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现于魏晋南北朝，自唐带以来，牡丹颇受世人喜欢，被视为昌盛昌盛、美妙幸福的意味。宋时被称为“福裕之花”。宋、元全盛，元、明、清三带牡丹纹久盛不衰。

牡丹纹饰始于唐带，兴盛于北宋。明清家具皆有牡丹纹饰。

牡丹纹

一种典型的瓷器装饰纹样，以牡丹花为主题。自唐代以来，牡丹颇受世人喜爱，被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宋时被称为“富贵之花”。故成为瓷器上的流行装饰。

牡丹纹瓷器(24张)

表现技法有刻花、印花、绘画等；形式有独枝、交枝、折枝、串枝、缠枝等。

五代越窑、宋代定窑、耀州窑有刻划牡丹纹制品，磁州窑则为白地黑花品种。定窑器上常出现一枝独秀的单朵牡丹，耀州窑瓷器上多见花朵两两相对，磁州窑枕面上还可见随云头形曲线绘画3朵牡丹。构图方式有适合式、对称式、均衡式等。耀州窑青釉碗内壁刻划一枝牡丹，花朵盛开，枝叶繁茂，布满全器，作适合式构图。又有刻划两枝牡丹，花枝相交，花朵相对的对称式构图；耀州窑青釉瓶上的刻划牡丹枝茎缠绕，花叶纷披，作均衡式构图。宋代亦见将牡丹纹用作辅助纹饰的，如定窑、耀州窑的刻花、印花凤衔牡丹纹。

元、明、清三代牡丹纹久盛不衰，多用作主纹，装饰在瓶、碗、盘、罐等器皿的主要部位。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瓷器上的牡丹纹更丰富多彩，有折枝牡丹、缠枝牡丹等。明宣德青花盘上的折枝牡丹纹、青花玉壶春瓶的缠枝牡丹纹，图案精致，装饰效果强烈。明嘉靖酱釉描金孔雀牡丹纹执壶，在器腹部桃形开光中贴金描画孔雀牡丹纹，尤显富贵华丽。清雍正粉彩牡丹纹盘口瓶、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贯耳瓶，都是工笔重彩，一丝不苟，将牡丹花的国色天香、雍容华贵表现得淋漓尽致

　　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

　　http://dlibcnkinet/kns50/detailaspxfilename=AHSD200301018&dbname=CJFD2003

　　英文篇名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corative lines on the bronze ware s in the Shang Dynasty

　　作者中文名 朱志荣; 邵君秋;

　　作者英文名 ZHU Zhi-rong; etc （College of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 Suz hou 215021; China）;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文学院;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苏州215021; 江苏苏州;

　　文献出处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3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商代青铜器; 纹饰; 线条化; 饕餮纹;

　　英文关键词 the Shang Dynasty; bronze wares; decorative lines; taotie design;

　　摘要 对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和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阐释,由抽象化和线条化及其演进所带来的纹饰的变化,形成了商代青铜器的审美特征。就审美功能而言,青铜器纹饰包含着宗教性的内在意蕴,就形式而言,青铜器纹饰具有对称、均衡、节奏感和象征性等特征。

　　英文摘要 The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the aest he tic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historical changes The changes of decorative lines brought by abstract lin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are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iti cs of the bronze wares in the Sha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f unctio n these decorative lines imply some religious meanings and from that of form t hey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ymmetry, equilibrium, rhythm, symbolizatio n and so on

　　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宗教文化特征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2003-AQSS200306029htm

　　饕餮纹是商周青铜器上最为常见的纹样,学术界对其图案特征的分析多局限于分类标准的需要。饕餮纹具有鲜明的宗教文化特征:在其多变的形态下稳定与统一,与商周宗教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饕餮纹两侧配鸟纹,与目、眉构成神像,用以强化祖神文化。

　　作者单位：安徽工程科技学院美术系;安徽工程科技学院美术系 安徽 芜湖 241000;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青铜器;饕餮纹;宗教文化;特征

