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凤城关氏家谱一卷，(清)苏德力纂，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凤城县档案馆。

辽宁关氏宗亲世系表一卷，(清)富奎伦纂，复印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手写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辽阳市档案馆。

不过,一直到目前来看,还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关氏家谱》。因为现有的家谱都是 从宋以后开始记载的

关氏发源安邑 家世光彩荣耀

这个备受敬仰的姓氏，家世源流也光彩荣耀无比。他们的始祖，就是夏朝末年那位可敬的大臣关龙逢。这一点在《姓源》一书上记载得清清楚楚，是这样的：“夏臣关龙逢之后，望出陇西，东海。”

关氏的始祖关龙逢，熟悉历史的人必然都知道，是夏朝末年的著名贤臣。据说，当时的夏桀荒*无道，像“作酒池槽丘，为长夜饮”等荒唐的行为，真是罄竹难书。这个时候在朝廷上毫无疑问的是奸�169当道，忠良掩盖，而关逢龙却一片赤胆忠心，时常引黄图以谏，而且立而不去。可想而知，“忠言逆耳”是必然的后果。夏桀不但不听他的金玉良言，而且把黄图焚毁，还惨无人道地把关龙逢囚而杀之，留下了关龙逢的一片忠贞节烈照耀万古千秋。

夏桀的囚杀关龙逢，根据史载，是发生于公元前1767年的事。换言之，关氏家族不但是源自这样一位千古完美的人物，而且据有长达3740多年的悠久源流，实在最有资格在人前人后自豪自傲。

夏朝的版图，包括黄河、长江两流域及现在的辽宁省之地，国都设于安邑，亦即现在的山西省夏县北方。据说，关氏的始祖关龙逢，便是当时的安邑人。换言之，关氏家族的发源地也就在这里。

豢龙氏与关姓

不过，到了秦、汉天下一统之后，这个古老而光辉的家族，一方面在山西的老家继续繁荣滋长，像汉末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关羽，便是当时的山西解县人；另一方面，他们又在甘肃一带开创了一个新天地。所以，目前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关姓人家，有很多都相承相袭着“陇西”的堂名。

关氏系出夏末贤臣关龙逢，长久以来已经被公认不移。然而过去的姓氏学者中，也有人认为关氏的始祖应该是“豢龙逢”而不是关龙逢；这种情形真可说是一字之异，相差千里。因为，所谓“豢龙”氏应该是距今4200多年前的古人，如果关氏真的是豢龙氏的后裔，则他们的历史是更加的悠久了。

关尹与关姓

所谓“豢龙氏”，《左传》一书有详尽的介绍：“昔有�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好龙，以服事帝舜，舜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

另外，据说古代守关的“关尹”之中，也曾有人“以官为氏”而姓了关。譬如，《风俗通》一书就记载说“关令尹喜之后。”所谓关尹，亦称关令，依照《国语》的记载，是先秦时期一种“敌国宾至，关尹以告”的官职。因此，这一支关氏的得姓，大致已有了2400年以上的历史，也十分的悠久，据说，这一支关氏主要是繁衍于山东、江苏的交界之处。所以关氏家族，另外还有“东海”一望。

继承始祖关龙逢的光荣传统，关氏家族在历史上的表现真是出色极了，大家所熟知的关帝爷关羽，便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位。

三国名将关羽的爷爷和爸爸是谁？他妻子姓什么？他有两三个儿子吗？关平到底是他亲生的还是养子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为史学界和民间所怀疑。始于康熙二十三年的《关氏宗谱》，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几乎都有。但是这些答案可信吗？邓州惊现清代关族谱。

香港《大公报》的一则新闻在网上迅速传播：河南省邓州市沟林镇官员关刘存发现《关家谱》，详细记录了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从山西迁居邓州的历史。

据介绍，该家谱修复于清朝乾隆五十二年，至今已有六十余代。家谱以“义”和“诚”为主线，高度赞扬关云长的封建道德。它在大量的文章中记录了关云长的故事，以及皇帝的印章，大臣的铭文和家庭繁殖序列。

家谱涉及关家族的繁衍、迁徙与分布、教育程度、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生平事迹等诸多方面，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据《序》年的记载，关家族的后裔是在夏朝大夫掌管龙帝之后传入中国的。由解州入徐，由徐迁邓。

正如报告所说，一些历史学家和人们长期以来怀疑的问题可能会得到解答。比如三国名将关羽的祖父和父亲是谁？他妻子姓什么？他有两三个儿子吗？关平是他的亲生儿子还是养子9月3日，记者来到邓州，见到了保存在邓州市档案馆的关家谱。

邓州市档案局对这份家谱保管得非常严密，从记者的求证过程中可以看出。记者提交了自己的记者证、身份证和介绍信。在层层询问工作人员后，允许他查阅，但仍不允许他对内容拍照。“这是规矩。石主任多次提醒我们，检查一定要严格遵守规定。”邓州市档案局副局长张不无遗憾地告诉记者。

