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建馆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在几代人的识见、努力下，形成丰厚的藏书积累。其中，主要集中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收集而来的插图版线装古籍、民国珂罗版画册、木版年画、宣传画、碑帖拓片、西洋名画印刷品、民国时期美术出版物、美术期刊等，在收藏的品种、品相及数量上，远远好于和多于同类院校图书馆，作为我馆的特色馆藏，具有十分珍贵的资料价值和收藏价值，是我馆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国务委员李铁映来我馆视察时，听完介绍后曾对这批藏书称赞不已。我馆约有线装图书5000多种2万多册，从版本时间范围上，除收藏有若干明代版本的佛经外，清代版本图书约占二分之一，民国早期线装图书约为二分之一，其中，成书于清初顺治年间的绣像小说《一片情》残本，为我馆所藏较早版本图书，亦为海内孤本。从分类而言，我馆线装古籍藏书主要包括四类。一是古籍丛书及诗文集，如《扬州丛刻》、《知不足斋丛书》、《津逮秘书》、《西清砚谱》、《美术丛书》、《古本戏曲丛刊》等；二是美术相关文字类图书，如历代书画史、书画著录、书画题跋、金石学著作等，并注意收藏不同版本，例如《吴越所见书画记》就有4种之多；三是插图本线装古籍，既包括画谱、图谱、印谱、笺谱等艺术类图书，也包括插图版的古本小说戏曲，此类图书是我馆当年的收藏重点之一，也是特藏资料中的亮点，其中一些书籍至今没有再版，因而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如《镜影楼钩影》（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徐乃昌编印，金石学著作）、《镜影箫声初集》（光绪13年版）、《毓秀堂画传》（光绪9年版）、《醉苏斋画诀》（清晚期著名画家戴熙从子戴以恒著，光绪17年版）、《诗画舫》（光绪14年版）等，同时，注意收藏不同插图版本，如《芥子园画谱》、《西厢记》等都有4、5种不同版本，其中于右任题签，民国12年北京鉴古斋据明王氏香雪居本影印的《绘图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版刻十分精美，除木版单色插图本外，还有早期套色印刷的古籍，如清末出版的《明朝生动画图》；四是民国珂罗版画册，在现代胶印技术普及之前，基于照相复制技术的珂罗版印刷工艺，因其效果逼真，形神兼备，能够忠实反映作品原貌，从而广泛应用于绘画、相片、拓片、壁画、版画、书法、古籍等的复制，曾被启功称之为“下真迹一等”，我馆所藏民国初年的珂罗版画册不但具有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在当年的教学中也曾起到了重要作用，此类图书约有百余册，以当时著名画家画册为多，如《中国名人画史》（1921年版）、《当代名人画海》（1931年版，内收陈宝琛至郑昶民国间书画名人作品）、《智超画存》、《白社画册》（潘天寿、张书旂等5人于1931年在上海组织白社画派，同年编印《白社画册》第一集，由上海金城工艺社发行，本馆藏第二集）、《王师子画册》（1925年版，齐白石为之题一小序曰：“甲子之秋汪君蔼士携王君师子书画册与观，余叹甘守寂寞之道，乐而不疲，居海上者胜于京华也。齐璜白石山翁”）、《樊浩霖山水》（1931年版）、《十二洞天梅花册》（吴昌硕早期作品）、《陶锥庵山水册》等。以版本价值而言，我馆所藏线装古籍有相当品相上乘的珍善本图书，如上所述，除多收藏不同刻本，或至今不曾再版的古籍外，从收藏来源上，上世纪50年代，许寿裳（鲁迅友）、周作人、汪荣宝、朱启钤等先生，都曾将毕生辛勤搜集的部分图书捐赠我馆保存，其中不少属于难得的珍本，比如在1952年著名藏书家张怀博士的赠书中，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共145种1300册，书内大多钤有“张百龄藏书”的朱文印章。这些著名藏书家的款识题跋，尤其提升了图书的文化价值。除上述线装图书外，我馆还收藏大型古籍丛书、类书，如《缩本四部丛刊》、《丛书集成》、《清代御制诗文集》、《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共计10000多册。木版年画作为重要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自清乾嘉至解放前曾盛极一时，流传广泛，解放后逐渐为胶印技术的新年画取代。我馆自50年代始，收藏木版年画3000多张。以所藏年画产地而言，以杨柳青年画为最多，其次为桃花坞、潍坊杨家埠年画，有少量朱仙镇、武强、绵竹、北京、福建、浙江、南京等地年画，所收年画产地较全，风格多样，且绝大多数为清中晚期刻版所印，版本较为珍贵；以所藏木版年画的内容而言，各个产地的代表性内容几乎都有所体现，如杨柳青的文武门神、娃娃戏、仕女图、庄稼忙、戏文图等，桃花坞的百子图、苏州万年桥、阊门图、一团和气等，杨家埠的男十忙、女十忙，北京的神码等；以所藏木版年画的形式而言，种类较全，有门神、神像、中堂、月光、斗方等，在印刷工艺上，近二分之一的年画为彩色套印、人工点彩，其中不乏精印精品，即使线刻单色，因多为原版初印，线条都清晰流畅，1994年前后，我馆曾携馆藏木版年画精品赴意大利、英国做专题展览。