　　基金：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批号:2002jw106)。

　　分类号：K876

　　DOI：cnki:ISSN:1003-473002003-06-029

　　正文快照：

　　商周青铜器纹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饕餮纹,其名源于“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吕氏春秋·先识览》)后世自北宋以来所有的金石书籍一直称这种神怪性的纹饰为饕餮纹。至于《吕氏春秋》为何将它名为“饕餮纹”,我们已经无从确知,但有一点却可以

　　商代青铜器纹饰的象征意义与人兽变形

　　http://wwwilibcn/A-ydxk200202006html

　　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corative lines on the bronze wares in the Shang Dynasty

　　朱志荣 邵君秋

　　对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和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阐释,由抽象化和线条化及其演进所带来的纹饰的变化,形成了商代青铜器的审美特征就审美功能而言,青铜器纹饰包含着宗教性的内在意蕴,就形式而言,青铜器纹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003年,第01期

　　浅论商代青铜器的纹饰艺术

　　尹春洁

　　中国青铜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特别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制造业得到迅猛发展,进一步推动两周时期青铜器的发展,使中国的青铜文化达到高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器纹饰,无愧于古代装饰艺术的典范

　　内江科技 NEIJIANG KEJI 2006年,第09期

　　浅论商代青铜器的纹饰艺术

　　尹春洁

　　中国青铜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特别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制造业得到迅猛发展,进一步推动两周时期青铜器的发展,使中国的青铜文化达到高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器纹饰,无愧于古代装饰艺术的典范

　　内江科技 NEIJIANG KEJI 2006年,第09期

　　商代青铜器纹饰的象征意义与人兽变形 Standardized Representational Devices of The Mask of Bronzes And Human to Animal Metamorphosis in Shang

　　江伊莉 刘源

　　商代青铜器纹饰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层次,人兽变形、身体简化、蝉纹和吞噬姿态等特征说明其中蕴含着商王变形力量的象征这种象征着变形力量的纹饰所表现的可能就是高祖夒

　　殷都学刊 Yindu Journal 2002年,第02期

　　商代青铜器宗教思想探析

　　陈春会

　　器以藏礼,商代青铜器作为祭祀重器,蕴藏着丰富的宗教思想关于商代青铜器具体纹饰的宗教含义,前人多有探索,但系统讨论青铜器器形及纹饰所蕴藏的宗教思想的学者及论著还很少随着商代青铜器发现和研究的不

　　考古与文物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2004年,第06期

　　从太清宫长子口墓的考古美术资料看商末青铜纹饰 From mouth archaeological fine arts materials the end bronze line decorations of watching etc Of tomb, eldest son of Taiqinggong Palace

　　王大勇 WANG Da-yong

　　商代晚期是我国古代青铜嚣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青铜铸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和提高青铜器艺术成就也是前代不可比拟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器的纹饰艺术,文章意从形式美的原理对商末青铜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2005年,第01期

　　河南商周青铜器蝉纹及其相关问题 On Cicada Design of Bronzes of Henan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汤淑君

　　早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玉蝉,而蝉纹最早出现在青铜器上是在商代本文对河南商周青铜器上的蝉纹进行归纳、梳理,把他们分为无足蝉纹、两足蝉纹、四足蝉纹和变形蝉纹四种类别,并对该纹饰的有关

　　中原文物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2004年,第06期

　　论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的审美特征 On Aesthetic Features of Shang Dynasty Bronzes Excavated in Da Yangzhou, Xin Gan

　　朱志荣 石迪

　　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是中国南方青铜器的典型代表新干青铜器在造型上既重视功能,又栩栩如生,有组合创生的特点在纹饰上,兽面纹中虎面纹体现了吴城文化特征,燕尾纹和鱼纹多简省变形,因而具有表现力,象

　　江西社会科学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07年,第07期

　　商代青铜戈腐蚀机理与保护研究

　　王蕙贞 魏国锋 朱虹 金普军

　　人类历史上曾经历了一个以青铜器为特征的漫长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及其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保存下来的种类繁多、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结构复杂及铭文内容丰富、文字精练的青铜器,是

