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余干县枫港乡涂坊村、排头村、碧溪村、岭上村、陈普堂村、神署嘴村等（原:禾山乡）余氏，十八世宠九公名下字排行:恭贤铭德，扶植纲常，厚载祈佑，富寿永昌，俊义克定，文章显光，忠孝名家，奕代绵长。此字辈自三十二世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时间推移，朝代更迭，英雄迭代，在我国上下五千年来，多次上演。而一代的兴旺则伴随着一代的衰落！在这些兴衰交替中，有喜怒哀乐，颠沛流离。我们不能说朝代的消失和出现是偶然，是一人所因。元朝从1360年灭亡至今已有600余年，他曾经盛极一时。而他的建立者成吉思汗铁木真也已经消逝于沧海桑田之中。而他的后人却在这历史的大潮之中延续至今。这实属于难得的现象。

一代天骄

说起元朝，让我们首先想起的是他的建立者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其中暗含元朝兴衰之因。蒙古人居住于塞北草原，民风彪悍，善战。而成吉思汗带领着麾下铁骑横扫整个亚欧大陆，足迹遍布各个区域。因为善战，所以成就了元朝。

但是战争可以创造一个国家，但是并不能让一个国家繁荣长久。而发展农业，富国强民才是一个国家能够长久之道。因此元朝虽然拥有辽阔的疆域，但是并没有使之成为元朝发展的基石和财富。真所谓天骄却也只能射雕，而不能驭雕。最终走向灭亡也是历史所趋。

“九子十进士”，说的是成吉思汗的重孙铁木健。古代的王孙贵族本就十分注重家庭教育，他们不必为了生活而奔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金钱可以花费在个人提升上，而铁木健也是如此。他膝下有九男一女。而且九个儿子非常争气，就身中进士，而唯一的女婿，也是进士及第。所以有“九子十进士”之说。

他一家满门在朝中任宰相，尚书等关键官位。自然如此风光自是会引得别人的嫉妒猜忌。而时下，元顺帝在位，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甚至导致了红巾军起义。而朝中便有奸人便上书弹劾铁木健背后扶持红巾军，想要谋朝篡位。元顺帝本就昏庸，便听信谗言。而铁木健知道此事后，终于明了，昏君奸臣，朝代危矣！便决定一家逃出元都，如此辽阔的元朝就此走向衰亡。

弃富贵，话桑麻

他们逃出元都，因为家族人数众多，容易被发现。当他们逃至泸州时便分散逃入川内各地，并且相约改姓氏为余。取“杀不尽斩不绝还有余”之意。分散之后，四处颠沛流离，寻找安家之地。多数人流落到现今的重庆、泸州、青神、荣县、富顺、纳溪、乐山等地。

据记载，当时他们兄妹在泸州分离之时，为之后可以相认，便每人作诗一句。便是这十句诗“本是元朝宰相家，红巾作乱入西涯。泸阳岸上分携手，凤锦桥头插柳杈。否泰是天还是命，悲伤思我又思他。十人识别归何处，散时犹如浪卷沙。余字更无三两姓，一家分作万千家。”却不曾想就此一别便是数代都不曾相见！分离的痛苦在他们一代又一代中传承了下来！

他们抛去了过去的生活，开始过着寻常人的生活。本是王族之后，却为了生存隐去身份。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逐渐汉化，甚至在身份证上都是汉族登记。除去性格中可见的一些豪迈之气隐隐有蒙古族人的特性之外，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都已经汉化。

如今已在川内生活了600余年。当然这并不能消磨他们内心渴望认祖归宗以及寻找分散族人的心。他们可能没有了尊贵，没有了辉煌，但那又怎样。而在这些分支中有一支就是生活在乐山余家湾的小村庄里。

幸得归族

在他们每一代的传承中，为了生存，不敢认回祖籍。而在余家湾居住的共有19户人家他们大多数都姓余。他们14世纪中期开始，居住于余家湾。而他们所收藏的《余氏家谱》中就记载了先祖逃亡四川，改为余氏的经历。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他们迫于局势没有说出这一历史，而成立之后，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了。于是他们向有关部门作出申请，到此才知道，原来成吉思汗的后裔现仍有一支生活在四川一代。

