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被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52万余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编辑本段家谱世系

　　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六世祖司马靳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司马迁世系： 司马错→司马梗→司马靳（蕲）→司马迁→司马昌→司马无泽→司马喜→司马谈→司马迁→司马临、司马观、司马英（汉丞相安平候杨敞之妻)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大约卒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一说卒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又一说卒于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迁生龙门”

　　司马迁是夏阳人。夏阳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而龙门山的南面就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岸边的龙门，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他每天看到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山上呼啸而去。

　　少年受业

　　编著《史记》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中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4]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军候侯敢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腐刑。腐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50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 司马迁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 6岁，在故乡读书。 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 10岁，在故乡。 《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按：司马迁10岁左右，即在故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 11岁。 窦太后死，汉地区冲突罢绌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一说司马迁出生于这一年。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 12岁。 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年朔二年） 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 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 20岁，游历各地。 司马迁漫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经过大梁，而归长安，历时数年，为协助父亲著作史记做准备。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 22岁。 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 23岁，为郎中。 以考试成绩优异为郎中，即皇帝的侍卫官。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 24岁，为郎中。 司马迁侍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获白麟。司马谈始修《太史公书》。 《史记》原计划记事止于此年。 《史记》

　　[6]《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扣来司马迁修改下限述于太初末年。 公元前119年（元狩五年） 28岁，为郎中。 汉武帝游鼎湖，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内），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 33岁，为郎中。 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今陕西凤翔县），到河东（今山西夏县东北）。 有司与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议祭祀后祠。始立后土祠于汾阴（今山西万荣县）。冬十月，“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司马适随武帝回夏阳故乡。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 34岁，为郎中。 冬十月，司马迁以侍中身分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平凉、空峒。 太史公谈、词官宽舒等向武帝建议立泰 坛。太史公谈议泰 典礼。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 35岁，为郎中将。 汉武帝与公卿、诸生议泰山禅。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 36岁，为郎中。 汉武帝前入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阳）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 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今包头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 37岁，为郎中。 春，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今河南偃师），又到东莱。四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 38岁，为太史令。 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绅石室金匮之书。”与朋友挚峻书信往还，勉励其抛弃隐居生活，立志于事业，从而立德、立言、立功。 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 39岁，为太史令。 冬十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经回中道，批出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经涿鹿，从代地（今河北蔚县）而还，经河东回长安。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 40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庐江），望祭虞舜于九嶷山，自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 41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三月，经夏阳至河东，祭于后土祠。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 42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 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 43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专心著述。 “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开汉元年） 46岁，为太史令。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 李陵为将，请“自当一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 47岁，为太史令。 三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祭祀后土。 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讲公道话，而被捕入狱，判死刑。 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 48岁。 李陵被灭族。 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 《悲士不遇赋》约作于是年。 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 49岁，为中书令。 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著史记。 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 53岁，为中书令。 任安（少卿）此年四、五月间有信给司马迁。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 55岁，为中书令。 《报任少卿书》作于是年。 完成《史记》。《报任少卿书》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汉武帝患病，奸臣江充谎称宫中有人埋设木偶诅咒武帝，武帝命江充查抄。江充与太子有矛盾，勒逼皇后自杀，并要挟太子。太子杀死江充，武帝发兵讨伐太子，太子起兵反抗，兵败逃亡自杀。此即为历史上有名的巫蛊案。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 56岁。 司马迁约死于这一年。死因不明。 一说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 又一说死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 《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 《悲士不遇赋》（约二百字，是否全文，无从考察） 《报任安书》（又名《报任少卿书》，全文约五千字，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8]

　　编辑本段星象成就

　　在两汉时 司马迁题跋像

　　[9]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现代

　　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师哲说：“1940年3月，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领我去见毛主席，他同我亲切握手之后，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韩城人。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十分惊诧，我想，毛主席说：“喔，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惊诧，我想，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抗日，领导全国人民翻身闹革命，昼夜操劳，日理万机，还不忘读《史记》，而且还能准确记住它的作者的籍贯，真了不起。”“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他。现在是人民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其人其书其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司马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像他这样对人类历史文化有贡献的，举世公认的人，历史文化名人，全国有几人？我们应该好好地读其书，学其人