家谱是木刻印刷的，用棉纸做的，贴在桑纸上。长36厘米，宽23厘米，共103页。基本保存完好。根据工作人员的建议，记者获悉，相比之前报道中关于该族谱应更早编修的说法，该族谱的序言和正文均表明该族谱应于康熙二十三年编修，后被后人延续。

其实这个家谱早在1988年就被官方发现了，只是当时没有被媒体曝光。但登州关后代保存的过程和官方发现这个谱的过程却是传奇的。

被误认为是“卫生纸”，有几页被撕掉了。

61岁的刘殿新刚刚从邓州市档案局退休。作为登州关家谱的官方发现者之一，他对这份家谱发现过程的描述就像是一个传奇故事。

早在1988年，《南洋日报》就有报道，在邓州市构林镇官刘村发现了关的家谱。这个族谱被称为“奇书”。从此，刘殿新开始关注这本“奇书”。

1992年2月11日，大年初一，沟林镇档案员刘殿新、李和另一知情人郭朝石，在当时的村干部刘殿秀陪同下，骑自行车到《关家家谱》的收藏者关敬堂家。

接待他们的是关锦棠的儿子关广洲。关说，他父亲去邻村走亲戚。就在刘殿新等人说话的时候，官营村小组的干部赶到了。刘殿新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本《关家谱》危在旦夕：

关的家谱由他的祖父关喜贵保管。关喜贵在私塾读书，低调，偶尔会把这本旧书从阴暗的角落拿出来看一会儿。一天，当他正在读书时，他的邻居有急事要他出去。巧的是，此时他的小孙子刚腹泻完，而他不识字的媳妇正在找东西给宝宝擦屁股。她看到书上的薄纸不错，就一张一张地撕。关喜贵回来后，很伤心。还好她媳妇把封底和封底都撕了。关喜贵后来说：“一边是祖宗，一边是孙子。这本书真是承前启后”

听完这个故事，屋子里十几个人商量着交换条件和移交家谱档案的善后措施。管村的后人关心的是：交给档案馆保存有什么好处。刘殿新说，至少比住在家里好。比如可以存放在铁皮柜里，可以防鼠防火过了一段时间，大家达成共识：《关家谱》交给档案馆保存，是为了提供更好的保存环境，保证村里的人以后能及时利用。随后，家谱保存在档案中。

系谱“答案”的疑问[S2/]

记者在考察中发现，《族谱》以较大的篇幅记录了关羽的生平事迹、入徐的缘由以及关羽军事成就的大致情况，还收录了一系列历代尤其是清朝的封号以及关子孙的封号。

家谱的文字是竖排的，每次提到皇帝和圣人都用“高举”新一行表示尊敬。从书中可以看出，族谱流传于今许昌，康熙二十三年修复。据家谱记载，登州关的后代是关羽的次子关兴。

年关羽的生活以及各种古籍都没有详细的记载。没有关于他的长辈和妻子的记录，也很少提到他的儿子。家谱印证了此前发现的一些文献的说法：关羽的祖父关羽查阅《汉医功德史书》，其父关彝“葬于井里，后人建塔以示。”据族谱记载，关羽的妻子是“胡氏”，但没有写明姓名。据刘殿新分析，在古代，男尊女卑，家谱里没有名字很正常。他说，这一记录也证实了以前一些文件中关于关羽夫人姓胡的说法。

关羽有几个儿子？公元年有关羽儿子关平、关兴的记载，但没有第三子关索。很多历史学家和民间人士都认为历史上的没什么好问的。如果有，为什么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没有把他们包括进去？另外，在《三国志》年，关平被写成关羽的养子，说关平本来就是关定的儿子。因为关定提倡关羽做人，就把儿子关平送给了他。所以关是不是关羽的亲生儿子是有争议的。

明言：“汉寿亭侯玉生三子。”也就是说，族谱告诉我们关羽有三个儿子，关平、关兴、关索都是他自己的。刘殿新认为，编家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如实记载，一种是怕不尊重人，未必标明是否属于自己。

昨日，记者采访了家住许昌的关羽第59世孙关志杰。他说，现存的《清同治八年襄城县关家谱》也记载“汉寿生三子”。“古人特别注重血缘关系，历代宗谱都很严格。为了尊重人，几乎不可能录下来。”

有人问，康熙时代远不是“三国”时代。当时家谱的依据是什么？刘殿新指出，族谱中明确指出夏朝大夫关龙的祖先，之前没有考证，但序言中又有注解，说是《三国志》年，说明明代及之前有《三国演义》年，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关志杰还说，常识

在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尤其是《登州族谱》年间，更是出现了“尊刘轻曹”的倾向。曹操的形象是乱世奸诈，舞台奸诈。邓州《明代关氏宗谱》记载曹操在《关氏宗谱》的五卷本中没有使用任何修饰词就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刘殿新认为，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族谱在编修上是相当公正的，这也说明族谱的可信度很高。

