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湖南省旅游业的开发，湖南茶文化被越来越多人了解。湖南是中华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华茶文化史上，过去、现在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湖南省黑茶在我国茶叶经济和民族团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现在，我们就走进湖南文化，看看湖南人与茶的故事。

湖湘茶文化的源流

湖湘茶文化，属于湖湘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是先秦帝王文化、道家文化、儒家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交融混一的复合物，是古代巫术文化与潇湘地域性神秘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如果从地域文化角度分析，可以说湖湘文化从远古神农氏时代而至唐五代，始终闪烁着一种神秘文化的灵光异彩。此时的湖南是一部神话，湖湘文化是一部神奇的史诗。其渊源大至如下：

一是中国帝王文化。历史上湖南先后有七个帝王归葬（神农氏、舜帝、义帝、刘望、张邦昌、李自成、吴三桂），特别是炎帝神农氏、舜帝有虞氏与盘瓠（盘古）驻足湖南，使湖南先后成为中国农耕文明与中华道德文明的发祥地，故湖湘文化包含着中国最古老的农耕文化（包括茶祖文化）与道德文化内涵。

二是善德文化。善卷，是湖南又一位上古贤士，是中华道德文明的奠基者，影响过尧、舜、禹三代圣君，为历代仁人志士所尊崇。善卷是湖南常德人，隐居枉人山（常德德山），以善与德训化子民，提倡“上善若水”与“厚德载物”。尧以为师，舜欲让位善卷，善卷不受，不知所行，后人将“善德山”（后改为德山）修建善卷坛（即善德观）和善卷钓台，于是有“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的民谣。

三是古代巫术与道家，故湖湘文化以宗道、崇尚自然、“究天人之际”、尊崇道学为基本特质，又与原始图腾、宗教乐舞、民间傩戏结缘，以崇尚玄想与理性思辩为审美特征。

四是中国禅宗文化，特别是南岳衡山、潭州沩山、常德德山与夹山，长沙岳麓山、浏阳道吾山，都是中国禅宗的重要发祥地，故湖湘文化始终涂抹着佛教禅宗的佛光神韵。

五是荆楚文化，湖湘文化本来属于春秋战国时期兴盛的荆楚文化范畴，但其沾溉屈贾文学的艺术光辉，特别是屈原《离骚》与《九歌》等优秀诗篇以香草美人为喻的创作手法与艺术风格，以及西汉青年文学家贾谊的智慧与才气，给湖湘文化注入了多姿多彩的艺术生命。

六是宋代书院文化，特别是岳麓书院与石鼓书院在南宋的兴旺发达，故湖湘文化又是道学的、理性思辨的，以周敦颐为先祖，以胡安国与胡宏、张栻与朱熹为主将，深深打上了程朱理学的思想烙印，赋予湖湘文化以浓厚的哲学思辨。

因此，湖湘茶文化，与古代帝王神话结下不解之缘，记载着上古炎帝神农氏及其整个部族“尝草别谷”、“火德天下”和“教民耜耕”的伟大历史功绩，开创了中华农业文化的历史新纪元，实现了人类文明由兽牧业向农耕生活的划时代性的转变，因而神农氏被尊为中华民族远古先祖的“三皇”之一。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神农本草经》）这“荼”，就是茶。神农大帝为解决先民的饮食问题，遍尝百草，终于从湖湘大地生长着的野生茶树上，发现了茶叶的解毒作用，使人们开始重视茶叶，并利用茶叶，开掘了中华茶文化的长河之源。神农氏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现与利用茶叶的饮用价值与医药功能的人，开创了人类饮茶的历史，于是炎帝神农氏就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茶祖”。所以，我们说：“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茶为国饮，湖南为先。”

这里有西汉时期设置的中国唯一一个以茶命名的县级行政单位——茶陵县，《帝王世纪》和《路史》等记载，相传炎帝晚年巡游天下，积劳成疾辞世（有一说是误食断肠草去世）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经考证，“茶乡之尾”即是茶陵。即茶山中的帝王之陵。炎帝神农氏陵在县西三十里。史记“炎帝葬长沙之茶乡”，至今，炎陵及相邻的茶陵、安仁县依然流传着神农尝草识茶的传说。

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神农氏及其部族在郴州制作耒耜，播种百谷，教民耕种，解除百姓的衣食之忧；至今考古专家在永州道县玉蟾岩发现13000年前的稻谷，比印度4000年的古水稻还要早9000年之久，打破了世界水稻界关于水稻起源于印度的神话。我们知道，茶树栽培与茶叶生产，本身就是农耕文化的产物。湖南农耕文化的繁荣，有力促进了湖南古代茶叶与湖湘茶文化的繁荣发展。

这里是中国黑茶的原产地，安化县乃是中国黑茶之乡，黑茶生产的历史之悠久，是任何地区无可比拟的。

茶与神话传说验证了湖南这方热土茶的起源和旺盛生命，而有说服力的湖南茶以及茶文化的盛起，在“饮茶之风行于唐朝”和或者更早以前的历史记载中俯拾皆是。唐朝末年，马殷坐拥湖南，号楚王，规定湖南年贡茶二百余担。由此可以想象，千年之前的中原士族们已经在湖南的茶香里舞文弄墨了。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挖掘中，出土汉隶书写的“一笥”的竹简和“笥”木牌。湖南博物院周世荣先生研究认为：檟在汉前指茶。