而近年来，他们族人也在进行修正族谱的工作中，根据先祖当年所留诗句，陆续找到流落各地的铁木健后裔。亲情的牵绊从来没有让他们停止找寻的步伐。在漫长的找寻之后，他们才再次相聚到了一起。这百年分离的亲情，终于在时间的阻隔之下再次相见。

而现如今他们家中都供奉着成吉思汗的画像，去瞻仰这个祖上的英雄人物，同时也缅怀祖辈的亲情。百年的相聚，穿越时代的相聚，又如何不是一场家族的辉煌。

铁木健在元朝末年，权力衰微，民心所失之时，举家逃亡四川。为了生存，改姓氏为余。隐姓埋名多年，如今600多年已然过去。他们生活在普通的农村，过着平凡的生活，但他们内心却世代守护且相传着这个秘密，就是有朝一日可以用祖辈的流传的血液真正的站在阳光之下。

那种埋在骨子的情怀并没有随着普通的生活消失，他们也在寻求着那些失落的族人。可能中间的血脉已经分离的不知多远，但是十句相认的诗句，内在相传的亲情，并没有使他们放弃相认！而如今他们的相聚正是无数代努力的结果。

人生在世，改变的可以是语言、外貌、生活习惯等等。但是骨子里的血脉却不是能轻易被时间所凐灭的。人这一生到底有多少牵挂呢？你不妨放下手机，看看你陪伴左右的妻儿，看看已年迈的父母，看看许久不曾嬉戏的兄弟姐妹，看看变化繁多的故乡，看看一日千里的国家。

那丝丝沉淀在血液里的情怀和血脉相连，他其实还在！但是更多的需要你去用时间和感情去经营。不要因为他在身边，在眼前就可以忽视，因为离别总是来得猝不及防，不会给你准备，趁着他还在，他们还在，请珍惜！

余性并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余姓，主要起源于姬姓，东周春秋时期秦国上卿由余之后。余姓发源地据考起源于现陕西凤翔一带，可考据的得姓始祖以姬姓余氏为多。

起源：出自春秋时期秦国宰相余之后，周携王姬余臣（字伯服）的子孙，祖上因政治避乱逃亡到西戎。

后在西戎为官时奉命出使秦国，秦穆公嬴任见由余才德横溢，遂用计留由余在秦国为臣，赐封其为秦国上卿（即宰相）。

由余死后，秦王罢朝三日，为由余造墓三处，后代子孙为了纪念先祖以余名字为姓氏。

扩展资料：

余性是中国百家姓氏之一，据2010年全国第6次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大陆余姓人口约640余万，约占中国人口总数的041%，排名第41位。

人口分布主要以湖北，安徽，福建，广东，浙江，江西等南方省份居多。

参考资料：

你最好能告诉我这句话出自史记的那篇文章，如果你也是看得所谓的余氏起源，就没办法了。

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祖宗（很可能是余氏的祖先）被封为文宣王。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文宣王应该不是孔子。孔子的文宣王是唐玄宗首先追封的。如果你能告诉我出处，那就好办了。个人比较疑惑的有两点。第一，如果此句真的出自《史记》的话，百度应该能搜出来，现在仅有余氏家谱记载此句；第二，文宣王是个什么王？三代以前，没有帝，王就是国王，最高统治着，我查了查帝王表，夏商周都无此王。汉朝的王都是带地名的，比如魏王、齐王。所以，如果真有此王，应该是一些蛮夷国家，比如吴楚等国家的王。或者是秦朝的王。

