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讳献诚，字献诚，其先高句丽国人也。……曾祖大祚，本国任莫离支捉兵马。……祖盖金，本国任太大对卢捉兵马。……父男生，本国任太大莫离支。率众归唐，唐任特进、兼使持节辽东大都督、右卫大将军、检校右羽林军，仍仗内供奉、上柱国、卞国公，赠并、益二州大都督，谥曰襄。……属孱王在国，不弟阋墙。有男建、男产，同恶相济。……襄公觌此乱阶，不俟终日。以为国之兴也，则君子在位；国之亡也，则贤人去之。避危邦而不居，通上京而请谒。昆邪之率众降汉，即拜列侯；由余之去国归秦，先优客礼。公即襄公嫡子也

　　墓主的祖父盖金，即盖苏文。《资治通鉴》卷198太宗贞观二十年五月条载：“高丽王藏及莫离支盖金遣使谢罪，并献二美女，上还之。金，即苏文也”。《三国史记》卷49《盖苏文传》亦云：“盖苏文，或云盖金，姓泉氏”。可证其是。盖苏文见于史书记载，始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这年十一月丁巳，“营州都督张俭奏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弑其王武。盖苏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议诛之。盖苏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阅者，并盛陈酒馔于城南，召诸大臣共临视，勒兵尽杀之，死者百余人。因驰入宫，手弑其王，断为数段，弃沟中，立王弟子藏为王；自为莫离支，其官如中国吏部兼兵部尚书也。于是号令远近，专制国事”。[5]另据记载：盖苏文“性忍暴。父为东部大人、大对卢，死，盖苏文当嗣，国人恶之，不得立，顿首谢众，请摄职，有不可，虽废无悔，众哀之，遂嗣位。残凶不道，诸大臣与建武议诛之，盖苏文觉，绐云大阅兵，列馔具请大臣临视，”全部杀死，并弑其王。[6]于是唐太宗便以讨伐叛逆为借口，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从这些记载看，盖苏文家族在高丽也是一个地位颇高的名门大族，《泉献诚墓志》中也有“柯叶森郁，世为蕃相”之句，可见其家在高丽已经是数世任地方大员了。关于盖苏文的父亲，无论是中国史书还是朝鲜史籍，均未记其名，从上引墓志可知其名为大祚，另外其所任的莫离支捉兵马的官职也不见于史书记载，可补史籍记载之阙漏。

　　据载泉盖苏文贞观十六年任莫离支，至唐高宗乾封元年（666）死，前后执掌高丽国政共24年时间。[7]《新唐书》卷220《高丽传》云：“乾封元年，藏遣子男福从天子封泰山，还而盖苏文死”。又据《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载，唐高宗泰山封禅是在乾封元年正月，《资治通鉴》卷201记盖苏文死是在这年五月。这个时间实际是其国内发生变故，盖苏文子泉男生向唐朝求救的时间，并非是盖苏文的实际死亡时间。上引《新唐书》云：高丽使者高男福从泰山返回国后，盖苏文才死去，故其死亡时间应在这年正月之后，五月之前。另外，盖苏文并非泉大祚的独子，他还有一弟，即泉净土。[8]此人在盖苏文死后，国内大乱之际也降于唐朝，后不知所终。

　　泉献诚的父亲泉男生，是盖苏文的长子，其墓志也已经出土，现节录如下：

　　公姓泉，讳男生，字元德，辽东郡平壤城人也。……曾祖子游，祖太祚，并任莫离支。父盖金，任太大对卢。乃祖乃父，良冶良弓，并执兵钤，咸专国柄。……年始九岁，即授先人，父任为郎。……年十五，授中裹小兄，十八授中裹大兄，年廿三改任中裹位头大兄，廿四兼授将军，余官如故。廿八任莫离支兼三军大将军，卅二加太大莫离支，总录军国。……遂使桃海之滨，堕八条于礼让；萧墙之内，落四羽于干戈。公情思内款，事乖中执，方欲出抚边甿，外巡荒甸，按嵎夷之旧壤，请羲仲之新官。二弟产、建，一朝凶悖，能忍无亲，称兵内拒。……仍遣大兄弗德等奉表入朝，陈其事迹。属有离叛，德遂稽留。公乃反旆辽东，移军海北，驰心丹凤之阙，饬躬玄菟之城。更遣大兄冉有，重申诚效，……乾封元年，公又遣子献诚入朝，帝有嘉焉，遥拜公特进、太大兄如故，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兼使持节安抚大使，领本蕃兵共大总管契苾何力等相知经略。……二年，奉敕追公入朝。总章元年，授使节辽东大都督、上柱国、玄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余官如故。……其年秋，奉敕共司空英国公李绩相知经略。……遂与僧信诚等内外相应，……其王高藏及男、建等咸从俘虏，巢山潜海，共入堤封；五部三韩，并为臣妾。……献捷之日，男建将诛，公内切天伦，请重阍而蔡蔡叔，上感皇睠，就轻典而流共工。友悌之极，朝野斯尚。……仪凤二年，奉敕存抚辽东，改置州县，……以仪凤四年正月廿九日遘疾，薨于安东府之官舍，春秋卌有六,

　　上引泉男生墓志记载其曾祖之名为子游，其祖父之名为太祚，而泉献诚墓志记太祚为大祚，“太”与“大”字相通，故两志所记并不矛盾。泉子游与泉大祚，在高丽均任莫离支，可见其家族在高丽政治地位一直很高。关于泉男生所任高丽官职，《新唐书》卷110本传云：“九岁，以父任为先人。迁中里小兄，犹唐谒者也。又为中里大兄，知国政，凡辞令，皆男生主之。进中里位头大兄。久之，为莫离支，兼三军大将军，加大莫离支”。其中将“中裹”写为“中里”，关于这个问题，诸书多记作中里。关于泉男生归唐之事，《资治通鉴》卷201高宗乾封元年（666）五月条载：“高丽泉盖苏文卒，长子男生代为莫离支，初知国政，出巡诸城，使其弟男建、男产知留后事。或谓二弟曰：‘男生恶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为计。'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还夺其权，欲拒兄不纳。'男生潜遣所亲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惧，不敢归；男建自为莫离支，发兵讨之。男生走保别城，使其子献诚诣阙求救”。乾封元年六月，唐高宗命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以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以献诚为右武卫将军，为诸军响导，共同前往接应泉男生。“九月，同善破高丽兵，男生率师来会”。[10]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庞同善、高侃等初战失利，据《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载，“同善等至新城，夜为贼所袭。仁贵领骁勇赴救，斩首数百级。同善等又进至金山，为贼所败，高丽乘胜而进。仁贵横击之，贼众大败，斩首五万余级。遂拔其南苏、木底、苍岩等三城，始与男生相会”。另据《新唐书》本传载，薛仁贵在金山之役中，斩首5000级，与《旧唐书》所载略有差异。