1954年，长沙魏家大院第四号汉墓中（约为文景帝之际，前179—前143年）出土了一枚石质官印，上书“荼陵”二字。汉墓出土文物证实，公元前168年湖南已有茶叶生产，也有以茶命名的茶陵县。随葬品说明墓主生嗜好饮茶，死后将茶作为陪葬。由此可见，湖南茶文化在茶史上的影响无论在礼仪、帛画、绘绣、撰刻的艺术表达水平上，还是在中华茶文化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深远意义。

湖南人传承了炎帝神农聪明求实、顽强坚韧的优秀品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湖湘传统和在做学问时既追求“格物致知”以期达到“内圣”，也强调“经世致用”，造福世人的湖溯学术风格。

长沙，位于华南腹地的城市，一座千年 历史 文化名城。近年成为全国年轻人趋之若鹜的热土。

娱乐 至上的喧嚣固然是年轻人们在此放松、流连的理由，但长沙的魅力绝不止于此。年轻人们愿意一再到来，长沙独特的城市性格与文化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202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沙成了年轻人国内出游的热门城市。丰富的长沙夜生活是年轻人的最爱。供图/图虫创意

位居南方中部的区位优势

长沙处于地理意义上南方的中心地区，能顺畅通达东南、西南、华中、华南。京广高铁与沪昆高铁在长沙交汇，因此长沙也能便捷地连通华北和华东地区。

北京——长沙，最短5：38 ，最长7:06

广州——长沙，最短2：17 ，最长2:59

深圳——长沙，最短2：56 ，最长3:59

武汉——长沙，最短1：18 ，最长2:16

南昌——长沙，最短1：19 ，最长1:55

上海——长沙，最短4：23 ，最长7:03

昆明——长沙，最短4：58 ，最长7:20

从12306的高铁列车查到时刻表可见，周边一线和省会城市可在6个小时以内到达长沙。不少年轻人周五下午请假半天或下班即赶往高铁站，晚上即可到达，开启两天的长沙之旅。最远的北京，也仅需6小时左右。有趣的是，在对湖南 旅游 关注度统计上，北京甚至超越了地域更近的华南各大城市。不久的将来，渝夏高铁也将接入长沙，长沙很快将成为国内极少数拥有两个高铁站的城市，将更多地迎来从东、西两面而来的年轻人。

地处南方腹地的长沙，是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高铁线路的交汇处。来自北京和广东的年轻人是长沙玩乐大军的主力。供图/图虫创意

城市性格锻造网红特质

曾经有个北京演员说过拍戏学长沙话的感受：“得把舌头撸直了，讲起来一点都懒不得，特别较劲。”湖南人有句俗话“呷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很能体现他们不服输的激越性格。近年来长沙引领的“中部崛起”正是这种城市性格的体现：既有对外开拓的“狠劲”，也有对传统文化固守的倔强。这样的性格，让长沙人孕育了一些不同于流俗的网红品牌。

美食 是长沙最吸引年轻人的元素。虽然全国各地并不缺好吃的东西，但麻辣鲜香、刺激过瘾的长沙 美食 似乎更对年轻人的胃口。供图/图虫创意

在茶颜悦色之前，茶饮界早已腥风血雨。从台式珍珠奶茶到后来的奶盖茶、喜茶、一点点、Coco、柠檬茶等，市场早已饱和。但这家扎根于长沙的奶茶店却能杀出重围，红遍全国，甚至与长沙的传统 美食 臭豆腐齐名，成为长沙的招牌 美食 。很多年轻人坐着高铁、打着飞的从四面八方而来甚至只为打个卡，喝上一杯茶颜悦色，拍照发朋友圈。在某些购物和社交平台上，居然出现了“代喝茶颜悦色”这样的业务，就为了“云喝茶”。茶颜悦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对传统的挖掘，与其他洋气的如喜茶、奈雪的茶等比起来，茶颜悦色的品牌属性更本土化。绿茶叫“浣纱绿”、红茶叫“红颜”、加了坚果的茶饮叫“豆蔻”，单品名称也起了诸如“蔓越阑珊”、“筝筝纸鸢”、“烟花易冷”等中国风十足的名字。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吕良把他对传统文化、审美的理解，融入到他创始的茶饮当中，乘着“国潮”的东风在全国流行起来，奶茶、中国风这两个年轻人深深喜爱的元素让彼此有了沟通桥梁，茶颜悦色很难不成为“网红”。

茶颜悦色不同于台式茶饮走性价比路线，也不同于国内新锐茶饮品牌的高端精致。中国风的内涵与合理的定价，让年轻人爱不释手。供图/图虫创意

同样从文化中深挖而获得成功的长沙本土品牌还有超级文和友。茶颜悦色的底色是中国风的审美，超级文和友的成功则是来源于对长沙夜宵文化和市井文化融合。超级文和友把餐饮 娱乐 空间打造成居民记忆中极具烟火气息的市井街区，请来长沙民间 美食 的优秀匠人进驻，勾起人们对于“永远街”的回忆。与装修华丽的食肆不同，超级文和友到处是破旧的矮窄小楼，甚至连外墙皮都已经剥落，铁栏杆的楼梯还长着锈斑，颜色艳丽到有点刺眼的霓虹灯，偶尔路过看见房子里的电视还播着《还珠格格》……所有的这些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让人有类似穿越的感觉。老长沙的烟火气和市井韵味弥漫在楼道和窄巷之间，让年轻人乐于频繁更换场景自拍打卡。 美食 也是吸引年轻人的原因之一，龙虾馆无疑是文和友的头牌。文和友龙虾馆把吃龙虾的随意和轻松发挥到极致，上菜直接提着一塑料袋放桌面上，解开袋子就是热气腾腾、麻辣香味扑鼻的小龙虾。这种对市井文化的精到把握，让小龙虾这种平民食品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除了小龙虾，长沙的臭豆腐、炸香肠、各种油炸食品也是文和友热销的食品。超级文和友一天的排号打破20000+的世界纪录，一年卖掉3000吨小龙虾，是市井文化与年轻人来到长沙狂欢心态一起造就的奇迹。

