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摆脱贫穷与落后，跨进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而“新村运动”对韩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国政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开展“新村运动”的（1970年4月，在全国地方行政长官参加的抗旱对策会议上，朴正熙提出了“建设新村运动”的构想），目的是动员农民共同建设“安乐窝”，因为当时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韩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落后，而政府也没有钱。在“新村运动”初始阶段，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里(行政村)和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以修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随后，韩国政府又筛选出16万个村庄作为“新村运动”样板，带动全国农民主动创造美好家园。“新村运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改变了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并让农民尝到了甜头，“新村运动”由此逐步演变为自发的运动。

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行政领导退出“新村运动”，全国各地以行政村为单位自发组成了开发委员会主导“新村运动”，吸收全体农民为会员，并成立了青年部、妇女部、乡保部、监察会和村庄基金。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自发修筑乡村公路、整治村庄环境、帮助邻里修建房屋、兴办文化事业、关心和照顾孤寡老人等。

到上世纪80年代，“新村运动”逐渐完成了由民间主导加政府支持到完全由民间主导的过渡。在这期间，韩国为“新村运动”立了法，对“新村运动”的性质、组织关系和资金来源等作了详细规定，还成立了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新村运动本部”，并在各直辖市和道(相当于省)成立“新村运动指导部”，在各市和郡(相当于县)成立救持会，健全了“新村运动”指导网络。

[编辑本段]新村运动的演变及影响

30多年来，“新村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完善和丰富，社会影响面和感染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互助运动。“新村运动”曾开展了“和谐与爱护邻里运动”“帮助恢复经济运动”“全国公园化运动”“讲道德守纪律运动”“爱护环境运动”等各种活动。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开展的“奥林匹克新村运动”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拯救国家经济开展的“捐金运动”都是“新村运动”的一部分，为韩国成功举办汉城奥运会和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

韩国在长期开展“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勤勉”“自助”“协作”的基本精神。“新村运动”不是要改变社会结构，而是通过挖掘民众中潜在的“美”和“善”，弘扬民族的传统美德，弥补政府工作的疏漏和社会发展的盲区，疏解民众的不良情绪，以促进社会和谐。

韩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实现经济腾飞，创造了“汉城奇迹”，但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在这期间，“新村运动”相对缓和了社会矛盾，提高了人们合作与和谐共处的意识，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新村运动”从农村发端，在农村广泛开展的同时逐渐进入城市社区。随着产业化的发展，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离农”现象，即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谋生，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转移，城市社会文化走向繁荣。随着人口和产业转移，农村开展的“新村运动”逐渐向城市扩展，帮助城市解决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在市政管理、社会秩序、公共道德等方面出现的矛盾。农村先行开展的“新村运动”在向城市扩展过程中，又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道德和文化素质较好的人才，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进城就业引发城市出现过多的社会问题。

韩国前总理、“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认为，搞任何思想道德教育，必须要有载体，否则大家只能空谈而不会有实际行动。“新村运动”便是提高国民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和社会凝聚力的良好载体。人们参加“新村运动”，不仅能改变农村和国家的面貌，更能提高社会整体的思想道德水准。的确，韩国的“新村运动”既是农村城市化的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

韩国是我国的近邻，与我国隔海相望，其国土面积约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4500万左右，但其国内可耕种面积少，耕地仅占国土面积的22%。1945年光复后，韩国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面临着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从1970年起，韩国政府开始正式组织实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简称新村运动），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实践。最近，中共中央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韩国农业与我国一样，同属东亚小农生产，且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实践对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编辑本段]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

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农业对工业的增长速度差距拉大，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25%点扩大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8%，1970年农村居民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间的差距，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村运动出台了。

[编辑本段]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一）激发村民投身新村运动。韩国政府认识到农村开发事业，需要广大农民提高认识，主动、积极、自发地开展各项建设工作，政府重点进行科学的引导和扶持，即使对村民有好处的事也要先征求村民的意见，决不强制推行。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政府重点推行以下三项措施：

