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鸡鸣而起，人们在堂屋阶下用火烤竹节，清脆响亮，寄托了人们赶走恶鬼的愿望。传说是，上古时，有一种叫年的猛兽，每逢除夕至初一，总要来伤害人畜，它怕火、怕光、怕响，有人点燃竹节燃火，发出哗哗吧吧的声音，就惊走了它，此后人们家家仿效，都点竹节，后来发明了火药，卷纸为筒点燃，发出哗哗吧吧的响声，这就是炮，又装上引念连续不断，是为鞭炮。

　　贴春联，贴门神

　　上古时，有神茶、郁垒两兄弟，他们住在度朔山上。山上有一株大桃树，他们在桃树下检阅百鬼，发现他们中有危害百姓的，便绑起来喂了老虎，这些鬼都怕他们，不敢祸害百姓。此二人镇鬼名声大，传至其它地方人们便在两块桃木板上画了他们的像立在大门两侧用来镇邪，人们把这种桃木画称为桃符。

　　公元十世纪五代时期，后蜀皇帝孟昶（chang），他下令大学寅逊，将桃符画改作桃木题字，呈上来一看又觉得题词词句欠佳，于是亲自题了“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立于宫门之外。到了宋代，宰相王安石又题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传至民间逐步发展，便用红纸代替桃符，写吉庆的话，演变为当今的对联。

　　据说：朱元璋建都金陵，下令过年时贴春联庆佳节，有一次朱元璋亲自到民间私访，发现家家贴上红红的对联，只有一家未贴，打问清楚这家是个屠户，目不识丁，又找不下人写对联，所以至除夕晚上门仍然空白，朱元璋便亲自动笔为他写了一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消息传出，官府里编写对联精益求精，民间仿而效之，贴春联不仅成为一俗，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特有形式。

　　年夜饭，守岁，压岁钱

　　到了除夕晚上，全家人团聚在一起，举杯祝酒，一起吃年夜饭，在外地的家庭成员凡是能回家的，一般都在除夕之前，赶回家，所以年夜饭又叫“团圆饭”。

　　古代人在吃年夜饭时，桌上放一个烧得很旺的火炉，上面座着锅，锅里煮着肉菜，这是火锅的起源。全家人围着火炉吃年夜饭，因此也叫围炉，表示日子过得红火兴旺。

　　后来在火锅的基础上，又加盘碟，放上热菜、冷菜，其它菜有无关系不大，唯有“鸡”、“鱼”、“梨”必须有，因为“鸡”与“吉”，“鱼”和“余”谐音，“梨”和“利”谐音，组合中一起叫大吉大利、大有余，四个菜预示“四季兴旺”，六个菜预示六六大顺，八八叫发发（财），十个叫十全十美，十二个叫“十二分满意”。年夜饭必须吃饺子，“饺子”和“交子”谐音，意思是平安地交过了子时。除夕过了子时就到了来年。有的地方管饺子叫“扁食”，意思是托神仙的福，吃上偏外饭食，馅包上糖，意味生活甜蜜，包上“硬币”意味“发财致富”，包上薏苡仁，意味“生意兴隆”。

　　上古时，人们为躲避“年兽”的侵害，一家人，住在窑洞里，圈着火炉吃年夜饭，吃完都住在一块闲谈，听“年”的动静，小孩子要哭闹，便给他好吃的、好耍的，直至累极了睡觉，交过子时，才算平安无事。给小孩好吃的好玩的又变成给钱，也就是“岁数钱或压（押）岁钱”，给岁数钱的多少，起初为天+地+岁数=岁数钱的总和，后来按亲疏关系决定多少。

　　贴福字，福倒贴

　　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有一年农历正月十五微服出行，来到一个镇子，看见许多人聚在一起看一幅漫画，朱元璋走过来一看，见画上绘着一个赤脚女人抱着大西瓜，经打问知道这是取笑淮西妇人大脚的。