所以，本段似乎并没出自《史记》，而是对《史记》某段话的总结性评论，也可能就是评论孔子的。可是孔子和余氏有什么关系？

这个文宣王删掉书（可能是尚书）中不适合言论，依照唐、虞的办法（唐指的就是尧，尧被称为唐尧、虞指的是舜，虞被称为虞舜），和一个姓欧阳的（这个又颇有问题，孔子死在公元前479年，而欧阳氏的得姓始祖生于在公元前333年）都不专注于为自己当官的言论。在由余（这个人是余氏的得姓始祖）以后，钦公以前。而这句话如果这么理解，颇为难解释。我认为和由余没有半毛钱关系，应该解释为“如果某个地方史料说的比较多，就删去或者省略一部分。简单说就是因为多，而下。如果佩服某个人的为人处世，就抬高他。”这样就比较好解释了。如果产生了疑问，就删除这段，如果相信这段，就详细记述，加以补充。

翻译就是：文宣王删掉书中不适合言论，依照唐、虞治国的办法，和一个姓欧阳的直言不讳，去掉多余的，推崇仁人志士，去其糟粕，留其精华。

人物生平

余复，字子叔。南宋乾道四年（1168）生于古田县一都三阳（今杉洋镇杉洋村）教育世家。余复祖父余丕，应宁德县城何姓人家之聘为塾师时，携年少儿子余孔惠前往。在塾馆里，孔惠与何家女仁娟同桌共读。仁娟见余家贫寒，常赠银接济，并爱上孔惠。后来，何家认为孔惠虽贫而有大志，将仁娟嫁予余孔惠。

何氏身怀六甲时，其兄至杉洋探望，见胞妹家中拮据，便携返宁德。何氏在娘家生下男婴，这就是余复。因此余复祖籍虽是杉洋，却生长于宁德。

余复七岁就学，十四岁师事宁德名士张翰（乾道二年进士），得其指授，闭门苦读，常至“笔枯手成胝，眼稀目生晕”。逐渐淹贯古今之学，尤精于《周礼》。余复舅舅以甥儿才华出众，怜爱有加，极力资助。

淳熙十六年（1189），舅父为余复筹资赴京应试。余复启程往临安（今杭州）时，余孔惠到宁德码头送行，为儿子吟七律一首：“父子相随只学儒，常将笔砚代犁锄。汝今捧剑趋丹阙，我且安贫守旧庐。酒酌十分休酩酊，路行千里莫踌躇。来年二月花期候（一作‘朝后’），早寄平安及第书。”

绍熙元年（1190），余复中庚戌科进士。策试大廷时，光宗赵览其所对，议论国事见解精辟，称其“直而不讦”，擢为第一。传胪唱名时，进士及第、出身者共587人（从《宋史》载，《文献通考》作557人）。余复进士及第，光宗皇帝召见，对策大廷，见其言谈直率，且不攻击别人之短，甚为满意，擢为第—，并当场赐诗一首：“临轩策士岂徒然，嗣守不基务得贤。尔吐忠言摅素蕴，我縻好爵副详延。爱民忧国毋终怠，厚泽深仁赖广宣。赐宴琼林修故事，朕心期待见诗篇。”余复感激之余，即就《和御赐登第诗》：“风虎云龙岂偶然，信知盛世士多贤。虞庠教育蒙深泽，汉殿咨询愧首延。释褐遽沾琼宴宠，赐诗齐听玉音宣。爱君忧国平生志，敢负周王宴乐篇。”

余复上殿时，将赴试前父亲的殷殷寄语，赠诗勖勉向皇帝一一禀奏，光宗命其回古田谒祖后赴任，授予洪州（治今南昌）军节度佥判官职。余复带着御赐“状元及第”匾及一道圣旨还乡。圣旨中载述余复所授官及对父母的诰封。杉洋宗亲为其撰贺辞：“乔木世家，厚德自百年之积；飞龙上第，高名宣四海之传。”“鹏翼风高，壮万里扶摇之便；鳌头浪暖，居五百人变化之前。”

北宋时期，进士一般都只授九品以下的官职，到宋仁宗时，才有所重用，但前三名者也只不过授予监丞、通判（知州副职）之类的小官。而余复先是被授为洪州（今江西南昌）佥判，不久改官，授为宣义郎佥书镇南军节度判。八年后，宁宗召余复入国史馆任实录兼检讨，官至秘书省著作郎。余复在朝为官十五年，在任时体恤民情，兴修农田水利，修复名胜古迹，政绩优异，但官位不高，到庆元二年（1196）十一月，才特授秘书省著作佐郎（正八品）兼实录院检讨官。终于厌倦官场，于开禧元年（1205）退隐还乡。