　　关于此事《泉献诚墓志》也有记载：“初，襄公按部于外，公亦从焉。洎建、产等凶邪，公甫年十六。时祸起仓卒，议者犹豫。或劝以出斗，谋无的从。公屈指料敌，必将不可。乃劝襄公投国内故都城，安辑酋庶。谓襄公曰：‘今发使朝汉，具陈诚款。国家闻大人之来，必欣然启纳。因请兵马，合而讨之。此万全决胜计也'。襄公然之，谓诸夷长曰：‘献诚之言甚可择'。即日遣首领冉有等入朝。唐高宗手敕慰喻，便以襄公为东道主人，兼授大总管。……襄公之保家传国，实公之力也。寻授襄公命，诣京师谢恩。天子待之以殊礼，拜右武卫将军，赐紫袍金带，并御马二匹。”所谓“襄公”，即泉男生。志文中所记诸夷长，指追随泉男生的契丹、靺鞨等族酋长。[11]泉男生等据守的国内城，位于今吉林省集安县城东，公元3年至公元209年期间，为高丽都城，故志文称其为故都城。[12]《资治通鉴》、两《唐书》、《三国史记》等书，均记载泉男生派往唐朝求救的是泉献诚，而据泉男生墓志记载，泉男生先派大兄（高丽官名）弗德前往求救，由于其部属发生叛离，于是又派大兄冉有入唐，“重申诚效”，然后才派其子泉献诚正式入唐，以表示归唐的诚意。泉献诚的入唐，使唐朝确信其是真诚归顺，这才出兵援救泉男生的。此外，归顺唐朝的主张是由泉献诚提出来的，所有这些都是史籍所未记载的史实，可补其阙漏。

　　据泉男生墓志载，其在归顺唐朝后，唐高宗先是“遥拜公特进，太大兄如故，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兼使持节安抚大使”；国内城之围被解，泉男生入朝后，唐高宗遂于总章元年（668）“授使持节辽东大都督、上柱国、玄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继续统领本部兵马配合唐军与高丽军作战。前一次任命的官职高丽本国的色彩极为浓厚，后一次任命则完全是中国的官职了，这种变化是唐政府发动这次军事行动前后目的不同的折射。在泉男生向唐朝求救时，虽然唐政府派出军队前往解围，但当时并未将此次行动作为灭亡高丽的战争来部署，这一点从其派出的二流将领统兵出战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猛将薛仁贵也只是作为接应部队的统兵将领来安排的。故任命泉男生以高丽官职，以分化高丽人心。当这一阶段的目的达到后，唐政府认为这是一个灭亡高丽的良好时机，于是于这年（乾封元年）十二月，任命著名大将李绩为征伐高丽诸军的总统帅，增调大批军队，并将“河北诸州租赋悉诣辽东给军用”，打算一举灭亡高丽。[13]因此便径直任命泉男生为中国官职。由于当时的高丽占据着中国的辽水以东的疆土，战争也主要这一地区进行，故在其官名前冠以“辽东”字样，又由于汉代在这里曾设置过玄菟郡，故又以“玄菟”二字作为泉男生的封爵名，表示这次战争是为了收复中国故土。

　　在攻打平壤的战役中，泉男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使浮屠信诚内间，引高丽锐兵潜入，禽高藏”。其墓志也说“遂与僧信诚等内外相应”。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唐高宗听到平壤攻下的消息后，专门颁诏予以表彰，并赐与金器。返朝以后，泉男生进位右卫大将军，封卞国公，“赐宝器、宫侍女二、马八十”。[14]仪凤二年（677），由于辽东地区社会一度动荡不稳，唐政府遂命泉男生前往安抚，并调整州县设置，他在当地“招流冗，平敛赋，罢力役，”得到百姓的拥戴，“民悦其宽”。[15]关于泉男生的卒年，《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云：“男生以仪凤初卒于长安”。而《新唐书》本传却记其死于这次辽东之行期间，但却没有记载其死亡的具体时间。另据其墓志，泉男生死于仪凤四年（679）正月，死亡地点是安东府之官舍，并非死于长安。关于唐政府这次派泉男生前往辽东的原因，据《资治通鉴》卷202仪凤二年（677）二月载，唐政府任命原高丽王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但高藏到辽东后却与靺鞨勾结谋叛，被唐朝发现并召回。由于发生了这种变故，所以唐政府才派泉男生到辽东去安抚，想利用他的影响稳定当地局势。《新唐书》本传说其死后，“帝为举哀，赠并州大都督。丧至都，诏五品以上官哭之，谥曰襄，勒碑著功。”这就是人称其为“襄公”的缘故。泉男生终年46岁，据此推算，当生于唐太宗贞观八年，即公元634年。

　　二

　　盖苏文的另外两个儿子泉男建、男产，在高丽被唐朝灭亡后，均被俘获，但两人的遭遇却完全不同。总章元年（668）九月，李绩大军包围了平壤，高丽王高藏见大势已去，遂遣泉男产率首领98人，“持白幡诣绩降，绩以礼接之。泉男建犹闭门拒守，频遣兵出战，皆败。”破城后，“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正是由于泉男建的这种坚决抵抗的态度，所以在这年十二月李绩率军班师回到长安时，唐高宗坐含元殿受俘，因为泉男产在破城前已降，遂被任命为司宰少卿；“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为司平太常伯员外同正”；而泉男建却被流放到偏远的黔州，[16]其后便不再见于记载，大约死于贬地了。关于这个问题，泉男生墓志说：“献捷之日，男建将诛，公内切天伦，请重阍而蔡蔡叔，上感皇睠，就轻典而流共工”。也就是说泉男建之所以不死，是由于泉男生出面求情的结果，墓志虽未记流放于何处，然从“就轻典而流共工”一句看，将泉男建比作上古的共工，则其被流放是确定无疑的了。这些都可以补史书记载之阙漏。

　　关于泉男产归唐后的情况，也不再见于史书记载，幸有其墓志出土，使我们得以了解其入唐以后的情况。现将这篇志文摘录如下：

　　君讳男产，辽东朝鲜人也。……乃高乃曾，继中里之显位；惟祖惟祢，传对卢之大名。……（君）年始志学，本国王教小兄位。年十八，教大兄位。十三等之班次，再举而升；二千里之城池，末冠能理。至于乌拙使者，翳属仙人，虽则分掌机权，固以高惟旌骑。年廿一，加中里大活。廿三，迁位头大兄，累迁中军主活。卅为太大莫离支。……君以总章元年袭我冠带，乃授司宰少卿，仍加金紫光禄大夫员外置同正员。……圣历二年，授上护军。万岁□□□年，封辽阳郡开国公，又迁营缮监大匠员外置同正员。……呜呼！蚕支启胙，蕃屏未勤。鯷壑摧鳞，迁舟遽远。年六十三，大足元年三月廿七日，遘疾薨于私第。以其年四月廿三日，葬于洛阳县平阴乡某所。……[17]

