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碑文的意思是说：墓里埋的是两位清国人，其中男性墓主人姓“王”自“愚庵”，曾被清朝政府追封为“荣禄大夫”（从一品的文职官衔），女性墓主人“翟氏”，曾被清朝政府追封为“一品夫人”（正一品荣衔）。

“皇清”是墓碑上常见的写法，意味着死者（或立碑者）是清国的臣子。

“暨”是连词，有“和”，“及”的意思，用来连接两个平等身份的事物。也就是说，两位墓主人的关系可能是夫妇。

按照清朝的礼法，够级别的官员死后朝廷都要追授个封号，逝世前拥有的最高官衔都要写在墓碑上，也就是说，碑上如果有多个官衔，说明墓主人是实授官员，而这位王先生只有一个官衔在碑上，提示他可能不是实授官员，而真实身份则可能是地方士绅商贾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

由于荣禄大夫不是什么大官，而且不是实授官衔，清朝王姓士绅又有很多，因此只能通过地方县志和家谱的方式查找这位王先生和王崔氏的生前经历了。

另外，我在网上顺手搜了一下。发现有一个医学典籍记录着一位清朝的王愚庵先生的事迹。

冷庐医话·慎疾卷：“余在台州时，同官王愚庵先生年五旬余，患时感症，坚守不服药为中医之戒，迁延数日，邪热内闭神昏，家人延医延医，无及而卒。”

冷庐医话的作者姓陆以湉是1802-1865年的人，道光十六年的进士，后以父命改从教职，并选授浙江台州教授。因此陆先生说的“同官王愚庵”先生，大抵也是县学教师一类的人物。不过南人好服补药，这样讳医忌疾的穷教师似乎不象是捐得起功名的人物。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就有待对照史籍查考一番了。

低[低、氐、邸、砥、厎，读音作dǐ(ㄉㄧˇ)，亦可读作zhǐ(ㄓˇ)，不可读作dī(ㄉㄧ)]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上古神农氏十五世孙氐，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在史籍《山海经·海内经》中有记载道：“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与姜姓同奉伯夷、四岳为祖神而异姓，表明了四岳苗裔的分化。氐族人与羌人一样，是炎帝的苗裔。

传说，少典氏为祝融氏支派的少典国君，于黄帝纪年前557年(丁亥，公元前3274年)诞生在厉山的少典国，称为少典，娶妻有娇氏之女安登，生炎帝、黄帝，衍传炎、黄世胄满人间。

神农氏姓姜名轨，一名石年。神农之子有神氏、农氏、列氏、厉氏和柱。厉氏后来分衍出丽氏和赖氏。自柱开始称炎帝，其后的世系分衍为：柱生庆甲；庆甲生甲和临；临传承；承传魁；魁传明；明传直；直传厘；厘传居(哀)；居传节茎。节茎之后有节、戏、克三支。克传榆罔(参卢)，其后衍生榆、露、赤狄；戏传器和小帝。器的后裔为钜、伯陵、祝庸三支。钜之后有封、钜、封父、富父；伯陵生蜂和逄，逄生殳、延和鼓，鼓生灵恝，灵恝生氐。

这样，氐氏族人的源流世系便为：少典→神农(轨)→临魁→姜柱→承→明→宜→来→里→节茎→克→戏→器→伯陵→逄→鼓→灵恝→氐(互)。

氐之后裔一直以“盍稚”为自称，而“氐”、“互”则是其他民族对氐氏族人的称呼。魏、晋两朝以后，渐为自称，此为正宗氐氏。

氐氏后裔繁衍为庞大的氐族，分衍有逄氏、蠭氏、逢氏、殳氏、延氏、氐氏、元氏、乞氏、夸氏、勾氏、勾龙氏、吕氏、申氏、许氏、由余氏、余氏、羌戎氏、杨氏、蒲氏、齐氏、符氏……等等诸氏。

