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既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厂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 、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徒、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历代帝王修谱昭

明太祖乡谱诏

朕承天底定，抚辑承民，宵肝站兢恐难保，又咨尔意兆，各具天良，务立矩，度之防快，睹维新之命，溯芳规于及祖考，懿行于前贤，敦厚本原，懋昭上理，虽扎乐俟诸世以而孝弟木，诸人心苟能自克振拔，则可治之，不淳如或即此奋心，亦何不古，率土钦哉，毋负腾意。

译文，我得助天力，平定天下，抚慰人民。但每晚站兢，惟恐难保永久。又问过别人的意见，认为各人都具有天理良心，务必要订立规矩，引度他们，要防止急噪图快，看来要完成维护新朝的使命，就要追本溯源，从我们祖先父辈那里寻找治国之道，实行前辈的德贤，忠诚于本源，劝恳地讲明道理。虽有历代礼乐法规，等待人们世世代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但人多心杂，不能人人都自觉克制自己，振作起来，怎么办要使不淳厚的人从此发奋图强，为什么不用过的祖训教育他们，成为全国都敬佩的人不要辜负我的意愿。��

宋宁宗修谱圣谕�

联闻唐人重姓氏，而谱谍具，后世文儒贵戚之家浸以论湮而难考，然自犁锄之卿相，降为录率之世家，视其子孙，自立和如耳，诚能自立虽微而浸著，不能自立虽著而微，人家子孙百世之各能自立，庶几于厥祖也。此联之所以改望于天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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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乡谱诏

敦孝弟以重人论，笃宗族以昭雍睦，训子弟以禁非为，明礼仪厚风俗。

译文：修谱的目的是：敦促人们孝顺父母，爱护兄弟，以重视搞好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忠实的对待宗族，以显示内部的和睦，教训孩子的年轻人，禁止他们为非作歹，明白礼貌和谦让，以养成浓厚的良好习惯。��

清顺治规定六训�

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祖孙；�各安生理，无诈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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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圣谕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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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照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家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惩慝逃已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警岔以重身命。

先儒修谱论�

程子曰：家法坏，谱谍尚有遗风，谱谍坏，人家不知来处，故谱不可不修。�

致堂胡氏曰：谱谍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颠倒无据或妄委其姓氏，古人户贯而混，亡宗支，何上托汉婿，而骨姓刘以朱耶，而附李属籍者也。

五峰胡氏曰：甚矣!谱之不可作也，谱谍作照而穆有序，而亲疏不遗，百世之下犹足，以知其一本，而万殊谱谍不作喜，不庆忧，不吊不以至亲相识如途人者先矣!

景濂宋氏曰：甚矣，谱之难稽也，君子当尽其心于所，不知信其心于所，可古人有古，三世不修谱为不孝。

新安程氏曰：扑之修要在明一本而浚其源，所以尊祖敬宗也!究万派而清其流，所以别亲疏之远近也!辨隆杀之等，别亲疏运近之识尊卑之次次弟也，行吉凶庆吊之礼，敦孝友睦姻任恤之行，所以崇宗族之典礼也。

兆溪陈氏曰：凡作谱者为祖宗重也，人之重乎，祖宗则所存，惟仁而匪仁。不存所行，为义而匪义，不行恐得罪于祖宗也。

深山董氏曰：先祖有善而弗明，日不智，而弗佛日：不仁，止谱之由作也。

白涯彭氏曰：谱之保姓受氏也，天子赐之，司农协之，宗法已联属之，而后孝弟之，教成朝廷之，势尊天下之，家正保族者，保天下之道也，个保其族而天下治矣。

山谷黄氏曰：世之巨族者。微有谱则失其所从也，考其所由分世日益远，族日益繁，必至于不想维而昭穆之辨淆矣。

一峰罗氏曰：自宗法废而谱乘兴矣，其本之所出尊尊也，别其支所由分亲亲也，尊尊亲亲只道尽而族之，大本立也。

修谱的作用

� 一、寻根、留本。古人云：“谱谍身之本也。”意思是谱能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来。人们常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但你并不知道其中的由来，通过修谱追根溯源，你就会知道了你从哪里来。

