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阶段：古代至1949年

　　传为汉代人应劭所著《泰山记》当为泰山专著之滥觞，惜其书早已失传，仅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古籍中留下片断，据周郢统计，自《泰山记》乃至1949年，泰山专著共127种。自《泰山记》后至明代，见于著录的仅有北宋刘跂的《泰山秦篆谱》。有明一代泰山专著开始大量问世，共有30种之多，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汪子卿《泰山志》和查志隆《岱史》。　1、清代时期　　有清一代，泰山专著更加繁荣，共计53种，使泰山研究出现了一个全盛时期。其中以聂鈫《泰山道里记》、金棨《泰山志》和唐仲冕《岱览》最为著名。　2、民国时期　　　泰山专著共胡42种，亦属洋洋大观。如王连儒《泰山游览志》、胡君复《泰山指南》等。值得关注的是高宗岳《泰山药物志》，专录泰山所产中草药，在历代泰山专著中别具一格。这一时期最为权重者当属泰山学者王价藩、王次通父子编辑的大型文献《泰山丛书》。　《泰山丛书》系王氏父子用了四十余年的时间编辑而成。泰山文献卷帙浩繁，王氏父子披阅泰山文献一百八十多种，予以审慎细评，对其中有些篇章的内容还作了实地考察核对，按文词水平和资料价值选录四十种，共一百一十卷。用毛笔手抄成四十五册。按文献内容分甲、乙、丙、丁四集(注：其中一集与泰山无关)：山经水志为甲集(十三种六十一卷)；舆地人文为乙集(三种十四卷)；文苑诗稿为丙集(十四种十五卷)；年谱记事(包括王价藩自撰著述)为丁集(十种二十卷)。全书有例言、目次、后记等。1936年出版《泰山纪胜》、《岱宗大观》、《泰山图说》、《泰安州志》四种作第一辑，内有序、跋和梁漱溟题签，王易门的题额以及出版概况等。《中国丛书综录》收录《泰山丛书》中的《泰山纪胜》、《泰山图说》、《岱宗大观》各一卷。《泰山丛书》全部手稿今存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1989年11月复制印刷，是古代近代泰山著述的集大成者》［以上参见《周郢文史论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46－277页。］。

　　3、西学东渐时期　　　二十世纪的学术新思潮的传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产生了一批学术巨子，而这些学术巨子也每每用其新的思维与视角展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研究，泰山文化他们偶有涉及，但却代表了这一时期泰山文化研究的学术高点，同时也反映了泰山文化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精英的新思维。　　如章太炎在《訄书》中专设《封禅》一节，在《检论·原教》中也专论封禅。章太炎在《封禅》中称：“人主方教民佃渔，以避蜚征之螫，何暇议礼？”[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7页。]可见,“人主”教民打猎与捕鱼以防飞禽走兽侵扰的草昧时代，尚谈不上礼仪。他认为帝王“封禅为武事，非为文事。”[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7页。]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逐步演变成社会习俗，“彼夷俗事上帝，故文以祭天以肃其志，文之以祀后土以顺其礼，文之以秩群神以扬其职。是其示威者，则犹偃伯灵台者也。”[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7页。]　章太炎对斯宾塞社会学思想情有独钟。早在1898年，时任《昌言报》主笔的章太炎和总翻译曾广铨合作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著作《短论：科学的，政治的，思辩的》（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中《论进境之理》（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1]）及《论礼仪》（Manners and Fashion）。　“章太炎行文的思路正是借助斯宾塞《论礼仪》中所阐明的社会风俗习惯的演变与政治统治、宗教统治一样，有其整合社会思想的目的[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东方丛刊》2004年第1期。]。所以他认为“然则所以恶伤土石草木者，在彼不在此；所以用蒲草者，在彼不在此。先王以‘仁物’叫号于九围，而实阴收其利，故封禅可尚也。”[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8页。]　章太炎还从社会风俗习惯变迁、新陈代谢的角度，诠释了具有神秘色彩的《河图》。实际上，随着宇宙的进化与更替，“河图”之说同“封禅”一样，不过是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断诠释的结果，其原意与章太炎所处的近代社会对此的审视完全是两码事。这样，与《史记》所彰显的“封禅”观念形成强烈对比，为泰山封禅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视角。