对于家谱中没有“尊刘贬曹”的问题，国内三大文化研究专家、许昌县原文协会会长石友仁认为，除了正义之外，可能还有另一种解释，即家谱学家可能认为曹操学识渊博，有担当。

“某种程度上，曹操创造了关羽。关羽在许昌的时候，曹操待他很好，因为曹操识人，善于履职。正是曹操的伯乐才能，让关羽在人才济济、竞争激烈的曹颖地位凸显。”无论是历史、民间传说还是文学，关羽在斩断阎良、解决白马之围之前，都只是一个有名的骁勇武将。他一点也不优秀。如果曹操没有保住这个机会，将来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名声。据石老师说，关羽的辉煌几乎从他辞官那一刻就达到了顶峰，这也是曹操精心安排的局面。——收天下伟人，志存高远。关羽把曹送给刘，曹操把他送到灞桥，没有伤害他。他虽然失去了关羽，却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心。

大约300年前，我的祖先搬到了邓州。

目前，官营村人口约有350个姓氏。关羽后人为何迁居邓州？家谱里没有详细记载。70岁的关光友说，据前辈说，他好像是300多年前来到邓州种水稻的。邓州的土地肥沃，适合耕种，所以他留了下来。

邓州关氏族谱收录了历代尤其是清代的一系列封号。官营村的村民谈起关公的辉煌，都显得很自豪。在村子的南面，有一个特殊的纪念碑亭。关羽的第63代孙子告诉记者，直到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在婚礼的前一天晚上都会来这里烧香祭祖。为什么是晚上？他说邓州南部的习俗是上午晴，下午和晚上多云，已故长辈的追悼会在下午或晚上举行，不能乱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小卫被石友仁誉为“中国关羽研究第一人”。昨日，胡先生告诉记者，崇拜是中国传统社会最普遍的现象，也是唐宋以来中国民族融合、文化演进、社会发展最具象征性和代表性的标志。

历史上有无数关公的称号。如北宋崇宁元年，封其为钟。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题“独力降魔，神威远佛望圣帝”。到了清代，对关公的崇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顺治九年，清世祖国号“忠义关帝”；道光八年，清朝玄宗的年号是“忠义，仁于陵，忠于帝”。

但记者在邓州《三国演义》的续篇中发现了这样的记载：“雍正七年禁止唱管峻的故事。”这就让人觉得奇怪了：雍正帝的前辈和后人都推崇，而且根据族谱记载，“雍正三年四月三日，三代皆诏”，那为什么不让他们传唱管峻的故事呢？关营的村民说起这件事都一头雾水。

刘殿新、关志杰等人认为，这并不是说雍正帝不再仰慕关公，而是为了表示尊重和严肃，禁止唱歌。

家谱有待专家考证

采访中，石友仁、关志杰等人告诉记者，一些历史文献中出现了对关世系的考证，但很少有文献以“关家谱”的名义出现。关家谱在国内已有发现，有影响的有十余种。比如《关氏族谱》是清代同治的手稿。石友仁、关志杰等人表示，至少就目前河南省发现的几本关氏宗谱来看，如果真的在康熙二十三年复原，这将是河南省发现的最早的关氏宗谱，对关羽研究和三国文化肯定会有影响。

邓州市档案馆相关人员告诉记者，目前邓州发现的关氏族谱还没有专家专门研究过，期待国内相关专家的研究来验证族谱中的“答案”。石友仁老师因病在家休养。但他告诉记者，如果身体和其他条件允许，他愿意研究邓州发现的关家谱。

　　《关氏家谱》 在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中，“尊刘（备）贬曹（操）”是一种倾向，曹操的形象是乱世奸雄，舞台上也是一副奸诈的嘴脸。邓州的《关氏家谱》中，《圣帝（注：即关羽）入许出许事志》长达5页的记载中，涉及曹操时，直言其名，对曹操没有使用任何修饰性词语。刘殿信认为，这也从一个方面透露出，该家谱编修时，是相当公正的，也说明该家谱可信性很高。

关于该家谱中未“尊刘贬曹”，国内三国文化研究专家、许昌市原文联主席史友仁先生认为，除了公正的因素，可能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修谱者也许认为曹操是知人善任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曹操造就了关羽。关羽在许昌的时候，曹操给予了他那么高的待遇，完全是因为曹操知人善任，正是因为曹操的伯乐之才，在当时人才济济又竞争激烈的曹营中，把关羽的地位给凸现出来。”不论在历史上还是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关羽斩颜良、解白马之围之前，只不过是一员小有名气的勇猛武将，谈不上太出色，如果没有遇到曹操挽留这个机会，恐怕不会有以后这么大的声望。史先生认为，关羽的辉煌从他辞曹那一刻起几乎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也是曹操精心布置的一个局面——纳天下豪士，其志在高远。关羽辞曹归刘，曹操相送于灞桥而不加害，这种胸怀使他虽然失去了关羽，却得到了天下人心。

关羽生平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的字数，虽比同卷张飞（780字）、马超（660字）、黄忠（250字）、赵云（370字）等传的字数要多，但也只有950个字，仍嫌太少，其许多重要史实不详，需要辨析钩沉，以便显示其生平业绩。

