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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服饰象征意义有：

[苗族历史] 解读苗族服饰

苗族服饰其现行的每件款式和饰物几乎都隐藏有极为古老的文化内涵。一定的服饰符号系统与相应的史诗、神话、传说、习俗解释所构成的全面阐释系统，起着沿袭传统，追根忆祖、记述往事、储存文化信息的巨大作用。在少数民族服饰的百花园中，苗族服饰最能系统地体现祖源与战争迁徙这类历史意识。苗族服饰的相当部分，都可说是历史意识的符号载体，而祖源与战争迁徙，亦可说是苗族服饰千年不辍的母题。

黔东北松桃和湘西苗族的“骏马飞渡”、“江诃波涛”图案；黔西北威宁、赫章和滇东北彝良苗族“天地”、“山川”、”田园”、“江河”、“城池”图案；川南苗族的“黄河”、“长江”、“城池”图案；贵阳市郊高坡苗族“蚩尤印”图案；黔东南凯里、黄平、施秉、台江一带苗族的“媪仿”

(黄河)、“媪育” (长江)、“盖霞” (军旗)图案等，就是其历史传统在服饰上绽开的奇葩。它们是苗族妇女盛装诸图案的母本，含有“妈妈花”的意思。即主体图案“母花”。图案的构思、设计、造型不仅凝聚着苗家妇女劳动智慧的结晶：还表现出苗族人民对历史祖先故土、战争、迁徙的回忆与缅怀之情．凝聚着巨大的心理容量和强烈感情色彩的诸多原型。它是一种社会历史意义沉淀，一种深厚的符号积累。

“骏马飞渡”

图案是凤凰、古丈、松桃一带苗族的花边、花带最流行的图案。其特点是色调古朴，素雅大方。造型是：首先出现一条洪水滔滔的大河。苗语叫做“埋迈埋清”，即“浑水河”

之意。苗族妇女是根据花边带底色来说的。花边图案是由无数个像“马”的花纹组成的，相互连成一串横贯河水中间，表示万马飞渡黄河，驰骋中原。苗语谓之“大迈档务”

或“大迈长务”．意为“骏马飞渡大河”。“大迈”即“飞马”的形象，有“迈单”一直足马、“迈勾”一变足马之分，

比较抽象。只有从名称上才能联想到它们相似于直立的马鬃和或弯或直的马足，其造型与汉字的“马”的原始型态接近．构图虽然简单但富有腾空起飞之猛势，它包含勇猛顽强的意义。

的两边是由无数个形似三角形的或像花塔式的山叠着山相间排列，苗语称之“高本高介”

和“毕高”。意为“金山银山”

(苗族古歌中则有洋洋千言的一篇描述“运金运银”的活动场面)．表示崇山峻岭．五颜六色。编织这些图案(山塔)时．均采用红、绿、蓝、黄、橙、紫各种颜色丝线挑绣而成．给人以一种悬崖深谷意境的感觉。

“骏马飞渡”

图案的两边用一条像铁轨式的图案镶嵌着顺水流方向延伸，苗语叫“乃勾阿登”，汉意就是“大路上的脚印” (此图案在中部方言黔东南苗族妇女服饰刺绣中使用频率颇高。当地苗语谓之“绞欧”，即“江河的意思”；海南岛苗族蜡染中此“江河”

图案也相当普遍)。

位于花带上的“江河波涛”图案的花纹更加明显，呈现两条白色横带，带中由一些细小的星点组成，花纹隐约可见。苗族说是表示黄河、长江同向奔流，苗家妇女管它叫“欧多民务”。北岸是些较小的土山坡，妇女称之“秀高刃”。两条大河的南面，是一朵朵既像花又像树，又像人乘船等形状组成立形花簇象征划渡式的图案，妇女们说它代表“洞庭湖”。这些图案脚下再次出现水波浪式花纹。苗语谓之“昂务乃本”，汉意就是“经过大水大浪的妈妈花”。南岸有一条小路和一排松树．象征苗族经过千辛万苦来到林青茂密的西南山区。

“江河波涛”

母题在“兰娟衣”

中也有生动展现。据说，黔东北苗族妇女穿的“兰娟衣”(一种没有衣领的女装)的来历，是一位叫“兰娟”的苗族女首领，带领苗族同胞南迁时，为了记住南迁的历程．就想了一个用彩线记事的办法。离开黄河时，她在自己的左手袖子上用黄线缝上一根黄线；渡过长江时，她在右袖子上绣下一根蓝线；渡洞庭湖时．她在胸前绣下一个湖泊状图案；每翻一重山，她总是在彩线上缝下一点小标记。越往南，渡的河翻的山越多．她缝下的记号就从领口一直密密麻麻地缝到裤脚口。最后到了武陵山区定居后，兰娟就按照所记符号，重新用各种不同的彩线．精心绣制出一套特别精巧漂亮的女花衣，作为女儿的嫁装。从此，姑娘们争相仿效．传袭至今。

与此相类似的内容同样表现在黔中关岭、安顺诸县市苗族裙子中。苗族妇女为了铭记那不平凡的迁徙和故土，她们把过河翻山的五大难关——黄河(浑永河)、雾罩山、风雨关、长江(清水河)、毒虫冲——制成了大小不同的5条平行线绣在长裙上，不许随意改变。

四川珙县苗族裙子上彩线也有类似的寓意。老人解释说，最上面的蓝色宽条代表黄河，齿轮形表示黄河的缺口，下面的一条较宽的直条代表长江流域，尖齿形表示高山地区．最下面的菱形图案和两侧的花，代表着大西南。其深刻意蕴是：川南苗族曾居住在黄河流域，由于战争迫使苗族西迁，他们在长江中游地区，过着鱼米之乡的生活．后又因战争频繁使他们再次西迁，最后定居西南山区．他们怀念故土．把迁徙的路线绘制在蜡染裙上。

明清文献称为“大花苗”、“小花苗”的苗族，主要居住在以乌蒙山为中心的黔西北威宁、赫章和滇东北彝良，

黔西南普安一带。这里地处高寒山区，为适应环境，他们的衣服多用羊毛和麻编织而成。其男女衣服式样相同，皆以大块对称几何纹为装饰而别具一格。从背后观赏．恰若一只翩翩起舞的花蝴蝶。据古歌的叙唱．它是古代苗族领兵打仗的首领格炎尤老、格蚩爷老的战袍，苗语称之“撮鲁”，汉意为“花衣，独具特色。

