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时期桓玄为什么叛乱?桓玄之乱的结局是什么?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05浏览:1收藏

晋朝时期桓玄为什么叛乱?桓玄之乱的结局是什么?,第1张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探讨下历史上所有叛乱发生的公共原因,有个词应该大家都听说过就是官逼民反,所以才有了揭竿起义,才有了叛乱;当然,还需反叛者有野心有抱负,否则庸者也干不了这么惊天地的事情,所以发生叛乱无外乎被逼无奈加上野心抱负,如此我们来详细分析下桓玄叛乱。

桓玄为东晋将领、权臣,大司马桓温之子,深受其父亲喜爱,加上其确实天赋异禀,养成了颇为自负的毛病,其父桓温说过一句极为经典的话,“既然不能流芳百世,不如就遗臭万年!”父亲篡权某位的野心直接影响了桓玄,也因为其父桓温在世时就有想要反叛之意,所以朝廷一直对他深怀戒心而不敢任用,直到二十三岁,桓玄才被拜为太子洗马。

他虽上疏讼冤,但如石沉大海,了无音讯,一身抱负无处施展,因父朝廷只让他们作些无权的闲散官,桓玄向来不甘屈居人下,他为自己出身元勋之门却负谤于世而愤愤不平,反叛的种子自小就种在了他的心中。

之后桓玄凭借父叔长年治理荆州的威望而专横荆州,后响应王恭过程中又与殷仲堪据势相结,殷仲堪与杨佺期因着其家世声望,共推桓玄为盟主,皆不受朝命,此时桓玄已手握兵权参与了实际的军事行动,此次的推崇直接增加了桓玄的野心,之后桓玄如得天助,夺据荆州、夺取朝权、图谋篡位后建立桓楚,桓玄篡位以后,骄奢荒侈,游猎无道,通宵玩乐,不久就兵败身死。

都说时事造就英雄,其实桓玄叛乱除其自身的因素外,正式当时晋朝动荡的的时局所致,也不过是是历史上的一笔而已。

王谢郗桓。王谢:王徽之娶了谢道韫。王郗:王献之娶了郗夫人。桓:桓温他家是排在最后一位的,不能跟那三家相比,桓家是南渡后才兴旺的,那三家不屑于和兵家桓家通婚。

但是太原王家王坦之的儿子娶了桓家的女儿,因为在东晋,男方地位可以比女方高,女方地位不能高于男方。这样说来,根据四家通婚情况可以看出来,琅琊王氏是整个晋朝最有地位的家族。

门阀制度萌芽于东汉,形成于曹魏,发展于西晋,到东晋其势力已达顶峰,至南朝门阀制度逐渐走向下坡路。隋朝建立科举制,门阀制彻底崩溃。

在曹魏西晋时,王谢袁萧四大家族的地位并不高于其他士族,有的甚至尚未进入士族行列。但由于王、谢官位的上升,才被列为门阀;晋明帝的世子妃庾文君因晋成帝只有四岁临朝听政,庾氏家族开始以外戚身份崛起。

之后庾家没落,让出来的空位,经过几番权力斗争,最后的赢家桓温,得到了荆州刺史的位置。东晋进入桓氏时代由于梁末侯景之乱对南朝士族予以沉重打击与门阀士族自身的腐朽,四大家族及其他士族逐步走向没落和衰亡。

扩展资料:

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和以往一样,受伤的永远都是老百姓,有钱的家族开始集体迁移,去哪呢,长江以东,因为这里有司马家族最后的血脉,公元318年,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建立的东晋。

富豪都去江东讨生活了,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江东财富堆积以及人口爆炸,东晋之前,特别是孙吴之前,江东地广人少,对江东的发展来说,现在人口问题解决了,但是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大鱼吃小鱼,到最后出现的巨无霸,也就是所谓的超级家族。

东吴时期有四大家族朱、张、顾、陆,最后都被孙权整的一点脾气都没有,整个东晋时代也有:王、谢、桓、庾,他们的命运,刚好相反,皇帝平时都需要看他们的眼色。

参考资料:

-四大家族

是老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生于春秋末年,他堪称中国古代思想先哲第一人。 老子降生 公元前576年夏六月,宋国国君共公去世,右师华元执掌国政。以左师鱼石为首的桓氏宗族久有谋政之心,无奈共公在位,不得其手。今见共公去世,欲乘机起事。由于谋事不密,走漏风声,被以华元为首的戴氏宗族逐出宋国。此后,即任向戎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立新君,这就是宋平公。 鱼石率桓氏宗族一行二百余人逃往楚国,客居楚国三年。公元前573年夏六月,楚国起兵伐宋,攻克宋国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封鱼石、鱼府守城,并留下三百乘战车协助镇守。 宋平王为此召朝臣议事,问道:“敌强我弱,楚兵侵占彭城,是我心腹!如坐视不理,后患无穷!谁愿为我拔此要塞?”话音刚落,班中走出一人道:“愚臣愿往!”平王一看,只见此人身高丈二,浓眉大眼,阔腮宽肩,威武雄健,原来是司马老佐。华元表示忧虑,对平王说:“鱼石狡诈,鱼府凶残,彭城盘踞着楚国战车三百、守卒三千,力量很强。司马虽艺高胆大、刚健勇猛,恐难必胜。”老佐据理说道:“鱼石,蛀书之虫也;鱼府,缚鸡之犬也。有何惧哉!老佐愿携家小以围彭城,城不克臣不归!”平王允诺。遣老佐为上将军,率二万人马去收复彭城。 话说宋国围住彭城,日夜攻打。老佐英勇威武,身先士卒,使得宋军士气大振,不到半月,彭城守军便危在旦夕。一日,鱼石、鱼府在城上督战,见宋军人多如蚁,个个奋勇,架梯登城,人人争先;又见一员大将银盔银甲、金戈白马,驰骋于疆场之上,调兵遣将。一楚将问道:“这位宋将是谁?”鱼石答道:“是新任司马、围兵主将老佐。”楚将纷纷议论说:“攻城主将,不在军后观敌了阵,却突于军前左驰右骋,怎能不鼓舞士气!如此看来,彭城太危险了!”但鱼石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又对部下说:“事将成而败,事将败而成,历史上有不少例子,怎知我军必败?老佐英勇雄武,身先士卒,这是他成功之本;刚愎自用,目中无人,这又是他失败之根。又怎知他的军队必胜?”楚将问:“左师好象成竹在胸,有什么好计策?”鱼石回答说:“两军相对,帅在前还是在后,要见机行事。现在宋兵攻城,主将突出在前,冒着箭矢而驰骋,这是兵家的大忌呀!我有一条小计,如果照计行事,宋军成败,还很难说。” 原来鱼石是让部下放暗箭,射杀老佐,老佐正在军前督战,忽然飞来一箭,入胸五寸。不幸坠马身亡。宋军群龙无首,溃不成军,四散逃窜。 老佐眷属正处宋营军帐中,有侍女、十数家将、数十侍卫。忽闻老佐阵亡,又见溃军如潮涌来,众家将急忙驾车,保老夫人奔逃。且战且逃,至傍晚,追兵虽已不见,但老夫人身旁仅剩下两名侍女、一位驾车家将了。家将不敢稍停,披星戴月,摸黑前行,慌不择路,沿西南方向奔去。第二日天明时分,来到一个偏僻村庄,向村民问去宋都之路,均摇头说不知。家将只知应向西行,岂知早已偏南。一行四人绕小道,行程七日,仍不见宋都,却来到了陈国相邑(今河南鹿邑东)。正行之时,老夫人突觉腹中疼痛。原来老夫人已有七月身孕,老佐为践君前诺言,以必胜之心携眷出征。此时兵败,老夫人又有丧夫之悲,亡命他国,心中焦虑,身体疲劳,以至腹中胎动,疼痛难忍。侍女惊慌无措,家将忙停车于路旁,奔至村中寻一老妇前来。不过几刻时光,只听蓬车之内响起“哇哇”哭声,一个早产男婴出世,这便是老佐之子——老子。老子降生,体弱而头大,眉宽而耳阔,目如深渊珠清澈,鼻含双梁中如辙。因其双耳长大,故起名为“聃”;因其出生于庚寅虎年(公元前571),亲邻们又呼之曰小狸儿,即“小老虎”之意。因江淮间人们把“猫”唤作“狸儿”,音同“李耳”。久而久之,老聃小名“狸儿”便成为大名“李耳”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接生老妇见母子可怜,让一行五口住进自己家中。老丈以开药店为生,陈姓,人称陈老爹,所以都称老妇为陈妈妈。陈妈妈膝下无儿无女,为人厚道热情,让出三间西厢房,留老夫人一家居住。老夫人在危难之际,遇此善良之人,心中感激不尽;虽说战乱中颠沛流离,毕竟出于大户人家,随身携带细软尚够度日。加之家将常帮陈老爹营生,二位侍女料理家务,老幼五口,日子过得也还滋润。从此,宋国战将老佐的妻儿便在陈国住了下来。

长沙十大名门望族:长沙王吴芮家族、长沙王刘发家族、轪侯利苍家族、张端君家族、闵都君家族、桓氏家族、廖氏家族、长沙罗氏、长沙谭氏、长沙王氏。

1、长沙王吴芮家族

吴芮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后人。楚汉相争时,吴芮支持刘邦,汉朝建立,吴芮遂改封为长沙王。吴芮家族在长沙为王共传5代历46年,吴芮曾修筑临湘故城和吴王宫,成为历代长沙王驻跸的城池和宫殿。

2、长沙王刘发家族

定王刘发是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庶兄,公元前155年受封为长沙王,时年约12岁。刘发子孙众多,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孙受封为王子侯,封地遍布今湖南省境内和江西等地。在今长沙河西共发现20余座刘发及其子孙的陵墓。

3、轪侯利苍家族

长沙国丞相利苍早年随汉高祖刘邦打拼天下,后担任吴氏长沙国的丞相,后因功被封为轪侯。马王堆汉墓即为轪侯家族墓地,第一代轪侯利苍、利苍夫人辛追及他们的一个儿子长眠于此。

4、张端君家族

张氏家族的发现,最先源自张端君其人。1963年,在长沙市区汤家岭发现了一座西汉后期的墓葬,墓主人为名叫“张端君”的女性。有研究表明,她来自大汉中央朝廷的心腹重臣张汤、张安世家族的可能性非常大。

5、闵都君家族

闵氏家族源自“闵都君印”金印的诉说。“闵都君印”金印在1976年出土于长沙市复兴街。金印的主人闵都君大概是女性贵族,闵都君墓与闵翁主墓相距不远,属同一家族墓的可能性比较大。同时,翁主为诸侯王女儿的尊称,那么闵氏家族,就是刘氏长沙国王室的姻亲。

6、桓氏家族

“桓平”是西汉广陵国时期的谒者属官,为广陵国王刘胥身边的近臣,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广陵国受封于汉武帝以后,其桓氏家族显赫于西汉中后期,而长沙国境内的桓氏家族,可能发迹于西汉初年或以前,延续至西汉中期,不排除两个家族之间或许有一定世系和渊源关系。

7、廖氏家族

2010-2011年间,在常德南坪,考古工作者清理了3座带有封土堆的西汉土墩墓。墓葬中出土的印章等文物,表明南坪一地是廖氏家族墓地,且廖福其人还担任过长沙国的郎中令。郎中令是秦代开始设立的官职,主要负责宫廷禁卫、侍从皇帝左右,参与议政,地位尊贵。故廖氏家族当属长沙国的豪门世家。