途经宁德十八都仙霞岭时，余复题诗（后人镌于石壁）云：“二十年前过此间，旅囊羞涩笔头悭。时来山色与人好，我亦诗肠似海宽。旧事消除身后梦，新声惭愧路旁官。乘车衣锦浑闲事，留取功名竹帛看。”余复在杉洋余氏宗祠左侧建“科名阁”，将书写列祖列宗名讳、科第与仕宦之木主摆置阁中。后又在宁德县城南辟园构轩，觞咏其间。约七八年后，他病逝于宁德县城南门小轩楼，旋葬于宁德九都贵村金嶂山（明坑余家山），入祀于乡贤祠。县城原有状元里，今已废。

先后著有《礼经类说》、《左氏纂类》及《祭礼》十四卷;《风集渚》、《余状元集》等诗集。

余复在初任洪州佥判时在蓝田诸族人为其饯行席上说的一通话犹掷地有声：“虽云鹤岭之奇，实种蓝田之玉，银河派别，岂非无源？”余复曾祖父邦宪的坟墓即在杉洋村东头的庵墩，杉洋人俗称“状元墓”。余复授官后曾回古田祭祖，辟楼三间名为“时思楼”，撰写《西庵时思楼记》。

余复从小跟随游学授馆为生的父亲，沿着朱熹曾经留下过墨香的道路，来到长溪即今宁德一带。南宋朝廷以重文轻武为国策，“学校之设遍天下”，贫民学子也有就学的机会，在校的学童“日给官食”，可安心钻研学业。余复成年后，师从闽中名儒、理学家、宁德濂坑的张翰，学业有成。当时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政治中心南移杭州，福建学子赴杭州参加科举考试比较方便。故福建“有宋一代人才辈出”得中进士人数达到7144人（录《科举史话》），而杉洋的余复正是沾了天时地利这个光。

过去还有一种古田宁德两县的胰令为了这个状元而争执不休的说法，其实也经不起推敲,古田县志找不出有关状元的记载。

古田杉洋古称“蓝田”，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村落。蓝田溪从村边缓缓流过，为敖江之源。据史料记载，欧阳修、王安石等唐宋大家与蓝田名士有过深交，朱熹曾流寓这里并设书院讲学。距杉洋镇西北3公里的狮岩山麓有座气势恢宏，巍峨壮观的余氏蝉林祠，始建于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该祠坐北向南，木构建筑，占地13218平方米。中轴线上依次为大门，华表门亭、下游廊、前天井、中在厅、后天井、祖祠厅。正殿面阔5间，进深3间，穿斗抬梁混合式木构架，双坡顶，风火墙。祠门两旁对联为：“狮嶂钟灵持厚，蝉林流泽孔长”。大门内有华表门亭，门上有如意斗拱，层层出挑以承托屋檐，中间挂一竖匾“状元及第”，坊亭匾额为“蝉林祠文物馆”，文物馆共有馆藏文物300多件。祠堂的主祠厅正殿内有楷书：“檀樾主尚书堂”六字大匾牌。宗祠内的横梁上悬挂有状元及第、文魁、武魁、进士等古牌匾20多块。厅内柱上分别保留有古代楹联趣对24副，整体建筑保存完好。祠前百余平方米的旗杆左右竖立着数十副历代科名旗杆石碣，是蝉林祠世代簪缨，人才蔚起的见证。走进朱红色大门，二进的科名阁上高悬“状元及第”的华带牌，是宋淳熙元年的闽东第一位，也是当朝全国第一状元及第的蝉林祠第九世孙余复的荣誉匾。祠内收藏的余氏家谱，记载着这位状元郎的事迹。余复在《西庵时思楼记》中就说道“吾家自尚书而上，凡累代之祖，下而逮令凡十二世之孙，族属各有封识，其百世之泽也欤”。除了状元余复外,余氏蝉林祠后裔子孙中曾经荣耀地诞生过工部尚书宰相余靖、丞相余深、礼部尚书余象等一批决策朝廷大事的人物，还诞生过五十多名进士。

