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

谈徽州文化，我们必要先了解一下徽州。

徽州，作为一个地域的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

其前身经历了从"三天子都" "蛮夷"之地属吴、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长历程。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

在此后的866年中，徽州的名称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黄山市时止。

现在我们讲的徽州地域包括：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和黄山风景区；宣城地区的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等。

尽管千百年来，朝代的不断变更，名称的不断变化，但徽州的地域相对稳定，这就为徽州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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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文化历史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

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

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

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

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

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

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

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

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

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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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在漫长演进的中国封建社会，徽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的产生、崛起、兴盛和逐渐从顶峰消退，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必然出现，这样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演进，既和古徽州地域特定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又和中华文化大背景、和长三角历史地理条件紧密相关。

古徽州山多田少人众，许多人必须“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经营四方以就口食”。

这一义，无反顾的“丢”，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一条生存新路的开辟，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一步很了不起的迈进。

“徽民寄命于商”，是一种生存选择，是一种顺时应变。

而徽人之先世又大多为中原移民，顽强的生命力是构成徽人开拓性的重要基因。

徽人不仅在儒学原典中发掘到不少“士商异术而同道”的理论依据，而且在明清实学思潮特别是王学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新鲜的思想营养，“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商贾何鄙之有”的呐喊给徽人为商者“治生为先”信心的坚定以有力的精神鼓舞。

最重要的是，徽人一走出大山，展现在面前的首先是江浙等广阔的中国长三角大市场。

南宋以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临安(杭州)都城的繁荣，使长三角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徽商凭便利的新安江水运手段输往杭城等地妁徽州土产竹、木、茶、石料、药材、纸张等有较大需求量。

在长三角大市场里，徽商进而得咀清朝廷政策之便，抢占先机经营盐业，获得了商业的空前发展。

典当等行业也在江浙两淮遍地开花。

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徽商，“贾而好儒”，将儒、官、商进行了灵动的．协调，交替为用，以儒饰贾，以仕护商，以商促仕，终于在长三角这一得天独厚的大市场上首先创出了一片天下，赢得了“无徽不成镇”的声望。

正如葛剑雄教授所言，商的兴衰，说到底一靠市场二靠商品，在某些时候，这些客观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

清道光以后，江浙两淮的地利之便，泛长三角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崛起。

受外国资本主义工商影响，这一带新型工商业快速发展，沿海浙商、广东粤商崛起，而传统工商业则逐渐衰竭，一落千丈。

徽商主要从事盐、典当、茶木等传统的商业，随着时间推移，清廷官盐经销制度的改变使徽商失去了盐业专利之优势，机器生产方式又占尽了徽商一类传统商人手工作坊生产之先机。

特别是咸同太平天国战乱，泛长三角兵荒马乱，徽商昔日快意驰骋的天地已成为商人的畏途，在徽州本土，战乱将平静的徽商故里变成了拉锯战场和荒野废墟，“十室九空”。

这场战乱对徽商的打击是致命的。

在变化了的时势面前，一些在大都市和沿海的徽商迅速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和发展思路，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了自己的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有的则定居经营之地，成了近现代的宁波商、浙商、广商。

所以梁小民教授认为，说徽商清末以后衰败并不确切，其实是分化了。

当然，也有些徽商像胡雪岩们则在外国列强挤压和自身的种种局限制约之下r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徽商这种从历史颠峰的消退，徽州各县的徽商并不是同步的，清道光以后，徽商盐业整体消退，而茶、漆、酱行业仍鼎行一时。

婺源、黟县的徽商则在道光以后的仍在各地浩浩荡荡开辟新的市场，直至民国时期，还出现了周仲友、吴荣寿，郑吉仁、周绥之、程霖生、曹廷声这样一大批名传内外的徽商。

至于有人提出，为何当代以来徽商已销声匿迹，风光不再众所周知，公私合营以后，社会主义工商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徽商已不再有生存的土壤和条件，长期的“灭资兴无”一直发展到“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哪个徽人还敢执意经商“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徽商后代湮灭了当年先辈们的开拓闯劲，思想太保守太陈1日，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市场和商品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后，深圳、广东，泛长三角商潮汹涌，在“南下”、“东进”打工经商热潮中， 当代徽商也正在崭露头角，上海码头的歙县徽商，把徽菜馆开到欧洲的槐塘农民，把茶叶叫响京城、亮牌大上海的徽州茶商，他们正在和继续承传徽商的优良传统，创造新时期的更大辉煌。

因此，我们只有把“徽商”首先看作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看作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才能理解种种似乎矛盾的徽商现象，恰如其分地评析影响徽商兴衰的内外因素，准确把握历史背景，不至于以偏概全或一概而论。

徽商，是古徽州一府六县自宋以来先后走出大山，在本土和海内甚至海上所到之地经商做生意的所有“徽州朝奉”的统称。

历史妁徽商，时间涵盖宋以来直至民国；地域包括一府六县以及周边民众之为商者，也还包括在徽州本土之外的徽人经商者。

“徽商”是一个百业齐备、组成庞大而复杂，主要以血缘、地缘、人缘为纽带维系的地域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相对于晋商、粤商、龙游商等等而言的一个特定人物群体。

