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亨杜月笙在发迹之后，曾在故乡兴建杜氏家祠。有趣的是，在杜氏家祠落成典礼中，前清状元刘春霖来此提笔，只点了一个“点”，便赚了一笔巨款，令当时的人们惊叹不已。刘春霖的“点”，为何如此值钱？这个“点”又会是什么？如果您想知道，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

杜月笙被称为是“上海皇帝”，他的一生叱咤风云，影响旧上海近半个世纪之久。杜月笙起于微末，曾经只是一个卖水果的小学徒，在其圆滑与机智下，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平步青云，最终成为了上海滩闻名的大亨之一。

中国人素来讲究衣锦还乡，杜月笙发迹之后，也同样抱有如此的想法。1931年初，杜月笙为了光宗耀祖，便在老家高桥陆家堰附近购地105亩，准备建造杜氏家祠。承建杜氏家祠的工程师是谢秉衡，他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在谢的努力下，仅仅过了一年半的工夫，杜氏家祠便正式竣工，成为了杜月笙取得成功的标志性建筑。

杜氏家祠落成之后，杜月笙为此举行了极为盛大的落成典礼仪式，并邀请当时各界名人前来参加，包括蒋总司令、张少帅、吴市长、段大帅等等，几乎涉及了军、政、商各界。从1931年6月8日至10日，在为期3天的典礼仪式中，杜月笙大摆流水席，邀请附近的相亲们前来赴宴，据统计，此次流水席共有1200余桌，称得上是民间“史无前例”的大席宴。

杜氏家祠落成典礼严肃而庄重，在其内部，供奉着杜家历代先人的灵牌，上面写的字，都是杜月笙列祖列宗的名字。

按照中国传统规矩而言，杜氏家祠祖先的牌位，在被立于祠堂之前，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点主”。什么是“点主”？“点主”风俗起源于宋朝，并在明清时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历史文献中，就曾出现过“易服，备一对尺头礼，请帅府周守备点主”的说法。一般来说，点主的大致流程为，在制作先人灵牌时，需要由一位秀才文人题写“故显考x（姓）公讳xx（名字）老大人之神主”几个字，但尤为重要的是，其中的“主”字只能写成“王”字，留下的一个“点”，则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文人来“画龙点睛”。

杜月笙财大气粗，自然要将典礼办得圆满，因此“点主”的环节同样必要。可是问题出现了，究竟谁有资格为杜氏祖先点主呢？他思来想去，最终想到了一个人，此人正是刘春霖。刘春霖，字润琴，号石云，河北河间府人氏。公元1904年，即光绪三十年，刘春霖获得甲辰科状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擅长书法创作，是晚清时期著名的书法大家，特别是他的小楷作品，不仅清秀刚劲，同时颇具颜（颜真卿）风，深受世人推崇。

点主一事，并不是靠人情免费的，相反，虽然点主只是举手之劳，却因为点主者地位尊贵，因此需要收取一笔不菲的酬劳。上海滩著名商业大亨哈同，在1931年去世后，他的妻子罗迦陵就找到了刘春霖，以绿呢八抬大轿的形式，将其接入家中点主，并在事后给予30根金条作为酬谢。黄金历来是硬通货，30根金条的价值自然不用说，由此可见，刘春霖的地位之高，几乎成为了当时人们心中的泰斗级人物。正因如此，同为上海滩大亨的杜月笙，自然也会出手阔绰。

杜氏家祠点主当天，刘春霖身着清朝官服来到现场，先是以金针刺破杜月笙右手手指，挤出几滴鲜血后，（据古人称，祖先牌位点主之时，必须要用到孝子鲜血，如此一来，祖先的灵魂才会被寄于灵牌之上，享受后人的供奉）以浓墨调匀。接着，在众人摒弃凝神的注视中，他操起狼毫笔饱蘸血墨，于“王”字之上点了一个“点”。礼毕，刘春霖收笔下拜，众人也跟着一起参拜，之后杜月笙也赶紧起身，将一盘由红布覆盖的金条呈上，刘春霖接过后拜别而退。