　　朱元璋看了，心想，自己的女人马皇后也是淮西人。便认为镇上的人有意取笑“马皇后”。朱元璋心中恼怒，回宫后，立即下令进行调查。看此画为何人所画，谁们曾去围观。

　　对于没有参与嬉笑的住户，一律在他们的家门口贴上一个福字。过了两天，军士便以此为据，来到没有“福”字的百姓家里提人，谁知官兵贴福字后，其余人家因不知就里自己都贴上福字。弄得抓人的官兵再也分不清曾参与的和没有上街的，朱元璋听了报告更为愤怒，下令将全镇人统统抓来，如查不清，就将他们统统处斩。

　　马皇后听到因她酿成冤案，就向皇上陈述她脚大的好处，凭上她脚大，方便行走、能征善战，帮助皇上打下一统大明江山，百姓作画斗玩非但不是嘲笑她，而是盛赞她。不仅不该治罪，反而应受到表扬。

　　众百姓听后，参加围观的、取笑的分别自动承认了自己的“罪过”，作画的人也勇敢承担责任，不愿连累别人。

　　朱元璋反省了自己，凭借皇权过火行为，因为有如此真诚的百姓扶持，才有天下太平，不仅免了百姓的罪过，就连侍才取笑的作画之人也提官重用。

　　一个福字确是“安分守己，享受幸福”的标志，众人都贴福，有的人偏因福得祸，福祸纠缠在一起。

　　多少年以后，贴福字“避嫌”的本意已被人们淡忘，而变成了“祝福”的一种善良愿望。凡遇喜庆，都要到处贴上福字，祝遇事如意。

　　说起福字，有的顺贴，有的倒贴，各有各的讲究，顺贴的说顺顺当当享福，倒贴的说福到来了。

　　这里有个故事：说的是清朝恭亲王府，有一年，大管家为讨主人欢心，写了几个斗大的福字，叫人贴在王府的大门上。

　　有位家丁目不识丁，竟将大门上的福字倒贴了，为此王爷的福晋（老婆）十分生气，要下令鞭打这个家丁，并追究大管家的责任。管家是个能说善辩之人，他怕众人追究下来殃及自身，慌忙下跪陈述：“奴才常听人说，恭亲王寿高、福大、造化大，如今真是福到了，此乃吉祥之兆。”

　　恭亲王福晋一听，倒也合乎情理，心里想到：“怪不得过往行人都说恭亲王福到了，吉语说千遍，金银增万贯。没学问的奴才，还真想不到这种招数呢!”于是赏了管家和家丁各五十两银子。

　　后来，倒贴福字的风俗，由达官府第传入百姓人家，贴过后还念上几句：“福到了，福到了!”以图吉利。

题[题，读音作dī(ㄉㄧ)，亦可读亦读作xī(ㄒㄧ)，但不可读作tí(ㄊㄧ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姒姓，出自夏朝少康裔孙东楼公，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路史》记载，周武王建立西周王朝后，封夏朝少康的裔孙东楼公于杞邑(今河南杞县及开封陈留镇)，出自东楼公之后，读音作dī(ㄉㄧ)。

杞国，是中国历史上自商朝到战国初年的一个诸侯国，国祚延绵达一千多年，国君为姒姓，是夏禹的后裔。杞国建国于商朝，其间时断时续，具体事迹已不可考。到西周朝初年，周武王重封少康的裔孙东楼公到杞地，他重新建起杞国。

据史籍《路史·后纪》记载，“杞后析于曹东之娄，故号东楼”，因此，“东楼”是称号，而非谥号。根据史籍《史记》的记载，杞东楼公是大禹的后代，周武王灭商纣王之后，封东楼公于杞。东楼公生卒年月待考，逝世后传位于子杞西楼公。之后有史料可考的历史为传延二十位国君，直到公元前445年亡于楚国。

成语“杞人忧天”，说的就是这个杞国中的人物。

第二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汉朝题侯张富昌，属于以帝王封爵名称为氏。

据史籍《姓氏考略》记载：“题氏以县名为姓。”另有史籍《汉书·功臣表》记载：“有题侯张富昌，或以县为氏。”读音作dī(ㄉㄧ)