这样一个跨时宋、元、明、清、民国数百年的庞大特定人物群体，在各类史志、各种宗谱、族谱、家谱及有关文献记载上有名有姓有事迹可寻的不下数千上万，仅一部光绪《婺源县志》，就载有婺源徽商千余人，那些因种种原因不见记载的徽商，其数目也不在小。

要评析和把握这样一个庞大人物群体的整体特性，准确认知其“主体形象”，似乎有几点是需要充分注：意的：我们既要把握徽商的总体共性特征，又要同时关注其群体内部千差万别的个性表现，从这些丰富的个性内容中准确地归纳和揭示其能代表全貌的特性。

我们应该坚持从徽商客观实际，史料文本实际出发，认真对这一庞大人物群体作多种视角、多个层面、多种思维方式的量化统计和分析，将个案分析和整体把握相结合，而且这种量化统计和分析必须是比较科学的，比较全面的，比较系统的，而不是主观、随意和严重残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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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位于皖南山区，黄山雄奇甲天下，白岳旖旎称神州。

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思想伟人，学术巨子，灿若群星；新安文化，徽州艺术，万紫千红。

勤劳的徽州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引领 千余年。

徽州文化，总带着一种风韵！带着一种传奇！究竟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又是怎样发展的？

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

山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

虽然山川秀丽，风景绝佳，但“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驿刚而不化”。

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

人

徽州人，世世代代勤于山伐，不畏险阻，艰苦劳作。

徽州人愈发坚忍不拔，培养了气质，缔造了精神。

水

徽州山水的灵性，化为徽州人的品格。

南宋休宁知县祝禹圭说，“山峭厉而水清激，故禀其气、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习尚不能不过刚而喜斗，然而君子则务以其刚为高行奇节，而尤以不义为羞”。

“地理环境对徽州人性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突出者，即是赋予了徽州人一种刚性气质。

或负豪使气，争为长雄；或刚而喜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

其为官者，刚正不阿，多为御史谏官；其为学者，空所依傍，独立思考，多有创见。

正是山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

文化的融合铸就徽州文化

秦汉以前，生活在徽州的主要是山越人。

山越人以伐山为业，刀耕火种，勇悍尚武，是为山地游耕文化。

从大的方面来说，则属于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南方越文化。

另一方面，徽州区域自秦置黟、歙二县，中原汉文化开始渗入。

至东汉初年，即有中原大族迁徙徽州。

中国历史上每逢朝代更替，常常发生动乱。

人民被迫举家迁徙。

如历史上有名的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唐末黄巢之乱以及宋金战争等，这些大动乱都引起了，北方士民大举迁入徽州。

迁徽后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视教育，崇尚儒雅，带来了中原文明。

随着人口繁衍与族群扩大，迁徽士民反客为主，而成为徽州的主要居民。

在此期间，一些担任郡守的文人名宦，如南梁之任P、徐ぃ瞥︾摺⒑榫诘龋即罅ν菩欣褚堑嘉难а拧保晌罩莸纳缁岱缟小S谑牵性幕ソフ季萘酥鞯嫉匚弧H欢⒉荒芩担性何木腿〈说钡厣皆轿幕/p>

唐人吕温说：歙州“地杂瓯骆，号为难理”；瓯骆，即指越人；难理，指徽人争强好胜、健讼喜斗而言。

徽州难治是出了名的，直到明清仍有此类记载。

这说明山越文化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

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之中，免不了碰撞和冲突，但更多的是交融与汇合。

这种融合是双向的。

中原文化强有力地影响了山越文化，促其益向文雅；而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渗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趋于刚健。

徽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重视教育的儒家传统，崇尚儒雅的社会风气，维系族群的宗族观念，都明显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质；其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等，皆反映出山越文化的元素。

徽州文化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风范，又渗透着山越文化的刚强气质。

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从秦汉至隋唐五代，经过长期的交汇融合，结果演绎成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

大规模移民活动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独特的山区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

其基本精神：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传统、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等，构成了徽州文化的主体，形成了徽州文化的核心。

这些文化因素对徽州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使其后的徽州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异军突起。

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十分繁荣，海外贸易颇为兴盛。

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徽州的地位随之大幅提升。

徽州虽不处于江南三角洲的核心地带，但距离杭州并不遥远，“其地接于杭睦宣饶，四出无不通”，宋南迁后，“中兴实为辅郡，四朝涵育，生齿日繁，地利日辟，人力日至”。

辅郡，即畿辅之郡。

徽州无疑属于当时江南最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圈之内。

其后，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徽州在全国经济文化发展坐标中的地位愈益突出，更加重要。