　　又如：顾颉刚以其现代学术眼光对“封禅”、“五岳”及“碧霞元君”等泰山文化现象进行了阐释与解读。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顾颉刚、孙伏园、容庚、容肇祖、庄尚严等组成调查团对妙峰山香会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调查，调查文章在当时的《京报》副刊连续刊出，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宗教学者江绍原、社会学家何思敬、艺术学家傅彦长、心理学家崔载阳等都从不同的学术领域撰稿予以高度评价。1928年29篇调查文章集结为《妙峰山》一书出版。此次调查开创了我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使西方的民俗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妙峰山因此被誉为中国民俗文化的发祥地。　根据调查，顾颉刚认为，京津地区的民间多认为天仙圣母碧霞元君是东岳大帝的女儿，对天仙圣母碧霞元君的身世提供了田野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和确凿的结论，同时也极大的拓展了泰山文化研究的空间，拓宽了泰山文化研究的视域。　4、本时期　　本时期体现泰山文化研究最高水平的当属王献唐。王献唐综合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对泰山上古史事的全面研讨。　　王献唐的泰山文化研究主要表现在《炎黄氏族文化考》［《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一书中。王献唐认为：“征诸故书所载，泰山一带，为中国原始民族聚居之处”，“往古先民，生聚于斯，万代诸皇，建业于斯……木本水源，血统所在，泰山巍然，同族仰镜”、“泰山一带为中华原始民族之策源地”，“伏羲发源祖地，证以现存地名、山泽名，殆即今之泗水一带。”“伏羲伏字既为族地名称，羲字又作何解？曰：羲犹雄也、皇也，推尊之呼号也。……伏羲亦曰太昊，昊，弘声，声转训大训高，亦犹皇也，雄也，羲也。其称太昊，犹云太皇、太雄、太羲。太即泰字，泰山之谓。《史记》：‘泰帝兴，神鼎一。’师古谓泰帝即伏羲。”［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53－455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　王献唐云：“伏羲族居泰山一带，故称泰皇。……今邹城、凫山、染山均有伏羲庙，鱼台、寨里有伏羲陵，陵南有伏羲画石，其他鲁南各地，如嘉祥、滕州及兰山各处，有伏羲、女娲画石，作蛇身者亦伙。而山陵古迹，父老传闻，时有羲娲旧事，正以地为羲族旧壤，崇祀仰镜，迄今不替，非无因而然也。古代帝王受命，必封告泰山……故凡得天下者，易姓而后，必告泰宗，示不忘本，犹其祭告宗庙之义。”[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534－537页，齐鲁书社，1985年。]主张以泰山为中心，形成了东方的伏羲文化圈。他还认为：“伏羲出于泗水，以泗水之故，知古代羲族实居泰山一带高耸之地，为中国东方古族发源之乡。其源既明，则凡他处如濮县、永济各地，地名与泗水相同者，皆族迁名随，为羲族后徙所居，不能执此以为伏羲生长之乡也。而凡伏羲施政之处，如陈与仇池各地，又皆都迁所在，足迹所经，亦不能执此以为伏羲兴于西方也。”[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492~493页，齐鲁书社，1985年。]　5、十九世纪后期　　　因受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影响，泰山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也开始进行，十九世纪后期，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率先展开对泰山杂岩之探索，此后张相文、翁文灏关于泰山山脉的论争，竺可桢关于泰山高度的实测，孙云铸等关于泰山地质的调查及泰安高宗岳关于泰山药物的著录，都取得突出的成绩。——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泰山研究，诸多学者已自觉运用现代学术理论，筚路蓝缕, 使研岱之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一时期值得重视是一批外国学者的泰山文化研究。泰山文化不仅为东方学界所重视，还曾引起西方世界的瞩目。自十七世纪以来，众多的西方汉学家都对泰山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海外"泰山学"的出现，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册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6、明末清初时期　　随着利玛窦等人的东来，一时出现了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泰山之名亦由此开始为西方所知。十七世纪之俄罗斯帝国大臣尼·斯·米列斯库（NSpataruMilescu）所著《中国漫记》中已出现有关泰山的介绍。米列斯库（1636～1708）原籍罗马尼亚，1676年作为俄罗斯使节入清觐见了康熙皇帝，据其见闻著成《漫记》一书。其中第二十九章中写到了泰山："济南府……附近有高山，其中一座名泰山，高四十华里，即十四俄里，他们说黎明头一次鸡叫，在山上即可以看到日出。这里有许多山洞，有无数名士隐居于此。"（蒋本良译本页88）。荷兰纽霍夫（JNieuhoff）1665年所刊《德·戈耶尔和德·凯塞荷兰遣使中国记》中也有类似记载。不过这一时期西人笔下的泰山，多是片断记录和零星述闻，真正转入深层次的研究阶段，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方逐步开始的。

