓励。一种是具体指点和帮助，诸如陈仁锡为徐霞客指点自关外返京师的见闻和奇观、钱谦益力促刻印《徐霞客游记》等等。 徐霞客的成就与东林学派的实学就这样联结到了一起。此外，荡口华氏家族在近代涌现出华蘅芳、华世芳兄弟数学家，并以强大的辐射力培养出徐寿、徐建寅父子化学家、钱穆与钱伟长叔侄等大师级人才，与东林学风传承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其次，为苏南望族的学术整合提供灵魂。望族文化是东林学风的重要来源，而东林学风也为望族文化与学术注入了内涵和活力。华汝修对儿子所说的“顾、高之乡可不勉乎”之语，是荡口华氏家族对高攀龙“后死绝学之系属”嘱托的落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可以说就是来自东林学风。一方面东林学风是联结唐顺之、薛应旗经世之学与常州学派的纽带，另一方面它也是明后期以降常州文化的“灵魂”。顾宪成、顾允成、薛敷教、唐鹤征、孙慎行、钱一本等作为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骨干成员，彼此之间诚有学术授受、联姻之谊，一旦入了东林、并活跃于其中，他们所代表的都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家族及其文化了。比如，唐顺之、薛应旗等的学术传统通过联姻扩大到了毘陵庄氏，而庄氏家族则对创立常州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中期的庄存与继承唐顺之“研经求世用”的学术宗旨，对数学、医学、天文、历法等实学也广泛研究，成为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庄存与等人这种对常州经世之学的重新整合与发展，其实就如同东林学风的“灵魂转世”，二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其三，对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产生作用。东林学风重视经世致用，主张发展工商业、强国富民，这一进步理念对明清时期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影响很大。这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当许多地区依然盛行科举之风的时候，许多苏南望族受经世学风的影响，已经注意将实学视为更有价值的学问，把务实济世而不是科举中式视为人生的追求。明末江阴人徐霞客就是实践的这一人生追求。清代荡口华翼伦对儿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实施的教育、为其选择的人生方向也是如此。毘陵唐氏家训“读书”条在“读书变化气质……”之语后面，又云“（读书）非止拾青紫、取荣名已也” ，这不只是对读书目的，也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一种解释。另一层指对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毘陵迁锡唐氏、无锡城中薛氏、钱氏等族或出入儒贾、或致力工商实业，视如寻常之事，与徽商发迹后仍固执于科举的归宿迥然不同。这一现象可以从无锡《荣氏家训》（明后期） 、武进《龙溪盛氏宗规》（清代）的“职业当勤”训条中“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的话语得到解释。 很显然，它们出入儒贾，或以工商实业为归，都是得益于“四业皆是本职”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苏南望族及其他家族在择业观上的机敏灵活特点与东林学风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一突破的意义重大，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为我们揭开苏南近代实业领先的谜底提供了一把钥匙。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没有价值观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实践的突破，苏南许多家族就是从这里起步向近代化迈进的。应当指出，在价值取向的两个层面中，前者是基础，而这正是东林学风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正是东林学风为苏南人提供了近代腾飞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东林学风的源流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形成与发展更与苏南望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相得益彰。它在明清苏南望族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又影响了苏南望族教育和文化，进而再辐射到更多苏南家族和整个苏南社会。而它之所以会具有那些“灰色”，那保守的伦理观，那后来的虽然务实、却进一步变“灰”（“政治抗争”亮色褪化）的趋势，或许也可从这一点找到一些解释。当然，“务实”才是东林学风最核心的内容，形式或手段的颜色不能改变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读苏南近代化了。（作者系江南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秦汉之际讲到老子，往往将三个人分不清楚。在《史记·老子传》中提到了老莱子、老聃、太史儋。谁是李耳？谁是老子？谁是隐士？笔者按太史公所列李耳家谱传承，有魏国之将，有汉文帝之仕，有胶西王刘昂之太傅。显然李氏后人达官显贵的身份并不符合隐士生活。太史公在《孔子传》中说明了：孔子入周学于老聃，入楚学于老莱子，老莱子是楚国的隐士。

钱穆先生认为三人之中，一为孔子所见，二为周太史儋，三则生活在更晚时期的儋子。庄子称孔子所见的是老子，又曰老聃，而三人之中最容易混淆的便是太史儋和老聃。《史记》中说：“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史记索引》说今本史记中：“名耳，字伯阳，谥曰旦”。钱穆先生说王念孙《读书杂志》中有详细的考辨，笔者尚未拜读。

