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下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伟，以“明代长城的戍边者——盐池杨氏家族墓及其相关问题”为题，为大家介绍本次“丝路岁月——大时代下的小故事”特展中“边城孤卫”的故事。

1999年7月18日，宁夏盐池冯记圈这个干燥少雨的地方下起了一场大暴雨，两座明代砖室墓的墓口被冲开，引起许多村民围观。考古学者赶赴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其后的8天时间里共发掘了三座墓葬，墓主是守卫明长城的杨氏家族。

由于盐池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杨氏家族墓大批的织物与墓葬品保存良好，有助于后人了解墓主人的人生故事与当时的明代社会风尚。

盐池概述

1 地理背景

盐池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最东部，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东北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接壤，东南比邻陕西榆林市，南边和甘肃省庆阳地区相交界，四省相邻，地势南高北低，全县境内无高山大河，最大的河流为水量稀少的苦水河，往西北注入黄河，属于典型的内陆干旱地区。

唐代诗人李益在《盐洲过饮马泉》诗中写道：“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时盐池饮马泉”，明代时形容此处：“幅员数百里，又皆可沃壤可耕之地”，可见历史上的盐池曾经是块水草丰美的地方，但是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土地过分放牧与樵采，以及战事频繁，早已逐渐荒漠化，流沙遍布。境内野生动植物、矿产资源丰富，盛产毛皮、甘草与食盐，俗称盐池三宝。

大约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盐池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这里处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过渡地带，因此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址。

在古代，食盐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来源，但是产盐的地区很少，盐池就既是食盐的主要产地，又与其他地区相邻，自古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2 盐池考古

秦统一六国后，盐池属于北地郡的辖地，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秦至北地郡领县19”，19县里面包括马岭、富平、朐衍，盐池就位于朐衍县，而朐衍县旧址，现在称为“张家场古城”，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南缘，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800米，城墙以夯土砌筑，城内散布大量的绳纹板瓦，卷云纹瓦当、回纹空心砖、陶器残片和“大富贵，子宜孙，乐未央”铭文的方砖，还有一些铜璇玑、带钩、封泥、铜印章、货币等文物。张家场古城是宁夏境内保存比较好的汉代古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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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场古城出土器物

公元407年，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在银川建立夏国，称作“赫连夏”或是“大夏”，首都在陕西省靖边县（今统万城），盐池属于赫连夏的属地。

而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政权更迭频繁，地方势力割据以及丝绸之路贸易兴盛，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胡人涌入盐池，此地成为少数民族胡人和汉族的杂居之地，交汇了各方文化，考古学者也在此地发现了许多墓葬。

唐代在盐池设立“六胡州”，负责安置归降的突厥人和粟特人。在盐池县花马池镇硝池子村的“窨子梁唐墓”，共有六座石室墓葬，墓主人姓何，为昭武九姓之一。

从M3墓出土的墓志铭显示，墓主下葬于唐代公元700年，地点位于六胡州之一的鲁州，为明代长城沿线地区。 窨子梁唐墓是带有石柱的石室墓，最著名的文物是两扇“胡旋舞石刻墓门”，门高88厘米、宽425厘米，正面琢磨光滑，中间雕刻有一对男性胡旋舞舞伎，两人生得髭须卷发、深目高鼻、胸宽腰细，体魄健壮，头发上束着发带，身着圆领紧身窄袖衫，下着紧贴腿部的裙子，脚穿长筒皮靴。左侧男伎踩在一小块圆毯上，右腿后屈，左手正微微上举，右臂屈至头顶，右侧男伎，脚立于毯上，左腿前伸，双臂上屈，至头顶上方合拢，两人都是手持长巾，熟练回旋，飘逸潇洒。门板四周以剔地浅雕卷云纹装饰，形成舞伎腾跃于云气的画面，具有流动如飞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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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窨子梁唐墓胡旋舞墓门拓片

胡旋舞又名“团乱旋”、“团圆旋”，是出于中亚一带的舞蹈，由西域传入中原以后，颇受上层阶级喜爱，白居易与元稹都曾有诗作，描述胡旋女体态轻盈、旋转之快的舞姿，在很多文物里也会看到胡旋舞的形象，例如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胡旋舞石碑、甘肃山丹县文物馆的胡旋舞铜俑、太原唐墓出土的胡旋舞长沙窑。 窨子梁唐墓出土的两扇墓门，是我国首次在唐代墓葬中发现有胡旋舞形象的墓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