　　司马迁墓与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司马迁墓、祠，东临黄河，西枕梁山，涺水冲前，芝水环绕，屹立于悬崖峭壁之上，气势雄伟、壮观。词用砖石依山势筑成四个高台，面积一个比一个广大，每个高台之间有石级相连，层层上升，前面三个台上都有建筑物，最后一层是砖砌的司马迁墓。墓圆形，墓前有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一1795年）毕沅题“汉太史公墓”墓碑一座，上有古柏五棵，蟠若蛟龙。 祠庙内外古碑林立，叙述自晋朝永嘉年间（公元307一313年）扩大修建后，历代修缮情况。也有文人名士路过或者远道来此瞻仰凭吊后所留下的诗碑。 祠庙正殿有司马迁塑像，方脸，长须，两眉入鬃，现出严肃、抱负不凡的气概。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 司马迁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登其巅，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可谓山环水抱，气象万千。壮观的自然形式和秀丽的风光，映衬出司马迁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业绩。 祠墓建筑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东北方竖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书“汉太史司马祠”六个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经太公庙至岔道口，坡南有平台之地，建有新迁的元代建筑“禹王庙”、“彰耀寺”、“三圣庙”等，现已辟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筑物，上书“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马迁德高如山，世人至为敬仰，从此迤逦而上，牌坊上书“河山之阳”四字，语出《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走完99级台阶登道就进入了祠院，祠院大门上书 “太史祠”寝宫，古柏参天，环境幽静，置身其中，如登青云，如临仙境。编辑本段相关争议

　　出生时间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他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述，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亦缺乏记载。后世研究者一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相差十岁。 公元前14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唐代张守节注。《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往上推41年，则是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公元前13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二十八 司马迁清代半身像

　　[14]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27年，即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的《正义》是错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其价值远超过一般史书。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说，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二亲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如果他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遨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只有晚生10年，即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年“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元年”，司马迁“年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公元前127年（武帝元朔二年），下令将各地豪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当时年仅9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19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公元前127年（武帝元朔二年）为博士，当年司马迁年方9岁，一个9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此年19岁，似较合理。司马迁生平经历的争议很多，出生年代是争论最多的。

　　出生地点

姓氏来源

来源于封地：上古周武王建立周朝后，将自己的弟弟姬高封于毕（在今陕西咸阳县西北），后来建立了毕国，人称姬高为毕公高。他的子孙就以国名为姓，世代相传姓毕。

二、郡望堂号

望出河内、东平、太原。 汉置河南郡，现在河南省洛阳市。

三、历代名人

1、 毕宏——唐朝朝京光人，寓居于蜀。善画山水，古松奇石，著名当世。杜甫《戏韦偃为双松图歌》中有“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会韦偃少”的诗句。

2、 毕升——北宋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他还研究过木活字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为世界最早的活字印刷。

3、毕沅——字绍荡，号秋帆。清朝江南镇洋人。留心经史文学，旁及舆地金石之享。尝谓“经义当宗汉儒，说文当宗许慎，编年史谏水先生最长。”以好士知名，学人如钱大听、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仲则等先后在幕中。所著《续资治通鉴》220卷，集钱、邵、章等诸人之力而成。诗文有《灵岩山人诗集》、《文集》。