　　志文中的“乃高乃曾，继中里之显位；惟祖惟祢，传对卢之大名”等句，仍是宣扬泉氏家族在本国时的世代显赫地位。泉男产所任的本国职官有些未见于中国及朝鲜史籍记载，如中里大活、中军主活等，史籍记载的高丽职官中有大莫离支、莫离支，却未见太大莫离支的官名，所有这些都可补史籍记载之不足，是研究高丽古代官制的重要史料。史籍只记载了总章元年，唐高宗任命泉男产为司宰少卿，未记任其为金紫光禄大夫同正员之事。因为司宰少卿是职官，从四品上，金紫光禄大夫是散官，正三品，按照唐制，官员的章服是以散官品阶的高低来决定的，这样泉男产就可以服紫，否则只能服绯，所以对此事的记载，决非可有可无的小事。另外唐朝规定三品以上散官是可以给俸禄的，员外置同正员者仍按正官给俸，所以泉男生虽是从四品的职事官，却可以享受到三品的待遇，这是唐政府对泉氏家族中人的特意照顾。只是员外官通常都用于授职事官，散官中也置员外官，还未见于史书记载，因此这条史料很值得重视。[18]武则天圣历二年（699），授泉男产上护军，这只是个勋官，视正三品，本不值得重视，其墓志之所以将此事写郑重写入，大约是此前泉男产未有勋官，故将此事也写了进去。关于泉男产任营缮监大匠同正员的时间，墓志在此处除“万岁”二字外，以下有残缺，武则天的年号称万岁者有两个，即万岁登封、万岁通天，两者实为同一年，即公元696年。营缮监即将作监的改名，大匠为其长官，从三品。泉男产的职事官从原来的从四品上升为从三品，故志文用了一个“迁”字。其死于武则天大足元年（701），终年63岁，据此推算当出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即公元639年，比其兄男生小5岁。这篇墓志没有记载泉男产的子孙名字及任官情况，只在墓志最后题有“通直郎、襄城县开国子泉光富年十八，……”等字样。这个泉光富当是这篇墓志的撰者。在唐朝政府中泉姓官员仅此一族，故泉光富肯定与泉男产为同一家族人，从其当时的年龄看，只能是泉男产的孙辈，泉男生的孙辈之名均以“玄”字相连（详后），此人之名却与他们并不相连，故其不可能是泉男生的后代，而很可能是泉男产的孙子。

　　三

　　关于泉男生之子泉献诚归唐后的情况，《新唐书》卷110《泉男生传》记载说：“献诚，天授中以右卫大将军兼羽林卫。武后尝出金币，命宰相、南北牙群臣举善射五辈，中者以赐。内史张光辅举献诚，献诚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吐摩支，摩支固辞。献诚曰：‘陛下择善射者，然皆非华人。臣恐唐官以射为耻，不如罢之。'后嘉纳。来俊臣尝求货，献诚不答，乃诬其谋反，缢杀之。后后知其冤，赠右羽林卫大将军，以礼改葬”。其它史书的记载均与此大同小异。其实泉献诚此后的经历远比以上记载复杂得多，根据其墓志载：

　　……顷之，迁卫尉正卿。门树勋绩，职惟河海。仪凤四年，丁父忧，哀毁过礼。……调露元年九月，有制夺礼，充定襄军讨叛大使。金革无避，非公所能辞也。使还录功，授上柱国。开耀二年，袭封卞国公，食邑三千户。崇建侯之勋，传赏地之业。永淳元年，丁祖母忧，以嫡去职。光宅元年十月，制授云麾将军、守右卫大将军员外置正员，勋封并如故。又奉其月廿九日敕，令右羽林卫上下。心膂大臣，爪牙深寄。……垂拱二年三月，奉敕充神武军大总管，部领诸色兵西入寇境。……次回满川，贼徒大去。善战不阵，斯之谓欤。四年九月，奉敕充龙水道大总管，讨豫州反叛，赐采一百段，御马一匹。寻属贼平，遂止。天授元年九月，制授左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余并如故。二年二月，奉敕充检校天枢子来使，兼于玄武北门押运大仪铜等事。未毕，会逆贼来俊臣秉弄刑狱，恃摇威势，乃密于公处求金帛宝物。公恶以贿交，杜而不许。因诬陷他罪，卒以非命，春秋卌二。……粤以大足元年岁次辛丑二月甲辰朔十七日庚申，葬于芒山之旧茔，礼也。……

　　从墓志记载看，泉献诚入唐后曾先后三次率大军征讨：第一次在调露元年（679）九月，所谓“有制夺礼，充定襄军讨叛大使”。泉献诚这时正在丁忧期间，为其父服丧，故墓志才有“有制夺礼”的记载。关于这次出征，墓志未载征讨的对象，据载这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及奉职二部相率反叛，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首领并叛。遣单于大都护长史萧嗣业、将军花大智、李景嘉等讨之”。[19]唐前期遇有战事，设行军总管或大使率军出征，即所谓行军制度，称之为行军道，泉献诚充任定襄军讨叛大使就属这种性质。单于都护府位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定襄军（道）也正在这个方向，说明其此次出征显然是针对突厥的这次叛乱。此次突厥反叛发生在这年十月，但泉献诚却于九月就已奉命出征，出现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或是墓志记载的时间有误，或是唐廷已发觉突厥反叛动向，故先期派泉献诚率军征讨，后又派上述诸将率大军继进。不过，萧嗣业、花大智、李景嘉等人均因战败，受到严厉处罚，而泉献诚却“使还录功，授上柱国”。如果泉献诚在诸将皆败的情况下，能够夺取胜利，所授官职当不止区区勋官，很可能是他所率之军全师而退，没有受到损失，故高宗略加表示，以示劝勉之意。

　　第二次出征在垂拱二年（686）三月，所谓“奉敕充神武军大总管，部领诸色兵西入寇境。……次回满川，贼徒大去。”据载此年突厥首领阿史那骨咄禄反叛，进攻朔、代等州，武则天以“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总管，与副将中郎将蒲英节率兵赴援，行至忻州，与贼战，大败，死者五千余人”。[20]淳于处平、蒲英节均为名不见经传的三流将领，武则天派他们出征，可能是轻敌之故。在吃了败仗后，遂改派泉献诚为神武军大总管，率诸部族军大举征讨。代州境内有大同军，高宗调露二年（680）改为神武军。[21]故泉献诚此次被任命为大总管时，只能加神武军（道）字样。从志文所载看，可能突厥见官军势大，先行退去，故泉献诚率军追至回满川时，见敌军已退走，只好无功而返。

　　第三次出征在垂拱四年（688）九月，“奉敕充龙水道大总管，讨豫州反叛”。这一时期正是武则天临朝称制，加紧建立大周政权之时，所谓“太后潜谋革命，稍除宗室”。而唐宗室诸王中，“绛州刺史韩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轨、邢州刺史鲁王灵夔、豫州刺史越王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黄公撰、元轨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绪、虢王凤子申州刺史东莞公融、灵夔子范阳王蔼、贞子博州刺史琅琊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内不自安，密有匡复之志”。这年八月，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派人募兵，并串连诸王共同起兵围攻洛阳。武则天遂派左金吾将军丘神绩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伐，很快平定了这次起兵。豫州刺史越王李贞，得知其子李冲起兵的消息，遂起兵响应，并攻陷了上蔡。九月，武则天命张光辅为诸军统帅，率10万大军讨伐。由于李冲的起兵迅速被平定，李贞仓促起兵，其他诸王还未做好准备，故越王李贞之乱很快也被扫平了。[22]从志文记载看，泉献诚虽被任命为龙水道大总管，实际并未出动，而且此次任命，也未被史籍记载。当是武则天认为李唐宗室诸王联合起兵，恐一时不易平定，所以在张光辅率军出征后，又再次命泉献诚率军征讨，然未及出动，叛乱就迅速被平定了，由于泉献诚之军并未实际出动，故史籍对此事未作记载。泉献诚的这几次率军出征，均未被史书记载，故墓志的这些记载，可补史籍记载的疏漏。