徽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局限于徽州本土。

正如胡适所言，对徽人来说，有所谓的小徽州与大徽州。

小徽州即指徽州本土，大徽州则指徽州以外的华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广大空间。

徽州文化既发达于徽州本土，又活跃在华夏大地。

徽州本土的狭小促成了徽人的向外扩展。

最初当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而后则成了一种社会风尚。

徽人通过经商、科举、出仕、游学、移居等种种途径，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

明清时期达到

这种交流相互影响，相得益彰。

在这种交流中，徽州于经济上聚天下之财富，文化上得五方之风气。

徽商置业四方，称雄宇内，徽人出仕、游学，遍及各地。

富有特色、独领 的徽州文化也随之传播四海，在各地开花结果。

徽州成为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交汇之地与辐射中心。

徽州文化的形成、发展与繁荣，乃是充分地利用了大徽州这个广阔的舞台，有赖于此者至大矣。

自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度，至宋代也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

宋统治者大力开科取士，使之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

徽州人以其文化优势及时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科举出仕者大增。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两宋时期徽人登科总人数为861人，而在唐五代时期徽人登科者仅10人。

宋代徽人担任过四品以上官职者达30余人，所谓“宋兴，则名臣辈出”是也。

徽州人首先在政治上实现了崛起。

宋代理学的兴盛，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义。

理学起于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至南宋朱熹为其集大成者。

朱熹理学甚至影响东亚，远播欧洲。

以徽州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学，对徽州本土影响至深至大。

经过元代的发展，形成了新安理学学派。

“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徽州人成为践行理学的典范。

而徽州本是“程朱桑梓之邦”，“婺源之有朱子，犹邹之有孟子、继曲阜之有孔子也”。

自南宋“咸淳五年（1269）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之后，向有“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之称，即徽州乃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家代表人物的发祥之地，其所处地位不言而喻。

宋代以后，徽州迎来的另一个历史发展机遇，则是商品经济的兴盛繁荣。

宋元以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

这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

其显著特点是：主要民生用品商品化程度增大；长距离贩运贸易发展；商路增辟和新兴商业城镇增加；大商业资本兴起，等等。

总括起来即是全国性市场形成。

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不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是一个客观条件，它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机会大致是相同的。

那么，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徽州人，最后是徽商称雄四海呢？这与徽州文化有密切关系。

在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时代，外出经商首先要克服死守故里的观念。

徽州人能够做到“十三十四，往外一丢”，勇于外出经商，并且成为一种风尚，是很不简单的。

这种向外拓展的开放精神，正显示了徽州文化的特色。

当然，徽州人外出经商有地理条件这个因素，由于山多田少而不得不外出谋生。

但明代各地因饥荒徭役而外出逃生者极为众多，这些人沿街乞讨者有之，为人帮工者有之，充当奴仆者有之，更多的人则是四处流浪，难以控制，史称“流民”。

终明之世，流民一直是无法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

而徽州人外出则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是因为，徽州文化崇文重教，教育十分发达，“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莫不有学有师。

正是教育的普及为经商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无需赘言，目不识丁是难以外出经商的，即使中小商人，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

至于那些在全国性市场环境下从事商贸活动、进行大商业资本运作的富商巨贾，更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

徽商许多人本来就是儒者，他们以儒家理念来指导其商业活动，贾而好儒，而被称为儒商。

正如戴震所言，徽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

而徽州宗族也有开放的一面，对徽商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他们筹集资金，为徽商创业提供资本；输送人力，以建立徽商对行业的垄断；利用宗法，来强化徽商的商业组织等。

徽州宗族成为徽人外出经商的可靠保障和坚强后盾。

历史记载的徽商

明人谢肇淘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

活跃于明清时代的徽商，足迹几遍宇内，从偏远的沙漠到神秘的海岛，乃至于海外；其资本雄厚，积累了巨万财富，藏镪百万、千万；他们掌握着某些行业的垄断性经营，如盐业、典当业等；他们拥有各个商帮之首的地位；他们从明中叶兴起，至嘉靖、万历时达到繁盛，在清代又有一个大的发展，称雄于全国商界数百年之久。

徽商活动的意义远远超出商业本身，对当时的经济、文化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促进了社会的变迁。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如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等等，显露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曙光，具有时代转型之意义。

在这一时代转型的潮流中，徽商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受益者，也是推动者；不只是参与者，更是拓者。

即明清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及商人集团的兴起，二者也是一个互动过程，并非是商品生产发展了，全国性市场形成了，然后才有人集团的兴起。

当时，徽商经营的范围甚大，地域极广，影响至深。

“其货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在这一方面徽商等商人集团与有力焉，贡献尤大。

徽商乃为这一商品经济发展大潮的领军者，而处于时代发展之前列。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徽商在经济上的成功反过来又在各方面影响着徽州的文化发展，从而造就了明清时代徽州文化的昌盛。

经济与文化互动，在徽州历史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徽商取得的财富成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质基础。

徽商对教育科举、文化艺术、建筑园林、公益事业等投入了大量财富；还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徽州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类拔萃的文化人才，从而铸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