一是以村为单位实施各类开发建设项目。每年2-3月，各村开展有计划的新村工作，由村总会研究决定具体项目内容、规模、实施范围、预期目标，村开发委员会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操作计划，如资金分配、劳动力安排，工作日程等，还要记录每天或每周的工作进度，并依此制定相关的措施，如动员村民补充劳动力，向政府通报信息，求得人财物支援和对策分析等，以保障新村开发项目按时完成。

二是实施奖优罚劣的开发政策。新村运动中，政府在人财物的支援上，没有采取平均分配政策。刚开始，以村为单位，平均免费提供300袋水泥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根据各村完成公共事业的成绩好坏，把全国35万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好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第二年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平均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经过几年的建设，积极参与的农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抱着消极旁观态度的村见邻近村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从政府的奖励先进和重点扶持、援助中受到刺激，奋起直追，到1978年，全国绝大分村都成为自立村或自助村。

三是实施村民监督制度。新村运动中有，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资，如何保证这些财物有效地应用到农村建设中去是政府考虑得较多的问题，他们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采取“一竿子到底”，所有的财物以村为单位申报领用，政府各部门不参与工程建设。政府每村只委派一个公务员具体负责统计工作，并接受村民监督，政府把能否及时、准确无误地将中央分配下达的支援物资送到村里作为考核公务员素质的重要标志，公务员的晋职升薪与每个公务员在新村工作中的政绩、水平有关。另外，各村的村民代表可参与郡、面政府的有关决策会议，可以约见市长、郡守，并当面提出问题、批评与建议。

（二）设立高效统一的新运动组织管理机构。为完成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财物援助项目，减少扯皮和内耗的重复中间环节，韩国中央政府合并或取消了一些机构，根据需要又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中央成立了“中央协议会”，直属内务部，并由内务部部长任议长，中央部委副部级官员但任议员。 地方各级政府按中央模式，设立了相应的地方协议会，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建立了系统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村级设立开发委员会，由10-12名村里的有识之士及农民代表、新村指导员组成，里长或新村指导员任议长，具体筹划、协调和执行村级新村运动。村开发委员会根据中央协议会的基本方针，制定具体的开发项目和实施操作方案，再经面促进委员会、市、郡协议会，逐级报到道、中央协议会，重大事项由中央、道协议会研究解决。

（三）制定严格的新村运动建设管理制度。韩国政府认识到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制度，即使制定出再好的政策措施和宏伟蓝图，也无法得以善始善终的实施而取得预期效益。为此，韩国政府经认真研究后，制定出一系列科学管理制度，对各级政府的管理对象、内容、方法、信息分析，组织和反馈体系等都做出明确详实的规定。一是面（乡镇）级管理职责。面政府公务员每天在村时调查研究，检查督促新村运动执行情况，收集整理有关数据，并向面长报告，面长通过建立图表档案及时收集分析有关情况，每天或每周向郡守报告有关统计数据。二是郡级（县级）管理职责。郡级管理监督的目的和任务是及时发现农村基层组织有关情况，检查监督中央分配下达的支援物资是否及时、准确地送到面、村并合理使用。三是道（省）、中央级管理职责。及时撑握郡、面、村的实际情况，及时制定和调整有关政策措施，加以矫正或推进，各道（省）的副知事负责及时收集和分析各郡守提出的报告和有关厅局经调查研究提出的报告，全面负责新村运动的具体实施和按期完成。各道（省）政府及时收集有关情况后写成报告，每月或定期向内务部部长报告。内务部部长收集分析全国的情况，及时制定或调整有关政策。内务部长委托大学教授负责全国的检查监督工作，并根据情况派中央有关部委官员到道、郡检查监督。