　　随同近代古老帝国大门的开启，大批欧美人士奔赴泰山，访古览胜，至今五大夫松附近山崖还有清末所镌"德人巴贺"的题名，便是西风东渐泰山时留下的雪鸿之痕。许多外国汉学专家，更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对泰山展开探讨和论说，先后有多种论文专著出版，大大推进了泰山研究。　这一时期出现的较有影响的泰山研究或记游文章有：阿·威廉松《北中国旅行记》（1869）、伊莎贝尔·威廉松夫人《中国的古老之路》、帕·贝尔让《中国史记----一个旅游者在泰山》、瓦·安泽《中国苏北到山东的冬季之旅》等等。这些文章从各种角度介绍了泰山景观与历史，对欧美读者了解泰山，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目前所知第一部西人泰山专著，是德国学者帕·蒂施佩（PTschepe）撰《泰山及其宗教信仰》一书。蒂氏生平不详，其书亦未见传本。根据沙畹的著录：此书出版于1906年，除了长达百页的考论外，还附有33幅照片。　继蒂施佩之后，法国学者沙畹于1910年在巴黎出版了他的法文泰山著作，这就是在西方产生了极大影响的《泰山祭礼》（LeT'aiChan:essaidemonographied'uncultechinois）。沙畹本名埃马纽埃尔--爱德华·夏瓦纳（Emmanuel-EdouardChavannes），沙畹是其汉名。1889年，沙畹被任命为驻清公使专员，在华三年中，他利用公务之余从事汉学研究，并很快通晓了汉语。1890年，沙畹完成《史记·封禅书》的法译，引起学术界的注目。日本福井文雅评价沙畹："尽管他在年仅53岁便已去世，但他是一位大学者，甚至可以说他什么研究领域都涉猎到了。"（《欧美的道教研究》）特别是对历史地理、宗教、古文字学研究，沙畹用力甚勤，成就斐然。所著有《西突厥史料》、《中国之旅行家》、《佛经中五百故事》、《斯坦因在东土耳斯坦所获汉文文献》、《摩尼教旅行中国考》（与伯希和合撰）等数十种。 沙畹因从事《史记·封禅书》的法译，引发了其研究泰山宗教的兴致。1891年1月24日，沙畹首次登临泰岳，此后又曾于1907年6月17日至25日赴泰安考察。两次泰山之行，沙畹都对其风俗信仰、名胜古迹作了细致调查，收集了较多的地方文献，第二次登山时还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沙畹回国后，开始了对泰山的案头研究，至1910年推出了《泰山祭礼》一书。　《泰山祭礼》全书分列六章，分别是：第1章《泰山的祭礼》，内容为泰山崇拜及其源流的概论；第2章《泰山风景名胜》，著录介绍了山川、庙宇、遗址等景点252处；第3章《关于封禅祭礼的资料》，分别摘译了《后汉书》、《旧唐书》、《宋史》的有关记载；第4章《碑铭》，分别译录了《纪泰山铭》、《泰阴碑》、《重修蒿里山碑》、《重修朝元观碑》、《去泰山神封号碑》、《重修岱庙碑》等11种泰山石刻全文；第5章《祈祷》，收录北魏、唐、明、清各朝祭告泰山文33篇；第6章《民间信仰》，包括民间传说、五岳真形图、泰山宝镜、泰山神玺等内容。书后附有《中国古老的地神》一文。

　　沙畹认为：在中国，每一座山都被认为有神灵主宰，神被视为一种具有思想意识行为的自然力量，而为世人所崇拜、信仰。在中国山神之中，影响最大的是五岳，而五岳里尤以泰山声望最著。因而便以此作为研究专题，试图对泰山崇拜产生的心理动机、宗教意识中山的作用以及造就泰山显赫地位的原因等问题进行探讨。本着这一命题，沙畹对泰山崇拜、地狱观念、封禅活动与元君崇拜几个泰山宗教的重大关目，分别作了论说。沙畹《泰山祭礼》一书，无疑对研究泰山宗教及历史文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考。由于著者学贯中西，视野开阔，故其中比勘泰山与西方信仰之异同，观点多发前人所未发，为以后的研究开阔了思路。沙畹第一个向西方系统地介绍了泰山的历史文化。在其之前，虽西人间有著述，但都浮光掠影，难现全豹，即蒂施佩之书，在沙氏看来，其亦未能充分阐述出泰山之宗教及其历史作用（见沙著"前言"）。沙畹以汉学专家的高深功力，箴缕百家，对泰山宗教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将此悠久而丰富的东方文化介绍给欧美，首功甚伟。而且沙著还是较早从理论上研究泰山的，他关于泰山崇拜、封禅等问题的探究，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日本道教专家福井文雅曾从道教史角度，对沙畹泰山一书的学术成就，作过很高的评价。沙畹还以西方学者的眼光，详实地记录了二十世纪初的泰山，其中很多内容都是中国学者未予记录或未予重视的。这为今天全面了解泰山历史，提供了一些重要史料。故其书在泰山研究史上，实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另一法国学者多类（Dore）亦著有一部《泰山宗教》，此书出版于1933年后，记述了1914～1933年间的泰山宗教情况。其书有法、英两种文本行世。 沙畹、多类等人主要是用文字对泰山进行研究，而爱伯特·肯恩（1860～1940）则是用摄影机来记录泰山的风貌。肯恩为本世纪初巴黎知名金融家，他敏锐地感觉到世界将面临着一个大变革时代，因而他不辞辛劳，环游世界，以摄影的方式来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瞬间。其间，肯恩于1908～1909及1912～1913年两度来到中国，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其中有泰山彩色照片47帧，为了解当时泰山面貌的珍贵档案。这部分，后来收藏在巴黎西郊的上塞纳省立爱伯特·肯恩博物馆。　与沙畹、肯恩同时，还有一位西方汉学大师也对泰山文化予以关注，此人便是被誉为"世界公民"的卫礼贤教授。卫礼贤（1873～1930），原名理夏德·威廉（RichardWilhelm），德国人。1899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青岛，对中华文化一见倾心，从而开始了对汉学的研究和翻译。此后他在法兰克福创办了中国学社，为实现沟通中西文化的理想作出了不懈努力。卫礼贤崇尚儒学，尝数度访古于邹鲁之区，登泰岱，谒阙里。并在所著《中国心灵》一书中,专列《圣山》一节,对泰山之历史文从作了精辟评述。1924年，当卫礼贤准备登程返德之际，特地重登泰山，以此作为对生活了25年之久的中国的告别式。他在致友人信函中抒发了他此时的感想：　"从南天门上来，我们置身于一片浓重的雾霭之中。不一会儿，云开一线。太阳升起之际，刹那间云层、平原、山峦，尽收眼底。啊！中国真美！这里有多少东西，使人流连不舍。"（卫礼贤夫人莎珑·卫著《卫礼贤----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精神使者》页302）。　----这一声长长的感叹之中，蕴含了卫礼贤对东岳泰山的无比热爱和万分留恋之情。 意志杰出的文学家歌德曾在他《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一诗中留下这样的名句："视线所窥，永是东方。"（参见钱春绮译《歌德抒情诗选》页166）我们借用此语，用以形容诸多西方汉学家对泰山这座东方神岳的密切关注、热心研究和无比倾倒，或许也是恰当的吧。

