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由族是越南54民族之一，语言为粤语，山由族主要分布在越南北方山区。

山由人是明朝末年开始从中国广东迁入越南的，他们说粤语，写汉子，曾是瑶族的一支。

广府人下百越的时候和土著俚僚侗壮瑶等民族融合，形成现在粤语文化。

广府和现在越南山由族是同宗同源，血脉相连。

越南的山由族就是中国的山区瑶族，越南的山由族是明朝中国迁移过去的。

在广东瑶族人都讲粤语，也是广府话，广东粤北连山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的瑶族人都讲粤语，粤北瑶族人被称山瑶，粤西还有平瑶也叫平原瑶，除了少部分在广西，大部分都成为广府人了，广府人长相就知道，他们同宗，广东珠三角各市县志记载里的原土著人白话徭人，深圳，中山，江门都有这人群出现，后来竟然消失了，

后来真相大白，这些徭人在近千年和百越俚人畲族人，少数民族大融合定居珠三角，讲粤语白话，近年来有人提出民系就叫广府民系，也是广府人这叫法就是这几年才有。

山由族，自称山瑶，是越南54个民族之一。人口若12万，主要分布在越南北方太原、永福、广宁等省山区，操山由话（过去学者记录山由族使用粤语方言，但实际属于客家话但受粤语影响很深的一种方言）。从山由族传说和家谱得知，十七世纪初叶从广东龙川县、博罗县、归善县（上述县均为畲客区）畲人村迁入越南。

我是土生土长广州西关人，我到过越南 旅游 ，听过他们说话，我告诉你：一句都没听懂。

和广府话什么关系都没有，因为只要是广州白话音，他们不会住在农村更不会住在山里，不论什么地方他们都住在城里，所以称广府话，

越南的山由族和广府是同宗同源，

只是越南白眼狼不认祖归宗，在以前越南的山由人还会来广府走亲戚，胡志明的去中国文化，使现代的越南人不认识中国字，胡志明死后越南白眼狼与中国兵戎相见，使越南的山由人没再与广府的亲戚来往。烤乳猪广府，越南都是各具特色，刀耕火种时这些獠人的特色菜传承到现在实属不易。

胡氏族谱56个字字辈：起应志增；嘉德宏昌。克光其绪；锡庆延长。怀祖崇善；铭颂恩福。俊杰显荣；忠良松鹤。武林学海；祝贺裕康。威振华汉；远宣东方。

胡姓族谱，也就是胡姓大家族里的子孙人等的资料汇总，也是胡姓大家族著名人士的仕履生涯的简括提要，同时也是胡姓大家族著名人生的翔实可靠而又丰富多彩的第一手史料。

如同国人各大家族一样，胡姓大家族固然也是讲求等级观念的，所以，家谱中往往会对对于那些曾任高官显宦、封妻荫子、荣宗耀祖者，往往会浓墨重彩。以往，胡姓视耕读为正业，对其他职业采取鄙视态度，如对经商者，即使拥资巨万者，族谱上也只录其姓名而已。

扩展资料：

胡姓入越南于宋朝人数最多，李朝女皇李昭皇之夫陈创建越南陈朝，传八世十三王，故胡姓为越南十大姓之首；胡姓入粤始于南宋，中原人陈魁（陈后裔）迁居福建宁化、上杭，其曾孙有迁今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

明末福建同安人胡永华（开漳圣王之后）随郑成功入台，被尊为陈姓入台始祖，与林姓共有“陈林半天下”美誉；明初朱元璋曾派陈姓水手去日本、琉球；明清以后，闽粤陈姓有人出海谋生到南洋和欧美。

胡姓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地区，尤以广东、福建、四川、浙江、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山东等省为多。包括出生时候为陈姓和改姓后为陈姓的名人，如上文的某些其它姓改为陈姓的，即某人的姓的字是"陈"就符合这个条件，所以陈姓人口列名义上全国第五位。