值得单独一提的是，我馆还藏有一批德格印经院印制的木版单色线刻藏传佛教神像，线条娴熟圆润、艺术精湛，高度程式化，印刷十分精美，为上世纪50年代我院教授文金扬所赠。大的时代背景下，宣传画（招贴画）也是我馆5、60年代收藏的一个重点。作为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美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宣传画在50至70年代的宣传建国方略、参与政治运动等方面，始终走在造型艺术的前列，同时，一大批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参与，则从整体上提升了宣传画的艺术水平。其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画风绝无仅有。我馆所藏宣传画13000多张，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包括领袖像、战争）、经济（工业、农业）、科技（如医药卫生）、文化（如样板戏等）、民俗、社会等各个方面，所收品种堪称齐全，且不乏当时代的精品。在宣传画成为当今收藏热点的形势下，我馆搜罗广泛、品种宏富的宣传画收藏彰显出当时收藏者对时代美术的敏感性和责任感。同时，50至80年代广泛流传的重要美术形式还有连环画，与宣传画一样，由于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参与，连环画不但是具有重要时代特征的收藏品，也是艺术价值较高的艺术品，我馆所藏连环画约8000多册，其中多有著名连环画家的经典作品。自1951年始直至1987年，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一职的是著名东方美术史学家常任侠先生，常先生在东方艺术、美术考古、宗教美术方面都颇有造诣，曾出版《汉代绘画选集》《汉画艺术研究》等，并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的“画像石画像砖”一书，因为在画像石及碑帖书法方面的研究与具眼，常先生在任期间，曾收藏大批精美的画像石原拓及书法碑帖，计约5400页，此批书法及画像石拓片多为原拓，相当部分为初拓，拓片清晰完整，有些拓片比发表过的更完整，或者尚未公开发表过。我馆藏有西文单页画6000多张，在前任馆长常任侠先生1989年所作的《冰庐失宝记》（收入端木蕻良、方成选编《说画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1版）中，对其中的部分收藏有如下记载： “自1952年起，我兼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长，为馆收集不少珍贵书物、古艺术品。其中重要的是孙佩苍在欧洲德、法等国为过去北平研究院收集的一批名画家的油画，解放后归科学院。某日我去看郭老（郭沫若——笔者注），恰逢在仓库中取出，这在中国保存的名画家的原作还是稀有的，我签呈郭老划归中央美术学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经郭老批准，即由图书馆以车运来。这成为后来美院展览馆的基本藏品，其中也经过本院美术家的修整，并把这些原来的宝贵画框，也修理一新。其后孙佩苍家中所藏一大批西洋名画原大的印制品，也收归本院。这些美术品印数甚少，其第一二张，例归该国美术馆保藏。孙氏在前数张中选购，仅下真迹一等，也甚不易得。徐悲鸿先生常盛赞孙氏的辛勤和精鉴，在他身后由本院保藏这些珍品，也出于故院长的教导。” 在当时教学资料稀缺的情况下，这批珍贵画片曾在我院教学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馆所藏民国时期美术出版物、美术期刊，在重大美术课题研究、研究生论文写作等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其它院校甚至国外美术史学者都曾来我馆查阅该批资料，据统计，我馆藏有民国时期美术出版物1500多种（不含线装书），堪称丰富。其中，200多种图书在国家民国时期出版物书目中未被收入，应为我馆独有。 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特藏文献资料，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几代工作人员高瞻远瞩，抓住机遇，辛勤搜集而来，这批珍贵馆藏，不仅彰现了我馆深厚的文化积淀，在我院教学科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作为图书馆的优秀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下去。

