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1925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国际要求***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被后人认为有先见之明、当时在党中央还一名不闻的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恢复过来。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栽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栽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而对于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倾向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上。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活动年表

　　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考中秀才。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

　　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

　　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

　　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

　　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早期的主要***。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独自、或与少数同志联名反对共产国际领导层发出的一些明显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苏共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政治弹压。

　　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陈独秀成为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替罪羊。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

　　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中共左翼反对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

　　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于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

　　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评传-------------------------------------

　　小时候的 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四十一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陈独秀在中国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忧惧八年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亦在情理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一九三九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国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国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鹤山坪石墙院位于重庆江津市南郊，原是杨氏乡绅的私宅。抗战时期陈独秀在此度过了他六十四年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自此，“石墙院”作为陈独秀先生晚年生活的客观载体备受注目。陈独秀安葬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这是陈独秀灵柩于1947年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2001年经保护性维修后，总面积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冢高4米，直径7米，汉白玉贴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两层，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墓南台阶与长30米、宽6米的墓道相连接。墓的两侧，各排列32株杉树，喻示着陈独秀走过的64个春秋；5棵龙柏松，则代表他曾经担任过中国***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陈独秀（1879～1942）

中国***的创建人和早期***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生于1879年10月 9日，1942年5月27日卒于四川江津。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早年参加县试、乡试，由于认识到科举制度的腐败，一度拥护戊戌变法。1901年以后，三次留学日本。与张继、苏曼殊等组织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旋又襄助章士钊主编报纸，宣传排满革命思想。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1905年在安徽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联络大批革命志士，为同盟会在安徽的发展打下基础。武昌起义前后，在杭州活动，曾起草革命檄文多篇。旋回安徽，先后任孙毓筠、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大力改革官僚政治。失败后，又追随柏文蔚讨伐袁世凯，遭挫折，逃亡上海，继续探求救国救民道路。1915年创办《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儒家伦理道德、旧文学和旧教育，掀起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这既弥补了辛亥革命的理论不足，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拓了道路。1917年1月，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推行课程改革，以白话文教学。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评点时事，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宣传和教育，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1919年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开始发起组建中国***的准备工作。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在中共二大、三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长，在四大、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1922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接受共产国际决定，由反对国共合作转为拥护国共合作，旋即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10月，鉴于国民党右派猖狂反共，在中共中央四届二次会议上，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被共产国际否决，遂在主持中央工作中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方针，在一系列事件上向蒋介石退让。1927年3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4月5日，就所传蒋介石要袭击工人武装事，与汪精卫交涉，并与汪发表联合宣言，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麻痹了人民对蒋介石反共阴谋的警惕性。翌日赴汉，反对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过火”行为。7月辞总书记职。9月秘密返回上海。11月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斗争，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遭中央驳斥。1929年，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作“拥护苏联”的说教式宣传，被中央拒绝。

从1929年5月开始，陈独秀与彭述之等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文件，转向托派，激烈抨击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推行的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10月，中共中央曾对他提出警告，他仍坚持己见，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1年5月初，托陈取消派与莫斯科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举行统一大会，成立“中国***左派反对派”，在上海设中央机构，陈独秀任总书记，并发行刊物《火花》。

1932年，在上海淞沪抗战中，以托派中央名义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并向中共中央提议联合领导反日运动。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与坚持打倒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的托派中央决裂，并一度在武汉独立进行政治活动，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企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并撰文抨击中共执行的农村游击战争的抗日路线。7月入川，晚年贫病交加，仍不断撰文谴责IV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赞扬英美议会民主制度，表示要彻底推翻“我辈以前的见解”，认为VI列宁、LD托洛茨基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俄国和西欧。著作编为《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陈独秀旧居居门票：10元

陈独秀旧居交通：重庆——江津 菜园坝或陈家坪长途汽车站乘车。票价：22元

江津——陈独秀旧居 江津四不挨乘5路公交车，陈独秀旧居下车。票价35元。

石墙院空空的西厢房共3间，里面有木床两架，书桌一张，小木柜一只，另有几个装书和手稿的藤条箱——都是后来按亲朋和乡邻的回忆复原的，器用简陋。现保存下来的遗物有棕箱、皮箱、衣柜、砚台、铜茶壶、皮包、衣物等共31件。

2000年10月，陈独秀旧居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首批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2年12月27日，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经过第三次改陈修缮后，重新对外开放。

石墙院是陈独秀旧居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处未受破坏的原始寓居地。

第三次改陈修缮以《独秀一生》为主题，对环境景观进行了打造，对文物建筑进行了修缮，利用旧居现有建筑进行了重新布展，并扩建了全长38公里的陈独秀旧居公路。此次改陈修缮既注重了形式的多样性、生动性，又保证了内容的真实性、丰富性。展览从俄罗斯、台湾以及安徽、上海等地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史料，通过复原场景、雕塑、绘画及声、光、电等多种表现手段，分七个部分生动、艺术地展示陈独秀一生的主要经历和成就，尤其对陈独秀在江津走过的最后岁月进行了翔实介绍。让人们走近陈独秀，认识陈独秀，并通过他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937年8月，陈独秀从国民党南京监狱中释放出来。次年，因日本占领了上海、南京等地，他与夫人潘兰珍避难来到重庆近郊江津县。在江津县内几经辗转，于1939年5月27日，迁居该县麻柳乡大户杨家石墙院，房主杨鲁丞祖上系清末拔贡。陈独秀迁居该处的原因据说是受杨氏遗族之请，帮助杨氏整理遗著。

陈独秀夫妇有了一个安身之处，但这里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好在石墙院不远处有个双石场。虽叫场，实是一个只有两家草房店面的“幺店子”，只卖煤油、火柴等小宗商品，属坪下的五举乡管辖。这地方又叫双石桥，是上去麻柳、龙门二乡，下去五举、琅山二乡及到江津县城的必经之地。石墙院到这里只需走20分钟的山路。陈独秀在石墙院居住，一边帮杨家整理遗著，一边用较多的精力和时间编纂文字音韵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一有闲暇，他就散步到双石场，因为这里可以听到往返江津县城的轿夫走卒讲外面发生的故事。

毗邻这里的龙门乡螺丝桥有个非常精明的农民叫陈相国，当时有40多岁，他由县城回龙门乡时，在双石场歇脚，正碰上散步的陈独秀，便向他讨教，打算在此开家茶馆。这一想法得到陈独秀的赞同。陈独秀鼓励他说：“到时我也来你处喝茶。”陈相国说干就干。经过3个月的筹备，就在双石场西桥头修建起了两间草房，摆起6张小方桌，开起了买“老荫茶”的行当。这只算是小本生意，只向过往行人卖杯热茶淡水什么的，开业一周，生意很清冷，陈相国后悔不该做这一行当。这时，他又碰到了来此散步的陈独秀，他要陈独秀给他再出个主意。

陈独秀建议他搞一个开业小典礼。于是，陈相国选了一个吉日，放了火炮，举行了简单的开馆仪式，邀请场上的人到茶馆免费喝茶一天。陈独秀专门为茶馆写了一幅书法作品，形式为条幅。陈相国是读过几天私塾的人，将条幅挂在茶馆正堂上。陈独秀书写的是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一段：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

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这条幅笔画圆转流畅，凝练有力。陈相国挂上后，不几天就引来不少山乡老学究前来观看，小茶馆热闹了一番。

由江津或重庆等地寄给陈独秀的信件书报，多投转到双石场陈相国茶馆，陈独秀隔三差五来茶馆，一是喝茶采撷乡风民俗，二是取回信件书报。小茶馆的生意渐渐兴隆起来。

（庞国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