“天地”、“山川”、“田园”图案是该花衣的必备花纹。其花纹为对称的几何图纹。每方图案四周饰红黑两色毛线织成的锯齿纹、波浪纹、螺丝纹，

中留较大面积白地．其间又饰以菱形纹．菱形纹内织斜方格纹。肩部为一较宽的菱形纹区，菱形纹区内有流云。每方图案的上方代表“天”，下方代表“地”，左右为“山川”，中间为“田园”。据古史传说，这每一方图案就是一面旗帜的标志。整个衣服花纹图案山环水绕，田连阡陌．宛如一幅美丽富绕的田园山水画。

图案在其背牌上。背牌为背部装饰件，苗语叫“劳搓”，横长方形，工艺以刺绣为主，兼用蜡染、挑花、编织．纹饰有菱形纹、锯齿纹、凸字纹、雷纹等。这些纹样有机地形象地构成了一座古代城池平面图。正规式样为三道绣纹，与古歌“格蚩尤老(蚩尤)练兵场上花三道”

的说法正相符。图案中有城墙有街道，有角楼有守兵。传说这是祖先蚩尤修建的“武城”和“犁城”。古歌对此叙唱道：

格蚩尤老、格炎尤老来筑城，城池转了九道弯才围周，城内九条街相连；城墙用石头垒．城门用石条砌．城门像一只狮子，门楼上设有蚩尤老的位置，武城、犁城里外亮晶晶。格炎尤老、格蚩尤老．把城里城外的好形象，绣制成一张张好背牌．让老人看了个个想，让小孩子看了人人念。

整个图案配色用料比衣裙复杂，背牌下方一般饰以四组垂蕤，蕤端贯串珠、铜珠，长达脚跟。古史传说这垂蕤系由旗须演变而来。

类似这种“城池”

的母题内容图案，在镇宁县空洞河一带苗族的方形披肩中也有反映。披肩上的花纹图案部分分为3屋。里层有6个水生动物；中层有三路规划图案；外层两边各有2组竖条，每组9小条，在两组竖条中间各有3根黄、蓝、绿不同颜色的竖条。据当地苗族干部杨文金先生的调查，披肩上的图案是记录武汉的形状。里层的6个小动物是描绘长江里的鱼类；中层的3根规划图案是记录当时武汉城市的形状；外屋3根不同颜色的竖条是记录迁徙过的黄河、长江和嘉陵江；每组9根小竖条是记录民族的生息繁衍之地。传说过去苗族祖先迁过黄河后，曾在彭蠡洞庭之间的武汉一带生息，后因战争才被迫迁徙离开。为了不忘故土，人们就把江淮湖泊地区肥沃的耕地、城市，以及江河里的鱼虾，绣制到花披肩上，世代相传至今。

水城南开“小花苗”

的坎肩图案，方形象征城市和田土，红色表示田中游鱼，花纹表示田螺、星辰和树林，长长的两条红、黄条纹表示迁徙时过的河流。传说古代，黄河流域战乱．有苗家兄弟要南迁，哥哥已先走，弟弟留恋故土，便将家乡的田园风光描绘在自己的衣服上。

与此表征着城池的背牌略有不同，贵阳市高坡苗族妇女的背牌，据说是象征苗王蚩尤的大印。在古代迁徙途中，

战争频繁，队伍容易混乱，为了避免错杀自己人。苗王就在人们背上盖上苗王大印以作标记，便于识别。背牌的制作，是用白、红、绿、黄、橙、蓝、紫的多色丝线挑刺而成，黑布底，四方形几何图案。前后两块背牌，用布或绸缎连结，胸前一块略小。背上的背牌由三块不同图案拼成，中间一块为背牌心，四方形，中央是三角形，八角星。也有“井”字形的，还有两个四方形呈交叉角的，俨若一方印鉴。它是女性服装中不可或缺的饰物。

基于同样的意识，

黔中安顺、关岭一带苗族妇女围腰“川”

字形彩图的左右两竖，传说是为了纪念迁徙到“雾罩山”时左右两队分支左右而失踪的同胞。至于前述的“花苗”

女性盛行圆椎髻和平髻，亦缘起于战争文化的铸造。前者传说是妇女在迁徙时装藏粮种．以免被敌人发现；后者传说是妇女在迁徙时将钱币卷在其中，

以防敌人抢窃。

图案位于百折裙上。威宁一带苗族，其裙边及腰有一约2厘米宽的蜡染几何纹，二者之间为大面积白底，蜡染内边各加一小块0．5厘米宽的布系，红黑各半。白底有上下两组回环绳辩纹和4组红黑两色布系的平行线段，3组为两段，2、4组为三段。每段长约18厘米。中部三段红黄相间，叠压井行的布条从上而下依次代表黄河(“上朗”)、平原(“布点

)、长江(“下朗”)。白底象征洁净的天空。一腰裙子，简直就是一张优美动人的故园地理图。有歌唱道：

我们离开了浑水．我们告别了家乡；天天在奔跑，日日在游荡，哪里才能生存啊哪里是落脚的地方让我们摘下路边的野花，插在姑娘的头上；让我们割下树浆，染在阿嫂的衣上；让我们把涉过的江河。画在阿妈的裙上，不要忘记这里有过我们的胎盘，时刻记住祖先用汗水浇过的地方。

叙唱这种裙子的古歌还描述道：“我们姑娘聪明有智慧／我们织出漂亮的裙子／像平坦的泽国水乡／像望不到边的田埂／道路宽敞四通八达／我们裙子上的条条花纹／就是我们原来的田园／那阡陌纵横的田地／那流水清清好插秧的地方”

黔中镇宁县革利地区操川黔滇次方言第一土语的不同苗族友系，则分别把饰有“江河”图案的裙子称为Daib

naod、Deib tod at

laik baib、Delb

xangb tod laik，意为“迁徙裙”、“三条母江裙”、“七条江裙”。迁徙裙为老年妇女所穿，它的裙面有81根横线，分为9组，每组9小条。流传当地民间的《蚩尤传说》讲道：古时候有个叫赤炎(蚩尤)的祖先居住在黄河岸边的赤料坝上，他生有9个儿子7个女儿。他的9个儿子每人又生有9个儿子，组成了81个兄弟氏族，曾建立过9帅72将的军事管理制度。当地苗家自称就是81兄弟中的第一个的后裔，由于长时间远距离的迁徙，这支苗族妇女就在裙面上绣制81根横线，以示不忘是九黎81兄弟的裔嗣。而所谓“三条母江裙”就是这种裙面绣染有三大条线，据当地《苗族大歌》的开路词所唱，