五代和北宋时期，政府开始在盐池设置盐州。北宋咸平五年，盐池被西夏占据，为西夏带来了大量的青白盐贸易收入。明代，盐池成为朝廷和北归蒙元势力对峙的北部边塞重地。明政府为了阻止鞑靼入塞，从洪武年间开始在黄河东岸修筑长城，并调兵戍守。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在盐池设花马池营；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又置花马池守御千户所；正德元年，改千户所为宁夏后卫，全境分属花马池、兴武营、林州三个守御千户所管辖。

现在的盐池，是品尝滩羊手抓肉的好地方，还保留了早期草原民族的特色。

盐池冯记圈明墓概述

1 墓葬形制

“冯记圈明墓”是宁夏正式发掘的少数明代墓葬之一，它的墓葬形制完备，出土器物精美，堪属宁夏之首。冯记圈明墓一共发掘了三座墓葬，墓葬的地面建筑均已不存，地下的总体形制保存完好。其中M1、M2的墓道上方局部已被破坏，M3保存完好。三座墓葬都是带有单室券顶斜坡式墓道的长方形砖砌墓室，方向坐南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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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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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平剖面图

明代经济交通发达，各地商品与文化往来传承，全国文化面貌的趋同性加强。 从我们已发表的资料来看，明代的墓葬形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王侯宗室”为代表的多室墓墓葬，墓葬的建筑平面布局，大多仿造地面上的王府宫殿建筑形式，此类墓葬大多出现在山东、四川、江西、河南、湖北、安徽等地。

另一类是“一般官僚与平民”的简单长方形砖石墓，这种墓葬长期流行于南方，尤其常见于藩王、品官、宫城太监的墓葬，冯记圈明墓就属于此类。

明代墓葬十分注重墓室的密封和牢固性，建造时会特别注重墓室的防腐和防水。

冯记圈明墓也反映了这个特征，墓室采用平砖错缝平铺，逐层垒砌而成，拱券多使用坚固厚实的两层重顶，让盗墓者难以从上面打开，而且缝隙之间，用三合土沟缝，表面抹平处理，牢固又防水。

2 随葬品及其特色

冯记圈M3夫妇合葬墓保存完整，棺墓等随葬品均放在原位。

墓室内，封门处并列两张朱红色的木桌，从木桌的腐朽程度与棺椁外型的特征来看，木桌应该是随棺椁一同下葬，男棺前的木桌较为高大，桌上摆放一个实木架，再用白色的帐幔遮盖（帐幔出土后已毁坏），架上摆放灶台、铜、扁担等锡器，还有少量的筷子与木器，男棺前木桌的锡器数量较女棺前多。

棺椁摆放位置为头内脚外，男棺位在西边，女棺位在东边，男棺椁较为高宽，椁外还有六个翣牌，具有镇墓辟邪的作用，棺椁后方的壁龛上并列九件器物，包含罐、碟、碗等，其中两件瓷罐分别盛有风干的食物和水状液体，壁龛上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使用器，与木桌上摆放的锡制模型冥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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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翣牌

整个墓室布局紧凑有序，层次清楚，主次分明，能突出棺椁的中心位置。

除了木桌上的锡器可能属于个人使用之外，其余都是夫妻共享。

从棺椁的大小和随葬冥器的数量看来，冯记圈明墓带有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

冯记圈明墓的三座墓葬都是合葬墓，其中M1、M2发现了三具人骨，从颅骨特征分析，可能是一夫二妻的三人合葬，M3是夫妻一男一女合葬。

夫妻合葬的风俗，从西汉开始就有，明代深受传统思想影响，合葬之风盛行，上至皇室，下至百姓都是夫妇合葬。

冯记圈三座墓的随葬品包含织物、锡器、木器、铜器和瓷器等，种类虽然不多，但数量可观。衣冠服饰也反映了墓主的身份等级，例如M3男主人身上出土了一个铜带扣，是当时引领风尚的款式，其他随葬品则看不出明确的组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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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铜带扣