人从娘腹中十月怀胎，呱呱落地，在世上几十年，但总要静静地离开人世，古人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就是人之本，人生一世死了，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在世上，若干年之后自己的子孙连祖先是谁都不知道，那不是枉活一生，白活一世，换言而之，你的孩子也就是失去了根本。

过去和现在，有很多人为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打碑，一者表示后人的孝心，二者是不忘先人，但它又能保藏多外世代变迁，人为的损坏，年代长久日月的风化，也就失去了树碑的作用。而几千年谱书之风，代代相传”从远古至历朝历代，乃至到今天，先祖的名字流传至今，着不是修谱的作用吗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的根底在哪里万里江水，源起何处一个人连自己的根源都不了解，岂不负先人养你特别我飞鹏卢氏，已有100多年没有修谱了，早我们采方中发现不知道自己祖父母名字的人为数不少，更谈不到自己是哪支哪房，所以说这次修谱，意义重大，一者可以帮你查清你的祖先是谁，让你的名字与先祖一起流芳千古，二者你如果真的断线，把你的祖辈、父辈和你一周记载下来，让你的后人代代相传，永远知道你们是他们的先祖，将来和他们一起流芳千古。

二、清缘、备查。古人云：“子孙不知姓氏所从来，以昧昭穆之序者，禽兽不如也。”意思是说，姓氏是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人兽之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有血缘关系的本族人，有一种生生相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家庭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一个人不管漂泊多远，总是望不了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埋葬着他们的祖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人们有着他自己祖宗的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后人的习惯，这就是谱，只要有了谱书，凡与族人有关的人和事，谱上都有记载，比如，你要知道卢氏来由、远祖世系，可查卢氏由来，这次续谱，这套资料来之不易，她是我卢氏修谱中贡献最大的无名英雄，他叫卢本立，桃源县清林乡人，在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他耗费数千元，利用节假日三次飞往北京查寻复印下来的，我卢氏族人要感谢他对我族续谱工作中无私的贡献。你要知道范阳堂到底是回什么事可查范阳堂—卢姓的堂号。你要知道老、新派别，可查老新语录。你想给自己的子女取个好名字，你想了解卢氏先人在各个历史朝代的功绩和对社会的贡献，一套谱书在手，卢氏家族的情况都有。

三、增知、育人。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几十年来由于对自己子女缺乏家族观念的教育，导致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家庭观念和人伦的教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上下不分，孝义全无，有老不养，有子不教，嫖娼有余，赌不竭力，吃喝玩乐无度，为官不体恤黎民，馋奢无底，为民不尊师长，横蛮逆行，用什么教育他们，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收录了历代经典，不如，如何立志如何敬业如何治学如何治家如何做人等等，有很多东西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她能很好的陶冶我们的情操鼓舞我们热爱生活，奋发向上，为国贡献，为族争光。

四、血肉联情。俗话说：“亲不亲，故乡情。”“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大流通的社会中，在国际一体化世代，人们不可能禁锢封闭。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这是今后人子孙必行之路，通过联宗族谱，本族同一血脉的同胞更进一步加深了解。一个人走在外，路人(路上随意向隅的人)不如乡人(自己家乡的人)，乡人怎与血肉之情相比。经济开发中的往来，生死祸福的降临，人与人之间自然也非常必要相互提携、帮助，有了谱书，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哪怕相见恨晚，血肉亲情一定更好、更深厚。

五、承前启后。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上对先人，二是下对后辈，先人千心万苦创业，育人，为卢氏家谱为社会创下了丰功伟绩，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丢掉，必须通过修谱，为他们立传，把他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对后人来说，我们应该给他们留点什么是金钱美女房屋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美如玉。”先人只能留给后人知识，精神财富，思想财富，留给他们祖宗的品德，儿孙们才有生财之道，才能发迹万贯，这些都溶聚在我们的谱书之中，只有把这些留给他们，才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人。

