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辽宁省大石桥市（县级市）周家镇的沈氏族群，始于明末清初，由山东蓬莱阁迁入，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具体是哪一年，族谱没有明确记载，已无从考证。

是什么原因促成这次迁徙，当时过来几位先人，也没有记载。

我姑且猜想，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下，无外乎只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因为灾荒饥饿，被迫背井离乡；另一个是为了躲避战乱，为求生存，不得而为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明末随辽东戍边军队而来，最终落户此地。

根据我现有所了解的情况，只要有一种因素存在，就足够成为我们沈氏祖先迁徙的理由。

自从落户辽东后，我们沈氏家族历经明、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朝代的繁衍生息，所在地几经更名（清初为排山寨，又为盤山寨，现在称为黄泥屯等），尽管名称各异，说法不一，无不皆指现在的周家镇周家村的黄泥屯。

沈氏自关内迁入关外，近四百年来，枝繁叶茂，族人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香火旺盛，人才济济。涌现出了沈世奎（又作沈冬奎，在毛文龙手下任副将）、沈志祥（清初驻抚顺总兵官，1639年被册封“续顺公”）、沈永忠（湖广挂印将军，续顺公）、沈瑞（反明英烈，续顺公，阵亡于台湾）等诸多明清元勋和将领，永载史册。

从现有掌握的族谱记载，从始祖“沈北通”算起，至今已在周家村这块黑土地上繁衍20多代，有的已成为公务员，有的成为人民教师，有的成为国有企业高管，更多的是守护这片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热土。尽管职业不同，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努力拼搏，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几年，由于我对族谱的修订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写了不少文章，先后在百度、和《营口日报》发表，也受到了来自吉林、北京、辽宁大连等地的各支系族人的关注，他们纷纷与我取得联系，向我提供史料，对我的修谱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丰富和护大了族谱的容量，为寻根问祖，慎终追远，光耀家族，做出了贡献，在此，我表示由衷地感谢。

在所有健在的老人中，黄土岭支系的沈荣祥长辈，对我贡献最大。

他一次性地向我提供了五个版本的家谱。最早的是清朝时期的。

他亲口对我说，他听老人说，现在继续烟火的“荣庆锡恩继，世恒存忠义，华承龙泽其，家克绍功勋”二十字辈，起始于第十四袭“续顺公”沈荣塾，是由慈禧太后亲自赐予，用黄绫三张书写，加盖慈禧玉章，有存后世。

根据族谱和有关资料记载，我族中曾经拥有举人，驻外使节，翻译，宫庭带刀侍卫，在清朝中属汉军正白旗，尤其是公爷沈志祥的地位仅次于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三位王爷，他们骁勇善战，打败李自成，一起入关。之后，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为家族在清朝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因此，我族便成为营口市历史上的名门望族，现如今，续顺公沈志祥的宅邸已成历史文物，受到国家保护，其牌位被放在北京太庙之内。

近年来，在网络上有不少关于沈氏在清朝历史方面的研究文章，我们从这些研究的文章中可以窥见辽东沈氏族群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历史贡献。

目前，我手中共有七种版本的族谱，得益于沈荣祥前辈及其他族人的无私馈赠和辛勤劳动，深表谢忱。

我从百度网上搜索到，被朝庭赦封的十五次袭“续顺公”的缎带，被国民党逃离大陆时带到台湾，保存在台北故宫。

不得不说，解放后的几次政治运动已把沈氏三四百年历史的祖坟破坏殆尽，面目全非，令人唏嘘不已。

据本族老人和他族朋友讲述，原有祖坟规模宏大，占地三十多亩，茔地苍松翠栢，廊道两边有石人石马，亭阁数座，朝庭赐予的三座花岗岩大理石龟驮碑，因历史原因，惨遭破坏。

祖坟地现已成为周家村第三居民小组所在地，祖坟早已不复存在。现在，仍有一块花岗岩石碑，在一户居民瓦房后面，露出地面约三分之一，几年前，我前去拜霭过，其余两块已被埋入地下，不知何时重见天日。

最近几年，营口市历史学会的有关研究人员曾去考察过，并收录《营口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中>》一文中，在《营口日报》历史专栏中刊发。

出于对历史的尊重，本人利用业余时间，通过网络宣传，族人沟通，相互帮助，已收集到五种版本，其中最珍贵的资料，是清朝各阶官街世袭向朝廷呈报书，为毛笔手书，字迹工整，刚劲有力，只有深厚的书法功底，为族群稀世珍品。如下图。

下面几张，只是其中的一瞥，具有史料价值。

仅以此文，致谢先人，昭示后人，团结族人，铭记英明，永续根脉。

　　黄山是安徽 旅游 的标志，是中国十大风景名胜唯一的山岳风光。那你知道黄山 历史 传说 故事 有哪些吗下面是我给大家分享的黄山历史传说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黄山历史传说故事：夫子峰(狮子峰)

　汪家桥村 自然 和人文景观居多，夫子山最为有名，取名源于村旁的夫子峰。夫子峰是黄山七十二峰之一，峰腰以上陡峭如壁，峰顶尖如塔;峰腰以下，植被丰茂，竹林成海。关于夫子峰的来历，传说很多，一说峰顶埋葬父子两人，取名父子峰，随着时间的流逝，误传为“夫子峰”。又传，明代儒学家朱熹曾到次地游览，后人更名“夫子峰”以示纪念。夫子山坐落于夫子峰下的山谷中，纵贯村庄的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鉴可照人，溪里长满了怪石，溪上常年云雾缭绕，伴有紫色光环，故名紫云溪。村内还有风洞、龙泉奇洞等景观。从村庄出发沿石阶小道上山，沿途是个有山有水有洞的自然景区，主要景观有“神龟望山”、“九龙戏水”、“葫芦池”“熊猫吃草”、“麟趾桥”，“送子桥”，“青龙潭“，千年古枫”，“江南杉”，“福固寺”遗址，“神仙洞”等。

　福固寺始建于晋代，唐天宝六年，赐名轩辕古刹，曾是黄山四大禅林之一，，其间，经历千年岁月更迭，兴衰不一。先后易名为复古寺，福固寺，寺前仅存的千年古枫见证了其历史。沿福固寺上行，可通到轩辕峰腰的天然石洞——神仙洞，洞内祀观音菩萨主坐，洞额刻有“简默洞天”四个大字，相传为黄帝大臣容成子手书。

　夫子山村外四五华里处，有一座六七十年代建成的人工湖——夫子湖，湖水源自黄山紫云溪，湖周围峰峦叠翠，湖水清澈碧绿，似万绿丛中一颗翡翠。北岸是一排不高的山峦，青松苍翠，乃是“中国黄山龙裔公墓”之地，公墓座北朝南，依山伴水、风光秀丽，与轩辕峰遥相呼应，唐代《周书异志》载，轩辕黄帝在此炼丹升仙，故称望仙乡。龙裔公墓由省民革和黄山区人民政府合建于1985年，整体成扇形，依据自然环境，分设龙裔山庄、万国山庄、永安山庄三个小区，现安葬有著名 体育 家董守义、台湾作家江南先生、美籍华人苏光平等知名人士。