　　（二）第二阶段：建国后至上世纪末

　　1949年后，大陆与港台地区的学术界对泰山的研究均有所开展。大陆在此后三十年中，有多种泰山著作与论文刊出，其中顾铁符、俞剑华、张鹤云、何幼琦等一批文史专家分别从不同领域对泰山文化的有关内容进行揭析，深得精要；郭沫若的泰山为“中华文化史局部缩影”之论说更为人所熟知。但这一时期泰山人文研究的力作相对较少，许多重要领域的探研或呈空白，或现停滞。而同一时期的泰山自然科学研究却不断深入，地质、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等方面成果众多，其中关于“泰山向”古代断裂带、张夏寒武纪地层剖面，“泰山群”古代变质岩等课题的研究, 均有重大突破。　此时在港台地区，苏雪林、凌纯声、饶宗颐、余英时诸人精研义理，深造有得，他们从世界文化的宏大范围中，探索泰岱文明的源起和形成，这种贯通东西、纵横联系的研究方法，使泰山之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七十年代末至本世纪结束，随着大陆文化事业的复苏，泰山研究也开始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不仅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活动广泛开展，中老年学者在学术上日趋成熟，年轻一代崭露头角；这使得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而且质量也有显著提高。举凡历史、文学、艺术、美学、文物考古、宗教、民俗、旅游及自然科学诸领域，泰山各个层面的学术课题均被触及。一些长期困扰学界的学术难关被一一攻克（其中人文研究中关于泰山封禅、宗教、石刻、文献的研讨与自然科学研究中关于红门醉心石质的探讨，都在学术界深有影响），新方法、新史料迭见层出，泰山的学术影响明显扩大。　据统计，建国后共出版泰山研究专著计53种，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论文。1993年以来，泰山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泰山志》穷12年之功而面世，《泰山大全》、《泰山珍石》等大型图书相继出版。这些成果或史料收集，或掌故辑录，或史迹评点，或风光鉴赏，或着眼总体，或遴选专题，从不同方面深化了人们对泰山的认识。与此同时，泰山研究群体不断壮大，组织机构建设不断加强。泰山研究会、泰山文化研究会集合了泰山研究的主要力量。1996年10月，泰山文化研究所成立，为国内第一家专业的泰山研究机构。这些都为泰山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仍存有诸多缺失，就人文研究而言，许多学者由于学术上储备不足，加之治学心态浮躁，导致一些研究硬伤累累，许多著述在低水平徘徊。但就总体而言，这二十年仍是泰山研究最为兴盛的时期，其总体成绩不容低估。　在充分肯定泰山文化研究成绩的同时，我们仍需清醒地看到，泰山研究在基础建设、成果数量与质量等方面均存在许多不足，我们的研究工作距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还有相当的距离。

　　这些差距与不足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在研究内容方面。一是基础研究比较薄弱。目前泰山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薄弱环节，在于缺少系统的、全面的基础资料整理。由于种原因，泰山历史资料零星散乱，时间跨度大且不系统，涉及门类多且不集中。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钩沉泰山史实殊非易事，但这是泰山研究的基础，功在当今，利及后人，必须要做。二是研究缺乏广度、深度。现有的泰山研究成果，其内容相当部分集中于景点介绍、旅游概述、诗词选录、名人简介等方面，涉及面不够宽，角度比较单一。泰山内涵十分丰富，我们完全应当也能够对其进行如地理的、宗教的、民俗的、艺术的、哲学的等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俗语有“有限不识泰山”之说，此谓眼之所识者表面之泰山、感性之泰山，眼所未识者内蕴之泰山、精神之泰山。因此，我们对泰山的研究，不能仅驻足于对泰山客观描述的层次上，而应当重在理性分析、艺术观照、宏观把握，重在揭示泰山之深层内涵。现在已有研究者涉足这些领域，但尚未取得相应实绩。在研究方法方面。一是不重实证。一些研究者缺乏踏实作风、严谨态度，在研究中不重考据、不重实证。一些不甚确实的二手、三手资料被作为“定论”、“成说”转来引去，充当论据，以至于讹误相传。二是许多论证浮躁空泛、逻辑混乱。一些文章只是拼凑的一些所谓的新方法、新论点、新成果，罗列一些离题甚远、无关主旨的资料，而并不管这些方法、资料与泰山有无内在的必然联系。这些现象，影响了泰山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立足基础。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泰山研究体系是泰山研究的当务之急。