系为记录其祖先迁徙经过的黄河、长江和嘉陵江。至于“七条江裙”，民间说是为纪念苗族迁徙途中跋涉过的七条仅次于黄河、长江的河流。

无独有偶，这种“江河”

图案在中部方言黔东南的凯里、黄平、台江、施秉等市、县的苗族妇女中亦有流传。她们满身花饰的花衣花裙，都是靠自家辛勤种麻植棉、纺纱织布、染色、缝纫，精心绣制而成。每件花衣的披肩和褶裙沿的图案中，都绣有两道彩色镶边的横道花纹，象征着黄河与长江，苗语分别叫做“媪仿”和“媪育”。两遭花纹中间绣有山林、田园、牛羊、村庄和人们劳动生活的情景。至于衣袖上的卐(“盖霞”)图案，据说是古代打仗用的一种旗号，那时战斗中因急于渡江，旗号被水浸透而模糊不清，后来，为了便于迁徙，就绣到士兵的袖口上作为记号，以防走散，于是代代相传。

在云南文山州、红河洲的“青苗”、“花苗”中，传说裙子折褶也是表示怀念祖先故土；上半部的几何条纹象征着他们过去逃难，怎么过黄河长江的；那密而窄的横条纹代表长江，宽而稀且中间有红黄的横线代表黄河，这里是苗族的发源地；褶叠代表着洞庭湖的水和田，衣服上的武术动作图案象征古代的战斗。

这些服饰图案与苗族的历史特别是其故土景色、战争迁徙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造型系列，从发生、发展到成熟，式微都是作为一种共同观念的实用美术，在其中蕴涵了苗族关于自己族源、生息、繁衍以及战争、迁徙的文化涵义。笃信他们的祖先发祥之地原在中原地区，那里有城池、田园(现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境内仍有蚩尤城，蚩尢泉、蚩尤寨)、江河、湖泊，古时因战争失利，被迫南迁，来到西南山区。为了怀念故乡和祖宗，为了让子孙后代铭记苗家祖籍，便在服装上绣织这样一些图案、花纹，以便低头思往事，回首望故乡。诚如古歌所唱：

我们走一步望一步，望着江普这宽广的地方，平整整的土地一丘连一丘，多可惜的地方呀．一定要留下个纪念。照田地的样子做条裙子穿，把江普的瓦房绣在衣囊上，我可爱的家乡江普呀，绣上花衣裙永远叫子孙怀。

三大方言苗族的迁徙史歌亦明白地佐证了这点。

古籍记载和民族学材料表明：苗族的祖先属于我国北方的九黎部落，由81个氏族组成。他们以蚩尤为君长居住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一带，是神州土著民族，有“中国本部之主人，有史以前，曾占优势地位”(王桐龄语)的评说。由于宗教，刑法，兵器三大发明，势力强大，威震天下，在中原打败过炎帝，“代炎帝为政”。后来发生黄帝与蚩尤之战，蚩尤兵败，战死翼州。从此，九黎部落．群龙无首，被当作“四凶”放逐蛮荒．分崩离析。其中大部分忍气吞声，向黄河以南撤退。到江淮河湖地区．建立起了三苗国。至于照应黔东南苗族《跋山涉水》歌的叙唱：“从前五支奶／居住在东方／从前六支祖／居住在东方／接近水边边／山水紧相连／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则显然说的是徙居在洞庭湖，鄱阳湖一带的情景。《战国策·

魏策》记吴起的话称：“昔日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这里土地肥沃，是个休养生息的理想场所，苗族先民们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乐业，逢勃发展的机会，但好景不长，继又发生了禹征三苗的长期战争．三苗又被迫西迁至武陵五溪地区。大约在汉唐时期形成今天苗族分布的基本格局。正如《续文献通考》所说：“苗，三苗之裔，自长沙，沅、辰以西，尽夜郎(按：古夜郎包括今贵州全省，云南昆明以东，川南，桂北和湘西以西)之境有之，与民混杂，通日南蛮。”

湘西苗族《迁徙歌》(又名《休巴休玛》)说。苗族先民最早生活在黄河(苗语：务稀毫沙)流域。后来因为多次受外族欺侮，受战争和生活所迫而进行迁徙。歌里叙述第一次迁徙是“沿驴迹而下／沿马迹而下”；“沿河而下／驾钢船铁船／行为缓慢／别人划木船／行走快速／好地方别人占了”；他们又“沿黄河而上／沿路而走／一路人马／男女相跟／跋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占楚占菩(苗语地名，指长江流域，楚国某地)地方。在此获得休养生息不久，敌人又来骚扰，他们与顽敌进行一场殊死搏斗后，剩下的男男女女又集合在一起，被迫离开了占楚占菩，再度迁徙；沿着大河小河，顺着大山小山，朝着太阳落坡的地方往上走，从“雾滚雾嚷”、“务流务泡”、“洞务洞党”、“洞焦洞湾”上来．走到一处开发一方。经过长期断断续续的迁徙，历尽起落和兴衰，历尽欺侮和战争的灾难。

西部方言苗族《迁徙史诗·涿鹿之战》叙述逐鹿中原，则以高昂的激情描绘出铁血风尘式的古战场气氛：苗家每一次举旗南迁，都是在经历一次大的战争失败后进行的。而每一次战争，他们都出动成千上万的骑兵．步兵多到数不清——“他们带领的马队好几万／他们带领的步兵无法计算；每一次战争，他们都是据城而守，战败以后就弃城南迁，到了个新地方，就又修筑城池，建造高楼大厦——“在老立修了一座座城池／在老立盖了一幢幢瓦屋”；以后，敌人又来侵犯，他们又出动成千上万的骑兵和数不清的步兵——“千万匹战马／千万个战士／一齐向敌阵冲杀／人人快马加鞭／个个大显神威”；战败了，他们又弃城南迁，重建家园 。