　　史籍虽然记载了泉献诚所任几个重要官爵，但均未记任命时间，上引墓志所载可补这方面的不足。此外，两《唐书》、《资治通鉴》、《三国史记》等书记载的其所任官职，并不准确，如光宅元年所任的右卫大将军，天授元年充任的左卫大将军，其实均是员外置同正员，而史籍均记为正授，其实两者之间还是有较大区别的。墓志可补史籍记载不足之处还很多，如武则天兴建天枢，史书通常都记载是延载元年（694）始建，这年“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23]然据该墓志载，早在天授二年（691）二月，泉献诚就已充任检校天枢子来使，“兼于玄武北门押运大仪铜等事”。说明武则天至迟在此时已开始筹建天枢了，只不过到延载元年时，再由武三思鼓动四夷首领共同请求，这样武则天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正式兴建了。

　　关于泉献诚的卒年，其墓志没有记载确切时间，只说其承担筹建天枢之事“未毕”，便被酷吏来俊臣陷害致死。史书记其卒年为长寿元年（692）一月乙亥，下狱缢杀之。[24]如果这个记载不错的话，按志文记其终年42岁推算，当出生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还有一条史料可以证明这种推算，乾封元年（666）泉男生向唐朝求救时，《泉献诚墓志》云：“公甫年十六”。古人计算年龄时，均算虚岁，从永徽二年到这一年，他也正好16岁。两相印证，证明史书所记其卒年是可信的。泉献诚后来得到平反昭雪，前引《新唐书》记载了其平反时的赠官及改葬等事，但却未记平反时间，这一点其墓志记载正好可补其疏漏，即久视元年（700）八月。

　　其实泉男生并非仅有泉献诚一个儿子。另据记载，乾封元年他与其弟男建、男产发生矛盾后，男建等“矫王命召之，男生惧不敢入。男建杀其子献忠，男生走国内城”。[25]这个泉献忠没有随父外出巡视，留在平壤，当是因年纪较小，故可能是泉献诚之弟。

　　四

　　史籍未记载泉男生的孙辈，《泉献诚墓志》对此却有较详的记载。志文中摘录有武则天久视元年为其平反昭雪的制书，除了对泉献诚本人追赠官职，赐物改葬外，并对其子也给予了优赏封官，所谓“其男武骑尉、柳城县开国男玄隐，可游击将军、行左玉钤卫右司阶员外置同正员，勋封并如故”。游击将军，为武散官，从五品下；司阶，为中下级官官，十六卫各置二人，正六品上，与中候、司戈、执戟等，合称“四色官”。[26]泉玄隐原来只有勋官（武骑尉）和爵位（柳城县开国男），无授职事官和散阶，此次一并授与，算是对其父冤死的一种补偿。泉献诚并不仅有一子，其他诸子在其墓志也有记载，所谓“有子玄隐、玄逸、玄静，践霜濡露，崩襟殒神。惧今昨递迁，陵谷颓易，乃拓故域，建新坟”云云。其中玄逸、玄静二人，未载其所任官职，不知是否入仕。

　　泉氏家族的后裔并不止此，在泉玄隐这一代人之后，还有墓志出土，并提供了这个家族至盛唐时期的一些情况，这就是泉玄隐之子泉毖的墓志，其志文首行题：“唐故宣德郎、骁骑尉、淄川县开国子泉君志铭”。现将志文摘录如下：

　　……讳毖，字孟坚，京兆万年人也。曾祖特进、卞国襄公男生，祖左卫大将军、卞国庄公献诚，父光禄大夫、卫尉卿、卞国公隐。……（君）年甫二岁，受封淄川县开国男，寻进封淄川子，食邑四百户，又授骁骑尉，以荫补太庙斋郎。属有事于后土，授宣德郎，寻蒙放选，即开府仪同三司、朝鲜王高藏之外孙，太子詹事太原公王暐之子胥。……何知百龄倏忽，五福之验无徵；一代英灵，九泉之悲俄及。粤以开元十七年岁次己巳九月四日，终于京兆府兴宁里之私第，春秋二十有二。以开元廿一年岁次癸酉十月甲午朔十六日己酉，迁措于河南府洛阳县之邙山旧茔，礼也。……[27]

　　志文末题有“父光禄大夫、卫尉卿、上柱国、卞国公隐撰文”字样，说明泉玄隐亲自为其子撰写了墓志铭，其伤悲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在《泉献诚墓志》中其名为玄隐，此处却单名隐，当是一为字，一为名之故。至于何为名，何为字？则不得而知了。墓志撰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泉玄隐已经官居九卿之列，爵封国公，说明泉氏家族直到此时仍然十分鼎盛，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泉毖年仅二岁，就封有爵位，可见唐王朝对泉氏家族始终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其骁骑尉一职，为勋官，四转，视正六品；宣德郎为文散官，正七品下。泉毖虽无任职事官，但已被选为太庙斋郎，这是唐朝门荫制度的规定，贵族子弟通过这一途径就可以入仕参选。由于其青年早逝，否则前途亦未可限量。从志文所述看，泉毖是高丽王高藏的外孙，则其父泉玄隐肯定以高藏之女为妻。泉毖本人也娶了当时的太子詹事王暐之女为妻，太原王氏是著名士族，门第高贵，泉氏家族能与其联姻，说明其家族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因为唐人择亲非常重视门第，如果双方门第不对等，则很难联姻。由于泉毖英年早逝，可能无子，故其墓志没有记载其后裔。已知泉氏家族泉玄隐还有两个兄弟玄逸、玄静，他们不可能没有儿子，而且泉玄隐是否仅此一子，也很难论定。以泉氏家族在开元时期的政治地位，其家族一定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只是因为史料匮乏，暂时尚无法考述，只能寄希望于考古事业的发展，新资料问世了。

　　泉氏家族世系表

　　-泉玄隐——泉 毖

　　-泉献诚——-泉玄逸

　　-泉男生—— -泉玄静

　　-泉盖苏文——-泉男建 -泉献忠

　　泉子游——泉大祚—— -泉男产………………… -泉光富

　　-泉 净 土

唐朝历时289年，历经21代皇帝皇位。唐朝皇帝皇位顺位继承顺序如下：

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唐德宗李适-唐顺宗李诵-唐宪宗李纯-唐穆宗李恒-唐敬宗李湛-唐文宗李昂-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唐懿宗李漼-唐僖宗李儇-唐昭宗李晔-唐哀帝李柷。