8、长沙罗氏

周初,武王封颛顼的孙子祝融氏的后裔建立罗国。公元前690年,罗国被楚国所灭,罗国的子民逐渐南移,最初迁居枝江,至周末又南迁至湖南汩罗地区,以国名罗为氏,尊颛顼为得姓始祖。罗氏的郡望主要为豫章郡、襄阳郡和长沙郡。

9、长沙谭氏

唐、宋时期,谭姓第一大省为湖南。谭氏端洁堂,典自宋朝长沙人谭世勣。谭世勣官至礼部侍郎,张邦昌僭位,责令出仕,谭世勣称疾不出,绝食而死。后赠端明殿学士,谥端洁。后人用端洁作为堂号,以纪念这位节操高洁的谭氏先人。

10、长沙王氏

王氏郡望共有21个,分别是太原郡、琅琊郡、北海郡、东海郡、高平郡、京兆郡、天水郡、东平郡、新蔡郡、新野郡、山阳郡,中山郡、陈留郡、章武郡、东莱郡、河东郡、金城郡、海汉郡、长沙郡、堂邑郡、河南郡。其中王氏长沙堂,以望立堂。

权力游戏的参与者,主要是司马皇室与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这四大家族。

其他,还有太原王氏等大士族。

东晋的权力生态,不是皇帝政治。

所以,司马皇帝和东晋皇权,羸弱不堪,要么支配屈就于士族,要么骑墙乘间于士族。

但是,随着士族英雄凋零,士族政治的高级形态——当轴士族,就逐渐偃旗息鼓了。

对于司马皇室来说,这是一个恢复皇帝政治的难得机遇。

但是,司马家从无雄风,主昧臣暗,不仅没志向统一中原,而且也没能力总揽国政。

当轴士族不再、皇帝政治不兴,其结果就是持续了10余年的东晋内乱:

先是司马曜与司马道子这兄弟俩的主相斗争;

再是司马朝廷与地方藩臣的央地战争;

接着是桓玄篡位、安帝逊位;

结果就是东晋被折腾得亡了国、然后再被折腾得复了国。

游戏的主要参与者:司马皇室和主要士族,自己折腾自己,然后自己把自己给折腾残了。

而就在不断地政治动荡中,一股新的政治势力悄然崛起,并逐渐成熟,逐渐取代士族、成为游戏的主角。

这股新的政治势力就是北府军。

1生于内乱:目的是维持士族均势

东晋甫一建国,就是由王导、王敦兄弟为领袖的当轴士族格局。

琅琊王氏,在朝由王导领政,在外由王敦领兵。

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但是,王在马前,琅琊王氏是当轴士族,而司马皇室只能看王家兄弟的脸色。

但是,公元322年至324年的王敦之乱,不仅让琅琊王氏让出了当轴士族的位置,也让司马皇室和各大士族看到了危机。

这个危机便是天然形成的力量不均衡。

而主要的表现就是:荆州力量实在太大,谁镇守荆州、谁必然一家独大。

建邺拥天子以为尊而力弱,荆襄挟重兵以为强而权轻。

荆州和扬州是东晋的两大重镇。

但是,扬州有皇帝、有财帛,但是没有实力。

而荆州不仅有将军幕府,而且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最要害的是要兵有兵。

荆州兵团一直是东晋的最强兵团。

荆州地处抗战前线,所以东晋朝廷既不能减其甲士又不能掣肘其权。

所以,为了实现力量均势,防止王敦之乱再次上演,东晋朝廷只能在东线扬州另外组建新的军事力量。

于是,北府军的前身京口兵或扬州兵,便孕育而生。

平定王敦之乱,以郗鉴为代表的郗氏家族出力最多。

而郗鉴之所以能不怯王敦的荆州兵团,主要是因为郗鉴以避难江淮的中原流民和流民帅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军队。

军队才是平叛的硬实力,而仁义道德只能写在檄文里。

自此之后,郗鉴及郗氏家族控制的这支军队,就成为建康朝廷制衡当轴士族和荆州势力的重要力量。

同时,它也是维持几大士族力量相对均势的重要砝码。

2起于危亡:北府军扬名于淝水之战

经历了庾氏、桓氏当轴之后,特别是桓温执政之后,郗鉴创立的京口扬州兵团便难再发挥制衡作用了。

主要标志是:公元369年,桓温逼走郗愔、自领扬州兵。

桓温既控制了荆州兵团又控制了扬州兵团,这就彻底打破了士族间的力量均势。

所以,当轴执政的桓氏家族,想出兵北伐就出兵北伐、想换个皇帝就换个皇帝,其原因就是东晋重兵全在桓氏手中。

桓温死后,桓氏家族开始走下坡路,陈郡谢氏逐渐当轴。

特别是淝水之战前夕,桓氏家族放弃扬州,交给东晋朝廷和谢氏家族。

为抵挡前秦入侵,谢安派遣谢玄出镇广陵,开始组建北府军。

但是,北府军并不是谢玄创建的,而是在郗鉴创建的基础上重新组建。

谢氏家族掌握军队,谢氏旧人刘牢之统领军队,而具体领兵的北府将领多是前一阶段的旧将。

而具体组建的方式,还是仿效郗鉴,招募江淮地区的流民帅。

所谓流民帅就是自有统属的流民武装组织。

这些人都是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中原农民,有过与异族武装作战的经历,战斗力极强。