　在湖南岸的洋田村，很早以前称洋田胡家，当地水田深坑稀泥糊汤似的，因而得名洋田。洋田村胡姓最多，与碧山胡姓为同宗，过去胡姓有不少人在外面做官，但官职不大，都是五至七品官，胡姓家族为了子孙兴旺发达，当更大、更显赫的官职，就重修祖坟和重建更大的家族祠堂。在挖墙基时，有一人撬开了地下的青石板，突然从里面飞窜出一对金凤凰，直往上苍飞去，从此，胡姓家族命运迅速改变，非但没有更加辉煌，反而日薄西山，日渐衰落。当然，这是带有神秘色彩的民间传说，不可相信，但至少可以说明，历史上洋田村的胡姓是个比较兴旺的家族。和洋田村、夫子山村均一山之隔的山坳里，还有一个村庄，叫尚书里，据《嘉庆县志》记载，相传隋末尚书胡裕隐居于此，后人改称尚书里。

黄山历史传说故事：李白访胡珲

　李白有一首著名的诗《赠黄山胡公求白鹇》，既表达了和“胡公”的亲密友情，又盛赞了黄山名禽白鹇的不同凡常之美，这诗就是在谭家桥的碧山写的。

　却说碧山在唐时就是胡姓聚族而居的大村落。早在隋炀帝时，炀帝听说黄山产有白茶，醇香奇异，饮之可治百病，长饮可以长生不老，认为工部尚书胡裕办事老实认真，便派了他来到黄山督办白茶事， 命令 白茶需年年进贡。所谓“进贡”，就是免费送给皇帝老儿。岂知胡裕是个菩萨心肠的人，来到黄山北麓一带察看情况后，只有轩辕峰东北一带有白茶，茶农以此维持一年生计，要他们进贡了，茶农们岂不都要喝西北风他十分同情茶农疾苦，倒反帮茶农们出主意，提高茶叶产量，和茶农们关系十分融洽。忽一日，茶农们忽然不见了胡裕，在他住处发现他随身带的官印、官帽、官服折放得好好的，说明他弃官而逃了。其实这是他的一计，是让老百姓不明原因，好纷纷传扬他逃走的消息，估计隋炀帝听到传言后，他又回到了碧山一带茶农中间。这时因隋炀帝荒*无道，全国各地六十四路烟尘大起，他的自身已无法保障，也就顾不了胡裕了。

　胡裕名叫胡禄，裕为字，隋末 天下 大乱时，全家都迁来黄山，以后他住的地方就叫尚书里。胡裕的哥哥胡福为躲避隋末战乱，也听了弟弟的话，全家也搬来黄山，住在歙县皇墩，他的后代后来有的迁到婺源，有的迁到泾县。胡裕自己有两个重孙，大重孙胡邦后来成为黟县胡姓始祖，小重孙就是胡晖，住在碧山。胡晖其实名“珲”，“晖”是讹传。

　胡珲十分饱学。唐玄宗登基后，为广泛征集文字侍从官员，创设了翰林院，胡珲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即进了翰林院。天宝元年(742)，李白因道士兼诗人的吴筠推荐往长安去见大诗人贺知章，贺知章见了李白又读了他的诗，叹道：“你真是仙人下凡啊”，于是引见给唐玄宗，，受到玄宗征召，和胡珲同列，很是相投。但天宝三年(744)，李白就因醉写蛮书的事，玄宗许他“遇店喝酒，遇库支钱”而“赐金还山”，云游天下而离开了长安，再也没回过长安，而胡珲不久也退休归隐碧山了。

　李白离开长安后遍游各地，经历了安史之乱，又误投了玄宗次子永王李璘，李璘与皇太子哥哥李亨争帝位被打败，李白也因此获罪流放，遇赦后，在唐肃宗李亨当皇帝的乾元二年(759)夏末，59岁时来游黄山，访胡珲。

　从唐以来，直到1934年，从东至县大渡口到歙县岩寺的大岩公路开通前，从太平上黄山，除了焦村、辅村外，就是从仙源出发，经迄溪桥到罗村，再经感梓里过谭家桥取道苦竹溪。

　却说李白过了迄溪桥向罗村一路行来，但见青山拱秀，碧水笙歌，轻岚乍起，薄雾轻飏，心中不由暗想：胡学士居住在这般洞天福地，真是非仙亦仙矣。行至龙溪、凤溪交汇处，只是前面峰下，烟笼黛罩，鳞次栉比，好一片紧凑人家，但不知是否就是胡学士胡珲的住处。近前一座古朴石拱桥，桥边一牧童正侧骑在水牛背上，轻吹短笛，任水牛自己吃着路边青草，衬上峻峰、村舍，李白不禁又失声惊叹：“好一处世外人家!”便高声 问道 ：“那小哥，胡珲胡学士住这里吗”牧童回头一看，见一身穿鱼白色长衣，佩着长剑，牵一匹白马的灰白胡须老者，便说：“你等着”，跳下牛背，往村里飞奔而去。

　不一会，只见村里走出一个田舍翁打扮的人来，但见须眉多白，头挽发髻，身穿褐衣，腰系布带。天宝三年分别，如今乾元二年了，悠悠已经头尾十六年了，欣喜都还健在，然都垂垂老矣。李白几乎认不出来了，只笑吟吟等着。

　胡珲见来者五绺灰须飘胸，白脸青巾、丝袍丝绦，气宇仍不平凡，眯眼望了许久，便抱拳高声道：“来者莫非太白先生否”李白朗笑答道：“胡公别来无恙乎”二人急趋，相见作揖罢，便携手往村里去。

　李白道：“先生宝处，亚赛神仙洞府，羽士仙山，我得一联，且请先生评点：‘溪水流声，十里笙歌从地出;山峰拱秀，千年图画自天开。’”胡珲听罢，深感李白高才，画龙点睛，有声有色说出了自己家乡环境特色，立即也以联语作答：“先生高才，不愧‘天上谪仙人’也，某也有一联酬答：‘绿柳桥边山径，青莲马上诗机。’”青莲，李白自号“青莲居士”，以其号对桥名，恰到好处。这联语记下了二人相见的地点环境，为李白称赞自己家乡表示了谦虚，又信手拈来妙句，称颂了李白诗才，两联以机敏对机敏，对仗工整，珠联璧合。

　原来胡珲住碧山胡家，就在轩辕峰东麓，真个山泼黛、水挼蓝，囫囵一个翡翠世界，李白真有些乐不思归了。胡珲除了好酒好菜盛情款待外，就是陪着李白谒大战岭、探黄帝源、登轩辕峰，游跑马岗，上玄女峰，饱了眼福，尽了游兴。

　一日饭后，李白独自信步来到后院外，见院外有个偌大的园子，养了许多鸡。一道竹篱外，又有两只白羽映红冠、红喙对赤足、长尾赛孔雀而高视闲步的大白鸡。尤其是羽毛，白中透亮，光泽如锦，显得特别雅洁，这可是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宝物。不知是特别美，还是那气势暗合了自己的性格，心中陡起一念：无论如何，要找胡珲要。