　　（三）第三阶段：2000年后

　　纵观二十世纪的泰山研究，在中国名山研究或是区域文化研究中都是十分突出的。仅从人文研究而论，这一时期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的“在山言山”，只将泰山研究拘囿于方志编纂、艺文辑录与金石考订的格局，逐渐从微观走向宏观，从封闭走向开放，力求将泰山文化投置于中外文化的大背景中去审视，由此进而厘定其文化的地位与特色。一些新的方法如“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皆被广泛采用，使泰山研究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生机与活力。这些新方法、新材料的引进、挖掘及新学科的切入，无论是对泰山文化的总体评估, 还是对泰山一些具体课题的考论，都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可以说，二十世纪是泰山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泰山学”的提法也由此得到越来越多学人之认可。当然，与同是勃兴于这一世纪的甲骨学、敦煌学、红学这几门显学相比，

　　泰山研究无论其深度和广度都相形见绌，难与争胜；与同属名山文化的五台山研究相较，也有着明显的差距。如泰山著述中的名胜、封禅等等，其内容颇多重复，陈陈相因，殊乏新意，而有些具有更高价值的课题如“泰山通史”，“泰山文化史”，“泰山文学史”“泰山学术史”皆乏人问津，殊为憾事。凡此种种，皆当“诚望杰构”于二十一世纪之“来哲”（借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题记》语）。 新世纪泰山文化研究综述　进入新世纪，泰山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研究人员构成、研究规模、研究对象、研究深度、研究方法各个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进步与突破。　　首先，适应现代知识生产的新趋势，泰山文化为总主题从各个不同方面确立课题项目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智慧与力量，通力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与实绩。　2001年，马兆龙主持的“泰山文化与旅游经济”被山东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立项，该项目横跨泰山文化、旅游、经济三大领域，紧跟经济发展与转型的的热点，从旅游经济的角度展开对泰山文化的研究与反思。　　同年，袁明英主持的“泰山石刻研究”被山东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立项，该项目组合文化研究、书法、美术、地理、历史等专业学科人员，对首次对泰山丰富的石刻资源进行整体研究。　　2002年，叶涛主持的“泰山香社碑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列入山东省古籍整理项目。该课题对泰山十分珍贵的363块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和认识的香社碑进行了系统细致地整理与研究，获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调查线索和第一手资料，有很深厚的前期科研基础，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它不仅为今后的进一步解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在今天的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工作中也有理论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此基础上，叶涛完成了其博士论文《泰山香社研究》。该论文共六章，第一章是绪论，交代选题意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研究范围、研究方法、资料体系和结构等。第二、三章是泰山香社历史沿革述略，分前当代篇和当代篇，描述泰山香社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当代泰山香社的活动状况。其侧重点是分别讨论泰山神和碧霞元君信仰与香社兴盛的关系。第四章是泰山香社的内部组织结构分析，着重讨论了泰山香社的结社原因、奉祀神主之演变、香社领袖权威的形成、香社的仪式分类及典型的香社组织――合山会的历史。第五章是介绍泰山香社的外部社会环境，如泰山庙会与香客店史略，香税与泰山管理等。第六章是余论，讨论泰山香社的基本特征，进而为民间信仰辨名。最后，本文的附录部分，以具象的资料展示相关各章所论述的内容，即：一、邹城西关泰山香社香头刘绪奎访谈录（样稿），二、青州市五里镇井塘村民间香社调查资料，三、泰山香社碑碑文选录，四、泰山香社碑目录。　　可以说，该论文首次全面开拓了关于泰山香社的研究。系统地描述了民众的进香活动，弥补了泰山文化研究中对于民间信仰行为观察、描述和学理分析的缺失，揭示了以泰山香社为代表的中国民间信仰组织的基本形态。对民间信仰组织生成、发展的内部组织结构和外部社会基础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与分析，并在宏观政策的层面审视了国家对民间信仰的不同态度，这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助于人们认识和理解民间信仰的运行机制与功能，推进了关于中国民间宗教结社问题的讨论，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　　2002年袁明英主持的“泰山石刻资源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及应用研究”被泰安市科技发展计划立项，该项目动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泰山石刻资源进行研究与保护，为泰山石刻的研究与保护开辟了一条现代技术路径，确属独辟蹊径之作。