（四）实施农村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建设战略。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上，如改善农村公路、农民住宅，实施农村电气化，农村自来水改造等，这些项目和工程的实施改变了农村面貌，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得到村民的拥护和称赞。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推广高产水稻品种，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区域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多种经营，并积极推动农村保险、金融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修建了村民会馆、敬老院、读书室、运动场、娱乐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农村文化设施，通过举办文艺活动、各类培训来启发村民们的勤勉、自助、协同、奉献精神。

（五）强化对新村运动的教育与指导。韩国学者认为，要想把政府的意图长期、正确地贯彻实施下去，变成全体国民的自觉行为，就必须加强新村教育，教育全体国民树立勤勉、自助、协同、自立精神的民主市民意识。1972年，韩国政府成立了中央研修院，1990年，该院正式定名为“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中央研修院”。新村运动初期，新村教育比较注重对社会各阶层的核心骨干人员和中坚农民的培训，如举办过骨干农民培训班、新村指导员班、农协组合长班、农协管理干部班、妇女指导员班、土地改良组合长班、水产团体干部班、农村教育骨干人员班等共二十四种培训班，通过集体住宿、集中讨论、生活教育等三个环节达到教育目的，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地区开发、意识革新、经营革新、青少年教育等七个方面，到1995年，各层次的新村教育共培训了342万多人次。中央研修院通过新村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献身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骨干，为推动韩国加入世界发达、文明国家的行列做出了巨大贡献。

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又实施了“志愿指导员”制度。自愿服务者是指为了区域共同体的发展，除了本职工作以外，根据自己的自发行动，无偿地提供自己的知识、能力或付出努力，志愿义务工作者主要来自大学教师、学生。这一活动并没有强求，而是学生自愿报名，学科主任推荐后，再申请具体的服务项目。从新村运动开始发起至今，历任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会长都是义务工作，没有报酬，全国300万新村运动指导员（农村、城市等基层单位的运动骨干）也都是义务工作，没有报酬。

（六）韩国新村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1971-1975年间，韩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万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在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生产设施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产业，实施区域开发、建设农产品流通批发市场，推进农村金融业发展、支持农民协同组织等多种措施，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农村中百户拥有彩电率1236%、电冰箱105%、汽车209%、煤气炉1004 %、电话999%、计算计67%，新村运动在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区域平衡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先后有130多个国家派出12000多人参观、学习和取经。

[编辑本段]中、韩在解决农村问题上的比较

（一）指导思路上的差异。建国以来，如何确保农产品稳定、有效供给一直是我国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给，把农村问题简化为农业问题，简化为农产品供给问题，很少考虑生产农产品的主体—农民的实际需求。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放农产品价格、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减免农业税赋、实施种粮直补政策等等无不沿袭着这样的政策思维。单一的思维使我们的农村政策越走越窄，政府对农业生产调控能力越来越弱。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实践表明，解决农业问题，重点是解决农民的问题，通过实行农村教育、卫生、文化、基础设施的综合开发建设，让农民安居乐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关心他们享受的福利水平，他们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产品满足社会需求。

（二）农民参与程度的差异。农民的参与程度低是我国各项惠农政策实施效果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农民参与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程度低。我国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部门和专家为主体，农民一直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长期养成了依赖和漠不关心的习惯，各项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缺少政策承担载体。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组织化不断弱化，税费改革后，农民的分散化加快，农村出现管理真空，出现了“有事无人干，有人无事干”的尴尬现状；三是乡村政权改革滞后。乡镇政府职能取向错误，承担了过多的经济管理职能，忽视了服务职能，强化了对乡村的控制，民间力量得不到发展。

韩国新村运动以村为单位实施各项政策，并推行竞争机制，真正让农民成为政府惠农政策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受益者，从根本上激发了农民建设家乡和热情。各级政府工作重点用在协调、管理、监督方面，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三）管理体制的差异。我国农业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改革开发后，虽进行了修修补补，但总体格局未作大的变革。我国农业管理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差，缺少统一协调管理的权威部门，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相互封锁、争权夺利现象突出。支农政策和资金由各个部门组织实施，部门利益难以打破，出现了农业管理官僚集团，财政支农中的重复建设、盲目投资、效益低下问题突出。

