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花献佛

　容闳提出“留学教育计划”

　　说到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人们就会谈起被誉为“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的容闳。容闳是广东香山县人，少年时家境贫寒上不起学，只好到德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读书。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因病提前归国，要带几名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在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美国。

　　在美国，容闳先入中学，后在耶鲁大学半工半读学习英语文学，靠奖学金和打零工完成了学业。面对祖国的落后和异邦的强盛，容闳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

　　1854年11月，26岁的容闳谢绝了美国友人的挽留，经过3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

　　回国后的容闳先在广州学习中文，后到香港谋生。为了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他曾经积极游说过太平天国领袖，但未被采纳。后来，他又来到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最后投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当时，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曾国藩建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兵工企业。兵工厂中使用了大量的外国机器，急需懂洋文的技术人员，于是容闳就有了用武之地，并得到曾国藩的重用。曾国藩曾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1870年，曾国藩到天津处理“天津教案”，由容闳担任翻译。在与曾国藩的接触中，容闳大胆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对此，曾国藩非常赞同，并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清廷。二人在奏折中提出：“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并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容闳和陈兰彬等人负责此事。英美等国驻华公使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纷纷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

　　万里蹈海赴花旗

　　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了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根据洋务运动的切实需要，第一批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最终决定选10岁到16岁的幼童出国。

　　按照计划，首期留美幼童名额为120名。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预计留学时间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当时，国人多视出国留学为畏途，尤其是美国，距离中国万里之遥。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都认为那里是“蛮夷之邦”，甚至有谣言说美国人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况且把这些十来岁的幼童送出国，一别15年，还要家长签字画押，这让父母们难以接受。留美幼童詹天佑的父亲詹作屏出具的保证书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俨然一纸卖身文书。尽管容闳使出了全身解数，还是招不齐。无奈之下，容闳只好返回老家动员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招满。后来他到香港招了几名，才勉强凑够数。

　　1872年8月11日，这30名幼童由容闳率领，从上海坐船赴美。这些在大轮船上蹦蹦跳跳的孩子此刻也许不会想到，他们稚嫩的肩上担负着为国寻求富国强兵之路的使命。在这些幼童之中，不少人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佼佼者，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

　　留学生之父:容闳

　　被后人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早年留学海外，成为最早系统接受西方新式教育并获得正式学位的东方人。归国后访查太平天国，上书建言七策；投身洋务运动，购买“制器之器”；参与变法维新，当选中国国会会长；促进共和革命，策划“红龙中国”计划，成为唯一全程参与中国近代史各主流事件的爱国者。其中，时间最长、活动最多，贡献最大的当属洋务运动时期。对于容闳在启开中国近代化步伐的洋务运动期间的建树和作为，余明侠教授曾撰文总结如下：

　　容闳在洋务运动期间的主要建树

　　（余明侠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徐州，221009）

　　提要　容闳是近代中国第一位留学生。他对中国社会近代化事业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对洋务运动的广泛参与。其主要成就有：一、购买新式机器；二、向清廷提出旨在改革时政、富国强民的“四项条陈”；三、筹划并实施幼童赴美留学事业，以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

　　关键词　容闳　洋务运动　曾国藩　“四项条陈”　幼童赴美留学

　　容闳（1828—1912年）于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受过系统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1855年，他满怀振兴中华的报国壮志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先后考察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参与了曾国藩的洋务事业、投入了戊戌变法活动，最终则转向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故其一生的主要岁月，基本上是与中国近代历史相始终的。

　　容闳因久居外国，不谙汉文。其主要著作《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and America）［①］即系用英文写的自传。从1863年起，容闳即参加了同（治）光（绪）年间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前后达三十余年之久。他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皆有交往，而以与曾氏有相知之雅，故其于洋务运动时期的主要建树，也系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进行的。