所以,在对抗前秦侵略的过程中,刚刚组建的北府军就能不让戎狄,屡战屡胜。

  中文名称: 桓彝

  又 名:字茂伦

  性 别:男

  所属年代:晋代

  生卒年:276—328

  相关人物:桓温苏峻

  生平简介

  桓彝(276~328) 东晋官员。字茂伦,谯国龙亢人。桓温父。

  桓彝事迹杂考

  谯郡龙亢桓氏出于曹魏嘉平之狱的刑家,居然能够在门阀政治的东晋时期,在王、庾家族势力就衰之后获得机会,上升到很高的地位,专制朝政,甚至一度改移晋鼎。我们知道,权势之家编造家传,改叙谱系,以攀援显贵,求得虚荣,是五朝习见之事。但是龙亢桓氏桓范之狱昭然在人耳目,只可以回避掩饰,而难于另行编造。所以为桓氏作家传者只好改易事迹,把渡江南来的桓彝说成是中朝名士,与衣冠士族素相结识,以此证明桓氏家族尊显的社会地位其来有自。江左史籍转相抄袭,以假乱真。所以唐修《晋书》,于《桓彝传》遂多不实之词,有待后之读《晋书》者辨而正之。

  (一)中朝桓彝无令誉

  《晋书》卷七四《桓彝传》:“彝少孤贫,……性通朗,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①《艺文类聚》卷六引《晋中兴书》:桓彝“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鉴。”《晋书》卷七四《徐宁传》:“彝称有人伦识鉴。”案桓彝死于苏峻之乱中,年五十三,推其生卒年为晋武帝咸宁二年至成帝咸和三年(276—328年)。何法盛谓其弱冠知人,当谓在惠帝元康之时,这就是说,桓彝属于中朝元康名士,其知名度相当于东汉的许劭、郭泰。但是检阅史籍,桓彝在元康时,事迹全无踪影。桓彝荐人,只《徐宁传》一见,事在江左而非中朝。《晋书》卷九三《外戚·杜又传》桓彝目卫、杜曰:“卫玠神清,杜又形清”;同书同卷《褚裒传》桓彝目褚曰:“季野有皮里阳秋。”这些固然是人伦识鉴的掌故,但也都是东晋之事。颇疑桓彝弱冠知人之说,是桓彝显达以后始出现,史籍以后方前,巧为缝合,未足置信。《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注,谓袁宏以裴楷、乐广、王衍、庾�、王承、阮瞻、卫玠、谢鲲为中朝名士,即元康名士,其中并无桓彝。《名士传》据谢安所道撰成,谢安谙悉中朝掌故,应当不至于在列数元康名士时遗漏掉比踪许、郭,显贵江左的桓彝,如果桓彝果真是元康名士的话。又,陶潜《群辅录》著录有“晋中朝‘八达’,近世闻之故老”云云。陶潜所列的八人,与本文下节所说的江左早期的“八达”,部分相同,但却没有桓彝,与袁宏《名士传》不载桓彝,情况一样。这也是桓彝在西晋时并无令誉一证。

  《桓彝传》彝“少与庾亮深交”,事系于桓氏渡江之前。案庾亮生卒在武帝太康十年至成帝咸和六年(289—340年),小于桓彝十三岁。桓彝年少时,庾亮尚在童稚,其时何得相与为深交?根据现知资料,桓、庾交游都是在江左之事,无一例在中原者。《太平御览》卷六七引《桓彝别传》:“明帝世,彝与当时英彦名德庾亮、温峤、羊曼等共集青溪池①上,郭璞预焉。”《斠注》引此条资料置于《桓彝传》“少与庾亮深交”处,论理正好可用来辨《晋书》叙事时间之误。但吴仕鉴氏偏偏删却“明帝世”三字,因此反而证成了《晋书》之误。桓彝年少时在洛阳具有胜流身价的说法,是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的。

  又据《世说新语·德行》,桓彝尝谓高僧竺道潜(深公)“与先人至交”。案《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道潜永嘉初渡江时年仅二十余,死于孝武帝宁康二年,年八十九,其生卒年当为285—374年,小于桓彝近十岁。按常情而论,桓彝之父桓颖,似不得与小于己子近十岁的道潜为至交。忘年之交虽然并非全无可能,但年差也不能太大。这究竟属于《世说》误记,还是属于桓彝妄说,就无从稽考了。

  (二)桓彝过江后脐身“八达”而又志在立功

  桓彝在八王之乱时,曾以州主簿预齐王同反对赵王伦的义举,但在尔后东海王越和成都王颖相争之时无所依傍,甚至未得列名于号称多名士俊异的东海王越府。我们知道,东晋政权从渊源说来,是东海王越为之创造条件,始得经营起来的,桓彝既未附越,也就与东晋的王、马没有历史关系。

  桓彝南下时间可能较早,但止于江北,由江北渡江,是很晚的事。桓彝初来时,司马睿犹为安东将军,在永嘉五年(311年)五月以前。司马睿板授桓彝为逡遒令。逡遒在合肥之南,西晋属淮南郡。《宋书》卷三五《州郡志》谓东晋“分无湖(芜湖)为境”,逡遒始得迁治江南,时在苏峻乱后,桓彝已死。司马睿对于自己不甚信任的甫来人物,常阻之于江北,按其原有位望及南来时拥有的势力,分别板授州郡、将军名号。如著姓祖逖南行达泗口,司马睿逆用为徐州刺史;后来祖逖虽得过江,犹居京口,不得至建康,而且旋又奉命北上。陈留蔡豹出于名门,南来亦只得居官临淮太守。桓彝南来止于江北逡遒,也是他不见信任于王、马的表现。桓彝其时只能官居荒县一令,其原来位望之低以及南来势力微不足道,自可想见。

  后来,桓彝应司马睿辟命,过江为丞相中兵属,其事不得早于建兴三年(315年)司马睿始为丞相之时。《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叙桓彝“初过江”即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一事于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之后,亦可证桓彝过江在司马睿出任丞相之时。桓彝与江左胜流接交,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桓彝社会地位的上升,也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