漫步在超级文和友，仿佛可以把人拉回到上世纪80-90年代的老长沙街巷中。这种梦幻般的体验，让人仿佛穿越了一般。很多年轻人下了高铁，直接提着箱子就到这里留影打卡。供图/图虫创意

来长沙的狂欢，当然不止吃喝。最早为人熟知的长沙，是一座“ 娱乐 之城”，这与湖南卫视有着极紧密的联系。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还没有现在意义上的综艺节目，晚会风字正腔圆的节目难以真正吸引年轻人的眼球，偶有 娱乐 元素也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港台综艺、电视剧的粉丝，内地电视台在他们看来特别土气。湖南卫视的出现，造就了中国电视 娱乐 的一极，《快乐大本营》的开播，成为中国电视 游戏 综艺的开端，引领风潮至今；琼瑶剧也是通过湖南卫视走红全国；《超级女声》开创了国内 娱乐 的粉丝时代。近20年，湖南卫视俨然是中国电视 娱乐 潮流的风向标，长沙作为“ 娱乐 之城”最早因此被熟知。渐渐地，到湖南卫视所在地马栏山朝圣、追星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一票难求，一旦到手，人们马上请假，坐飞机、高铁从四面八方而来。提前许多来到马栏山湖南广播电视台所在地，希望有机会第一时间看见自己偶像。亢奋的等待，梦幻般的录制过程，让年轻人有了一天超脱现实的体验，追星过后融入长沙的夜生活，或许就是年轻人们完美一天的最好句号。

长沙最早被称为“ 娱乐 之城”，是因为湖南卫视的存在。如今“芒果台”依然是年轻人 娱乐 生活不可缺少元素。供图/图虫创意

文化积淀带来长久的吸引力

一个城市，可以因其繁华、欢乐的氛围备受追捧。悠久的 历史 文化积淀，能使之显现出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质，在繁华、欢乐之外有更丰富的内容，吸引人们到此聚集。

在长沙的文化基因里，湖湘文化是浸润长沙时间最长，最有影响力的一脉。湖湘文化，是湖南地区先民共同创造、发展凝固而成的普遍性格以及文化精神。春秋时期楚国崛起，被分封到南疆瘴气纵横之地，“楚狂人”便自立为王。被称为“蛮夷”的楚人性格中激越、血性的基因，在春秋时期便已种下。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屈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屈原的诗作展现了其不从于流俗的文化内涵；屈原的死，更昭示了宁折不弯的不屈精神。这与湖湘先民基因中的激越、血性契合，更在文化层面影响中国数千年，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屈原的精神遗产更多是延续和发扬了先秦荆楚文化，而湖湘文化真正形成自身风格，成为独树一帜的地域文化，则是从宋代的湖湘学派兴起开始。

岳麓山中的“爱晚亭”，原名红叶亭，后来据“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改名为“爱晚亭”。供图/图虫创意

北宋末年，大儒胡安国，弟子胡宏等避居湖南，胡宏的弟子张栻主管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有数千之众，初步建立了湖湘学派的规模。不但对湖湘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学术思想更风靡闽、粤、苏等东南诸省。大儒朱熹也曾带着弟子从闽入湘，到岳麓书院拜访问学。湖湘学派自宋代在岳麓书院的兴起和大儒云集下名声大震，与湖湘民风糅合，形成湖湘文化。到明末清初，王夫之综合百家，扭转明末空疏的学风，使湖湘文化体系最终形成，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才。

岳麓书院掩映于岳麓山的密林中。除了千年文化积淀，修复后的岳麓书院清静幽雅，美景让人流连忘返。供图/图虫创意

湖湘文化讲经世致用，且极具忧患意识和变革精神。清末近代以来国家危弱，湖湘地区一大批知识分子不再安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纷纷“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先后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中兴名臣，挽救清朝的统治，施行洋务、革新中国；也有如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变法革命的先烈；到后来的革命者毛泽东、刘少奇等，无不在湖湘文化的浸染下留下辉煌业绩。

如今，岳麓书院位于湖南大学校园里，宋真宗赐匾额“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依然高悬。千年的沉淀，让这里成为湖湘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图腾。年轻人对千年文化尊敬膜拜，同时也愿意亲近美景，湘江西岸的翠绿树林中的千年书院，灵气所聚，清幽雅致。行走期间，可以窥见喧嚣之城的水深土厚另一面。

岳麓书院现在湖南大学内部。供图/图虫创意

湖湘文化奠定了长沙文化的土壤，近代开辟为商埠则让长沙开始近代化的进程，影响长沙发展的流变。1904年长沙正式开埠以后，领事馆、洋行、商店、教堂、俱乐部、住宅等西式新型建筑遍布长沙。西式的建筑和市政设施逐步建立，长沙也逐步成为近代都市。近代城市的建立带来的效应是人口的聚集。开埠以后，长沙城的人口逐年增长，到20世纪三十年代，长沙人口猛增了300%。人口的聚集自然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兴盛。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地区的人口、物资从华东、华北等内迁。长沙作为主要终点和中转站之一，因大批企业迁来，近代化的进程得到快速推动。工业发展带来商业的繁华，西式或中西式结合的商厦、店铺、住宅让长沙的市容为之一变。各地人才的涌入，让长沙人的文化性格在激越和实干中，增添了开放、闲适的一面。