明清时代的徽州文化光辉灿烂、万紫千红。

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画、徽州刻书、徽州三雕、徽派建筑、徽州园林、新安医学，以及自然科学、数学、徽剧、徽菜等，几乎在各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有的领域臻于极致，后世难以企及。

其水平之高、贡献之大，世所公认，它们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时也是当时主流文化的一个代表，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成为灿烂的中华文化之一瑰宝，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的特点。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徽商的成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明后期文坛领袖、徽人汪道昆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

其俗不懦则贾，相代若践更。

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又说：商农“各得其所，商何负于农？”到清代徽州学者俞正燮亦说：“商贾，民之正业。”他们不仅发出了“商何负于农”的质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贾本是民之正业，商与农是平等的，从根本上批驳了商不如农的传统观念。

这种文化自觉，显然是对历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对当时仍在流行的商为四民之末观念的批判，是对几千年来根深蒂固传统的挑战。

其意义已不限于地域文化范畴，而是发出了时代的先声。

转型的负面影响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徽州社会的转型中，亦步履蹒跚。

尽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转型的进程中仍不乏亮点，值得关注。

徽派朴学大师戴震，作为18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其思想显露出的近代气息，具有早期启蒙之意义，已众所周知。

鸦片战争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刚毅气质和求实精神，发表了许多离经叛道之论，勇于向传统观念宣战，被称为中国思想界三贤之一，特别是其维护妇女权益、主张男女平等的诸多阐发，更展现了朴素的人权观念和平等思想。

咸同兵燹后，寄居徽州的学者汪士铎，对早婚等诸多陋习痛加批判，阐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又对儒家仁政、德政进行批驳，而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同一时期，徽籍大臣王茂荫所提出的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切中时弊，见解卓越，阐发深刻，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

黄宾虹作为近代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多有创变，独树一帜，成为继渐江之后的又一个高峰。

徽班进京，被公认为京剧发展的源头之一。

在自然科学方面，徽州数学家汪莱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进位制的理论，实为现代计算机原理之先河。

至于徽人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与作用，无需赘言。

其主张固然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驳和扬弃，然而，从其批判精神来说，却是与朱熹、戴震这些徽州先贤们一脉相承的。

而以上这些在徽州文化转型中闪光的人物，也无一离不开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回顾徽州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交织着人与自然的磨合，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经济与文化的互动。

历经千锤百炼的磨砺，造就了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

徽州文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宋代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徽州文化又是利用大徽州即本土以外的广阔舞台而发展起来的。

归根结底，徽州文化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所创造的，是高素质的徽州人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充分利用大徽州的广阔舞台，而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徽州文化。

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构成了徽学研究的深厚根底。

而对徽州文化史的探索，无疑是徽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继大型学术丛书《徽州文化全书》出版之后，多卷本的《徽州文化史》又付梓问世，不啻为徽学研究之一盛事。

（文章来源：徽州门户网）

清朝乾嘉年间。

棠樾鲍志道二十岁在扬州佐人业盐，后以积薪独立业盐，获巨利，并出任两淮盐业总商。棠樾鲍士臣，先贫，鬻田庐业商，轻财重义，“四方之人，闻士臣至，争先鬻其货，士臣由是能蓄其财，悉偿先人逋负，而赎归其田庐”。

鲍士臣，字汝良，棠樾人，家贫走鄱阳，困于旅舍，为主人所雇而事舂臼，有客投宿未曙去，遗囊金于门，士臣见之持告主人，待客至而还之，客载拜并酬以金，士臣不受。晚岁携子归里，有故人为父赎罪，托士臣带上金银以纳诸官，渡洞庭狂风大作，士臣喟然谓子日，“吾与尔死，此命也；恨受人之托，而不能终其事，使其亲仍陷于罪，奈何"已而士臣舟竞无恙。

《歙事闲谭》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文载：歙商鲍士臣某日拾遗金交主人以归还失主，失主拜谢酬以金，不受。于是，主人更加器重他，到处赞扬他。“其后纳交者日众，或贷 金于 先生而薄其子钱，先生始得时货之有无，兴贩四方。四方之人，闻先生至，争先鬻其货。”

歙县棠樾人鲍士臣，5岁失母，甫冠丧父，贫无所依，徒步去鄱阳经商，到一旅舍已经资用乏绝，只得为旅舍主人舂米度日子。一天，有客投宿该店，未等天明即离店而去，结果把钱袋丢在门边，鲍士臣早起如厕捡到，但困厄之中的他没有昧下此钱，而是告诉店主人，等客人寻来还给他。果然不久，失钱旅客寻返，鲍如数归之，并不受谢金。店主由此看重鲍士臣，当地人也闻其名，从而借钱给经商，他也因此而起家。

天理是明儒的最高理念，徽商“蹈道守礼”，旨在求得符合天理。歙商鲍士臣兴贩四方，以义制利，对人乐善好施，对己以勤俭自处，尝曰：“傥来之物，侈用之是谓暴天，吝用之亦为违天，惟其当而已矣。”