一楼展厅，面积200平方米，拥有现代化的展览设施，不定期举办摄影、美术、科普、法制等各种展览。同时与共享空间陈设的无锡院士展、无锡籍将军风采、无锡籍名家展、无锡老照片展等相互辉映。

盲人图书馆。无锡市图书馆盲人图书馆于2008年正式对外开放。该盲人图书馆位于图书馆一楼大厅，面积150平方米，收藏了盲人专业实用技术、中外名著、生活知识、教学辅导等类别的盲文图书近700册，非盲文文艺图书260余册，有声读物包括讲座、影视、戏曲、流行音乐、世界名著欣赏等（DVD、CD、磁带）800盘，室内设有书架，阅览桌椅，盲人专用电脑，可视仪等设备，为广大盲人读者提供盲文书刊、有声读物的阅览、复制以及视障人专用电脑上网、盲文打字、助视仪和为残障读者放映馆藏资料影片等服务，不定期开展各类视障读者活动。

办证服务处集中办理全馆各类借阅证、阅览证、电子阅览卡等的申领、取证、验证、挂失、补证、退证手续，实行计算机管理。同时办证服务处还接受读者的一般咨询，辅导读者的计算机书目查询。

无锡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活动中心，面积近200平方米，接待区、团体活动区、音乐放松室、个案沙盘室和个案咨询室五个功能区。以网上咨询、96111热线、专家答疑、团体辅导等多种形式。

无锡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活动室，面积450平方米，分为少儿绿色网络世界、幼儿天地两个区域。提供约10000册图书阅览、多媒体阅读、学龄前儿童智力游戏等特色服。

无锡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借阅室，面积850平方米，藏书10万余册，报刊近300种；实现开架服务，集“借、阅、藏、咨询、导读”于一体。室内分图书借阅区、报刊阅览区两个区域，不仅提供少儿书刊借阅，还开展新书推荐、少儿书评等特色服务，并定期组织少儿读书活动。 自然科学图书借阅室，拥有自然科学图书10万余册，涉及数理化学、天文地球学、生物科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工业技术、环境科学等学科，设有阅览座位70多张，提供自然科学类电子光盘的阅览服务，借阅合一，开架服务，实行计算机管理。

报刊阅览室，为读者提供250余种报纸、近1200余种期刊的阅览服务，设有阅览座位150多个，实行计算机管理，基本实现读者服务自动化。

会员自习室，面积300平方米，设有阅览座位150多个，实行计算机管理。 文艺图书借阅室提供各类文艺图书13万余册，提供阅览座位50余张，实行开架服务、计算机管理。

社会科学图书借阅室（艺术文库）拥有社会科学图书18万余册，涉及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等学科，借阅合一，开架服务，实行计算机管理，设有阅览座位120张，提供电子文献阅览服务。

艺术文库设于社会科学图书借阅室内，集中收藏了美术书法、音乐舞蹈、影视戏剧、装饰装潢、古玩文物、平面设计等艺术类图书4万余册，并设有上海图书馆精品图书专架，是特色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者俱乐部是该馆为读者提供的一种特色阅览服务项目，常年举办读书沙龙、英语沙龙、吴文化专题沙龙、摄影沙龙、书画沙龙等活动。 参考文献检索室收藏10万余册专业手册、年鉴、中外文字词典、专业词典、百科全书、检索工具、国家标准等及600余种典藏过刊、百余种中外文连续期刊，以组织、开发各种纸质文献、电子资源、网络资源为载体，为广大读者提供一般咨询、信息查询、课题服务、专题简报、法律咨询等特色服务。该室不仅拥有丰富的在线报刊、电子图书等含有巨大信息量的网上资源，拥有在线数据库，如中国期刊网、北大法律信息网、中国标准咨询网等，还有图书馆自行开发的特色数据库，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网、家庭装潢装饰指南数据库等。工作人员专业的信息导航和定题服务。

友好文库，前身是建于1987年5月的相模原文库。在无锡市图书馆新馆落成开放之际，相模原文库改称“友好文库”。现藏有日本相模原市、日本本庄市和日本明石市立图书馆交流、赠送的各学科日文原版图书万余册。

电子阅览室（共享工程），含多媒体培训室，采用现代化的电脑管理系统，为读者提供电子文献检索、网上信息查询、计算机多媒体教育培训、计算机操作辅导等服务项目，并为读者提供拷贝、打印、刻录光盘、扫描等特色服务。设有阅览座位60个。 多功能厅面积300平方米，先后开展了党在我心中读书朗诵演讲比赛、少儿暑期夏令营、希望之星授赠仪式、公民道德建设电脑宣传作品创作比赛等活动。

文史阅览室，集图书阅览、参考咨询、文献提供于一体，是特色阅览室之一。现收藏15万余册新版文史图书及报刊，其中古代文献、文史类工具书较为齐备，《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四部丛刊》、《道藏》、《中华大藏经》等大型丛书全开架阅览。还提供古籍研究室的延伸服务，以及专题咨询、代理查询、代为复制等特色服务。 采编部是图书馆开展业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职能是按照采购原则，确定收藏范围和收藏重点，通过订购、选购、交换、接收、征集、复制等途径采集文献资料，丰富馆藏。同时组织对文献的整理、标引、编目、加工，建立书目数据库，合理布局藏书。

办公区，为党政办公室、社会工作中心、读者服务中心、物业管理中心等部门办公场所。

技术部，以现代化管理的技术为支撑，配备：数据服务器、Web服务器、磁盘阵列柜、千兆网络系统、因特网专线接入设备等。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文献信息资源的查询、检索、阅读服务以及与其它公共图书馆的网络信息链接，管理和维护局域网、本馆网站及办公自动化系统提供基础。 荣氏文库为该室的特色文献收藏，由荣德生先生捐赠，含其私人藏书5万余册、及其所创大公图书馆藏书7万余册；其中包含历朝邑志、乡贤著述、家谱、地方图书报刊等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

古籍研究室为读者提供专题咨询、文献阅览、版本鉴定、文献修复、代理查阅、代为复制（复印、装订）等特色服务。本室现收藏总量达40万册，其中线装古籍30万余册，尤以2万余册善本、1万余册方志为特色；近代文献8万余册，包括1949年12月底前出版的平装中文图书6万余册、中文报刊万余册。