黔东南苗族《跋山涉水》歌述及迁徙的原因是“耕地耕种完／ 剩些空地方／宽处象马圈／陡处象屋檐。”

人口膨胀，生活困难。没有透露出战争痕迹，以本文立论，多少有点遗憾。但一首叫《焚中曲》的指路歌，却透露出了因战争而迁徙的信息，也有“涿鹿之战”的影子；战场是在：“浑水黄水”(黄河)河边，苗族的头领叫炎公”，敌人每次从黄河上游来犯，都被炎公率领的勇士打败了，但后来敌人联合了另一部族人马，并带有长长的弓箭，射死了苗族首族炎公，苗军军心慌乱，终于打了败仗。最后叙述被敌人占去田园和村庄及被驱赶四处逃散，一派血雨腥风的惨状。燕宝先生认为，这“就是涿鹿之战”。流行至今的鼓社节，其中必须举行的几道表演仪式“倒竹、攻城、检阅城池”，似当为古代战争的一种遗承或操练演习。

在这场弱肉强食，火拼斯杀，相互掳掠，人土兼并的持续数千年的战争中，苗族是实实在在地失败了。他们一次次被逐出故土，弃井抛乡，四处漂泊。正是这种深重的历史悲剧，造成了苗族群体不可名状的心灵上的巨创和精神上的负荷。追远慎终的情感上心理上的压抑，加之继之而来的生存上的威胁，必然会喷涌、渲泄于某种精神载体，而艺术似乎成为最好的对象一这当然包括服饰之类实用工艺美术。由于苗族远古以来的群体苦难凝聚于集体意识当中，使得苗族史诗中塑造的众多英雄崇拜偶象，大多具有“战败英雄”这一象征意义。如蚩尤，亚鲁(杨鲁)、祖德龙(诺德中)、格波绿、直至近代吴八月，张秀眉、石柳邓、杨大六等。战败反而成英雄，即是苗族集体潜意识在艺术上的自觉表现。这种集体潜意识的汪洋大海，造就了苗族服饰图案的何种象征意义呢服饰图案不是神话，史诗这种口头文学，也不是舞蹈这种动态艺术．作为一种凝固文化符号，集体潜意识同样发挥作用，只是显现方式，将与上述有别。我以为这种作用体现在苗族服饰图案上，就如同日人鸟居龙藏在《苗族调查报告》中论及苗族性格时曾概括的那样，总体乃是一种浑厚、沉郁、悲壮的格调，其象征意义与文学上的“战败英雄论”有相通之处。认识到了这点，我们就可以理解苗族为何要费工费时地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绣织在服装上(如贵州省文化厅1988年在施秉县平寨征集到的一件女装，作者把清代苗族农民起义领袖张秀眉领导的“咸同起义”精心绣制在衣服上，人物多达近百个，场面浑宏阔大，堪称中国近史上规模巨大，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画卷。至于剑河、台江一带苗寨中常常见到饰有跃马扬刀人物的银衣片，记录的同样是那场起义中张秀眉率领义军攻地克城的历史事实)。

一般地说，神话，史话长于叙事，舞蹈亦可叙述；而作为美术范畴的服饰图案长于表情拙于记述，并且恰恰难于叙事的服饰图案，苗族居然成功地用它生动地记叙了艰辛的族源史，战争史，迁徙史，这是服饰图案在没有自己通用文字的苗族中，替代文字语言功用，发挥出图画文字文化价值的显著例证；又由于它艺术地翔实地记叙了苗族生息、发展、战争、迁徙的历史功绩，而使没有文字的苗族，在凝固于服饰上的花纹图案中找到了自己特殊的文字。苗族服饰图案充分地展示了它本身文字文化史料的价值，因此，说它是一种象形文字也不为过。至少在苗族自己，是把服饰上的几何花纹当成一种文字符号看待的。据1939年杨力行先生的调查，认为“苗人原有文字，其遗失的原因，系因蚩尤轩辕在涿鹿冲突之役，苗人崩溃后，被逐南迁。当迫渡江时，舟船赶造不及，所携书籍，恐渡江时被水漫湿，故置诸头顶上．及行抵长江，众苗争先抢渡．渡至中流，水势凶猛，人没过半．书籍也什九损失。嗣后。始有人设法将其文字的样式刺绣于衣服上，以为纪念。故今苗人花衣裙上的花纹，仍存有历史遗迹。”井强调指出：流行于花苗中的拼音文字也非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创制，而是苗族根据服饰几何花纹自创的。这是问题的一面。

另一方面．现在的湘西苗族和黔西北、滇东北苗族、黔中高坡苗族，黔东南苗族，大都居住在海拔800米至2000米左右的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和苗岭山麓，既少有饲马、骑马的现象，又没有大江大河乃至海的存在，更无城市、平原的踪影。因此，其服饰图案都把“骏马飞渡”、“大河波涛”、“城池”、“平原“、“长江”、“黄河”、“洞庭湖”、“苗王印”等图案视为必不可少的母本图案，不是没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这“历史“以其昭昭形迹，加强着图案艺术中的情绪力量，增益其气魄，其境界的深邃阔大。中原大地因历史的沉埋，那片土地本身历史化了。图案则在苍莽氛围中，使我们感受到苗家人寻根的浓重乡思，那种膨胀了的历史化、道德化了的乡土意识。所有这些充满“凝固历史”意义——古老的平原、黄河、长江、城池、瓦屋、骏马飞渡、大河波涛、苗王印等等，都唤起了对历史的认识，先民的追怀和绵绵的乡思。因为生活在苗文化这个特定环境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很熟悉它们，在这个“既定的语境中，它们往往有大量的已知联想物”，并且“都是可交际的”。它以艺术的形式象征性地满足了苗家人“生活于过去”

的需求，又以完美的象征符号“告别”和“忘却”，使一种现实过程因艺术化而减少痛苦。因此，以象征性的回归实现“告别”与“忘却”，也许就是苗族这个被放逐者所能为自己选择的自我抚慰的最好形式。

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凝固历史”化的图案的创造和传袭，起初无疑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一则它是祖先辛酸屈辱的历史见证，再则它是日后返回故土的路标。稍后，严酷的现实使回归故里的愿望化为泡影．其功利的目的渐为其思想意义所取代：人们是将其视为本民族的历史加以展示与传承的，而不是作为日后返归故里的路标。创制与传承这些图案，客观上开创了无字的苗族真正民族史载新纪元，培育了苗家人的准历史意识，永远记住祖先的发祥地．记住这苦难的经历。