　　考古与文物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2001年,第03期

　　殷商青铜礼器纹饰的意象形态

　　孙修恩

　　殷商时期青铜纹饰的意象形态深受史前和原始艺术的影响,在史前时期的器物和装饰上,可以找到诸多商代青铜器纹饰的雏形但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史前和原始社会的器物造型和装饰具有的抽象或意象形态的审美属性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7年,第06期

　　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史述要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History for Bronze Ware Decorative Patterns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张俊成

　　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在历史上虽取得很大成绩,但较之于器型、铭文、铸造的研究相对滞后,因此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对西周青铜器纹饰研究在历史上取得的实绩进行鸟瞰式的述要很有必要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Neijiang Teachers College 2007年,第03期

　　青铜器纹饰及象征性

　　关键字：青铜器,纹饰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形成，至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十五个世纪。到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炼与铸造技术水平达到了巅峰。青铜器艺术所具有的强烈感情因素主要来自那些为商周时代所特有的装饰纹样，从饕餮、夔龙、凤鸟等纹饰可以看出它们与原始社会陶、玉器纹饰的渊源关系。

　　青铜器纹饰一瞥

　　常用于青铜器的纹样有：饕餮纹、夔龙纹、龙纹（爬行龙纹、卷龙纹、双体龙纹）、蛟龙纹、蛇纹（蟠虺纹、蟠虫离纹）、鸟纹、凤纹、波纹等青铜纹样。

　　1、饕餮纹名称出自《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主要特征是它的主体部分为正面的兽头形象，两眼非常突出，口裂很大，有角与耳。有的两侧连着爪与尾，也有的两侧作长身卷尾之形，实际上是由两条夔龙纹以鼻梁为中心，侧身相对组成的，夔龙纹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纹饰。多用作辅助花纹。饕餮纹的鼻、角、口部变化很多，从角、耳的不同形态可以认出其生活原型多是牛、羊、虎等动物。牛、羊是祭祀活动的主要“牺牲品”。

　　饕餮纹多施加在器物的主要装饰部位，以柔韧的阴线刻出，或作阳线凸起。构图丰满，主纹两侧以富于变化的云雷纹填充，具有阴阳互补之美。

　　饕餮纹主要流行于商代和西周前期，到东周以后再度流行，但已失去原先的主导地位和狞厉色彩，而成为华美的装饰。

　　2、夔龙纹是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夔，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物像，都称之为夔或夔龙，这与古籍“夔一足”的记载有关。“夔，神也，如龙一足。”有的夔纹已发展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变化很大。常见的有身作两岐，或身作对角线，两端各有一夔首。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

　　夔龙纹通常指那种长身弓起，头上有角的侧面龙形图像，有的腹下有鳍形足，有的没有。其变化很多，使用灵活。有时作饕餮纹两旁填充空白的辅助花纹。也可单独构成连续排列的装饰带，夔龙纹与圆涡纹相间排列的二方连续图案，被称为火龙纹。

　　3、龙纹是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是古代神州传说中的动物。一般反映其正面图象，都是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两侧延伸。若以其侧面作图象，则成一长体躯与一爪。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商代多表现为屈曲的形态；西周多表现为几条龙相互盘绕，或头在中间，分出两尾。传说龙的出现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缋之事》谓：“水以龙，火以圜。”是用龙的形象来象征水神，因此在青铜水器中，龙的图卷或立体形象有更多出现。

　　根据龙纹的结构大致可分为爬行龙纹、卷龙纹、蛟龙纹、两头龙纹和双体龙纹几种。

　　爬行龙纹，通常为龙的侧面形象，作爬行状，龙头张口，上唇向上卷，下唇向下或向上卷向口里，额顶有角，中段为躯干，下有一足、二足或仅有鳍足之状，简单的也有无足的，尾部通常作弯曲上卷。大多作对称排列。盛行于商末和西周时期。