湖湘文化的发扬广大与近现代的革命密不可分，作为湖南首府的长沙，留有众多革命先辈的足迹，为这座城市摸上了最鲜艳的一抹“红”。最为人熟知的是毛泽东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和参加革命的经历。毛泽东曾写下名篇《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长沙的“红”，与伟人相关，湖湘文化与革命情怀的碰撞，为长沙写下了最“红”的一笔。

从长沙橘子洲在湘江的江心，最南端就是著名的橘子洲头。2009年，青年毛泽东胸像雕塑在橘子洲头揭幕，伟人的目光日夜注视着奔流不息的湘江。今日橘子洲头依然受到年轻人的青睐，从全国各地前来观看、合影者无数。当年伟人立志之地，成为年轻人热衷前往的必去地标，最“红”的橘子洲头焕发着新的活力。

城市是人类聚居的最高形式，不同的都市或多或少会因为其文化底色的不同呈现不同的面貌。长沙的性格，有传统文化、红色革命基因、平民 娱乐 文化的糅合，呈现出与中部乃至全国其他城市不一样的气质，既能感受喧嚣、放肆 娱乐 ，又能沉淀自己、感受文化的力量。能满足人们多层次感受与心理需求，这或许才是全国的年轻人争相而来长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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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学派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地域性儒家学派．南宋年间，因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等人在湖南讲学著述，弟子千人，使得湖湘学派规模形成．胡安国和胡宏父子是南宋时期的著名经学家和湖湘学派的创始人．

故选A．

两湖文化·文化教育的兴盛与湖湘学派的形成及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宋代，这一时期地处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文人学士的文化活动、学术思想、学校和书院也至为发达。创立了在历史上颇有影响和地位的学术流派，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留下了大量的绵延千年的书院学堂，文化成就蔚为壮观。

宋代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的兴起是各种因素促成的。宋朝的统治者是在中国近二百年的分裂割据基础上建立的，巩固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是统治者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中对文化教育的政策是其总政策中的重要部分。宋太祖实行释兵权和以文制军的策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因此，确立了重文的政策。重整封建纲常伦纪，提倡尊孔崇儒的政策，推动了学术思想的研究，同时带动了教育的发展;提倡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为新的学术思想的繁荣提供了条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宋代安定统一的社会环境，为学术思想、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湖北地区北宋时期著名的士大夫学者是安陆籍的进士宋庠、宋祁兄弟，时称“二宋”。宋祁与欧阳修合修《新唐书》，在正史中第一次加进了《兵志》《选举志》和《仪卫志》，为以后的修史开了先河。著名文学家兼史学家欧阳修虽祖籍并非湖北，但与湖北有很深的关系，他的大半生是在湖北随州度过的。大文豪苏轼的一生与湖北也紧密相联，他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被贬到黄州，在贬职黄州的多年中，他游历了湖北的许多山水，为我国文坛留下了传颂不衰的诗歌和散文。

随着学术思想的兴起以及名人学士的涌现，湖北地区的书院在宋代纷纷兴起。书院这种文化教育形式是继先秦私学和两汉精舍之后的又一种私学组织形式。“书院”之名起于唐代，最初是朝廷收藏和校勘图书的地方，在当时还只是新型教育体制的萌芽。后又经唐末五代战乱，书院遭到很大毁坏。宋初，统治者的重文政策主要放在科技上，而对教育注意不够，因而民间的书院重新兴起，并适应文化教育的发展而蓬勃发展起来。湖北地区的大多数州县这时都兴办了书院，学校也先后建立。武昌县设立南湖书院，书院供奉二程、朱子等著名学者之像于书斋。荆门有东山书院，嘉鱼有义学书院，公安县有竹林书院，江陵县有南阳书院，黄冈有河东书院，蒲圻县有新溪书院等等。书院的兴起，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也 了科举制的发展。宋代湖北科举人才也涌现出不少，这批人反过来又为湖北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元代湖北的书院和学校得到较大发展，共有书院二十三所，其中武昌位列第一，共有六所，书院大多讲授程朱理学。明朝初年，书院寂寥，到中叶后开始复兴。嘉靖以后，由王守仁、谌若水等著名理学家倡导私人讲学，书院开始繁荣起来，湖北地区先后共建书院七十八所。到清代，清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将书院纳入官学轨道。湖北地区清代最著名的书院是武昌的江汉书院(明朝万历年间创建)，历任山长皆为当时的饱学之士。清代湖北新建书院共有一百二十三所。到清光绪年间，书院即改为学堂。

湖南在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相对沉寂多年之后，于宋代开始焕发出蓬勃生机。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书院的兴起，使湖南的学者走出了一条崭新的路子。讲及宋代湖南的学术成就和文化教育成就，就不能不述及湖南的书院。