岳姓家谱文献家乘谱牒：

1武忠王岳飞年谱：

宋崇宁二年癸未二月十五日王生。

宋重和元年戊戌王十六岁，娶夫人李氏，宣和元年己亥十七岁。

宋重和二年庚子十八岁。

宋重和三年辛丑十九岁。

宋重和四年壬寅二十岁，应真定抚募从军，父卒还汤阴。

宋重和五年癸卯二十一岁守制。

宋重和六年甲辰二十二岁保魏王家墅。

定军。

宋重和七年乙巳二十三岁。

宋靖康元年丙午二十四岁，见康王于相州，补承信郎，转秉义郎，隶宗。

留守。

宋靖康二年五月为建炎元年，丁未二十五岁，历转武翼郎，康王即帝位于南京，上书忤汪黄夺官，诣张招抚充中军统领，借补武经郎，从王彦渡河，独进兵至太行山，复归宗留守，为统制。

宋建炎二年戊申二十六岁，从闾勍护陵寝，隶杜充，以奇功转武功郎。

宋建炎三年已酉二十七岁，累迁武德大夫，英州刺史，杜充还建康与俱归，独领所部驻广德境中。

宋建炎四年庚戌二十八岁，屯宜兴，赴建康，迁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通泰州镇抚使。

宋绍兴元年辛亥二十九岁讨李成，江淮平，加神武副军统制，留洪州授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

宋绍兴二年壬子三十岁，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讨曹成，岭表悉平，授中卫大夫，武安军承宣使，屯江州。

宋绍兴三年癸丑三十一岁，平虏吉诸郡盗，授镇南军承宣使，充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

宋绍兴四年甲寅三十二岁，兼荆南制置使，复襄汉六郡，移屯鄂州行营，因除清远军节度使，兼湖北制置使，封武昌县开国子监，解卢州围。

宋绍兴五年乙卯三十三岁，入觐，授镇宁崇信军节度使，进封武昌郡候，升都统制平扬公加检校少保，公还军鄂州，除荆湖襄阳路招讨使。

宋绍兴六年丙辰三十四岁，入觐，移军襄阳以图中原，改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除宣抚副使，居母忧，抚榇葬庐山，起，复宣抚湖北京西，节制河北路，复西京州县。

宋绍兴七年丁巳三十五岁，入觐，拜太尉，除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扈，从幸建康，奏乞解兵柄，终丧服归庐母墓，侧诏还职，以舟师驻江州。

宋绍兴八年戊午三十六岁，还鄂州，赴行宫见皇太子。

宋绍兴九年己未三十七岁，授开封府。

宋绍兴十年庚申三十八岁，授少保，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收复河南郡县，分遣将佐，并复西京河北诸州，进军朱仙镇，葺治诸陵寝，奉十二道金字牌班师。

宋绍兴十一年辛酉三十九岁，除枢密副使，充万寿观使，十二月二十九日为秦桧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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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岳氏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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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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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诸人文蔚起之家，必钟山灵之气，福寿绵延之族，端赖德教之光，文武栋梁之才，须俱天赋之资，今昔昭然，历历不爽是以天道无亲，惟善是辅，积德者流自长，实至者名必归，成功者望自高，得人者事竟成，即能光于前，复克裕于后者，斯人不多得焉。

盖闻，树高千丈不离其本，水流万里不离其源，水源远者其流自长，树根深者其叶自茂，积德厚者子孙必昌，乡邻和者其品自高为人子者当思木本水源，须尽慎终追远，追远溯始尤以设谱为最佳。

家谱之设，原以追溯本源，明晰宗支，有谱牒以论世知人，分亲疏，识支脉，辨善恶，明是非，晓功过，详得失，承其美志景仰，增梓里之辉，补史乘之阙，赢合族愿，博得孝心，非独缨簪科甲之盛，赖以昭垂于来兹，而列祖列宗之积累，无不发潜德幽光于奕叶者，亦与之琨耀人间。

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无史则无以考治世，家无谱则无以方兴家此风化之所关，人伦之所系也，族之有谱所以收族，收族则敦宗，敦宗则敬祖，敬祖则木本水源之恩与世俱长，与日增辉，然子孙缉缉，瓜瓞绵绵之志由然不能已者，虽济济门子，遥遥荜胄受宗族高祖矩镬，而昧昭穆之次序，实属甚憾，省世有言曰，培其根者枝必茂，善其源者流自长，所以人之有祖宗，若树之有根，水之有源也。

古往今来，凡国臣人子，无一不追溯其始，但沧桑变迁，今昔殊致，谈何容易，虽先祖德泽广隆功显国史，而留传史料寥若星辰，其珍贵章节，渺难再得，仅此数年之积，心血之晶，分条缕析，汇集成谱，可崇祀典慰先灵，倡功德，兴家业，以启昭彰后世。

后嗣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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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祖宗之教诲，遁五行之推理，经族中之研讨，因姓选字，从其本意，寓意，广意，引伸意占辈，以辈份定位，今将岳氏门中世系名讳开列于后，以启世代遵从：“山川鸣锺培树奇含颖信怀鼎甲志鑫煜珍卓启宏寰宝兆春晓焕广宇“