氐族人主要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在历史上曾建立过各种政权，例如：东汉末期乞氏后裔杨氏建立的前仇池国(公元296～371年)、后仇池国(公元385～443年)、武都国(公元447～477年)、武兴国(公元478～553年)及阴平国(公元477～580年)；东晋朝时期关中扶风元氏后裔齐氏所建立的流民齐氏政权(公元294～299年)；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蒲氏后裔符氏建立的前秦国(公元351～944年)、吕氏建立的后凉国(公元396～403年)；乞氏后裔杨氏建立的隋朝(公元581～618年)等。

到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国政权期间，氐族人发展强盛至颠峰状态，总人口接近百万。随着历史的演进，氐族人最终逐渐被融合于黄帝世系之中，成为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中的砥氏、氐氏、邸氏、低氏、狄氏、翟氏等，读音作dǐ(ㄉㄧˇ)。

第二个渊源：源于姒姓，出自夏朝时期少康帝给幼曲烈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该支低氏的祖先，是上古圣君夏禹王的后裔。

治水有功的夏禹是“五帝”之一的颛顼高阳氏的裔孙，而颛顼高阳氏，则是黄帝轩辕氏的嫡孙。当夏禹的第五世孙少康中兴了夏室以后，曾经把自己最小的儿子曲烈封于一个叫作“邸”的地方，这就是古代著名的“邸国”(今山东临沂兰山区南坊镇邸古城)，少康的这一房子孙世代在邸国相袭繁衍了将近两千年。

到春秋时期，邸国被莒国所并灭，怀着亡国之痛的邸国太子巫，就出奔到邻近的鲁国，并且在鲁国作了官。他以故国的国名“邸”字“去邑当氐”，令后裔以“氐”为姓氏，称氐氏，后有加“亻”偏旁称作低氏者，亦有取“邸”的通假字“砥”称砥氏者，砥氏读音作dǐ(ㄉㄧˇ)。

第三个渊源：源于妘姓，出自西周武王分封的邸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据顾东高《大事年表》记载，“邸国，妘姓，子爵，在今山东临沂县北十五里”(今山东临沂兰山区南坊镇邸古城)。

史籍《春秋·左传注》中记载：“鲁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六月，邾人入邸。”邸国后来在春秋时期被并入鲁国。

到战国时期，鲁国被楚国所灭，其地被并入楚国，称邸县。史籍《姓苑》中也记载，邸为县名，邸氏当以县名为氏。

在春秋、战国时期，“砥”、“邸”二字同义通假，因此亦称砥氏，也有简笔为氐氏者，改笔为低氏者等，读音作dǐ(ㄉㄧˇ)。

第四个渊源：源于西域大月氏，出自大月氏贵霜翎侯邸就郤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姓氏考略》记载，邸氏出自西汉时期西域大月氏贵霜翎侯邸就郤之后，其后裔入居中原，取祖上原名首音的谐音汉字“邸”为姓氏，汉化称邸氏，后有去“邑”简笔为氐氏者，也有改“亻”称低氏者，读音作dǐ(ㄉㄧˇ)。

第五个渊源：源于职业，出自古代研磨工具砥砺，属于以职业称谓为氏。

砥砺，是古代对磨刀石的称谓，俗称砥石。在典籍《书·禹贡》中记载：“荆州砺砥砮丹。砥细于砺。”在史籍《山海经》中也记载：“崦嵫之山，其中多砥砺。”

有专职制作和贩卖砥砺的工匠、商贾，其后裔子孙中有以职业或物品为姓氏者，称砥氏。在春秋、战国时期，“砥”、“邸”二字同义通假，后有去“石”改“邑”为邸氏者，亦有改“亻”偏旁称低氏者，还有简笔为氐氏者，但读音皆作zhǐ(ㄓˇ)。

另外，自古以来就有对专职磨刀、剪的工匠称作砥工、砥匠、游砥师傅等，该称谓一直延续到今天，亦或有引为姓氏者。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六个渊源：源于职业，出自黄河激流中的砥柱山，属于以神话传说为氏。

砥柱，亦称厎柱、砥柱山，是矗立在汹涌奔腾的河水之中巍然不动的山状岩体，例如 尼洋河上的砥柱山，黄河中的砥柱山等。在典籍《书·禹贡》中记载：“厎柱析城。厎柱，山名，在河水中。”