  南渡建康以后,桓彝与昔日元康名士之南来者交游转多。《晋书》卷四九《谢鲲传》,鲲在南,“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同卷《光逸传》,光逸渡江依胡母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程,闭室酣饮已累日”云云。这些昔日的元康名士,外加桓彝,遂在江左重新获得“八达”①之号。元康名士企慕竹林名士而思效尤,但时代不同,人物亦异,最多仅得形似而已。这就是《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所讥:“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②者也。”这些元康名士经历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过江以后更加颓废,连挥尘谈玄的兴趣也完全丧失,只是在使酒任性方面变本加厉,麻醉自己。他们的表现又比元康时更为放荡,可以说是“无德”之尤。就桓彝的经历和气质说来,他的表现本来不应如此。他其所以这样,只能以他有意附庸风雅、跻身名士来作解释。《晋书》卷四九立竹林七贤和江左八达专传于一卷之中,八达独桓彝不在内①,可见史臣对桓彝也是另眼看待的。

  八达以家世论,很不一致,如阮、羊出高门士族,光逸出寒门小吏。桓彝与谢鲲家世则皆介于两者之间,有相似处;但从立身处世看来,桓彝、谢鲲又颇不相同。谢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②,而以“胜情远概”③显名。桓彝则不然。他门资不足以致贵达,与王、马无渊源。其附庸风雅也不过是趋时尚,结名士而已,但这毕竟是不大可靠的。为久远的门户地位计,他只有留心时用,志在立功,才能找到上升的机会。所以《北堂书钞》卷六○引臧荣绪《晋书》谓桓彝以“莅官称职,名显朝廷”。跻于江左八达之列而又志在立功者,桓彝是唯一的人。看来桓彝初过江时多方探索立身处世之宜以图自存,境况是颇为困难的。他过江即赞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也可视为他向琅邪王氏靠拢的一种姿态。

  桓彝的活动是相当成功的。他过江没有几年,东晋建国以后,据说就成为名士名臣。《晋书》卷六《明帝纪》:明帝为太子,“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同书卷四九《羊曼传》:“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

  但是,桓彝在东晋政治中真正发挥重大作用,还是在明帝平王敦之乱时。《桓彝传》:“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恃,引参密谋。”案《郗鉴传》,明帝即位,徵郗鉴自合肥入都,“鉴遂与帝谋灭敦”。郗鉴之谋,据考即引流民帅以制王敦之事。桓彝亦于此时“引参密谋”,我认为与郗鉴所谋当即一事。谋而必密,除涉军机以外,当以王导在朝与王敦息息相通,所以不得不密。据《王敦传》,王导得知刘遐、苏峻军起,其信息辗转来自征北将军王邃而非得自京师,可证其谋甚密,京师并未走露风声。郗鉴以平王敦功封高平侯,桓彝则封万宁男,爵次于郗鉴。郗、桓二人都以此为契机,进入较高的政治层次,因而也改变着其家族在江左的地位。《桓彝传》彝以王敦嫌忌去官,过舆县,与舆令徐宁邂逅云云。《徐宁传》谓“彝尝去职,至广陵寻亲旧,还,遇风,停浦中累日”,因造舆令徐宁。徐宁为东海郯人,东海徐氏南渡以后世居京口,刘宋徐羡之即徐宁之孙,而京口、广陵为流民集中之地。舆县在广陵左近,当多有流民帅出入。桓彝曾长期在江北为逡遒令,当然熟悉江北流民帅的情况。他以寻亲旧之名盘桓于广陵舆县,是否与他参预引流民帅平王敦一事有关,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目前还无从索证。

  桓彝既以立功受爵而提高了家族地位,又在苏峻之乱中死节而扩大了家族影响。我们知道,嵇绍、桓彝均以刑家之后而又死节司马朝廷,事迹相类而记载却一显一隐。本文钩稽分析桓彝事迹如此,或者可以补充史文之一角。

  (三)桓彝族单势孤

  王、庾渡江之时,兄弟辈人数众多,这是王、庾家族势力盛于江左的条件之一。桓彝南渡,族单势弱,与王、庾很不相同。

  桓彝南来时年近四十。桓彝既云“少孤”,则桓彝父桓颢当早死于中原。《桓彝传》称有“坟柏”在宣城之宛陵①,因求为宣城内史。所谓“坟柏”非父葬,应指母葬。我们可以推定,桓彝系侍母过江。彝死泾县,即葬其地。《桓温传》永和时温母死,温欲送葬宛陵,温母盖依彝母为茔。

  过江桓氏人物,据《世说人名谱》载,还有第九世与桓彝同辈的桓道恭:“道恭,赤之子,淮南太守。”其第八世亦有与桓彝父颢同辈的桓赤之:“赤之,荣八世孙,大学博士。”但是,这里存在疑问。

  《世说新语·规箴》“桓南郡(玄)好猎”条曰:“桓道恭,玄之族也,时为贼曹参军,颇敢直言。常自带绛绵绳著腰中。玄问:‘此何为?’答曰:‘公猎,好缚人士,会当被缚,手不能堪芒也。’”注引《桓氏谱》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学博士。道恭历淮南太守,伪楚江夏相,义熙初伏诛。”

  案《世说人名谱》之《桓氏谱》及《世说新语·规箴》“桓南郡好猎”条注引《桓氏谱》②,所记桓颢与桓赤之以及桓彝与桓道恭,行辈全符;所记桓道恭事迹虽有详略,并无牴牾。但是,桓玄与桓道恭关系,值得探究。他们二人,于公,王法为重,桓道恭可屈居桓玄之下为贼曹参军;于私,则家礼在,道恭必不可称呼孙辈的桓玄为“公”,并且惧玄系缚。道恭伏诛于义熙初,但为道恭同堂兄的桓彝则死于咸和时,距道恭之死近八十年之久,即令以嫡庶年差解释,亦似难通。