　　一、学成归国　访问南京

　　容闳早在美国耶鲁大学读书时，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进步，就昕夕筹思将来如何能对贫穷落后的祖国的重新振兴贡献一己之力。他说：“当予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②］为了改变“中国之腐败”状况，容闳的设想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③］。易言之，就是要通过兴办教育的途径，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介绍到中国来，从而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改革各种弊政，汰除陈旧观念，使古老的中国能够跻入世界近代化先进国家之列。

　　容闳的这种思想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教育救国论之先声，迹其一生，他始终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了坚持不渝的奋斗。后来影响不断扩大，不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先进人士陆续提出了各种类似的主张，于是就形成了具有相当号召力的教育救国论的思潮。可是，在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容闳的这一主张还是曲高和寡难获知音的。

　　1855年后，容闳回到祖国，所见所闻的种种黑暗现实，使他感到无限苦闷、彷徨和焦虑不安。他一度想通过经商致富的途径，“藉雄厚之财力”，以实现救国理想。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而自己既然“志在维新，自宜大处落墨，若仅仅贸迁有无，事业终等于捞月”［④］，遂又决计弃商从政。

　　这时，震动中外席卷中国大地的太平天国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容闳对此深表同情，他认为由于清朝政府的残暴黑暗统治，“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不免于革命”［⑤］。为此，容闳于1860年11月从上海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进行实地考察，以便决定自己今后的政治去向问题。此时执掌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gān＠①与容闳在香港时即已相识，因而对故人的远道来访深表欢迎。容闳遂向干王提出了改革天国朝政的七项建议［⑥］：

　　“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五、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上述七项建议有如下特点，需要加以说明：

　　首先，建议的内容涉及军事、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虽是针对天国的现实状况而发，但其政治理想基本上均包罗于内。诚然，其中第六项所云要在各级学校中，将“《圣经》列为主课”带有强化宗教的色彩，但其动机可能是为了迎合洪秀全的以教主自居的政教合一思想，以有利于改革方案的实行。

　　其次，在七项建议中，有四项涉及教育，至于其他三项没有涉及教育的建议，若“良好军队”的军官、“善良政府”的官员、“各级行政顾问”的来源，亦无一不依靠学校来培养、造就。由此可见，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乃是七项建议的主旋律和基本宗旨。

　　再次，容闳的七项提纲挈领式的改革建议，如果与洪仁gān＠①于1859年所提出的《资政新篇》相比较的话，显然要简略得多。限于篇幅不能多赘，可参见拙文《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看农民战争的变化》［⑦］。可是就两者的基本精神而言，都堪称是为了使中国迅速进入近代化的殿堂所设计的最佳蓝图。遗憾的是，这两个蓝图在太平天国都是不了了之。相反，在清朝方面的洋务运动兴起后，其中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一些内容，却被陆续付诸实践。

　　洪仁gān＠①对容闳的七项建议，因为彼此的改革思想深相契合而表示赞赏。当即希望容闳能够留在天京（南京）任职，作为自己的臂助，并立即送上一颗镌有“义”字爵位的官印和写在一幅黄缎之上的委任状。根据天朝官制：“义”为四等爵位，地位算是比较高的。这对于毫无寸功又与天国素无渊源的容闳来说，自然是莫大的殊荣了。可是他再三考虑之后，却婉言谢绝了干王的厚爱。究其原因，主要有四：

　　其一、容闳认为洪仁gān＠①虽然久居香港，了解近世欧美各国情况，且有一定识见，“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⑧］，但其为人却是“善善而不能用”，即口头赞成而不能实行。

　　其二、容闳此时已了解洪仁gān＠①并无多大实权，名义上虽然位列朝班之首总摄百揆，然而在实际上凡事皆须通过拥有军权的“诸王”讨论，“经多数赞成”，再经天王批准“乃可实行也”。在此之前一年，洪仁gān＠①的《资政新篇》业经天王同意刊行，尚且无法在天国统治区内予以实行，而容闳如果再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岂非缘木求鱼更加“无能为役”了吗？［⑨］