为什么一个家族仅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村落里，历史上会如此人才辈出呢。这就必需从杉洋余氏族人对于子孙后代的培养以及历史对杉洋眷顾上进行一番探究了

公元968年,杉洋余氏的第六代余仁椿，从永贞(现罗源)县令的位子上告老还乡后，虽然口吟“喜遂还乡志，家贫身自安，有田三五亩，种竹作渔竿”，但行动上却是倾尽一生积蓄，殚精竭虑，在村北“相地宜，创学馆……萃山川之秀，额以蓝田”。余仁椿创建的蓝田书院开头为家族学塾，后经多次重建，成为杉洋最高学府，罗集全村子弟入泮读书。余仁椿建成蓝田书院后，意犹未尽，觉得有了学校，还要为学生提供上得起学的物质条件。 “仁椿公留田七十余亩，岁入谷八十石”专供子孙读书及岁时A尝之用。这些田产都是平畴沃野里最好的水田，家族中为其起名曰“油灯田”，意思是为读书的子孙添灯加油，只准轮流耕种，绝不变卖，只许增加，不许减少。每年收成后，除了耕种者必需的抽成外，余下的除了每年祭祀祖先的部分用度外，全部作为家族中子孙读书的奖励。这种奖励，有时数量是很可观的：如果当年家族中只有一人读书，那么此收入就全部归这一人所有，如果第二年有两人读书，就二人平分。如此类推。因此到了后来，读书子孙多了，所分就渐渐减少，于是各分支房又合资购买田产作为本房系的“油灯田”。这样，家族中不管贫富，能发奋读书的子弟都一视同仁地得到全家族的扶植，有不少的学子还能幸运地拿到祖房与支房的双重”油灯奖”。此举为余氏家族子孙后代的读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习俗沿袭几百年，直到民国后期方才式微。

蓝田书院不但占尽风水地利，且两次天赐“先贤过化”。南宋淳熙十一年，名噪闽省的理学大师朱熹到此讲学，周边各地学子慕名云集，蓝田书院成为闽东的理学根据地，杉洋的读书人也因此寄志青云，文风鼎盛。十三年后，因“党祸”之灾，朱熹又再次来到这个偏僻的避风港。他的高弟古田的林用中、杉洋的余隅、余亮，以及跟随他左右的女婿黄干悉心保护与照顾，使他能安心养病讲学，潜心授徒著述。朱熹在此期间为蓝田书院写下《东斋志》，其中有言：“时庆元间避学禁，云集高弟十有八者于蓝田书院曰‘东斋’为础，分赴诸院施教，门人遍闽，邑东有余、李，邑西有黄、魏。诗礼传家，义方有素”（录《福建杉洋村落碑铭·记叙碑》）。

“地经过化便是名山”，蓝田杉洋“自宋至今，守朱 遗训”， “人文崇孝弟，家贫亦业儒”（录民国《古田县志》）。在朱熹莅临的前后十年间，除了余复高中状元外，杉洋就有余隅余亮叔侄，余仁椿六世孙余飞，仕瑜公六世孙余日严，以及余及、余昭攀、余宋兴等高中进士。