越南独立后，构成千年间中越两国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除了频繁而持久的贸易活动，更有广泛而深人的文化交流。

宋代，中越两国间的贸易以两种形式进行：一种是朝贡形式下的官方贸易，谓之“大纲”；另一种则是两国接壤处富商大贾（gǔ，商人）们所从事的博易场贸易，即民间贸易，谓之“小纲”。当时，广东钦州既是两国使者出入的必经之地，又是两国间的贸易中心。其时，使臣往往负有贸易使命，一身而兼二任。

明代，中国与安南间的使节往来十分频繁，双方使节除携带贡品和回赐品外，也多携带商品进行贸易活动，这对两国间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和宋代一样，安南国王在政治上求得封号以自重，同时又可在经济上得到实惠。据史籍记载，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间，越南遣使人贡达79次之多。

清代中越贸易，分水陆两路。海上贸易多是大宗贸易，陆路贸易则主要是边界零星贸易，以日用品为主。中国出口物品多为布匹、绸缎、纸张、铁锅、颜料、烟、茶、药材等，进口物品则有大米、槟榔、胡椒、冰糖、砂仁、竹木、香料及海产品等。

清初，越南广南中部重要商港会设有“大唐街”，全长三四里，在那里居住和做生意的都是渡海到越南谋生的福建人。据《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清朝从雍正到嘉庆年问，晋江县出国华侨以往安南的为最多。例如雍正年间，出国32人，其中往安南的18人；乾隆年间，出国73人，往安南的37人；嘉庆年间，出国29人。往安南的20人。

越南独立时期，中越间的文化交流，涉及语言文字、音乐戏剧、水利、建筑、医药、风俗等许多方面，它既是过去基础上的继承与延续，也是更广阔领域里和更深层次上的前进与发展。

语言文字汉语与越语（京语）均属单音语系。汉至五代1000多年间，京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据语言学家的调查，在越语词汇中所保存的汉语词或源于汉语的词，约占总数的一半。在现代京语中，其所保存下来的汉语借词仍然大量存在。汉字，越南人又称“儒字”，约于公元前2世纪传人越南，是越南人使用的第一种文字。它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六世纪中叶之前，为初播阶段，这时的汉字是越南的官方文字；第二阶段是10世纪中叶之后，越南虽已号称“独立”且建立国家，但仍继续使用汉字，是为借用阶段。

大约在13世纪初叶，越南人民感到汉字不能适应自身需要，于是采用汉字的结构和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法，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俗字，即“字喃”（Chu Nom；或称喃字，意即“南国之字”）。李朝时期，有人开始在书写碑铭时夹用字喃。越南史书上记载的第一篇全用字喃写成的作品，是陈朝文学家阮铨（quán，又名韩铨）创作的《祭鳄鱼文》（此文今已失传）。14世纪后，字哺开始系统化，并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字喃文学盛行于17、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字喃作品已在越南文坛上占据优势地位。

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中国的隋末唐初。唐中叶以后逐渐盛行，并先后传人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伊朗等国。13世纪时，越南的印刷术也得到了发展，并对本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北宋出版儒家经典及《大藏经》后，越南当权者曾多次请求赐送。早在前黎朝时就向宋真宗求过《九经》（指九部儒家经典）及《大藏经》。李太祖时，又向真宗皇帝求《大藏经》及《道藏经》。在将近80年的时间内，越南先后从中国请去三部《大藏经》和一部《道藏经》。1288年，陈圣宗也曾派遣使臣陈克用人元求取《大藏经》。到了15世纪中叶，越南开始刊印《五经》官定本。后黎朝太宗绍平二年（1435年），官方正式出版《四书大全》。15世纪末叶，因为所印儒家经典版本日多，朝廷特命在文庙内造书库贮（zhù）藏。

那时，越南虽没有像朝鲜那样工程浩大、刻工精良的《大藏经》，但民间的善男信女们所刊刻的佛经，数量却相当可观，仅前河内远东考古学院保存的，就有400多种。民间的印刷品中，除经书外，还有儿童读本、诗文集、家谱以及史书。小说、传记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