到了今天，杜氏家祠的落成典礼已过去多年，可是通过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人们仍能看到当年杜月笙所修祠堂的模样。

时过境迁，一切都如烟云般飘散，杜月笙以及刘春霖等风云人物，早已经成为了故事中的主角，而当时被看重的“点主”习俗，也在时代的进步中不见了踪迹。

杜月笙杜月笙（1888 822－1951 816) 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杜月笙，原名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典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

　　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初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后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时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时为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子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因杜为人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时任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升格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杜月笙因善纠合同伙，勾结军阀，很快成为鸦片提运中最具势力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杜月笙出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

　　在上海三大亨中，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手法更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杜月笙也做些收买人心的事，如他持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会出面组织赈济；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等等。他一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文，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他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祠”典礼。仪仗队有五干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夭。杜祠开酒席三日，每日千桌。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

　　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 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1937年，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

　　1948年，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连获大胜，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携家仓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终年63岁。

杜月笙公馆的地理位置为上海市宁海西路（旧称华格臬路）。

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高架延中绿地时杜月笙公馆被人整体卖走。有一个华裔加拿大人，出高价买下了这座杜公馆。

并请来专业人员，把这座房子一砖一瓦、一石一木、落地的合页门、整根的红木雕花大梁、石碑石柱，都小心翼翼地拆卸后，把材料都编了号存放在江苏同里一个仓库内。

目前杜公馆中式两层石库门楼房已经移建至位于上海市嘉定区的西云楼商业街内，可惜的是三层楼房由于为钢混结构无法移建只得在西云楼商业街内仿造起来。

扩展资料：

1931年，杜月笙在上海滩已经彻底做大，但倒退7年，1924年，那时的他，尽管羽翼已丰，却还没有展翅翱翔，这让他接受了黄金荣的一次馈赠：法租界华格臬路两幢完全相似的洋房中的一幢。这华格臬路180号，便是而今宁海西路的212号。

两幢完全相似洋房中的东边一幢为张公馆，为三间两进。前一进是中式两层石库门楼房，后一进为西式三间三层楼洋房。张啸林曾在张公馆中举行他的六十大寿庆典，轰动的程度可与“黄家花园”和“杜家祠堂”的落成相媲美。

-杜公馆

（杜月笙图）

杜月笙能成为上海滩一代大亨，除了他本人有真本事以外，还有最得力的门生是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的“小八股党”。

上海的鸦片市场被以沈杏山为首的“大八股党”所垄断，青帮老大黄金荣让杜月笙组建了小八股党，专门负责对付大八股党，从大八股党手里抢生意。小八股党中的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和芮庆荣四人能力突出，更得杜月笙倚重，因此被称之为“四大金刚”。对杜月笙有一定影响的门生还有三人：万墨林、陆京士、吴绍澍。

（杜月笙一家人图）

杜月笙的5个太太：大太太沈月英 女儿：杜维藩；二太太陈帼英 儿子：杜维、杜维翰、杜维宁；三太太孙佩豪 儿子：杜维屏、杜维亲；四太太姚谷香（姚玉兰） 儿子： 杜维善、 杜维蒿 女儿：杜美如、杜美霞；五太太孟令辉（孟小东） 无儿女。

（杜月笙一家人图）

1951年，杜月笙病重，离世前要分配遗产，剩余财力总共有11万美元。每个太太得1万美元，每个儿子得1万美元，没出嫁的女儿得6千美元，出嫁的女儿得4千美元。

（杜月笙与5太太：孟小冬图）

杜月笙生前财产有上亿美元，可是他却销毁所有借据，他告诫家人子女，千万不要找借他钱的人要债。

要说上海滩的传奇人物，我们肯定会想到杜月笙。他的确是屌丝逆袭的最佳的标本。杜月笙原名杜月生，后因章太炎建议而改名镛，号月笙。

杜月笙先后涉足 娱乐 、文化、教育、金融、新闻。

因为杜月笙会做人，他的地位和财富都迅速攀涨。

杜月笙控制着上海滩大部分的码头、商场、烟馆，几乎垄断了上海滩的工厂。

当然杜月笙巅峰时期的财产到底有多少谁也算不清楚。

首先是车子，

杜月笙当时有车九辆，型号还是价值十分昂贵的1930年雪佛兰。

车牌当然也算是一种价值，而杜月笙喜欢7数，车牌的价值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杜月笙日常开销也是达到了恐怖的地步，两百万大洋可以养活上海20000市民一年。他自己一年就花掉这么多钱。