  《世说新语笺疏》上引条引李慈铭曰:“案桓道恭别无所见①,但以时代论之,彝者玄之祖,道恭安得为彝之同堂弟?疑此(案指该条注引《桓氏谱》‘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之文)‘字’下有脱文,当是道恭之祖名猷,为彝同堂弟耳。”李氏所疑很有见地,唐写本《世说新语》可以解答李氏所发之疑,只不过“字”下并无脱文,而“字”本身是一衍字。

  唐写本《世说新语·规箴》同条所引《桓氏谱》曰:“道恭,祖猷,桓彝同堂弟也”云云。以唐写本校今本,所见诸人辈分关系,差异如下: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今本 颢 ——彝 ——温 ——玄

  赤之 ——道恭,字祖猷

  唐本 颢 ——彝 ——温 ——玄

  猷 ——赤之 ——道恭

  唐写本既证实了桓玄与桓道恭为兄弟行,扞格难通之处也就迎刃而解。这又说明,桓彝南渡时尚携此桓猷一弟,而此弟在东晋之世无闻。猷子赤之,不过是一名不受尊重的博士②,赤之子道恭也不过是荒郡一太守。桓彝初渡江时族单力孤的情况,可以想见。

  考察桓彝过江时桓氏的家世,还有一个问题有待澄清。《三国志·吴志·孙�传》注引《汉晋春秋》:桓彝,“魏尚书令阶之弟。”吴仕鉴《晋书斠注》引此条于《桓彝传》首“桓彝,字茂伦”文下,其意在补充该传阙漏。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所附《高门世系婚姻表》,据《晋书·桓彝传》及《三国志·吴志·孙�传》注,于谯郡龙亢桓氏桓颢之下并列桓阶、桓彝为同父兄弟行①。王伊同先生作此安排,当是根据《晋书斠注》,但《晋书斠注》实误。

  《孙�传》所见桓彝,为吴尚书,死于吴太平三年(258年)孙�废黜孙亮事件中。其兄桓阶仕魏为尚书令,死于魏文帝时,《魏志》有传。桓阶、桓彝兄弟系长沙临湘(今长沙市)人。《桓阶传》注引《魏书》,谓阶祖及父历典州郡,“著名南方”。《晋书》卷八九《忠义·桓雄传》,雄为谯王承主簿,死于王敦之乱,其人当即桓阶、桓彝一族后人。长沙临湘桓彝与谯郡龙亢桓彝显系二人,年代也有大半个世纪的差距。《困学纪闻》卷一四曰:“吴有桓彝,晋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王应麟早揭示此事于前,吴仕鉴仍谬注《晋书》于后,《斠注》之纰漏,可见一斑。

  桓彝、桓温由于族单,在他们立功立业江左之时,并没有象王、庾、谢氏等家族那样有众多的兄弟分据朝廷内外,彼此支撑策应。在桓温诸子成长独立之前,桓氏家族在江左一直是势力孤单。这一情况对于桓温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四)桓氏家族不为时人所重

  桓彝先世既经历了极大的政治灾难,桓彝过江又是族单势孤,所以江左门阀士族一直不以士族视桓氏。《世说新语·文学》“袁宏始作《东征赋》”条注引《续晋阳秋》,谓袁宏之赋“悉称过江诸名望”,语众曰:“我决不及桓宣城(彝)”①。袁宏为桓温记室参军,按理不应贬抑桓彝。但他决意不在褒扬东征(案即南渡)名士的文字中提及桓彝和陶侃。只是在陶侃子称临之以白刃,桓温又逼以权势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增词为赞。《世说新语·文学》袁宏作《名士传》,其所列举的中朝名士中也无桓彝之名,可与袁宏《东征赋》不及桓彝一事印证。由此可知,《晋书·明帝纪》及同书《羊曼传》所说桓彝于东晋建国后己入名士、名臣之列的话,只能看作桓彝一时境况转佳,还不是其门户地位的根本变化。

  桓温少时行检,也与士族子弟不同。《世说新语·任诞》:“桓宣武(温)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刘注引《郭子》,谓桓温樗蒲输数百斛米,求救于袁耽,袁耽易服掷帽,呼卢唤雉,顷刻间压倒敌手,转输为赢。这里所见桓、袁与名士任诞并不一样,直是无赖赌徒行径。

  桓温尚主以后,其家族地位也还没有根本改变。《晋书》卷七九《谢奕传》:谢奕与桓温有布衣之好,为温司马,尝逼温饮,温避入其妻南康公主处,“奕遂携酒就厅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②《世说新语·方正》谓任居分陕的桓温,为子求长史王坦之之女,坦之之父王述怒责坦之曰:“恶见文度(坦之字)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①

  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人物,都贱称桓温为兵,这不是偶然的事。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分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蜀志·费诗传》:前将军关羽闻刘备以黄忠为后将军,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同书同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詈之为“兵子”。同书同志《彭羕传》,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裴注谓“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通鉴》升平三年(359年)录此事,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胡注所释,魏晋皆然。但兵卒作为贬词,词义一旦确定,使用者就不再拘泥原意。士族居方面之任者,如果其人其族有疵可指,虽非出身行伍,亦得被辱称为卒为兵。桓温尚主,居分陕之任,自非奋身行伍之辈可比。但是桓温风格好尚,确与当世士族名士有所不同。《太平御览》卷三五四引《语林》曰:“桓宣武与殷、刘谈,不如甚。唤左右取黄皮袴褶,上马持矟数回,或向刘,或拟殷,意气始得雄。”桓温门户既不为人所重,而他本人又须得骄矜作名士态。他谈玄不胜,继以逞武,意气始雄。所以谢奕、王述称桓温为兵,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除了蔑视桓温个人以外,我以为还兼有蔑视桓温家族的意义。