综上所述，修谱何用回答是：寻根留本，清缘备查，增知育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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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人都知道阳谷“武松打虎”的故事,却鲜有人知在冠县还有一个“降服狮子”的传统舞蹈。300多年前,堂邑县南邢庄(今属冠县)流传着一种特殊舞蹈—降狮舞,并很快流传到冠县柳林南街,该村第一大姓杨氏家族将这一古老艺术世代传承,杨家家谱显示至今已有9代传人,而降狮舞却在发源地南邢庄失传了。

珍贵　全省发现3处,柳林傩舞保存最完好

　杨国雨手持八卦阴阳旗,扮演降狮人“回回”和两只狮子表演,通过“踩鼓”、“查蹄印”、“单咬”、“双咬”、“走四门”等一系列舞蹈动作,表现一个“回回”寻找、搏斗最终降服“无名歹兽”的故事。舞蹈中“回回”有独白,还和乐队有对话。

　冠县柳林镇是鲁西历史文化名镇,镇上文化站站长杨国雨年纪不大,却对当地文化了如指掌,历史人文典故信手拈来。他介绍,柳林降狮舞虽叫“狮舞”,其实是最古老的舞蹈—傩舞。降狮舞“降狮人”和“狮子”均为头盔型面具,是傩舞最典型的文化特征。傩舞与祭祀密切相关,有祈祷、招魂等功能,降狮舞主要在庙会、葬礼上表演。傩舞中动物形象时常错位,降狮舞中“狮子”额头上有“王”字,又象虎,舞中称之“无名歹兽”。

　2010年,经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认定,该舞为傩舞,且是到目前为止全省发现的3处傩舞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

　溯源　发源地已失传,柳林杨家传承9代人

　南邢庄时期的降狮舞已不可考,目前流传柳林镇的降狮舞在旧社会主要用于祭祀娱神,多在庙会上演出。所谓“娱神”也是一种祭祀方式,年关时节也表演“降狮舞”自娱自乐。

　杨国雨介绍,远古时期,部落林立,信仰繁杂,对神灵原始崇拜成为傩舞、傩戏产生的母体。随着历史进步,古老的傩文化仅在贫困、闭塞之地得以保存。冠县位于冀、鲁、豫交界处,自古贫穷闭塞,为傩文化产生和传承提供了适宜空间。柳林降狮舞就是一种具有典型傩舞、傩戏特征的传统舞蹈。

　傩舞发源于原堂邑县南邢庄,传为大禹治水时所留。在漫长传承中,傩舞这一古老名称渐被遗忘,因与兴起的“狮舞”相似,便被称为“狮舞”。名称虽改,但傩舞的基本特征都保存至今。

　柳林杨氏家族是柳林南街第一大姓,家族崇文尚武,文人武将辈出。为保家族兴旺,公元1770年前后,杨氏族人从南邢庄学得此艺,从此代代相传,至今已9代,历时近300年。而在原地南邢庄,该技艺早已灭绝,柳林南街成为分布地。

　现状　抢救性挖掘,努力培养年轻接班人

　冠县资深文史专家任金光对降狮舞有着深厚感情。他说,降狮舞传承近300年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停止活动。此后50多年,许多老艺人相继离世,服装、道具、乐器大部散失,不少舞蹈套路、锣鼓经失传。

　　2003年,该项目的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杨乃让和两兄弟杨乃毅、杨乃富,组织老艺人回忆、记录、整理舞蹈套路、对白、锣鼓经等,自费修复传世道具服装,购置装备乐器。三人个人出资20000元,终因财力有限,至今各方面规模均不到原来一半,舞蹈、伴奏之套路也仅仅整理出一部分。当年老艺人仅存5人,平均年龄75岁以上,朝不保夕,青年人中愿传承此项技艺者甚少,后继无人问题已迫在眉睫。