　　其三、天国后期的军事形势日趋严峻，上游军事重镇安庆自1860年之后即被湘军紧紧围困，情况至为危急。如果安庆一旦失守，天京即失去屏障，此时安庆保卫战的不利战讯正不断传来，容闳到了天京，对这些情况又岂能毫无所知？他对天国的前途缺乏信心，自然不愿将个人的政治理想乃至身家性命孤注一掷，轻易冒险。

　　其四、容闳虽对太平天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可是实际考察之后，不断获知的许多新情况：使之更不愿将自己报效祖国的宏愿寄托在这样的政权之上。“予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他得出了“太平军之行为，殆无造福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⑩］的结论。

　　就是这样，容闳遂带着怅惘的心情离开了南京，去重新寻找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道路。

　　二、洋务运动兴起后参加曾国藩的幕府

　　1861年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兴起了一场以学习西方的军事、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等为内容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前期侧重于军事方面的“求强”，后期则转向经济方面的“求富”。曾国藩于1861年8月攻下安庆不久，即创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开始仿制洋枪洋炮，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然而，他在开始时把“师夷长技”看得过于简单，认为只要先购买西洋的坚船利炮，然后再“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①①］，即不难立获成功。于是在他的幕府就征聘了一批中国当时第一流的“覃思之士”，如华蔚芳、徐寿、李善兰等人在其左右潜心仿制。可是试制出来的枪炮却很不理想，因而曾国藩在《日记》中先后写道：“阅新制之劈山炮，不甚合式”［①②］；在安庆东城外“演炸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①③］。显然，炮弹没有落地即“开花”（爆炸），就谈不上有什么杀伤力。之后，曾国藩又命人仿造了一艘命名为“黄鹄”号的小轮船，但“行驶迟钝，不甚得法”［①④］。由是，他逐渐懂得完全依靠自学成材的、土生土长的科学家采用手工操作，单纯地徒事模仿是不能造出大量精良武器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引进西方最新机器和先进技术，方克成事。

　　正值曾国藩筹思无计之时，其手下几位幕宾推荐了容闳，盛赞他留学美国，“抱负非凡，常欲效力政府，使中国致富强”［①⑤］。曾国藩十分重视，命人三次驰函敦请，这种殷切待士的态度，有点类似三国时代的“三顾茅庐”，使容闳深怀知遇之感。1863年8月，他来到安庆向曾建议先设立一“机器厂”作为“母厂”，然后设若干“子厂”，“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①⑥］。再将这些不同的机械所生产出来的各种部件加以组装，即可成为枪、炮以及军舰之类的新式武器。曾国藩听后不禁顿开茅塞，遂于《日记》中记道：“李壬叔（即李善兰）、容纯甫（即容闳）坐颇久。容名光照，一名宏（同“闳”）。广东人，熟于外洋事。曾在花旗国（即美国）寓居八年，余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之器”［①⑦］。

　　1863年11月下旬，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正式授予容闳前往西洋购买机器的全权，并委以五品军功的官职。像这样的信任无间、不次拔擢，充分说明了曾国藩的知人善任和向西方学习的迫切心情。于是，容闳也就正式踏入仕途，成为清政府的一名官员，在洋务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作出积极的贡献。

1870年，容闳倡议派幼童前往泰西肄业之计划，、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香港政府香港行政局首任华人官守议员周寿臣等。120名学生留美之际，容闳亦被任命为留美学生监督及清政府驻美副公使，1881年随留学生回国。

台湾返回的信息来看，也同样存在着詹天佑的名声更胜于恩师容闳。而当年容闳是怎样发现了12岁的詹天佑，并把他选送到上海肄业局预备学校，这有一段曲折、动人的历史故事。

是恩师关系

文姓是发源于北方的姓氏，后来兴盛于南方。如今的文姓人，主要集中在四川和湖南两省，几乎占了文姓人口的40%。西南地区的贵州、重庆，分别是文姓人口第三、四大省市。从先秦时期开始，文姓人就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西汉汉景帝时期的庐江舒城(今安徽舒城)人文翁出任蜀郡郡守，是文史记载中第一个入川的文姓人，文姓人从此在四川留下诸多痕迹。