3 锡器

冯记圈明墓出土的锡器有三个特点，第一，日用器皿体积较小，制作也略显粗糙；第二，随葬锡器摆放随意，无统一的组合形式；第三，随葬品会集中摆放在灵座内。

锡器在商周时期已开始使用，但由于材质脆软，大多作为合金，很少将锡器用于随葬品，明代以前的墓葬中，仅宋元墓中偶有出土特例。

元明时期，锡焊技术已发展成熟，锡制品开始流行，冯记圈明墓出土了80多件锡器，从选料、剪裁、成型、焊接都已发展完备，除了能焊接薄片的锡料，还有少量器物采用了磨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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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三足鼎

4 织物

锡器和织物是冯记圈明墓最具特色的墓葬品。3座墓葬中，仅M3的衣冠服饰保持原状，因为墓室密封性佳，加上当地环境干燥，出土的织物除了退色、掉色或相互熏染以外，整体保存良好，是研究明代纺织的良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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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出土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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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出土四云纹缎地刺绣獬豸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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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子细节

5 瓷器

元代与明代最著名的瓷器是青花瓷，因此冯记圈明墓的墓葬品也有许多青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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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青花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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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黑釉瓷器

杨氏家族，明代长城的戍边者

我们从M2杨钊的墓志铭可以看出四个重点，第一是杨氏家族在明朝的发展脉络，第二是明代的官制世袭制度，第三是婚配制度，第四是丧葬习俗。

1 盐池作为宁夏后卫之地的重要作用

明朝建国以后，蒙元的残余势力退居长城以北，但实力仍然十分强大，不时威胁中原，到了明代中期，政府腐败，国力渐衰，蒙古鞑靼瓦剌部相继兴起，各种侵扰更加频繁，给明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明政府耗费几十年构筑长城，范围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绵延万里，是九边重镇的防线。

盐池当时为北部边塞重镇，明朝为阻止鞑靼入塞，于盐池大修边疆和城堡，并调兵戍守。正统八年，在宁夏设置花马池营，并成立宁夏后卫，与宁夏前卫、中卫、左卫、右卫一同形成完整的防卫系统，盐池境内现在的安定堡遗址，就是当时用作边防使用。

唐代称盐池为六胡州、鲁州，学者分析地点应该位于明代的兴武营附近，或者就是兴武营。

目前秦长城和隋长城都已破坏严重，尤其隋长城已很罕见。因此，我们一般讲的长城就是指明长城。近年国家文物局进行有关长城的调查，宁夏属于长城遗迹较为集中的省份，不同时期的长城都聚集在此，足见宁夏与固原在历朝都是抵御北方势力的重要边塞。

2 杨钊墓志铭所反映的族源及身份

冯记圈M2封门外侧出土了一盒长方形墓志，墓志带有志盖，上方有无界格纹饰，并刻有“明封昭毅将军红山杨公合葬墓志铭”共4行15字。墓志内容以楷书篆刻，共764字，除了下端局部模糊，其余文字皆保存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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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杨钊墓志盖

（1）杨氏家族在明朝的发展脉络

根据墓志铭显示，墓主名为“杨钊”，祖上本无姓，仅记录祖辈名字，所以没有家谱可追溯。姓名是汉族千百年来绵延传承的传统，杨钊祖辈不记姓氏，应为少数民族。

杨钊的家族谱系图，共记载了五辈人，第一代是他的高祖叫“枢歹”，曾祖父叫“麻忽儿克”，杨钊是第五代。

有学者认为“枢歹”、“麻忽儿克”，与史料中的蒙古人姓名相近，但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他们就是蒙古人，只能证明他们是居于西域蒙古人生活圈的少数民族。

明朝洪武年间，政府对北蒙古官民采取了劝谕归降的招抚政策，只要能审时天命，携币来降者，朝廷均待以抒忧，安置到边境卫所，或授官赏赐。

高祖枢歹自幼才能出众，在明太祖朱元璋抗蒙元战争时，见元朝大势已去，枢歹就归附了朱元璋，随朱元璋征战，屡有战功，任皇家禁卫军“金吾右卫指挥”，担任巡警京城各门的任务，官至三品，因此墓志里称赞他“知天命顺逆”。

当时明成祖朱棣为了刻意抹去建文帝的年号，沿用洪武年号，因此洪武三十五年实际上是建文四年，枢歹任金吾右卫指挥时，守卫的是北京城，而非南京城。

（2）明朝的世袭制度

明代有执官世袭的制度，明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杨钊的曾祖父麻忽儿克，世袭了金吾右卫指挥一职，一路追随朱棣，忠贞可嘉，因此被赐姓“杨”，获得了汉族的姓氏。