　为保护和传承这项弥足珍贵的传统舞蹈,冠县和柳林文化部门对降狮舞进一步抢救性挖掘,丰富、完备现有档案,并努力培养年轻接班人,全面传承技艺。

　　大枣园村

　　大枣园村

　　老百姓俗称“老虎山”的虎头石山，海拔188。4米，走势由东南向西北，逶迤连绵十数里，远远望去如巨兽的身躯慵懒斜卧；虎头石山有九个山头高低起伏，山南的百姓又叫它“九顶山”，最西北端的那座山头，天然生成一只老虎头的形状，面向西北双目炯炯，额头“王”字清晰可辨，虎头石山取名就来自这块象形石。虎头石下西侧约有五百米之处坐落着一个两千多户人家的村子——大枣园村。

　　大枣园村有着深厚悠远的文化底蕴，有着独特的人文景观，村中心的牌坊街上矗立着两座斑驳古朴的石牌坊，它建于康熙24年（1685年），栉风沐雨316年，据说是山东省目前仅存的两处功德牌坊之一。村子东边山上的自然景观也不少，除栩栩如生的虎头石外，旁边还有个山头叫做“石人山”，是因为山坡上一块大石突兀而立，如一个男子站在那里，人们称它“石人”；再往前的山包叫做“蚕场山”（音），北坡上有一块七八个平方大小、光滑平坦的大青石，传说汉朝淮阴侯韩信曾站在石台上点兵，人们就叫这里为“点将台”。

　　大枣园村立村的时间可追溯到600年前。明朝大规模向山东移民时，云南臧氏弟兄于永乐初年（1403年）迁徙到即墨境内，一个在楼山稍东一些的凤山圈地开荒，是为坊子街村；另一个在虎头石山下生满棘树（酸枣树）的坡上“占山”，建立棘林村，后改称枣园庄。臧家在村里居住600年，传了20世，现在却只有三两户人家。匡氏家族于清代顺治年间（1644年）迁来，据民国26年（1937年）元月修纂的《匡氏家谱》记载：“自清初顺治年间始祖自胶州老海乱后迁居即墨城南枣园村。”义之为匡氏的始祖，繁衍了14世，历经300多年。以后陆续迁进村来的毛、周、贾、孙、吕、毕等姓氏，落户时间最长的200年，最短的不足百年。近年来村中落户的不断增多，据说姓氏已达到58个。

　　村中的大姓王氏家族，于明朝万历15年（1587年）自即墨汇海社王家庄迁来，自称“胶西王氏”。据乾隆30年（1765年）初版、嘉庆10年（1705年）重修、宣统元年（1909年）再修的《王氏世谱》中《迁胶源流》章记载，胶西王氏原系青州临朐县上庄居住、礼让乡寺泊社四甲民籍，于万历初年迁入胶州朱阳社十甲，复迁至即墨汇海社王家庄，后迁仁化乡枣园村。王氏家族五代之内三易其居，乾隆年间牵头修家谱的七世孙绍先为家谱作序并作感怀诗曰：“五世三迁居，胶即海崂间，朱阳立社地，海崖置庄田，总为儿孙计，不使里长艰。”才富为大枣园王家始祖，已有21世，大枣园村的村民百分之七十姓王，均是才富后人。

　　《王氏世谱》中还记载了万历15年才富自胶州初进枣园村遭遇的一桩冤案。他被浮山所千户于光祚指使手下王守迪告发王氏家族系浮山所军丁。大明律，军丁私自脱离守防军队逃避兵役是要严惩的，案子由胶州知州严恭审理，派扑快头子冷于道将才富押解回原籍临朐，查明王才富确系青州府临朐人氏，其父名钺、祖父纶、曽祖景，并非军户家族，案子才得以了结，判王守迪诬告罪，罚赎银六两六钱六分，并将其收管两年。后来，才富的后人有的迁到楼山后、湾头、埠头等各村，康熙年间大枣园村析出一个小枣园村，王氏家族可谓人丁兴旺。

