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半岛的海阳地区，素以民间大秧歌而闻名天下。海阳大秧歌自成体系，是北方四大派秧歌之一，它之所以有如此显赫的位置，一是它的历史悠久，二是它的阵容强大，花样繁多。 海阳大秧歌早在明清时期就已兴起，后经当地民间艺人结合民间神话传说与武术、舞蹈动作结合在一起，逐渐演变形成今天的"秧歌"阵势，每年的正月初一至十五，秧歌队走村窜巷，拜乡新，"拉大场"，"摆阵势"，扭得个风风火火，同时，村子里有名望的人，还可以"点秧歌"（即点节目）。海阳秧歌除了扭摆出各种舞蹈姿势外，还可以边唱边舞，有带队的唱，有扮相的唱，好不热闹。因此，"点秧歌"的人除了可以点舞蹈阵势外，还可以点唱。 往年，进村时鸣三眼枪三响，示礼报信，村会率领村民击乐相迎。秧歌队的"乐大夫"则指挥乐队，演员由慢到快，热烈起舞，行"三出三进"礼，每番趋步向前，双手抱拳托伞，躬身行礼，然后进村"拉场"走阵，经"点歌""点阵"后，"乐大夫"致答谢词后，率队行"二龙吐须"、"三出三进"礼告别该村，再到别处演出。 海阳身歌队阵容强大，组合多样，由"执事、乐队、舞队"三部分组成。其中有"三眼枪"、"彩旗"、"乐大夫"、"花鼓"、"村叟"、"家妇"、"渔翁"、"樵夫"、"相公"、"闺秀"、"货郎"、"翠花"、"箍漏匠"、"王大娘"、"丑婆"、"俊小儿"、"霸王鞭"等等。并且，各有各的演法，各有各的唱词，令人叫绝称快。老百姓总结了它的六大特点：一是舞队庞大，歌舞单逗。二是结构严谨，礼仪深重。三是舞则纯舞，唱则逗情。四是即兴扭舞，多样统一。五是走阵多变，布阵巧妙。六是鼓乐清纯，快慢适度。根据这些特点，海阳秧歌形成了形式、内容极其丰富的民间舞蹈艺术。它是我国民间艺术的精粹，也是百姓过大年时一道丰盛的"大菜"。海阳秧歌在胶东这片热土上，红红火火，蓬勃发展起来。(图·文/刘志刚) 相关知识： 海阳大秧歌 海阳秧歌的历史，据现有资料可追溯到明初。凤城镇建设村赵炳书家藏《赵氏谱书》记载：“二世祖赵（通）世袭（大嵩卫）指挥镇 舞诰封武略将军。明洪熙一年，欣逢五世同堂，上赐‘七叶 行祥’金额，悬匾谷旦，诸位指挥偕缙绅光临赐贺，乐舞生闻韶率其创练之秧歌，舞唱于庭，其乐融融”。洪熙一年为公元1425年，可见当时已有秧歌活动于今海阳凤城。据上所述，海阳秧歌是源于汉，创于明，兴于大嵩卫城（今凤城）。 海阳秧歌的兴盛时期大致在清朝中期，即雍正十三年裁大嵩卫设海阳县以后。海阳旧县城凤城，依山傍水，海运方便，是当时海阳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势必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当地有这样一首民谣：“乡下秧歌进了城，先拜娘娘后耍景；正月十五不进城，过日来了撵出城。”说明秧歌当时已成为庆贺节日不可少的活动内容，而凤城已是四乡秧歌的活动中心。 海阳秧歌得以逐步发展、日趋成熟，重要因素之一是它能不断地吸收各种外来艺术的精华，如乾隆三十五年海阳柳树庄人陈英弼编写的秧歌剧《陈老喜劝子跑四川》序中所述：“余随胡公廷章供职邛州，甚爱蜀歌之美，仿做‘跑四川’。教秧歌班演唱”。由此可见，早在二百多年前，海阳秧歌的音乐唱腔就已经借鉴蜀歌了。另外，海阳秧歌中“乐大夫”俗有“螳螂门”、“八卦门”之分，即是指他的舞蹈基本动作汲取了不同拳术套路而形成各自的风格。 海阳秧歌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流派风格。即“大架子秧歌”与“小架子秧歌”。“大架子秧歌”代表了海阳秧歌的基本风格特点，主要流传在海阳东部和南部地区，以颜明玉、王发为优秀代表。“小架子秧歌”流传为海阳西北部地区，除打击乐伴奏外，还配有唢呐、笙、笛等乐器。舞蹈动作不多，以跑阵式为主，俗有“跑秧歌”之说。舞蹈步法主要是“三步一隔”，即走三步、踏一步，当秧歌队串街走阵时，主要是以两竖排队相互交叉走“三步一隔”贯串始终。 海阳秧歌的结构很严谨，队伍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出行时排在最前列的是执事部分，由三眼铳、彩旗、香盘（由会首或副会首端捧）、大锣组成。