　胡珲不见李白，便到处寻找，谁知在后院鸡舍篱笆边看鸡发呆。见胡珲来到面前，李白忙不迭提出了要求。胡珲哈哈一笑：“这可是我们这里的珍禽啊，名叫白鹇，本在山中为闲云野鹤，是我寻得两枚鹇卵，由家养母鸡孵出来的，十分温驯，不信你看。”回身抓了一把稻谷，伸开手掌，不知怎么“咕咕”几声，那白鹇不约而同来向胡珲手中啄食。胡珲略现诡秘，说：“别人看，千金不卖;你要么，容易。但需拿你的东西交换。”李白高兴极了，但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换呢身无长物，唯有银子若干，胡珲是不会要的;再就是御赐金牌一面，可那是皇封的呀。胡珲见李白急切而又狐疑，笑道：“不难。”于是说出了两件事，一件是要李白写一首诗留作纪念，再一件为《胡氏家谱》写篇序。李白大喜望外：“好，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于是回到堂屋，让胡珲先搬出家谱，一本本翻阅起来。

　原来胡姓是上古五帝的舜帝的后裔。因武王伐纣立周后，十分追慕舜帝，访到舜的后代阏父为主管生产陶器的官，把自己的长女太姬配给阏父之子妫满，并把妫满封为陈国国君。妫满死后，追谥为“胡公”，于是其子孙一部分以国为姓“陈”，一部分以谥号为姓“胡”，子孙就尊妫满为始祖，传到胡珲已是第六十二世。唐太宗曾下令要统一修订氏族志，胡姓氏族繁衍世系得以系统整理成谱。今李白诗仙到了，哪能不让他写一篇序言呢

　李白看出头绪以后，立即铺纸研墨，构思片刻，一篇400来字的《乾元己亥谱序》一挥而就。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干支纪年己亥，时当该年阴历七月初。紧接着在序后附白鹇诗，文不加点，片刻而成，就是那著名的《赠黄山胡公求白鹇诗并序》。胡珲把李白的这一文一诗视为稀世珍宝，十分高兴，当即请人按李白要求，编制一个很精致的竹笼，装了一对白鹇，派人先送到当涂李白的族叔李阳冰那儿去了。

　李白盘桓数日后，就去黄山白鹅岭 拜访 隐士温伯雷处士，取道感梓里，经石门谷口，往黄山去了。石门谷那条北起谭家桥中墩，南至黄狮鎲那条山岭名长岭，李白行至此处，纵目四望，见这里呈扇形向南、东、北三方下斜，眼前十分开阔，山风四面，南水北流。李白向道之心炽热，感到这里不凡，与碧山相比，有心旷神怡之慨，着实喜爱，驻足良久，不忍辄离。后人为纪念李白倾情此地，就在李白驻足处，筑起一座“太白亭”。年深日久，人们只顺口叫“白亭”，成了长岭顶处的地名了。

　却说胡珲送走李白后，深感李白大才，倜傥不羁，着实怀念，真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为了纪念这难得之遇，就在绿柳桥边、李白驻足处，筑起一座“问余亭”，把二人相酬合的 对联 都刻在亭柱上，又在路边盖起了太白书院，相招文人聚会，课读村中子弟。这两件建筑虽历经数朝，但代代缮修，惜乎“文革”中拆了去建造纸厂了。

黄山历史传说故事：韩湘子造八甲桥

　谭家桥中墩东山边的麻川河石门河段上有一座五孔大石桥，长78米，宽7米，高有10米，俗称八甲桥(又为“大成桥”)。大约古时户口编制，这里是八甲。建成于明代中期，距今已600多年了。传说它是唐朝出的八仙之中的韩湘子一夜之间造成的。

　韩湘子是个什么来历的人他是唐代大文豪韩愈的侄孙，性格狂放。唐代文学家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有他的故事：一年初冬，他让牡丹几天之内开出彩色花朵，每朵花上还有一首诗，韩愈大为惊异。北宋刘斧的《青锁高异》记有他另一件事：韩湘子曾经点化他的叔公韩愈。不久，韩愈因上表规谏唐宪宗，不要大张旗鼓、劳民伤财，从法门寺隆重迎接一节“佛骨”进皇宫，惹恼唐宪宗，大冬天把他贬官到广东潮州，立时上路。韩愈行至秦岭蓝田， 大雪 封山，不能行走。韩湘子赶来送行，告诉他牡丹花开的诗事，又告诉了他以后的一些事，以后果都应验。韩湘子和韩愈二人在蓝关馆驿中过了一夜，翌日辞去，不知所终。以后就传说他成了八仙之一。

　却说韩湘子一日手提花篮，驾云游历三山五岳，来到黄山，经过谭家桥见人烟凑集，可是一条大河阻住了行人道路，人们不得不趟水过河。韩湘子见了，心生慈悲：“我何不作法在此造一座石桥，免得生灵过河艰难。”法随心至，韩湘子按下云头，变作一个石匠，来到河边。

　恰巧这天，八仙之一的蓝采和(唐代人)也游黄山，见韩湘子在这里筹画造桥，问道：“道兄，你欲何为”韩湘子即把想法告诉了他。岂知蓝采和爱虚荣，也想造一座，以为自己法术比韩湘子高，一定比韩湘子造得快造得好，就说：“我们何不各造一座，天明以前造好，道兄意下如何”韩湘子见蓝采和有这个热心肠，让人间多些石桥当然是好事，当下约定鸡叫三遍前，也即常说的“平明寅时”前造好。计议已定，当下各自作起法来。

　蓝采和好像要显示自己法力，只见他轻吹横笛，果真祥云朵朵，彩瑞纷纷，选择在如今石门村河道窄处起造一座单孔桥不表。

　却说韩湘子为了造好石桥，手托花篮，从黄山深处赶来一群巨石化成的肥猪来到造桥处。仙家自有仙家妙法，只见他不时摇动花篮，念念有词，那些巨石纷纷化成造桥所需的各种石料。然后启动搬运法，那些石块便顺顺当当垒桥墩、券桥孔、竖桥栏、铺桥面，鸡刚叫头遍，一座高大、牢牢的五孔石桥就架起来了。为防止山洪损毁河旁和农田，韩湘子便又去赶第二趟“肥猪”，以便砌土旁筑圩。岂知蓝采和见韩湘子似乎不动声色，心中不免虚慌，连忙抽身一看，一座五孔大石桥已然造好，而自己的桥才是个单孔，韩湘子又不知干什么去了，看样子他还有个什么安排，便纵身御风向黄山去，恰见韩湘子又赶来一群石头，已到白亭下面河中，便想趁韩湘子不注意，破掉他的法术。就偷偷变作一个老婆婆挡住去路：“你赶的是什么肥猪哇，分明是一堆大石头。”这话一出，果然就破了韩湘子的法，那些石头一个个静止不动，停在石门河边，至今还在那里。恰巧不远就是蓝采和造的桥，韩湘子本来性情刚烈，但成仙之后宽怀大度了。见蓝采和的桥虽不大，但仍精致秀气，便走了上去。谁知造桥过程中，蓝采和想超过韩湘子，不免心慌意乱，质量不高，韩湘子刚走上去，那桥便轰隆一声，塌倒了下来，恰巧鸡叫三遍，蓝采和急忙纵云头去了。时间已到天将明亮，韩湘子砌圩作埂的设想也就作罢。

　八甲桥起造至今，稳固如山。只在1988年特大山洪，裹带了巨石和大树冲击，桥西头被整体移动了些许，别无损伤，继续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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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于2001年3月出版了由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 第一卷史料编》一书。全书用铜版纸印制，精装，大16开305页，装帧十分精美。书中将契约原件的照片和全文排版并列印刷，每件之首撰有简约说明文字，便于读者对比理解。这可以说是一部非常珍贵的中国苗族旧时契约文献的汇编。