文姓人出了很多在政治、文化上有着突出贡献的人物。“四状元、五宰相、六大家”(四状元：辽国文充、南宋文天祥、元朝文允中、明朝文震孟;五宰相：北宋文彦博、南宋文天祥、明朝文震孟、南明文安之、清朝文祥;六大家：北宋文同，明朝文徵明、文彭、文伯仁、文嘉、文俶，清朝文廷式)群星闪耀，其中文允中是成都人，文同是盐亭人。另外，宋朝文姓进士有12人，元朝2人(其中四川1人)，明朝31人(其中四川5人)，清朝64人(其中四川5人)。

先秦时期

　一代贤相文种，帮助勾践打败吴国

春秋时，文姓人主要在今河南、山东、湖北一带活动。到战国时，文姓已播迁到江准地区。

春秋末期，越王勾践手下有两个得力大臣：范蠡和文种，他们为勾践最终打败吴王夫差立下了赫赫功绩，文种被后代誉为一代贤相。

文种

文种，也作文仲，字会、少禽(一作子禽)。为让勾践顺利实施复仇大计，文种向勾践提出“七术”：“一曰捐货币以悦其君臣;二曰贵籴粟囊，以虚其积聚;三曰遗美女，以惑其心志;四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作宫室以罄其财;五曰遗之谀臣以乱其谋;六曰疆其谏臣使自杀以弱其辅;七曰积财练兵，以承其弊。”

勾践对文种的这“七术”深以为然。公元前473年，越国打败吴国，夫差自杀，吴国灭亡。

范蠡选择了功成身退，他写了一封信给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看后，没有选择离开，而是选择了躲避，称病不朝。

文种的举动让勾践好生怀疑。此时，有人对勾践说，文种恐怕是想造反作乱哦!勾践越想越觉得对，与其如此，留你干什么勾践赐给文种一把剑，文种只得自刎。

文种死后，他的家人离开越国，分散到各地繁衍生息。

秦汉时期蜀郡郡守文翁，成为四川文姓先祖

两汉时期，文姓人向西进入四川，向北进入山西，向南跨过长江进入江南地区。今河南、山东、山西成为文姓族人的繁衍望地，河南的文姓人，大多分布在开封、南阳、永城、固始等地。

这一时期最引人关注的文姓人，是文翁。文翁(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01年)，名党，字仲翁，庐江舒邑(今安徽舒城县枫香树乡文家冲)人，又有一种说法是庐陵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

据说文翁是文种的后裔，汉景帝末年，文翁被任命为蜀郡郡守，带着一家老小到了成都。那时的四川，民风野蛮落后，一向仁爱的文翁对蜀人进行了教化。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公立学校，用石头修建了一所学宫(石室)，在各地招收青年学生。汉武帝时，中央 推广了文翁办官学的经验，下令全国各郡都设立学官，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文翁办学后，四川文风大盛，“蜀地文风比于齐鲁。”200年后，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的一支后裔取其义，把堂号命名为化蜀堂。如今，安徽舒城和四川部分地区的文姓人，就属于这个堂号。

此外，因文翁“筑石室以居”，“石室”成了文翁的代号，蜀派文氏自称“石室后人”。如今的成都石室中学，其校史就是从2000多年前文翁创办官学算起的。

文翁在任期间，不仅促进了四川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还使文姓在四川繁衍成望族，其后裔分布于四川各地，后来向外迁徙，发展为其他著名支系的文姓人。

西汉末东汉初，四川文姓人出了一个人物文齐，梓潼县人。王莽执政时，益州郡人民不堪重负而起义。王莽派军镇压被打败，又派文齐去征讨。文齐采取怀柔政策，征而不讨、围而不歼，劝说大家放下武器，归顺朝廷。因文齐平定起义有功，王莽任命他为益州太守。