山阳人“题侯”张富昌后裔以其爵位为姓氏，称题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姒姓，出自夏禹的后代，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按史排源，少典氏第二十三代、黄帝轩辕氏第十二代帝杼：帝杼之母，有仍氏、窦氏、没鹿氏、纥豆陵氏、毒氏、夏侯氏、侯氏、杞氏、题氏、楼氏、偻氏、娄氏、刘氏、丐氏、雝丘氏、郁厘氏、孙氏、杷氏。

据史籍《姓觹》记载：“题，源于姒姓，系夏禹的后代。”这支古老的姒姓题氏，读音作xī(ㄒㄧ)。

第四个渊源：源于匈奴族，出自汉朝时期匈奴族挛提氏大单于冒顿，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汉朝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曾说匈奴人有名无姓，而在史籍《汉书·匈奴传》中却又说单于姓挛提氏，为古匈奴族的王族姓氏。本书认为，“挛提氏”原非匈奴姓氏，应为部族名称，后来仿学汉制，以部族名称为氏。

挛提氏，一称虚连题氏。自冒顿单于开始，匈奴的单于一般都是由挛提氏担任的，近似于汉王朝的世袭制，不过其不一定是父死子继，经常是兄终弟及。挛提氏一族在匈奴最为贵重，其次是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大贵姓，常与单于婚姻，例如在汉王朝的和亲政策实施后，王昭君一个女儿就叫须卜居次云。

在匈奴族被汉武帝击溃后，挛提氏族人有逐渐融合于汉族中者，有人以原部族名称的汉字谐音为姓氏，称提氏、题氏，读音作dī(ㄉㄧ)；有以王族身份为姓氏者，称王氏、单于氏；亦有被汉朝帝王赐姓者，称刘氏。

第五个渊源：源于契丹族，出自辽国契丹贵族耶律题子，属于以先祖名字汉化为氏。

耶律题子，字胜隐，辽国北府宰相兀里之孙。善射，工画。辽国保宁年间，为御盏郎君。辽保宁九年(公元977年)，奉使于汉，具言两国通好长久之计，其主耶律继元深加礼重。

辽国统和二年(公元984年)，耶律题子率军与耶律速撒共同征讨陀罗斤，大破之。辽统和四年(公元986年)，北宋将领杨继业攻陷山西城邑，耶律题子与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合军击之，败宋军贺令图于定安县，授西南面招讨都监。宋兵守蔚州急召外援，耶律题子获得消息后，夜伏兵道傍。黎明，北宋援兵果来，过未半而击之；城中宋军出，耶律斜轸复邀之。北宋两军俱溃，溃奔飞狐，地隘不得进，杀伤甚众，贺令图复集败卒来袭蔚州，耶律题子再战，破之，应州守将自遁。耶律题子进围寰州，冒矢石登城，宋军大溃。当耶律斜轸擒杨继业于朔州，耶律题子功居多。

是年冬，耶律题子复与萧挞凛由东路击宋军，俘获甚众。后闻宋兵屯易州，率兵攻之，行至易境而病逝。

耶律题子的后裔有取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题氏，读音作xī(ㄒㄧ)。

二郡望：

西河郡：古代该郡所指不一。春秋时期卫国西境沿黄河一带称西河，即今浚县、滑县等地。战国时期黄河在今安阳东，故安阳可称西河，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夏居西河教授”是也。魏国时期曾取秦国今陕西黄河沿岸地，置西河郡，则以晋陕间黄河为准，西岸为西河。西汉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置郡，治所在平定(今内蒙古东胜)，其时辖地在今陕西、山西两省之间黄河沿岸一带地区，并拥有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部及晋西等地。东汉朝时期移治到离石(今山西离石)。南北朝时期北魏的西河郡，其北部为羌胡所得，仅保有晋西一带地区，治所在兹氏，即在今山西省离石(今山西汾阳)。唐朝时期亦曾以汾州为西河郡。

陈留郡：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陈留县，汉武帝元狩元年改置陈留郡，治所在陈留(今河南开封)。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东部至民权县、宁陵县、西至开封市、尉氏县、北至延津县、南至杞县一带地区。北魏时期改治到浚仪。隋朝开皇初年废黜，隋、唐两朝皆为汴州陈留郡。1957年并入河南省开封县。