　　历史上的王氏家族曾显赫一时，虽然王才富乍搬进村就经历飞来横祸，可六十年后自他的曾孙开始，族内英才倍出，二百年里挣来功名无数。顺治甲午年（1654年），才富之孙柱今的长子如辰乡试得中第七名亚魁（举人），第二年会试联捷进士，如辰仕途顺畅官至广西按察院，司督学道加三级；三子如云，壬子（1672年）科中进士；二子如春，戊午（1678年）乡试中第25名举人。柱今的孙子、如辰之子王懿为甲子（1684年）乡试第20名举人，戊辰（1688年）会试中第104名进士，殿试二甲第17名，康熙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第九名。王懿得中举人后第二年，康熙皇帝闻说王柱今一门三儿一孙俱取得功名，便称赞他教子有方，御批为王柱今立功德牌坊，诰封士大夫，极尽荣耀。

　　今天大枣园村的老人们说到牌坊的故事，还是会如数家珍。传说当年皇上特意从北京派来两位风水先生为牌坊选址，风水先生发现大枣园村得天独厚占尽地利。那时候地广人稀，从虎头石山上向西望去可以看见村子正对着西海中的小岛毛岛，村南有沙岭河（现在叫李村河），村北有白沙河（当时白沙河入海口在双埠村，后来忽然一夜暴雨白沙河改道李家女姑村），两条河遥相呼应，与毛岛做成“二龙戏珠”，风水落在大枣园村；更可贵的是村东虎头石南面和北面各有一条山水流出，弯弯向西在大枣园村内会合，其名曰“玉带”，恰恰把大枣园村的前街环抱其中，注定村中要出高官。风水先生把立牌坊的位置定在前街上，从此村民们把前街叫做“牌坊街”，村中两股合流的山水叫做“玉带水”，视为村里兴旺吉祥的源泉。

　　牌坊街东西方向，长约200米，两座石牌坊立在中段，相距约70米，规格都是“三间四柱三楼”，有四根立柱将横山隔成三间孔洞，坊顶上分为三个瓦顶叫做“三楼”，楼顶斗拱飞檐，饰有神兽等檐饰。东牌坊正额上刻有四个大字“龙章三锡”，上方一行小字“皇清康熙二十四年岁次乙丑仲春吉为”，下方小字为“诰封士大夫王柱今立”；中间刻着王柱今三次受御封的官职：“初封 文林郎山西太原府交城县知县，再封 奉政大夫户部广西清吏寺郎中，三封 中大夫广西按察使司督学检事加三级”。西牌坊正额上枋中间横刻有正楷大字“义方式训”，下枋竖刻王柱今的三个儿子如辰兄弟及孙子王懿历年功名取得情况：“长男如辰，甲午科乡试第七名亚魁，乙未科会试联捷进士，历任广西按察使司督学道加三级；次男如春，戊午科乡试第二十名举人；三男如云，壬子岁进士；孙，王懿，甲子科乡试第二十名举人，戊辰科会试第一百四名进士，殿试二甲第十七名，钦选翰林院庶吉士第九名。”石牌坊历经三百年风雨剥蚀，有些字迹已经看不清楚，惟那“义式训方”四个正揩大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文革中牌坊的楼顶飞檐遭到破坏，可那整石雕成的底座和立柱虽然伤痕累累，却怎么也拉它不倒。2002年，李沧区政 府筹集资金总投资50多万元将其修复，可惜的是飞檐斗拱及神兽檐饰已全然不是旧时模样。