徽商追求儒士之风雅还可以从聚古敛藏上得以验证。明清时期尤其清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而加强思想控制，士人为避其害而躲入故纸堆、遗迹遗物中去考证历史，从而兴起一股复古之风。“汉族文人不满清政府的文化钳制政策，维护现有的文化底色，抵制民族压迫和欺凌，同时出于对明政权覆亡的反思，许多人认为祸根在于明末对传统文化的反叛。鉴于此，清人有一种明显的向传统复归的心理态势，这种心理与当时整个时代环境相汇合，造成了清王朝持久而深入的一股复古潮流，文化风气由明末趋新陡然一变为尚故。”由此，自宋代开考古之端，历经元明，至清民间聚古敛藏之风大盛。“不管何朝何代，不管何种风格，或古朴，或典雅，或斑斓，只要来自古人，都受到清人的青睐和崇拜。”

徽商余暇之际，博览群书，提高其文化知识水平，同时也客观上增强了他的市场经营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商人都是不识诗书、只知逐蝇头狡狎低俗之人。徽商好读书喜交友，喜好琴棋书画，精通音律，谈史论诗，追求高品位生活，自是令人刮目相看。徽商余光徽，“嗜学筹算，余闲恒坐书城”，长久以往，其见识风度自是过人。他曾手书谕其子说：“为学当修养身心，艺术为次。明清时期，不少徽商著有文集诗录，喜好收藏交友，聚会品题书画，“歙县自宋、元、明讫咸、同之乱，以居万山之中，藏书籍字画古今名迹，胜于江浙诸省，风俗以经商各省通邑，士人寄籍，恒多与同人博士交游，文艺亦有根柢。”这在中国商人史上是较少见的。徽商贾而好儒，提倡“义利并重”、“以义为利”、“诚信为本”等经营理念，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徽商好儒，重视教育，积极靠近官府，特别徽商子弟科举入仕，扩大了商人在封建官场上的影响，从而使商人社会地位得以不断提高。另外，不少官僚士人纷纷经商，这样官商逐渐一体化。在很多徽商那里，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缙绅。”这也从侧面说明商人的社会地位在明清时期得到较大的提高。同时，徽商积极地与官僚士大夫交往，也扩大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影响。不过，官商一体、士商合流却促进了徽商的封建化。而封建性是徽商最终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不少徽商经营之余著书立说，为商人辩护，传播经商理念和经营之道，促进了商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明清时期出现了商人书，如徽商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明人陶承庆的《商程一览》、清陈其的《天下路程》、赖盛远的《示我周行》及《路程要览》等，成为商人远行和经营指南。

雍正帝说：“……而奢靡之习莫甚于商人。闻各省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靡。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 俳 优伎乐，恒午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甚。”徽商花费大量金钱于狎妓游乐之上，却客观上促进了青楼文化的繁荣，徽商肯花钱于狎妓上，青楼经营者便投其所好，利用徽商附庸风雅的心理，大量培养艺伎，教之以诗书礼仪和琴棋书画，以供徽商消遣享乐。“正是在徽州盐商的刺激下，扬州青楼文化发展并繁荣起来。”也从而助长了社会上的奢靡之风，在徽商“ 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生活之风影响下，富家子弟追风逐俗，生活趋向奢靡。一首扬州竹枝词唱道：“谁家年少好儿郎，岸上青骢水上航。犹恐千金挥不去，又抬飞轿学盐商”。徽商花费大量金钱于诗酒宴会、排场赏戏，尤其徽商狎妓不惜花费大量金钱，甚至于倾家荡产。这无疑耗费了徽商的经营资本。影响了商业扩大再生产。这是徽商追求奢侈休闲生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当然，这部分商人一般限于少数暴富的大商人。一般中小商人还是能坚持节俭的。

经商是徽州人的习俗，还见证于一些志书。明万历《歙县志》载：“出贾既多，土田不重。”同时代的《休宁县志》亦载：“概邑中土不给食，大都以货殖为恒产。”清康熙《徽州府志》也说：“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明代大文豪王世贞更清楚明白地说：“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年在内，十九在外。”业商已蔚然成风。

徽州悠久经商传统的起源，当追溯到公元三世纪的东晋时期。东晋定都建业，使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大批世族豪强也携带宗族、部曲纷纷南迁，其中有不少士族慧眼识中了徽州这块离京城建业不远的土地。四面八方移民的迁入，也带来了比较先进地区的风俗、习惯与文化，打破了原先山越人的封闭，在靠山吃山、自耕自食的原始自然经济中渗进商业经济意识，逐渐孕育着外出经商的习俗。况且，唐代“安史之乱”骚乱中原大地，全国经济重心开南移，南方社会经济亦因此而得到发展，这给商人提供了施展的天地，被致富欲望激荡着心胸的徽州人投入经商也比以前增多。徽州虽然粮食不足以供，但土特物产却甚为丰富，这也为徽州人经商提供了充足的货源。