四`姓源考：

在我国数以千计的姓氏当中，最古老的是“姬”姓。姬姓的族人是黄帝的嫡系后裔，这个姓氏具有将近5000年的悠久历史。 全世界华人都自称是“黄帝的子孙”或“炎黄（炎帝与黄帝）子孙”。在中华民族繁衍与发展的过程中，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但是黄帝的子孙很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他们分封在各地，多数以地名为姓氏。 中国的宗法制度很注重长子嫡孙，也就是嫡系子孙，黄帝的嫡系后裔长期以来保持着“姬”姓，其他非嫡系子孙不再姓“姬”。 据《说文》记载，起初黄帝居住在姬水，因而姓“姬”。在远古时代，黄帝是轩辕氏部落的首领，他与炎帝都出自少典氏，这两个部落经过一场坂泉之战（坂泉在今河北涿鹿东南，又称涿鹿之战），炎帝败，合并为炎黄部落。于是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接着，黄帝领导的炎黄部落打败了九黎族的首领蚩尤，统一了全国。黄帝率领的炎黄部落都姓姬，他们是今天炎黄子孙的远祖，也是姬氏族人的远祖。 后来，黄帝的家族越来越大，他的后裔陆续分封在各地，改为其它姓氏，构成中华民族的主流。黄帝嫡系子孙（长子、长孙）世世代代仍旧以姬姓相沿袭，直到3000多年前的周文王父子，仍然继承着祖传的姬姓，建立了中国最长王朝——周朝，奠定了家庭及宗族之间伦常关系以及封建制度。 中华 民族姓氏的变动，以先秦时期较多，到了汉代各个姓氏已渐趋固定。不过，根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记载，在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位世代居住在长安，官至水部郎中的姬居逊由于避讳唐明皇的名字，而改姓周（唐明皇即唐玄宗，姓李，名隆基。“姬”与“基”同音）。这一来，分散了姬氏家族的力量。在较早的南北朝时期，本来以周为姓的人，也有改姓姬的，根据《姓氏考略》记载：“梁（梁朝）周弘正，谄事王 伟，避侯景讳改姓姬氏，周石珍亦改姓姬氏。” 和许多著名的姓氏一样，姬氏家族也很可能有其它民的血统加入。南北朝时，在北魏为桓、穆二帝效劳，征伐有功，官至信义将军，封为楼顿侯，后来归顺晋朝的姬澹，据说便是当时的鲜卑人。 作为黄帝嫡系子孙的姬氏族人，在中华民族发展过中，以及创造华夏文明上贡献很大。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以及召公姬奭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周公姬旦制定《周礼》，对缔造中华文明，提升中华民族的素质方面贡献很大。 毕姓的始祖，为周文王的第十五子毕公高。毕公高，是《书经》上列名的历史人物，他的兄弟武王在君临天下之后，把他封在毕国,以国为姓，是为毕姓的由来。周康王曾命他保卫东郊，因而作了《书经》上的那篇《毕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当年的毕国，在今陕西省长安、咸阳两县之北，也就是渭水的南北岸。这个地方，又称为毕陌、毕塬或咸阳塬，在周朝初年， 受王室十分重视，因为大名鼎鼎功在国家民族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逝世以后，均葬在此地。 在周代的870多年之间，周文王的这一支毕姓子孙，一直显赫于世。毕公高春秋时代的后裔毕万，当了晋献公的大夫，被晋国封在魏，成了后世魏姓的始祖，而毕万后代魏文侯，后来“三家分晋”，与韩、赵两家瓜分了原来的晋国，自立为诸侯，且国势强盛，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当年始祖毕公高后裔的显赫情形。 在春秋时改姓魏的毕姓后裔，仅仅是毕公高的众多子孙中的一支。其余的子孙，虽然以后也有改了他姓的，但其嫡系子孙仍然保留着原来的毕姓，并且历代相传，一直沿用到了3000多年以后的今天。 关于毕姓的姓源，历来有关姓氏的古籍，考证结果都一致。《姓氏考略》上说：“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以国为氏，望出河内、东平、太原”；《唐书宰相世系表》则指出：“毕炕乃毕公高之后”；《万姓统谱》上也记载说：“《左传》有毕万，《晋语》有毕阳”。 可以这样说，毕姓源于姬，始于毕地。 发源于陕西的毕氏，后来主要繁衍于河南和山西境内黄河以北的一大片地方，到了汉代则有一支远远地迁徙到山东的东平郡，并且繁衍成为当地的望族，相国庄我始祖兴公正是由东平郡所辖的潍县迁来，这就证明相国庄毕氏一族为始祖毕公高之嫡系子孙。

毕氏出人头地，历代出了不少杰出人物。毕升，一介布衣，北宋庆历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毕士安，北宋时曾任礼部、吏部侍郎，后与寇准同拜平章事(宰相）；毕沅，清朝大臣，官至湖广总督，总纂了“续资治通鉴”。东平的毕氏亦是人才济济，三国时在曹魏与创清谈风尚的“傅粉何郎”何晏齐名的名士毕轨；南北朝时一家四代皆为州刺史的毕众敬；以及唐代安禄山反叛时,死节殉城的广平太守毕炕等。

明代新城（桓台）工部尚书毕亨，万历淄川人户部尚书毕自严（毕际有之父），户部尚书安徽人毕锵等。清代大文学家、《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坐馆的馆东南通州知府毕际有，海州知州新城人毕秀等。其中淄川在明清两代出了五个进士，新城出了四个进士，这些都是我毕氏同宗的知名人士，应当引以为荣。

帝俊（帝喾或帝夋 ）

有关帝俊的神话,相当零碎,集中保存在《山海经·大荒经》以下五篇里，其他书籍并无所见。帝俊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羲和,住在东方海外的甘渊,生了十个太阳；另一个名叫常羲，住在西方的荒野，生了十二个月亮。他还有一个名叫娥皇的妻子，住在南方荒野，生了三身国的先祖。这位先祖一个头三条身子，传下来的子孙也都是这般模样。帝俊时常从天上降下来，和下方一些面对着面跹舞蹈的五彩鸟交朋友；下方帝俊的两座祠坛，就是由这些五彩鸟管理的。在北方的荒野，有一座帝俊的竹林，斩下竹的一节，剖开来就可以做船。尧的时候，十日并出，帝俊曾经赐给羿红色的弓，白色的箭，叫他到下方去拯救人民的困苦。以上就是残留下来帝俊神话的片断。从中可以见到帝俊作为天帝的神性。