关羽是三国蜀汉一员主将，其生卒年不详。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卒于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年63岁，故当生于东汉延熹四年（161年）。东汉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刘备在家乡涿县（今河北涿州）聚众起兵时24岁。关羽本河东解县（今山西解县）人，亡命涿县。他与张飞正于此时投靠刘备。史称张飞“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可知关羽比张飞年长，而关、张二人又“兄弟事刘备”。古人相知，一般以年长为兄，年少为弟，而且关羽随刘备周旋，“稠人广坐，侍立终日”。刘、关皆重儒家伦理，当时并非君臣，若非关羽小于刘备，上述情况似不合当时礼仪。古人以20岁成人加冠，称为“弱冠”，以体未壮为弱，后沿称年少为弱冠，准此，20岁以下皆可称年少。张飞投靠刘备参战，当不会小于17、8岁。那么，关羽比张飞年长数岁，而又小于刘备，他投靠刘备时当在21、2岁左右。若依22岁计算，关羽大约生于东汉延熹六年（163年）左右，卒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随刘备征战约35年，卒时年约57岁。

刘、关、张三人，关系不同寻常。据史载，刘备“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又说：刘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羽离曹营奔刘备时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关羽身亡后，魏国君臣曾料刘备是否为关羽报仇而伐吴？刘晔曾说：“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由上可知，刘、关、张三人的关系，如同父子兄弟之情深义笃。

东汉中平元年（184年），刘备在涿县起兵后，从校尉邹靖讨黄巾有功，除安喜尉。关羽为刘备属下，时年约22岁。初平年间（190—193年），在镇压黄巾大起义中，关东诸将“务相兼并，以自强大”。初平二年（191年），河北公孙瓒派田楷、刘备攻占青州有功，以刘备为平原相（职同太守）。关羽为备别部司马，统部曲，时年约29岁。兴平元年（194年），曹操攻徐州牧陶谦，刘备救谦，谦益以4千兵，刘备遂去田楷归谦，谦表为豫州剌史，屯小沛（今江苏沛县）。同年十二月，陶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外也”。谦卒，竺率州人迎刘备领徐州。关羽为其部属，时年约32岁。

建安元年（196年）夏，袁述攻刘备争徐州，备使司马张飞守下邳（徐州治所），自率关羽等拒术。备败，降于吕布，布以备为豫州剌史。同年冬，袁术遣步骑3万再攻备，布救备。稍后，备势力强大，布反攻备，备败走归曹操，操以为豫州牧。建安三年（198年）12月，刘备从曹操破擒吕布后还许昌。曹操拜刘备为左将军，又拜关羽、张飞皆为中郎将。关羽时年约36岁。建安四年（199年），刘备离曹操东走，袭杀操徐州剌史车胄。《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刘备使关羽守徐州州治下邳，行太守事。刘备为豫州剌史，领兵还驻小沛。王忱《魏书》则说刘备以关羽领徐州剌史。刘备曾先后领徐、豫二州牧，极欲控制徐、豫二州，此时既杀徐州剌史车胄，以关羽为徐州剌史，因驻徐州治所下邳，兼行下邳太守事，以便控制徐州，这种可能性较大。关羽时年约37岁。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曹操东征刘备，备败投袁绍。操军攻破下邳，俘关羽，“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同年四月，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操遣张辽、关羽为先锋击良，羽斩良于万军之中。操拜羽为万寿亭侯。关羽时年约38岁。此后不久，关羽从曹营投奔刘备。同年秋，刘备以袁绍非霸业之主，阴欲离去，假以南联刘表为名至汝南。曹操遣大将蔡杨击备，为刘备、关羽等所杀。

建安六年（201年）秋，曹操击败袁绍主力后，亲率大军攻刘备于汝南。关羽随刘备南下，依荆州剌史刘表。刘表为刘备“益其兵，使屯新野”。关羽随刘备至新野，时年约39岁。建安七年（202年）秋冬之际，刘表派刘备北上畧地，关羽随军至南阳郡叶县曹操所辖地。曹操派大将夏侯敦、于禁拒刘备军。备与关羽等佯退设伏，大败曹军。关羽时年40岁。

建安十二年（207年）冬，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为刘备制定了以荆益二州为根据地，建立蜀国，内修政理，南抚夷越，东联孙权，待机从荆、益两地北伐中原，以实现统一的政畧和战畧方针。关羽时年约45岁。

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曹操卒大军南征刘表。刘备由樊城南下，别遣关羽率水军万余人，乘舟船百余般，原准备在南郡治所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会师。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率轻骑5千日夜急追，并先占领江陵。关羽只好率军济汉水（古称沔水）与刘备军合，恰遇刘琦（表长子）军万余人，同至江夏郡治所夏口（今河北武汉市）。关羽时年约46岁。同年冬，经赤壁之战后曹操败回北方，临行派乐进守襄阳，曹仁、徐晃守江陵。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以阻击襄阳南下援军。曹操汝南太守李通救仁，在江陵北面与关羽军大战。李通“下马拔鹿角（古时一种防御工事，把树枝削尖半埋地下，以阻止敌人进攻）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关羽时年约46岁。同年十二月，刘备占有荆州江南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以关羽为汤寇将军、领襄阳太守，屯驻江北。东汉时襄阳为县，属南郡。当时襄阳为曹军占有，刘备新置襄阳郡使关羽遥领，这种安排显然预示着关羽将担当向北发展的重任。此时关羽约46岁。