分新,旧两部分《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呜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呜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佑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佑”，而非“景佑”。显然，《宋祁传》是将“皇佑”误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佑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佑”当为“皇佑”，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佑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佑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 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因为：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近年来，黄永年统计说，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8]。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据《玉海》卷四六《嘉佑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佑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笔者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今后，再引用这个数字时，不要误以为是书局“局外”人的说法，并请分清其增、废的具体情况。

二、在史料方面，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三、《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此外，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的主要版本有：（1）南宋刻本4种，分别是十四行残本，旧藏皕宋楼，现藏日本静嘉文库；同十四行元补版残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124卷，亦藏北京图书馆；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嘉业堂。（2）元刻本，明国子监根据元版修补印行。（3）明刻本3种，分别是成化年间（1465~1487）国子监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十七史本。（4）清刻本多种，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冲《唐书释音》25卷。殿本又有各种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缩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开明二十五史本等。（5）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以静嘉堂本为主，配合“北图”、“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6）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简体横排本。

后世对《新唐书》进行纠谬、辨证的著作颇多，举其要者有：（1）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分20门，凡400余事，宋元佑四年（1089）成书，绍圣四年（1097）上于朝廷。（2）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20卷，专攻《新唐书》列传缺点。（3）王若虚《新唐书辨》，3卷，见《滹南遗老集》。（4）陈黄中《新唐书刊误》3卷。（5）佚名《新唐书证误》（《稽瑞楼书目》注录抄本一册）。（6）罗振常《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旧唐书逸文12卷（清岑建功辑）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215-329页影印本

旧唐书考正(清张宗泰) 甘泉岑氏校旧唐书尝据此

读旧唐书随笔1卷(清蔡世钹) 味蕉小寮集本题读刘昫书随笔 豫章丛刊本 丛书集成第3834册

旧唐书校勘记66卷(清罗士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同校) 道光28年扬州岑氏刊本 同治11年定远方浚颐补刊

二十五史三编第6册影印本 卷1至卷55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45-？页 罗、刘

？盈斋刻本；卷56至卷66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1-173页

旧唐书疑义4卷(清张道) 正觉楼丛刊本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附勘同1卷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173-215页影印光绪7年刊本

旧唐书李靖传考证1卷(清汪宗沂) 浙西精舍丛书本

旧唐书大食传考证1卷(清洪钧) 元史译文证补卷30

旧唐书札记（清李慈铭）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73-181页

新唐书札记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82-204页

新唐书纠谬20卷(宋吴缜) 明万历中海虞赵开美刊本 武英殿聚珍本 福建广东覆聚珍本附校勘记2卷

知不足斋丛书十五集本附钱大昕修唐书史臣表1卷 四部丛刊三编影印万历本 丛书集成第3835-37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65页

新唐书纠谬校补(清钱大昕) 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册，陈文和辑校本

新唐书辨3卷(金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卷22-24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64-83页

新唐书刊误3卷(清陈黄中) 见南献遗徵 书目答问云未刻

新唐书证误(失名) 稽瑞楼书目著录抄本1卷

唐书释音(宋董冲)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47-391页影印重刻汲古阁本

唐书注10卷(清唐景崇) 1935年铅印本

原稿已成50卷，今藏章氏。铅印本仅本纪10卷。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91-581页影印本

唐书注稿偶存4册(近人陈汉章) 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近人罗振常) 1936年上海？隐庐石印本

新唐书斠议正误(罗振常)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29-347页民国时期印本

新唐书天文志疏证(清张宗泰) 未见传本

唐书兵志笺证4卷(今人唐长孺) 1957年科学出版社铅印本

唐折冲府考4卷(清劳经原撰劳格补) ？斋丛书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补1卷(近人罗振玉) 永丰乡人杂著本附补遗 广仓学社丛书二集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辽居杂著乙编增订本

唐折冲府考补拾遗1卷(近人罗振玉) 辽居杂著乙编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校补1卷(近人谷霁光)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新唐书艺文志注(失名)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607-853页民国间抄本

唐书方镇表考证20卷(清董沛) 未刻

唐方镇年表8卷考证2卷(近人吴廷燮) 景杜堂铅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孙：中华书局年本附岑仲勉

唐藩镇表(清华湛恩) 未见传本

唐藩镇年表1卷(清黄大华)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藩镇指掌（明张大？）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853-889页影印民国重刻明刊本

唐将相大臣年表3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功臣世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镇十道节度使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边镇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宦官封爵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武氏诸王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诸蕃君长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12卷(清沈炳震) 新旧唐书合钞附勘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 6册删原表 据清来堂本

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2卷(近人罗振玉) 七经堪丛刊本

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1卷吐蕃传地理考证1卷回纥等国传地理考证1卷沙陀传地理考证1卷北狄列传地理考证1卷东夷列传地理考证1卷南蛮列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205-270页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今人王忠) 科学出版社1958年铅印本

唐书西域传注4卷(清沈惟贤) 光绪24年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581-607页影印本