北宋时期，湖南也兴起了近十所书院，然而只有岳麓书院著称于当时，而又扬名于后世。岳麓书院座落在湖南善化县(即今长沙市)西边风景优美的岳麓山下。岳麓山原是佛教活动之地，有不少佛教建筑。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潭洲太守朱洞采纳彭城人刘鳌的建议，在此建立最初的书院，设讲堂五间，书间二十五间。后朱洞离任，书院曾一度冷落，公元999年潭洲太守李允则重兴并扩建书院，使书院颇具规模，并形成基本规制。书院包括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以及设置学田，提供教学经费。1012年，由山长周式呈请州守刘师道加以扩建，使岳麓书院在院舍规模、从学人数上都比以前有很大发展。宋真宗对岳麓书院也颇为关注，曾亲自召见周式，并要留他在宫中讲学，被周式婉言拒绝。宋真宗为岳麓书院题写匾一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 开始兴办官学，在官学的冲击下，书院遭到较大摧折，有一些书院变为官学，有一些书院则被废弃。1097年朝廷下令废弃岳麓书院，将其改为铸鼓场。湘阴尉朱辂以“乡校不可毁”为由，坚决反对，加之岳麓书院名气太大，朝廷也就网开一面，使书院得以保存下来，并被纳入“潭州三学”的体制中，实现和官学的合而为一。“潭州三学”与“三舍法”同一性质，即把学生分为三个等级，每一个等级考试合格，结业后依次升入高一级深造，分别为外舍、内舍、上舍，上舍最高。岳麓书院为最高等级的学府，即上舍、官学和书院的学生都可参加考试，合格后升入岳麓书院。

1131年，在北宋灭亡四年后，岳麓书院毁于战火。1165年，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的刘琪再建书院，并有所扩建。尤其是他病危时委任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书院，使书院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自此之后，书院群贤毕至，人文荟萃，人数达千人之多，岳麓书院成为湖南学派活动的基地，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使其在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都进入鼎盛阶段。

北宋是理学兴起的时代，宋代湖南的理学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学术主张的学派，即湖湘学派。湖湘学派兴起的背景是宋朝时期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尤其是南宋年间，湖南成为朝廷的粮仓，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这里成为独立的小工商业城市，湖湘学就深深植根于湖南这块土壤上。

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应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有湖南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的先驱开拓之功，也有开湖湘学之端的胡安国、胡宏之师孙复的创建之劳，还有开岳麓书院之先的朱洞、陶岳和周式等人为湖湘学派所培养的学术人才，对学派形成起的推动作用。“因此，湖湘学派是诸多成份的养料把它逐渐润泽滋生出来的学术群体”(杨金鸢《湖湘学源流论》)。

湖湘学派的首倡者为胡安国。胡安国为北宋哲宗时期进士，曾任湖南学事，但它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术研究和讲学上。他在政治上提倡革新朝政，清除腐败，尤其是主张抗金复仇，收复失地。胡安国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对湖湘学派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在为人处世方面，他重操守、讲忠信，不趋炎附势，一生屡遭打击，却安贫乐道。胡安国之子胡宏则是湖湘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他在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独树一帜，提出了性为宇宙本体，性是宇宙万物的根源的哲学本体论思想。他认为，“性具万理”，而不是程朱的“性即理”。在人性论问题上，他认为，性无善恶。这是一种人性平等论，与传统的等级结构论是相对立的。在天理人欲问题上，他把天理人性统一于性中，反对离开人欲谈理，理欲本为一体。胡宏的思想中还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他主张道不能离物，名不能离实，在哲学上反对正宗理学唯心主义的倾向。他的这些理论上的合理性倾向，为湖湘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陈谷嘉主编《岳麓书院名人传》，湖南大学出版社)这些思想在当时确实为人所未闻。胡氏父子在讲学中还创立了独特的学风，给湖湘学派以很大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志学求道，不计利碌;其二是关心现实，注重经世;其三是刻苦治学，博取精守;其四是尊师重道，相互砥砺。(参见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教育科学出版社)

胡宏之后对湖湘学派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是张栻。张栻自幼攻读经学，后来师从胡宏，在胡宏诸弟子中造诣最高，被胡宏称为“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栻的学术造诣实际上已超出胡宏，见解更高一些，又更务实一些，把湖湘学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后来他接受了刘琪的推荐，主教于岳麓书院。在胡安国父子主教衡鹿书院的过程中，已经基本上形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又通过书院讲学，在书院中形成了一个政治倾向、学术思想一脉相承的学术群体。这些思想和这个群体经张栻的创造性发展，形成为完整的“湖湘学派”，又称“湖南学”。

张栻在岳麓书院主教期间，把教学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使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张栻在岳麓书院研究学术思想，使湖湘学派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和系统化，同时也在岳麓书院形成一个学术思想相近的大规模学者群体，使湖湘学派的规模、成就和影响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发展到它的全盛时期。(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

张栻在学术思想上也把湖湘学派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继承胡宏的性为宇宙本体的哲学思想，但他还进一步把“性”与当时作为宇宙本体范畴的太极统一起来，他认为二者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他还进一步否定了胡宏的性无善恶论，提出“纯粹至善”的绝对性善论。这种理论虽然是为了敦促人们成为谨守封建道德的圣贤，但它承认人的道德能力无等级差别，否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张栻的认识论是以“知行互发”为特点的。他认为，知与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影响，贯穿于认识的全过程。张栻在学风上主张重践履的务实精神，反对离开实际说空话，主张经世致用。并从道德实践的角度对义利之辩作了新的概括。张栻对待学术思想观点是融合众家之长，不偏一说。因此，各地著名学者多来岳麓书院进行学术交流。1167年，著名理学家朱熹来潭州岳麓书院访问张栻，交流学术思想，成为岳麓书院史上的一件盛事。它对岳麓书院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对朱、张二位学者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朱熹在长沙住了两个多月，双方就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朱熹还在书院讲学，吸引了上千听众。他们讨论的内容主要有中庸主义。通过讨论，朱熹逐步接受了张栻的观点。会讲之后，朱熹一直与湖湘学派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张栻逝世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即着手振兴岳麓书院。他聘请了书院的讲学职事和学录，增加了学生，并颁布了正式的学规，还置田五十顷，供书院祭祀及师生俸廪，或扶助贫困学生。他还亲自在书院执教。朱熹通过讲学和授业弟子，对湖南地方书院的教育和传播学术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教育思想和教学主旨上，张栻也为后世的教育开了新篇。张栻在担任岳麓书院主讲、同时书院重修落成之时，他作了《岳麓书院记》一文，对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作了纲领性的阐发。首先他反对科举利禄之学，以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其指导思想;其次，他反复强调求仁的重要性，认为兴办书院，倡导教学，就是为实现“求仁”，以培养人才。同时应在应事处物的道德实践活动中求仁。自张栻以后，岳麓书院历届山长都奉行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反对单纯追求科举取士的办学宗旨。直到岳麓书院最后一个山长即清朝末年的王先谦，仍然坚持办学传统，反对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庸。