在任期内，文齐组织百姓垦荒造地，修筑灌渠，又练兵养马，修筑边塞。文齐还主持修建今云南滇中地区石林、弥勒、陆良一带的滇东汉长城。

建武元年(25年)，公孙述占据蜀地称帝，隔断了益州郡与内地的联系。接着，公孙述派兵攻占益州郡大部分地区，威胁文齐投降。文齐凭借长城固守据险，坚决不投降。

文齐听说刘秀在河北即位后，派出使者前往河北，向刘秀表达了一片赤心，深得刘秀嘉许。公孙述被杀后，刘秀任命文齐为镇远将军，并封他为成义侯。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南安徽文氏，两大家族最为活跃

三国曹魏时期，文姓人非常活跃，尤其在曹魏政权，出现了河南文聘和安徽文钦两大家族，一直延续到晋朝。

在三国时期蜀汉晚期，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的文立，年轻时在蜀国太学进修，师从大儒谯周，专攻《毛诗》《三礼》。益州刺史费祎看中他的才华，任命他为州从事(刺史下属的官吏，类似于现在的办公室秘书，主要掌管文书往来，还带有监察官员的职责)。

后来，文立入朝担任尚书郎。费祎当上大将军后，把文立提拔为东曹掾(高级秘书)，不久迁任为尚书。晋朝统一全国后，文立出任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别驾从事(职责和州从事差不多)。泰始2年(266年)，晋武帝司马炎任命文立为济阴(今山东菏泽)太守。

文立为人谦虚谨慎，很受司马炎的赏识。司马炎册立太子后，把文立调进朝廷，任太子中庶子(太子的侍从官)。再后来，文立又出任散骑常侍(皇帝侍从，在宫中当顾问，外出做贴身随行官员)，升任卫尉，位列九卿之一。文立去世后，司马炎特别下令，“送葬于蜀”，专门派官员给文立办理丧事，修建坟茔。

《华阳国志》中记载说，文立曾给司马炎上书，希望任用原蜀汉的“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这样做的好处有二：一是“以慰巴蜀民之心”，二是“倾东吴士人之望”，司马炎同意了文立的提议。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士族大量南迁，文姓人也在这南迁队伍中。这次南迁，奠定了后来南方文姓比北方文姓兴旺的基础。

南朝陈武帝时，文翁后裔、住在成都朝阳门兴庆坊的文球，到江西吉州(今江西吉安)出任教谕(相当于教育局局长)。文球在那里结婚生子，安家立业，形成了著名的江右(古代特指江西)文氏大家族，这是四川文姓向外发展结成的一大成果。文球是文姓人最早迁入江西的人，文姓老家谱都称文球是文姓蜀派的一世祖。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文翁后裔文时，成为江西文氏始祖

唐朝时，文姓已经出现在两广地区，但发展得最好的是江西和安徽的文姓家族。到五代十国时，江西出了个人物叫文时。

文时，字春元，是文球的后裔。在“春”字辈中，以文时(文春元)的名气最大，文姓人奉他为江右始祖(江西始祖)。

文时的籍贯，现在存在争议。文姓家谱中说文时是成都人，文翁的后裔。但他的先祖文球已迁居江西，按说应该是江西人才是。究竟怎么回事，有待相关专家继续研究。

后唐唐庄宗李存勖同光3年(925年)，兵部尚书郭宗韬攻打前蜀。郭宗韬暗中在成都招募内应，文时找了2000多人，帮着郭宗韬平定了前蜀。事后论功行赏，文时被任命为帐前指挥使，轻车都尉。

后来，文时奉命镇守江西永和镇。在巡视到吉州永新钱市坑东(今江西永新县莲洲乡钱溪村)时，发现那里山清水秀，很是喜欢，就暂住在在坑东袁通判家中。袁通判发现文时文武全才，人也长得英俊潇洒，性格厚道，把宝贝女儿嫁给了文时。