唐书南诏传笺注(今人王忠) 稿本 新唐书南诏传笺证 中华书局1963年

补唐书张义潮传1卷(清罗振玉) 永丰乡人杂著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4-85页

新旧唐书合钞260卷(清沈炳震) 补正6卷(清丁子复) 嘉庆18年海宁查世？刊本

同治10年钱塘吴氏青？来堂刊本

新旧唐书互证20卷(清赵绍祖) 嘉庆18年古墨斋刊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丛书集成第3838-41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8-172页

新旧唐书合注(清王先谦) 稿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新旧唐书魏徵列传合注(清王先谦) 光绪9年自刊本 此即新旧唐书合注中之一卷

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有新唐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

续唐书（清陈鳣）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889-？页道光四年刻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1934年，随着我国西北第一所高等农业学府——原西北农业大学前身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杨陵的创办，这所高校的图书馆也开始了它艰难的创业历程。建馆初期，全馆只有7名工作人员，馆舍面积数百平方米，馆藏图书仅有从（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图书馆及其农学院图书室接收来的四百多册，馆内设施设备十分简陋。在随后的几十年，在杨凌地区先后诞生的原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前身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2年）、原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前身西北水工实验室（1954年）、原水土保持研究所前身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1956年）、原陕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前身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1965年）、原西北林学院（1980年）、原陕西省林业研究所（1980年）等7个教学科研单位都组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图书情报资料机构。1999年，随着2所大学与5所科研院所合并成立新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由7个单位图书情报资料机构合并组建而成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正式诞生。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建于1932年。1934年4月，国民政府在陕西武功张家岗校址举行了教学大楼的奠基典礼，宣告我国西北第一所高等农业学府成立。图书馆也在此时期进入了筹备阶段。

1932年春，（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农学院奉国民政府令停办。适值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案，即将劳动大学农学院的农场及一部分图书仪器拨归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由于运输过程中损失，初期仅接收（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图书馆及其农学院图书室移交的图书451册。

1935年8月，李仪祉先生将其于1932年在陕西省立高级中学（西安）创办的水利专修班移至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同时带回一批书刊。

1936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正式招生，辛树帜教授担任校长。他在担任校长期间，有“三宝”之说。主要是抓三件事：一是聘请名教授，二是充实图书、仪器，三是为学生毕业后谋出路。建校初期，经费相对充足，辛树帜教授又比较注意节约开支，大部经费都用来购置图书仪器。有次曾亲自赴当时的北平购置图书仪器，开支达十万元之多。

1936年7月，图书馆正式开放。学校任命黄连琴先生为图书馆主任，另有员工5名。同时在《西北农林（创刊号）》上公告了图书馆《阅览及借书规则》。当时学校仅有教职员工108名，学生101人。

同年，学校成立图书馆委员会和购置委员会，黄连琴同时兼任两会的委员。同年12月，图书馆工作人员达到9名。图书馆面积561平方米，设有一个书库和两个阅览室。

1937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教学楼（原农专大厦）建成，图书馆搬至一楼东南角，馆舍面积有较大的增加。

1938年，图书馆接收了由前西安临时大学移交的中文图书87册。此期间，图书馆除购进部分图书外，还接收了辛树帜校长和石声汉、傅斯年、顾颉刚等教授、学者赠送的一批图书。为避免战争损坏，学校将部分重要图书迁往陕南沔县存置。

1939年4月，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合并成立国立西北农学院，教职员工达到250名左右。随着国立西北农学院的组建，图书馆亦随之更名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图书馆，当时有可容纳15000册图书的书库和60个座位的混合阅览室各一个，有过期期刊、线装书库各一个。另外，图书馆还购进全套《国闻周报》及《东方杂志》、《万有文库》第一、二集，《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正编各一部。此时，图书馆馆藏图书已达40073册。

抗日战争期间，学校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图书馆人事变动频繁，工作无所进展。当时虽然收赠、购进一些抗日宣传读物，但经常遭到“查禁”、“封存”的禁锢。1940-1941年期间，日寇飞机三次轰炸学校，死伤学生多人。图书馆所在的农专大厦（即今3号教学楼）也中弹数枚，部分建筑受到相当大的破坏。

1945年至抗战胜利后，图书馆曾先后接受国外赠送图书3批，并补充抗日战争时期所缺期刊数种。

1949年5月20日，学校解放。此时图书馆馆藏图书达41707册，其中期刊合订本1676册。

新中国成立之前，图书馆作为学校教学科研的支柱，虽历经了战乱袭扰，但在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馆藏图书资料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例如,分类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和《中国十进分类法》等,这些都为日后图书馆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图书馆在这一时期发展主要表现为：一是馆藏文献数量急剧增加，1978年馆藏文献总量已经超过52万册，与1949年相比增加了13倍；二是明确了图书馆作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的作用与地位，同时还建立、健全了图书馆业务机构，制订了各项管理制度；三是图书馆基础业务实现了规范化管理，业务与服务不断深入，范围不断扩大；四是独立馆舍的建成，为全面提升图书馆文献保障能力创造了条件。尽管在1966-1970年期间，图书馆出现了停滞状况，但图书馆不断发展壮大的总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快速发展阶段（1950-1966年）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国内高等学校也得以快速发展。解放初期，西北农学院全校仅有教职员工608名，至1966年底，全校教职员工已发展到1169名；在校学生由解放初期的585名发展至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2194名。