建安十四年（209年）12月，曹仁从江陵退守樊城。孙权以周瑜领南群太守，据江陵。建安十五年冬，孙权以南郡资刘备，与其共拒曹操。刘备驻江陵，为关羽向北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建安十五年（210年）至十六（211年）冬，关羽向北徇地，曾先后与曹操所派守将乐进、文聘等战于寻口（今河北钟祥市西南）、荆城（今河北钟祥市汉水东西岸），又与徐晃、满宠等战于汉津（指江陵北汉水下游地区）。

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刘备留诸葛亮、关羽、赵云守荆州，自率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关羽时年约49岁。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关羽向北扩地，与曹操襄阳守将乐进大战于青泥。据韩康祖考证认为，以当时军事形势看，青泥不应在襄阳城西北30里之青泥河，而实际上在今湖北钟祥市南，此处距江陵约110公里，距襄阳约90公里。此说当是。此时关羽约50岁。这段时间关羽趁诸葛亮、张飞、赵云在荆州，自己向北扩地，后来北伐时，在襄阳、樊城之南未遇抵抗，可见其向北有较大扩展。

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刘备在益州长期攻洛城不下。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偕同张飞、赵云等率兵进益州。至此，关羽全权董督荆州军政事。由此知关羽在蜀汉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关羽时年约51岁。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以刘备已取益州，欲图荆州，遂擅署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将其长吏尽逐走。权派吕蒙督二万余人取三郡，三郡降。刘备率军5万至公安，遣关羽率3万军入益阳（今湖南益阳市）争南三郡。孙权进驻陆口，为诸军节度，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拒羽。并召吕蒙急还助肃。此时曹操将兵伐汉中，刘备惧益州有失，与孙权和好。双方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关羽时年约53岁。经过此次孙权争夺荆州，关羽深知以荆州为战畧基地向北发展的艰巨性，从而用三、四年时间，一方面，加强荆州东部防御，建筑江陵南城；另一方面，大量积聚军资战具，制造舟船，大练水军，以便待机沿汉水北伐。据《吴录》记载：“南郡（江陵）城失火，颇焚烧军器”。吕蒙偷袭江陵，史言“孙权取羽辎重”。又说：“羽（江陵）府库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前此，文聘曾“攻羽辎查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所有这此表明，关羽在北伐前曾在军用物资上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故北伐五个月而军需不乏。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二月，曹操在邺，其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史称：“时关羽强盛，京兆金祎见汉祚将移，乃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等谋杀必，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十月，曹魏南阳郡守将侯音率吏民共反，执太守东里衮，“与关羽连和”。关羽时年约56岁。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刘备占领汉中，接着派孟达，刘封等占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从西北沿汉水向东南直达荆州。同年七月，为配合刘备占领汉中后的战畧布署，即打通汉中沿汉水与荆州相连，关羽留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守公安以防吴，亲率大军北上攻取襄阳、樊城，以完成将来从宛、洛争夺中原的战畧准备工作。曹操派满宠、于禁率七军助曹仁守樊城。八月，暴雨，汉水平地涨数丈，于禁、庞德等军被淹没。于禁投降，庞德被杀。曹操急召徐晃督大军助曹仁解围。又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助阵。徐晃待大军齐集后，在樊城之北与关羽军大战。关羽军主动从樊城稍退，但水军犹据汉水。

十月，正当关心军与曹仁、徐晃军激战之际，吴国违盟，孙权与吕蒙等密谋，乘关羽主力军北上，偷袭公安，将军士仁降。至江陵，糜芳降。关羽闻南郡失守，率轻骑南还。孙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以陵逊为宜都太守（刘备以西陵即夷陵立）。十一月，蜀汉宜都太守樊友弃郡走，陆逊击降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权以逊为平西将军，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军。关羽至麦城（离江陵约40公里），权先使朱然、潘璋断羽归路。十二月，关羽于襄阳临沮县章乡（今湖北远安县东）被擒杀。时年约57岁。至此，蜀汉荆州军覆灭，荆州三郡归孙吴所占领。

蜀汉后主景耀三年（260年），追谥关羽为壮缪侯，“时以为荣”。据韩康祖考证，古缪和穆通用，“壮缪”类同岳飞“武穆”。又云：“考谥法，布德执义曰穆”。

（三）名将风采

魏文帝君臣皆称关羽为蜀国“名将”。这种赞誉符合历史真实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曹操最著名的谋士郭嘉称：“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2]魏国名臣程昱也说：“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也”。《三国志》作者陈寿云：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为世虑臣”。当时人常称誉武将“为万人之敌”，谋臣为“万人之英”。这里“万人”乃多的概数，武将言其武勇胆识、武艺超群；谋臣则言其立国安邦，文武谋畧在众人之上。曹魏谋臣刘晔更说：“关羽、张飞勇冠三军”。孙吴名臣周瑜称关羽“皆熊虎之将”。吕蒙数称：“关羽实熊虎也”；“关羽素勇猛，既难为敌”；“关羽骁雄”。陆逊称关羽为“当世雄杰”；关羽有“骁气”。这里所谓“熊虎”，虎为百兽之王，熊乃兽中之凶猛者，以此喻关羽乃武将中之佼佼者。所谓“雄杰”、“骁雄”、“骁气”，都是指关羽具有名将的英气、骁勇和风度。总之，上述诸人对关羽的各种称道，表明在关羽身上体现了名将所应该具有的骁勇非凡、武艺绝伦、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和素质。