　　说到王懿，老人们每讲到他便会喜上眉梢，话语滔滔不绝，这位雍正皇帝的启蒙老师官至大理寺正卿加三级的乡亲，铸造了大枣园辉煌的顶峰，使全村人一直自豪到如今。村里流传着许多关于王懿的轶事。据说雍正小时候极为顽劣，王懿罚他“跪读书”，被康熙撞见，心疼地说：“学是天子，不学也是天子。”王懿大胆冒犯天颜立即应对：“有学问是尧舜，没学问是桀纣。”康熙听了大惊，自此信任王懿支持他严管皇子，雍正便恨道：“待我作了皇帝，第一个杀的就是你！”王懿在朝为官32年，康熙59年（1720年）却被贬到新疆巴里坤总督戍边屯田，1723年雍正即位后，发昭书急召王懿回京，意欲请启蒙老师辅佐朝纲。王懿不知内情，猛想起当年雍正怀恨在心所说的话，估计此番进京凶多吉少，心中忐忑，走到芦沟桥驿站时先派家人进京探听消息。谁知京城里的官吏们见雍正欲倚重王懿，未雨绸缪，先拍起家人的马屁，轮番请他喝酒，家人喝得烂醉误了与王懿约定的日子，王懿等不到消息，认为大祸将至遂吞金自杀。

　　王懿去世后，灵柩运回故乡安葬，据同治壬申年（1872年）版《即墨县志》记载，侍郎王懿和学道王如辰之墓设于即墨南50里处，即现在的曲戈庄。当年雍正下旨祭王懿于渠（曲）戈庄名宦乡贤祠。王懿父子墓地高大气派，墓州立着石人、石马、石秀才，许多七十岁的老人们都有记忆。1943年日本侵略军扩建飞机场殃及二百年前的一代名臣，日本人令王家将王懿父子墓限时迁出，今年78岁的王乐孔老人曾参与迁坟，他说，当时，王氏家族胶州王家庄的族人出资、大枣园族人出人，雇着大卡车，整整干了三天。王懿的棺木是双层的，外椁木料厚约10厘米，灌满了松香，棺上盖的黄缎子“旌”仍然完好无损。棺木极为沉重，几十个棒小伙子用木杠抬，一起步，木杠咔嚓嚓连断数根，棺木纹丝不动。最后是在棺前挖沟加滚木一步步移出墓穴、移上汽车的。棺木运回村中宗祠停放，一切遵从葬制，入村北王家祖茔。

　　大枣园村有一个不同于别村的景观，是王氏家族共建了五个“堂”。堂，历史上被中国人极为看重，是祭神、祀祖和进行政事活动的场所，《礼记》中有“天子作明堂”的记载，自春秋时期就兴起建堂之风，古时官员办公之处称做“大堂”，百姓的农舍正房称为“堂屋”，但“堂”而有号，是官宦或书香之家的作为，也是身份的象征，如康熙皇帝就曾赐诸城刘墉之祖父刘启“爱清堂”御笔。大枣园村王氏家族在王懿一代分为九支，至今仍称“九宅”，九宅中以王柱今一支最为显赫，他家堂号“忠孝堂”，画栋雕梁建筑精美，占据了最好的风水之地牌坊街，族中划出40亩公产专供忠孝堂使费。据说“忠孝堂”匾额为皇帝所赐，即墨县令路过堂前都得下马步行。王家族人另外还设有四个堂，村东“东园鲁”，后街西头“雨蕴堂”，前街靠北“世谷堂”，还有一个颇有故事的“孝行可奉堂”。

　　这个“孝行可奉堂”几百年来一直为老人们津津乐道，还上了同治年版的《即墨县志》。故事也有好几个版本，流传最广泛的一段说的是王子信的三子之垣素以孝名闻名乡里，其父去世后他按古制最高礼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没有踏进家门一步。族里人很钦佩，在他守孝期满那天准备了鼓乐欲去墓地迎他回家。可之垣不知族人的安排，三年期满就自己走回了家，妻子说，你自己回了家，别人哪会相信你已守满三年，还猜你是早就回来了呢。之垣听后回答说：“为父再守三年有何不可。”他转身回到茅庐又守了三年，前后共守六年。之垣每天在墓地北面用衣襟兜土为父亲的坟头培土，六年下来取土处竟挖成一个新月形的大湾，取名叫做“月牙湾”这段事就叫做“孝子衣襟”。后来，族人为了纪念这对情深父子，建了一座堂，取名“孝行可奉”。