自信“胸中造化饱星斗，笔下文字盘蛟螭”的余复当看到自己真的名列榜首之时，难抑心中喜悦，据说曾信口吟哦出：

“银瓶供砚照袍新,笔下千军自有神第一唱名知是我,从来头上不容人”这首诗。

有人说余复因了这首诗受人告发而得罪了天子，最后官职受到贬抑。仔细分析也不尽然，南宋科举是二月发榜，三月殿试，方才选中状元榜眼探花。余复名列榜首，诗也是当时吟的，如果受到告发，就不会在一个月后被点为状元了。实际的情况可以从《余氏总谱志》中找到答案：“余复，少从张翰，学精《周官》，绍熙元年对策大廷，光宗称其直而不讦，拔置第一”。是光宗皇帝看中他的刚正无私的品格才选拔为魁首的。至于说官职受到贬抑更是不了解宋朝的擢官之道,北宋时期，高中进士的一般都只授九品以下的官职，到了宋仁宗时，才有所优渥，但前三名者也只不过授予监丞、通判之类的小官（引自《中国历代选官制度》）。而余复即被授为宣议郎镇南节度佥判，六品官职，算是待遇不错了。八年后，宁宗召余复入国史馆任实录兼检讨，官至秘书省著作郎,著有《礼经类说》、《左氏纂类》等。至老“官归觅佳胜辟园构轩，以觞门生，咏终天年”（录民国《古田县志·人物传》）。从诗句来看，文句浅俗，不像出自状元手笔，因此余复因诗惹祸实乃空穴来风，属于“民间故事”范畴，不大可信。

纵观中国历史上，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产生状元880多名，但真正能够名垂青史的屈指可数。唐有王维的诗，柳公权的字，宋有张孝祥的词，清有翁同的胆，既有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有秦桧的卖国求荣遗臭万年。真正让人耳熟能详的就没有多少了，可见状元也不是神，只不过是读书人的一种奋斗榜样，精神淬励罢了。杉洋三姓三大祠堂的正厅，有设置独特的“功名石”。当族人中有高中状元回到祠堂祭拜祖先时，这“功名石”方才打开，而蝉林祠能够享此殊荣的仅余复一人。当年老祖宗预设此石饱含对自己家族子孙期盼与鞭策，用心良苦。

翻开杉洋《余氏总谱志》，我们还可以查阅到余复其他情况，他的墓在宁德九都贵村金璋山下奥坪，但至今尚无法找到，而宁德旧街当年也曾建树的状元街牌坊也早已了无痕迹了。只有余复在初任洪州佥判时他在蓝田诸族人为其饯行席上说的一通话犹掷地有声：“虽云鹤岭之奇，实种蓝田之玉，银河派别，岂非无源？”

关于余复生平的记载为数不多，然而在有限的史料中，清晰地证实了这位状元郎书法造诣颇高，尤其在隶书方面，堪称独领一席之地。在蝉林祠现存的还有余复的一幅隶书《题燕文贵秋山萧寺图》。宋代书法以行草书的成就最高，楷书次之，篆、隶几成绝响。在南宋、北宋的320年间，几乎找不到可举之人、可举之碑。至于墨迹就更为罕见，故此，余复隶书墨迹就更显珍贵。宋代隶书在整个书法史与隶书的发展变迁史中，地位不高，然则不可或缺。因而余复的隶书尚能为宋代隶书争得一席之地。

余复的父亲余孔惠，娶妻何氏，一家人寄籍宁德．余孔惠在余复赴考前曾作诗一首勉励余复："父子相传力学儒，常将笔砚代犁锄．汝今捧剑趋丹阙，我且安贫守旧庐．酒酌十分休酩酊，路行千里莫踌躇．来年二月花朝后，早寄平安及第书"（《杉洋余氏总谱志》）。

从中可以看出余家当时的确是以笔代锄安贫乐道。所以过去有人故意诋毁余复，说他的父亲早殁，余复是母亲改嫁何家后生的遗腹子等等。甚而把“余家状元何家甥”故意歪曲成“余家状元何家生”，也的确曾骗过了一些不明底细的人．