南宋末年，蒙古兵南下，兵围潭州，岳麓书院诸生在严酷的抗元斗争中，十分镇静，坚持读书。战争激烈时，他们放下书本，参加守城战斗，绝大部分学生都在这场守城斗争中壮烈殉国，表现出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忠贞的民族气节，反映了湖湘学派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刻影响。南宋之后，湖湘学派不得再传，书院变为废墟。作为一个学派性质的湖湘学派，虽然只存在于南宋时期，但它的学术流风却长期留存下来，形成为后世的湖湘文化。

元代岳麓书院经两次重修后，仍然影响海内。元末战乱，书院再遭破坏。明初倡导科举，并把科举与学校联系起来，因而官学兴盛，书院冷落。明中叶再次振兴一时，学术思想也有新的发展。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及弟子到岳麓书院讲学，使当时几近沉寂的书院又焕发了生气。王阳明的良知之学一度成为岳麓自由讲学中的课题。同时明代著名的东林学派也来岳麓讲学，自由讲学风气大开。各学术派别相互切磋，学术思想相互融合，同时湖湘学派仍被尊为岳麓的学统，王学也因此得到了改造，这些都是岳麓学院历史上的新篇章。

清朝对书院采取的政策是逐步将其引向官学化。官学化的结果是书院得到了稳定的经费和地方官府的支持，但同时也使书院自由讲学和研讨学问的内在精神丧失殆尽。不过由于岳麓学院有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因此仍很重视传习理学，只是这时的理学已陷入空疏僵化。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书院又有了汉学的研究和传播。由于书院的官学化，教学内容基本上是为适应科举考试而设。因此，不满意这种教学宗旨的湖南巡抚吴荣光在书院内创湘学校经堂，成为研习、课试汉学的一个地方。后将校经堂独立出来改为校经书院，校经书院开始向近代学校过渡，增添了自然科学的课程。校经书院秉承岳麓书院的教育风气，要求学生把通经、经世和事功结合起来。这对湖南知识分子参与改良维新运动起了很好的开启作用。当维新运动兴起之时，校经书院成为维新运动的宣传阵地。随着维新派人士改革教育呼声的高涨和维新派人士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与书院形成对立时，书院的落伍和退出教育阵地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虽然有固守旧制，不愿改良的保守派重重阻挠，但历史的潮流已不可抗拒。于是，1903年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到任后，立即主持进行了书院改制，把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并将原高等学堂(即时务学堂——求实书院——湖南高等学堂)并入其中，至此延续近千年的岳麓学院走上了近代教育的轨道。

岳麓书院造就的湖湘学派人士，将书院的学术和风气代代相传，而受湖湘文化滋润培养的一代代士人学子又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从明清以来，湖南地区一改此前沉寂的状况，人才辈出，形成为具有湖湘特色的人才群体，对湖南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人才群体中的第一人当首推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衡阳的石船山，被学者们称为船山先生。他是历史上著名的学者，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与黄宗羲、顾炎武齐名，被称为清初三大儒。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他二十岁时就读于岳麓书院，受到书院经世致用学风和爱国主义传统的影响，对他以后学术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1644年，王夫之从书院肄业赴武昌乡试考中，当时正值明末农民大起义，明朝统治岌岌可危，明统治者无力镇压起义，也无力阻止清军入关，终于无可挽救地覆灭。王夫之为抗清扶明奔走呼号，也曾组织起义军抗清，但都无法挽回明王朝的败局。他只好把自己的全部追求寄托在研读经籍上。他发奋钻研，潜心著述，总结明亡的经验教训，以警后世。

王夫之的学术思想中吸收过不少古代和同代人的思想精华，但对他思想影响最深远的还是湖湘学派的学术传统。这种影响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他的思想是湖湘学派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是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是王夫之学术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陈谷嘉主编《岳麓书院名人传》湖南大学出版社)。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在人性论和理欲观中提出了“理寓于欲中”，“理欲皆自然”的新学说，得出了性即生理的自然人性论的结论。这种思想是从湖湘学者胡宏那里继承来的;其二，湖湘学派的知行观在王夫之手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张栻曾同意程朱的“知先行后”，王夫之则提出“知行始终不相离”;其三，王夫之承袭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观点，对传统的经学和理学所作的精辟的分析和总结，正是为了找出理学的弊端和不足之处，为社会提供实用的理论武器。

王夫之是开启中国近代思维活动的伟大思想家，他一方面总结了宋明理学，对理学心性作了细致和透辟的论证，提出“气者理之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达到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在辩证法思想方面，他提出了“日新之化”的观点，肯定天地万物是时刻变化更新的;在认识论上，他肯定物质实体为第一性，认识作用为第二性，另一方面，他高扬了中国历史意识的长久传统，并把它提到了哲学高度，即“理势合一”的历史观。他肯定历史是进化的，并探讨了历史的规律，提出了历史的固有规律和历史的必然趋势是相互统一的思想。