  (五)小 结

  史载桓彝在西晋时以人伦识鉴见称,具有比拟许劭、郭泰的地位。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桓彝在西晋周旋名士、识鉴人伦的真实材料。桓彝过江以后,始与昔日元康名士之南来者交游,遂得列名于“八达”之中,从而增加了桓彝自己与桓氏家族的名望。但桓彝毕竟没有条件凭门资坐取高位,只能以事功为用,求得晋身。桓彝南下之初,不过为江北荒县一令,迟至司马睿为丞相之后,始得过江为丞相府属。桓彝过江时奉母携同堂弟卜居接近长江的宣城宛陵,族单势弱。桓彝得以进入东晋政治的上层,主要是由于参预明帝密谋,引流民帅以制王敦有功。桓彝死于苏峻之乱,更提高了桓氏家族在东晋的地位,为尔后桓温继王、庾诸族居位,奠立了基础。但是桓氏家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执掌军政权柄以后,其家族地位仍不为其它门阀士族所承认,所以桓温屡被门阀士族所鄙视。

  桓氏家族在魏晋时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桓范被诛,桓氏门户骤落,是第一次大变化。桓彝于东晋初年重兴家族以后,桓温秉权,至于求九锡,为王、谢诸士族所抑,是第二次大变化。桓玄起事以除司马道子父子,得到士族支持,至于废晋立楚,是第三次大变化。刘裕灭桓玄,桓氏家族势力彻底消灭,是第四次大变化。唐长孺先生说,魏晋士族地位,一般是依其家族近世官宦状况,而不是依其远祖即所谓“冢中枯骨”所曾获得的政治地位为准①。这个见解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冢中枯骨”虽然不能决定其后裔门户的高低,但是其后裔却恃“冢中枯骨”以自重欺人,甚至衰宗落谱也往往不承认自己门户地位下降的事实,总想倚仗“冢中枯骨”以傲视新进。桓氏家族在东晋受到歧视,是其一例。陈郡谢氏被陈留阮裕视为“新出门户,笃而无礼”①,又被颍川荀伯子排斥于“天下膏粱”②以外,也是一例。弘农杨氏杨佺期数代以武干为用,士族不屑与伍,而杨佺期“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王珣(案,琅邪王氏王导之孙)者,犹恚恨”③,又是一例。这类事例,直到唐朝,还是不断出现。

  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残卷位字七九号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所列谯国郡姓凡八,桓氏居其一。时下史家议论,多以此件盖据旧籍言之,非谓自汉至唐桓氏始终居郡望,地位不衰④。魏晋以来,桓氏实际上已沉沦不预时望。桓彝以后桓氏三世兴于江左,与东晋共始终,不过是门阀政治的际遇使然,只能算是桓氏门户历史自东汉桓荣以来的一段插曲。谯郡桓氏在江左兴盛百年的历史,并不能证明桓氏在谯郡继续兴盛,更不能证明他们到唐代仍然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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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世说新语·政事》“何骠骑作会稽”条注引《郭泰别传》,谓泰“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上,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云云。案《桓彝传》所叙桓彝事迹,与此雷同,颇有抄袭之嫌。但郭泰题品六十余人,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而桓彝则没有多少具体事迹,可以与之相比。

  ① 青溪在建康东南,连接淮水与玄武湖,孙权时所开,为江左胜流聚游之处。 《太平御览》卷六七引《俗说》:“郗僧施(郗超子)青溪中泛舟,一曲处辄 作一篇诗。”下文《斠注》引《御览》此事,并没有注意青溪在建康而不在洛阳,其疏误可见。

  ① 中朝“八达”,见上引陶潜《群辅录》,参《高僧传》卷四《支孝龙传》;江左“八达”,参《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条注引邓粲《晋纪》。

  ② 折巾,幅巾折角而用,以效风流。《后汉书》卷九八《郭泰传》:“泰“尝于陈梁间行,遇雨,中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十七史商榷》卷六八谓汉末处士皆不冠帻而用幅巾;同书卷三六集其例证。《宋书》卷一八《礼志》:“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

  ① 竹林七贤中唯山涛、王戎不在此卷,也反映了东晋南朝人见解。《文选》颜延年《五君咏》咏竹林狂狷而不及山、王。参《困学纪闻》卷一三“山涛欲释吴以为外惧”条。

  ② 《晋书》卷四九《谢鲲传》。

  ③ 《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条注引邓粲《晋纪》。

  ① 《晋书》卷七四《桓秘传》宁康元年(373年)桓秘被废黜后居于宛陵,可证桓氏南渡后一直卜居于此。宛陵与逡遒相近,彝曾为逡遒令,而逡遒后来又侨寄于宣城境。

  ② 《世说人名谱》中之《桓氏谱》,与《世说新语》政事、规箴、贤媛、仇隙诸篇刘孝标注引之《桓氏谱》,两者关系似不甚明。《世说》刘注引《桓氏谱》自当作于梁代以前,但是隋、唐、宋志皆不著录,章、姚考隋志及诸家补晋志者或不著录,或无说明。而《世说人名谱》的人物内容,有谱及陈、隋者(如《琅邪王氏谱》),有引《元和姓纂》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说者(如《陈郡袁氏谱》),即宋代汪藻据所见诸书增益而成。参《世说人名谱》中《琅邪临沂王氏谱》谱首自注。所以其中之《桓氏谱》或亦有汪藻增益之处。

  ① 桓道恭亦见《晋书》卷八五《刘毅传》、卷九五《桓玄传》,李氏失检。

  ② 《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邈传》,孝武帝重徐邈,令授太子经,谓邈曰:“虽未敕以师礼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史臣论此事,曰:“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故帝有云。”在儒学衰败,痒序不立的年代,博士不受重视,是必然的。

  ① 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1943年金陵大学本和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修订本,都是这样。

  ① 此条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有议曰:“其初所以宣言不及桓宣城者,盖腹稿已成,欲激温发问,因而献谀以感动之耳。”此议似嫌迂曲。