在黄河的河南三门峡段中央，就有一座著名的“砥柱山”，文人墨客称之为“峡东砥柱”，政治家称之为“中流砥柱”，黄河上的艄公则千百年来称它为“朝我来”。这座“中流砥柱”矗立在那里已经有数万年，神话相传它是大禹治水时留下的镇河石柱，而在黄河两岸百姓们的心目中，它是一位黄河老艄公的化身。

传说在很久以前，一位老艄公率领几条船驶往黄河下游，船行到神门河口，突然天气骤变，狂风不止，大雨倾盆。刹那间，峡谷里白浪滔天，雾气腾腾，看不清水势，辨不明方向。老艄公驾船穿越神门，眼看船只就要被风浪推得撞向岩石。老艄公对其他船工大喝一声：“掌好舵，朝我来！”之后就纵身跳进了波涛汹涌的黄河之中。船工们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听到前面的黄河中有人高呼“朝我来，朝我来！”原来是老艄公站在激流当中为船只导航。船工们驶到跟前正要拉他上船，一个旋浪将船只推向下游，离开了险地。当船工们在下游将船拴好，返回去找老艄公时，只见他已经变成了一座高大的石岛，昂头挺立在浪涛滚滚的黄河激流中。从此以后，它就一直矗立在那里为过往的船只指引航向，艄公们都含着热泪把这座“中流砥柱”称为“朝我来！”它成了峡谷中的永久性航标，所有的船只驶过三门以后，只要朝砥柱直冲过去，在眼看船头就要与砥柱相撞时，砥柱前面波涛的回水正好把船只推向旁边的航道，并避开航道中的明岛暗礁，顺利驶出三门峡峡谷。

人们自古以来，就用“中流砥柱”来形容那些勇敢无畏、坚强不屈、或起决定性作用的人或集体，就像屹立在黄河激流中的“砥柱山”一样。在典籍《晏子春秋·谏下》中就有：“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中流。”这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不朽的精神。

在黄河上的艄公中，自古就有以“砥柱山”为姓氏者，称砥氏、厎氏，后有去“石”简笔为氐氏者，亦有改“亻”称低氏者，读音作dǐ(ㄉㄧˇ)。

得姓始祖：邸就郤。

汉时大月氏国王侯。月氏，也作月支，祖居甘肃敦煌和青海祁连之间，后迁新疆伊犁河流域，西汉时期为匈奴所灭，遂远迁于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都密等五部翎侯。贵霜翎侯治护澡城，建立了强大一时的贵霜政权，所居区域大致在今阿富汗东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一带。邸就郤的后裔后入居中原内地，以王父名为氏，称邸氏，并尊邸就郤为其得姓始祖。

注：

本书总体上倾向于低、氐、邸、砥诸姓氏源出氐族人之说。

二郡望堂号：

1郡望：

河西郡：最早的河西郡是战国末期魏国所设，其境约在今山西省、陕西省一带。汉朝时期所说河西郡是指河西四郡，即今甘肃省的酒泉、张掖、敦煌、武威，是西汉武帝拓边后于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所设置的。北魏时期设置的河西郡故治在今山西省临汾地区。唐朝时期设置的河西郡，其时辖地在今云南省蒙自县、山西省汾阳县一带地区。

中山郡：中国古代称“中山”者有四：①战国时期原为顾国的都城(今河北定县)，一度为魏所灭，复国后迁灵寿(今河北平山)，周郝王十九年乙丑(公元前296年)为赵国所灭；秦朝时期归属于巨鹿郡。②西汉汉高祖刘邦初年(公元前206年)设置中山郡(今河南登封)，汉景帝执政时期改回为中山国，治所在卢奴(今河北定县)，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登封市西南部与河北省正定县之间一带，包括今河北定州、安国、唐县、新乐、无极、满城、完县、望都和保定一带；南北朝时期后燕以为都城；隋朝开皇初年(公元581年)废国置郡。③宋朝时期以定州为中山府，治所为安喜(今河北定县)。④宋朝时期的香山县；民国十四年乙丑(公元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民国 将其改为中山县，今为广东中山市，孙中山故里在中山市南部的翠亨村。