王夫之的思想给后世湖南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影响，自清朝晚期开始，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改革派都从他那里汲取思想养份，使湖南成为近代史上改革和革命都走在前列的地区，这与王夫之的思想的巨大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唐才常、谭嗣同都是王夫之的崇拜者，谭嗣同还以王夫之的继承者自命。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几乎都是由爱读《船山遗书》，从阐扬民族大义出发而步入革命征途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 等人青年时代也研读过王夫之的著作。(饶怀民《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结构及其特征》，载《湖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近代史上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冯桂芬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兴将校，什九湖湘。”这是很切合当时实际的。

近代湖南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经世纬国之材大部分是本身出自岳麓书院，或者是受湖湘文化和王夫之思想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如中兴的将相有贺长龄、陶澍、曾国潘、胡林翼、郭嵩焘、左宗棠、罗泽南;近代思想先驱者有魏源、唐才常、谭嗣同、杨昌济等等。这批人活跃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等各个领域，成为近代史上的显赫人物，岳麓书院大门上的一幅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一事实。

宁乡与湖湘文化的渊源　　历经一千多年历史演变的宁乡，从古到今，人文荟萃，创造出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鲜明地方特色和深厚人文积淀的本土文化，是湖湘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历史沿革

　　宁乡属革命老区，地处湘中，东和东南与望城、湘潭、韶山毗邻；南和西南与娄底、湘乡接壤；西与涟源、安化交界；北与桃江、益阳相连。古宁乡在夏、商、周三代时属荆楚地。春秋战国时属楚之黔中，秦为长沙郡。三国时期(公元257年)析益阳县部分地域置新阳县，属衡阳郡，县治设长桥东北二里(今横市镇茅栗村)。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名新康县，县治迁冷水铺(今白马桥乡五福村)。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入益阳县。唐武德四年(公元622年)复析益阳地置新康。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析益阳及长沙、湘乡部分地域，取“乡土安宁”之意置宁乡县，县治设玉潭镇，隶潭州长沙郡。元隶湖广行中书省湖南道宣慰司天临路。明隶湖广布政使司长沙府。清隶湖南省长沙府。民国时，宁乡隶湖南省第5行署。新中国成立后，宁乡曾归属益阳、湘潭两地区，1983年划归长沙市辖，现隶属长沙市，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今玉潭镇)。宁乡自于北宋建县至今立县有1000余年。

　　历史上宁乡这种隶属关系的不断更替，千百年来地域之间民间民俗文化得到了交流，使得宁乡本土文化呈现多样性的特征，这种特征无疑昭示宁乡人文底蕴深厚凝重，经千多年繁衍、发展，仍在湖湘文化大家庭中熠熠生辉。

　　宁乡与湖湘文化都是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是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区域性历史文化形态，有着自己稳定的文化特质，也有自己的时空范围。从空间上说，它是指湖南省区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说，它是两宋以后建构起来并延续到近现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属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宁乡的青铜器，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湖湘地区高山大湖的地理环境，发达的农业经济，各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从而组合、构建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即湖湘文化。宁乡在地域上在湖南处于湘中，身在其中的宁乡人，亦有着敦厚、自强不息，“霸得蛮，吃得苦，耐得烦”的秉性，在湖湘文化发展脉络中，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深深地打上她的烙印。

　　人口的迁徙，从而造成两地人文相习，文化在水乳交融衍生与裂变。据民国《宁乡县志》记载，在五代至后唐同光年间、明洪武至崇祯年间、清康熙年间从江西、江苏等地迁入宁乡生息者众多。清乾隆四川土家族诗人彭秋潭的《长阳竹枝词五十首》中描绘：“宁乡地近巫山峡,犹似巴娘唱竹枝”，该诗描述的就是在明末清初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中有宁乡人对新的四川文化形成的影响。清末人易顺鼎《三峡竹枝词》描述：“水远山水思若何，竹枝声里断魂多。千重巫峡连巴峡，一片渝歌接楚歌。楚客扁舟抱一琴，千峰月上绿萝深。莫弹三峡流泉操(操:琴曲)，中有哀猿冷雁音。”该诗指出蜀楚两地由于地缘相接，彼此文化相互影响。而“巫峡连巴峡，渝歌接楚歌”是将两地地缘相接，加上移民对巴蜀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层的影响，造成两地在一定时期内人文相习。历代人口异地互迁，使得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在交融中文化整合和融合，在整合和融合中产生裂变。湖湘文化就在相互交融中博采众长，在漫长的演化过程逐步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宁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市级名录《周氏双龙舞》最初在四川流传，经清代名将周达武从四川建昌组建的一支龙灯舞队带回宁乡大屯营乡石家湾，历经百多年传承发展，逐渐成为了宁乡闹新春的一种传统文化娱乐活动。宁乡本土文化正是在这种历史演绎进程中不断与周边地区文化彼此相融，逐步奠定了在湖湘文化古今发展变化的脉络中的独特地位。

　　历代书院之间的学术交流使宁乡地方特色鲜明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宋朝理学阵营中颇具特色的湖湘学派中，众多学宗把湖湘文化之精髓传于宁乡，把宁乡地方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创始人理学家胡宏在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在灵峰山下筑室聚徙讲学，取名灵峰书院，正式把湖湘文化正宗影响宁乡。另外还有被称之为“湖湘学最盛”有半个宁乡人之称的湖湘学宗则是张栻(官山现存张栻父子墓)。张栻是湖湘学派的杰出代表，是岳麓书院创始人。事功学派学者陈傅良曾说：“某尝获侍讲张先生(栻)所为记，及于治心修身之要，湖湘之后既知所指归。”黄宗羲指出：“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张栻的思想不仅影响湖湘文化近千年的发展，而且在理学中也有重要的地位。张栻曾往返于长沙岳麓书院和宁乡云山书院聚徒讲学，弘扬湖湘学说，声名极一时之盛。明嘉靖年间(公元1524年)建书院于张栻墓侧，嘉靖帝赐书匾额“南轩书舍”，宁乡学子从此对湖湘学说有了入室的基殿。