随着学校规模的迅速扩大，图书馆进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56年馆藏总量近170000余册；1961年馆藏总量达到258000余册；1965年馆藏总量达到310000余册，全馆工作人员也由解放初期的6名增加到32名。

同时，图书馆的业务管理和理论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其中上世纪50年代图书馆范世伟主编出版的《图书分类法》在国内图书馆界具有一定影响；编印的《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即“字帖式著者号码表”）为省内外一些图书馆所采用； 1954年由院长辛树帜发起邀集十余位教师参加，在图书馆成立了“祖国农业遗产研究小组”，后改名为“古农研究室”，利用馆藏的一批古籍农业文献资源开展农业历史方面的研究。另外，60年代图书馆的书目索引编制也取得了明显的服务成效。

1951年5月，图书馆设主任1名，综理馆务，1名主任馆员辅助主任处理馆务，下设编目、出纳、阅览、期刊四部分，分别由5名馆员负责，2名工人协助工作。另有书库1个；混合阅览室1个，连接书库，陈列期刊200册；参考室1个，藏书2000册；期刊报纸储藏室1个以及公共阅报处1处。

1956年，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以及教育部有关条例，学校加强了对图书馆的领导，将原来图书馆由教务处领导，改由一位副院长领导。1957年1月，学校决定将图书馆改为由副院长直接领导的处级单位，副院长王振华兼任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在学校教学、科研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得以确立，并延续至今。

1957年，学校正式成立图书馆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大多由学校当时的知名专家教授组成，委员会主要负责图书馆发展与建设等重大事项工作。

同年，图书馆内部设置办公室，在办公室下分设采访、编目及流通阅览三个组以及参考书阅览室、期刊阅览室、政治书籍阅览室、教师阅览室及显微复制品阅览室，文艺书籍实行开架借阅；制定了图书借阅规则、各阅览室阅览规则和期刊及学生参考书的使用办法等一些图书馆基本的规章制度。同时学校决定将以往的图书经费按系分配的办法改为由图书馆统一管理使用。

1964年冬，新的图书馆大楼建成，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图书馆”馆名。新馆坐落在校园正中央,由主楼、侧楼、附楼3 部分组成,总面积8100 平方米。新馆的建成使用,使馆舍条件得到极大改善,面积比解放前增加了15 倍之多,馆内设施全部更新,工作人员也增至23人。新的图书大楼共设置了各专业阅览室10个，通用阅览室3个，阅览座位共870席。1965 年初，图书馆全部搬入新馆大楼，并于2月28日举行了开馆仪式。院党委陈吾愚书记在开馆仪式上对图书馆今后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为了改善教师的阅读学习环境，学校对新馆大楼教师阅览室全部配备皮软椅，为当时全学院内办公学习的最好配置。 工作停滞阶段（1966-1970年）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国家带来了一场浩劫，图书馆也难以避免的受到了影响。“文革”初期，全馆除留1名老年同志看守外，其余人员多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所幸的是由于图书馆为独立馆舍，未受到大的冲击，图书、期刊、资料等馆藏资源保存完整。 恢复发展阶段（1971-1978年） 按照中央1971年出版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要办好图书馆”、“要积极整理藏书，恢复借阅”的指示精神，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陆续从“五七干校”返回。这一时期图书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整理与恢复业务工作，成为国内较早恢复图书馆工作的高校图书馆之一。

1971年，为了迎接第一届工农兵新学员的到来，图书馆对馆藏30余万册藏书以及接受的原陕西工业大学8万多册图书全部整理就绪；同时还修订了部分规章制度，整理布置了7个阅览室，重新恢复图书期刊资料的订购、搜集工作，完成了恢复开馆的各项准备工作。1974至1976年学“朝农”（朝阳农学院）开门办学，图书馆成立了校外教学基地工作组，专门负责校外基地巡回送书，送书到点、站。

1978年，图书馆对馆内机构进行调整，宣传报道组改为宣传咨询组；期刊阅览室转由报刊组管理；科研处“科技情报室”划归图书馆统一领导；内部书改由流通组管理。同时还增设外文期刊阅览室，实行开架阅览；增设咨询项目，设专人负责组织答疑解难，代查文献资料。同时还创办和编印《科技情报参考》、《国外科技资料》、《科技资料》、《图书通讯》等情报资料方面的刊物。与此同时，《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业务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的开始。图书馆统一使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类分中外文图书资料，各项业务工作逐步实现标准化管理，并得以较快发展。

1974年4—5月间，图书馆对《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进行全面修订和检验工作。因当时省内外的图书馆索要的较多，因此，在印出后，先后发送至全国320多个图书馆，在全国同行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时期，由于图书馆工作快速恢复正常后，读者服务有了较大拓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光明日报报道。陕西日报以“为教学科研铺路——记西北农学院图书馆”为题，对图书馆“热心服务、咨询解疑难、定位阅览、册册新书见精神”进行了宣传报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全面展开，科技情报服务成为图书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农业科技文献检索的服务与教学方面成效显著；图书馆管理改革和自动化技术应用成为这一时期图书馆发展的主要特点。