徽州人因地制宜，首先选择本地特产为经营对象。他们把木材扎成排，沿着奔流不息的新安江，穿过一滩又一滩，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茶叶和漆也是经营的重头戏，早在唐宋，徽州即享盛名：南宋定都临安，大兴土木、广造楼宇，需要大量竹木和油漆，更为地处近邻的徽州商人创造了有利的商机。笔墨纸砚等手工业产品，在唐宋时的徽州也已盛产，澄心堂纸、汪伯立笔、龙尾歙砚，已成为天下文人墨客争欲得之的“文房四宝”。

徽州“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的风俗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经商活动作为一种宗族行为来运作。歙县岑山渡人程且硕在《春帆记程》中写道：“徽州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这说明那些入迁的世家大族不仅举族而来，且随徽州生存环境的安宁而旺盛繁衍，还因徽州土地被山陵分割面形成一个个较封闭的宗族空间。渐渐形成宗族的凝聚力，这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势力，他们的经商活动往往依靠这股势力去开展。

徽商始于晋，自明代，尤其是在明代中叶，真正形成一个人从资巨、颇具特色的地方商业集团的徽商。

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亦即15世纪中叶，中国东南城镇商品经济获得较大发展，城市日趋繁荣，曾为明初都城的南京，当时人口已达24万，四方商贾在此云集，商品货物堆积如山，街头巷尾人群熙攘。为推动商业经济的发展，明朝政府还特地盖建不少“塌房”，供商人存放货物，即使是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仍定南京为留都。此时南方已无战事，社会局面安定，自然促进了地处长江之滨、位居南北要冲的留都的经济发展，于是历几十个春秋岁月，到了成化、弘治两位皇帝时，这留都南京更上一层楼是呈现一派“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南北商贾争着来此贸易的景象。

徽州与长江三角洲相毗邻。有悠久经商传统的徽州人，也因时乘势，际会风云，加入到这商贸大舞台上，一展才智，大显身手。杭嘉湖地区的丝绸棉布，扬州两淮的食盐，景德镇的瓷器，徽州的竹木茶漆和文房四宝，华北的棉花大豆，江西、两湖的稻米，以及长江中上游的木材等等，都架上了“徽骆驼”和“驼峰”，在四处流通交易，在这流通交易中，肯吃苦、有算智的徽州商人便大获厚利，并迅速涌现出一批手握巨资历的富商大贾。

徽商经营的行业，可谓包罗万象，只要有利可图，几乎“无货不居”。尤以盐、典、茶、木等行业为大。是徽商经营最主要的行业。明万历《歙县志》说徽商经营的行业“特举其大，则莫如以盐荚之业贾淮扬之间而已”。盐商实际上构成了徽州商人集团的主体，对徽州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都很大。

明嘉靖、万历年间，徽州在扬州业盐的商人，主要是黄、汪、吴诸族，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两乃至百万两。如歙县竦塘黄氏家族便在那鹊起于两淮盐场。明朝的黄五保，黄豹，黄崇敬，歙县竦塘黄氏，还有黄存芳、黄莹等，他们成功经营，使竦瑭黄氏获得“业盐甲两淮”之誉。

早在唐末宋初，徽州即有茶树栽培，而经销茶叶也便成为徽商赖以发迹的主要行业之一。宋代，徽州人为经营茶业已行贾四方，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售大增，茶叶贸易成了徽商经营上仅次于盐业的“巨业”。那时，徽人中已有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正统年间，即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据《歙事闲谭》载，清乾隆时，仅歙县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就有7家，茶商名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中，也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尔后遍及东北、鲁、豫等地，据民国《乌青镇志》载，浙江乌青镇的茶叶店全是徽商开设的。徽商经营茶业，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

徽商的内销茶经营，谓之茶庄。徽商的外销茶经营，则谓之洋庄。明清时期，茶叶就是我国一种重要的出口物，徽州茶就是广州外商采购最多的茶叶之一。徽州茶商在同广州商人的交往中，吸收他们的建议，改进制茶技术，以歙县、休宁茶叶为主体的屯溪绿茶便成为畅销海外的名茶。

徽商木业，据专家考证，徽人做木材生意“至迟始于宋代”。尤其是南宋，都城南迁至临安时，大兴土木，建造宫阙，所需木材甚多，这里与徽州近在咫尺，自然给徽州商人经营木材带来了天时与地利，故南宋时，徽商的木业经营颇为兴隆。

不过，与其他行业相比，做木材生意是一种更担风险的买卖。清乾隆《婺源县志》上写道：“木商以其资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在古徽州6县中，经营木业的商人之数当以婺源为首，休宁次之，祁门、歙县又次之，许承尧《歙事闲谭》载道：“徽多木商……然皆婺人，近惟歙北乡村，偶有托业者，不若婺之盛也。”明清时期，徽商木材生意越做越火，各地对木材的方式量也越来越多，单凭徽州山中那点木材资源，难以满足了，头脑灵活的徽州人把目光传向了江西、湖广、四川等地，去开拓新的货源，扩大木材贩运活动。