关羽的名将风采，集中表现在他同袁绍大将颜良的一次战斗中。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北方两大军事集团袁绍与曹操在逐鹿中原时，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袁绍遣大将颜良攻曹操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曹操派张辽、关羽为先锋，阻击颜良军。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关羽“望见（颜）良麾盖（指大将征战所乘戎车，设幛麾张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袁）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之围”。陈寿这段有声有色的记载，将袁曹两军主将对阵时，关羽所表现的雄杰、虎威、骁勇的名将风采形象，活灵活现在读者面前。关羽“剌良”，显然是用长戟或长矛，斩其首是用大刀。长戟、长矛、大刀乃是当时武将和兵士常用的武器。张飞也用长矛杀敌。曹操骁将典韦临战，“但持长矛撩戟”，或“好持大双戟与长刀”。公孙瓒战斗，“自持两刃矛”杀敌。三国稍后，前赵时陇上勇士陈安每战“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远则左右驰射而走”。后赵将领冉闵“攻战无前”，临战“乘赤马朱龙，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

关羽在万众敌军之中，斩上将之头，如此英姿潇洒，从容不迫，以致在后世武将中传为佳话，多以关羽为榜样。如东晋刘遐“忠勇果毅”，“值天下大乱，遐为坞主，每击贼，率壮士临坚推锋，冀方比之张飞、关羽”。南朝刘宋名将檀道济，“威名甚重”，其部属参军薛彤、高进之二人，“勇力过人”，“身经百战”，“时以比关羽、张飞”。刘宋孝建元年（454年）正月，豫州剌史鲁爽反叛，名将薛安都奉命征爽。临战，安都“跃马大呼，直往剌之，应手倒……爽世枭猛，咸云万人敌，安都单独直入斩之而返，时人云关羽斩颜良不是过也。”南朝陈太建五年（573年），陈明彻率大军北伐，攻北齐秦郡（今江苏六合县）。北齐派大将尉破胡率大军10万增援，其前锋兵精，“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惮之”。明彻谓名将萧摩柯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柯饮酒毕，骑马冲齐军，西域胡“挺身出陈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柯遥掷 铣，正中其额，应手而仆。又斩齐军前锋大力十余人，齐军退走”。北魏杨大眼、崔延伯“为诸将之冠”，号称“国之名将”。大眼身为将帅，常身先士卒，“冲突坚陈，出入不疑，当其锋者，莫不摧拉”。“当世推其骁果，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上述将领共有13人。他们战斗意气风发，勇猛异常，武艺过人，时人以名将关羽相类，表明关羽战斗作风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后世武将对关羽的崇拜。

关羽并非只有一般名将英勇战斗的作风，以及武艺超群的素质，而且具有指挥大型战役的能力。此点，试以关羽的北伐为例证。关羽在全面负责荆州军政事宜后，为了待机北伐，经过周密考虑，作了三方面的准备工作。第一、为了防备吴国进攻，大筑江陵城，将其建成内外套城，形成坚固的两道防线。第二、除积聚粮食军用物资外，大造舟船，操练水军，以便北伐时利用汉水步、骑、水军联合作战，以加强战斗威力。第三、联合魏境反曹势力，作为内应，以便北伐时扩大声势。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对许昌少府耿纪起兵的援助；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与南阳守将侯音起兵的联合，皆属此类。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临北伐前，除增兵加强公安、江陵的防备外，又在公安、江陵附近沿江置“屯候”，以便随时侦察吴军功向。实际上，对吴国形成沿江屯候、公安、江陵内外套城四道防线。而且江陵距樊城前线只有180公晨，当时轻骑一日一夜行300里，只需一天多就能赶回。在关羽看来，对吴国的防范，可说是万无一失了。

关于北伐战略战术布署，可以分为五点：第一、这次北伐的战略目标，乃是夺取曹魏在荆州北部的两个据点襄阳、樊城，以便作为将来北上宛、洛的基地；第三、襄阳在汉水与淯水合流处的北面，樊城在襄阳沿汉水上溯的9公里处，两城皆依傍汉水，故决定秋季雨水季节北伐，可以充分利用汉水发挥水师的优势；第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襄、樊守军，尤其是曹仁在樊城的主力守军；第四、致函汉水上游的刘封、孟达，请其派兵从西北面支持，使樊城两面受敌；第五、派小股游军北进，威#123;许昌，以动摇襄、樊守军。