书中所收苗契，主要是贵州省锦屏县文斗寨和平鳌寨苗族先人们所留下的林业契约。中国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杨有赓先生，年轻时即进行民族学研究的田野调查工作，1960年代，他在贵州苗寨收集了200多份清代苗族的林契，进入80年代以后，杨先生先后有研究苗族契约的论文问世，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日本学习院大学的武内房司先生，连续三次赴锦屏考察，他们一起在苗寨又收集到苗族同胞珍藏了几代人的600多份林契。这两次的收集成果，组成了现在这本汇编。这些契约绝大多数是杨先生为出此书从当地苗族群众中借出来的，由于得到日方资助，所以该书在日本出版。

这些苗契使用汉字写成，最早的一件订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最晚的一件订于民国39年（1950年）。所有契约按性质分为如下几类，每类都按年代顺序排列：A、山林卖契283件；B、含租佃关系的山林卖契277件；C、山林租佃契约或合同87件；D、田契55件；E、分山、分林、分银合同90件；F、杂契（包括荒山、菜园、池塘、屋坪、墓地之卖契及乡规民约、调解合同等）45件；G、民国卖契20件。

经过认真收集和精心整理的这些契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文献学意义。 可以对清朝及民国年间贵州锦屏地区苗族的经济生活有新的认识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基本是以农立国，重农轻商，土地是人们追求的主要财富，所留契约大都是反映土地买卖、租佃关系的，而有关山林的契约却极少。这一是由于生长于崇山峻岭之中的林木，由于交通等关系，很难成为商品流通；再者人们如需用木材，都以砍伐自然林为主，很少有人工营造树林，大家并不签约，即有签约，林子砍完，成了荒山秃岭，契约也就没用了。林木生长周期长达数十年，不像农田一年一收，这种周期的差异，当然要影响到人们的经营和生活方式。林木生长时间这么长，使人们很难以种植林木为生，中国历史上开荒砍伐山林之情况极为普遍，而较难见到规模性的人工造林，更难见林业上的租佃关系。贵州清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苗族同胞，靠山吃山，他们一方面要以自然的山林为生，一方面又为了维持、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经营栽培着林木，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的买卖租佃关系，自然而然的防止着破坏性的开采，形成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这种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比只是单纯的政府行为要更有生命力。这些契约对研究清代以至民国期间苗族人民的特殊经济生活，对研究中国林业发展史都有重要意义，正好为我们从民族的、经济的、林业的多个方面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原始资料。 在青铜器中，只有西周的青铜器上有契约资料，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没有这种资料。

西周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制，土地不许买卖。《诗·小雅·北 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记·王制》曰；“田里不鬻。”这些记载都证明了上述情 况是事实．土地既为国家所有，不许买卖，就是尚未变为商品，因之也就没有土地买卖契约。其他动产多已成为商品，重要商品在买卖时，已使用契约，而且有专任官吏“质人”负责管理、监督此事．当时的买卖契约叫做“质剂”。《周礼·地官·质人》曰：“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奴婢）、牛马，兵器，珍异，凡卖价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邦玄注：“大市，人民、马牛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这种买卖契约亦叫做“小约剂”。因广泛用于民间，所以称为“万民约”。

西周中后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田里不鬻”的原则虽未变化．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贵族之间已发生了土地的抵押、典当，赠送，赔偿等关系，并出现了相应的契约，与上述民用质剂相应，叫做“大约剂”。因只行用于贵族封君之间，所涉及的是封国、采邑疆土之事，所以称为“邦国约”。这种契约也是先写在竹简木牍上．再折券为二，双方各执其一。然后再铸于鼎彝上，《周礼·秋官·司约》曰：“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郑玄注；‘大约剂，邦国约也。书于宗庙之六彝，欲神监焉。”唐人贾公彦曰：“使人畏敬，不敢违之。”[4]载有这种资料的铭文不是照录契约原文，主要是记载此事的经过。中间或详或略地述及立约之事，如周恭王三年（前916年）的卫盉，五年的五祀卫 鼎，九年的九年卫鼎[5]，恭王时的格伯◆，孝王二年（前883年）的口鼎，厉王二十五年（前833年）的◆从盨，厉王时的矢人盘等[6]。都是如此．对契约内容记述较详的，有立契时间、缔约双方名字、标的、契价和交割、见证人等内容，与“万民约”基本相同。在日后土地国有制破坏，土地私有制产生发展，土地买卖关系发展的情况下，此“邦国约”之名不复存在，使用于土地转让关系之中的契约也是“万民约”。青铜器上的契约资料的发现，为研究先秦契约和土地制度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摩崖碑记中的契约资料以汉代的为最早，也以这时的为最珍贵．因为此时的契约原件保存下来的实在太少，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也不多，能有摩崖碑记为之补充，确是难得之事。

摩崖以西汉地节二年（前68年）的《扬◆买山刻石》为最早，稍晚的是东汉建初元年（76年）《大吉买山地记》[7]。这是两则记事刻石，也像是简化了的契约录文。

碑记中最宝贵的是1973年发现于河南偃师县缑氏公社郑瑶大队南村的汉碑《东汉建初二年（77年）侍廷里父老◆约束石券》[8]，这是里民为轮流担任里父老时得使用集体所购田地而立的合同。参与合同的里民二十五人都在券上署，唐碑中最宝贵的是《唐大中五年（851）勅内庄宅使牒》，刻在玄秘塔碑碑阴，文字基本完好[9]。唐朝实行均田制，规定田地不许买卖。《唐律疏议》卷12《户婚上·诸卖口分田》曰：“《礼》云：‘田里不鬻’。受之于公，不得私自鬻卖。”《唐律》又规定，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卖时，要“投状申牒”，即由业主赴官报告，由官府发给一准许出卖此产业的文牒，才可出卖。《通典·食货·田制》下：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这种文牒是很重要的，但唐代的有关田地买卖的文牒原件已经无存，其本来面貌已不易得知．此碑之存在，使我们得知当年的田地文牒上除一般公文之外，还具体载录业主、拟卖产业的坐落、四至、价钱等等，契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具备。金代《金大安元年（1209年）真清观牒》碑也很重要。碑身巨大， “高七尺一寸五分，广三尺八寸八分”，两截书写．上截是牒文，下截载“本观置买地土文契”，即《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怀州马愈卖地契》[10]，两件的文字都基本完好，真是双璧生辉。明清时期照录契约原文的碑记很多，亦有重要史料价值，反映城市经济生活的尤为可贵。 上述现存的契约原件和金石文字中的契约资料，都未接触到原始社会的契约问题．因为这些资料所反映的都是后代的契约．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交换关系产生并发展，萌芽状态的契约也已产生。中原地区当时的人类使用什么样的契约，目前还无具体资料可供论证。考古工作中虽发现了一些画在陶器上的符号，但表示何种意向，无从考查．再从文献记载来看，许慎《说文解字·后叙》曰：“古者庖牺氏……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此八卦、结绳是否已用于契约关系中，也不得而知．可是，孔子曾说过：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11]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近千年来，许多少数民族经历或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这些民族使用契约的情况在汉族文献中有所反映。如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曰：两广“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12]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云南“土人（傣族）缔约，取一木杖，或方或圆，中分为二，各刻画二三符记于上，每方各执一片．负债人偿还债务后，则将债权人手中所执之半片收回。”[13]清代袁枚《子不语》曰：海南岛“黎民买卖田土，无文契票约；但用竹签一片，售价若干，用刀划数目于签上对劈为二，买者卖者各执其半以为信．日久转卖，则取原主之半签合而验之。”[14]上述三个民族当时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所用契约虽有一些差别，但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都无文字，而是以剖分竹签木片为信物．这种契约形式叫做判书。《周礼·秋官·朝土》曰：“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郑玄曰：“判，半分而合。”由此看来，判书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比较普遍采用的契约形式。汉族祖先在原始社会末期可能也是用这种契约。西周至两汉时期的契约之所以也为判书制度，渊源于此。 西周至两汉时期，已用文字书写契约。这时契约的形式虽仍为判书制度，但比原始社会的判书有很大的进步。此时契约的形式因用途不同，分为三种：即《周礼·天官·小宰》所说：“听称责以傅别”， “听卖买以质剂”， “听取予以书契”。这就是说，借贷契约用傅别，买卖契约用质剂，授予收受契约用书契。关于傅别的形式，郑玄曰：“傅别，谓为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15]刘熙曰：“别，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之也。”[16]关于质剂的形式，郑玄曰：“质剂，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17]关于书契的形式，郑玄曰：“书契‘…”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18]刘熙曰：“契，刻也，刻识其数也。”[19]清代孙治让对这三种判书做过这样的比较说明：“盖质剂，傅别、书契，同为券书．特质剂，手书一札，前后文同，而中别之，使各执其半札．傅别则为手书大字，中字而别其札，使各执其半字。书契则书两札，使各执其一札。傅别札、字半别；质剂，则唯札半别，而字全具，不半别；书契，则书两札，札亦不半别也。”[20]这三种形式的判书在今存汉简中可以找到事例。