后晋石敬瑭灭掉后唐后，文时不愿为石敬瑭效力，辞官归隐，带着夫人回到岳父家里，把家安在永新固塘钱市坑东。从那以后，文时家族兴旺发达，繁衍昌盛，至今后裔近200万人，广泛分布在江西、湖南、广东、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福建、海南、河南、江苏、浙江、山东乃至港台地区等大半个中国，形成了著名的江右文氏大家族，有“无坑东、不姓文”的说法。

　宋元时期北方文氏南迁，文天祥抗元被株连

宋朝时，全国文姓人有18万多人，排在全国姓氏人口的第79位。文姓第一大省是山西，有54万人。这一时期的文姓人，主要集中在山西、四川、江西、河南、河北、广西等地，人口主要向东南、南方、西部地区迁移。宋末元初，文姓因文天祥的缘故受到株连，发展缓慢。

宋元时期，文姓人在史籍中留名的至少有60人，最为有名的是北宋前后任将相50年、经历了四朝的文彦博，苏轼表哥、诗书画家、四川盐亭人文同，学者、四川绵阳人文及翁，南宋末年抗元的文天祥，元朝状元文允中等。

文彦博，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文彦博的先祖本姓敬，属于敬改文姓。五代后晋时，为避后晋高祖石敬瑭名讳，改为文姓。后晋灭亡后，又改为敬姓。没改多久，宋朝建立，为避赵匡胤祖父赵敬庙讳，又改为文姓。从那以后，这支敬姓人一直姓文，融入文姓大家庭中。

宋仁宗天圣5年(1027年)，22岁的文彦博考中进士，曾任益州知州。庆历7年(1047年)，42岁的文彦博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相当于是副宰相。同年，文彦博因平息王则起义有功，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院大学士。

92岁那年，文彦博去世。他在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4个皇帝手下为官，几起几落，出将入相50年，被世人称为贤相。清康熙61年(1722年)，文彦博与历代功臣40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与文彦博同时期的文姓人中，还有一个善诗、楚词、草书、画，有“四绝”美誉的文同。文同与苏轼是表兄弟，深为文彦博、司马光等人赞许，尤其受苏轼敬重。

两宋之交，北方文姓人受当时战乱影响，往南迁徙，进一步播迁到南方各地。到南宋末期，文姓人中出了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文天祥是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文时的后裔，追溯渊源，也是文翁的后代。

景定5年(1264年)，文天祥到永新固塘祭祖，听说族叔文正道的6个儿子都考中了举人，为文正道的寝堂题写了“六义堂”的匾名。后来，六义堂成了今湖南衡山、江西部分地区文姓人的堂号。此外，文姓后人根据文天祥的封爵和他的一身正气，分别以信国堂、正气堂作为堂号。广东潮汕地区、广西部分地区的文姓，大多以正气堂为堂号。

文天祥有文道生、文佛生、文环生3个儿子，6个女儿。文道生19岁病逝，妻子苏氏带着儿子文伯平逃难，流落到今广东丰顺县。文伯平有6个儿子，其后裔如今有3万多人，分布在广东、福建、海南等地。

文佛生在崖山一战中战死，未婚无后。年幼的文环生逃到海南，隐姓埋名生活在昌化、东方等地，如今后裔有两万多人。

文天祥的弟弟文天球在南宋灭亡后，为保证文家后代的安全，入元为官，被封为议大夫、上车都尉、秘书卿，死后被追封为雁门郡邑侯，谥号“文惠”。

宋端宗赵昰景炎年间，原籍湖广的文汝舟，带着家人入川到涪州(今重庆涪陵)为官，后在涪州文家坪置办地产定居。元朝至正年间，文汝舟后裔文自隆出任顺庆府(今南充)教授，把家安在蓬溪都尉坝。这支文姓人一直传承至今。