同时，这些图案作为联系于苗族群体生存的最绵长的历史和最重复不已的经验，一种索价昂贵的情感之物态化符号，使得苗族得以在艺术形式上拥有他们的“黄河”、“长江”、“平原”、“城池”、“苗王印”和“骏马飞渡”，完成其壮丽辉煌的“精神还乡”，不啻为一种呼唤生命力量，寻索“生命图腾”的神圣之举。典型之至者是老人死后，必须穿上饰有这类图案的寿服。“生前记家谱，死后得认祖”。民间认为死者只有穿上这种衣服，才能被祖先所承认，灵魂才能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

由上可见，苗族服饰肩负起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 (高更语)的历史体现者的重要职责，堪称“穿在身上的史书。”

它的图案无言地向世界昭示：我们是苗族，我们来自黄河之滨．长江之畔，洞庭之波；我们饱受战争烟火，我们长途迁徙，历尽艰辛；我们有自己绵长的历史，我们有自己特悠久的文化 。至此，苗族服饰就构建起了一部苗族直观形象的历史读本．它既与历史有关，又与现实相联，这种双重关系明确地强调了其作为史诗所具有的两种最为重要的原始功能，即历史功能和审美功能。

郑和墓，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牛首山南麓，墓按伊斯兰风格修建，墓形为回字形，南北走向，现已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因郑和之父名马哈麻，人称马哈只，当地人以为郑和原姓马，故称为“马回回墓”。墓冢所在之山，亦称为“回回山”。

墓圹呈长方形，长约150米，东西宽约60米，墓顶高约8米，墓前台阶有四组7层28级，寓意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8年，遍访40多个国家和地区。墓盖下部雕饰祥云草叶莲花座，顶部有青石所制塔式墓盖，刻阿拉伯文“泰斯米叶”。

扩展资料：

血脉相承的义务守墓人。

郑贵祥今年51岁，他的父亲叫郑善清，是郑家村的长房后代，在世时辈分很高。由于拆迁，村里不少人都已经搬走，他们家是留下来的几户中，最大的一户。郑贵祥说，村子距离郑和墓不过数里地，穿过一片树林，十来分钟就能走到。距离这么近，就是为了守护好郑和墓。

这座郑和墓自1959年发现以来，学术界对该墓是否是郑和的真身墓，一直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当年指认郑和墓主要依据村民的传说和推测，没有发现证明此墓是郑和墓的文物。而郑和病逝于印度古里，应该葬在印度，南京牛首山这座“郑和墓”至多只是郑和衣冠冢。

郑贵祥说，他们“守墓人”也普遍认为，墓里面没有郑和的尸骨，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守卫这座墓园。“当年，郑和赐葬牛首山后，他的一些随从作为郑和义子自愿改姓郑，也就是我的先祖们，居住在这里。”虽与郑和没有血缘关系，但从此成了“坟亲家”，世世代代为其守坟。

守护郑和墓是传承下来的祖训。

郑贵祥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年，大儿子已经结婚，过不了多久就要抱上小孙子了，他父亲郑善清在今年年初去世了。在郑贵祥的记忆里，父亲可以称得上是英雄，因为他和其他村民一起守护住了郑和墓。

那是上世纪50年代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盗墓行为十分猖獗，位于深山中的郑和墓也没能幸免，时常被偷盗，郑贵祥说，那时候他也还小，只记得听父亲说过，盗墓贼几次偷盗，郑和墓周围出现了许多盗洞。这让村民们十分心痛。

“有一次盗墓贼又来了，被我父亲发现，父亲和爷爷带头，领着村民击退了他们。”说出这段往事时，郑贵祥的脸上既有骄傲的神色，又有一种理所当然的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在郑家村被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成为延续了600多年的祖训。

人民网-村民曾守护郑和墓近600年 因拆迁不得不离开

  文/代磊

        十直镇是丰都县下辖的一个小城镇，距离县城不到一小时车程。她南临长江，北靠蒋家山，面积108平方公里，有17个行政村，4万多人。这里山清水秀，风物宜人，更以传承久远且保存较好的民俗文化而将世人深深吸引。

      六月细雨，沾衣不湿。我跟随文化馆艺术采风团踏上了十直古韵的探寻之旅。正值初夏，满眼都是青青的玉米苗高过人头，长势喜人。大巴车的窗外，梯田层层，陇上黄牛扬尾，瓦房粼粼，阶前柴犬低吠，迎面还有上学路上的孩童，嬉笑着与我们擦身而过，偶尔几个背着背篓或扛着锄头的农人，几顶竹笠下面，是一张张朴素无华的笑脸。

        十直因两街纵横十字交叉而得名，这里连接着丰都和忠县，保合和高镇，曾是交通车马、物阜民丰之地，两个国家级的冶锌遗址和一个汉墓群，还有一个市级非遗项目十直迎春狮舞，便是佐证。而其他各有特色的古民居、古墓和古代碑刻，更是琳琅满目。

        我们采风的第一站，便是前往位于该镇花莲村三组的孙家花院子。这是一处前清时期的建筑，当地传说孙家人当时穷得叮当响，十二岁了还没有像样的裤子穿，一日在江边码头拾得几张巨额银票，几经找寻也没能物归原主。孙家人认为这是机缘难得，于是以这笔钱修建了这座气势恢宏的孙家院子。这个故事并无曲折，想来当时丰都码头商贾往来，有钱人行色匆匆丢钱难寻也不是没有可能吧。我曾调侃这孙家人一夜致富是个暴发户，没什么文化涵养，而参观了花院子之后，却未敢再小瞧其人。