徽人经营木材的气势颇为宏大。在湖南沅江流进洞庭湖的入口处，有个德山镇，是湘西沅江上流所产材质优良的辰杉木外运的必经之地。镇上徽商往来不绝，长年聚集在这里的徽州运木排夫不下数千人。杭州也是一个重要的木材集散地。清乾隆时，徽州木商曾在杭州候潮门外徽国文公祠创立“徽商木业公所”，也就是“木行”，杭州“徽商木业公所”创自婺源人江扬言，其子江来喜又加以发扬光大，于江干购置沙地，上至闸口，下至秋涛宫，面积共计3690余亩。

典当业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古老的一种信用行业，也是徽商经营仅次于盐业的行业。人们称徽商是“徽州朝奉”，实际上这是徽州当铺掌柜的代名词。追求溯源，朝奉本是一种古老的官职，秦汉时期就开始设置，到宋代才定为从六品、正七品。

明末南京的当铺总有500家，大多为福建、徽州两帮所开设，福建帮单兵作战，本小利重，取利高达三分四分，徽州当铺则并肩经营，凭恃雄厚财力，降低利率，取息仅一分，至多不过三分，结果，人们不愿上福建当铺，而愿去徽州典家，福建帮遭人忌恨，徽州人却博得“有益于贫民”的声誉。

徽州典当业的兴盛，其次在于他们注意改善经营方法和态度，明万历时，歙县人汪通保在上海经营典当业，就一改典铺石库形式，四面开门，令其宗族弟子分头接待顾客，藉以提高营业效益；他还严格地约束诸弟子，贷出的银子一定要成色好，重量足，计算利息要公道，收回银子时分文不和多取。

徽州典当业的兴盛，还在于他们颇具特色的内部管理，他们的分工精细，制度也严明。据清末民初老当铺客介绍，明清时期，一般规模的徽州当铺里，都设有“柜台先生”二三人，坐镇鉴别顾客典当的货物，评估价钱；“写票”2人，专写当票；“中班”6人，有正有副，负责制货物打包；“挂牌”2人，“学生”10余人，按能力大小把他们依次排成序号，序号1—6的学生分别协助各管事料理业务，序号7以后的学生则负责跑包楼，送包取包；还有“管事”若干人，分管包房、钱房、首饰房和帐房，人人各有所司，各司其职。

徽商经营除盐、茶、木、典四大支柱行业外，还有粮食、布帛、文房四宝、刻书等众多行业。

粮业，徽商经营粮业，起源同茶业、木业一样早。主要是将外地粮食贩入徽州，其规模还不算很大。

徽州粮商经营形式很多，且讲究效益，他们或是在产粮地区设库囤购粮食，再传卖给客商；或看丰歉行情直接抛售市场；或将甲地粮贩往乙地，脱手再将乙地商品运往甲地或其他地区，通过对流循环提高利润。

许多盐商也兼营粮食贸易。他们的盐船在汉口卸货后，往往把粮食作为回头货满载而归。

布帛业。这也是徽商经营的重要行业，明清时期，我国棉布的加工、集散，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徽州布商也主要在这些地区活动。他们把棉布的收购、染色和运销大部分操在手中，或走街串巷，从农家织妇中零星收购棉布；或开设牙行、布庄，把持市场价格。清康熙三十二年，仅苏州城内81家布庄号中，属徽州汪、程二姓开设的就有30多家之多，还有徽州朱姓、金姓、吴姓等开设的布号，占据了大多数。清代后期率先兴办“胡仁泰布号” 和汪怡兴色布号“的胡朗甫、汪锦咸，即是在常州的徽州布商的代表。

在那些不产棉却棉织业发达之地，徽商便开设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谓之“花布行”。如无锡就有许多徽商从事这种活动，他们把换来的布运往北方发卖，获利甚厚，遂视无锡为牟利的好地方，称之为“布码头”，与所谓的“汉口为船码头，镇江为银码头”相提并论。棉布贩运使徽州布商牟取了更大的利润。造就了许多家产百万的徽商们。

徽商还经营许多行业。如文房四宝业，自唐末徽墨、歙砚创制以后，到南唐、北宋又涌现澄心堂纸、汪伯立笔，成为文房四宝贡品；明清时，徽墨、歙砚继续发展，尤以墨业发展更盛，明代有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等制墨名家，清代则有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四大家。而徽州则成为闻名遐尔的砚乡墨都。又如新安刻书业，在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一跃而居全国出版业之首，他们在刻书方式方法和雕版技术上大胆革新，大量编缉出版丛书，在图书内大量刊刻插图，通过四色五色彩印，使图书精美清丽动人，出现了书肆林立、书商足迹遍于全国的局面。还有陶瓷业、饮食业、药业、珠宝业等等，可谓百业俱备，异彩纷呈。因此，完全可以说，徽商的多行业经营，是他们能够称雄中华商界达数百年之久的重要因素之一。