　　卷龙纹，龙的躯干作卷曲状，首尾相接，或者呈螺旋蟠卷状，常饰于盘的中心。《仪礼·玉藻》：“龙卷以祭。”郑玄注：“画龙于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庙。”古以为龙、蛇属于同类，故把龙画作蛇身蟠卷状。自殷墟到战国各个时期青铜器上都有这类装饰，只是图像结构有所不同。

　　双体龙纹，亦称“双尾龙纹”。其状以龙头为中心，躯干向两侧展开，这类纹饰呈带状，因而体躯有充分展开的余地，实际上是龙的整体展开的对称图形。盛行于商末周初。大多施于方彝或方鼎口沿上。

　　4、蛟龙纹是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是两条或两条以上龙的躯干相互交缠的纹饰。结构多有不同，有单体接连式，龙的躯干有规律的向同一方向交缠连接的，也有甚多的龙体交缠在一起，成多叠式的。“诸侯画蛟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也”是蛟龙为龙交缠的图像。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5、蛇纹是青铜器上的一种纹饰。有三角形或圆三角形的头部，一对突出的大圆眼，体有鳞节，呈卷曲长条形，蛇的特征很明显，往往饰缩得很小，有人认为是蚕纹。个别有作为主纹的，见于商代青铜器上。商末周初的蛇纹，大多是单个排列；春秋战国时代的蛇纹大多很细小，作蟠旋交连状，旧称“蟠虺纹”。蟠虺纹，以蟠屈的小蛇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盛行于春秋战国。蟠虫离纹，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斜口，卷尾，蟠屈。盛行于春秋战国。

　　6、鸟纹是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鸟长翎垂尾或长尾上卷，作前视或回首状。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排列。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是二里冈期的变形鸟纹。殷墟时期已有鸟纹作为主要纹饰。西周早期起鸟纹大量出现，一直到春秋时期。商代鸟纹多短尾，西周鸟纹多长尾高冠。鸟纹包括凤纹、鸱枭纹、鸾纹及成群排列的雁纹等。

　　7、凤鸟纹也是商周两代共有的青铜器纹饰，其发展衍变中出现的变异具有断代的意义。称为凤鸟纹的一类，头有华冠，有的有角，尾羽纷披，常用于主要的装饰面。商晚期至西周时期流行长尾的鸟纹和小鸟纹，多用于装饰带或作辅助性纹饰。

　　8、波纹（环带纹）是一种宽大而流畅的曲线纹饰，形象活泼而流畅。西周颂壶腹部装饰的蛟龙纹与波纹配合使用。以浮雕手法制作的蛟龙纹饰蜿蜒成大波浪形，依壶体正侧、宽窄的不同而有起伏升降的变化。

　　青铜器饰纹象征性阐述

　　1、图腾标记

　　图腾是一种自然形象，比较多的是动物形象，某一原始氏族认为这种自然形象与他们本氏族有着特殊的关系，或视之为本氏族的祖先，或视之为本氏族的亲属或保护神，因此无比虔诚的敬奉它、崇拜它。如龙纹、夔龙纹、凤纹、蝉纹等。龙纹是中华民族最吉祥、最神圣的纹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在新石器时期，龙纹接近蜥蜴、壁虎的形象，到青铜器时代逐渐由此演变成夔龙纹、龙纹。凤纹是由原始彩陶上的玄鸟演变而来的，西周基本形象是雉，早期凤纹有别于鸟纹最主要的特征是有上扬飞舞的羽翼。因此，凤纹在青铜器中是最为美丽的纹饰。