李渊于618年建立了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都，后来又设洛阳为东都。其鼎盛时期的公元7世纪时，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

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共延续了289年，传了20位皇帝（加武则天则为21位皇帝）。

扩展资料：

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1、政治方面，太宗时期将为突厥所支配的蒙古高原纳为势力范围，唐朝北方的诸民族专称李世民为天可汗。内政方面承继了宰相制，发展完善和确立了后世运用的三省六部和科举选士制。

2、经济方面，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经济已经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的拜占庭以及阿拉伯。

3、军事方面，在继北魏破柔然之战之后，唐朝又一次取得了王朝对大漠部落的军事上的巨大胜利。

4、文化方面，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

参考资料：

儿子

　　李峻，母不详，封杞王，开成五年始王。

　　李岘，母不详，封益王，会昌二年始王，与兖、德、昌三王同封;

　　李岐，母不详，封兖王，

　　李峄，母不详，封德王;

　　李嵯，母不详，封昌王，逸其薨年。

　　女儿

　　长女，昌乐公主

　　次女，寿春公主

　　三女，长宁公主

　　四女，延庆公主

　　五女，静乐公主

　　六女，乐温公主

　　七女，永清公主

南京高淳有李世民后代。

高淳县淳溪镇有一个村落，这里聚居了一部分唐太宗的后人，因为家家都姓李，久而久之形成“李家村”。从第一代李氏家族成员定居在此开始，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村民中许多人都知道自己是皇室后裔，唐朝的故事和唐太宗李世民的丰功伟绩，让他们津津乐道。

李建峰，身高一米八左右，瘦削的脸庞棱角分明。由于老家面临拆迁，他把家谱保存在了办公室的柜子里。据称，李建峰保存的这部家谱，极有可能是李家村这一家族分支最后一套家谱。见到记者到来，李建峰拿钥匙打开密封的柜门，一摞陈旧的线装书出现在眼前，一本又一本，20本家谱封面上都写着：“莲溪李氏宗谱”。

书长约40厘米、宽20厘米左右，淡棕色，书从左向右翻页，里面的纸张酷似现在的油画纸，感觉很古老。其中有3本家谱已破烂不堪，还有十多本保存比较完整，只是纸张上有明显水渍。家谱里面是从上至下工整的字，对李氏每一代都有详细的记载和划分。

家谱是由李建峰的祖上传下来的。“我爷爷和我父亲都是农民，不识什么字，只知道这些祖宗留下的家谱很重要，一直作为传家之宝相传。”李建峰告诉记者，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郑重地对他说，其他的可以不管，但是这些家谱一定要保存好。“文革”“破四旧”期间，家谱面临被毁，李建峰的爷爷李维化冒着危险，千方百计把这部家谱保存了下来。

李世民后裔避难到高淳

李姓的来源有颇多典故，传说是出自嬴姓，为颛顼帝高阳氏之后裔。根据宗谱的记载，汉景帝时李家就出了个骠骑都尉李广，李广一生戍守边关，与匈奴七十余战，因为李广行动快，箭法精，忽来忽去，叫人摸不准他的路子，匈奴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飞将军”。

李渊是唐朝的开国皇帝，也是这套家谱中记录的李家第24世子孙。宗谱中记载：“讳渊，字叔德，袭封唐公，隋末起兵，受恭帝禅国号大唐，庙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唐高祖在位9年后，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得以立为太子，而后继帝位。

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他励精图治，出现了天下升平的景象，史称贞观之治。这套族谱对李世民的情况也进行了详细记录，宗谱记载：“讳世民，高祖次子，初封秦王。唐得天下，勘定祸乱，削平偕伪，皆其功也。高祖因传位焉，庙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唐懿宗去世后，太子李俨即位，是为僖宗，在位15年，后唐昭宗李晔即位。李晔也是懿宗的儿子，僖宗排行老三，昭宗第七。唐昭宗是一个悲剧性的皇帝，此时的唐朝已经积重难返，回天无力。昭宗所做的，只能是勉强使大唐多存在了几年而已。

而高淳李家村人就是唐昭宗的子孙。

想把这些家谱传下去

从家谱记录来看，唐昭宗的重孙就是李德鹏。而现在高淳李家村人是以李茂学为始祖的，李茂学的祖先从家谱中可以清楚地查阅到，李茂学的祖宗是唐昭宗的重孙李德鹏。李茂学是李氏家族的第54代子孙，也是高淳李家的第一代，属李世民一脉相传的正统后代分支。

宗谱记载中有这样的文字：“茂学，行区入迁溧水俞家滩，即今分隶高淳县老莘圩莲溪村。”据李建峰解释，唐灭亡后，李氏家族许多子孙被迫分散，到处都有李家后人。其中李茂学这一支流落到溧水俞家滩，当时高淳和溧水还没有分开，俞家滩也就是后来的高淳县老莘圩莲溪村，因此他们这一支被称为“莲溪李氏”，修的宗谱也被命名为“莲溪李氏宗谱”。他还解释，莲溪村也就是现在的高淳李家村。

李建峰的爷爷李维化在家谱中亦有记载，是作为最终的辈分名单出现的。李维化是第71世，由此算来，李建峰应当为李氏家族第73世。若是以唐太宗李世民算起，李建峰就是李世民的第48代子孙。

从家谱上的记录看，这套家谱在清朝和民国都曾经重修过。但从民国以后，家谱就没有重修过，时间长了，由于纸质问题，已经损毁不少。李建峰觉得，他还想把这些家谱传下去，但怕这些破旧的家谱保存不了，因此他打算尽快修复这些家谱，并重新复印一份，让这套家谱一直保存下去。

李姓是中国的大姓，许多人都自称是李唐皇室的后人，是陇西李氏。事实上在唐朝之前，李姓己是中国的大姓了，其中最著名的是赵郡李氏。李唐建立后李姓成了国姓，更加兴旺，长时间处于中国笫一大姓的地位，李姓许多人以李唐皇室的后人自居。事实上现代李姓中，已无李唐皇室的后人。在李唐皇朝强盛时，李唐皇室的人也很少。到武则天执政吋，李唐皇室的男丁不过二百多人，这些人虽然大多己不掌实权，但为了反对武周篡权，大多拼死反抗，被武则天杀了一百多人，只有少数人幸免一死。玄宗时期，李唐皇室迎来了稳定发展期。但几十年后，安史之乱暴发，为报复玄宗的杀子之仇，安史叛军大杀李唐皇室子孙，安史之乱的主战场在北方，而北方正是皇室子孙的主要封地和居住地，李唐皇室损失极为惨重。安史之乱后，唐朝不再强盛，内有太监专权，外有藩镇割据，政局动荡不安，每次动乱皇室都难幸免，皇室子弟屡遭杀害。唐末，李唐皇室遭遇了黄巢造反这场空前的大灾难。如果说安史之乱仅限于北方的话，那么黄巢造反则是席卷南北，李唐皇室成为黄巢最主要的清洗对象。黄巢失败后，藩镇军阀大开杀戒，对李唐皇室毫不留情，最后朱温彻底埋葬了李唐皇室。唐朝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创建了一个盛世，另外创造了两大奇观:一是皇室灾难不断，历代能维持几百年的皇朝，都是在末期亡国时，皇室子弟惨遭杀害，没有象李唐皇室这样，又是玄武门之变，又是武周代唐，又是安史之乱，又是藩镇割据，又是黄巢造反，又是朱温纂唐，从始至终皇室灾难不断的。二是把李姓变成了中国笫一大姓，李唐之前，李姓己是大姓，经过李唐二百多年，不停的对胡人和汉族功臣赐姓，胡人部落往往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都跟着部落首领姓李了，李姓终成了第一大姓，这些人都自称是李唐皇室后人，而真正的李唐皇族却无影无踪了。近年来，考古挖掘了不少李唐亲王郡王等宗室的坟墓，根据现代基因技术，进行了基因检测，重点是那些有可信的家谱的，可信遗物的，尤其是大家公认的李改胡等等，通过基因检测技术证明，这些人无一人与李唐皇室有血缘上的遗传关系，目前的检测结果证明，李唐皇族确实绝后了，这个结果和正史的记载，也是完全附合的，那些自称李唐皇族后裔的人，只是怀念盛唐罢了。当今李姓亿万人，却无一人是李唐后人，让人感叹。