战争开始后，关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亲率大军围曹仁于樊城。曹操先派汝南太守满宠援助曹仁，又遣于禁等七军助仁。八月，暴雨，汉水平地涨数丈，于樊七军和曹仁别部庞德军被水淹没，于禁、庞德避水登高堤上。关羽利用强大“舟兵”，乘大船攻击，四面放箭，战斗异常激烈，从早晨战至日中，于禁势穷投降，庞德被俘杀，共俘曹军3万余人。关羽消灭了于禁援军后，围禁城数重，内外断绝，樊城粮食将尽，危在旦夕。又遣别将围曹仁别帅吕常于襄阳，以阻止其援救樊城，并迫使曹魏荆州剌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

关羽先派游军北上颍川郡郏县（今河南郏县）地区活动，此地离曹魏都城许昌（今河南许昌市东）约75公里，当时轻骑兵一日便能到达。于是，北方震动。十月，弘农郡陆浑县（今河南嵩县北，离洛阳约60公里）民孙狼以吏民反役“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盗，自许昌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曹操“以汉帝在许，近贼”，“议徙许都以避其锐”。经蒋济等劝止。曹操急派徐晃督大军助仁，以解樊围。又派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关羽派别军屯樊城之北五里的偃城，以阻击徐晃援军。徐晃因“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离偃城西北十里的阳陵陂屯营，犹豫不进。曹操又派将军徐商、吕建等助晃。此时，曹魏群情汹汹，皆以为曹操如不亲征，曹仁、徐晃等必败。曹操自洛阳南下，欲亲征关羽，驻军摩陂（在郏县东南）。此处距许昌45公里。曹操驻此，实际上一则为镇慑北方，捍卫都城安全；再则遥控襄、樊前线战事。曹操驻军摩陂后，又接连遣殷署、朱盖等十二军诣晃助阵。仍恐徐晃等军为关羽所破，又密令驻守在居巢（今安徽铜城县南）防吴的张辽军，以及衮州剌史裴潜、豫州剌史吕贡等率军赶救曹仁。当各路援军陆续前至，在樊城北双方一场大战后，军事形势逐渐向对关羽军不利方向发展。关羽当机立断，决定有计划地主动撤退。先从偃城退至樊城北面的围头、四冢屯营，然后又利用汉水舟师撤樊城围，退至襄阳。正当此时，江陵、公安失守。

在五个月北伐战争中，关羽按照预定谋略，利用汉水以步、骑、水师联合作战，重点围困襄、樊，阻击援军，并派游军北上，联合反曹势力，从而使北伐军一直处于主动地位。曹操先后派满宠、于禁、徐晃、赵俨、徐商、吕建、殷署、朱盖、张辽、裴潜、吕贡等共11人（将领7人，参军1人、剌史2人、太守1人），其中除张辽、裴潜、吕贡等军因关羽撤围未到樊城外，其余8人都参加了樊城战役。于禁七军被关羽所俘3万余人，加上死亡逃散的，当不下4万人，每军在5千人以上。徐晃同夏侯渊以重兵守汉中，夏侯渊战死后，徐晃率重兵屯宛，当不下万人。殷署、朱盖等12军，殷署一军为5千人，其余11军仍以每军5千人计，徐晃、殷署、朱盖等军共约7万人。曹仁、吕常所领樊城、襄阳守军，当不下1万人。曹魏方面，最后阶段守军和援军，总共大约有8万余人。关羽荆州军大约总数5万人，除留守后方外，北伐主力军约有4万余人。以此前后对抗曹军12万，中期以后对抗曹军8万余人。在战斗中，俘降其将领1人，剌史、太守各1人，俘杀其将领1人，消灭曹军主力近4万人。而关羽荆州军无论进攻或撤退，都按预定谋略进行，井然有序，无重大伤亡。应该说，其战绩是显著的。

就北伐整体战局而论，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战役，因为曹操亲至摩陂坐镇指挥，调兵遣将，同关羽交锋的将领如曹仁、于禁、庞德、徐晃等都是其手下第一流名将。而且关羽又是在刘封、孟达等援军不到，以寡不敌众，孤军奋战的形势下指挥的这场战役。尽管为此，关羽面对强敌，无所畏惧，既按预先谋略，并发挥其随机应变的指挥能力。在北伐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消灭主力援军时，充分运用水军的优势；围城阻援时派出游军北扰，并利用北方反曹势力；在战局趋向不利时，又主动撤退，因而关羽始终把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一定的战绩。所有这些表明，关羽不但具有真刀真枪实战的非凡本领，而且是一位具有指挥大型战争能力的名将。