1、全面推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

1979年，西北农学院被列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这一时期，学校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各项工作迅速恢复与发展。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工作意见”的精神，图书馆开展了健全图书馆决策机构和以部室设置体制改革。

1979年7月，图书馆下设办公室（包括宣传咨询工作）、采编组、流通组、报刊组、情报资料室、古农学研究室等3室3组，各室主任由校党委统一任命，为校内科级干部。

1982年，学校恢复成立了图书馆委员会，作为学校图书资料情报工作的咨询机构。委员会委员包括主管图书馆工作的院长、图书馆馆长、办公室主任以及各系部关心图书馆工作的正副系主任或副教授以上人员担任。1987年11月，学校新一届图书情报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由校长张岳教授担任，冯世良副馆长任秘书。

随着学校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从1987年开始，图书馆进一步加快了改革步伐，从办馆思想、服务理念等方面上发生根本性改变。形成了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制度，促进了图书馆各项工作的开展；1987年，学校全面开展了各类人员定编工作。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需要，图书馆将以往的各业务组（室）改为部，将性质相近的业务，统一归口管理。除办公室外，设有采编部、流通阅览部、期刊部、情报咨询部、技术部等部室，并在情报咨询部下附设农业科技情报研究室。各部室主任、副主任由学校任命制改为馆长聘任制。同年经学校批准，作为试点单位试行了双向劳动优化组合，各业务部主任、副主任改由图书馆聘任，实行定编、定岗、定责、定员和聘任，并制定了图书馆岗位职责和考核办法。

从1997年5月起，图书馆开始全面实行岗位责任制管理，进一步完善了考核、奖惩规定。经过调整后的部室分别为采编部、流通部、期刊部、文献信息服务部、技术部、办公室。另外还通过民主推荐、领导考核、调换竞争、择优上岗的形式，先后举行了7个岗位28人次参加的考试，调整工作岗位20余人次，调整的范围基本涉及到全馆各个工作岗位。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工作量增大，人员减少的情况下，图书馆整体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2、运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推进图书馆现代化建设

这一时期，逐步开展了以计算机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服务工作，加快了图书馆现代化技术应用进程。

1981-1987年，图书馆利用世界银行第一期教育项目贷款，购置了一批现代化技术设备，开展了图书馆管理系统方面的研究工作。1987年2月，图书馆受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委托，主办了首次全国农业情报电子计算机系统建设研讨班，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情报研究室、高等农业院校情报室、国家专业情报机构等40余名负责同志参加了研讨。

1992年，图书馆计算机流通管理系统进入了开发研究阶段。从1994年4月，计算机流通管理系统投入使用，图书馆对1975年以后入藏的中文图书实现了计算机借还和开架借阅。该系统投入使用在全国农业系统图书馆工作中走在了前列，极大地方便了读者，提高了中文图书的利用率。

1990年9月，图书馆购置AGRCOLA光盘检索数据库一套，1991年3月成立文献检索室和计算机光盘检索室，开始提供计算机检索服务。图书馆情报服务项目有：跟踪定题服务，专题文献检索服务，编印“信息简报”专题书目索引等，服务项目已扩展到校外。1998年5月，图书馆建成拥有一个28个光驱的光盘塔和16台计算机终端的光盘网络检索系统，不仅可以在系统内通过16台终端检索本馆的18种中外文数据库，而且可以检索国家图书馆60多种大型中外文光盘数据库。

1999年4月，图书馆建成多媒体网络电子文献阅览室，并与校园网连通，通过中国科研教育网可查阅因特网上有关信息。光盘检索网络和多媒体网络电子阅览室的建成和运行，为师生进行课题研究、科研立项、科技成果鉴定、撰写学术论文、电子文献阅览、因特网信息查询提供了快捷全面的服务。

3 加强文献检索课教学工作，推进学生信息素质教育

这一时期，在积极开展各项业务工作，结合工作实践，开展业务研讨活动，根据国内大学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增设新的服务形式，其中在推动农业系统开展文献检索课教学方面作用最为显著。

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文献大量增加，文献需求日趋显著，人们获取信息的复杂程度也随之不断加大，文献信息检索活动开始从人们的科学研究、科学交流中分离出来。1982年7月到1985年10月，图书馆先后受全国高校图工委、中国农业图书馆协作委员会、陕西省高校图工委委托，为全国农业系统、陕西省高校图书馆系统举办参考咨询、文献检索短期讲习班、农业文献检索与利用培训课等。参加学习培训的人员包括全国19个省市农业系统以及陕西省高校图书馆共约200名学员。

1983年5月，图书馆被选定为中国农业图书馆协会副主任委员馆；中国农业图书馆协会决定由西北农学院、吉林农学院、沈阳农学院、华南农学院、浙江农业大学五院校的图书馆联合编写“农业文献检索与利用”教材，为农业系统图书馆举办检索培训做准备