由于神话的发展演变，帝俊又化身为传说中人间的两个帝王，一个是帝喾高辛氏，另一个是帝舜，他们都是半神的英雄，都有他们各自的神话传说流传下来。

帝俊神系

帝俊（shùn）

少昊，帝俊之子

羿，帝俊臣属

羲和，帝俊之妻，生十位太阳神

常羲，帝俊之妻，生十二位月亮神

娥皇，帝俊之妻，生少昊

姜嫄、简狄、庆都、常仪是帝喾的妻子。帝喾就是帝俊，常仪就是常羲。

帝舜也是从帝俊的神格中分离出的神。

帝俊一系的文明功绩

帝俊一族对于文明的贡献集中反映于山海经第十八卷海内经

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梁，*梁生番禺，是始为舟。

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

后稷是播百谷。

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大比赤阴，是始为国。

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指二人奉帝命治水）。

帝俊就是甲骨文中提到的殷商高祖夔。帝俊与蚩尤之间存在联系，因为蚩尤即殷商战神鸱枭，蚩尤即炎帝、少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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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俊及其神系考略

金荣权

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然而有意思的是，其事迹却往往与黄帝诸神暗合，其神系人物也与黄帝子孙们有着扯不清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探讨帝俊其神及其世系家谱，对于研究中国上古氏族及民族的融合过程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重在探究帝俊及其神系；同时通过清理帝俊神系与黄帝神系之关系，透视神话的历史化对上古神话的整合过程；也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文明时代政治的需要和文化心理对远古神话的改造方式。一、帝俊考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然而，我们却往往忽视了在南方、北方与西方等地也有帝俊的事迹和他的子孙国家，如西周之国，且帝俊之妻常羲“浴月”之地亦在西方。帝俊子孙为何会在西方出现，其事迹为何也与西方发生联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趣的现象。另外，帝俊的事迹与上古诸神往往有重叠之处，如帝俊与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等，诸神身上均附有帝俊的影子，究其原因，主要是后人对帝俊神话的分割与重植所造成的。但对于帝俊与少昊、帝喾之间的关系则非同寻常，探讨三人的关系是重建帝俊神系的关键，因为我们从种种迹象可以判断帝俊与少昊、帝喾本是一个神系，帝俊与帝喾为异名同实之神，少昊与喾之子契亦为异名同实之神，均为帝俊（喾）之裔。只有在证实这一关系之后，古神话中诸多有关俊、喾、少昊的问题便可得到合理的解释了。1 帝俊与少昊的同源关系的确立要证明帝俊与少昊的血统关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据《帝王世纪》和《通志》等均言少昊，名挚，字青阳，亦称玄嚣，为黄帝之子。然而《山海经》中并没有少昊世系，它其实是战国以来，汉民族大一统观念的产物。后儒们尽管煞费苦心的编构少昊神系，却往往无法自圆其说，破绽百出。如《帝王世纪》《通志》言少昊建邑于穷桑，都于曲阜，那么少昊便是远古东方某部族的祖先了，穷桑处于东方；而《拾遗记》则云少昊生于穷桑，处于西海之滨，主西方，为金天氏，是白帝之子，那么“穷桑”便是西方之地了。这些矛盾表明在将少昊划归黄帝世系时，仍时时可见远古传说的影子。在后世史化了的材料中，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证明帝俊与少昊的关系：其一，《山海经·大荒南经》云：“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而《拾遗记》卷一云少昊之母为“皇娥”，《路史·后纪七》云少昊之母为“娥”，这里的“皇娥”、“娥”实际上都是“娥皇”的误写或省写。其二，帝俊部族与少昊部族均是我国东部以“鸟”为图腾的远古同一部族。《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五采之鸟，相向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义为：有两只五彩鸟，相对而舞，是帝俊在人间的朋友，帝俊在人间的两个祭坛，便是由它们管理的。这里的五彩鸟，实际上便是神话中的“凤鸟”，它与帝俊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应是帝俊部族的崇拜物。更主要的是，战国以来，人们称日中神鸟为“俊鸟”，何新《诸神的起源》云“俊鸟”便是帝俊，为太阳神的代名词。帝俊之“俊”又可写为“俊”①，这字在甲骨文中实为一个鸟的形象。