河内向来是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刻书中心。到19世纪初时，旧阮京城顺化取代了河内，一跃而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刻书事业也随之蓬勃发展。后黎朝探花（科举制度中殿斌一甲第三名）梁如鹄（hú）曾于1443年、1459年两次奉命使明。他学习了中国人的刻书方法，回国后传授给乡人，依样仿刻经史版本，印行于世。500多年来，越南整个的雕版之术都受他的影响。越南的刻工们饮水思源，时刻不忘梁如鹄的功绩，尊奉他为刻字行的祖师。19世纪中叶，越南向中国购买木活字一套，开始用活字版印书；后来又出现套版，套印彩色的年画。越南的年画虽然几乎就是中国年画的翻版，但却充满南国情调，具有独特风格。

音乐戏剧中国音乐很早就已随移民南传。士燮时“出入鸣钟磐”（磬：qìng，古代打击乐器）；陈朝时，越南盛行一种集体舞蹈，所用歌词有《庄周梦蝶》、自居易《母别子》诗等，所用乐曲有《降黄龙》、《宴瑶池》等，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元朝初年，中国优人（旧时称演戏的人为优或优伶）李元吉曾到越南“传戏”，丰富了越南人的文化生活。李元吉长期居留越南，凭着他的智慧和创造力，吸收越南民间故事作素材，编成生动的戏剧，再传授给越南人演唱。演员穿着绸缎戏装在台上，伴着音乐或唱或舞，使观众受到感染。

越南的旧戏，从音乐、服装、脸谱、道具乃至演出方式，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和中国的旧戏（如京剧）十分相似。过去的越南伶（旧时称戏曲演员）人即奉东方朔（公元前154～公元前93年，西汉文学家。为人正直，滑稽善辩，后世关于他的传说很多）为始祖。中国的剧目，往往被越南戏剧家所采用。《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西游记》等书在越南流传甚广，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伍子胥、蔺相如、关羽、曹操、诸葛亮、宋江、李逵、张生、红娘、孙悟空、猪八戒等则是越南人民十分熟悉和喜爱的戏剧舞台人物。

历法元代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公元1231～1316年）与王恂（xún）、许衡等人共同编制的《授时历》（公元1281年开始实施），是中国历法史上施行最久的历法，历时达364年之久。明朝颁行的《大统历》基本上就是《授时历》。《授时历》的精确度很高，以365．2425日为一年，29．530593日为一月；将一年的1／24作为一气（节气），推算出24节气，用以表明气候变化和农事季节；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它打破了古来制历的习惯，被认为是中国历法史上的第四次大改革。

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元朝派遣使臣出使越南，把《授时历》赠送给当时的陈朝。《授时历》的传人，对于越南人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都起了积极作用。这种历法一直沿用到明朝末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廷又赠越南《大统历》。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钦天监奉旨重修《西洋新法历书》，编成《历象考成》一书。越南阮朝嘉隆八年（1809年），越使臣阮有顺到北京，购得《历象考成》一部，回国后，阮有顺参照该书，奏请朝廷颁行《协纪历》。越南历法也便从此正式确定了下来。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天文学家的杰出创造，直到今天仍在民间延用，特别是对于农业生产，二十四节气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越南阮朝所颁行的《协纪历》，对此也加以采用，其名称与中国历法完全相同。中国古代历法的另一创造“干支纪日”，也同样为《协纪历》所采用。“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合称，它拿十干的“甲、丙、戊、庚、壬”和十二支的“子、寅、辰、午、申、戌”相配，十干的“乙、丁、己、辛、癸”和十二支的“丑、卯、已、未、酉、亥”相配，共配成60组，用来表示年、月、日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使用。干支最初是用来纪日的，后来多用来纪年，现在中国农历的年份仍用干支。