2堂号：

河西堂：以望立堂。

中山堂：以望立堂。

1、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

我国印制书籍大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金、西夏，沿袭于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国书籍的制作方法大概依书籍的制作材料而定，先后有过刀刻、铸造、笔写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书籍之一的甲骨文书，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为什么非要用刀刻？这大概取决于这种材料的质地。我们知道，骨头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却不怎么强，如果用笔写，可能不会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笔道纤细匀称。如果用笔写，那时有没有那么细的笔还是个问题。一块龟甲或一块兽骨，没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时形成的卜兆裂纹，能着字的地方所剩无几，如果笔尖稍粗，根本无法写下。这大概也是采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迹既能保持久远，又能笔道匀整，又适应甲骨仅有的空余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们见到的甲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纤细，像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迹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可见那时的微雕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了。

初期书籍之二的青铜器铭文，据现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凸出来的阳纹，一种是凹进去的阴纹。两种纹路不同，它们的制作方式也不同。凹进去的阴纹文字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设计制作好的青铜器上，如果什么时候想在上面镌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随时请人操刀镌刻就是了。这种用刀在青铜器上直接镌刻阴纹文字，比在青铜器上铸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铜器上铸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在设计时大概就不想当作器具用，而是想铸字，以文字意义为主的。例如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目的就是为了公布法律，晓谕全国。这类青铜器物上面的文字，在制造浇铸模子时就要考虑周详。一份文件，一个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个字的锼〔sou搜〕锓〔jian坚〕，都要精心设计，精心制作。而且模子内壁的阳阴纹字迹必须是凹进去或凸出的反字，浇铸出来的才是凸起或凹进的阳纹或阴纹正字。这就牵涉到模子内壁上阴阳纹反字究竟是怎么弄上去的问题。正写反贴双勾再锼锓，自然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古人是不是这样做，不敢肯定。考古学界有人根据青铜器铭文中常用虚字的酷似，推测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阳纹反字，可能是一个一个事先做好的阳阴纹正字压挤出来的。这种推想十分大胆，假如这种推想能够成立，那就表明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懂得制造活字的原理了。当然这种活字尚不是为了排版印刷，而是为了铸造青铜器铭文。

初期书籍之三是石质文书。我国自周秦以来，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写的石质文书，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归纳起来，往石质材料上着附文字，就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书写，一种是刀刻。书写者见于侯马盟书。1965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土的盟书，都是以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上尖下方，形态规整。这种盟书为什么要用笔写而不用刀刻，道理说不清楚。也许因为侯马盟书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大凡需要发誓定盟，总是事有急需，发于义愤。并且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留作证据，藏于盟府，以备查验；一份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两份，刀刻可能不适应，故采用手写。不过这只是推测，不能算是科学结论。除侯马盟书以外，传世的所有石质文书，包括摩崖石刻、碑、碣、历代所刻儒家石经、释家石经、道家石经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这些刀刻的石质文书，不同于侯马盟书的一份要藏于盟府，一份要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来就是依山刻石，风吹日晒自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用笔在石质上写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质上刻字，时间一长，或经过雨水的冲洗，字迹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迹全无。所以古代的石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成的。

随着书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正规书籍的出现和发展，以前的甲骨、青铜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适应需要，竹木简便广泛地被采用为书籍的制作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以前的甲骨、青铜器和石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将文字着附在竹木简上，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重大课题。历来出土的大量竹木简，证明了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过去有所谓“刀笔吏”的说法，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刻成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刀、笔、墨、砚要预备齐全，才能书字于竹木简上。笔、墨、砚的功能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过去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刀就是笔，用刀笔在竹木简上刻字。这早已为事实所推翻。还有一种说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甚至包括初中学生，每天上学，他们的书包里所带的铅笔盒中，必带有铅笔、笔刀和橡皮。 目的是当写了错字时，就用橡皮将错字擦掉，而后改成正确的字。竹木简书盛行时期，之所以要把刀、笔、墨、砚同时备齐，同样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类乎今天中小学生所用的橡皮。当在竹木简上写了错字时，就及时用刀子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过去人将“刀笔”连读，解释为刀子笔，进而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用这种材料制作书籍，就无法像甲骨、青铜器、玉石那样，其文字可以铸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笔书写。这道理很简单，用刀在缣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像后世印制纸书那样，将文字印在缣帛上，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帛书只能是用笔书写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办法将文字着附上去。事实上，历来出土的帛书，也确实都是用笔书写而成的。