1986年6月，经学校批准，图书馆成立《文献检索与利用》课教学室，文献检索课列为选修课。9月，受陕西省高校图工委委托，图书馆举办全省高校系统“文献检索与利用”教学经验交流研讨会，进一步推动了文献检索课在全省高校的创设与发展。

4全面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图书馆业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从1987年开始，图书馆开架借阅图书增加到占馆藏总量的30%，其中对教师和研究生进库选书全部开放，图书馆周开放时间从50多小时提高到70小时。

1989年，由于读者到馆人次和图书借阅量大幅提高，为解决经费短缺，书源不足，图书馆开展了文艺书刊的代租和有偿服务，实行“以书养书”。虽然由于后续管理措施没有跟上，曾一度产生了一些弊端，但这项工作仍深受读者欢迎。

1979年以后，图书馆恢复并开展了国际交换工作，并开展了对外交流活动。先后与美、英、德、法、日、东南亚等16个国家与地区建立了交换关系， 197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将西北农学院图书馆列为该组织直接建立联系的藏书单位。

长期以来，图书馆学术研究一直比较活跃，在省内外图书馆界有较大影响。为了进一步强化图书馆学术研究工作，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业务沟通，解决图书馆业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图书馆在1980-1986年期间，连续举办了7届图书馆业务研讨会。具不完全统计，截止1999年，共发表涉及图书馆各研究领域论文253篇，出版教材、专著11部。获中国图书馆学会特别奖一个，62届国际图联大会征文优秀论文1篇，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科研成果2等奖1项，西北农业大学教学成果2等奖1项。获各级学会成果奖、论文奖72篇。发表论文中载《中国图书馆学报》6篇、《情报学报》1篇、《大学图书馆学报》3篇。

1995年7月，农业部批准图书馆具有科技成果查新权。1996年7月，陕西省科委批准图书馆具有科技成果查新权。1986年5月，图书馆接受了陕西省高校图书馆检查团来校检查1981年以来图书馆贯彻执行高校图书馆工作条例情况，检查结果评价良好。1989年3月顺利通过陕西省高校图工委评估检查，图书馆被评为优秀馆。1998年2月，陕西省教育工会授予图书馆部门工会“先进集体”；3月，陕西省图书馆学会授予图书馆“学会工作先进集体”； 1999年9月，图书馆被评为学校1997-1998和1998-1999学年度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先进集体 。

一、概况

首都图书馆建馆迄今有八十多年历史，经过八十余年的精心收集、整理和积累，入藏了较为丰富的古代典籍，其中既有海内外十分罕见的精刻本和古代典籍，又有完整丰富的古代小说、戏曲和民俗著作，馆藏古籍图书丰富。

这些古籍来源一部分是该馆前身京师三馆即京师图书分馆、京师通俗图书馆、中山图书馆旧藏和建国后陆续采购的图书，另一部分是解放后北京市委接收北京孔德中学、法文图书馆所藏拨交给首都图书馆的古籍，还有一九五三年吴晗下令没收旧敌伪财政部实物库图书及一九五七年以后购入及其他来源的图书（如马彦祥赠书）。其中市府赠书为三五二三种计三六六九一册，马彦祥赠书二○八种，计一七○七册。现库藏仍将这四部分来源的图书按甲、乙、丙、丁分类排架。在这些古籍中尤以文学（小说、戏曲、俗文学）、医书、方志以及佛经等书品种较多，版本较好，构成首都图书馆的古籍藏书特色。除古籍外，首都图书馆还藏有古字画一八四二种、二五六八幅（轴、页），碑帖一九六九种。

首都图书馆的古籍分为善本、普通线装书、新善本（解放区出版物）、特种文献字画、碑帖等。分别保存在线装库和善本库中。善本三三二四种三三二三○册，其中国家级善本一一五九种一四九九六册，馆级善本二一六五种一八二四三册。普通线装书四三七○二种三四九四三三册。国善本即经专家鉴定稀古版本列入全国善本总目者；馆善即乾隆以前及其它较好的版本，然尚不够国善者。善本及普通线装书采用清乾隆三十二年编四库全书时所确定的四部图书分类法对图书按经、史、子、集、丛分类。其它如市府赠书、马彦祥赠书共四八一六种四四六一四册还未分编整理（普通线装各类种数只限于财产账上数字）。善本古籍收藏状况为：经、史、子、集、丛分别为七十二册、四三八册、一四九二册、一二八三册、三十九册、合计三三二四册。

二、特点

由于首图前身各馆建馆较早，历史较长，使得各馆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许多古籍。馆藏古籍的特点有二：一是版本罕见，有不少是海内外珍贵的精刻本和手抄本。时间上最早为宋、元、明版。据统计宋版五种，元版三十二种，明版九八七种。具体如下：

善本中有宋版书五种，如咸淳五年（一二六九年）刻碛砂藏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残存十一卷），宋刻递修本、苏辙撰《古史》六十卷；元版书三十二种，如元兴文署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年）刻《资治通鉴》，该书为宋司马光原著，元胡三省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