有专家估算杜月笙财产大概是六七亿大洋，当时北京市的一套四合院差不多是八十块大洋。如此算下来杜月笙的财产差不多为七百五十万亿左右。

钱对杜月笙来说只是一个数字，死前烧掉了价值几十亿的欠条。

杜月笙一生会做人。

杜月笙一把烧掉的是几亿还是几十亿已无从考究。

杜月笙一生散财无数。

但最终是穷困潦倒了。

杜月笙这个人，虽然一辈子名震上海滩，生前家财万贯，但死后只有十万美元。

当然在杜月笙在上海发达的时候，并不缺钱。

杜月笙和孟晓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暧昧期，为了追求美女，打款们舍得花钱，杜月笙自然也不例外了。

杜便送她各种各样珍贵的艺术品，这些东西的价值都不是钱能够衡量的。

1912年上海滩的 汽车 数量达到1400辆，杜月笙一个人就拥有 汽车 数辆，并且杜月笙的车牌是7777，这说明他不光有钱，而且有地位。

到了30年代的时候，杜月笙的公馆里已经有了9辆豪车。

豪车真是一方面的消费，杜月笙维持一个杜公馆一年的消费就有200万。

一块大洋的消费就给一个农民吃喝一年了。

有钱之外，自然能够有很多美女，比如说孟晓东，姚玉兰，如果杜月笙不是一个财力足够雄厚之人，怎么可能养得起这些美女呢。

晚年杜月笙去了香港养老，最终只剩下一些借据了。

最终他命人把这些单据都给烧了。给子孙留财，就是给子孙留祸患，杜月笙非常懂这个道理。

杜月笙的名气不可谓不高，他的财力自然也是不容小觑的。

杜月笙(1888年–1951年8月16日)，出生于原江苏省川沙厅(今上海浦东新区)。在杜月笙一岁的时候，上海阴雨连绵，发生了让人感到无比可怕的瘟疫。

杜文卿的米店也同样受到阴雨天气的巨大影响。

为了缓解生存危机，杜文卿只能去洋人的工厂打工，

他的母亲因为难产，离开了人世。

杜文卿带着杜月笙和妹妹两个幼儿。 杜月笙的童年是非常穷困的，没想到他后来发达了。

1杜公馆每年的开销为200万大洋

杜公馆，杜月笙旧居。这是当年杜月笙居住过的地方，造价30万美元。

整个杜公馆一年的开销为200万大洋。

2杜月笙还有九辆车，杜月笙不管是车本身还是车牌号，那可都是最顶尖的。

3捐了军用飞机

1935年，杜月笙订购了120架军用飞机并全捐给国民政府。

蒋介石所能控制的大概也就150架左右，其中120架是杜月笙捐的。

4去世前，将所有的欠条都一把火烧了

在杜月笙去世前，他把欠条都烧了。

虽说杜月笙去世前手里只有11万美元，但相对于普通人来说也算是一笔巨款了。

说到近代的上海滩，很多人应该会对杜月笙印象深刻，他十四岁拜青帮的陈世昌为老大，而后进入了黄金荣公馆做事，跟着黄金荣混，在得到黄金荣认可后，逐步开始了他的风云人生。

当时在青帮中威望越来越高的杜月笙，涉足的生意很广，赌场、鸦片、银行等，他均有参与。

尤其是在鸦片方面，杜月笙可以说是完全垄断了，整个上海滩的鸦片行业以他的三鑫公司为尊，当时整个法租界都为他的三鑫公司提供鸦片。

而就在鸦片事业做得越来越大的时候，杜月笙开始进军金融界，创办了著名的中汇银行。

不仅如此，当年杜月笙的 社会 地位也非常高，加在他身上的头衔非常之多，他不仅是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这个位置当时是华人在法租界的最高位置），还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得到了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头衔。