  ② 《世说新语·简傲》“桓宣武作徐州”条叙此事,未录“老兵”二句。

  ① 《晋书》卷七五《王述传》此句作“汝竟痴耶?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

  ① 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① 《世说新语·简傲》“谢万在兄前”条。

  ② 《宋书》卷六○《荀伯子传》。

  ③ 《晋书》卷八四《杨佺期传》。

  ④ 参王仲荦先生《〈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见《■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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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四大士族为: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谯郡桓氏、颍川庾氏。

王氏代表人物:王导

王导(276年-339年9月7日),字茂弘,东晋时期政治家、书法家,历仕晋元帝、明帝和成帝三朝,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 王导出身于魏晋名门“琅邪王氏”,早年便与琅琊王司马睿(晋元帝)友善,后建议其移镇建邺,又为他联络南方士族,安抚南渡北方士族。东晋建立后,先拜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武冈侯,又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与其从兄王敦一内一外,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不久,又受元帝遗诏辅立晋明帝。其后进位太保。明帝驾崩后,王导与外戚庾亮等共同辅政,并反对庾亮征历阳太守苏峻入京。“苏峻之乱”平定后,他驳斥众人企图迁都的念头,稳定局势。此后联合太尉郗鉴继续执政。咸康五年(339年),王导去世。成帝举哀于朝堂,遣使追谥“文献”。葬礼规格同霍光、司马孚,为东晋中兴名臣之最。

谢氏一族最显赫的人物:谢安

谢安(谢太傅,320年-385年10月12日),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太常谢裒第三子,镇西将军谢尚从弟,东晋政治家、名士。 谢安早年不愿凭借出身入仕,却因此声望高涨,待谢氏临危,才应召担任桓温将军司马。他尽心辅佐孝武帝,并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为东晋赢得几十年的和平。战后因功名太盛而被猜忌,被迫避走广陵。385年病逝,年66岁,追赠太傅、庐陵郡公,谥号“文靖”。

桓氏代表人物:桓温

桓温(312年-373年),字元子(一作符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龙亢镇)人。东汉名儒桓荣之后,宣城内史桓彝长子。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权臣,谯国桓氏代表人物。 桓温是晋明帝的驸马,因溯江而上灭亡成汉政权而声名大奋,又三次出兵北伐(北伐前秦、羌族姚襄、前燕),战功累累。后独揽朝政十余年,操纵废立,有意夺取帝位,终因第三次北伐失败而令声望受损,受制于朝中王谢势力而未能如愿。桓温曾在晚年逼迫朝廷加其九锡,但因谢安等人借故拖延,直至去世也未能实现。死后谥号宣武。其子桓玄建立桓楚后,追尊为“宣武皇帝”。

虞氏代表人物:虞亮

东晋颍川鄢陵人,字元规。妹为明帝皇后。少有名。司马睿(元帝)辟为西曹掾。预讨华轶,封都亭侯。元帝即位拜中书郎,侍讲东宫。明帝即位,为中书监。王敦反,与诸将拒钱凤。事平,功封不受,转护军将军。明帝太宁末,与王导等辅立成帝,任中书令,专朝政。疑忌苏峻、祖约等。成帝咸和二年苏峻、祖约起兵讨亮,逼京师,亮败奔浔阳,与温峤推陶侃为盟主,讨平峻。四年,亮以苏峻之乱自责,求外镇自效,出征芜湖。郭默叛,亮与陶侃出兵杀郭默,亮还芜湖,不受爵赏。九年,陶侃死,迁亮为都督江荆等六州诸军事,进号征西将军,迁镇武昌,握重兵。

在古代家族的势力是很强大的,在不招惹官府的情况下,家族就相当于当地的土财主,只要做的不是特别过分,当地的官府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当地的官员基本上都收过这些家族的贿赂,官商勾结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常见了。

在我国历史上,家族势力最大的时候应该就是东晋,它们分别是王氏、谢氏、桓氏和庾氏。

在这四个家族中,势力最大的就是王家了,王家能够发达主要还是辅佐司马睿的功劳,能够在江南有立足之地。

在西晋还没有灭亡的时候,王导一直伴随司马睿左右,寻找推翻西晋的机会,王家一直尽心尽力为司马家办事,甚至带动江南整个地区的家族为司马家效力。司马睿一直把王导的所作所为记在心里,对于王导的要求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王导还有一个兄弟,一直在外打仗,为建立东晋立下了汗马功劳,王家能够崛起,主要还是靠着兄弟二人。

古代的皇帝最害怕的就是手中握有兵权的将领,一个不小心,这些将领就会带领军队推翻自己的统治。王敦就是这样的人,随着手中权力的夸大,他已经不满足于当一个马前卒,他也想过过皇帝的瘾,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插手朝堂的事务,想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他毕竟只是一个武将,这点小伎俩很快就被皇帝看穿了,虽然王敦并没有篡位成功,可也导致当朝皇帝患了心病。

桓家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也就是当时的齐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这家的势力自然不会小,桓荣甚至还得到过位面之子刘秀的欣赏,一直到晋朝,桓家都是大族,在朝中有着很大的权力,只要桓家想的话,完全可以把司马家取而代之。

谢家比起上面两个家族就要弱一些,不过,谢家的势力也不小,这家出过很多文人墨客,比如谢灵运、谢安,都是晋朝有名的文学家。可见谢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有多高。

最后就是庾氏,这个家族一直到晋朝才崛起,伴随着晋朝的灭亡,这个家族也追歼衰落,而且这个家族出现的权臣也很少,这个家族最巅峰的时候,还是靠着家中的女人,这个女人是司马睿的妃子。

晋朝时期桓玄为什么叛乱?桓玄之乱的结局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探讨下历史上所有叛乱发生的公共原因,有个词应该大家都听说过就是官逼民反,所以才有了揭竿起义,才有了叛乱;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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