　　2、神灵崇拜

　　青铜器纹饰中宗教意味最浓的是饕餮纹，关于饕餮有各种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它们是原始社会图腾观念的遗留；一是认为它们是祭祀鬼神祖先的牺牲，或引申为“助理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仪器上的形象”。在上古人类心中，整个世界都充满着种种稀奇古怪的精灵，其中有的是人的命运的主宰者或者朋友，有的是专与人类捣乱的妖魔鬼怪。上古人类将种种自然的或社会的灾祸都归与妖魔作怪。驱除妖魔鬼怪是原始人的重要的活动之一。这种活动通常叫辟邪。如司母戊方鼎，它是以细密的云纹组成的装饰带衬托浮雕式的兽面纹主题，整体面貌以对称的狰狞兽面象征王权威严，是商末青铜器的代表作。

　　3、驱神辟邪

　　在商周的纹饰中，可以看到以神化了的动物食人的方式来辟邪。这种用图腾动物捕食怪物的形象辟邪，反映的是神与魔的斗争，又曲折的反映了人与自然的抗争。虎食人卣,铜体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造型十分逼真生动。此卣形制复杂，显示铸造的高超技艺。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为了辟邪，反映“虎食鬼”的神话；也可以说是人兽相拥，人为作法巫师；还有的认为虎为神物，猛虎食人是“天人合一”。

　　4、装饰作用

　　青铜器中的自然物象多以变异的手段来表现，最常见的是云雷纹、涡纹和水波纹，这种纹饰曾被普遍用作填满所要装饰的环形装饰带及大面积的“地子”上，又被称为“地纹”。这种“变异现象”不仅表现出由原始先民传承而来的企图借助想象来超越现实的思维方式，也表现出奴隶时代由社会等级、权力意识激发出的幻想。立体式的、浮雕式的饕餮纹、夔纹等，衬托以线刻的云雷纹等各种底纹，构成繁密复杂的图案。强烈的宗教情感在青铜器上凸现，神秘诡异，气势逼人。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其间青铜器的风格从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了朴实、简洁、明快风格，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弱,直至丧失。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者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青铜器纹饰的产生是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聪颖、智慧的结晶，是体现人们美好心愿的依托物，是人们与大自然抗争、共存、达到“天人合一”朴素心愿的具体表现，他们用高超的铸造技艺，为我们留下象征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

司母戊大方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吴培文家老坟地中发现的。这里距武官村大墓西南隅大约80米。大鼎出土后，因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多次勒索和强购，当时恐怕被日寇掠取，便把大鼎又重新埋在地下。1946年6月抗战胜利后，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大鼎出土后，先存放在安阳县政府，同年10月移到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解放后称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建馆，又将方鼎运到北京展出。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是原鼎的复制品，真品早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护起来了。

司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它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鼎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鼎大得可以做马槽，所以人们又叫它“马槽鼎”。

司母戊鼎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一向为世人所钦羡。它的价值因此而更高。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传说中好吃的野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象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大鼎的腹内长壁上有三个铭文“司母戊”。关于这三个铭文如何解释，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说法：（1）一般的解释认为这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

“司”解释为职司、官司、典司。（2）另一种解释认为这是一个氏族的名称。（3）第三种解释把“司”释为祠。“祠”就是祭祀的意思。也还有把“司”释作王后的“后”字的。“母戊”是谁呢？最早的推测，母戊是殷王武乙的配偶妣戊，即文丁的母亲，作器者则为文丁。卜辞记载文丁的配偶为批癸，而帝乙的配偶却不见记载，因此陈梦家同志认为，“母戊”可能是帝乙的配偶。据此，则大鼎力殷墟晚期的器物（陈梦家：《殷代铜器》见《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第30页）。另一种意见认为，“母戊”可能是指武丁的法定配偶或祖甲的法定配偶。因此作器者可能为祖庚、祖甲、或廪辛、康丁。这样，该鼎就是殷墟前期的遗物（《考古》1977年第1期）。

司母戊鼎是我国殷代青铜器的代表作，有人曾用光谱定性分析它的合金成份，结果表明大鼎的成份和殷代一般铜器的成份基本相同。人们又对铜、锡、铅三元素用化学分析的沉淀法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大鼎的合金成份是：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这一分析与《周礼•考工记》上说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记载基本是相符的。