      花院子之所以是花院子，在于房屋建筑的装饰极其精美，大门两侧浮雕着一米见方的文字和纹饰，匾额上矿物颜料的残迹依稀可见，八字牌楼顶上用青瓦搭建的飞檐翘角曲线优美，结构大气。二进门的纵深，东西厢的布局，站在天井里四下观瞻，眼目所及尽是古雅之气。雀替雕镂，柱础凿刻，窗棂拼花，檐瓦铭文，就连墙与墙之间的连接处，都以矿物颜料勾画出优美灵动的云纹。当然，历经岁月沧桑，许多构件已经残破损毁，难以复原，但隐约之间，那种大户人家的气度依然从这木石青瓦中透露出来。尤其是在连接东西厢房的走廊两端，还能见到门楣上各有三个大楷题额，分别是“一角天”和“二分竹”，以此再观，东厢背靠青山，见天一角，岂不是一角之天？西厢侧邻平地，生竹两分，不正是二分之竹！古人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孙家人能与山川和谐而处，建屋而置竹，比起现今水泥钢筋造楼覆彩钢棚以为顶的做法，还是有蕴涵得多了吧！

        我们接着走进的是十直镇双溪村一组叫田家坝的民居院落。沿着村道路曲折进入中心院坝，远望瓦舍如云，起伏有致，近看乱石成墙，院落深深。石缸碾盘，凿痕累累，土壁木门，人迹稀稀。这个大约二十多户人家的村落，面朝稻田，背靠竹山，周遭缀满了青李黄杏绿葡萄，鸡在高柱鸣新蛋，狗躲柴垛吠来人。几家门里窗下，躲闪着一些或苍老或稚嫩的脸庞，我们介入了他们的平静生活。我们观察着他们，他们也观察着我们，恍惚间，便完成了时间与空间的穿越，生活与思想的互换。

      在这里，我偶遇了刚满五岁的小姑娘田桂巧，她和奶奶和妹妹一起生活在这个大院子里。读幼儿园大班的她每天顺着公路去镇上读书，回来就去树林里采蘑菇，摘果子。她教我玩挑线的游戏，不断变化着筷子裤子豆腐和蜘蛛网的图形。一根细线系着她童年的欢乐，我离开的时候，她却大方的把细线送给了我，还拿小蛋糕给我吃，让我心中感动不已。

        和双溪村大致一样的聚居院落还有红庙子村二组一个叫李家嘴的地方，但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院落中心有一处高耸的四方塔式建筑，当地人称李林山碉楼。

        这个用半米多厚的土墙夯筑起来的四层建筑显然有着巨大的实用价值。围着碉楼居住着近四十户人家，都是一色的青瓦土墙木板门，岁月风霜，土墙颓圮，古榕入云。我们偶尔会遇见一位老人坐在自家门口，剁柴的剁柴，剥麻的剥麻，一位叫李家楼的七旬老人给我讲起李林山碉楼的前世今生。原来李林山在伪满政府时期是当地保长，挎着盒子炮仗势欺人为祸乡里，为了长期称霸一方，他修筑了这座碉楼。碉楼里每层楼设有床铺粮仓，储存有衣物粮食和武器，底下三层只各在一面墙上开有小窗，外窄内宽，便于采光通风和对外射击，顶上一层四面开窗，凭窗而望，周围瓦房巷道一览无余，风吹草动尽收眼底。后来政局变换，土改中李林山获罪伏法，儿子李柏生和同村的李家奎一起参加革命军，在部队里做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卫生员，还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争。孙子李抗美，是一名企业家，如今应该五十多岁了，安家在新疆。

        石径连屋舍，荒草出墙栌，梁上木多朽，门前榕半枯。这片屋舍自成群落，在碉楼的环视下，沐浴着春风夏雨秋霜冬雪，慢慢生长和衰落，屋舍里的人像树叶一样换了一季又一季。而换下来的人都去了哪里呢？我们在村子背后的竹林里发现了奇景。

        沿着小道上山，可以看见路边都是层层叠叠的坟茔，最底层能够大体看出是以四块石板垒做的一个空间，用于埋人，最里的石板上刻有神龛，这是明代时候的生矶。而就在这上边一层，就是典型的清代墓葬，官帽型的坟头写着“桃源府”，冥联多以青山、秀水、子孙、先祖为吟咏。再往上，我们发现两座民国墓和三座现代墓，碑刻上都历述先人承志、贤良淑德的事迹。坟茔错落层叠，如同一部卷帙浩繁的家谱，土石缝隙中多生竹木，枝杈横斜。一处雕刻精美的石墓上竟长出了十多米高，三人合抱的黄桷树，叹为奇迹。

        告别李家嘴，我们转徙至楼子村一组的孙家坝。这里就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了，此前因为非遗调查的工作之便，我多次来到这里，走访过孙家众多宗亲代代传袭的迎春舞狮活动。这是至今十直镇，也是丰都乃至重庆范围内还活跃着的民间宗族活动。他们每大年初二至十五，都从祠堂里请出狮子，挨家挨户舞狮，然后在十五这天烧掉狮头，送走狮神。这次采风团并没遇上这样的活动，我们参观了新祠堂，也走访了老祠堂，老祠堂已经残破不堪，但石碑仍在，首句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数典而忘古人者，讥之”，如雷震震，触动人心。孙家坝前有六层石塔镌为“字库”，古人敬字惜纸，写有文字的纸不能随便丢掉或烧掉，都得拿到塔里集中焚化，对照而今网络上的浩浩水军飘忽字句开口便出，真是今昔有别。

     

        采风团的一日游行程丰满，意趣正浓，赶着暮色四合之前，还参观了莲花村一组的自然奇观夫妻树，两棵巨大的黄桷树相去五米，却枝接根连，合抱一起，如滚滚时光洪流里坚贞不渝誓死不分的夫妻一般。枝杈上孩童嬉戏，冠盖下耕牛暮归，一幅喧闹而静谧，古朴且自然的乡村田园画面，陶醉了所有人。

          这便是十直，处处山美、水美、人美的地方，这便是十直，融汇雅意、古意、恬意的地方。十直之旅，十分值得！

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Dmitri Mendeleev）于1869年总结发表此周期表（第一代元素周期表），此后不断有人提出各种类型周期表不下170余种，归纳起来主要有：短式表（以门捷列夫为代表）、长式表（以维尔纳式为代表）、特长表（以波尔塔式为代表）；平面螺线表和圆形表（以达姆开夫式为代表）；立体周期表（以莱西的圆锥柱立体表为代表）等众多类型表。

我国教学上长期使用的是长式周期表，即维尔纳式为代表。

徐寿（1818-1884）是清代著名科学家，他初习经史，后来转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在天文历法、算学等领域颇有造诣。他是中国近代的科学先驱，也是最早将西方化学体系传播到中国的科学家之一。