　　王家还有许多趣闻轶事，村里人最爱讲的是“也字不打勾”的故事。王懿在京做官多年，交往甚广，他自己也曾任过康熙戊戍科（1718年）会试主考，收得门生无数。据说在一次会考中王氏家族得中八个半进士（其中半个是女婿），创科举制度以来一门同榜的最高纪录。有人暗中调查，发现王家子弟的试卷上凡是“也”字均不挑上最后那一勾，分明是约好作弊的暗记。上奏朝廷后，皇上龙颜大怒，派钦差去山东微服私访，要严惩王懿。王懿在京得了消息，派快马回乡报信，安排子弟们无论是田间锄地，还是园里薅草、路上拾粪，都要拿着书本做出读书的样子。待到钦差到了大枣园村，只见推车挑担的，抗锄牵牛的个个手不释卷，摇头晃脑念书，咿咿呀呀吟诗。钦差喜道：“乡野之中诗书气如此浓厚，村夫农人皆苦读圣贤书，一榜八个进士也嫌少。”回京复命，天大的事化作烟消云散，大枣园王家却传下个“也字不打勾”的趣谈。——然而查王氏家谱，却未见一榜八进士的盛况，此故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权且一笑。

　　王氏家族风光二百年，有学问的人才数不胜数。到得十二世上，却有一户颇为富裕的人家养了个独生儿子总是让父母操心个没完，儿子满腹诗书却不想走仕途出将入相，每日里琴棋书画过的好不优哉游哉，把爹娘急得不行只是无可奈何。父亲去世后他没了管辖，不上几年把家中六千亩地变卖一空，最后自己竟落到唱渔鼓为生的地步。他在李村集上敲着渔鼓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并不按寻常说书人的路数，是根据自己烂熟于心的原著情节，说得细致生动，在沧口地区名噪一时。他如此落魄却少爷脾气不改，依旧花钱大手大脚，每每有人钻他心善手散的空子，换上破衣跪到他面前说些家中遭难的苦情，或说老娘去世无钱下葬的鬼话，他便撩起破大褂取出刚刚卖唱挣的钱一古脑儿送给求他的人。这位少爷迂腐可爱的性格常常成为众人的话题。王家十三代子弟曾出了个戏迷，最爱的是柳腔和京剧，曾痴迷到做什么事都要唱着戏文，正月里走亲戚，他钻进戏园子忘记走亲戚的“任务”，惹的家人和亲戚都老大不高兴；到地里拾掇庄稼，他拔棵谷子作马鞭，将谷地当舞台，唱起戏来不知回家；他背着家人拜名角为师，玩票玩到极高的境界，在青岛港上颇有名气，人送外号“活包公”。他在外面登台玩票唱戏，却把家里瞒的铁桶似的，一天他的老兄见到做买卖的朋友，朋友说今晚青岛某大戏院有名角唱戏，平日难得一见，我请你去听。老兄欣然前往，及至名角上场却把他老兄惊得张口结舌——原来这名角乃是他那不务正业的胞弟！西洋镜戳穿后，“活包公”便堂而皇之的开唱，再也不用煞费苦心的遮遮掩掩了。

　　一百多年前，村里住过一位汪大人，据说这位汪大人是安徽人，官至西台御史。他看中了大枣园的青山绿水，在牌坊街北临街建了一座宅院，家眷都接过来同住。村中的地保常因了村里公事去汪大人家，这位大人倒也礼贤下士，每次都把地保让在客座奉茶。即墨的县令也常常来拜访汪大人，还常讨教一些公事，在汪大人的客厅里，地保也是客，与县令平起平坐的；地保有事去县衙，县令见汪大人的座上客来了，也热情接待，不和对其他地保那样板脸。因为老百姓讽刺地保是官府的狗，所以过去北乡有句笑话“大枣园的狗也比县官大”就是由此而来。汪大人在大枣园住了十几年，家中突发变故，他的儿子不小心从小楼上坠地而死，汪大人将儿子厚葬在大枣院村外，人称“相公茔”。汪大人痛失爱子，一个人在北方住着心情郁闷，于是卖掉宅院离开这个伤心地回了安徽。