杨钊的祖父叫杨洪，父亲叫杨英，杨英历经了成化、弘治、正德三个朝代，他与祖辈们一样骁勇善战，多次立下赫赫战功。

当时蒙古的鞑靼、瓦剌不时南下侵扰，战事吃紧。因此弘治四年，杨英被派驻边防前线，任“宁夏前卫指挥”，在最艰苦的地方发挥作用。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杨英任“宁夏后卫指挥”，守备宁夏北部防线。后来，朝廷调任陕西的军队抵抗蒙古，杨英升任“指挥佥事”，指挥陕西来的兵员，他的子孙从此以后也入籍了宁夏后卫。

墓志上记载，墓主人杨钊三岁时随父母来到宁夏，秉承祖辈骁勇，又受到北部边防环境的感染，生性耿直，识见雄伟，文韬武略，长大后承袭父辈金吾右卫职，管理军队纪律严明，掌理卫事众心悦服。

嘉靖十三年八月，盘踞河套的鞑靼11万骑兵大举入侵花马池（盐池），在定边营遭到伏击后，前往固原，但陕西的将领未能有效抵抗，因此鞑靼骑兵在安定堡烧杀抢掠。

当时年轻的杨钊发策奇招，协助宁夏总兵王孝取得了安定之捷，因抗敌有功，得到了册封，升为指挥使后晋升为领班指挥、正三品昭毅将军，杨钊墓志上的头衔就是昭毅将军。 杨钊老年辞官后隐退，墓志上记载他：“约一二知己，乘车载宗祖，纵情山水，不问政事，乐享晚年”。说明他不过问政事，也少与人往来，安享老年生活。

（3）婚配与丧葬习俗

蒙古人曾经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噩梦，即便是在元朝灭亡以后，蒙古人依然控制着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给明朝带来巨大的威胁，能够归顺又能效力明王朝的蒙元人自然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杨氏家族是滞留在中原的蒙元人缩影，这类蒙元人士历经数代与汉人通婚，加速了民族融合。

杨钊共有妻妾五人。第一任妻子为指挥李振之女，早卒。接续为陈氏、郑氏、任氏、王氏。他们的婚姻具有传统门当户对的门第观念，包含他的儿子、子嗣都是。妻妾也分等级，夫妻合葬墓里，妾不可合葬，妾也不可顶替妻子的地位。我们可以透过冯记圈明墓的墓葬形式、墓志铭与随葬器物，看出明代社会的传统风貌。

结语

冯记圈明墓出土的织物和锡器，使我们对当时的纺织和金属冶铸业有了更多的认识，墓志铭记载了明代边防与官制世袭、婚配制度等，也都是研究明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郑樵《通志》卷25：“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因此，谱学大盛。降至明清，私家修谱盛行，成为宗族普遍关注的大事，一般是三四十年即重修一次，往往是一修再修甚至多次重修，依封建统治者的逻辑就是“笃宗族以昭雍睦”、“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家也积极修谱，称为玉碟，由宗人府具体承办。现存家谱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的私修家谱，其体例主要是融合欧阳修、苏询二体而形成的规范化的谱式，即“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佳而不朽。”(《兴化戎氏重修宗谱》序)，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

(1)谱名，有称家谱、家乘、族谱、宗谱、世谱、会谱、统谱、房谱、支谱等的不同；

(2)谱序：包括达官贵人及儒学大师等撰修的序言，用以反映本族的历史、族望、修谱简况及修谱原则等；

(3)谱论，即论述修谱的意义、原则、方法等；

(4)恩荣录，包括皇帝对家族成员中官员及家属的敕书、诰命、赐字、赐匾、赐诗、御谥文、御制碑文及地方官府的增谕文字等；

(5)遗像及像赞，载有祖先及祖中重要人物的遗像，并配诗示赞；

(6)族规家训，包括祖训、家礼、家典、家范、家戒、家规、族规、族约，是约束族人的礼仪规定，它对于族长的特殊地位、族众的行为准则、祭祀的礼仪、族产的管理等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规定；