《庄子》中称“老聃”，《说文》的解释是：“聃，耳曼也”，

段玉裁注：“曼者,引也。耳曼者,耳如引之而大也。”张舜徽约注：“曼有长义”。《吕氏春秋》中称“老耽”，《说文》的解释是：“耽，耳大垂也”。《淮南子》中说：“夸父耽耳在北方，夸父弃其策，是为邓林”。前者是说“耳朵长”，后者是说“耳垂大”。

在“老聃”和“李耳”还未搞清楚的时候，东汉人又说：“耽然，老旄之貌也”，古人认为耳朵大下垂是长寿之相，这种说法沿袭至今又添加了“耳朵大有福”的新寄望。因此高寿的人，称老聃、老耽、也可以称老儋。东晋时期才有了关于老子相貌的描述，抱朴子说：“老子耳长七寸”。

郑玄注《曾子》云：“老聃，古寿考者之称也”。钱穆先生认为，因为年老而称为老聃，因为做过周史官而称呼太史儋，其实是两个人，在秦汉之际经常被混淆。除了老聃之外，还有一位“儋何”也容易与太史儋混淆，儋何又写作“詹何”，或呼儋子，《庄子》中写作“瞻子”。高诱注《淮南览冥》云：“詹何，楚人知道术者也”。韩非子《解老》中说：詹何能坐堂上知门外牛黑而白在其角。说的是詹何有些术士之能，为楚国道者。《吕氏春秋》中评价道：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儋何田子方老耽是也。据此，钱穆先生认为詹何与老聃是两个人，其先后顺序是老聃在田子方前，詹何在田子方后与公子牟同世。

钱穆先生认为孔子所见的老聃是太公任，《庄子山木篇》中记载：孔子在陈蔡之间七天不火食，太公任前去看他，跟孔子探讨不死之道，并告诫孔子“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至人不闻”、“良贾若虚，君子若愚”。太公也是对老者的称谓，犹如老子。“任”与“儋”声近义通。“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明处”说的便是《史记》中“得时则驾，不得则蓬累而行”。钱穆先生认为《史记》中对老子与孔子对话的内容，出自此篇及《天道》《天运》《外物》三篇。《庄子》本是众手杂成之书，《史记》杂采各篇而意造孔老对话具体内容。

国学基本功：什么是考据学？

国学基本功：什么是校雠学？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孔子压根没见过老子？

参见商务印书馆2015版《先秦诸子系年·七二老子考辩》235~238页

钱穆先生在《中国京剧中之文学意味》中概括中国京剧的特点有：动作舞蹈化、语言音乐化、布景图案化。

京剧作为一门传统艺术,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京剧为要抽离现实,故把人生事象来绘画化、舞蹈化与音乐化”出自《中国京剧之文学意味》,“中国戏剧,乃‘语言音乐化、动作舞蹈化、场面绘画化’,此皆从注意共相方面发展而来”出自《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这里概括了中国戏剧的特征,钱先生同时指出中国戏剧的特征。

论其演变过程，戏曲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有地位，由宋元始。自咸同光宣到现在，已有一百五十年历史，京剧在中国社会上，有其甚大的影响，故京剧纵不算是中国的文学，也确成为一种中国的艺术了。至少在这点上，中国京剧已是获得了中国艺术共同精神主要之所在。

我们不能说中国京剧不如西方话剧之逼真，这在整个文化体系之配合中，各有其分别的地位与意义。京剧中之文学意味极深厚。论其演变过程，戏曲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有地位，由宋元始。此后由戏曲而杂剧而传奇，而有昆曲，这些已都归入文学史中去讲。

能欣赏中国的文学与戏剧，就可了解得中国之人生哲学。京剧在有规律的严肃的表演中，有其深厚的感情。但看来又觉极轻松，因为它载歌载舞，亦庄亦谐。这种艺术运用，同时也即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了。

1、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应该看重曹氏父子所领头的建安文学的。

2、即就帐籍制度言，可见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而且任何一制度，也必与其他制度发生交互影响。故凡一制度之成立，也绝非此制度可以单独成立的。

3、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

4、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5、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