中华结2009-05-07 09:36家谱文献：1武忠王岳飞年谱：

北宋徽宗赵佶崇宁二年(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乾统三年，公元1103年3月24日)，农历2月15日生。

北宋重和元年(辽乾统十六年，金太祖完颜旻天辅二年，公元1118年)，十六岁，娶夫人李氏。

北宋重和二年(宋宣和元年，辽乾统十七年，金天辅三年，公元1119年)，十七岁。

北宋宣和二年(辽乾统十八年，金天辅四年，公元1120年)，十八岁。

北宋宣和三年(辽保大元年，金天辅五年，公元1121年)，十九岁，应真定抚募从军，后父卒，返还汤阴。

北宋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公元1122年)，二十岁守制。

北宋宣和五年(辽保大三年，金太宗完颜晟天会元年，公元1123年)，二十一岁，率军保护魏王家墅。

北宋宣和六年(辽保大四年，金天会二年，公元1124年)，二十二岁。

北宋宣和七年(辽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二十三岁，宋、金联手灭辽国。

北宋钦宗赵桓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公元1126年)，二十四岁，见康王赵构于相州，补承信郎，转秉义郎，隶宗。

留守。

北宋靖康二年(南宋高宗赵构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二十五岁，历转武翼郎。金灭北宋，康王即南宋帝位于南京，上书忤汪黄夺官，诣张招抚充中军统领，借补武经郎，从王彦渡河，独进兵至太行山，复归宗留守，为统制。

南宋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二十六岁，从闾勍护陵寝，隶杜充，以奇功转武功郎。

南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公元1129年)，二十七岁，累迁武德大夫，英州刺史，杜充还建康与俱归，独领所部驻广德境中。

南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二十八岁，屯宜兴，赴建康，迁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通泰州镇抚使。

南宋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公元1131年)，二十九讨李成，江淮平，加神武副军统制，留洪州授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

南宋绍兴二年(金天会十年，公元1132年)，三十岁，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讨曹成，岭表悉平，授中卫大夫，武安军承宣使，屯江州。

南宋绍兴三年(金天会十一年，公元1133年)，三十一岁，平虏吉诸郡盗，授镇南军承宣使，充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

南宋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公元1134年)，三十二岁，兼荆南制置使，复襄汉六郡，移屯鄂州行营，因除清远军节度使，兼湖北制置使，封武昌县开国子监，解卢州围。

南宋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三十三岁，入觐，授镇宁崇信军节度使，进封武昌郡候，升都统制平扬公加检校少保，公还军鄂州，除荆湖襄阳路招讨使。

南宋绍兴六年(金熙宗完颜亶沿用金天会十四年，公元1136年)，三十四岁，入觐，移军襄阳以图中原，改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除宣抚副使，居母忧，抚榇葬庐山，起，复宣抚湖北京西，节制河北路，复西京州县。

南宋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公元1137年)，三十五岁，入觐，拜太尉，除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扈，从幸建康，奏乞解兵柄，终丧服归庐母墓，侧诏还职，以舟师驻江州。

南宋绍兴八年(金天会十六年，公元1138年)，三十六岁，还鄂州，赴行宫见皇太子。

南宋绍兴九年(金天会十七年，公元1139年)，三十七岁，授开封府。

南宋绍兴十年(金天会十八年，公元1140年)，三十八岁，授少保，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收复河南郡县，分遣将佐，并复西京河北诸州，进军朱仙镇，葺治诸陵寝，奉十二道金字牌班师。

南宋绍兴十一年(金天会十九年，公元1141年)，三十九岁，除枢密副使，充万寿观使，农历12月29日(公元1142年1月27日)被赵构、秦桧、张俊、万候卨等合伙害死。

2四川忠县岳飞之子岳震后裔：

岳必见，字念四，据汤阴《岳瓜庙志·大城县世系》记载：岳必见，又名岳珍，为岳飞之孙，岳震四子。南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宋理宗皇帝赵昀追封岳飞之三代及部下六将时封他为迪功郎。长子岳必见，封为承直郎，次子岳觉，封为迪功郎。

岳必见之子岳遒生三子：长子岳之远，清顺治年间三原县岳映斗，号朋海，为岳之远后裔，官翰林院学士。三子岳之化，未仕，隐居麻城。二子岳之正，宋理宗时贡士，授官四川蓬州判官，升南江知县，在任九年，元兵起不能归，留居南江，为南江县岳氏始祖。

后传到十九世孙岳贞，字石齐，封朝议大夫，生八子：长子岳越、封中宪大夫，次子岳广，字平公，考授同知，三子岳康，字伯和，太学生，四子岳度，字伯宪，号文江，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学士，五子岳纶，字仲方，号山公，科举人。六子岳兆元、七子岳维、八子岳经，均为国学。

清顺治年间，二十世孙岳伯岱、岳伯聚兄弟，迁居川东地区忠县白石乡，现散居忠县两河、三江、里仁、高洞、倒关、凌云等四十五个乡，占全县的一大半数乡均有岳震后裔约三千人。