少昊亦与“鸟”有不解之缘，《通志》卷二《五帝纪》云：少昊“有凤鸟之瑞，故以鸟纪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司正也，玄鸟氏司分也，伯赵氏司至也，青鸟氏司启也，丹鸟氏司闭也，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尸鸟鸠氏司空也，爽鸟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这俨然是一个“鸟”的王国，且以凤鸟为主，群鸟为辅，这与帝俊氏族为同一图腾信仰。其三，帝俊与少昊均为太阳之神。按《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所以帝俊无疑是日之父，当之无愧的太阳神。我们可以推想，这十个太阳很可能便是帝俊部族中的十大氏族，至于这些氏族的名称，由于历史茫茫，今天无从探讨了。它们与帝俊世系中的以十二月亮为代表的氏族②，组合成具有血缘关系的帝俊的部族。少昊也有太阳神之称，“昊”字亦作“白皋”，为“大明”之义，本为太阳之神的象征，当为帝俊之后这一部族的另一个伟大的先祖与承继者。基于以上三点，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帝俊与少昊的血缘关系。2 帝俊与帝喾同为一神而异名搜寻上古神话，探究后世传说，我们发现帝俊与帝喾竟有惊人的叠合关系。这些叠合是后儒们在改造与分化帝俊神话时所遗留下来的消化不掉的痕迹，足以证明帝喾的真实身份，且能让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恢复帝喾的本来面目。这里，我们主要从以下五点来证明之：其一，《帝王世纪》云：帝喾刚出生时，自道其名为“俊”，“俊”与“俊”同音且近形，所以二人当同为一人。其二，史传后稷乃帝喾元妃姜女原所生，而《山海经·大荒西经》言“帝俊生后稷”，此亦可证喾与俊同为一人。其三，史传商代始祖契为帝喾次妃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商人之祖为帝喾，而王国维认为“俊”是商代高祖中地位最显赫者③，何新以为“俊”是商人的祖先④。是亦证明“俊”便是帝喾。其四，《山海经·大荒南经》云：“帝俊生季厘。”郝懿行疏云：“文十八年《左传》云，高辛氏才子八人，有季狸，狸、厘声同，疑是也。”郝氏所言甚是，此正可以说明帝俊与喾本是一人，所以二人之子也同名。其五，毕沅《山海经·大荒西经》注云：“《史记》云帝喾娶女取訾氏之女。《索隐》曰：案，皇甫谧曰，女名常羲。”帝喾之妻与俊妻同名，当然不是偶然，也不足怪，因二神本为一人。3 俊之裔少昊与喾之子契同为一人史传少昊名挚，“挚”字便是商之祖契的“契”字，对此王小盾先生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少昊和商民族的始祖契是一对相叠合的人物，少昊的名字叫做挚，在当时读作〔keɑt〕，和契字的读音是一样的，所以‘少昊挚’就是‘少昊契’。另外，少昊的‘昊’是由‘目犬’（xiè）字转写成的，目犬字的意义是鸟，或者可以具体说是一种纯黑色的小鸟。所以，‘少昊’一名中暗含了一个鸟图腾或玄鸟图腾。”⑤王氏从文字学与民俗学角度论证了少昊与契的重叠关系，二人显为一人。至后代，由于史家对神话的改造，将帝俊事迹嫁接到帝喾身上，于是便出现了契与挚两个不同的名称，且都为传说中的帝喾之子，后人不明二人同实异名，干脆便将两名分为二人，故《帝王世纪》辑本中，云契为帝喾次妃简狄所生，挚为四妃常仪所生。这样便将帝俊之妻常羲改嫁给了帝喾，连同她的儿子挚一起带进了帝喾家族之中，剥夺了帝俊的夫权与父权。然而这一拙劣的搬运手段更证明了喾、俊、契、挚的关系。综上所述，远古神话中的帝俊与帝喾本为一人的化身，帝喾本是从帝俊分化而产生的，且取代了帝俊始祖神的地位，大踏步地进入了中华民族的始祖神行列。二、帝俊神系考略1 帝俊为日月之父帝俊的神系的成员主要记载于《山海经》中，他有三位妻子：羲和、常羲和娥皇。这三位妻子之中，尤以前两位更加伟大：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山海经·大荒西经》）。这两位了不起的女神生下了十日与十二月，从表象意义上讲，帝俊及其妻子们便是日月之父母，也是上古的日月之神，从神话的深层意义上看，两位女性繁衍了帝俊部族中一个崇拜太阳，一个崇拜月亮的两大氏族集团。2 帝俊与他创造文明的子孙们在帝俊神系中，引以为自豪的还有他诸多著名的子孙，这些子孙以自己的才智开创了人类的新时代，使他的部族从低级的朦昧时代一步一步坚实地跨入野蛮时代，并向着文明时代挺进。帝俊生禺号虎，禺号虎生*梁，*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亻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山海经·大荒西经》）。这些已经足够了，舟、车、歌舞、琴瑟、百巧、种植，从食到行，从劳作到歌舞，无不闪烁着智慧之光。由此可见帝俊部族的发达及文明之先进。这些发明没有一项记在帝俊头上，而都归功于他的各个子孙们，这与史化了的神话中，一切发明均归于三皇五帝全然不同，而显得实在、可信。可惜，随着帝俊之神被分化以至最终被逐出神坛，他的这些子孙们也被赶出了人类历史的文化殿堂，他们的业绩被诸神瓜分了，如不赖《山海经》，后人怎么还能知道他们的名字呢！3 帝俊的子孙之国帝俊虽为东方部族远古始祖，但其后代子孙却在东、南、西、北各方建立起了各自的国家，虽然这些国家原来是一个个氏族或氏族集团，但国度之多，阵容之大，在诸神体系中是屈指可数的。