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有的。

　近年发现的山西代县《杨氏宗谱》、山西原平《杨氏宗谱》于六郎延朗名下，都分别记有宗保、宗政、宗勉三子；而在湖北黄梅发现的《杨氏宗谱》更明确记有“宗保妻穆氏，生文广、同信二子”（《浙江日报》1983年7 月30日）。可见家谱中有她和杨宗保的。因此，有学者认为，穆桂英姓名虽未见史册，但并非无此人。据称“杨文广之妻慕容氏，武艺高强，英勇善战，辽兵将均畏之”（《保德州志》）。

慕容 被误传为 穆 姓

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通志·氏族略》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天下同姓是一家，故而同姓不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注“贵者有氏”：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裂土封侯），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

姓字本义

《说文》中有“姓”字，从女生，生亦声。此字始出现时已比较晚。殷墟甲骨卜辞文字中虽已有几片残辞中 甲骨文相片

见到“姓”，但与《说文》所列这种会意兼形声的“姓”字似有不同，由于甲骨卜辞残破，其在卜辞中用法多不详，仅一片略能知道是作女子之名或字，此种加了女旁（性别符号）之字，一般只作为女子个人名号使用，不同于《说文》中的姓字。西周古文字中尚未见姓字。春秋时代中期末叶的齐器铭文中有一汉字，左边是“亻”字旁，右边是“生”，不从女，从人。这个汉字亦见于战国时代玺印文字。战国时代晚期秦诅楚文方有“姓”这一汉字。由此可知，“姓”字古义上要需从对文献记载爬梳整理去求得。

杨希枚著《姓字古义析证》，对“姓”字在文献中的用法详加整理，得出结论是“姓”字古义有三：其一，训子或子嗣；其二，训族或族属；其三，训民或属民。

姓在先秦的含义

朱凤瀚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将“姓”字在先秦时代的含义如下：

其一，实本义是女子所生的子女。《说文》：“姓，人所生也。占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户，因生以为姓，从女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所谓“人所生也”即母所生之子女。《左传·昭公》所谓：“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左传·昭公》：“二后之姓，于今为庶。”《礼记·丧大记》：“父兄子姓立于东方。（郑玄注：子姓，谓众子孙也。姓之言生也。）”等例中之“姓”皆属此种本义。

其二，“姓”即是子女，子女相为亲，相组为族。所以广其义，姓可作族属、族人解，亦可以进一步将之理解为泛称的“族”的意思，如殷墟卜辞中之“多生”西周春秋金文中之“百生”。在卜辞中“多生”是指占卜主体（王）的亲族。西周金文中的“百生”，从铭文内容看，可以用来称本族族人，也可以泛指没有亲族关系的其他族的族人。至于东周文献中所见的“百姓”，则不仅可以有以上“百生”之义，而且有的含义更广泛，几乎近于今日所说之百姓，即民众，旧解或将”百姓”释为“百官”，其说不可信。

其三，“姓”本义既为女子所生子嗣，则同一女子所生子嗣组成的亲族也可以称为“姓”。以表示其同出于一个女性始祖的这种特殊的亲属关系。这是“姓”的另一引申义。此种亲族组织强调女性始祖，则当如许多学者所推拟的。其最初必形成于母系氏族社会中，即夫从妻居，子女属于母族，世系以母方计。对于这种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组织的名称，杨希枚先生主张称为“姓族”。典籍所记姬姓、姜姓，最初应皆属母系姓族，姬、姜则是此种母系姓族之名号。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妻从夫居，子女不再属母族而归于父族，世系以父方计，所以母系姓族遂转为父系姓族。此后，父系姓族仍然使用着母系姓族的名号。今日所见古姓族名号如姬、姜、姒、妫等皆带女旁，虽造字时间不早，但从女可能表明其本原与母系姓族有关。父系姓族所以沿用之，则当是因为在母系向父系转变之初，子女虽已属父族，但仍以其母之姓族名号为族名，后延续作为父系姓族的名号，同于传说的黄帝诸子异姓之例。在商代、周代这一历史阶段，诸父系姓族实皆已分化为若干独立的、以宗族形态存立的分支（即卜文所谓氏）但姓族在商代的作用仍比较明显，仍有实体性质，可以认为是一种高层次的家族。姓族到周代后多只有名义上与观念上的作用，已非实体，不具有组织上共同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或宗教生活，亦即不属于所谓的家族。