还有散居在邻近的石柱乡的，也有二千余人，均为岳震后裔。四川忠县八德乡党委书记岳宁汉为岳飞二十八世孙，现年五十一岁，家居忠县倒关乡柳塘村七组。

3家谱：

江苏宜兴唐门岳氏宗谱二十四卷，首一卷，始修于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清)岳肇鹏续修，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全伦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河南汤阴宋岳忠武穆王世谱一卷，明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注：卷端作《岳氏世谱》。

湖乡资沩岳氏族谱，(清)岳青炳修，岳最杰纂，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浙江嘉禾岳氏宗谱四卷，首一卷，附庆馀录一卷，(清)岳鸿逵等修，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敦伦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嘉禾岳氏宗谱六卷，首一卷，附金陀祠事录八卷，(清)岳鸿逵等续修，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敦伦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河南岳氏家谱二卷，首一卷，(清)岳喜德修，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湖北广济岳氏宗谱十四卷，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忠孝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广济县文物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图书馆。

江苏丹阳曲阿培棠岳氏宗谱二十八卷，首四卷，首修于明朝末期，(民国)岳信渭主修，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一～四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丹阳市文物管理局。

浙江兰溪岳氏宗谱三卷，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水阁乡塘边贾里村。

岳氏族谱，始撰于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1981年十九世孙岳祥生、二十二世孙岳启俊等续修，铅印本，分统谱和族谱。现被收藏在河南省郑州市档案馆。

岳氏族系大典，(现代)岳占州主编，正在征集编纂中。原稿汇集地在河南省登封市岳窑村岳飞第三十二代传人岳占州处，地址在河南省登封市嵩阳商场东一街6号，电邮为：[url=mailto:yueshiyijiaren@126com]yueshiyijiaren@126com[/url]。

4家谱简介：

序：

考诸人文蔚起之家，必钟山灵之气，福寿绵延之族，端赖德教之光，文武栋梁之才，须俱天赋之资，今昔昭然，历历不爽是以天道无亲，惟善是辅，积德者流自长，实至者名必归，成功者望自高，得人者事竟成，即能光于前，复克裕于后者，斯人不多得焉。

盖闻，树高千丈不离其本，水流万里不离其源，水源远者其流自长，树根深者其叶自茂，积德厚者子孙必昌，乡邻和者其品自高为人子者当思木本水源，须尽慎终追远，追远溯始尤以设谱为最佳。

家谱之设，原以追溯本源，明晰宗支，有谱牒以论世知人，分亲疏，识支脉，辨善恶，明是非，晓功过，详得失，承其美志景仰，增梓里之辉，补史乘之阙，赢合族愿，博得孝心，非独缨簪科甲之盛，赖以昭垂于来兹，而列祖列宗之积累，无不发潜德幽光于奕叶者，亦与之琨耀人间。

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无史则无以考治世，家无谱则无以方兴家此风化之所关，人伦之所系也，族之有谱所以收族，收族则敦宗，敦宗则敬祖，敬祖则木本水源之恩与世俱长，与日增辉，然子孙缉缉，瓜瓞绵绵之志由然不能已者，虽济济门子，遥遥荜胄受宗族高祖矩镬，而昧昭穆之次序，实属甚憾，省世有言曰，培其根者枝必茂，善其源者流自长，所以人之有祖宗，若树之有根，水之有源也。

古往今来，凡国臣人子，无一不追溯其始，但沧桑变迁，今昔殊致，谈何容易，虽先祖德泽广隆功显国史，而留传史料寥若星辰，其珍贵章节，渺难再得，仅此数年之积，心血之晶，分条缕析，汇集成谱，可崇祀典慰先灵，倡功德，兴家业，以启昭彰后世。

后嗣名讳：

承祖宗之教诲，遁五行之推理，经族中之研讨，因姓选字，从其本意，寓意，广意，引伸意占辈，以辈份定位，今将岳氏门中世系名讳开列于后，以启世代遵从：“山川鸣锺培树奇含颖信怀鼎甲志鑫煜珍卓启宏寰宝兆春晓焕广宇“

1、伊洛地区程氏字辈：“子彦思克、继世心宗、佳接起延、倓洛璋铭、毓秀广远、相传大千、源推其业、长流万年”以及新续辈字“恪守秉正、修齐治平、道珩仲兴、志笃永恒”。

2、广东梅州五华、河源程氏字辈：“国家传世德，理学必宗先，孝支宜为则，崇文作善元。”后来又往下续了二十个辈—字：“燕翼富强本，知书万道全。品行铭高洁，昌兴起俊贤。”

3、湖北仙桃、天门、洪湖一带程氏字辈：“忠厚传家远，诗书衍庆长。果克从斯语，定贤德荣昌”。

4、四川广安区程氏字辈：文武朝天子，世代祝明君；儒学崇兴正，才德有光荣；尚纪先泽远，家国道长清。（共三十字）

5、河南信阳程氏字辈：建德修道，敬守先则。薪茹培学，永振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