唐高祖李渊--唐太宗第二子李世民（李渊第二子）--唐高宗李治（李世民第九子）-- 唐中宗李显 （李治第七子）-- 唐睿宗李旦 （李显第八子）-- 武后武曌（改唐为周）-- 唐中宗李显（复辟，唐，再次登基）--唐睿宗李旦（再次登基）--唐玄宗李隆基（李旦第三子） --唐肃宗李亨（李隆基第三子）--唐代宗李豫（李亨长子）--唐德宗李适（李豫长子）--唐顺宗李诵（李适长子）--唐宪宗李纯（李诵长子）--唐穆宗李恒（李纯第三子）--唐敬宗李湛（李恒长子）--唐文宗李昂（李恒第二子）--唐武宗李炎（李恒第五子）--唐宣宗李忱（李纯第十三子）--唐懿宗李漼（李忱长子）--唐僖宗李儇（李漼第五子）--唐昭宗李晔（李漼第七子）--唐哀帝李柷（李晔第九子）

武则天：武曌本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妃傧的一种)。李世民死后，成为唐高宗-李治的昭仪(妃傧的一种)，经过长期的苦心孤诣她当上了皇后

隋唐皇室的汉人血统不容置疑，唐朝皇室宗源辩正，隋唐都是华夏正统（转载）　　（一）隋唐皇室的汉族血统不容置疑　　隋唐皇室属于汉族，这早已是史学界的共识，原本是很清晰的基本史实。但自从八旗鞑子及其包衣奴把持文史界、文艺界之后，各种虚无化汉族的歪风邪气甚嚣尘上。八旗鞑子及其包衣奴们很热衷于讨论汉族的血统，企图通过宣扬汉族虚无论来瓦解汉人的民族认同感。在此背景下，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有满遗也有汉奸）故意歪曲历史，断章取义，把隋唐皇室说成是鲜卑族，企图虚无化汉族历史，打击汉人的民族自信心。而且三人成虎，鞑子叫兽编造的谣言流传甚广。所以，有必要拨乱反正，结合史实澄清隋唐皇室的民族属性，还历史真实面貌。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541—604年）的父亲是南北朝时期的汉人名将杨忠，其先祖是东汉太尉杨震。杨坚之父杨忠曾跟随西魏权臣鲜卑人宇文泰起兵，在建立北周政权之后，杨忠官至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北周和北齐的鲜卑统治者和上层贵族普遍热衷于鲜卑化与胡化，下令给很多汉族大臣赏赐鲜卑族姓氏。作为功臣，杨忠被北周皇帝赐鲜卑姓“普六茹”氏。杨坚承袭父爵父姓。

在取代北周政权之后，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立即大力推行汉化措施，提拔一大批有真才实干的汉人担任朝廷要职，罢黜了很多顽固不化的鲜卑旧臣，严厉镇压了鲜卑贵族的反叛，还下令屠杀北周的鲜卑王室贵族，把前朝遗留的鲜卑特征都抹去了。隋文帝杨坚的当时做法就像后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采取禁胡语、禁胡俗、禁胡姓、禁胡服等汉化措施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隋文帝杨坚对汉文化的恢复发展传承起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几百年的混战，致使春秋自汉代以来的华夏文化典籍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访求古书典籍，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后来，大部分图书又毁于战火，唐朝藏书最多时也只有8万多卷。

更重要的是，在正式取代北周，创建隋朝前夕的公元581年（大定元年）二月，杨坚就发布了“已前赐姓，皆复其旧”的命令，下令所有曾被鲜卑皇帝赐了鲜卑姓的北方汉人都要恢复自己固有的汉姓，杨坚也恢复了自己的汉姓，把自己祖上“被赐”的鲜卑姓“普六茹”改回了旧姓“杨”。知道什么叫“赐姓”，什么又是“旧姓”吗？假如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鲜卑族，那他完全可以像先前的那些鲜卑皇帝一样继续沿用鲜卑姓氏，或至少像北魏孝文帝那样专门改姓，而不是“复其旧姓”，更没有必要在尚未废帝夺位之时就迫不及待地下令让汉人们恢复自己固有的汉族姓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鲜卑人？

把唐朝的统治者说成是“鲜卑民族”同样没有可靠的证据。事实上，唐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乃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秦安），其七世祖李皓于晋末五胡入侵中原引发史上惨烈的五胡乱华大动乱时，在秦凉一带建立汉人政权以自救，史称西凉。据近代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考证，这一带和东晋以及继承者南朝同为保存汉文化最完整，并对北魏的汉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地区。唐朝李姓皇族又怎么可能是“鲜卑民族”？其实，在隋文帝杨坚掌握了北周大权后，李渊的父亲也“复高祖姓李氏”，即去除鲜卑人所赐姓“大野氏”而恢复了他们的旧姓“李”，倘若不是汉人，何来“复其旧姓”，即恢复汉姓？倘若李渊真是鲜卑人，那么他推翻隋朝而建立唐朝之后，就应当恢复他们那"鲜卑旧姓"才对啊。然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还拿出了他们祖先是汉人的家谱。这说明他们要么是真正的汉人，要么就是完全认同汉人并接受了汉文化传统的鲜卑人。可是，假若真是后者，即他们真不是汉人而是鲜卑人，那也该知道并接受了汉人的文化传统观念。历史上汉人是很重血统的，有非常强烈的血统意识和宗族感情，因此特别注重祭祀自己的祖先，绝不会把他族祖先当作自己祖先来祭祀，因为"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即祖先的神灵不会享用不与自己同族、不是自己子孙所供奉的祭品，所以人们也不会去祭祀异族祖先的亡灵。这是汉人，特别是掌握国家政权、江山社稷的皇帝及其贵族们自古就严格遵循的祭祀原则。而且祭祀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国家大事，决不允许随随便便把他族祖先误当自己祖先来祭祀，这就是《礼记·祭法》所说的“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所以，认为自己祖先是汉人，并有家谱佐证的唐朝李氏皇室只能是汉人，而不可能是鲜卑人。