(7)五服图，即明确族众的五服关系；

(8)世系，系家谱内容的主体，族中所有成员依照图表格式，按辈分次序进行排列，借以明确族人的代系及血缘关系等；

(9)谱系本纪，即记载族人的简单情况，如本人名字、父名、排行、字号、生卒年月日、科第、官职、妻室、葬地、子女等；

(10)命名行派，为族人命名需依一定的顺序以区别辈分，如曲阜氏依照“兴额传继广，昭宪庆繁样，会德维垂邮，钦昭念显扬”二十字命名；

(11)官迹，记载族中历代官宦名人事迹，有的还专门收集族中及第人员；

(12)传记；即族中名贤的传记材料，有行状、行实、事状、志略、忠义、孝友、贞节、寿文、贺序、墓志、序文、祭文、年诺等；

(13)先世考，考正本族的历史渊源和迁徒情况，如得姓始末、始祖、世派、迁徒地区等。 (14)名i录，记述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楼阁等

(15)祠堂，有记堂图、祀文、捐祠者姓名、祠堂规制、神位世次等；

(16)族产，如祠田、义庄、山林、房屋、田至及租佃文契；

(17)坟墓；即族人的墓地分布；

(18)艺文，收录族人的著述；

(19)领谱字号，记载家谱的编号、印谱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取人名。

以民国时的家谱为例，它所构成的体例要素计有三十项：

1．谱名。2．目录 3．谱序

4．凡例5．万年历6．世源

7．世系图 8．派序 9．先祖像及赞

10．恩荣录11．宗戒12．家训

13．家戒14．坟茎15．五服图

16．宗祠17．族产18．耆旧传

19．艺文20．大事记21．历届修谱名目

22．承修名目23．提修名目24．新旧居迁地名

25．门丁数26．领谱字号27．捐输名目

28．杂记29．后记30．宗支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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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家谱还有专章记载本宗族曾经发生的大事，如与其他宗族发生的纠纷或械斗；与冒认本族的同姓所打的官司等。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是传家之宝，一般秘不示人，故领谱子孙妥善保存。每次大祭时，全族将所有现存家谱集中到祠堂查验，凡是遭到鼠咬、油渍、虫蛀、受潮霉烂的家谱，藏谱者都要受到声讨和处罚，若卖出即被作为不孝子孙逐出宗族，如《西石城风俗志》记载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谱集，污则罚之。谱未呈验者，亦予罚。”由于家讳甚严，家谱严格遵循隐恶扬善的规定，但家谱仍是人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 “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那么“家谱”一名的取用应在汉至南北朝时期。所以，在《新唐书》中，以“家谱”冠名的才真正开始多起来，如“谢氏家谱”、 “薛氏家谱”、“颜氏家谱”、“李用休家谱”等。说以“家谱”为名始于宋代，是不确切的。作为家谱，本应为一直系之本家谱。但后来，绝大多数是凡同一区域内的同一先祖的各分支后裔的共同谱牒统称为家谱。从历史上谱牒用名看，宗谱、族谱、家谱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这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当时大夫、士阶层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别子无权继承君位，必须分立自立一家，成为某一家支的始族，即“别子为祖”，继承始祖别子的也只能是长子、长孙、长曾孙这一系统，此谓“大宗”。《仪礼·丧服》：“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服族也，”极言大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高：别子的继承人是世代不断的，故称“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别子除有长子，还有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简言之，凡同祖之裔为宗，宗人凑聚为族，按古宗法制度所制，大宗和小宗的合称为宗族。

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祭毕合族会食。“凡所告事，宗于皆书于宗籍，大宗无后则支子以昭穆之后宗之，则宗道存，而诸义有主也。”(《续通典》卷67)

义田 又称“义庄”，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范仲淹创设义庄的初始动机是：‘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宋人小说类编》卷一)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故顾炎武说：设立义庄“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思，吉凶有通财之义。”如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矣。”(《皇朝经世文编》卷八)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做到“臣不言君名，子不言父名。”家讳现象，周代即以出现，汉晋逐渐盛行，至南北朝进入全盛，后世相沿，但明清时稍松。依家讳要求，外出写家信，信封上忌用父亲名字，而要用本人名字写成“某某某平安家信，”对别人说起自已的父母，亦多用“府君”、“萱堂”、“椿庭”、“家父”、“家母”一类的词代称。在行文时，如遇与长辈相同的字，则以改字、缺笔等方法加以回避，以表尊敬。如苏东坡作序，一律以“叙”代替“序”字，以避父讳“序”；司马迁父名“谈”，故他在《史记》中从未用“谈”字，家讳发展到后世已不限于文字和称呼上，如晋代桓玄父名“温”，其家中讳说“温‘，因来宾要求温酒竞至大哭，