而在生意和 社会 地位上双丰收的杜月笙，财富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在当年的上海滩，私人 汽车 并不多见，但杜月笙不仅有私人 汽车 ，还足足有九辆之多。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杜公馆一年大约要花费两百万大洋，再次见得，在生意和 社会 地位上双丰收的杜月笙是多么有钱。

当然了，生活在动乱年代，杜月笙也凭借着自己雄厚的财力还为抗战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比如杜月笙曾向美国科蒂斯-莱特订购120架军用飞机，将其全部捐给国民政府，而要知道，算上这120架，蒋介石一共才150架飞机。

那么，杜月笙居然这么有钱，那他在当年的财富，放到现在来说是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生活花费中推测出他的财富状况。

要说到车，这可是现在很多人衡量财富的一个指标，而 汽车 ，在民国时期绝对是顶级的奢侈品，价格奇高。一辆 汽车 的价格在当时足足达到了4000块大洋。

从当年上海滩拉黄包车的车夫们来看吧，一年下来，能够赚上100块大洋就很不错了，一辆豪车4000大洋，相当于普通黄包车夫40年不吃不喝的辛苦钱，9辆豪车，等于1个黄包夫360年的辛苦钱。

如果将这些黄包车夫放到现在的话，按一个人10万年薪，这个数字在上海不算高，而这9辆豪车将折合成3600万人民币。用在买车上的钱就达到了这个数字，相比现在的王思聪，指不定要落王思聪几条街呢！

这还不算，杜月笙整整给蒋介石捐了120架战机，花在这些战机上的钱，根本不是九辆豪车可以比得了的，放到现在的话，少说几十个亿进去了。当然了，这些钱也并不可能会让杜月笙大伤元气。

所以总的来说，当年杜月笙的总财产放到现在，那是相当牛B 的。

旧中国时期的上海有三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风云人物，他们分别是贪财的黄金荣、善打的张啸林以及会做人的杜月笙。杜月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滩的传奇人物，最初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他，凭借着自己的狠劲与机灵一步步地往上爬，最后化身为上海最大黑帮（青帮）的帮主，人称“地下皇帝”。

在1947年，杜月笙和孟晓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暧昧期，为了追求美人，杜月笙很懂如何用财力满足女子虚荣，他的做法很是展现了自己钻石王老五的实力。他首先是派专机，将孟小冬接到上海，然后立刻住进自己的豪宅别墅之中，孟小冬是文艺女孩，不爱通俗的脂粉珍珠，杜便送她各种各样珍贵的艺术品，个个价值连城，名贵之极。

杜月笙以黑道起家，所以赚钱很快，后来又将生意做到了金融、运输以及加工等各个行业，钱更是流水一样地进账。他很会赚钱，也很会花钱，他喜欢赌钱，所以常常在赌桌之上交朋友或者将要送的钱送到应该送的人手上。赚钱是技术，花钱是艺术，杜月笙深谙这两道，所以在这个“钱”字上几乎无往不利，也几乎从来没栽过跟斗。

杜月笙人生最高光的时刻，是回到老家重修了杜家祠堂。他宴请了当时的 社会 名流，并聘请当时国内最好的名角来演出。表面上的风光掩盖不了背后的巨大开支，从杜家祠堂的建成到最后的庆典大约就花掉了上百万块大洋。杜月笙家乡的人每个月都可以找他来领一笔生活经费，并且他还乐善好施，在国内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在抗战期间，杜月笙还自己花钱，组织自己的门下弟子参加抗日战争，配合军统在敌后刺杀汉奸。

杜月笙每年挣钱很多，花的更多，借出去的钱更是数不胜数，到了晚年，曾经的一代枭雄，也难逃没落的结局，因为逃难到了香港，杜月笙手里的钱是花一点少一点，为了避免仇家暗算，杜月笙更是将手里的欠条全部烧光，这份心性，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具备的。