魏晋以后，纸契的使用日广，判书也起了变化。傅别，质剂之制逐渐不用，合同形式在产生发展．合同形式脱胎于书契，又吸收傅别之长，发展而来．其形式是“书两札”，将两札并起。合写一个大“同”字，后来合并大写“合同”二字。每一札上都有“同”的半字或“合同”的两半字，为合券的验证。这是最早的◆缝制度。后来，在买卖关系中广泛使用单契，由卖主—方出具。 官府为了保障人们合法的权利，消除财产等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很重视契约的内容书写和形式制作。《周礼·地官·司市》曰：“以质剂结信而止讼。”《明公书判清明集》曰：”在法，交易只凭契照。”凡人论诉田业，只凭契照。”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契约的财产证明作用。官府为了使契约更好地起到这种作用，曾设法使契约规范化，因之契约的内容和形式时有改进。但使契约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的，不是契约内容的法律作用，而主要是历代税契政策的作用。如“红契”的出现就是如此。

有的学者认为，红契“就是皇权所订的法律的替身”，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21]的证明，这是一种误解。其实，红契之所以“红”是由于盖了朱色官印。盖此官印与土地所有权没有关系，更不是土地国有制的证明。如上所述，而是税契的作用。《隋书·食货志》曰：“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这是中国古代税契制度的开始。“文券”就是在缔约双方缴纳契税时，官府加盖官印的契约，后代叫做红契、赤契或官契。元代陶宗仪曰：“红契，买到者则其无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22]南宋李心传曰：买卖田宅，“人多惮费，隐不告官：谓之白契。”[23]可见契约的这一大变化是由税契制产生引起的。所以要在契约上加盖官印，主要是为了保证契税的征收。

契约大约在宋元时期，又发生过第二次大的变化，就是契尾的产生。所以这样，是由于红契之制不易防止官僚吏员侵吞契税，因之另创契尾之制。契尾就是纳契税的收据，元代叫做“税给”，一契尾分大尾与坐尾两联，大尾为收据，坐尾为存根，以备查究．此法实行后，对防止官吏贪污契税起了一定的作用。从此后，官府规定，凡投税者，“止钤契纸，不连用契尾者”[24]。违法。是红契之后又多了一张契尾，一份合法的契约必须一契一尾。 在先秦的文献中不见有契约录文。两汉的文献有叙事摘引契约文字的情况，但比较简单。如西汉初年，陆贾与五个儿子相约曰：“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月而更。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25]西汉后期，沛郡有一豪富在病危时为遗令曰“悉以财属女，但以一剑与男，年五十以付之。”[26]还有西汉神爵三年（前59年）王褒写的一篇游戏文字《僮约》[27]。这些资料虽不是契约的录文，但都接近于当时的契约原件，很有参考价值。文献中载有完整的契约录文是宋朝以后的事。要有两种情况：一为契约式样，一为契约原文。

契约式样大约开始流传于唐代后期。上述敦煌契约中有契约式样多种就是证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国家制定典卖契约式样[28]，作为“标准契约”，由地方官府刊印，叫做“官板契纸’或“印纸”。民间缔约时，要向官府购买印纸，填写后，再投税印契。此种印纸制产生，对契约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文献中载录契约式样之事大增。代的《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明代的《尺牍双鱼》[29]和《万宝全书》[30]等，都载有各种契约，为民间书写契约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契约形式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文献载录契约原文，主要见于“家谱”之记述族产、墓地部分中。但今天所见的家谱以清代修的为最多，明代的很少，元以前的已不易见到。因之其中所载契约也较晚．福建晋江县陈埭丁氏的家谱修于清道光时，中录元代契约资料八件，这确是一批难得的资料。八件资料分为三组，第一组为至元二年 (1336年）买花园房地用的“问帐”、“公据”、“官契”和“税给”，共四张。二组为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卖花园山地用的“问帐”、 “公据”和“官契”，共三张，缺税给。三组只有一张，为至正二十七年卖荔枝园及山地的“官契”[31]。大多数家谱中所载契约都很晚，属于明后期的不多。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陆《编辑后记》。

[2] 依次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肆《释文》第68页上，编号九一·一；第16页上，编号二六·一。

[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作《僧光镜负●布契》。

[4] 《周礼·秋官·司约》贾彦公疏。

[5] 均见岐山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5期。

[6]均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7册。

[7]依次见陆星《八琼室金石补正》卷2、卷3。

[8]高文《汉碑集释》第12页。

[9]王昶《金石萃编》卷114。碑今在西安碑林。

[10]王昶《金石萃编》卷158。

[11]《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

[12]周去非{岭外一代答}卷10《蛮俗门·大契》。

[13] 《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190章《金齿州》。

[14]袁枚《子不语》卷21《割竹签》。

[15] 《周礼·天官·小宰》郑玄注。

[16]刘熙《释名·释书契》。

[17] 《周礼·天官·小宰》孙治让正义。

[18] 《周礼·地官·质人》郑玄注。

[19] 刘熙《释名·释书契》。

[20] 《周礼·天官·小宰》孙治让正义。

[21]贺昌群《关于封建的土地国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新建设> 1960年2月号。

[22]陶宗仪《辍耕录》卷17《奴婢》。

[2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田契钱》。

[24] 《清朝文献通考》卷3“征榷》六《杂征敛9》。

[25] 《史记·陆贾列传》。

[26] 《太平御览》卷836引应劭《风俗通》。

[27] 《艺文类聚》卷35。

[2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乙酉》条。

[29]明人熊寅几撰。

[30]清人毛焕文增补本。

[31]施一揆《元代地契》，原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四期。

卞姓源流 郡望堂号

一、来源有二

1、相传黄帝有儿子叫龙苗，龙苗生吾融，吾融的儿子被封在卞 国（在今山东泗水县东的卞桥镇），史称卞明。其后代子孙以国名为姓，遂成卞氏。按《吕氏春秋》载，在商朝之际，汤与伊尹计谋功伐 夏桀时，有个叫卞隋的名士，因拒行汤王之计而投水自尽。可见卞氏 起源很早。