徐寿在近代化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将元素周期表引入中国。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诞生不久，便被徐寿关注，并力图翻译，然而，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如鸿沟一般摆在他的面前。西方以拉丁字母表述的元素符号如此生僻，怎样将它们准确地译成中文成为一道棘手的难题。一次偶然的机会，徐寿在图书馆中发现了明代帝王的家谱，这份《明史·诸王世系表》中有20多首五言诗。朱明王室的后裔男丁在取名时名中第一字按诗中字排序论辈。第二个字则遵循“木火土金水”的五行顺序。随着朱明家族的子孙越来越多，带有五行偏旁的常用字已不足用，所以许多生僻字（如钠、钾、钙、镍等）乃至造字（如汞、钋、镧等）都出现在朱家子孙的名字中，并在清代《康熙字典》编纂时被收录。

徐寿发现，这些字很适合用于化学元素的中文命名，他创造了独特的“音译命名法”将元素周期表中的固体金属元素一律用“金”字偏旁，其中文发音则取自与该元素原音近似的汉字，原已湮灭在历史尘埃中的朱明家谱在此派上了大用场。除此之外，徐寿还自创了“锌”“锰”“镁”等元素的中文名，元素周期表的中文化问题得以顺利解决。这种方法沿用至今，时至今日，我们在学习元素周期表时见到“氯、溴、碘、锌”等字样，不仅读音一望而知，其究竟是气态、液态、还是固态，金属或非金属，更是一目了然。这种科学的译名原则是徐寿对中国近代化学史的重大贡献，他由此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

洪洞大槐树景点介绍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这里洪洞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洪洞大槐树景点介绍，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洪洞大槐树景点介绍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

　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主要景点

　根雕大门

　“根雕大门”是寻根祭祖园的正门，为槐根造型，东西跨度20米，高13米，其造型古老沧桑、伟岸厚重、支根入土、虬劲有力，寓意大槐树后裔同门、同根、同祖、同心。象征大槐树儿女舍小家，取大义，扎根神州大地，为国家繁荣、民族昌盛孜孜不倦地艰辛劳作和奋斗拼搏。诠释的是移民后裔共同的根，共同的老家，是大槐树儿女的魂。

　根字影壁

　影壁是景区的标志性景观，这个大大的隶体“根”字是由我国原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著名书画家张仃老先生题写。字体苍劲有力，稳健端庄，隐含象形，寓意深邃。饱含着浓浓的桑梓之情，悠悠的思乡之意。道尽了凝结于归乡游子胸怀间那种复杂的故园家国之感。

　碑亭（古大槐树处）

　碑亭是建在第一代大槐树的遗址上的，碑高一丈零五，宽二尺四寸有余，碑冠在盘龙细雕之中篆书“纪念”二字，碑阳镌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字，这五个字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刷子刷出来的。据说遗址的修建者之一刘子林一个好友非常穷，当时没有钱捐资修碑亭，只能用刷子写字，也没有留下姓名，虽然没有捐资，但是字写的非常好，就被采用了。

　二、三代大槐树

　这就是由第一代古大槐树滋生的第二代大槐树，距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由二代大槐树同根滋生的第三代大槐树也有近百年的历史，当年移民告别故土时，无不把大槐树当作家乡的象征，迁入新地后，纷纷在庭院种植槐树，并悬挂一个吉祥物以祈求故土的保佑，寄托对故土的思恋。

　千年槐根

　根据考古人员鉴定，此根大约生长在宋元时期，距今约1000年左右，远在明初移民之前。槐根高度62米，其中外露部分42米。槐根盘枝错节，形象奇特，能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是一棵罕见的大型古槐真根。

　移民浮雕图

　三组浮雕以大槐树为背景，自左至右为：移民国策、移民惜别、移民迁徙。中间有文字隔开，以文释画，文画互彰。具体讲述了大槐树移民的起因、槐乡人们别离乡土、迁徙途中的情景。

　移民情景雕塑

　通过朝堂决议、大槐树下、讲不完的故事三组移民情景雕塑向我们形象地展示了大槐树下的移民历史。第一组雕塑是朱元璋听取朝中大臣的奏议，下令开始迁民的场景，我们叫它朝堂决议。这第二组雕塑就是讲述大槐树下老人在与他的子女话依依惜别之情。第三组讲不完的故事可以看到当年外迁时的那位青年壮丁已经变成了老人，还在给他的子孙后代讲述着迁民的故事。

　祭祖堂

　内景祭祖堂是由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设计与施工，建筑风格为仿明代建筑，为整个祭祖园的核心。祭祖堂坐北朝南，面阔112米，进深55米，总占地面积6160平方米。堂前置露天铜鼎香炉，堂内设1230个移民先祖姓氏牌位，不仅体现传统文化，而且突出“祭祖”主题，是全国最大的百家姓祠堂，是天下民祭第一堂。

　望乡阁

　望乡阁位于祭祖堂东侧，是专门用来接待远方归客的地方，里面环境清幽，布局朴素，大家可以在这里品一品家乡水，看一看有关大槐树移民的书籍。整个茶室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因为前面我们看到的老茶室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回乡游子的需求了，所以我们开辟了这个茶室，它的作用、意义和原来的茶室都是一样的。一杯清茶，一瓢清水接待不远千里前来寻根祭祖的移民后裔，以此来表达老家人对各地移民后裔的一片亲情。以茶待客是一种尊贵的礼仪，具有深远的文化内涵，用家乡的水、家乡的茶接待老乡更有非凡的意义。

　献殿

　献殿是祭祀时用来摆放供品的地方，也是主祭人员的主要活动场所，位于祭祖活动区中轴线位置上，建筑面积1250平方米，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单层重檐，廊围四边，是仿明代全木结构建筑，十字歇山屋顶与仿明戏台连为一体，其高度，跨度乃三晋之首，其华丽壮观为全国罕见。

　溯源阁

　溯源阁位于祭祖堂西侧，与望乡阁对称而建，是大槐树主体建筑“一堂两阁”之西阁，建筑造型为仿古四角攒尖顶三檐双层建筑，上层有爬廊与祭祖堂相连。溯源阁取义溯源，意在追溯移民史实，感念先祖功德。而溯源阁整体布局也凸显了溯源移民历史，展示老家文化这一主题。