关于关羽的败亡，元代郝经曾咏诗说：“关羽祠前重回首，荆州底事到今争”。这里“底事”当指吴蜀荆州借还之争，以及关羽由威镇华夏而顷刻败亡原因的众说纷纭。前者姑且不论，而关羽败亡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五点：一、在襄、樊遭遇强敌，甚至曹操遥控指挥，不能尽快结束战斗；二、后方孙权违盟，亲率超一流统帅吕、陆二人乘机偷袭；三、关羽矜骄凌人，江陵失火烧军器，又严责糜芳，助其临阵投敌；四、刘封、孟达不和，未派援军相助；五、在五个月长期北伐中，前有强敌，后遇偷袭，刘备、诸葛亮竟然始终未发一兵一卒相助。此点千载为人所不解。黄恩彤云：“蜀之君臣，但喜其（羽）胜，不虞其败”。吕蒙、陆逊“用奇兵而蜀不防”。曹操前后共遣徐晃等十二余军以救樊城，“而蜀不闻遣将，增一旅以援羽……岂非失事机也哉”。姚范也说：吕蒙“袭江陵”，陆逊“守峡口以备蜀，而蜀人（指刘备、诸葛亮）当时之疏忽如此。吴人之耽眈于荆州，而忌关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当时（蜀君臣）若付之度外……蜀之谋士，当不若如是之疏，陈氏（寿）或不能详耳”。黄、姚二人都认为，关羽失败主要责任在刘备、诸葛亮不派援兵，我基本同意此说。

《隆中对》把荆州作为蜀国北伐中原的一个战略据点，忽视了“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顾，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以前，对此始终无深刻认识，从而反复同吴国争夺荆州，把蜀军主力10余万消耗在荆州战场，刘备、关羽也为此丧命。故蜀国庞统、法正、赵云，皆主张放弃荆州，集中主力北上争夺雍、凉和关中，并有吴国为援，如此蜀国形势当会改观。既然刘备、诸葛亮未觉察其战略计划的错误，所以对吴国必全力争夺荆州，毫无思想准备。他们把蜀汉两大战略据点之一的荆州重任，只交给关羽一人担当，以一人之智力，如何能对付魏、吴两大敌对强国。而且，在关羽北代紧要关头，又不给予一兵一卒支援。所有这一切，皆源于《降中对》所包含的错误因素，未据政治形势发展而加以修改。明乎此，再看前述关羽败亡的五条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另外，第一、二、四、五条，皆属客观因素，而非关羽的主观力量所能克服。因此，我认为荆州的失守，主要责任不在关羽，而是蜀国战略方针失误造成的。关羽虽有一定责任，但其忠于职守，以身殉职，应无所非议。

（四）人格魅力

刘、关、张三人情同父子兄弟，并“誓以共死”，后来诸葛亮又加入这个特殊的集团。当时人论及蜀汉兴亡时，总是以这四人为代表。他们的出身和开始所走的道路，虽说不尽相同，秉性也各有别，但在人生和政治道路上却走到了一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以说，他们是一批在汉末战乱当头，忧国忘家，振济苍生的仁人志士。也就是说，他们是一批共赴国难的同道者。这个“道”就是削平群雄，平息战乱，重建统一繁荣的国家政权，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正是这个崇高的政治目标，使他们聚结在一起，饱经风雨，而牢不可破。因此，从这个生死与共的集团行为出发，并结合关羽的个人言行，才能对其人格魅力有深切的认识。

刘备的文武才略，当时人评价极高。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又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指备）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郭嘉、程昱也说：“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周瑜、鲁肃皆认为刘备“天下枭雄”。广陵太守陈登称：刘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当时群雄逐鹿中原，刘备在他们心目中声望颇高，且深受尊崇。兴平元年（194年），徐州牧陶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卒，刘备推让袁术。广陵太守陈登曰：“公路（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北海相孔融也劝说：“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敢，悔不可追”。可见他们都认为刘备忧国忘家，乃治乱之主。陈登等遣使告袁绍云：“州将殂殒，生民无主……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袁绍答曰：“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刘备助曹操败亡吕布后，曹操表刘备为左将国，“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建安四年（144年），当刘备离曹营依袁绍时，绍亲自去邺二百里，迎接刘备。史载：“备归绍，绍父子倾心敬重”。建安六年（201年），刘备归刘表，“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这些霸主何以为此敬重刘备？我想除了他的才略外，其躬行仁义，为人心所归，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刘备少时师事同郡大儒卢植。植少与郑玄同师通儒马融。当时人曾说：“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范晔在《后汉书·卢植传》赞曰：“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则卢公之心可知矣。……君子之于忠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这是说，卢植身处乱世，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不违背忠义。卢植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深达政宜”，“才兼文武”。他先后任太守、侍中、尚书、北中郎将等军政要职，业绩卓著。刘备有幸在少年时代投身到卢植这样一位志、学、才气俱臻上乘的名师门下，所受儒家思想熏陶教诲，对其一生影响不可低估。刘备后来在领豫州和徐州牧时，“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见，治乱之道悉矣”。刘埙《隐居通议》卷24称：“此数语甚伟，非唯可见先主君臣论治之懿，亦因是知先主与元方、康成周旋，固有得于儒学之论，岂止专于武略而已哉”：元方父陈寔及弟季方，皆有盛名。陈寔“德冠当时”。陈登曾说：“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父子”。郑康成“经传洽熟，称为纯儒”。他整理儒家著作，“括囊大典， 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康成在诫子书中反复强调：“勗求君子之道”，“以近有德”；“显誉成干僚友，德行立于已志”。孔融深敬康成，称其为“仁德之正号”。通过卢、陈、郑三大名儒的教诲，使得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