　　宁乡历史亦有众多的风云人物以智慧与勤劳，把宁乡人敦厚、好学、顽强不息的秉性把宁乡本土文化传承并推向另一个高度。早在五代，宁乡就有高僧齐己(860-937)，以号“诗囊”著诗闻名全唐，著《白莲集》等，今《全唐诗》录其诗十卷。裴休唐大中十年(856)任节度使，节镇潭州(今玉潭镇)，曾捐资灵佑禅师奏建沩山密印寺。易祓，宋淳熙十二年(1185) 状元，官至礼尚书，封宁乡开国男。有《禹贡疆礼记》、《周易总义》、《识山楼集》数十种著述传世。明清思想家文学家王夫之，清经学家王文清，清史学家黄本 骥，有宁乡“革命摇篮”之称的云山书院校长王凌波……一代一代的文人学子与革命志士，逐步奠定了宁乡在湖湘文化中的雄厚根基。中共创始人何叔衡，名垂青 史，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功盖千秋，中国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光召，引领中国科学高峰……众多宁乡名人弘扬湖湘文化之精髓，影响着中国历史文明进程。从此宁乡深厚 的文化积淀和精神特质完全融于湖湘文化血脉之中。可见，宁乡深厚的人文积淀在湖南文化的大变动中逐步演绎出了一种颇具宁乡地方特色又与湖湘文化唇齿相依的文化形态，使得宁乡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特质与湖湘文化水乳交融。

　　宁乡独特的青铜文化是湖湘文化重要组成部分。青铜文化是研究古代文明的一重要方面。湖南是南方发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最多的省区之一，而湖南又集中在宁乡。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人面纹鼎、象纹大铜铙、提梁卣等1500多件青铜器震惊世界。宁乡出土的青铜器以体形高大厚重，纹饰优雅秀丽，造型雄奇，铸造精良而闻名于世界，在中国青铜文化宝库中占有较高的地位，宁乡从此被誉为“南中国青铜文化中心”。宁乡青铜文化成了研究湖湘文化历史发展轨迹的重要左证，向世人展示湖湘文化独特的魅力。

　　宁乡民间民俗艺术悠远流长。宁乡曾归属益阳，宁乡地花鼓融会长沙花鼓与益阳“草台子”花鼓戏，历经年代洗炼逐步衍变出宁乡地方特色的剧种。因而宁乡也成了湖南花鼓戏的三大发源地之一，在清代就已成形，广泛流行于湘中、湘东和洞庭湖滨。宁乡地花鼓的艺术风格独特，群众基础深厚，尤其是地方色彩鲜明，生活气息浓郁。清同治六年(1867年)《宁乡县志、2风俗志》记载：“上元灯有狮灯，以木为头……，龙灯以纸扎头……。又或多杂鱼灯……。男女装唱插秧采茶等曲，曰‘打花鼓’，或跨竹马灯。各庙寺醵金演剧，观者如堵，”所描述正是宁乡地方小戏子——宁乡对子花鼓。现今存《张先生讨学钱》《贺新春》等著名戏。对子花鼓与宁乡地方另一特色的民间吹打乐——麻山锣鼓反映了宁乡人民朴实的生活，生动地体现着宁乡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地方文化传统是与湖湘文化息息相关。而今，宁乡对子花鼓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市级名录，《麻山锣鼓》则列入了省级名录，30多支麻山锣鼓曲谱入选了《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一书。2008年，中央电视台专程对宁乡民俗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挖掘展演进行重点采访播出，宁乡民俗民间艺术精髓走向了全国，为湖湘文化的悠远流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千年古刹密印寺演绎宁乡传统文化的传奇。千年古刹密印寺是我国佛教禅宗五大宗派之一沩仰宗的起源地，佛教文化曾在此盛行。据史籍记载，唐宋时，密印寺占地广阔，殿宇宏伟，僧众多达3000余人，寺田3700亩，盛极一时。传说当时寺内铸有千僧锅，可作1000人的饭。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高僧灵礻右禅师来沩山开法，经宰相裴休奏请朝廷御赐“密印禅寺”门额。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铸5048斤大钟一口，涂以黄金，置之钟楼，晨敲夕叩，声闻数里，加之寺里原藏经文5048卷，原有田租5048担，遂有“密印三藏”之 称。张栻之父张浚也是一位著名的佛教禅宗居士。 “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他的偈语对帝王之后言均承禅宗“以心为本”的思想。其子张栻更是看好了沩山这片佛教净土，所至后来张栻自己 也葬来沩山陪其父。明崇祯年间翰林院检讨陶汝鼐在明亡后辞官削发为僧，出家沩山，禅学有《慧山海禅师塔铭》、《重建密印禅寺碑记》等书传世。

　　可见，宁乡人自古以来都因宁乡拥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而骄傲，而自豪。正是有了这一文化的熏陶，那些走南闯北的宁乡人，才能演绎出自己光芒的人生，并为世人所敬仰，从这一意义上说，宁乡这种地方特色文化又超出了她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历经千多年文化积淀的宁乡是湖湘文化的根脉，亦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