杜月笙的财力有多少？先看几个数据：

种种事实表明，杜月笙真的是非常的有钱。

杜公馆，杜月笙旧居。这是当年杜月笙居住过的地方。

整个杜公馆一年的开销为200万大洋，我们可以简单假设一下，假设现在上海市民每年的开销是10000元，而杜月笙是他们的两万倍。

你说是什么水准？

另外，杜月笙还有九辆车，配有司机和助手18名，有保镖二三十人，而杜月笙喜欢的座驾是1930年雪佛兰，车牌号是7777。当时的 汽车 不比现在，当时拥有 汽车 的，都是洋人或者国内的顶级富豪，而杜月笙不管是车本身还是车牌号，那可都是最顶尖的。

杜月笙有着上海教父称号，1902年，杜月笙踏进青帮，上海第一黑帮。很快他得到了黄金荣的赏识，

1925年杜月笙成立三鑫公司，垄断鸦片运输，就此他的 社会 地位也是越来越高。

他用着之前的金额财富购买飞机，药用物品，不得不说给抗战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很多人都说这是他洗白的一种手段。

杜月笙的财力给他的 社会 地位带来非常大的好处。

他住的杜公馆是高价从法国请来的设计师，

专门为杜月笙量身定做的，造价30万美元。

当时北京一套四合院才几十个大洋就可以买到。

在1947年，为了追求美人，杜月笙很懂如何用财力满足女子虚荣。

他首先是派专机，将孟小冬接到上海，然后立刻住进自己的豪宅别墅之中。

专机，豪宅，价值连城。

花在女人身上的的钱对于杜老板来说，也并不算是钱。

虽然杜月笙很有钱，但是在他临死前却让家人将欠条烧掉了，他这种钱财散尽的行为，也确实报了子孙的平安。

如果从现在角度来估算杜月笙的财力水平应该是难算的明白。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有三大亨，分别是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

黄金荣曾这样评价他，“恐十年后，世人只知杜月笙，不知我黄金荣”。

有句话说，人穷志短。其实这句话并不全对，起码这句话放在杜月笙身上就不适用。

1910年，杜月笙23岁，此时的他，已经是黄金荣手下一名比较受重视的喽罗，因为忠诚，他还得到了黄金荣的特别嘉奖——3000大洋的赏金。

黄金荣告诉他，这笔钱你可以拿去赌，拿去嫖，当然，也可以拿去买别墅。

杜月笙听完后，并没有立刻做决定。作为一个从 社会 底层爬上来的人，他当然知道这3000大洋的分量。这只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笔赏钱。

所以，杜月笙最后拿着这笔钱来到金桥，将他们如数分给了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他非常诚恳地告诉这帮人，“钱虽不多，愿与兄弟共享”。

能做到这个地步的人，在上海滩没有几个。

黄老从杜月笙散财为自己换来舍命的兄弟这件事看出，此人能不被眼前暂时的富贵遮蔽视野，是一个有格局，有境界的人。

超凡的理财理念，奠定了他雄厚的财富帝国

杜月笙从小就开始混 社会 ，所以文化水平有限。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中，有时 社会 反而比学校更能磨练一个人。

1925年，杜月笙成立了公司，垄断了法租界的鸦片提运业务。有钱，又有青帮做背景，杜月笙的 社会 地位逐渐提高，无论是已经下台的黎元洪总统，还是大学士章太炎等人，都是他的座上宾。他的府上，赞一句“谈笑有鸿儒”，也不为过。

除此以外，杜月笙还有着强烈的“求人不如求己”的意识，打从1930年开始，杜月笙就在陈家堰这个地方慢慢购置了田地，逐步累积了十余亩地。

实际上，这个祠堂没过多久就沦为杜月笙旗下的地下加工厂，加工的内容则是吗啡和***等违禁物。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杜月笙生产无虞，便逐步走上了“多元化收入”道路。

投资学校，兴办教育；创办银行，走向金融界；组织恒社，自任理事长；杜月笙迎来了 社会 地位和财富的双丰收。

那个时候， 汽车 是衡量一个人家庭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杜月笙家中有九辆多私家车，用民国时的价格来算，那时候一辆车造价最高达到4000元。