医药三国时代，有一位名叫董奉的神医，字君异，侯官（今福建福州人）人，曾南游交趾。《三国志·吴书·士燮传》注引葛洪《神仙传》，记录了他为土燮治病的故事：“燮尝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药与服，以水含之，捧其头摇之，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中医的发展与中越间药材的互换是分不开的。宋元之际，中药成为对越贸易的一种主要商品。史载：宋成淳十年（陈圣宗宝符二年，即公元1274年），宋以“缎子、药材等物，买卖为市”；宋德拓二年（陈圣宗宝符四年，即1276年）春二月，圣宗陈晃“遣陶光往龙州，以买药探元人情状”。越南陈朝除了有专为王公大人治病的太医外，还建立了与平民大众疾苦相关的医司——“广济署”。政府还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因而培养出了不少有名的医生。

中国的针灸法，14世纪时已被越南医生广泛采用。明清两代，越南所需药物也主要靠中国供应。黎仁宗时，曾派使臣来中国，请求用土产香料交换药材和书籍。明天顺元年（1457年），越南使臣黎文老曾上表奏，请求仍循惯例，以越南土产香料等物品换取中国的书籍和药材。明英宗批准了这一请求。19世纪末，越南从中国输入川芎（xiáng）、白术（zhú）和当归等多种中药，年约10万担（dàn，重量单位，100斤等于一担），数量可观。

中国医药文献浩如烟海，现存中药将近8000种，是人们长期实践、积累的结果。隋唐时，《内经》（《黄帝内经》的简称，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脉经》（魏晋间王叔和撰）等中医学书籍就已传人越南；明代医学家李梃（chān）的《医学入门》、张景岳的《景岳全书》以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学名著也先后传人越南，对越南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越南医书流传到中国的却很少。1962年，北京书馆与中医研究院合编了一部《中医书联合目录》，收入了中国国内59家大书馆所藏的全部医书凡7000多种，其中录有数百种朝鲜和日本的汉文医书，却没有一本出自越南。实际上，越南医生在对中医中药进行深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不但有所发挥，而且颇有成就。《本草拾遗》、《中越药性合编》、《南药神效》等便是学术价值或文献价值很高的医学著作。

现存越南古代医药书籍约有二三十种，其中最有名的当推黎朝末年黎有卓所著《懒翁心领》（或称《海上心领遗书》、《海上懒翁》、《海上医宗心领全帙》（zhì）。该书共28集，66卷，内容丰富而完备。理论方面，《懒翁心领》采用《内经》经义；用药方面，则一半采用中国药，一半采用越南药，因地制宜地为医学理论与医学实践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货币越南东山出土文物中有汉代五铢（zhū，古代重量单位）钱。五铢钱很可能是在汉平南越时传人交趾的。在其他地方的发掘中，也发现了古钱币，如“开元通宝”（简称开元钱；开元：意为开辟新纪元）、“元和通宝”等，皆是唐代币制。据《旧唐书》记载：唐初，仍然沿用的是隋代的五铢钱。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止五铢钱，铸“开元通宝”币，并在洛、并、燕、益、桂等州设置钱监。唐代桂州与越南近在咫尺，桂州设监制币，制作方法和技术传人越南，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越南古代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铜钱，或称制钱。如今传世最古的钱币是前黎朝黎桓天福五年（公元984年）所铸的“天福镇宝钱”，背文有一“黎”字。越南史书称此为“南钱之始”。黎氏天福钱，宋代曾在广州流通，称为“交趾国黎字钱”。越南自主后的历代天朝均以汉、唐币制为依据。以汉、唐铸币技术为基础先后铸制而成的越南货币，陈朝有“绍丰通宝”、“隆庆通宝”、“重光通宝”；后黎朝有“顺天元宝”、“洪德通宝”、“光顺通宝”、“昭统通宝”；阮朝有“泰德通宝”、“光中通宝”等。阮世宗阮福映所铸“嘉隆通宝”，不但在国内使用，而且大量流入中国，冲击了中国市场，引起中国统治者的密切关注。