其次是乐队，有大鼓、大锣、大钹、小钹、堂锣等。随后是舞队，一般扮有各类角色几十人，其中又分为指挥者——乐大夫；集体表演者——花鼓、小女曼；双人表演者——货郎与翠花，箍漏匠与王大娘，丑婆与傻小子，老头与老婆，相公与媳妇等；秧歌剧及戏出杂扮者。 乐大夫是舞队的指挥，左手抱伞，右手执甩子，关于其身份，民间传说不一，有说是一看场佬，反穿皮袄是为御寒，手抱雨伞有祈求风调雨顺之意；也有说是一过路大夫，手执马甩是为了消病去邪。 花鼓一般由十六至二十四名男青年组成，武生扮相，排在队伍前列，为秧歌队开路和打场，单手击鼓，左手虽持鼓槌但不击鼓，只随节奏相应地做动作。 小女曼作乡间姑娘扮相，原与花鼓结对表演，后逐渐脱离花鼓而独立表演。 货郎与翠花。表现乡间小商人串乡走村，村姑挑挑买小百货的生活情节。 箍漏匠与王大娘。民间传说；王大娘是玉皇大帝的女儿旱魃所变，她私自下凡，变成村妇王大娘。箍漏匠是南天门土地神变化，受玉皇大帝之命，到凡间捉拿王大娘归天。艺人选取二人相遇后戏逗打闹、相互周旋的情节，编排成一段双人舞蹈，既可以串街走阵，又可以在演场时单独表演。 丑婆与傻小子。丑婆是乡间老妇扮相，傻小子则是顽皮孩童扮相。二人在秧歌队中不受局限，可随意跑动，逗闹嬉笑，取悦观众。 海阳秧歌的音乐由锣鼓和歌曲两部分组成，以锣鼓伴奏为主。打击乐由大鼓、大锣、大钹、小钹、堂锣等组成。两种主要的锣鼓曲谱慢走阵与快走阵，只是速度不则，而节奏型基本相同，都是三鼓一锣（一板三眼）。歌曲多为民间小调，演唱时，中间进有打击乐插入，其代表曲目为《大夫调》、《跑四川》等，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笛子、笙、二胡等乐器伴奏。 随着社会发展，海阳秧歌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变化，然而，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却始终没有变，人们素以看秧歌、演秧歌为生活中一大乐事。正月间，每当秧歌锣鼓一响，男女老少便蜂拥而至，争相观看，墙头、屋顶、树上……处处挤满人群，“没有秧歌不叫年”，已成为群众的一句口头禅。人们的喜爱为海阳秧歌的延续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海阳秧歌也因而经久不衰，得以继承和发展。几十年来，海阳大秧歌得到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重视和支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赋予了新的活力。1983年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系，把海阳大秧歌正式列为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必修教材，登上了高等学府的讲坛。 近年来，海阳大秧歌在艺术专家、学者、文化工作者及民间老艺术人的共同努力下，进一步地得到了继承、发展、改革和繁荣，在一系列的大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1994年应邀参加了第四届“中国沈阳国际民间（秧歌）舞蹈节”，以其浓郁的地方特色，质朴豪放的风格和精湛的技艺，在数十个国内外强队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了大赛最高奖——金玫瑰奖。同年12月又荣获了全国“群星奖”银奖。12月份又奉调加了山东省第五届文化艺术节幕式的演出，受到赵志浩、李春亭等省五大班子领导的新切接见和赞扬。1996年12月在山东省首届农民艺术节舞蹈比赛中荣获金奖，96、97年连续二年参加了山东省春节联欢晚会的拍摄演出，1997年海阳市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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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