在这些国度中间，可以断定为帝俊神系的有10个：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大荒东经》）。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大荒东经》）。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大荒东经》）。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大荒东经》）。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有襄山，又有重阳之山，有人食兽，曰季厘。帝俊生季厘。故曰季厘之国（《大荒南经》）。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大荒西经》）。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虎子，食谷（《大荒北经》）。有牛黎之国，有人无骨，儋耳之子（大荒北经》）。以上所及中容、白民、司幽、黑齿、三身、季厘、西周、儋耳、牛黎九国，加上殷商，便是十国。其中儋耳、牛黎两国虽未明言为俊所生，但禺号虎生儋耳，儋耳生牛黎，而帝俊生禺号虎，所以可断定儋耳、牛黎均为俊的子孙之国。在这些国家中，除中容与季厘二国“食兽”之外，其它都注明“食黍”或“黍食”。且中容、白民、司幽、黑齿、三身诸国均“使四鸟”，这四鸟便是虎、豹、熊、罴。因上古鸟、兽同为动物，故虽是兽，但仍名之曰“鸟”。至于这“四鸟”的喻意是什么，我们认为它们是一些近血缘氏族成员所结成的支系氏族的称号，因这些国家（氏族）的同源关系，所以内部结构是一致的，每一国家（氏族）又划分成以动物命名的四个支系。这种相同的氏族组织方式更能说明它们源于同一祖先。其信仰如此相同，如食黍；组织结构如此相近，如使四鸟，哪怕散居在天地四方，也没大的改变，可见帝俊家族延续之长，联系之紧密。这对于探讨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炎、黄世系所不能具备的。4 帝俊部族迁移、散居的原因从神话记载中可看出，帝俊部族的产生、形成、壮大均在东部，主要的后裔之国也在东部，但为什么后来却分散于四方呢？这其中必定有一次重大的变故，最大的原因可能是部族与部族的战争。在古代部族中又有哪个部族可以让势力强大的帝俊部族四分五裂而被迫大规模迁徒呢？那便只有赶走炎帝部族又占据中原的黄帝部族了。这场战争的发动者便是黄帝部族的一位出色首领颛顼，被打击者是少昊。我们之所以如此推理，并非凭借想象，而是有迹可循的。《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对这一段突兀而来的记载，我们无法借助别的神话资料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现有的一些或许可以解释它们的资料大多是后人依据此条而附会、编造出来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孺”字，治经者多以此字为养育、哺养之义，琴瑟为少昊娱乐少年颛顼的玩具。郝懿行云：“孺，盖养育之义也。”⑥又云：“此言少白皋孺帝颛顼于此，以琴瑟为戏弄之具而留遗于此也。”⑦为证明这种解释的合理性，人们往往引《帝王世纪》“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为证。因史传少昊即玄嚣，为黄帝之子，而颛顼又是黄帝之孙，则颛顼当是少昊的侄辈，颛顼少时依附少昊，长大后佐少昊，正是十分自然的事。殊不知，人们却遗忘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少昊并非便是玄嚣，当然也不是黄帝之子，而是生于东方部族之中，为帝俊之裔。将少昊、青阳、玄嚣合而为一纳入少典氏族是战国以后儒士们的杰作，并非原始神话与传说的本来面目。这里的“孺”字并非养育之义，而应为“亲睦”之义，《诗经·小雅·常棣》有“兄弟既具，和乐且孺”，这句中的“孺”与此同义。透过这句神话，让我们把想象的触角伸向远古洪荒时代之中，可以想见，当黄帝部族占据中原而向东发展之际，与原有的东方帝俊部族相遇后的那些场面。也许在开始的时候，黄帝部族的继承者与帝俊部族的继承者有着一种和平共处的信约，一个为了养精蓄锐，一个为了求得偏安，两个强大部族终于形成了暂时的联合局面，少昊在部族中接待了颛顼，且以琴瑟娱乐颛顼，表达亲睦之意，这才是“少昊孺帝颛顼”的神话内涵。之后，颛顼部族大举东进，击败了少昊部族，亲睦破裂，友好不复存在。琴瑟丢入大壑，正是对这种破裂的神话解释。对这场撕毁盟约后的血腥拚杀历史，神话中无明确记载，但是在史书中我们却找到了它的影子。《国语·楚语下》有一段这样的话：及少白皋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 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斋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段话是后世儒家宣扬颛顼之才、之德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绝地天通”确立了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后世帝王的独裁找到了理论的与实践的依据。事实上，这段话正是炎、黄、俊三大部族在中原进行殊死较量的历史缩影，以及黄帝部族在取胜后为巩固其地位的重大举措的反映。