1、浙江台州仙居下各前潘潘氏：仁孝直友军，国朝行金时，选泽大光宗。

2、山东日照潘氏字辈：“廷远兆（昭）维（惟政）月（明）广（光星）培锡延贵希”。

3、江苏江宁潘氏字辈：“国本仕文相长明益天兴家修呈启正道德秉朝廷”。

4、湖南安化潘氏字辈：“（旧派行）添万汝鸾循文志思心廷起金祖（正）承之起永长大（新派行）忠厚传家久，存心启裔昌，经营多秀实，绩治载元黄，博学诗书富，宗儒月桂香，乾坤敦孝蔚，仲伯笃恭芳，燕翼贻谋远，周基德泽良，季孙分衍派，世代与天长”。

扩展资料：

宗族特征

1、汉代后，潘姓的知名人士不绝于史书，堪称济济多才，仅收入《中国名人大辞典》者就有二百多人。

2、潘姓字行辈份排列有序。如江苏溧阳潘姓一支字行为：“忠武贲威，峻卿辅乾，程皓策楚。”又浙江新昌潘姓一支字行为：“炳其宣慈，承先继泽。”又山东冠县潘氏一支行为：“学占玉龙立，凤贵洪汝文。”

-潘氏

莽[莽，读音作mǎng(ㄇㄤ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古国，出自西周时期西域古莽之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据史籍《列子·周穆王篇》记载：“西极之南隅，名古莽之国。”

周穆王西巡，夸父御车，行至西王母之所。途径莽国，受贡。后徐王造反，周穆王日弛千里而归，及时平灭了叛乱，稳定了西周王朝的统治。

期间，有莽国勇士随周穆王归，参与平叛。后留华，称莽氏，世为宗周之卫。

第二个渊源：源于匈奴族，出自西汉武帝时期侍中仆射莽何罗，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汉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切断匈奴右臂，执浑邪王子，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夏天，经居延及小月氏攻祁连山浑邪、休屠二王，使他们遭到惨重打击。同年秋，匈奴单于因浑邪王屡为汉军所破，伤亡数万，怒不可遏，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便说服休屠王共同降汉。而休屠王因其部损失不大，估计单于不会杀他，后又中途反悔，浑邪王便杀了休屠王，其众四万余人降汉。汉武帝封浑邪王为列侯，其属下莽何罗亦被重用被。

休屠王之子日磾因父亲被杀，无所依归，便和母亲阏氏、弟弟伦随浑邪王降汉，被安置在黄门署养的马，时年仅十四岁。

汉武帝晚年深信巫术，有一次身患重病，绣衣使者江充深恐汉武帝驾崩，会遭太子所诛，便想乘机先灭太子，以除后患。于是上奏武帝道：“陛下疾病，乃是巫蛊作祟，必定有人暗中用巫蛊祝诅陛下所致。”汉武帝疑心生暗鬼，夜梦数千木人持杖击头，如是信以为真。就命江充担任治巫使者，江充藉机大作威福，使胡巫掘地寻捕巫蛊，烧热铁钳，苦刑逼迫招供，人民受刑，展转互相诬告，造成史上大冤狱，以致冤死者数万人。江充又奏宫中有蛊气冲天，汉武帝命他清理后宫，江充暗中先使胡巫于太子宫埋蛊，然后掘太子宫，获得数千桐木人，太子恐惧，不能自明，于是矫诏要斩江充，事败，皇后太子都畏罪自杀。后来有朝臣上书为太子洗雪冤情，汉武帝察知江充埋蛊的奸诈，下令诛杀江充三族。

当时，已升任侍中仆射的莽何罗兄弟与江充相善，及江充积极屠杀太子时，莽何罗之弟莽通用诛太子时力战得封。江充被诛，莽何罗兄弟深恐牵连问罪，遂阴谋反叛。莽何罗的行动，被金日磾察觉，遂暗中注视其动静。莽何罗觉察到金日磾注意他，因而迟迟不敢发难。