折合现在的市价来看，九辆豪车大概可以换算成3600万，这还只是车子的价格。更不用说，杜月笙曾挥挥手就给蒋介石捐了120架飞机。

当然，他的财产和现在 社会 的IT巨头们自然无法相比。

杜月笙被当做“火速藏在床底下的夜壶”。

杜月笙所做的营生，包括贩卖鸦片、开设赌场。

杜月笙这些赚钱的营生一个个都上不得台面。

通常，杜月笙解决的方法，大都离不开一个“钱”字。

比如说，1929年上海法租界水电工人罢工。

很多人遇到困难时，都会去找杜月笙帮忙，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回。

两年之后，即1931年夏，全国总人口的25%受灾，杜月笙自然要拿钱。

杜月笙的杜家祠堂刚刚落成，杜月笙花了几十位大洋。

杜月笙组织参加大大小小的募捐活动40多起，共募集资金261万，其中杜月笙个人捐了53万。

杜月笙成了民国时期有名的慈善家。

杜月笙很清楚自己的位置：虽然被人“戏称”上海皇帝，可戏称终究还是夜壶罢了。

1951年，杜月生死后，他只给了5个妻子和10个儿子11万美元。

尽管当时可以用73公斤黄金才兑换110,000美元，但对于失去财富的杜跃生来说，这笔钱仍然太少了。

!有些人只看到小偷在吃肉，却没有看到小偷被殴打。

没有被拆。在上海高桥地区，杜家祠堂是中国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堰，建于1930年，祠堂规模宏伟，设有藏书楼、医院、学校和花园，花园内存有两株罗汉松，编号为0622、0623，一株瓜子黄杨，编号为0967，时历半个多世纪，至今长势茂盛，郁郁葱葱。作为中国悠久历史的象征与标志，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与传统，是家族的圣殿。为了保护其历史意义是不会进行拆除的。

因为祠堂是传统文化的主要物质载体。

村里的宗族组织是祠堂空间与村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更新的前提，能够不断地转变其外延的功能以应对城市化的冲击和延续问题，让祠堂空间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所以上海市古老的弄堂，周围都是高楼大厦，偏偏这里不会拆。

上海杜家祠堂：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堰，由杜月笙于1931年建造。上海杜家祠堂，又名杜氏藏书楼、杜宅，是杜氏宗祠的一部分。杜月笙成名以后，为了显示自己仁孝为先，并能光宗耀祖，建造了这一祠堂建筑，并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落成典礼。祠成之日，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几乎所有当时政要名流均分送匾额，并派人到现场祝贺，成为当时轰动上海滩的社会事件。如今，家祠等其他建筑均已毁损，仅存藏书楼。

是杜月笙吧

很详细了

黄金荣 （1867—1953）

浙江余姚人，生于江苏苏州，字锦镛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早年在上海当学徒。系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另二人是杜月笙、张啸林）。1900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后勾结帝国主义、官僚政客发展封建帮会势力，成为上海青帮最大的头目，门徒达1000余人，操纵贩卖鸦片、赌博等罪恶勾当。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人和革命群众。同年辞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职务。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抗日战争时期寓居上海，拒绝出任伪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从事帮会活动，但是权势衰退，地位被杜月笙代替。建国后，曾向人民政府坦白罪行，1953年在上海病死。

流氓大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上海滩里的特有产物。那些出身地位家道贫寒，但又不学无术的流氓，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 地方一霸。这些人无孔不入，在旧上海的三百六十行中权势相加，左右 逢源，一路而为上海闻人。对于这些人，老百姓给他们一个绰号，叫做 “流氓大亨”！而旧上海的大亨里，排行第一的头号大亨，当推黄金荣。

黄金荣清光绪18年(1892年)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员，直至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倚仗帝国主义势力，在上海广收门徒，欺压民众。1927年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积极支持并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曾任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