其四，“姓”在东周文献中有时是指姓族之名号，如《国语·周语下》言“赐姓曰姜”之“姓”[12]，即应理解为所赐姓族之名号即姜。又如《左传·哀公》“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很明显“姓”在这里是指吴女所属姓族之名号，即“姬”。所谓姓族之“姓”与作姓族名号讲的“姓”是一实一名，属于两种概念范畴，所以会发生此种混同，当如杨希枚先生所言是由于名代表实，积久而以实为名，于是产生姬、姜之类姓之名号就是姓的概念。司马迁在《史记》中常言姓某氏，没能区别古代姓与氏之不同，但他所说的“姓”意思即是指姓族之名号。

氏在先秦的含义

“氏”字最初造字时本义已难知。《说文》以巴蜀方言训解之，当非其本义。此字在殷墟甲骨刻辞中仅一见，刻辞残破，含义亦不明。西周文字中“氏”字巳较常见，其字义与东周文献中“氏”的含义有彼此相同者，故并在一起分析，其主要用法大致是：

其一，指称个人。有多种用法：如可以接在官名后，作官称，像师氏、尹氏等。《左传·昭公》讲少昊氏诸鸟官名，亦是鸟名加氏为称。接在爵位后表示尊称，如“侯氏”。接在字或亲称后表示一种较亲近的称谓，如伯氏、叔氏、舅氏。接在姓后，指属于该姓族的女子，如“姜氏”“姞氏”“任氏”等等。接在作为家族组织讲的“氏”之名号后，指称属于该家族的个人，如叔孙氏、雍氏、庄氏。除以上用法外，东周典籍中称上古传说中的帝王、部落首领亦在其名后加氏为称，如“黄帝氏”、“少昊氏”、“共工氏”等。

其二，与表示姓族之“姓”义同，如《左传·昭公》：“姜氏、任氏，实守其地。”（杜预注：姜，齐姓；任，薛姓。）又如《国语·周语上》：“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此“姜氏”即“姜姓”，但这种用法较少见。

其三，指一些上古的部族，《国语·周语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除此所谓有夏氏、有吕氏外，《左传·襄公》的所谓陶唐氏、御龙氏、豕韦氏、唐杜氏等等，以及《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述诸上古国族，均未必是单纯的血缘组织。刘师培《释氏》论及此种氏：“是氏即所居之土，无上则无氏。”其实质乃是一种非单纯血缘关系的政治区域性集团。先秦典籍在记述商周时代的历史时，已很少使用此种含义的氏的概念，只是偶用以称一些边远地外的部族，如《国语·周语上》中“犬戎氏以其职来王”之“犬戎氏”

其四，指一种家族组织。此种例子很多，如《左传·昭公》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可见羊舌氏即叔向所属宗族的十一支分族之一。《国语·晋语八》：“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韦昭注：“宗，同宗也。”由知羊舌氏本身亦构成宗族。《左传·昭公》：“子皮之族饮酒无度，故马师氏与子皮氏有恶。”子皮氏显即子皮之族。《左传·襄公》：“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候氏、子师氏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这五氏亦即五族。《左传·哀公》中宋皇氏、灵氏、乐氏又称“三族”。《国语·晋语九》：“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辅氏即从智氏中所分立出来的，智果本人之近亲家族。以上文字可说明氏即族。实际上《左传》、《国语》中凡列国卿大夫家族多称“某氏”，如鲁桓公之后称“孟氏”、“叔孙氏”、“季氏”，齐国的“崔氏”、“田氏”，郑穆公之遗族统称“穆氏”等，皆属于氏的此种用法，显然不同干上述那种非单纯血缘关系的政治区域性集团之氏。指称家族之氏，已经见于西周金文，如散氏、虢季氏等。春秋金文中所见厚氏、干氏、彪氏、京氏也是。这种属于家族组织的氏与姓族的关系，当如《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引《世本》所言：“言姓即在上，占氏即在下。”即是说氏是统于姓族之下，二者有主体与分支的关系。