2、西周时，周武王姬发封自己的弟弟叔振铎于曹（今山东省曹 县），世称曹叔振铎，其后以曹为氏，遂成曹姓。后来叔振铎的支庶子孙中有个勇士名庄，在鲁国做官，又被封于卞邑（在今山东省衮州 ，泗水一带）。爵位为子，故时称卞庄子，其后人遂以卞为姓。形成 了卞姓的一支。

二、郡望堂号

郡望：

1、济阴：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144年）置济阴国；汉 元帝初元年（公元48年）改为济阴郡。在今山东省定陶县一带。

2、济阳：晋惠帝（公元290枣306年在位）时，将陈留郡 之一部分设置济阳郡，南渡后废。故地在今河南省兰考县一带。

1陶城卞氏是江阴著名氏族之一，缪荃孙等编纂的《民国江阴县续志》在卷十《氏族》中有如下表述：“卞氏由常州迁江阴陶城，遂定居焉。卞荣，明正统乙丑进士，有《兰堂集》。卞思敏，弘治壬戌传胪，官户部郎中。”

周庄镇卞姓人口众多，可称大姓。追溯卞氏起源，历史悠久。相传黄帝有个儿子叫龙苗，龙苗生吾融，吾融的儿子明被封在卞国 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的卞桥镇 ，史称卞明。其后代子孙以国名为姓，遂称卞氏。西周时，周武王姬发封自己的弟弟叔振铎，封地在曹国 今山东省曹县 ，世称曹叔振铎，其后以曹为氏，遂成曹姓。后来叔振铎的支庶子孙中有个勇士名庄，在鲁国做官，又被分封于卞邑 今山东省兖州、泗水一带 。爵位为子，故时称卞庄子，其后人便以卞为姓，形成了卞姓的一支。卞姓望族居济阳 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有一副咏卞氏的楹联：“源自殷商流光远；望出济阳世泽长”。

江阴周庄卞氏的先祖就在山东，2004年出版的《江阴卞氏宗谱》卷二十六《传略》中，收入了卞氏祖先卞壸、卞彬等人的小传。

卞壸 公元281-328年)，字望之，晋代济阴冤句 今山东曹县西北 人。卞壸兄弟六人并登宰府，世称“卞氏六龙”。卞壸生而明敏，行履端方，好习兵书，知古兵法，从小为乡人所重。晋元康年间，卞壸任江陵法曹，当时有人作乱，杀死江洲判官，卞壸率人生擒贼首，馀众皆降。永嘉中，卞壸任著作郎。晋元帝镇建邺，召卞壸为从事中郎，掌选官之职。晋明帝时领尚书令，与王导等俱受遗诏辅政。卞壸朴素廉洁，勤于吏事，官拜先禄大夫，加散骑常侍。他力劝瘐亮勿征苏峻入朝。后苏峻攻打建康，他率六军拒击，苦战而死。二子卞、卞盱相随作战，同时遇害。

卞彬(公元？-约500年)，字士蔚，南朝齐济阴冤句 今山东菏泽西南 人。仕宋，官奉朝请、员外郎。入齐，累迁至平越长史、绥建太守。卞彬有文才，好饮酒，以蚤、蜗、虾蟆等为题作赋，又作《禽兽决录》，指刺权贵。文章不胫而走，流传闾巷。

卞氏原居山东，东晋初迁到南京。南宋初卞长卿奉高宗赵构之命，从开封来到镇江，与金兵作战，由于伤病复发而死，被赐葬于毗陵 常州 永胜乡。于是，子孙们便定居在这里。

元末明初，世居毗陵胜西的卞氏有一支来到江阴陶城。卞氏江阴始祖名卞王与，谱称嘉玉公，因当时所居常州一带战事频繁，避乱来到陶城卜居，勤业修行。《江苏江阴卞氏宗谱．嘉玉公传》：卞王与“念祖父身登仕籍，名显一时，每自奋励，怀仁恺以济人，严义方以教子，三世而繁，五世而显，遂为陶城北分之祖。”

与卞王与同时从常州迁来江阴陶城的，还有他的堂弟卞琳。卞王与的子孙定居在陶城四周，并向南沙、后塍 今属张家港市 一带移居，称为北支。卞琳的后代向南发展，在居忠巷、三房巷、老住基等地并向江阴西郊移居，称为南支。卞氏的后裔散布在苏南、浙北以及其他省市。

卞荣 公元1418-1487年)，字华伯，明代文学家。正统十年 公元1445年)卞荣以明经中进士，试政大司马，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中，能诗善书，文思敏捷，濡墨挥笔，顷刻就数十篇。卞荣曾奉命检校戎马南畿，监税河西务，干办金沙洲，所至皆能其官。后来，卞荣回到江阴陶城老家，博览群书，致力于写诗，文名誉称吴越。卞荣当时还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世称为“卞郎中画”。好事者常常登门求索，川流不息，卞荣口占手书，尽力为之。上至达官缙绅，下至马医走卒。都以得到卞荣书画作品为荣。《江阴卞氏宗谱．兰堂公传》云：“盖自大江以南，无一人不知公名，无一家事蓄公篇。翰者或赝为公作，持售辄得钱。缙绅之往来是邦者，无昼夜叩门请，而富人大贾至捐重货购之，所得遂不赀。而性俭啬，每有所投遗，往往从人素纸笔，不妄使一钱，人或传以为笑，然视他贵人之武断豪夺，则吐舌缩首，不欲为也。”由此可见，卞荣的诗书画俱佳，大有“洛阳纸贵”的势头。

卞荣的诗作颇多，由其门生锡山吴纟廷花三年时间，编成《卞郎中诗集》7卷，于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刻印，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此外，卞荣还有《兰堂集》，雍正癸丑(公元1733年)卞采京辑，乾隆庚辰(公元1760年》镌版。清顾季慈编辑江阴诗歌总集《江上诗钞》，卷十收入卞荣诗作100多首。卞荣逝世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享年69岁。

继卞荣之后，卞氏又出了一位著名人物。三房巷人卞思敏，字行甫，初号东崖，更号练江。他从小聪明过人，孩提时就能写诗。他勤奋苦读，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参加乡试考中举人。这一年，江阴有15人同时中举，轰动一时，名声大震。在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会试中式，殿试中，卞思敏考中二甲第一名，仅次于状元、榜眼、探花，称为传胪，被授为南京太常寺博士。此后，又任南京工部都水司署员外郎、南京户部湖广司郎中。55岁罢官回乡，以耕读传家，寄情诗酒。卞思敏性格沉稳，不苟言笑。为文奇思逸发，如同天马行空，不拘泥于古人法度，而形成了自己峻楚雄健的风格。卞思敏生于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卒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年61岁。江阴县衙在城内大街为之建立了传胪坊，卞氏在三房巷盖了传胪厅。