黄金荣自幼不爱读书，稍长与地痞流氓交往。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黄金荣曾当过裱画匠，后又在上海县衙门里做过一阵子捕快，这时黄金荣听说进了巡捕房当巡捕能吃香喝辣、前途无量，他不甘寂寞，便决定去碰碰运气。这一年，他才22岁。他来到设在公馆马路法租界总巡捕房报名应试。也许是他那强壮的身体占了便宜，他居然给录用了。进了巡捕房后，黄金荣就跟着法国巡捕的屁股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房屋捐”，还要到越界筑路区为新建的房屋订租界的门牌号码。在这些工作中，他表现得格外卖力，还参与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农户、坟主和抗议加捐的小东主活动。由此，他就被警务总监看中，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便宜，也就是包打听。提拔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活动。这时候的他，一身便装，成天地泡在茶馆店里，喝喝茶、吹吹牛，从中收集情报，联络眼线，也算是一项工作。莫看黄金容人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蛮活络。他用“黑吃黑”、“一码克一码”的手法，网罗了一批“三光码子”，即那些惯偷、惯盗、惯骗分子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还制造假象，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法国巡捕房的街对面有一家咸货行的一块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飞。老板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就对那个老板说对面的黄金荣破案子“交关灵光”。老板进了巡捕房就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谁知，不等黄金荣跑出巡捕房，一班小瘪三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由此，黄金荣名声大噪。其实，这全是黄金荣在幕后一手策划、导演出的一出丑局。

不久黄金荣又被提升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二个部门的领班。不过，黄金荣在任期间还真的破过几件大案子。有一次，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去太湖游览。没想到竟遭到了那里土匪的绑架。法租界闻讯后，就派黄金荣前往营救。黄金荣找来了手下的小喽啰找到了太湖土匪的头领“太保阿四”、“猪猡阿美”，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一对“法国肉票”保释了出来。还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带了六箱古玩、字画到上海来。不料，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为此，松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结果，不到半天黄金荣就将原物如数追回。在当包打听的生涯里，最令黄金荣得意的还是侦破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为此，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法国巡捕房提升他为唯一的一个华人探督察长，另派八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更是飞扬跋扈、胆大妄为，成为地方一霸。

尽管他从未拜过老头子、开过香堂，是个“空子”，他却凭借着势大力大而自称为“天字辈” 青帮老大。当时，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为“大”字辈。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黄金荣利用手里的权，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合伙开跑狗场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黄金荣担任法巡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20多年，直到他60岁生日后才辞职，即使如此，法巡捕房警务处还继续聘请他担任顾问。

张啸林(1877—1940)，

乳名阿虎，原名小林，后更名寅，慈溪庄桥(今属江北区)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移居杭州。早年游手好闲，斗殴滋事，与流氓为伍，为当地地痞。后进武备学堂读书，结识张载阳。民国初，结识上海英租界流氓季云卿，随季至沪，后拜上海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与黄金荣、杜月笙结为把兄弟，并称“上海三大亨”。1920年，三人合股开设“三鑫公司”，贩卖鸦片，逼良为娼，横行霸道。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组织“中华共进会”，率“敢死队”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旋被蒋介石委为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委会少将参议。1932年经杜月笙推荐，充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抗战爆发后，指使徒众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收购军需物资资敌，大发国难财。1939年附逆投敌，筹建伪浙江省政府，拟出任伪省长，因遭国民党军统暗杀(未成)作罢。次年1月被军统收买的贴身保镖林怀部刺毙于上海。

杜月笙（1888 821－1951 816)

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后因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典故出自“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是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于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他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当时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

因善于纠合同伙，勾结军阀，他成为鸦片提运中最有势力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杜月笙也做些收买人心的事情。他持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他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他一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文，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他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祠”典礼。仪仗队有五干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夭。杜祠开酒席三日，每日干桌。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 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

1948年，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连获大胜，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携家仓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终年63岁。

青帮大头目杜月笙在抗战中作出的贡献

在大陆的报刊、书籍中，人们常看到有关旧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文字，大多述及他的种种劣迹，间或提到，杜讲义气，有骨气，在抗战中作了一些贡献。也许这也是污点斑斑的黑社会头子人生的另一面。《北京日报》刊文，请《海内与海外》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朱小平对这位传奇人物在抗日战争的贡献进行了解读。