　中华姓氏苑

　中华姓氏苑主要由中华民族的姓氏来源、发展演变，11969个姓氏，姓氏郡望、堂号、堂联、家训等姓氏文化布置而成。您将在这里欣赏到一场中华姓氏文化的盛宴。

　移民实证展览馆

　这里有移民情景泥塑群雕，这里有移民先祖生活用品、这里有许多珍贵的移民谱牒，在这里展出的每一件实物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虽然看起来很普通，但都是对移民历史最真实的见证和最珍贵的佐证。

　广济寺

　洪洞县广济寺为唐贞观二年所建，原址在洪洞城内永安里，金承安年间迁徙贾村汾河畔。当年广济寺寺院宏大，僧众济济，香火旺盛。内有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法堂、藏经楼、伽蓝殿、祖师堂、禅堂、方丈、钟鼓楼。还有斋堂、客堂、寝堂、茶座、延寿堂等。山门左侧有一棵荫蔽数亩的大槐树，这就是明初迁民之时，办理公差事务，人们不能忘怀的古大槐树。

　槐木化石

　槐木化石是从洪洞西山煤矿挖出来的，据专家考证已有上亿年的历史。上面的许多地方已经炭化，这就形象地说明洪洞早在亿年前就有了槐树的身影，所以被称为“槐乡大地”是当之无愧、名不虚传的。

　石经幢

　石经幢是祭祖园中最古老的文物，也是现存明代迁民的唯一历史见证。经幢是古代佛教石刻的一种，创始于唐，由多块石刻堆建成柱状，柱上有盘盖，柱身刻陀罗尼经文及佛像。由广济寺大法师惠琏于金承安五年（1201年）所建，比移民还要早200多年，是广济寺的唯一遗物，也是典型的经幢作品，距今有800多年的历史。它由青石砌成，平面呈八角形，四层十五级，高94米，雕刻艺术古朴深厚，书法刚劲流畅，浮雕栩栩如生，是金代雕刻艺术的`珍品。

　过厅

　这座过厅为五间三开一启的过厅。门厦琉璃盖顶，吻兽齐全，正中檐下书写七绝二首。第一首意为：所有移民后裔都是杨侯国人“洪洞人”，这并不是没有根据，众多的私家碑记、谱牒都有记载。第二首意为：北京、河南、山东以及安徽滁和一带的移民后裔都是同根、同源，请不要担心互相误认，关于小脚趾为两瓣的古老传说就是我们相认的凭据。

　洪崖古洞

　洪崖古洞建在这里与洪洞可是大有渊源的，因为洪洞这个名字就是取自城南“洪崖”与城北“古洞”。“洪崖堑壁”与“古洞连云”这八个大字是由著名书法家董寿平书写的。“洪崖古洞”占地面积800平方米，南北长40米，东西宽20米，崖高16米，洞高4米，宽25米，洞内蜿蜒曲折。

　魁星楼

　民俗村最南面那个塔式造型的建筑就是魁星楼。据《汉书》记载：魁星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主宰文运。魁星楼是古代村庄里供奉魁星的圣地，读书人在魁星楼拜魁星，以祈求在科举考试中榜上有名。所谓“魁星点状元”，就是如此。魁星楼的旁边还设有北斗七星，而北斗前四星称为“璇玑”，也叫魁，又因为四颗星排列如“斗”字，也称“斗魁”。

　同源渠

　同源渠，顾名思义，移民后裔有着共同的源头。移民后裔遍布祖国大江南北，融汇于整个华夏民族，但他们的源头只有一个，就是洪洞大槐树。只要是大槐树的后裔就能在这里找到移民先祖的踪迹，都能找到同根同源的一家人。

　思源潭

　水流千里总有源头，人处四海难忘故土。移民先祖当年从这里开拔外迁，开疆拓土，但从没有一刻忘记过对故土的思念。几百年后，移民后裔也绝不会因时间的遥远而淡忘对自己源头的眷恋。在这里，您可以默念祖恩，掸尘净手，以虔诚的心情去祭奠您的先祖。

　一代大槐树（仿）

　新塑大槐树根据古大槐树的记载所建，重现了当年大槐树的风采。据记载当时的大槐树身围 “七庹零一媳妇”，也就是说，要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手连手才能合抱，男一庹五尺，女一庹四点五尺，故这棵新塑大槐树身围近40尺，直径13尺。

　牌坊

　这座牌坊建于民国三年（1914年）它的正额与背额分别镌刻着“誉延嘉树”、“荫庇群生”。“誉延嘉树”说的是随着大槐树后裔的辗转迁移，大槐树在海内外也享有盛誉；“荫庇群生”说的是大槐树的神灵世世代代庇护着移民后裔，庇护着大槐树下的芸芸众生，辛亥革命时期槐乡大地就因大槐树而免去了一场大的浩劫。

　茶楼

　茶楼采用的是全木质框架结构，总高11米，南北长2365米，东西宽13米。一层是洪洞特色的农家纯绿色无公害产品，二层是仿明式的茶馆。茶楼不仅仅是一座民间的传统建筑，更是中华文化中以茶待客的老习俗在洪洞的直观体现，可以让您最真切地感受老家人的热情，并了解老家的质朴民风。

　茶室

　茶室，建于民国三年，专供游客歇脚休息、品茶聊天的场所。面宽1045米，进深477米，面积不大，脊高一般，形貌与民居无异，意义却不一般，它是为接待远方归来的游子而特意兴建，匾额与楹联所表述的也正是这种老家与归客之间的亲情。

　三座桥

　西桥取名莲馨桥，有两层寓意。其一洪洞自古就有莲花城的美誉，当时县城高而四周低，人们蓄水植莲。到夏天莲花的香气弥漫着整个洪洞城，真乃“水包座子莲花城”。其二“莲馨”谐音“心连心”，喻指老家人与移民后裔永远心连心。

　中桥取名槐香桥，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这里是槐树的故乡，到处充斥着槐花的香气。二是槐香的谐音是怀念的怀，故乡的乡，意思是大槐树的后裔永远怀念自己的故乡。

　东桥取名鹳鸣桥，是借鹳鸟的鸣叫抒发游子的思乡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民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民谣里的老鹳指的是一种体型像鹤的水鸟，但脖子和身子比鹤短。以前在汾河边常看见它们大片的觅食，在大槐树上筑有巨大的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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