陶城卞氏，繁衍生息，人才辈出。有清一代，卞氏就涌现贡、廪、附生16人。

另曹操之妻卞氏，请参见词条武宣卞皇后。

一、 姓氏源流

徐氏的姓氏来源比较纯正，主要出自嬴姓。是先帝玄孙伯益之子若木的后裔。相传陷帝有一个孙女叫女修，因食燕子蛋而怀有大业。大业娶少典氏女子女华为妻，生下了伯益。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帝舜除了正式赐他为嬴姓以外，还把本族的女子姚氏嫁给他，姚女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叫若木因为他的父亲有功，所以封他于徐，建立徐国。徐国历经了夏、商、周三个朝代，都是作为诸侯而存在的。周穆王的时候传到了徐国的32世孙徐君偃，他很聪明，对百姓又很好，所以深的百姓的爱戴，国力不断强大。当时周穆王喜欢云游四方而经常不问国家大事，诸侯埋怨他的很多，徐君偃于是产生了想要取代周穆王的野心。于是他自称为徐偃王，率领各国联军向周国进军，周穆王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返回京城，调兵前去镇压。徐偃王只好收兵而逃，他躲进了彭城一带的山中。由于他得得民心，跟着他到了山中得百姓很多。这座山后来就叫做徐山，徐州也因此而得名。周穆王也因此不得不封他的儿子宗于徐，称为“徐子”，继续管理徐国。春秋时期，徐国被楚国打败，国力从此日渐消退，周敬王八年的时候，徐国被吴国所灭，徐国的后裔就称为徐氏，以国为姓，代代相传。

徐姓源流详介：

早在远古时期，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主要生活着四个大的部落群体。即西部和中原的炎黄集团，也称华夏集团；东部的东夷集团；南部的苗蛮集团；东南沿海的百越集团。徐姓的远古始祖就是东夷集团中的重要首领少昊。

东夷集团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群体。这是因为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种鸟类栖息与候鸟迁徙停留的好地方。居住在这儿的人，自然以捕鸟为食，以鸟羽为衣，处处依赖鸟类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最后发展到以鸟为图腾崇拜。对于这一点，从夷字的本义也可看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由此可见，夷人善射，由此亦可推出，这个群体是以射猎为主要的生存方式。随着对鸟的图腾崇拜的加强，逐步开始以鸟为氏族、部落的名称和标志，再慢慢发展成姓氏。如东夷集团的四大姓偃 (燕)、嬴、子(燕子、小鸟)、凤 (凤鸟)，大约就是由此而来。

少昊，嬴姓，在古代典籍中，也被写作“少皓”、“少嗥”、“少皋”，名挚(也作质)，三皇五帝之一，又被称作“朱宣”、“白帝”、“西皇”、“金天氏”、“穷桑氏”。从少昊的名字中，同样可以看出其与鸟的关系。挚，即鸷，是一种猛禽。少昊的诞生，存在多种说法，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其中一种传说是其母女节，也称皇娥，夜梦流星人怀而有孕，生下少昊。少昊长大后，成为本氏族的首领，后又成为整个东夷部落联盟的首领。开始时以玄鸟，即燕子作为本部族图腾，后在穷桑即大联盟首领位时，有凤鸟飞至，大喜，于是，改以凤鸟为族神，崇拜凤鸟图腾。不久迁都于曲阜，并将所辖部族以鸟命名，分为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五个部族，在这五个部族之外，又分祝鸠、鹃鸠、鸬鸠、爽鸠、鹘鸠五个氏族，以及鹊雉、鹋雉、翟雉、鹈雉、晕雉五个雉氏族，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九个扈氏族，共二十四个氏族，形成一个庞大的以凤鸟为图腾的完整的氏族部落社会。

少昊在位期间，修太昊之法，以鸟名为官名，设工正和农正，分别管理手工业和农业，以发展生产，同时，还“正度量”，即订立度量标准，并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发明乐器，创作乐曲。在他的带领下，东夷集团得到很大发展。同时，还与炎黄集团建立了非常密切的交流关系，比如他就收留、养育了黄帝的孙子颛顼及其部族，并决定自己去世后由颛顼接任自己东夷部族联盟首领的职务。少昊共在位八十四年，寿过百岁，也有说在位百年，去世后葬于曲阜。陵墓在今曲阜市东4公里处，呈金字塔形，底边长28米，顶边长94米，斜坡高152米，上面有庙。整个陵园占地11万多平方米，有宫门、享堂、配殿、石坊等建筑组成。

少昊去世后，东夷部落联盟由黄帝的孙子，二十岁的颛顼接掌。颛顼，号高阳氏，三皇五帝之一。自幼聪明过人，相传十岁时便成为本部落首领，率族众迁往东夷集团所在地，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率族众迁到东夷集团所在区域穷桑一带，已不可考，但其深得少昊信任却是毋庸置疑的。八年之后，少昊去世，颛顼继位，成为东夷部落联盟的首领，不久，将统治中心迁回中原，即今河南濮阳一带，许多东夷部落也跟着内迁。迁回中原后，颛顼又继承了祖父黄帝原担任的炎黄部落联盟首领的职务，身兼炎黄与东夷两大部落联盟首领，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在位七十八年之后，年近百岁的颛顼方才去世。颛顼陵遗址在今河南省内黄县三相庄西15公里处，南北长240米，东西长一百三十余米，有宝城、享殿和廊房，始建于唐代，重修于宋代。唐、宋以来，每年春秋两季或改元，皇帝都要遣使告祭。清宣统年间，一场龙卷风携沙将陵园全部覆盖。近年来随沙丘移动，已有部分建筑露出地面。

作为少昊后代的徐姓与颛顼发生关系是在颛顼之后。在所有的徐氏家谱中，徐姓的血缘始祖都是若木，若木的父亲是伯益，伯益的父亲是皋陶，皋陶的父亲是大业，大业的曾外祖父就是颛顼

据《史记》等书记载，颛顼有个孙女叫女修，一次，女修吞食了一粒燕子(玄鸟)落下来的卵而有身孕，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大业。 大业成年后，娶华夏集团少典氏族女子女华为妻，生子皋陶。皋陶，亦名繇、皋繇、咎繇、咎陶，字庭坚。

皋陶在虞舜时期，曾担任了掌管刑罚的士，明五刑，弼五教，使天下无冤狱，以公正、正直著称。在农业方面，发明了耒、耜等农具，为东夷各氏族部落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还参与了大禹的治水工程，与大禹密切合作，不争功诿过，极力树立大禹在民众中的威信。虽然他在“知人”与“安民”等治国方面功劳不在大禹之下，但在舜去世时，却积极推荐、扶持大禹登舜位，当上了中原华夏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大禹对他非常感激，也认为他最贤德，遂选定皋陶为自己的继承人，并授予他处理政务的权力，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禅位于他，可不久皋陶即去世，大禹很伤心，就把英(今湖北英山县)、六(今安徽六安县)一带分封给他的后裔。如今，皋陶墓在六安县城东8公里，六(安)合(肥)公路北侧，为圆形土冢，周长97米，顶高62米，顶部平面直径4米，墓前有碑，为清同治八年(1869年)安徽布政使吴坤修手书，墓上有黄栗树一株，形如伞盖。在墓东14米处，有皋陶祠，为前后两进四合院式。由于皋陶在当时口碑极好，影响很大，后人为纪念他，亦将六安县别称为皋陶城，简称皋城。