纸张取代竹木简、缣帛而成为书籍的普遍制作材料之后，不但改变了竹木简笨重，缣帛贵重的弊病，而且由于纸张比竹木简、缣帛更易于着墨，所以自东汉至五代上千年的时间里，纸书多是用笔抄写而成。又由于纸张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软，所以又承担起自唐代开始的印制书籍的任务。雕版印制书籍中经五代的缓慢发展，至两宋而极盛，标志着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人类文明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2)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

我国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印制书籍，大概在唐朝已经开始。这无论从文献记载或实物留存都能得到证实。但印书之始，绝不意味着雕版印刷的技术到唐朝才发明，反而表示这种技术在唐以前应该早已出现。到了能够印制整部的书籍，则应该是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但长期以来，参与讨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的中外古今学者，却多以印书之始来论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结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后，始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和科学的结论。早的有东汉发明说，东晋咸和(公元326—334年)发明说，六朝(公元222—584年)发明说，隋朝(公元581—617年)发明说，唐朝(公元618—906年)发明说；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发明说，北宋(公元960—1126年)发明说。时代跨度上千年。这些说法，有的因论据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实物为证，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们这里不是讨论印刷术的发明，我们注意的是用这种技术来生产书籍在唐朝则是史不绝书了。

明朝有位史学家叫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叫《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洛阳人，年仅36岁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当宫女们将皇后生前所编纂的《女则》10篇呈献给皇帝时，唐太宗抚物生情，“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里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这是迄今所知关于印制书籍的最早记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则》应当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后一点。表明在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已经懂得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生产书籍了。而且生产的第一部书就是妇女著作。

冯贽的《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我们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出发的那一年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经回国，前后经过了17年。再过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圆寂。所以他用回锋纸印刷普贤菩萨像，施于四众，应当在贞观十九年他取经回国，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圆寂之间。这件事情的发生，距雕印长孙皇后的《女则》仅10多年的时间，说明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不仅懂得雕版印制书籍，也懂得雕版印制佛画了。

此后，关于唐代雕印历书、字书、韵书、文集、道书、阴阳杂记等书的记载，屡见不鲜。流传于世的实物也不只一两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jie 介〕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刚经》、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雕印的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本》等，就都是至今还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别是那件被斯坦因携走，现在庋〔gui 鬼〕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金刚经》，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152尺，完整无损。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等僧众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栩栩传神。经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古朴大方，赏心悦目。说明到9世纪中叶，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了。

进入五代之后，雕版印制书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采纳，并且用来印制儒家经典了。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起，到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止，中原地区的四个不同朝代唐、晋、汉、周，在22年的时间里，由国子监连续不断地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和雕印工程。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办法生产出来。或者说儒家经典的第一代版本，就是五代时期国子监出版的，监本之称也就开始于此。与此同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以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典释文》，也先后被雕版印制出来。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县)人和凝，不顾别人指责，自己主持雕版印制了自己的文集，开创了版本学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后蜀宰相毋昭裔，不但主持雕刻了《蜀石经》，还主持雕版印制了《九经》，还让自己的门人句〔gou勾〕中正、孙逢吉主持雕版印制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以及民间雕印的佛经、佛画更多，道家的某些著作也被雕印出来。整个书籍的生产方法，已面临全面改革的前夜。

进入宋代以后，书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监，下至地方各府、州、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各府学、州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頖〔pan 盼〕宫、学舍，各县县学、县斋，各地书院，私宅、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各地寺院、道观、祠堂等等，都竞相刻书，形成了广泛的刻书网络，使书籍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两宋以后，迭经元、明、清，旁及辽、金、西夏，书籍的生产方法多是采用这种雕版印刷，为今天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典籍。

(3)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雕版印制书籍，比起用手抄写书籍，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要雕刻一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技术必须是每一种书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籍。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这显然是工本极大，劳师费时。这种固有的弱点，在两宋雕版印制书籍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书籍生产者面前的新课题。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平民毕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图5)。