其五，“氏”亦可专指族氏这种血缘亲族组织之名号，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标志。如《左传》中可见有“某氏之族”之称，如“游氏之族”，细析之，所谓“某氏”在这里实仅专指该族氏之名。又如《左传·隐公》：“公命以字为展氏”，即是命以“无骇”之字“展”为其氏名，称展氏。郑樵《通志·氏族略》列举了多种氏名来源，如“以官为氏”、“以地为氏”等，此种“氏”均是指族氏之名号。“氏”亦与“姓”一样，具有名（族名）实（族之实体）两种含义。由此也可以进一步领悟到作为亲族组织的氏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凡称“氏”，皆表未该亲属组织有自己独特的名号。按照典籍中旧有说法，也可以说是有个独特的家名。所以所谓“立氏”不仅意味着在组织上相对独立，而且意味着起一个足以表示其独立性的名号。

其六，在西周、春秋时代，作为贵族家族之“氏”，虽本身是血缘组织，但往往不是以单纯的血缘组织形式而是以一种政治、军事、经济共同休的形式存在，其自身只作为这共同体的核心。此种共同体有时亦可以“氏”相称。如《左传·昭公》记载昭公伐季氏，叔孙氏之司马言于其众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因。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可见这些家臣、私属是将“我”归入叔孙氏之内。此时的叔孙氏严格起来讲，不是指叔孙氏家族组织，而是指包括其家臣、私属在内的共同体。但是，此种用法的“氏”显然是由“氏”的亲属组织含义引申而来，并不能因为有此种用法，而认为所有的“氏”皆是指此种共同体。

姓与氏的共同点

第一：皆是血缘亲属组织。

第二：以外婚制为正常属性。

第三：均是一种单系的继嗣群，即父系的继嗣群。

姓与氏的不同点

第一：姓族在早期即因存立时间久远，亲属数目的庞大，分支族氏的增多，其成员间仍以自认的单系共同来源为亲属纽带，但未必已能追溯到一个共同明确的祖先，亦未必都可以找到彼此间明确的谱系关系。而氏一般皆有明确的、可以追溯到一个人的始祖。

第二：对于所有同姓成员来说，其所属姓是同定的。氏名来源较多样，如以邑为氏，以谥为氏，以官为氏 炎黄二帝雕像

等，同一家族可因居邑为氏，也可以族长的官职为氏，当时也经常出现命氏、别族等情况。在这种背景下，父子、兄弟不必同氏，人也可以有几个氏，如晋卿士会，以士为氏，是承其祖氏，士氏初当是以官为氏，但士会由于食采于随、范，在《左传·文公》曰随会，《左传·昭公》曰范会。《国语·晋语九》所记晋智氏之族人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即是智果，又称辅果

第三：姓是统一的，即姓族本身未有层次区别，虽有氏为分支，但没有更小的姓族。而氏却可以是多层次的。一个大氏可以包括由其分化出来的若干小氏。从史料看，这在商代比较明显，卜文所要论述的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中的所谓“复合氏名”即显示了此种多层次的氏的存在形式。多层次的氏组织随着血缘关系与其作用范围的减弱而渐渐不再盛行，渐向单层次发展。但较大的氏组织内仍包括若干分支，只是分支未必皆另立新氏。

第四：女子不论出嫁与否，皆有同定的姓。但女子出嫁前与父同氏，出嫁后属夫氏，所以可以夫氏为称，但亦可以仍以父氏为称。此从周代青铜器铭文资料可知，如：父为其女制媵器，在铭文中称其女名为“夫氏加女姓”，如辅伯鼎铭。出嫁女子在夫家自己制器亦自称其名为“夫氏加己姓”。夫为其妇制器，在器铭中称妇名为“妇之父氏加妇之姓”，如善夫旅伯鼎铭。可见出嫁女子在夫家并未完全失去自己的父氏。

姓与氏合而为一

秦汉以来，姓氏合而为一。《通志·氏族略》载，“秦灭六国，子孙该为民庶，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由此始……兹姓与氏浑为一者也。”