三．历史名人：

提挟左驹：(生卒年待考)，三字名。齐国太书令提挟左驹，曾为大太子恩师。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一、本地办理：

1、本人去当地车管所办理换证之前，需要提前准备好以下资料：

（1）《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

到符合健康体检资质的二级以上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体检中心等医疗机构进行体检，获取《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

（2）驾驶证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如果是委托办理，还需提供代理人身份证明的原件、复印件。

如果是暂住的居民除身份证外还应提交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暂住证明。

（3）机动车驾驶证原件；

（4）扰亮机动车驾驶人相片3张。

相片要求是：近期免冠、白色背景的彩色正面半身一寸相片。

2、准备好了以上资料，就可以去当地车管所业务受理窗口办理换证了，换证流程如下：

（1）在当地车管所业务受理窗口领取表格《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并规范的填写；

（2）在当地车管所受理岗窗口提交准备的资料和填写好的《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通过审核在受理的状态下，出具驾管业务受理凭证；

（3）缴纳工本费，缴费方式为持驾管业务受理凭证在POS机或到缓绝宽相关银行各网点缴纳工本费；

（4）受理时长为三个工作日（各地区不一样，有些地区可当天领证），领证需要资料为驾管业务受理凭证，原驾驶证，领取人身份证明。

其中，领证方式可以委托邮寄，也可以业务申请人或委托人代理人到车管业务办公点发证岗窗口领取。

二、网上办理

1、网上办理前，需要提前准备以下资料：

（1）《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

（2）机动车驾驶人数码相片；

可以去有资质的照相馆办理，同时也会有一份回执。

穆柯寨在山东省肥城市。穆柯寨位于山上，地形十分陡峭。附近百姓家家户户都知道穆桂英的故事。所谓穆柯寨，在山西繁峙、浑源都分别有遗址。今山西离石西崖底村还有穆桂英墓在焉。她的传说和遗事遍及雁门关南北

杨氏宗谱

近些年发现的山西代县《杨氏宗谱》、山西原平《杨氏宗谱》于六郎延朗名下，都分别记有宗保、宗政、宗勉三子；而在湖北黄梅发现的《杨氏宗谱》更明确记有“宗保妻穆氏，生文广、同信二子”（《浙江日报》1983年7 月30日）。可见家谱中有她和杨宗保的。因此，有学者认为，穆桂英姓名虽未见史册，但并非无此人。据称“杨文广之妻慕容氏，武艺高强，英勇善战，辽兵将均畏之”（《保德州志》）。又据该志说，慕容氏家乡在保德州的穆塔村，而慕、穆姓音贴近，所以，学者认为，“《保德州志》未载其名，后人可能除改其姓氏外，还给她起了民间通用的‘桂英’这一名字，以取其流传的方便。”“穆桂英助杨家于沙场；可谓不无根据，至于名字如何，乃其余事”（刘子钦《话说“杨家将”》，山西《文史研究》1988年第1 期）。

推理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杨宗保并非是小说人物，当今称杨宗保无此人是以《宋史》为据，但早于元末脱脱的南宋遗民徐大焯《烬余录》就有“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世称杨家将”记载了的，杨宗保有此人此事。由此推理很难说历史上没有穆桂英式的杨门女将的。

穆桂英营寨 瞭望塔遗址

当然，也有学者根据宋人《隆平集》和《宋史—杨业传》，论定杨延昭子无宗保而有杨文广等。杨延昭和杨文广“既是父子关系，他两人中间不会再有杨宗保一辈。小说中所述杨宗保在打天门阵后的活动，‘兵征西夏’、‘平定西夏’又都是杨文广的事迹“。”

可以看出宋元评话、杂剧所演述的杨宗保，恐怕实际上是指着杨文广“（郝树侯《杨业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 月）。因为穆桂英的丈夫杨宗保”不是历史人物，是小说家虚构的“，”所谓杨穆联姻，所谓破天门阵，都是小说家为了渲染杨家将，渲染杨门女将而塑造的形象和推理的故事“。（同上）因为杨宗保不存在，当然也就没有穆桂英的故事了。究竟是否有穆桂英这个人？她是小说形象人物，还是历史人物呢？这些还须更上一层楼，重作解剖深化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