文章称，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夺取政权，杜月笙在政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等，致使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蒋介石杀害。作为旧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点，但是，他也并非漆黑一团。在抗战中，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做出了贡献。文章认为，杜月笙在抗战中大致有四大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义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数万人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年医院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这一可观的成绩，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许多都出于杜的号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毁家纾难”。在这一点上，他号召他所能影响的团体包括他的帮会组织捐助抗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战中，他坚持在上海，包括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直至11月上海沦陷，他才秘密撤退。

在上海抗战中，与戴笠共同创建了一支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配合正规军，参加抗战

杜月笙在上海抗战中所办的另一件大事是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加抗战。尽管戴笠一生以与中共作斗争为己任，但在抗战中，他的思想倾向基本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在这一点上，“人之爱国，谁不如我”的杜月笙与他是一致的。两人本来即为挚友，在抗日这一点上又有共识，所以两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并负责肃谍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钱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了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10月，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力差，但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牺牲。据事后统计:别动队战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伤500余人。据说，杜月笙颇为悲痛，他不是心疼钱，而是哀怜那些为国捐躯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后，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筹措救护事业经费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可以说，杜月笙此时是非常辛劳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机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合设于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专与各方接触。当时，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物资及对难民的救济品，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同时，杜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被暗杀，也与杜月笙有关。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反的。

香港沦陷后，杜月笙撤退重庆，主持红十字会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

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海外物资大部分通过香港转运国内，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名义办理接收、转运，为抗战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香港沦陷后，红十字会总会于1940年移设重庆，杜月笙也撤退重庆，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另外，杜月笙在搜购、抢运战略物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员工作，并协助恢复、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对该会推进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后，杜月笙客居香港。1952年，他弥留前对妻子云:“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但他的遗愿终未实现，1952年11月遗骨被运往台湾，至今暂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杜月笙不去台湾的内情：蒋介石拿我当夜壶

杜月笙晚年曾忿忿然说："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这一形象比喻，既是这位大亨对蒋介石怨恨的发泄，又是失宠后凄楚处境的哀叹。

抗战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过过官瘾，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他把这一想法透给了军统局长戴笠。戴笠心领神会，转达给蒋介石。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带着一帮随从，前呼后拥兴冲冲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传来千真万确消息，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原来是蒋介石对杜月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于是组织门徒大张旗鼓活动，摆出种种理由宣扬议长一职非杜月笙莫属，又不惜大把花钱拉票。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这对杜月笙不啻冷水激顶，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无奈何作了识时务的"俊杰"，在选举结果他当选议长后，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上海系通都大邑，议长责任重大，本人为多病之人，不能担此重任，辜负诸公厚意，多请原谅，再予改选。"主持选举大会的市长吴国桢立即表示接受听从本意，另行重选。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一件件，一桩桩，杜月笙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三大战役结束，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下野。杜月笙知道蒋家王朝气数已尽，开始谋虑去从。为退路办了三件事：卖了杜美路上的一处公馆，得款60万美元；改任意挥霍为量入支出，裁减雇员，紧缩开支；去了香港一次，物色准备购买的住宅。

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蒋介石请去南京，对他说："上海看来是难以守住的了，杜先生应有所准备，必要时携家小去台湾，协助党国共图复兴大业。"

杜月笙似乎料到蒋介石的这番"关心"，爽快地说："我是准备放弃上海以后的退步了。"

蒋介石曾听说，中共方面委托黄炎培等，劝杜月笙留在上海，他无论如何不愿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便以告诫的口吻加了几句："杜先生与中央合作有年，民国16年清党时，为铲除共党鼎定上海立下大功，也因此与共党结怨甚深。共党是讲阶级讲斗争的，他们决不会放过你，切不可有丝毫的侥幸，以早日去台湾最好。"

杜月笙的话仍是半明半暗："总裁放心，我对***绝无侥幸之心。"蒋介石听了当然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但蒋并不就此罢休，还要设法争取，把杜月笙逼去台湾。

对于去留与去向，杜月笙早有盘算权衡。虽然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等劝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断反共20余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就杀了包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内的众多***人，可谓血债累累，所以不敢不走。至于去哪里呢？与蒋介石嫌隙既生，孑然一身去台湾，还不是寄人篱下？杜月笙选择了去号称自由港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