关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翔实的记载。沈括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余群众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记载，从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储备、生辟字的临时制作、不用时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除了稍显原始古朴之外，其余关乎现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时几乎都已具备了。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闪现了现代书籍生产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大约要早400年。可惜的是，毕升用这种泥活字排印过什么书，不见记载。实物更无流传。但按照毕升泥活字排版印书的原理，仿制泥活字，用它来实践印书，却是代有其人。周必大在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根据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在潭州(湖南长沙)仿制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自己的《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现在所知关于用泥活字印书的最早记载。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在河南辉县教弟子杨古根据沈括的记载，也仿制了泥活字，排印《小学》、《近思录》、《经史论说》等书，用来化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苏州人李瑶仍仿制出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安徽泾县翟金生及其家人，经过30年的努力，仿制了10多万个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试印初编》、家谱《水东翟氏宗谱》，以及他朋友黄爵滋的集子《仙屏书屋初集》等书。

在泥活字原理启发下，被毕升当年扬弃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桢试制成功。与此同时，还创制了转轮拣字法。王桢用自己创制的木活字，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比王桢晚20年，浙江奉化州官马称德，在任内也主持制作了10多万个木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大学衍义》等书。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制造出来，如回鹘文、西夏文木活字都已出现。至今还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经传世。新疆博物馆、敦煌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分别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实物。回鹘文不同于汉语，每个词组的字母构成不同，词组的长短也不同，因而形成的木活字长短也就不同。这种长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术要比一样大小的汉字木活字复杂得多。可当时被忽必烈誉为神逸俊秀的回鹘人，居然能解决这样复杂的排版技术问题，不能不说是开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术的先声。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为中国书籍史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书的地区已普及到苏州、杭州、南京、福州、四川、云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书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余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发布的邸报，也叫作朝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这可以说是开了报纸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已在全国通行。上至内府，下至各级衙署、书院、书局、书坊等，大都备有木活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过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府秘籍，并校辑《永乐大典》所见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原先打算选择其中传世极罕，又足资考镜者，先行刊印流通。无奈工程太大，于是采纳金简的建议，刻了25万多个大小不等的木活字，用来排印上述的难得之书。乾隆皇帝以为称活字不雅，便赐名“聚珍”。又因为这项工程在武英殿进行，所以将用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规格的书，就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收录图籍134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其中铜活字应用较广，现知最早铜活字印书活动是在15世纪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间。当时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一带都有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出现。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与安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华燧用铜活字摆印了《宋诸臣奏议》50册。因铜字难受水墨，印制出来的书叶，墨色浓淡极不均匀，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因而显得十分珍贵。现知华燧以会通馆名义用铜活字先后排印过15种书。华燧的叔父华珵〔cheng成〕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铜活字排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用铜活字排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无锡除华氏外，尚有安国桂坡馆也用铜活字印书。安国字民泰，是无锡的巨富，有“安百万”之称。他用铜活字排印的书，可以考知者也有10余种。其中的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现存最早用铜活字印制的地方史志。此外，福建建阳书商也用铜活字排印过《墨子》。清代，福建人林春祺，从18岁开始刻制铜活字，花了21年的时间，耗去白银20万两，制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个，并用这套铜活字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及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籍。当然，规模最大的还要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分六编32典，6109部。内容繁富，区分明晰，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类书之一。这次铜活字印书活动，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

锡活字，元朝人的著作中就有记载，但不见实践。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广东佛山镇有位姓唐的书商，出资一万元铸造锡活字20多万个。并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用这套锡活字排印过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铅活字，明朝人、清朝人都有记载，但不知印过什么书。

用活字排版来印制书籍，在我国出现很早，但发展却很缓慢。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较之雕板印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代表了书籍生产方法前进的方向，所以到了清朝晚期，随着西方铅字排印技术的传入，中国书籍的制作方法也就走上了世界铅字排印的共同道路。今天，激光照排、电脑打印等新方法不断涌现，书籍生产方法又面临一场伟大的革命，人类文明将要跨入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