徽州徽州地处安徽省南部，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

西周时期，这里曾产生过灿烂的青铜文化。

春秋战国时代，徽州先后隶属于吴、越和楚国。

秦统一中国后，曾在这里设黟、歙两县。

三国以前，这里是山越人的天下。

山越人刀耕火种，出入山林，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孙吴平定山越后，专门设立新都郡，对其进行统治。

征服山越，使徽州历史上的封闭之门开始被打开。

尔后，随着北方战乱的加剧，中原世家大族为逃避战乱，纷纷向南迁徙，山环水绕的徽州自然成为世家大族逃避的世外桃源。

三国两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和两宋之际是中原世家大族迁往徽州的三大历史时期。

中原世家大族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传统单一的山越文化开始融入了中原文化的优秀品格。

西晋时期，改新都郡为新安郡，隋唐至北宋时期，新安郡为歙州所取代。

宋徽州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在平定了方腊起义后，易歙州为徽州。

从此，历经元明清三代，徽州（府）所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六县的行政格局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现今，婺源和绩溪已不在黄山市范围内，徽州辖所的淳安、石台、旌德也被划出，但说及徽州文化，一定不能把它们割离开，因为它们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吴国大致在今江苏一带，越国大致在今浙江一带，楚国大致在今湖北一带。

因为徽州里流过源自杭州湾的新安江，故称新安郡。

徽州始于唐，起于宋，兴于明，盛于清，于清末民国开始没落。

其原来的地域版图中，婺源于解放后划归江西，绩溪、旌德划归宣城地区，石台划归池州地区，淳安划归杭州市。

徽州地区用过的名称有：徽州地区，屯溪市，黄山市。

现称为黄山市,辖有屯溪区、黄山区、徽州区、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等三区四县。

明清两代，徽州的科学仪器制作，有多种都十分著名。休宁县吴鲁衡精制的地学仪器罗盘可以用于地理考察、地图测绘、海上导航等活动的方向指示。明代歙县詹希元发明了一种机械计时器——五轮沙漏。

齐彦槐字梦树，婺源人，1809年考中进士。著有《天球浅说》、《中星仪说》、《北极经纬度分表》等著作。制作了斜晷、中星仪、天球仪等天文仪器。

其中，中星仪高334厘米，外表有一圆形天球，天球表面绘刻星象、节候，中部偏下有一圆孔，可插入钥匙，将天球内部发条上紧。发条产生动力，转动齿轮，天球自旋，即可方便准确地了解天空星象位置和运行情况。

为了抗旱，齐彦槐深入民间采访。创造了龙尾、恒升二车，即“龙骨水车”和另一种提水灌溉的“撩车”。

万安古镇坐落在黄山南麓，齐云山之北。吴鲁衡在万安镇上街创立“吴鲁衡罗经店”，改进发展制作罗盘指向、日晷定时仪器。

吴氏罗盘规格众多，对原料和工艺的需求极为严格，一件成品需经6道工序：一是选坯，用优质木材作为坯料；二是经开坯、车圆、磨光而制成盘状；三是分格，即刻画纵横格度；四是写盘面，一圈又一圈，少则两三圈，多则4圈至16圈，标有太极、阴阳、三才、五行、洛书、八卦，天干、地支、二十八宿、十二舍、七曜、九星系统等。简洁地提供了数理的内涵和天人合—哲学的辩证思想以及内外相连的统一整体性；五是上油；六是安装磁针，被看成最为关键的一道工序。

万安罗盘，近300年来，经过代代相传，不懈努力，辛勤劳动，式样有上百种之多，精密度高，畅销国内外。

齐彦槐所创的天球仪

（1）耕地少，粮食产量低；自然资源丰富；传统手工业比较发达；水路交通便利。（10分）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资源和条件，积极寻求出路，知难奋进。（4分） （2）经验有重视文化学习；坚守诚信的商业道德；吃苦耐劳；注意与封建政府的关系。（4分）障碍有各种税务摊派；官吏的敲诈勒索；政府的抑商政策；西方列强的经济扩张等。（2分。若只答“言行举止”可得1分） （3）政府搭建平台；广泛联系海内外商界；发挥徽帮的纽带作用；扩大合作领域。（5分）

试题分析：（1）第一小问可根据材料一“没有成片的耕地，粮食产量普遍较低”、“可物产丰富”、“手工业更具特色”、“这里的水路可称便捷”直接概括得出；第二小问要根据徽商诞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启示。 根据材料中的“读书好，营商好”、“讲究商业道德”、“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等信息词，可总结出徽商兴旺的经验；第二小问注意清朝是一个古代与近代交接时代。故联系所学古代与近代中国阻碍商业发展的因素，可得出第二小问。 依据材料中的“徽商大会是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为中外客商搭建平台”、“促进安徽开放型经济发展”等信息句进行总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