久远的历史，瑰丽的文化，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同

被誉为“塞外名城”的大同市位于山西省的最北端，处在内外长城之间，是山西第二大城市。这里三面环山，桑干河的支流御河纵贯南北。长期以来，人们对大同的认识止于煤都的富饶、云冈的瑰丽、华严寺的雄浑，其实，早在1982年，大同市就与北京、承德等24个城市一起首批入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山西唯一一座首批入列的城市。那么，大同这座城市究竟承载了怎样的历史和文化，使它得以获此殊荣呢？

第一点，大同的历史确实悠久，准确的说两千多年，大同的历史是有了，而且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它建过一次都—首都，做过两次陪都。

第二项就是文化，一个句注山（雁门关）一隔，我们的太原、晋南属于黄河流域文化，句注山以北，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桑干河流域文化，那么这两个文化大不相同，这两个文化的差异点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这么来看，句注山以南是中原的农业经济文化，句注山以北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相结合的文化，那么这地方的文化特点就出来了，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正是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给大同的文化带来了特色，高不能算高，但是它有特色，特色就可贵呀！

第三条就是都城， 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建过都的，比如西安、洛阳、北京、南京，这都是几朝的都城，而且时间也很古，特别西安、洛阳这是古都嘛，那么大同作为都城，仅仅是一朝，北魏，而且是南北朝分割的时期，它是北方的一个都城，但是准确的说，有九十七八年的历史，在这个地方建都，在这九十七八年中，这个都城有过一段辉煌，这个辉煌的状况，那还是文献记载不多，通过近年的研究，那还是可观的，都城加上遗址加上它的历史，加上它的文化，使大同成为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当之无愧。

大同古称平城、云中，辽代改称大同。历史上这里是中原的汉民族和塞外的游牧民族争夺天下的古战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大同绵延数千年的战争史和民族交融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是在这里摈弃汉人笨重的战车长袍，推广轻便的胡服骑射，从而成就了一代霸业。汉朝时，刘邦率军抗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七夜，后来用陈平的计策，贿赂匈奴单于的妻子阏氏，才得以突围。这一次战争失利使西汉政府改变了对匈奴的策略，与匈奴结下了和亲之约，也就有了后来传为佳话的昭君出塞。

一座历史名城，总是与一些傲视古今的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的。公元398年，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鲜卑族首领拓拔圭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北魏定都平城，就是今天大同市内的东北部。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止，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近百年之久。“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经过近百年的苦心经营，平城成为当时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书写了大同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

至今，在大同还有北魏风韵的遗存，那便是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五万多尊。其中尤为珍贵的是第十六至二十窟，世称“昙曜五窟”，是北魏名僧昙曜奉文成帝旨意开凿的，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令人惊奇的是昙曜五窟中的五尊大佛，竟然是北魏几代帝王的真实写照，连脸上脚上的黑痣也相吻合。《魏书》记载，“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这种天衣无缝的配合当然不会是巧合，而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北魏之所以尊崇佛教、大兴石窟，是基于佛教对于皇权有“济益之动”的考虑。拓拔圭借高僧法果之口喊出了“皇帝即当今如来”的历史强音。礼佛崇帝的要求，迎来了北魏在云冈浩大的开窟造像工程，昙曜五窟也就应运而生，从而实现了北魏王朝政教合一的局面。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的气度是空前绝后的。举目望去：金楼玉宇，仙山琼阁，满堂丝竹，尽日笙箫……这是北魏文化中特有的华贵绚烂的造型、圆润流畅的线条、丰满柔和的构图、热闹欢乐的气氛。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北魏王朝的大气磅礴，感受鲜卑族人理解的佛教文化。

通过今天的分析，它（云冈石窟）每一个造像，每开一个窟，兼顾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照顾了现实的帝王，一个方面把佛教的内涵，非常充分而巧妙的表达进去，我在这个方面，看到了《华严经》的佛教的空间观念，《秒法莲华经》的时间观念，以及弥陀的西方极乐世界人们向往的观念，以及将来弥勒佛在世的时候想象的那种太平盛世的观念，无一不在云冈石窟有所体现，而这个事情发生在北魏，距离今天一千六百年，那就是说，在北魏哪个时候，以鲜卑人的观念理解的佛教很深刻。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同城外东南方发现了北魏明堂遗址，这个惊人的发现令人们兴奋不已。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的地方，是礼治文化的载体。北魏明堂规模宏大，是北京天坛的三倍。是综合两汉与魏晋历代儒家的结晶，并有所创新而成的。明堂文化是北魏文化成熟后的一大标志，它引领着今人去凭吊北魏王朝的文化建构。而且明堂的发现成为一个坐标点，由此，可以准确地判断出，现存的大同城，就是北魏都城平城的所在地。