6、当时中国人受异族统治，乃不得不更尊孔，使外族人亦知中国有此人物，庶对中国人不敢轻视。今君辈争言孔子乃自来专制皇帝所尊，以便利其专制。试读此间碑碣，亦岂当时许多中国人惟恐外族人不易专制，故亦教之尊孔否。

7、男女之间往往欲胜情，夫妇之间便成情胜欲。

8、亭林的学生潘耒次耕曾为通儒定下了一个标准。他认为：通儒必须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纵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具体表现。

9、从知厚积而薄发，急速成书之终非正办也。

10、今天我们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这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11、中国文化大传统，在政治社会之相互影响间，特有一深意，即政治常由社会来领导，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

12、人各有欲，而得其所欲则必在道。

13、文学的创作难，模仿则容易发生毛病，但讲文学亦得有模仿。建安文学是有其清新的面貌，但后来模仿它的，却变坏了、杂了，因此又得有文学的翻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但并非全是白话文的变化。

14、近人论学，好争汉宋。谓宋儒尚义理，清儒重考据，各有所偏，可也。

15、人类一达到这种文化人生自由的境界，回头来看自然人生，会觉索然寡味，于是人类便禁不住自己去尽量使用这一个自由。甚至宁愿把自然人生的唯一目的，即求生目的也不要，而去追向这自由，所以西方人说，不自由，毋宁死。

16、后来的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作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曹操在军中，意态安闲，如不欲战。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

17、在农人每见其业之可以相同而为群，而业工者则每感其为分别而成孤。

18、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

19、此刻世界人类所遭遇的问题，完全是心对心的问题。

20、不知中国旧文学与其艺术，其间莫不有中国文化传统中甚深的人生理想，与其亲切之体会与实践。今只裙认西方文学戏剧小说中有人生，然此乃从外面叙述，又都限在人事圈子之小范围以内。

21、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

22、杜甫如一片枯叶，任由狂风吹飘。他是在大时代中无足轻重的一粒沙、一片叶，但杜诗变成了史诗，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整个时代。

23、人生以外，则言天地，亦举其尊卑阴阳动静刚柔，亦言大全体。至于枝节部分，则贵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分别善处，要之，亦不违大局全体为主。

24、讲历史，便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

25、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

26、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不可避免之大例。

27、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28、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即如唐代一切制度，也多半是由南北朝演变而来，有其历史渊源，亦有其传统精神。

29、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避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

30、目前的世界，似乎对外尽在找敌人厮杀，对内又尽在努力求脱卸此一身重铠，同时亦尽在坐立不宁寝食不遑的心情中走向病狂之路。

31、思想必然是公共的，尤其是所谓时代思想，或某学派的思想等，其为多数人的共同思想，更属显然。凡属大思想出现，必然是吸收了大多数人思想而形成，又必散播到大多数人心中去，成为大多数人的思想，而始完成其使命。

32、礼之主要内容，即是宗法，富自然性，与政府制定法律强人以必从者不同。

33、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随附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34、我时时闲着，信步所之，或扁舟荡漾，俯仰瞻眺，微及昆虫草木，大至宇宙人生，闲情遐想，时时泛上心头。

35、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

36、论理学家之勤读生涯，已远逊清代乾嘉诸儒。而君今日读书，又勤奋逾清儒。生活清苦，营养短缺，此何可久。今日吾侪得此江边闲坐，亦正是一小休息。

37、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之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哪能有一项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是好制度呢？

38、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渐渐地在变质。

39、我们看历史上一切制度，都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

钱小样经典语录

1、老娘法眼一开就知道你是个妖孽了。

2、手插口袋，谁都不爱。

3、手拿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

4、单身并不难，难的是应付那些千方百计想让你结束单身的人。

5、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你吃鱼，我吃肉，看着别人啃骨头。

6、念了十几年书，想起来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

7、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礼让三分；人再犯我，我还一针；人还犯我，斩草除根。

8、我的优点是：我很帅；但是我的缺点是：我帅的不明显。

9、我当年也是个痴情的种子，结果下了场雨淹死了。

10、很多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能够入土为安的爱情总比暴尸街头要好。

11、有空学风水去，死后占个好墓也算弥补了生前买不起好房的遗憾

12、据说，人只有两个选择，忙着死或是忙着活，我想我有了第三种选择：忙着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