　　《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高祖本纪》、《册府元龟·帝王部·帝系门》等正史典籍都明确记载，李唐皇室的先祖出自陇西李氏，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国君主李暠的嫡系后裔，李暠则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著名隋唐史专家陈寅恪曾对唐朝李氏皇室的祖先进行过分析考证，也得出了李氏血统其初本是华夏的结论，陈寅恪先生还推论唐高祖李渊可能不是陇西李氏之后而是赵郡李氏之后，但赵郡李氏同样也是汉人，而且也曾是望族，不是什么鲜卑人。就算是北魏的孝文帝，作为正宗的鲜卑人，虽然他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严禁鲜卑语、鲜卑习惯、鲜卑姓氏和鲜卑服装，但也没有到篡改自己的家谱，弄个千百年前的汉人作一朝皇帝的祖宗的地步。所以，所谓唐朝李氏皇室本是鲜卑人，杜撰了自己祖先是汉人的家谱的传言，不但没有任何根据，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现在史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唐朝李氏皇族的父系出自汉人的名门望族，母系即开国皇帝唐高祖和唐太宗的亲生母亲则是早已汉化了的鲜卑人后裔。人类早已进步父系社会，父系即为民族属性。李唐皇室的民族属性其实已经很明确了，更何况母系是经过隋唐之前一百多年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公元495年）时期早已汉化了的鲜卑后裔，文化上已经属于汉人了。不仅如此，李唐皇室的父系血统是汉族，文化属性也是汉文化，他们代表的利益也是汉人，连他们自己也确认自己是汉人。

　　正因为唐朝皇室祖先一直都是汉人，所以在唐朝建立后，唐朝皇帝没有像四五十年前的北周、北齐统治者那样恢复鲜卑姓氏或鲜卑特色，而是像隋朝皇帝一样，建国后就极力抹去本已所剩无几的鲜卑特色。唐朝李氏皇室当然也不可能改回什么“大野氏”之类的鲜卑姓（因为“大野氏”这个姓本来就是从前的鲜卑皇帝下令“赐予”汉人大臣的）。包括蒙曼在内的一些满遗叫兽总喜欢拿着唐朝皇室祖先中有过娶鲜卑姓的女子的事当做唐朝含有浓厚鲜卑血统的非汉族政权的证据，甚至还得出了所谓“唐朝是鲜卑族所建，不是汉人政权”的荒谬论断。但是，这些人恐怕连那几个鲜卑女子身上到底有多少鲜卑血统，她们还保留了多少鲜卑文化，跟其他汉人有多少的不同，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弄清楚。因为早在三四百年前魏晋，甚至五百年前的东汉，就有不少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与鲜卑族混居了，而北魏中后期，鲜卑人不是大批死亡，就是被汉人汉化而最多只剩下个象征其祖先中有鲜卑的姓而已，文化上则完全汉化，怎么能因为那几个女子的姓是鲜卑的，就不但说她们是纯种的鲜卑人，还说她们嫁给汉人后生下的子女也是鲜卑人呢？如果以皇帝身上有鲜卑人或者其他异族血统就说该王朝是鲜卑人所建的政权或其他什么异族王朝的话，那么近代的日本天皇还有朝鲜人的血统，日本国岂不成了韩国人、朝鲜人的国家？那韩国人、朝鲜人为什么还老谴责日本侵略了韩国、朝鲜？韩国人、朝鲜人岂不是吃饱了没事找事的无赖？

　　所谓“隋唐君主是鲜卑后裔”这种说法极为牵强。是的，隋代国君姓杨，唐代国君行李，它们曾在北朝时期被迫接受鲜卑统治者的“恩赐”而改姓“普六茹氏”、“大野氏”，但隋文帝杨坚一夺取皇位就首先认祖归宗改回汉姓“杨”，还下令让那些被强迫改姓鲜卑姓氏的汉族贵族恢复原来的汉族姓氏。唐朝皇帝同样继承华夏正统，还拿出自己的家谱，证明李唐皇室是华夏汉人。试问，如果他们本来就是鲜卑人，他会立即主动采取这种恢复汉姓、匡扶华夏的汉化举措吗？与此类似，大家都知道，元朝的“孛儿只斤”皇室是真正的蒙古人，你认为蒙古族皇帝征服中国之后当然不会改成汉姓，也不会宣称自己是汉人。清朝的“爱新觉罗”皇室是真正的满洲人，满族皇帝入关得位后也没有改成汉姓，更不会宣称自己是汉人。

　　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的祖先原本是汉人，史载，刘秀之子刘辅的裔孙刘进伯官度辽将军，在攻打匈奴时失败被俘，囚禁于独山（今辽宁省海城境内）之下，他的后代有尸利单于，为谷蠡王，号独孤部，也就是隋朝皇后独孤氏的祖先。若说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纥窦陵氏是鲜卑族，更是以讹传讹，因为她的祖先是汉朝外戚窦氏，原本就是汉族人氏，后投奔匈奴担任“大人”，而在魏孝文帝改革时又改回窦氏，认祖归宗。只能说是个胡化的汉人。再说，北朝的鲜卑贵族与汉人长期通婚，同时接受华夏文化，本身就已经是鲜汉混血的鲜卑人。另外，如果人们非要把混有鲜卑人血统的汉人叫做鲜卑人。那么北魏孝文帝的母亲本身就是汉人，我们也可以称北魏孝文帝是汉人了。再说了，假设就算隋唐皇室的母系是纯正的鲜卑族又如何呢？满清的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太后是蒙古族，其母亲佟氏是汉族，康熙的满族血统至多只占四分之一，蒙古族血统占四分之一，汉族血统却占二分之一，但谁会说康熙皇帝是汉族或蒙古族呢？因为，按照世界各国的传统，尤其是东亚民族的传统，民族成分主要是依据父系划分的。

　　其实，即便是鲜卑人本身，在创建北魏政权之前就已经长期与汉人杂居和混血，其文化中早就含有大量的汉文化，而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就更不用说了。包括那位满遗教授蒙曼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只要有少数民族血缘的，就不是汉人，只要建立王朝的人身上有丝毫的少数民族血缘，甚至仅凭借史书上记载的某人的只言片语，甚至仅仅是怀疑其身上有少数民族血缘，就狂言他们是少数民族，他们的王朝就是少数民族王朝，却全然不顾这些他们身上的汉人血统，全然不顾他们对汉人祖先，对汉文化、对汉民族的高度认同。既然这样，那反过来我也可以说，只要有汉族血缘的，就不算少数民族。如此一来，北魏比唐朝都还要有资格是汉人的政权了，因为不仅制度和文化，就连北魏的皇帝老子们身上流淌的大部分血也是汉人的嘛，呵呵。在此就撇开文化等方面的汉化事实,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单纯从血统来看看鲜卑人向汉人的转变，北魏为什么是汉人的王朝。首先，鲜卑族的人口远比汉人的少，鲜卑族的大部分又是贫困潦倒的军户，因此连年的战争，再加上天灾人祸，以及在短短的百年内所遭受的几次清洗，鲜卑族人大量死亡，使得支撑鲜卑族政权的“国家柱石”军队都不得不由当地纯种汉人组成（也即府兵）,另外还有不同民族间的通婚与强制等等，因此到了隋唐时期，究竟还有多少纯种的鲜卑族人活下来都是个大疑问。事实上，不用说一般鲜卑人不是战死，族灭，就是早被汉人汉化掉了，就连不会因饿死、战死、病死而绝种的北魏皇帝，到了最后,也只剩下了1/128的鲜卑血统，而127/128，即9921875%的血统其实都是汉人血统了。