传说皋陶有六个儿子(一说三个)，其余几子被封在英、六等地，后陆续建立了英、六、群舒等小王国，只有长子大费(音闭)，又称伯益，与他长期共同辅佐舜和大禹，居功至伟，被舜赐为赢姓，继承赢姓正统，也就是当上少昊遗留下来的赢姓部落首领。自此之后，他的兄弟，继承了偃姓，向南发展，偃姓及后来所产生的姓氏即奉皋陶为血缘始祖，而赢姓及所产生的姓氏如秦、徐、赵、黄等则奉伯益为血缘始祖，其后裔主要居留在山东南部或淮河中下游流域，或远迁西北。

伯益，也被写作伯翳、伯繁、柏翳、化益，或只称益，这是因为伯本来就有老大的意思。因佐舜有功，被封于费。因此又叫大费、贯侯：由于原来少昊的赢姓氏族是以凤鸟为图腾，伯益被赐姓赢后，自然也就以凤鸟为图腾，成为赢姓正统：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名字看出，益也写作繁，而繁据《离骚注》解释，为“凤皇别名也”。伯益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具有传奇色彩和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英雄人物。传说伯益通鸟语，能够调驯鸟兽，“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这在当时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时期，是非常令人惊讶和信服的。伯益还发明了以卦占卜岁时吉凶的办法。很年轻时，就随父亲皋陶辅佐舜，“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火烧林木，驱赶禽兽，这就能很快地开辟出大片平地，同时，草木焚烧后的灰烬又是肥料，这样，极大地便利了氏族部落的发展和农田的开垦，大大加快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吕氏春秋》等书中，还提到诸如“伯益作井”、“化益作井”等故事。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凿井技术是伯益发明的。凿井技术的发明，大大扩展了古代先民们的生存空间。在凿井技术未发明之前，先民们只有近河、湖而居，年年雨季还要受其威胁。凿井技术发明后，先民们可以进入相对远离河湖的广大平原地区生存、发展。所以说，对于凿井技术的发明，无论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词汇去赞美都不为过。伯益在大禹治水过程中，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以致于大禹治水成功后，向舜汇报时竟说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舜大为赞赏，将本氏族姚姓女子嫁给他为妻，后为他生下两个儿子：大廉和若木，同时，还对伯益说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而皂游，尔后嗣将大出。”舜的话果然没错，伯益的赢姓后裔后来分衍出徐、黄、赵、秦、江等十多个姓氏，俱尊他为血缘始祖。

大禹在位时，曾打算将首领位禅让给皋陶，皋陶去世后，大禹又准备传位给伯益，并在晚年授政于伯益，让他协助自己管理所有部落、氏族事务。临终时遗命传位伯益。可伯益与他的父亲皋陶一样，淡于权位，在为大禹守丧三年之后，主动避让首领位置给禹的儿子启，自己隐居于箕山之北。启于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由于启的这个行为彻底抛弃了氏族社会长期以来的“公天下”传统，而代之以文明社会的“家天下”。为了政权的稳固和长久，有必要对坚持过去传统的有影响和有实力的氏族势力与著名人物进行清洗和整肃，声望卓著的伯益自然不能幸免。据《战国策》和《韩非子》记载，夏启即位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待政权基本稳固后，开始进攻伯益，夏启六年，伯益被害，据说已年过二百。为了笼络人心，夏启一面以隆重之礼安葬伯益，一面将伯益的二儿子若木封于徐，即今天以安徽泗县为中心的安徽东北部、山东西南部、江苏西北部一带。自此之后，徐姓的脉络开始清晰。徐姓宗族的主支由此繁衍、发展、壮大。若木，也就成了后世徐姓基本公认的血缘始祖。

若木因其父之功，夏禹时被封于徐，建立徐国，其故地在今江苏西北部及安徽东北部。徐国历夏、商、周三代为诸侯，周穆王时，传至三十二世孙徐君偃。当时徐国已很强大，徐君偃便想乘穆王巡游在外时代周称天子。他自称徐偃王，率各国联军向周进攻。穆王得此消息，乘造父驾的车，日夜兼程赶到京都，调军镇压，偃王弃国出走，躲进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的山中。由于他甚得民心，随他进山的百姓数以万计。这座山后来就叫徐山，徐州也因此得名。后周穆王封偃王儿子宗于徐(今江苏泗洪一带)，仍称“徐子’。春秋时徐国被楚国打败，国力逐渐衰弱。至宗十一世孙章禹，于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0年)最终为吴国所并，其后子孙便以国为氏，称徐氏。

周朝初年，徐姓氏族已经比较强大，形成一个方国，史书上称作徐方。由于与商人同属东夷集团，因而，在周灭商后的商人反叛中，赢姓之徐即使没参加共同行动，也必然对此表示了极大的理解与支持，这也是周初平叛后没有分拆商人氏族的原因之所在。但随着周朝势力在东方的加强与巩固，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到徐方的利益与生存。于是，徐方与周朝爆发了不止一次的战争，结果是互有胜负。这在先秦及后世相关文献中都有记载。《礼记·檀弓》篇中就记录了徐国大夫容居的回忆：“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西讨的对象必是周王朝，徐驹王可能是周初时徐国的国君，大军已到了黄河边，足见军力之强。并且，徐国国君也称王，与周王室平起平坐，这种行为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伯禽在鲁时，曾不断地去征讨。《史记·鲁世家》载：“伯禽率师伐之，作《费誓》，遂平徐戎，定鲁。”《诗经·阕宫》篇有：“鲁侯之功，……遂荒徐宅。”荒者，占有之意，在伯禽大军压境之下，徐国只得南迁，迁到淮河流域。因此，徐国也被称作淮夷、徐夷。由于屡次兴兵，又被称作徐戎。

徐国南迁后，仍然保持较强的国力，一方面，稳定周边形势，讨伐与其不一致的国家，包括同姓的舒国或其他徐姓部落，另一方面，积极备战。

古书中记载周昭王“南征不复”死于汉水，大致与征伐徐、楚有很大关系。到了周穆王时，正值徐偃王当政，国势大盛。据《竹书记年》记载，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另据《后汉书·东夷传》介绍：“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候，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整个东方，均由徐偃王管理，徐偃王俨然可以与周王室分庭抗礼，成为东方之王。

徐偃王在徐姓历史上，是仅次于若木的最重要祖先，这是因为在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各徐姓家谱中，徐偃几乎成了仁义的代名词，导致几乎所有的徐姓家谱，如果有“姓氏溯源”这一部分内容的话，基本上都上溯到徐偃王，倘若上溯到若木，也必然将徐偃王作为最重要的一部分来大书特书。在各类徐姓家谱中，徐偃王被认为是若木的三十一世孙，也就是说，从伯益计，到徐偃王共三十三世。

有关徐偃王的记载，最早出于战国后期的《尸子》与《荀子》二书。

《尸子》久佚，引自他书，有徐偃王记载二条，分别为：“徐偃王有筋(古筋字)而无骨”，“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鱼，人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荀子·非相》篇将他与仲尼、周公、皋陶、闳夭、傅说、伊尹、禹、汤、尧、舜同列，但没说明理由，只说到：“徐偃王之状，目可瞻马(或作焉字)。”

《韩非子·五蠹》篇中记载：

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西汉初年，《淮南子·人间训》秉持《韩非子》记载为：

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曰：“臣闻之：大之与小，”强之与弱也，犹石之投卵，虎之啖豚，又何疑焉且夫为文而不能达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