自此以后，姓即氏，氏即姓，姓氏或氏姓成了姓或氏的一种书面用语。而在不同场合，姓和氏的使用是有区别的。例如在社会人际交往中，不相识的人碰在一起，往往会礼节性地问：“请问贵姓？”答曰：“免贵姓×。”从未听说有：请问“贵氏”的。在家谱、族谱的题名上却是《×氏家谱》、《×氏族谱》，也从未见过《×姓家谱》、《×姓族谱》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大概在口语中问“贵氏”犯忌，因“氏”与“死”同音。“氏”在远古时代是男子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是纪录某一姓氏男姓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的图册，所以家谱、族谱的题名用某氏。

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迁入地，据《明史》、《明实录》及大量家谱、碑文记载，主要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北京等地，少量分散于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朱元璋的家乡安徽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主战场，又是水、旱、蝗灾的频发地区。朱元璋起兵于此，转战江苏、湖北十余年，与元军及张士诚、陈友谅部反复争夺、殊死拼杀，造成了当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破荒凉局面。因此，明初移民，朱元璋首先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朱元璋称帝不久，就曾将太湖流域的数千民户强行迁入他的家乡(《明史·食货志一》)。

　　洪武九年十一月，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见《明史·太祖本纪二》)，目的是尽快让他的家乡繁荣起来。河南地区的移民以洪武年间迁入者居多，永乐年间次之。据方志、家谱、碑文资料统计，移民中有95%以上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如河南辉县的《穆氏家谱·序》中云，穆氏于永乐年间，“自……洪洞县乱柴沟初迁河南卫辉……穆家营庄，历居数世。至万历年间，又迁于获邑西北隅距城十五里穆家营”。从河南地区移民的分布情况来看，多处于黄河和淮河流域，这一地区因元末天灾人祸而人烟凋蔽。河北、北京地区的移民，据家谱、碑文等资料分析，大多是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入的，这与该地区“靖难之役”期间战乱破坏严重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迁往山东地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黄泛区的东昌、济南、兖州、青州等府，涉及今天山东的六十多个县市。移民迁入后，多以姓氏为村庄、屯名，也有以故土的县名为名的，如丁官屯、随官屯、胡官屯、李营、屯留营、长子营等。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儒家伦理又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因此可以断定，明初的移民是由政府强制性实施的，移民半路逃亡的事件经常发生。为防止移民的逃亡，移民官员想出了种种办法，如砸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用绳索捆绑等，这些民俗学上也有反映。据说凡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在生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双脚的小脚指甲是复合型的。之所以如此，民间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当时官员们为防止移民中途逃跑，就强行脱下他们的鞋子，在他们的小脚指甲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伤愈之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就变成了复合型的了；另一说为当时政府规定家有两子以上的民户，除留下小儿子外，其余的儿子都必须迁出。生离死别之际，母亲为将来寻找儿子方便，便将被迁徙儿子们的小脚指甲都咬成了两瓣作为标记。这种生理特征，作为大槐树移民的遗传基因，也遗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官兵们在押送移民过程中，为防止移民逃跑，还强行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并用长绳索连成一串。由于长期的被押解生活，使他们逐渐养成了背着双手走路的习惯，而他们的后代也在耳濡目染中沿袭了这一生活习俗。押解途中，人们的大小便都要请求押解官员解开被绑着的双手才能完成，于是一有人喊“解手”，人们就知道行进队伍中有人要大小便了。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移民群体中“大小便”的特殊代名词。

　　为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注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移民们，为了避免骨肉的再次分离，纷纷被迫痛苦地更姓易名，于是就从一些家族中分离出多个姓氏。据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曹县《魏刘氏合谱》)而那些不愿更改姓名者，只能骨肉分离、天各一方，被异地安置了。如，据家谱资料统计，山东境内的广饶陈官乡古氏与昌乐朱刘镇古氏、寿光田马乡古氏、五莲县古氏等，均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古氏一族。