汉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农历6月，汉武帝出行住在林光宫，金日磾也随从，因小病卧行宫庐舍中。莽何罗便与其弟通、安成三人认为有机可乘，便假传圣旨，“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当夜发兵。

次日清晨，汉武帝还在睡觉，金日磾正去便溺，发现莽何罗匆忙从宫外闯入汉武帝寝宫内，顿时生疑，马上回身入宫，坐于汉武帝内房。须臾，莽何罗袖藏白刃，从东厢上殿准备行刺，突见金日磾，胆怯变色。但莽何罗反心已定，决意向汉武帝住定急冲，由于行动慌忙，碰到宝瑟(马桶)而摔倒，金日磾趁机冲上去抱住莽何罗，大叫“莽何罗反！”

汉武帝惊起，侍卫们拔刀欲杀莽何罗，汉武帝恐伤到日磾，制止了侍卫。金日磾将莽何罗擒住，用捽胡(摔跤手法)投掷殿下，被侍卫擒缚。

事后，汉武帝大肆搜捕莽何罗兄弟余党，莽氏一族纷散四逃，期间，有改姓氏为芒氏者。

第三个渊源：源于嬴姓，出自东汉朝明德皇后马氏，属于因故改姓为氏。

传说，该支莽氏起源于东汉时期。据史籍《前汉书·武帝纪·莽何罗》记载：“莽氏，本姓马，明德皇后恶其先人有反者，易姓莽。”

东汉时期有一位明德皇后，为汉明帝刘庄的皇后，本姓马氏，其祖先叫马可罗，后因叛逆罪而被皇帝所杀。这位明德皇后感到与祖姓同宗为“马”氏是一种耻辱，就把自己的姓氏改为莽氏。其家族亦因而皆弃“马”氏为莽氏。

注：

按此传说，马可罗当为著名的历史人物，但查阅相关于汉史之古籍，未尝见有关“马可罗”的记载，且历代史书仍称明德皇后为“马皇后”、“马太后”，且西汉时期前有莽何罗谋反，后有王莽篡汉，怎么可能再用“莽”字为姓氏呢，岂不表明还要谋反吗？这显然与中国封建时代的大忌之韪相悖。所以，此说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四个渊源：源于布朗族，出自辽国契丹王族耶律氏，属于汉化改姓以为氏。

据云南施甸布朗族文献《由旺蒋姓宗支叙》中的记载：“吾祖籍镇南京，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先宋登帝于辽，位传十二世至阿育祖……传于太子，被金人所刻。后裔改称为莽……数代亦发数枝，分尼鹤庆、邑林、腾越。后至大明洪武十五年……受恩于洪武十五年，钦授永直郎，延至正统，封受武略将军之职，改莽姓为蒋。由始至今，年远代深，阐明裕后矣。”

这段记录说明，云南的布朗族与辽、宋时期契丹族人有密切关系，曾有一支契丹耶律氏族人迁徙云南地区定居，改姓氏为莽氏，后陆续分衍落业至平安、平戛、猛板等地区。其中有木瓜榔乃莽氏九代驻守之故地(今云南保山戛土舍)，在明朝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被明太祖朱元璋钦授永直郎，世袭数代。后又在明朝正统年间(公元1436～1450年)被明英宗朱祁镇封受武略将军，此后，这支莽氏族人又以“将军”之谐音汉字“蒋”改成了蒋氏。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保山县戛土舍蒋思孝随明军征缅甸有功，钦授猛板千夫长世职。清朝乾隆年间，戛土舍沦陷于缅甸。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英勘界，清 收复猛板部分地区，为形势需要，仍设土职，遂以蒋思孝的第八世孙原猛板土官蒋金龙为土千总，世守猛板。

第五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族莽那特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