　　下面是北魏王朝皇族血统的中国化表(参照宫琦市定《大唐帝国》等)1

　　1、 北魏创始人道武帝（纯种鲜卑人）======刘贵人|

　　2 明元帝(1/2 鲜卑血统)======杜贵妃|

　　3 太武帝(1/4 鲜卑血统)======贺夫人|

　　4 太子晃(1/8 鲜卑血统)====== 闾氏(鲜卑)|

　　5 文成帝(1/8 鲜卑血统)====== 李贵人|

　　6 献文帝(1/16 鲜卑血统)====== 李夫人|

　　7 孝文帝(1/32 鲜卑血统)====== 高夫人

　　(孝文帝时期，唐朝皇室祖先之一的李冲时任北魏高官)|

　　8 宣武帝(1/64 鲜卑血统)====== 胡皇后|

　　9 孝明帝(1/128 鲜卑血统)

　　(上面括号内的分数为北魏皇帝的鲜卑血统的比例)

　　也即到了北魏末年，其皇族只剩下1/128的鲜卑血统,即只有078125%的鲜卑血统!从上表可知,推行汉化政策的北魏孝文帝只有1/32=3125%的鲜卑血统,而有96875%的汉人血统,因此,他禁止胡语胡服胡俗而全面推行汉化路线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些因李世民的母亲有一点早已汉化了的鲜卑后裔的血缘，就说李世民，乃至李唐皇族都是鲜卑族的人为什么不说北魏是汉族王朝呢？！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文化、习俗、传统、价值观上来看，还是从血统上来看,不用等到隋朝、唐朝，早在北魏时期，大部分鲜卑人已经变得与汉人相差无几，只有少部分鲜卑人还留下个空头的鲜卑姓氏符号。所以，按照某些人的“血统论”观点，北魏政权就更是汉人王朝了。

（二）、大唐皇室宗源辩正

　　首先，包括《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高祖本纪》、《册府元龟·帝王部·帝系门》等在内的正史典籍都明确记载，李唐皇室的先祖出自陇西李氏，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国君主李暠的嫡系后裔，李暠则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新唐书》记载为陇西成纪，《旧唐书》记载为陇西狄道）。这些记载都出自可信度很高的正史典籍。

　　其次，国学大师、中国古代史泰斗陈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了李唐皇室出自赵郡李氏的推断，其主要论据是是《唐光业寺碑》，全称《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以及《畿辅通志》、《隆平县志》等方志关于此碑刻的拓文。此碑为唐朝光业寺的建筑之一。唐高宗（李治）总章年间（668～670年），唐朝宗室为保护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和第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之陵（即建初陵、启运陵，二陵共茔，全称“大唐帝陵”），在陵墓正东修建光业寺。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三年（725年）又扩建整修，并增建大佛堂，竣工后立此碑以示纪念。关于此碑，《畿辅通志》之拓文为“皇祖瀛州剌史宣简公谨追上尊号，谥宣皇帝。皇祖妣夫人张氏谨追上尊号，谥宣庆皇后。皇祖懿王谨追上尊号，谥光皇帝。皇祖妣妃贾氏谨追上尊号，谥光懿皇后”从残存的碑文可以直接得到的文字为“维王桑梓，本际城池”无疑提供出李唐源出赵郡的铁证。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从陵区南侧出土的唐王后胤墓志铭，更进一步证明其为陇西李渊宗室旧域陵寝所在。再者，李熙、李天锡、李虎、李昺的茔墓，都是按照汉人旧制，而这些陵寝之建造，都发生在李唐建政之前，李熙及妻张氏都是汉人，其子李天赐及妻贾氏也是汉人，其子李虎及妻梁氏也是汉姓，李虎则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李唐宗室是汉人无疑。但有人对此提出疑义，李唐皇室既然出自赵郡，何必托名陇西？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赵郡之李与陇西之李同源。西魏之前，陇西之李与山东之崔卢李郑，同为望族，自西魏宇文泰以关中为根据地建国，由此就硬性规定关陇李姓为望族，赵郡之李的名望屈居关陇之后，李渊托名陇西，实是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世地位；或者，本为陇西之李，但并非华盛之门，后展转迁徙至赵郡。二是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皇室的先祖本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因不是名门望族，是以家风渐染胡俗，名不雅驯。李氏一族至西魏时才真正显贵起来，李渊祖父李虎入关后，东西分立局面已定，遂改赵郡之姓望为陇西，继而又自称是西凉的嫡裔。

　　综合上述两种论述，联系到当时的实际政治背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李唐皇室之宗源出自赵郡，当无疑义，赵郡之《唐光业寺碑》以及李唐先世的陵寝，提供出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但为何自称陇西之李？何以表明与山东之崔卢李郑甚为生分的态度？实际上，是李唐王朝出于实际的政治利益考虑。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论述说：“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这样的论述令人信服。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延续到隋唐，仍然有相当的社会势力，统治阶级为获得更多的政治地位，也为标榜自己的出身，托名名门望族完全是可能的，这一现象，甚至到中唐，仍然存在。例如，韩愈的籍贯应为河南孟州，但为提高门第，托名河北昌黎，因昌黎韩氏在唐代是郡望，李唐王朝为给自己的统治寻找更多的合法性，也为提高门第身份，托名到西凉李暠之嫡裔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出自实际的政治利益考虑，西魏以至隋唐，关陇贵族一直是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集团，是关陇汉族地主豪强武装与鲜卑的军人集团结合起来的强势联盟，谁想统治中国，必须以关陇集团政治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陈寅恪先生的论证非常有力，令人信服。李渊、李世民父子首先是务实的政治家，其首要考虑的，是巩固关陇集团的政治势力而非单纯的认“宗族”，“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封建政治规则使得联姻、宗族谱系的“认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唐太宗命高士廉等人编纂《氏族志》，也是同样的目的：确立以李唐皇室为核心关陇贵族为中心的政治权威，协调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政治利益。同样的理由也可以支持唐太宗在立储上为何最终确立晋王李治为太子，而非魏王李泰、或者吴王李恪，因为唐太宗首先要考虑的是关陇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巩固大唐帝国的基业，防止可能出现的内部分裂甚至内讧，太子的人选的确定，必须得到以老臣兼元舅的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权臣的支持，吴王李恪是庶出，魏王李泰见恶于长孙氏，唯一的人选只能是晋王李治，虽然以才干迩论，晋王李治是最次的人选，却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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