　　梦里萦回千百度

　　明初持续五十余年的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过程，充满了艰辛和血泪，除在移民群体和他们的后裔中留下了许多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生理特征外，这一举措确实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安定社会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移民活动，首先使移民地区的人口在短期内大量增加，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劳动力不足的燃眉之急。如河南地区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总数约为1913万，到弘治四年(1491)迅速增加到约436万人。其次是耕地面积大量增加，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垦田总数已达850万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四倍。由于劳动人手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粮食产量和田赋总额不断提高。如洪武十八年，全国的田赋总额约2081万石，到洪武二十六年，则猛增为327898万石。可以说，移民政策的强制实施，客观上缓和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为永乐、宣德时期明朝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的广济寺和大槐树，早已被不断泛滥的汾河洪水席卷得杳无踪影了。但作为故乡符号的大槐树及老鸹窝，却永远地沉淀在了那些移民后裔的记忆深层。自明初至今，民间自发的修订家谱、宗谱活动从来就无暇顾及官方三令五申的禁令，盛行不衰，移民们及其后裔在新的故乡另立族谱，他们每每把家族的源头追溯到那“梦里萦回千百度”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辛亥革命爆发后，三民主义唤醒了广大民众的自觉意识，激发了人们寻根问祖的热情。从专制桎梏中解脱出来的那些洪洞移民的后裔们，非常渴望能找到山西故里仍然健在的亲人，在他们中间悄然掀起了一股寻根祭宗的风潮。一些在移民后裔相对集中地区为官的洪洞籍官员，因为同宗共族的缘故，受到了移民后裔的热情礼遇。有感于此，1914年，曾经在山东等地为官的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等人倡议募捐，于古大槐树东旁同根孽生出的第二代古槐处筹建了古大槐树遗址，并竖碑立碣、组织人编修《古大槐树志》。20世纪80年代后，以大槐树移民遗址为载体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更加活跃。自1991年起，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都要在大槐树下举行隆重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大槐树移民后裔们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虔诚地来到大槐树下，追忆那曾经梦中的情景，这里成了数以亿计大槐树移民后裔寻根祭宗的圣地。这种挥之不去的“同宗共族，天下一家”大槐树情节，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终于找到根了 我是山东一支的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自明朝以来，这首民谣就一直在我国各地民间尤其是黄河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甚至在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也时常可以听到。洪洞县大槐树之所以成了中华儿女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是因为它承载着先人对故土家园的依恋和顾盼。同时，民谣中又分明流露出发生在明朝初年那场大规模移民运动中的血泪情别。

　　一亿人的故乡

　　中国古代的移民活动自史前时期起，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既有自发的，也有被迫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明朝初年的移民活动自明太祖朱元璋起，经建文帝、明成祖，历时五十余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史所罕见。当时的移民可分为以经济为主的移民和以政治、军事为主的移民。以政治、军事为宗旨的移民活动，主要指明朝初年朱元璋强迁苏、松、嘉、湖地区的富户于其龙兴之地濠州和龙居之地南京，以及明军攻克大都后，为加强该地的军事实力，将山西或山后地区大量的民户迁徙至居庸关以南和北平地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尽快使新迁之都北平繁荣起来，又将江南地区大量的富户和工商业者强行迁至北平。明朝初年，以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为宗旨的经济移民活动，则以山西的大槐树移民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计划性也最强。这种移民活动，从洪武二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前后共计十八次之多，移民总人口超过百万人，迁民地区涉及今天的十八个省市的五百余县市。

　　历史上次数众多、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为后人留下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遗产。史前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同宗共祖的民族认同感；西周初年的殖民性移民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促进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环。但综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历次移民活动，没有任何一次能比明朝初年的那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留下的烙印更深刻。那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成了现今一亿多华夏子孙心目中故乡的象征，成了他们萦回梦里的精神家园。

　　民俗学上的痕迹

　　明朝强制性的山西移民活动开始后，每次移民的规模都很大，动辄数千民户，甚至万余户。当时山西移民主要来源于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见《明史·食货志一》)，即以今天的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为移民的集散地，而位于交通要道、人口稠密的洪洞县自然就成了重要的移民集散中心之一。当时官府在洪洞县城北的广济寺(建于唐贞观年间)设局住员，负责给集中起来的移民编号发放“凭照川资”，之后移民们便由此散奔向冀、鲁、豫、皖各地的不归之路。广济寺旁曾是宽广的驿道，驿道边有一棵长势茂盛的大槐树，因位于空旷的汾河滩上，老鸹便在树冠上垒起了舒适的巢窝。根据史料记载，移民活动大都选择在农闲的晚秋时节进行，而此时的槐树叶已经凋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冠和那醒目的老鸹窝。栖息于树杈间的老鸹，在萧瑟的秋风中不时发出声声哀鸣。被迫登上不归之路的移民们，一步三回首，渐行渐远，遥望着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不禁潸然泪下，依依惜别。天长日久，岁月无情地冲刷去了寄居他乡的山西移民们对故土几乎所有的记忆，只有那临别之时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还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心头。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了在移民群体中唯一广为流传的故乡的故事，成了他们思念故土之情的排解物，进而变成了故土的象征性符号，深深地融进了移民后裔们的血脉中。