①蒙古族莽格努特氏，源出元朝忙忽惕氏后裔，世居喀喇沁。后有满族引以为姓氏，满语为Manggenut Hala。所冠汉姓为莽氏、牛氏、何氏等。

②蒙古族有莽那特氏。至明末清初，有元朝后裔莽那特·吉尔布什，本蒙古喀尔喀太子，世居西喇木楞(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喇木伦河流域，又称潢河)。清太祖佟·努尔哈赤时期，莽那特·吉尔布什携子莽果尔归附后金政权，清太祖大喜，授其三等子爵，为额驸，赐号“青卓理克图”，隶属满洲镶黄旗。莽那特·吉尔布什后仕至兵部尚书，晋一等子爵。其子莽那特·莽果尔之后族衍有莽果氏。莽那特·吉尔布什的后裔子孙中，有冠汉姓为莽氏者。

第六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莽吉绰氏，满语为Manggico Hala，世居叶赫(今吉林梨树叶赫乡)，所冠汉姓为莽氏、吉氏、洪氏等。

②满族莽那特氏，满语为Mengnat Hala，原莽那特·吉尔布什家族姓氏，世居喀尔喀图呼尔扎(今蒙古国库伦)，后冠汉姓为莽氏。

③满族莽果氏，亦称蒙棍氏，满语为Manggo Hala，世居乌拉(今吉林永吉)，所冠汉姓为莽氏、莫氏、白氏等。

④满族莽佳氏，亦称迈佳氏，满语为Manggiya Hala，世居盖州(今辽宁盖州)，后改汉姓为莽氏、麦氏。

据史籍《满汉大臣传》记载：

①满族莽努特氏，满语为Mangnut Hala，源于元朝忙忽惕氏部落的后裔，世居喀尔喀(今我国新疆东部，以及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等地)，所冠汉姓为莽氏、牛氏、何氏等。

第七个渊源：源于莽人，属于以民族群体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莽人，是一个至尽尚未识别族属的民族群体，分布在我国和越南、老挝等三国而居的民族共同体。由于居地隐蔽僻远，迄今为止有很少学者去调查研究。从1990年开始，有学者先后到莽人地区实地调查了七次，颇有所获。

1957年，我国莽人散居在今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金水镇乌丫坪办事处和南科办事处西南部，沿中越边境线我方一侧的原始森林中，包括雷公打牛、落邬、坪河上、坪河中、坪河下、河头、管木、纳西、边界、龙树、草果坪、南科等十二个小居住点。当时小的村落只有五、六户，大的村落也不过十来户。

1957年春天，在当地人民 和人民 驻军部队及相邻民族的帮助下，原来的十个小居住点合并为今天的雷公打牛、坪河中寨、坪河下寨、南科寨等四个自然村，九十六户，五百七十五人(1995年末统计数)。

从莽人的图腾姓氏看，它始于何时，目前难于完全说清楚。但现在莽人所行的图腾姓氏中，多少会反映出一些图腾姓氏的来源。

如今，莽人中有以自己的民族群体为姓氏者，称莽氏。

二分布：

今吉林省的吉林市、长春市，北京市的顺义区高丽营镇，云南省的保山县、红河州金平县金水镇等地，均有莽氏族人分布。

三名人

莽英伦：(公元1927～2002年)，著名建筑学家。

据莽英伦的碑文记载，他生前“主持施工了我国第一个无外脚手架百米烟囱，第一个万吨软地质浮筏式基础，第一个采用交叉作业法，为我国积累了宝贵的建筑技术文献。”

莽英伦是一位工程技术专家。“无外脚手架百米烟囱”，使用的肯定是滑模法施工，这种方法适用于比如烟囱这样的施工面规则的项目，其“脚手架”置于建筑内面，可随建筑一同升高，是建筑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行的一项技术。

一生中，只要做过一件有益于于社会进步的事情，就会将人生的价值体现出来！

莽克荣：(公元1936～今)，北京人。著名音乐教育家。

河北省廊坊师范高级教师，中国音协河北分会会员。

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曾就职于河北省音乐教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