“九黎乱德”不仅包括帝俊部族，当然也包括炎帝部族。颛顼在赶走炎帝，击败少昊之后，为统治原来两部族的氏族成员们，以强硬措施废除这些氏族原来所尊奉的始祖神炎帝与帝俊，将它们改造后纳入少典部族，以彻底改变“夫人作享”的多神制局面，以确立黄帝为唯一的先祖，这便是“绝地天通”的真正意义。帝俊部族在经历这一重大变故之后，为求得生存，不得不大举迁移，一部分仍留在原来的地方，而另一些氏族分别迁往南、西、北，从而形成了这一东方大族散居四方的局面。而少昊却带着他的一些氏族到了西方，死后，被尊奉为金天氏，为西方之神。《山海经·西山经》云：“长流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实惟员神石鬼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这里的员神石鬼氏即为少昊，它由东方的太阳神变成了落日之神。少昊原来的居住地，在他迁移后，他的余部建立起了少昊之国。⑧当少昊西迁之后，氏族将原来东方的地名也带到了西方，所以在后代传说中，东西方均有所谓的扶桑、穷桑等地名，这些都与这场氏族大迁移有关。三、帝俊神话的分化与消亡作为远古东方部族的始祖神与后代子孙所崇拜的天地开创者的帝俊，他所繁殖的后人们在他的后裔英雄少昊统治时期，遭到了来自西方少典部族的毁灭性的打击。随着部族的解体与离散，帝俊后人们虽然在天地四方建立起了一个个独立氏族或部落，但是却无法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他们只能在远离中原的边远地带默默地生活着，且保持他们氏族的种种信仰，代代传诵着祖先的业绩。然而随着时代的流逝，几百年过去了，甚至几千年也过去了，时代的潮流无情地冲刷着他们记忆的堤防，远祖的身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远祖的业绩也渐渐模糊起来，甚至为那些被少典部族所同化了的人们所淡忘，他们只能说出近世祖先的名字，却不知自己来于何方。于是，帝俊也就这样慢慢地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了。然而，尽管如此，在帝俊另一些后裔氏族之中，帝俊的名字却依据活在人们心中。帝俊部族中，一些英雄的子孙们的事迹仍在代代传诵着。正因如此，才会有文明时代所出现的《山海经》中的有关记载。这些说明历史的车轮虽能扰乱人的思绪，却碾不碎先人们那执着的记忆，时光的流逝并不是帝俊神话消逝的主要原因。使帝俊神话真正分化并逐步消亡的却是来自文明社会的政治的与历史化的巨大力量。为了使神话合乎政治的需要，为了建构有利于汉民族统治的黄帝世系，为了从历史角度为大一统社会找到依据，如不消灭帝俊神话，便不能确立黄帝世系。所以后代儒士与史家们费尽心机，采用改头换面法、枝叶移植法两大再造技术，将帝俊的名字从神谱中抹去了，帝俊也就这样被逐出了神坛。1 对帝俊的改头换面对帝俊的改头换面，主要是通过创造五帝之一的帝喾来完成的，以帝喾取代帝俊，将其更名改姓，这一手段可谓釜底抽薪。《帝王世纪》云：“帝喾高辛氏，姬姓也，其母不见。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俊。”这种野史虽然已将帝喾取代了帝俊，但却仍然保留了“自言其名曰俊”的改造痕迹，但没来得及编制帝喾的谱系家世，后来经过各种正史与稗闻的附会、添加，确立了“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⑨的地位。《史记·五帝本纪》只言“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但省略了“俊”字，这一细微的变化，却将帝喾从帝俊的阴影中完全解脱出来，达到了脱胎换骨的效果。在将帝俊脱胎之时，将其后代子孙如季厘、少昊（挚），妻子（常羲）等，也在稍加改变之后转移到帝喾名下，从此以后，帝俊便消失了，帝喾则异军突起，成为五帝之一。2 对帝俊神话的枝叶嫁接由于帝俊神系中原有的庞大家族及帝俊的巨大影响，晚出的帝喾身上无法全部体现关于帝俊的事迹与传说，而这些传说与神话事迹又充满生命活力，代代流传，于是后儒们便将这些有活力的神话分化开来，分别嫁接到黄帝、颛顼、尧、舜等身上，使得他们的身上都有着帝俊的影子。这种嫁接首先反映在移植神话事迹方面。在神话中，帝俊之妻羲和与帝羲（或作仪）分别生十日或十二月，此为帝俊神话之精髓，人们便将这则神话重新改造之后移植到黄帝头上，变成了“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于是帝俊的二妻变成了黄帝手下掌管历法的二大臣了。后羿神话也是帝俊神话系统中的精彩内容，《海内经》云，“帝俊赐羿彤弓素矢曾，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可见后羿为民除害是受帝俊派遣的，安民之功本应归于帝俊。但到《淮南子》那里，则变成了“尧之时，十日并出”，尧命羿去除害射日，将爱民之德转给了尧，同时也将后羿神话从帝俊神话体系中切割出来。通过这些移植嫁接手法，抽去了帝俊神话体系中的基本框架，使帝俊神话建构轰然倒塌。在偷梁换柱之后，又将帝俊子孙后代与妻子也慢慢移植出去，以达到完全消灭帝俊神话的目的。于是帝俊的诸子孙们纷纷改名换姓，帝鸿成了黄帝之子，中容成了颛顼之子，契成了帝喾之子，后稷也被喾占有。俊妻常羲改嫁了帝喾，娥皇走进了舜的宫中。人去楼空，梁折屋倾，帝俊神系终于变成了一堆废墟，留下的也只是些残砖碎瓦了。今天我们留连于这宽厚的基石之间，翻检那五彩的破碎砖瓦，想见那远古的朴质文明，不觉感慨万千。