　　大量山西移民到达迁居地后，在当地官员的监督下，以屯、营为基本单位定居下来。为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政府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向他们免费提供农具、种子和耕牛，减免赋税，耕地由政府根据丁口的数量统一划拨，或五十亩，或八十亩，许多地方甚至规定“迁民附籍，任其开垦，亩数无定额”。如洪武三十五年，就对迁往北平各地的民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内免征其税”(以上见《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还于河南设置了司农司专门负责移民垦田的管理工作，规定凡农民及移民开荒，均归开荒者作为永业。明太祖还责成地方官员发放耕牛、种子给流民、移民，以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金姓的姓源较多，最早的一支源于上古时的少昊帝，即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所云：金姓是“少昊金天氏之后”。少昊是古代东夷族首领，东夷族以鸟为图腾，他曾以鸟名为官名，设有工正和农正，管理手工业和农业。相传他因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按照古人的五行学说，土生金，他以金德王，故号为金天氏。《帝王世纪》上说：少昊自穷桑登帝，后徙曲阜。穷桑在今山东曲阜市北。少昊的子孙中，有一支简化他的号“金天氏”而为姓氏，就是金氏。 寻根溯源 ①出自匈奴休屠王之子金日石单之后。《前秦录》载：汉休屠王太子日石单事武帝，帝以休屠作金人祭天，赐姓金氏。②相传古有金国，国人以金为氏，伏羲臣金堤为其后（见《姓考》）。③出自黄帝己姓后裔。据《风俗通义》所载，相传黄帝之子少昊死后被尊为西方大帝，五行学说中西方属金，则少昊有金天氏之称，其后裔有以金为氏者。④据《吴越备史》所载，西汉时项伯受赐刘姓，其后裔在五代时为避吴越王钱鏐之名讳（刘与鏐音同），改姓金。⑤赐姓而来。明代蒙古王子也先土干，元人额森图克、阿尔哈特实哩等受赐金姓；清乾隆帝赐台湾土著七姓有金姓。⑥改姓或其他。元人金履祥、清人金圣叹均系改姓；景颇族金劈氏、恒滚氏，达斡尔族索曲氏、德力根氏等汉姓为金；南北朝时羌族，唐时新罗国，金时女真族，今日回、蒙、土等族均有金姓。⑦朝鲜族中源自“王”姓。公元1392年，高丽王朝大将李成桂废黜高丽王自立为国王，改国号为“朝鲜”。朝鲜王欲将蒙古血统很浓的原高丽王朝王室家族（王姓）斩尽杀绝，于是朝鲜王姓之人纷纷改姓金、全、玉。

另一支金氏出自西汉时的金日磾（音密滴）。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武帝派将军霍去病率骑兵出陇西，击匈奴，收得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金人”即金佛像，是匈奴王族立以祭天的。这年秋天，休屠王的太子日磾随浑邪王归汉，因日磾笃实忠诚，为汉武帝所信爱，武帝以其父作金人祭天，赐姓金氏，称金日磾。从此，其子孙世代姓金。金日磾家族自武帝始，七世皆为内侍，与大臣张汤后世并称“金张”，成为功臣世族的代称。