余复著有《礼经类说》、《左氏纂类》及《祭礼》十四卷，《风集渚》、《余状元集》等诗集(失传)，多不传世。

现存清乾隆李拔纂修的《福宁府志》载有余复中状元之时的两篇谢表。

清乾隆版《宁德县志》刊载的一些诗，大多颂咏宁德风光秀色及本邑寺观等。

1995出版的《宁德市志》记载，当余复名列榜首，听传胪唱名时，当众口占一绝：“银瓶笔砚照袍新，笔下千军自有神。第一唱名知是我，从来头上不容人。”并将此诗作为家书送回家中，答其父勉励养育之恩。不幸此诗惹出是非，当朝枢密院权臣韩腚谐鲇诩晌废蚧实劢谗言：“余复一跃龙门，野心勃勃，君前奉承，背后目无皇上，敢吟反诗‘从来头上不容人’。”光宗问明原委后，并不办其罪。此说虽见诸县志，但我以为这是民间传说，宋代读书人受理学影响很深，从余复与皇帝的唱酬诗及现存的《谢状元及第表》中“臣学未闻道，才非过非过人，进山林狂瞽之言，无海岳涓尘之补”的表述可看出，余复是个十分谦恭、内敛的人，不像是“口占绝句”所表现的那种口出狂言的张狂之徒，而那绝句也写得过于直白、粗显，不见文采与功力，不像出于状元之手笔，属于“民间文艺”的档次。

余姓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姓氏之一，源于周代，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余姓在中国各地都有分布，尤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南等地为主要分布区域。余姓人口众多，其文化内涵也非常丰富。本文将从余姓的起源、分布、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探索。

余姓的起源

余姓的起源可追溯到周代，当时的姓氏是以爵位、封地、地名、官职、部落、先祖名等为姓。据《通志·氏族略》记载，周代有一位名叫余胜的人，他为周文王平定了西戎叛乱，功勋卓著，因此被封为贵族，后来的子孙以封地为姓，即余姓。余姓的起源与周朝的兴起和贵族制度有关。

余姓的分布

余姓在中国各地都有分布，尤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南等地为主要分布区域。其中，江苏省是余姓人口最多的地方，占全国余姓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江苏省境内的余姓主要分布在南京、苏州、常州、无锡、南通、徐州等地。浙江省的余姓主要分布在杭州、宁波、温州、台州等地。福建省的余姓主要分布在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地。广东省的余姓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东莞、中山等地。湖南省的余姓主要分布在长沙、岳阳、益阳、邵阳等地。

余姓的文化内涵

余姓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家训、宗谱、祖训、家风、家规等方面。余姓人注重家族的传承和发扬，弘扬家族的优良传统和家风家训。余姓家训有“克己复礼”、“勤俭持家”、“诚信正直”等，宗谱有《余氏宗谱》、《余氏族谱》、《余氏家谱》等，祖训有“以孝治家，以仁治国”、“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等，家风有“尊老爱幼”、“崇尚学问”、“勤劳致富”等，家规有“谦虚谨慎”、“诚实守信”、“勤奋努力”等。这些家族文化是余姓人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探索余姓的文化内涵的操作步骤

1了解余姓的起源和分布情况，可以通过各种历史书籍、族谱、家谱等途径进行了解。

2了解余姓的文化内涵，可以通过阅读家训、宗谱、祖训、家风、家规等文献资料进行了解。

3了解余姓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可以通过参加余姓家族组织、家族联谊等活动进行了解。

4了解余姓的文化影响和贡献，可以通过研究余姓人物、余姓历史事件、余姓文化遗产等途径进行了解。

结尾

余姓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姓氏之一，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通过了解余姓的起源、分布、文化内涵等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余姓文化的精髓和价值，进一步推动余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永安《余氏家谱》的“谱禁八条”，首条便是禁委身贱役，末条为禁鬻子他人。许多家族在劝诫子孙“务本业、力农田、四业必精其一”的同时，还严禁族人游手好闲。

福建省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的族规规定：“不得偷鸡盗狗，攫人财物，自投法网。且赌博为盗贼之源，荡散家业，斗殴行凶，皆由于此，殊为可恨。至于开场纵博，名为窝赌，大干律例，先当严禁。”

侯官《林氏家乘》还特别列出“收族惩贪”规定5条，其中之一曰：“宗族子孙，贫穷必相给，生计必相谋，祸难必相恤，疾病必相扶，婚姻必相助，此家世延长之道也。违者族长会宗子斥之。”（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十一《家范》。施鸿保《闽杂记》卷七。）这种家族内相互扶助、相互恤救的原则，有时甚至比政府法令更具权威性和实用性。一些族规还规定，族人遇讼应先在家族内解决，族内不能理而后鸣官。