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这种规定自汉代开始，明清时期的大家族颇为盛行．如江西九江吴氏的排辈为：德里伯志盂，时添国道中，之登光宗应，茂学仁宜从。周邦新进化，富寿兆长荣，昭代闻仕启，恒慈建立洪。昌明高尚法，永守善良功，锡庆开先业，修和本大同。江西靖安钟氏的排辈为：子孙永昌，宗先福长，顺龙有庆，发荣万方。可见，排辈用字连接起来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浓厚的尊祖意识以及对于宗族繁荣昌盛的期望。

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故<礼记·祭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周礼·夏官司马·司土》：“及赐爵，呼昭穆而进之。”周代设专官区分昭穆，如小史、小宗伯等。小史负有辨昭穆的责任，就是指史官应根据系世来确定王族成员的行辈。《周礼·春宫宗伯·小宗伯》特别强调小宗伯的一项职责是：“辨庙祧眨昭穆，”意即在为某位祖先建立宗庙时，朝廷的典礼官便要事先根据死者行辈标志的昭与穆，来确定其宗庙应建在宗庙群中的昭组还是穆组的位置上。这种以昭穆区分行辈的办法比较原始，在汉代被以行辈字标志行辈和方式取代。

九族 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分布为：父族四指五族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指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之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指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可见九族是一个较大的亲属团体。后世在概括宗亲关系时基本上不用九族的提法。

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贾谊新书》：“人之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日父，父有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曰从父兄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从曾祖而昆弟，故日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亲之始于一人，世之别离，分为六亲。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次不可相谕，相谕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依此，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以编撰当代姓氏人物世系为题材的籍典，有以人物世系为研究对象而创制的体例和修撰法则，从而研究它的起源、类别、功能、社会作用等，进而“演为专门之学”，这就是谱学。早期的谱学概念，主要着重于谱碟的修编、总汇、法则等方面。晋太元中贾弼撰写的《姓氏簿状》，称其为贾氏谱学，梁王僧孺在贾弼旧本的基础上，充实增补改撰为《十八州谱》，号为王氏谱学。隋唐时的《衣冠谱》、《开元谱》、《元和姓纂》、《永谱》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唐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的士族家谱，考其世系，撰编成大型的《氏族志》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计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至今敦煌石室还存有《氏族志》原始写本残页。五代以后，有郑穛的《通志》著录谱序六种，另有《氏族典》、《古今姓氏书辩证》等都是有影响的谱学专著，特别须提及的北宋欧阳修与苏洵在谱学领域所创制的欧苏二体，为谱牒的修撰提供了至今不改的法则。这些古代谱学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现代谱学，更着重于谱牒所涉及的历史内容而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探讨，取其有史学价值和人文科学价值的精华部分，并从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地方史等方面解析历史，从而服务于现代社会。

谱法 所谓谱法，是按一定的规则制度、体例进行编撰谱牒的方法。这个方法，其要点就是怎样完整、准确、明了、有序地记载族人世系及其有关事项。从广义上讲，一部完整规范的谱牒，应涵盖该族历史、源流世系、人物、事件、业绩、迁徒、族规等内容。自宋起，编撰谱牒有两法，即欧体和苏体，也称欧式和苏式。

支谱 顾名思义，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为同祖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形成或成为“支谱”的因素往往也是因分衍、择业、迁徒等原因，游离在原宗地所发展而成的，所以冠以“支谱”，它本身就表明了它属某宗之下的一个分支。支谱仍属于族谱范畴。

家乘 家乘，原意为以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家乘属于家谱的范畴，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用家乘。家乘是从“史乘”袭用而来。虽然冠用家乘的不太多，但对谱碟的称谓单位则多有使用“乘”，是谱牒定量的又一别称。谱中有如：“以上大乘，每乘拾八本。”这里所谓的大乘非指佛教“大乘”之意。乘，本为春秋时晋国的史籍名，以后引申到载史之类的书，可称“史乘”。因此将谱列入史类称乘，大乘即本族总谱和门谱的合称，如“每乘拾八本”，即这部完整的谱碟共十八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