重庆大足境内的石刻很有名气，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在宋仁宗赵祯到宋光宗赵惇150多年的石刻中，有很多来自普州(今安岳)的文氏家族工匠。这些文姓工匠是出自什么家族，为什么如此集中，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

元朝时，成都人文允中考中状元，后来出任四川儒学提举官(主管儒学教育事务的官员)，最后死于兵乱。

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后，四川文姓人口激增

文姓人经过南宋末期以文天祥家族为首的磨难，到明朝时，文姓大约有16万人，比宋朝时还少2万人，呈现出负增长的态势，在全国姓氏排名中，也跌落到了第100位。

明朝初年，山西文姓成为大槐树移民中的一部分，迁居到周围各省和安徽等地。经过明朝的休养生息和繁衍，文姓人口逐渐增加。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兴起后，大量文姓人涌入四川，使得四川文姓人口急剧增加，形成如今四川是全国文姓人口最多的局面。

明洪武4年(1371年)，明玉珍的儿子明升归顺明朝后，应诏返回湖北应山、孝感等地招募乡人入川，当地文姓人由此大批入川，散居在四川(含今重庆)各地。

原本住在四川的文姓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衍后，也在四川境内迁徙移动。如成都的文岐，有3个儿子，大儿子文裁迁居到射洪，二儿子文恩住在成都，三儿子文昌迁徙到今剑阁、阆中一带。

明朝文姓最为有名的家族，非江苏文徵明家族莫属。文徵明是文时的后裔，与文天祥同宗。文徵明及其儿子文彭、文嘉，侄子文伯仁、孙子文肇社，曾孙文从简、玄孙女文叔以及长子文彭的玄孙文点，子孙五代都是画家、篆刻家，货真价实的书画世家。此外，文徵明的曾孙文震孟，是著名的政治家，历任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清朝平定天下后，鉴于四川因长期遭受战乱，人烟稀少，田地荒芜，遂开始了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湖广等地的人民纷纷迁往四川，其中包括大量文姓人。

遂宁一份文氏家谱记载，其先祖文光临原本住在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文光临带着一家老小移居到泰和县住了3年。看到战乱蔓延开来，又迁往广西全州暂住。战乱平息后，搬到湖南永州府东安县，看到当地夏丰村燕子塘(今水岭乡下丰村、燕桂村)山青水秀，决定定居下来。

到康熙年间，文光临后裔文永昆等迁移入川，一支住在重庆府合州大河坝(今合川太和镇)，一支住在安岳县鱼箭滩，一支住在仁寿县芋头场，文永昆所在支系住在遂宁滥井沟(今遂宁船山区西宁乡兰井村、樟树堰村)。

康熙20年(1681年)，住在湖北荆州府监陵县汪家桥的文之兴、文之荣、文之华和文之富4兄弟，举家迁往四川。但是，他们的迁川之路并不顺利。按照规定，他们入川目的地是潼川府(今三台)。到了巴州(今重庆)，老三文之华一家和大伙走失散了。

其余3兄弟带着家人沿着嘉陵江岸边继续走，一路翻山越岭，晓行夜宿，终于到了潼川府，向官府报到。官府主管移民的部门对报到的移民先抽签圈地，然后才准落业。老大文之兴不知道抽到了哪里，老四文之富一家迁到别的省份去了，也不知究竟落业在什么地方。

只有老二文之荣，带着夫人徐氏和5个儿子文桂、文揆、文槐、文松、文彬，抽签中了乐至县蟠龙河王家沟，在那里圈地落业。文之荣为人精干，性格恭俭温良，5个儿子又勤奋肯干，不断购置田地、增添家产，加上繁衍昌盛，后裔分散居住在乐至境内多个地方。文之荣被尊奉为这支文姓的入蜀开山始祖。