　　大枣园的村民多年来受王氏家族的熏陶浸润，看重读书，耕读之家颇多，村里常设私塾数处，上世纪初有陈相昆、王文基、毕正霖三位先生办的私塾最出名，以毕正霖的私塾成绩最好。毕先生是位饱学之士，教育子弟有方，儿子们有的做医生，有的做“大先生（帐房）”，很受人尊重。毕先生设馆于王家雨蕴堂，自20岁执教直到70多岁才挂鞭，五十多年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事业有成者为数不少。清朝末年实行新政，乡间私塾逐渐由“洋学堂”取代，大枣园村重视教育的风气得到官方支持，有史料记载，1926年政府在村里开办“公立枣园初级小学校”，在忠孝堂院里南头盖了一排12间教室，收学生125人，聘教师3人，教育经费1476元大洋由南京政府行政费负担。

　　大枣园村王家曾在后街西头与坊子街村接壤处建过一座关帝庙，庙里供奉的关老爷灵验之名远播山西、广东、福建，解放前夕还有外地人在坊子街村打听关帝的“九龙大殿”，实际上真正走近这座“九龙大殿”的人都会大失所望。这座“九龙大殿”大小只有七八个平方米，泥塑的关公坐象只有一人多高，倒是庙门前竖着的两根旗杆是别处关帝庙不多见的。若说起这座庙大名远扬倒有一段故事。大枣园王家多年在京里做官，村里九宅五堂名声在外，都说王家有的是钱，就招的强盗动了贼心。咸丰年间（1851年）闹长毛（太平天国），有盗贼假借“长毛”之名半夜来大枣园抢劫，走到村北今青岛钢厂一带，大雾突起白茫茫寻不到去路，朦胧中见一大汉跨马横刀挡在面前，威风凛凛如关老爷模样。盗贼们本是乌合之众，吓得屁滚尿流作鸟兽散。关帝显灵护村的故事不胫而走，大枣园王家更是感激，发愿为关公重塑金身，再修一座九龙大殿作关帝行宫。王家在外地做官的后人将关帝显灵的故事传播的更远，外省都有捐善款盖庙的。可不知何故，及至关帝庙修建之时，却远远没有预先规划的那么宏伟高大，庙顶上用了九行青瓦，瓦与瓦之间凸起来，老百姓称做“起棱”，此“九棱”虽非彼“九龙”，可“九棱（龙）大殿”却是叫出去了。庙里的关公塑像在1948年被一个有精神病的村民犯病时发蛮力抱出庙外，不久国民党军队把庙拆掉取砖修了碉堡，名声远扬的“九棱大殿”就这样消失了。

　　大枣园王家还在现在的十梅庵村前山坡上建过一座观音庙，人称“娘娘庙（与十梅庵村的古庙“十梅庵”不是同一座庙）。老人们提起这座庙也很自豪，他们说，庙堂香火旺盛，观世音菩萨慈悲有灵。庙前面的沟下矗立着两棵几百岁的银杏树，树边溪流潺潺景色如画，庙修的清丽脱俗与美景融为一体。光绪11年前后即墨四乡的乡亲们捐款将庙重新大修，请胶州的名丹青手宋孝珍为庙堂做画，连正殿东西山墙上也画着花卉虫鸟，画的最美的是那两丛翠竹，用多年流传下来的老话说就是“东山（墙）一棵雨竹，西山（墙）一棵风竹，活活碰死鸟”。据说这两面山墙上画的竹子就如刚从山上移在墙上，栩栩如生摇曳生姿，连鸟儿也难辨真假想钻进竹丛歇息，竟发生过鸟儿撞死在墙上的事。只可惜这座庙宇于五十多年前被毁，只给后人留下许多美丽的故事与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