关于大鼎的铸造方法，根据考古工作者的观察分析，认为大鼎是采用组芯的造型方法，即先用土塑造泥模，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到一起灌注铜液。从铸造痕迹来看，司母戊鼎是用二十块范铸成的。司母戊鼎出色的铸造技术，标志着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　我国目前已出土最负盛名的四足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立耳，柱足，腹长方形，饰饕餮纹，腹内壁铸铭文“司（或释后）母戊”三字。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商代后期王室青铜祭器，一说为商王文丁为其母而作；另一说为商王且庚、且甲为其母而作。此鼎型制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出土传奇：

一九三九年三月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安阳武官村吴家柏树林，正在修缮坟茔的吴家兄弟发现地下熟土有东西，当时日本人就住在离武官村三公里的机场，为怕日本鬼子知道众人只好在夜里偷偷挖掘，经过三个夜晚终于挖出了被众人称之为“大炉”的铜器，这天是：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司母戊鼎出土于安阳武官村西北地吴家柏树林，后测：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达875公斤，出土时少一耳，腹侧铸有“司母戊”。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司母戊鼎在南京首次展出。蒋介石亲临现场参观，并在鼎前留影。稍后，国民党政府拟将此鼎运往台湾，但终因鼎身太重，不易搬动而放弃此念。建国后，于一九五九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有一种鼎崇拜的意识，“鼎”字也被赋予“显赫”、“ 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等。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记载盛况。鼎被赋予神圣的色彩，起源于禹铸九鼎的传说。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b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hào）京。

历史上有“问鼎”的典故，语出《左传 宣公三年》，大意是：楚庄王为讨伐外族入侵者来到洛阳，在周天子境内检阅军队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定王使者王孙满的严词斥责。后来就把图谋篡夺王位叫做“问鼎”。鼎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根据禹铸九鼎的传说，可以推想，我国远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从地下发掘的商代大铜鼎，确凿证明我国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鼎，长方、四足，高133厘米，重835公斤，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器。鼎腹内有“司母戊”三字，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清代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鼎和其他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而且把西周时期的大篆文字传给了后世，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鼎也因此更加身价不凡，成为比其他青铜器更为重要的历史文物。美学家李泽厚认为，中国青铜器以其“特有的三足器——鼎为核心代表，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是我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

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代表着我国古代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顶峰，被称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

　一大奇迹，其铸造之谜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日前，从南京博物院传出消息，南博将复制大方鼎，解开司母戊铸造之谜。

　　　1939年，司母戊大方鼎在河南安阳武官村挖掘出土，当时老百姓为了保护其不被日本人掠走，千方百计地隐藏起来，后来送给了当时的中央博物院，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博物院。1949年，有关人士将其放在博物院地下库房，用砖围了起来。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大方鼎被“借”去展出，成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现在大方鼎已经属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再还给我们已经不可能。明年是南京博物院成立70周年，我们希望将有关博物院的文物归拢到一起，因此就想借机复制一个，同时，也希望借复制的机会，揭开大方鼎的铸造之谜。”南京博物院表示，如果采用现代技术来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大约二三十天也就成了，甚至铸造一个几倍于司母戊大方鼎的青铜器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铸造一个如此巨大，而且造型端庄、纹饰精美的青铜器有太多的困难要克服，因此，完全模拟古人的铸造方法是最直接地了解当时铸造工艺的手段，这本身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中国研究青铜器从宋代就开始了，当时称为“金石学”，千年以来，

所有的研究者都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的，从青铜器研究必须具备的三个方面（艺术、文字、工艺）来看，对工艺的研究较弱，特别是对一些青铜器的铸作工艺技术的解说，很可能将青铜器的工艺研究工作带入误区。司母戊大方鼎的铸作工艺，国内进行过几次研究，但只集中在大鼎自身反映出的现象的推论研究，并没有涉及泥范铸作工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说，复制大方鼎是在弥补青铜器研究的一种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