1921年，资阳一个名叫文华椿的72岁县参议员，写了一篇“文氏始祖家传述略”碑文，

记录了其入川始祖文李氏带领全家人在迁川过程中的事迹。文李氏是文正章的夫人，文正章先辈世代居住在广西桂林，文正章后来在湖北谋生并成家。康熙37年(1698年)，62岁的文正章去世。

康熙43年(1704年)，57岁的文李氏带着文永诚、文永试、文永谦、文永论、文永让、文永记6个儿子，从湖北乘船进入四川。他们沿途经过了九江、汉口、武昌、夔门、巫峡等。在千里入川途中，文李氏拄着竹拐杖在前面带路，6个儿子挑着担子跟在后面，一路爬坡上坎，历尽艰辛。

最终，他们落业在潼川府乐至县李逵坝，靠租种当地一个陈姓人的田地为生。文李氏告诫6个儿子说：“万里离乡，创立门户，当整顿精神，独立意志，勤以致富，俭以聚财。”

入川3年后，文李氏去世。文家6兄弟各自立业，谨遵文李氏的教诲，最终在资阳东枕头寺下邵家沟置业两万多亩，成为富甲一乡的望族。如今，资阳邵家沟马鞍山(今资阳回龙乡江诗村)仍有文李氏的坟墓，这支文姓人繁衍发展到了数千人，大多住在回龙乡境内。

在清朝，文姓名人辈出，但以满族文姓人为主，如镶黄旗人、文渊阁大学士文孚，镶红旗人、小说家文康，正红旗人、洋务派首领之一文祥，还有江西萍乡人、词人、学者、维新派思想家文廷式等。

从乾隆55年(1790年)开始到病逝，从个人履历来看，文孚历任地方、朝廷多个职位，差不多有90个，基本上把该当的官都当了一个遍。当然，他的终极职位是文渊阁大学士、赠太保，绘像紫光阁等。他的侄子叫琦善，没错，就是鸦片战争时主和派的那个代表人物。

文康是乾隆、嘉庆时期的名将、武英殿大学士勒保的孙子，因勒保谥号为“文襄”，遂改为文姓。文康曾任过徽州(今安徽黄山)知府，后来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因病未能赴任。文康出身显贵，年轻时家世非常兴盛。但文康晚年家道却中落了，原因是他的几个儿子都是败家子，把家里的物品都变卖完了。

文康有感于世运变迁、人情反复，写成了长篇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日下新书》)，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的一部融侠义与言情于一体的小说。

文祥，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之一，道光25年(1845年)考中进士。1860年，英法联军攻逼北京，咸丰出走热河(今河北承德)时，他跟随恭亲王奕欣留在北京与英法议和。第二年，他与奕欣及大学士桂良等联名奏请改变清 的外交、通商制度，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

咸丰病死后，文祥与其他大臣奏请慈禧、慈安太后垂帘听政。光绪继位后，文祥升为武英殿大学士，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勤勉正直，为官廉洁，生活仆素，光绪称赞他说：“外交内治，无不尽心筹划，实为股肱心膂之臣。”

文廷式是光绪16年(1890年)的榜眼，志在救世，遇事敢言，与汪鸣銮、张謇等被称为“翁(同龢)门六子”，是光绪时期帝党的重要人物之一。光绪22年(1896年)，由于遭到李鸿章姻亲御史杨崇伊的参劾，被革职驱逐出京。

戊戌政变后，文祥受到清廷密电追捕，不得已出走日本。4年后回国，文祥与容闳、严复、章太炎等人交往密切。此后数年，文廷式因为国事而伤心憔悴，寄情文酒，从事著述。

在早期纪实摄影中，容闳是一位杰出的代表。容闳(1828～1912)，字纯甫，广东香山县人，清末改良主义者。1847年留学美国，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我国在美国高等学府毕业的第一人。

容闳是第一个运用摄影进行对外交涉的外交官。他曾任中国驻美国、秘鲁副使，在一次办理华工条约的交涉中，他出色地运用照片进行外交斗争，维护了华工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