出于兴族旺宗的目的，族规中往往还立下劝谕和奖赏族人求功名、立学业的规定。

永泰登高山张氏宗祠族规规定：

子孙凡励志勤学者，均予奖励；小学毕业奖大洋20元，中学毕业奖大洋30元，大学毕业奖大洋100元。还规定，凡族中子孙在本 年有喜庆好事者，如上寿、结婚、生子及进学、中举等，要于来 年春节正月初二办荤素各12碗菜肴，贡献于祠堂，以答谢列祖阴德。而该县东坡陈氏宗祠族规，对子孙读书上进、求取功名的奖励更为优厚。民国后，凡毕业于各类学校的族人皆赏给“书灯租”，所赏稻谷数千斤至上万斤不等。

古田杉洋乡余姓家族的族规对族人求学做官作如下规定：

小学毕业，族里出1斤肉、1元脚头钱（盘缠）；中学毕业，族里出2斤肉、2元脚头钱；大学毕业，族里出10斤肉、10元脚头钱。反之，当官者要捐银钱给族里，多者达1000元。这些族规，反映旧时在“读书做官”思想指导下，读书人在宗族中享有的权利，以及学成为官后对宗族应尽的义务。

封建礼教下的家族规约，对女子教化的要求尤为严苛。由于“男尊女卑”观念的支配，一些族中训规甚至把家庭裂变的责任都推到女子身上，女子几乎成了家族不和的祸根。福州林氏家族《家范》告诫族人：“兄弟本一气而分，初未尝不爱护，迨既有室，鲜有不携贰。盖妇女达理道者十不一二。分门立户，说长道短，加以婢仆鼓煽其间，则嫌隙遂生，丈夫有纪纲者自不至摇夺，稍一迷暱，即为长舌所使，兄弟从之失初矣。”（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十一《家范》）因此“三从四德”成了规范女子日常行为的主要族规内容：“凡女子及笄，须于十六岁以下先令讲读孝经、烈女传、小学，能知大义，方可举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十一《家范》）由于族规推崇妇女讲孝节、当烈妇，守节女子成了家族和社会嘉许的对象。道光《罗源县志》“人物志”，总列人物1151人，守节妇女竟达913人，占80%强。清代福州、连江、罗源、永福一带，曾有“搭台守节”的陋俗。《闽杂记》载：“福州旧俗，以家有贞女节妇为尚，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凡女已字人，不幸而夫死者，父母兄弟皆迫女自尽。先日于众集处，搭高台，悬素帛，临时设祭。扶女上，父母外皆拜台下。俟女缢讫，乃以鼓吹迎尸归殓。女或不愿，家人皆诟詈羞辱之，甚有鞭挞使从者。”（施鸿保《闽杂记》卷七）有些家族还“藉以请旌建坊，自表为礼教家也。”这种晴天丽日下的罪恶，不知使多**女成了屈死鬼。

在“严男女之防”的口号下，妇女的对外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和束缚。连城新泉张氏家族的族规规定，妇女不许到家庙前看戏，甚至连过渡也不许男女混杂，要“设立男、女二渡”。福州林氏家族规定，男女“不得共囿厕，不得共浴堂。女子不得用刀镊工剔面……女仆无故不得出中门，违者罚其家长。”一些家族还规定，妇女不得跨正梁。

由于家规是家族行教化的“传世宝典”，故旧时订族规有一套既定的程序。平和一带订公约要由族长主持，交族人议定，形成条文，写在纸上或牌上，敲锣打鼓，公诸于众，咸使周知。后用族产买肉煮饭，供族人共享，俗谓“吃知道”。“吃知道”后，族人必须守族规，不得违犯。各地触犯族规轻则处罚（如罚款、关禁闭、训斥、鞭打），重则处死。浦城房氏家族规定：“族内子孙人等，妄作非为，有干名教者，不待鸣官，祠内先行整治。”福安湖口村张姓家族，民国初年，有一家儿子不孝，虐待父母，屡劝不改，遂由宗族干预，将此人活埋于张家宗祠里。1949年后，宗法势力被削弱，族规除载诸族谱外，很少有人遵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