韩国政府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打破部门、行业界限，成立了新村运动“协议会”这一组织机构，统筹协调全国新村运动的各项工作，为新村运动有序、高效实施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编辑本段]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仍是我国大部分人民的生活、生产场所，他们的生活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韩国政府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等等给我们至少四个方面的有益启示。

（一）要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自己说话，从而激发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的自信、决心和创造性、主动性，在此基础上，农民无穷的智慧与创造力才会体现出来。即使政府认为对农民有益的事情也要先征求农民的意愿，决不强行推行，让农民成为各项农村建设事业的主体。如我们继续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沿袭过去那种行政推动的强制式、命令式的工作作风，势必抑制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不到农民的支持的新农村建设无法取得成功。

（二）要贯彻落实全面综合的新农村建设指导方针。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民主建设，并要求各地把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建设和治理。要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农村医疗卫生等纳入政府统一规划建设中来。当前，应先从村庄改造、乡村道路等小型工程入手，建设村容整洁，生活、生产便利的新农村，改变农村脏、乱、差的现状，树立农民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信心，进而推动农村自治管理；挖掘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促进积极、健康文明新风尚形成，树立勤劳节约、互助合作、尊老爱幼的民族优良传统。

（三）要进一步推进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村管理体制的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微观层次主要指乡村治理结构，宏观层次指县以上农村管理体制。微观的改革重点是推进村民自治和乡镇机构改革，大力推进农民组织化进程，实现乡镇自治。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是最佳选择，这也符合“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改革方向。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基层党组织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宏观层次的农村管理改革首先是合并职能，将目前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涉农管理职能合并集中后由统一的部门来执行；其次是下放管理职权，改变县级尤其是省级以上集中了过多的支农财物分配权的现状；最后要改变涉农管理中人员分布的 “倒金字”塔型结构，让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在新农村建设中建功立业。

不改变现行的农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各项惠农政策和支农资金就无法真正让农民得益，中央政府制定再好的宏伟蓝图也难以变成现实。韩国政府也曾有这方面的类似教训，在1970年以前，韩国政府曾投资20亿美元，以推动农业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与机制不健全，以致资金的投入效益不大。为此，韩国政府不得不从1971起启动全面的新村建设运动，宏观管理上建立“协议会”统一机构，微观上发挥农协组织在农村经济、文化教育、民主管理建设中的作用，并于1984年制定了《农协法》，确立了农协组织在农村农产品流通、物资供应、加工、销售、金融、保险、福利等的组合功能。

（四）要强化对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宣传贯彻和教育培训。我们党把新农村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我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执行的农村政策。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让全社会关心、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动员城市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还要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培训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和指导工作，要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和设施，改变当前农业教育中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方式，重点加强对农村中那些具有公益心，具有动员和组织能力，具有开放性的农民骨干力量的培训，在培训中要贯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

天才，是指人拥有一定的天赋，在某一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例如:爱因斯坦在理论物理上是天才，牛顿在经典物理上是天才。智商是评判天才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

天才一词“Genius”源自于拉丁语，原意是指守护神。随后衍生出创造能力、天赋、才华等意思。 天才，顾名思义，是指有天生的才能的人的意思。

世上并无天生就会有社会长期发展出的知识、技术的人，但是却有人天生就有某方面或多方面胜过大多数人的学习能力及创新发展能力。

扩展资料

18世纪的欧洲流行着一种叫“天才学”的有趣而又奇怪的理论。根据这门理论的说法，被称为天才的人必须具备以下六个项目：

1、在数个没有特定的范畴内有杰出的才能。

2、有着因这些才能所产生出来的足以立纪念碑的功绩。

5、通常多早熟，在其家族中过去不曾有像他一样杰出的人物。

6、多数在其近亲中有人在精神或社会方面有缺陷。此外，这种人大多对其近亲有着憎恶感。

-天才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