①长沙出土帛书。

②《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

③《王国维遗书》第一册《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

④《诸神的起源》，三联书社1986年版，第25页。

⑤《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⑥⑦《山海经笺疏》“大荒东经”注。

⑧《大荒东经》。

⑨《史记》与《路史》。《史记·历书索隐》。《山海经·大荒东经》：“帝俊生帝鸿”。《路史·后纪六》：“帝律生帝鸿。律，黄帝之字也。”《左传·文公十八年》云：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内有中容。

（金荣权：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邮编：464000）

参考资料：

#能力训练# 导语毕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百二十五位，人口约一百二十一万八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76%左右。下面是 分享的国学宝典《百家姓》：毕姓。欢迎阅读参考！

　　源流发展

　源于姬姓

　源于姬姓，出自周文王第十五子姬高之后，属于以国名为氏。关于姬姓毕氏的渊源，许多史籍中记载得都一样。例如在史籍《姓氏考略》中记载：“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以国为氏，望出河内、东平、太原”；在史籍《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也记载：“毕公高之后”；在史籍《万姓统谱》上亦记载：“《左传》有毕万，《晋语》有毕阳”。按史籍《通志·氏族略》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商朝末年，周文王的第十五子高，随周武王兴师伐纣立下赫赫战功。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他负责处理那些被商纣王关押的犯人。他采取宽大为怀，平反了不少冤狱，表彰了因直谏受害的功臣，因而名声鹊起，被称为“周初四圣”之一。后被周武王姬发封于毕地(今陕西长安、咸阳北，渭水南北岸一带)，他建立了毕国，为公爵，故而史书多称其为“毕公高”。三千多年前的毕国又称为毕陌、毕原或咸阳原，在西周初年，十分受到西周王室的重视，因为大名鼎鼎功在国家民族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逝世以后，都是葬在毕原。姬高是周王朝初期的政治家。在周武王病逝后，他为顾命大臣之一，与周公姬旦、召公姬奭一起辅政，使周王朝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形成了“成康之治”的盛世

　。毕公高的后代毕万后来事仕于晋国，乃封于魏地，其后代中有改姓为魏氏者，在战国时期成为姓氏。仍居于毕国者，遂以国名为姓，称毕氏。在两周的八百七十多年间，周文王的这支毕氏子孙一直显赫于世，并且历代相传，一直相传至今。毕氏、魏氏同宗同源，皆尊奉毕公高为得姓始祖。

　发源于陕西的毕氏，后来主要繁衍于河南和山西境内黄河北部一带，史称毕氏正宗。到了汉朝时期，有一支毕氏族人远迁山东的东平郡，并且繁衍成为当地的望族。

　源于任姓

　山东万家村毕公高碑亭

　源于任姓，出自黄帝少子禺阳之后，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据史籍《世本》记载：“系自任姓所改。”任姓毕氏远早于姬姓毕氏，为任奚氏同祖。任姓的始祖，许多史籍皆考证位夏王朝时期车正奚仲之后，以王父子字为氏。黄帝少子禺阳受封于任地(今山东济宁)，故为任姓。禺阳的裔孙名仲，食采于夏王朝管辖区的奚地(今河北承德)，史称奚仲，出任夏王朝时期的车正(管理和制作车舆的工匠)，后又改封于薛(今山东滕县)，一度还迁于邳(山东徽山)。

　西周初期，有谢氏、章氏、薛氏、舒氏、吕氏、祝氏、终氏、泉氏、毕氏、过氏这十个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