除上述两支金氏外，十六国前秦时，羌族首领有金氏。唐时新罗国王姓金。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的开国之王叫钱镠，因镠与刘同音，为避其名讳，该国的刘姓人，皆去刘字的卯头刀旁，改为金氏。 繁衍播迁 金姓发源地主要有山东和陕西及浙江、江苏间地。春秋时郯国（今山东郯城北）即为山东金姓（少昊一支）所建，战国时被吴所灭，国人有向南迁徙者，后在彭城（今属江苏）形成望族。西汉时匈奴人金日石单归附汉室，族人繁衍于陕西西安一带，其二子俱任侍中，其弟一族亦任朝中要职，与西汉大臣张汤后世并称金张，为功臣世族之家。南北朝时，甘肃等地有金姓足迹。如北齐大都督金祚即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人。唐代时金姓即为益州蜀郡（今四川成都）三姓之一，亦为汾州河西郡（今山西临汾一带）四姓之一。可见，这一时期，金姓已是南北并齐发展，分布点日益广泛。五代是金姓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当时刘姓在吴越国本是大姓，为避 讳而改姓金，大大增强了金姓族人，特别是南方浙江、江苏一带金姓势力，后世南方金姓的发展，也大多以这一带金姓为繁衍源头。宋元之际，北方金姓有躲避兵祸而南迁者。明代洪武、永乐年间，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等地有山西大槐树金姓移民。另有众多少数民族姓氏被赐姓金，萌发了更多新生支脉。清代从嘉庆年间开始，闽、粤金姓陆续有人入台，进而侨迁海外。总之，明清之际，史册所载名人层出不穷，且多出自南方，说明这一时期金姓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鼎盛阶段，而南方又是这一鼎盛之典型。今日金姓分布以河南、浙江、江苏、湖北、四川和上海等地多此姓，这六省市金姓约占全国汉族金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二。

还有一系金氏是由铁木复姓所改，为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后代，出自铁穆氏宰相之家。相传铁穆宰相乃是忠臣，太祖听信谗言，要捉拿铁穆宰相的五个儿子。五子星夜出城，逃至贵州，见太祖亲领追兵前来，就躲在凤锦桥下。追兵到来时，有人见桥下水波动荡，提出可疑，太祖未加细查，随口说：“江中有水，水中有鱼，何必大惊小怪，快快继续向前追赶。”铁穆氏五兄弟逃脱后，改铁穆氏为金氏，另一支决定改为余氏。“余”比金字少一横，又是“水中有鱼”的鱼字的谐音，一字双关。

南北朝时，金氏有迁至今甘肃省境者，如北齐大都督金祚，就是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人。唐朝贞观年间所定益州蜀郡（治所在四川成都）三姓之一有金氏，汾州河西郡（今山西临汾）四姓之一有金氏。宋、明时期，南方的金氏除在今浙江、江苏一带发展外，还分布于今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省；北方的河南、河北、辽宁等省也都有金氏的聚居点。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闽、粤金氏陆续有人迁至台湾，此后，有的再迁海外，侨居于新加坡等国家。

根据《宋史》的记载，杨家三代抗辽， 只录有杨业之子杨延昭 (本名延朗)、杨延昭之子杨文广，其余人等皆不见于史传，而杨延昭有子名宗保也于史无证，有待考证。许多人认为民间故事与戏曲剧目所传杨宗保， 就是历史上的杨文广。硬在文广与延昭之间造成一个宗保来，乃文人之杜撰，不可信。查宗保业绩多与杨文广的事迹相同， 如少年临阵破敌等事。可见，历史上的杨宗保，就是杨文广其人。

穆桂英的原型有可能就是明朝末年战功卓著的女性军事统帅、民族英雄、柱国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少保、四川招讨使、中军都督府左都督、镇东将军、四川总兵官、忠贞侯、一品诰命夫人(秦良玉)。

近些年发现的山西代县《杨氏宗谱》、山西原平《杨氏宗谱》于六郎延朗名下，都分别记有宗保、宗政、宗勉三子；而在湖北黄梅发现的《杨氏宗谱》更明确记有“宗保妻穆氏，生文广、同信二子”（《浙江日报》1983年7 月30日）。可见家谱中有她和杨宗保的。因此，有学者认为，穆桂英姓名虽未见史册，但并非无此人。据称“杨文广之妻慕容氏，武艺高强，英勇善战，辽兵将均畏之”（《保德州志》）。又据该志说，慕容氏家乡在保德州的穆塔村，而慕、穆姓音贴近，所以，学者认为，“《保德州志》未载其名，后人可能除改其姓氏外，还给她起了民间通用的‘桂英’这一名字，以取其流传的方便。”“穆桂英助杨家於沙场；可谓不无根据，至於名字如何，乃其余事”（刘子钦《话说“杨家将”》，山西《文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