我们大同这个平城的内城呢从北魏哪个时候到今天，将近一千六百年都过了，没有动地方，整坨坨的在这个地方，这就不同于我们中国前头已经从都城学会划出的八大古都，你比如典型的象西安、洛阳，汉长安、唐长安不是在一个地方，秦长安不是在一个地方，洛阳、汉洛阳、唐洛阳，都不在一个地方，都是搬迁过地方，北京比较年轻，辽、金时候，把那地方定为上京或者是中京，元代才正式在哪个地方，定都叫大都，它是元、明、清三代（都城），也就是七、八百年的历史，变了三次，现在北京的考察已经很清楚，元大都的遗址是在什么地方，辽、金时候的都城在什么地方，明代才定了现在的地方，最起码有三次变迁地方，那么从都城的迁移和固定，这个点来说呢，大同又是唯一的没有挪动地方。

五代时，后晋石敬塘为了当上“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大同由此划归辽地，从而一扫唐朝时的颓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此后的两百多年，大同先后成为辽、金两朝的陪都，契丹人和女真人钟爱的“西京”。历代文人似乎只钟情于颓废腐败、偏安一隅的赵宋小王朝，而对强大鼎盛的辽金政权不屑一顾。其实，先后与南宋并存于世的辽、金两代，不仅兵强马壮、地域辽阔，而且继承并创造了高昂奔放的北方文化。这种特有的多民族文化，发源于当时的国都北京，但因为北京后来屡次建都，早已难觅其踪了，而在大同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位于大同市区的华严寺、善化寺以及观音堂等遗存，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辽金文化的特征。尤其是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内的辽代塑像露齿菩萨，造型极为独特，菩萨口露香齿，尽展佛韵的神情，与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内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的宋塑侍女相比，显然是两种不同风格的雕塑作品。宋人受‘礼“制约束太深，内秀多于外露；而契丹人豪迈洒脱，齿露芬芳，是另一种美的表现。

明朝时的大同改变了都城文化的风貌，以一个军事要冲的姿态掀开了新的一页。当年朱元璋率明军攻克元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元军残部退回蒙古高原，元气大伤，但仍对中原念念不忘，对明朝北部边境构成严重威胁。明王朝因此格外重视北部边境的防御，在北方设立了九个防务重镇，称为九边。其中大同镇的战略位置尤为重要，当时全国十二分之一的军队驻守在这里，明成祖和明英宗都曾到此御驾亲征，有“大同士马甲天下”的美誉。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主持了全国各地的古建筑调查研究。以罗哲文先生为主的燕北古建筑勘察组在勘察报告中评价：“大同保存下来的古迹、文物非常多，可以说是国内有数的保存古迹文物最丰富的城市之一。”正是这些文物古迹向我们讲述着大同两千多年来起起落落的历史。一座历史名城，凝聚着历史上一个或数个朝代的精华和气韵。因此，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秦汉隋唐看西安，宋齐梁陈看南京，钱越赵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辽金看大同，是理所当然的事。

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大同市，自古有“凤凰城”的美誉。是北魏拓拔氏入主中原的第一都，也是辽金两朝陪都。它集魏晋风韵为一山、辽金风流为一城，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存，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大同古城整个布局好似一只舒展单翅的凤凰，南关为凤之头，主城为凤之身，北关象征凤凰的尾部，东关为左翅，惟独没有西关。传说是一位勇士搭剑射掉了凤凰的右翅，所以这只彩凤至今无法远走他乡。

北魏近百年的建都史和辽金二百多年的陪都史，使大同这座塞外名城有着不凡的王城气度。这气度不仅辉映在云冈石窟的大气磅礴和华严寺、善化寺的雄伟精巧，更渗透在古城的血脉里。自北向南穿越大同的这一条河被称为“御河”，这名字透着都城的味道，应该北魏时就有了。

大同素有“龙壁之城”的美称，至今还保存有龙壁九座之多。其中尤以大同九龙壁最负盛名。龙壁是古代一种特殊的建筑物，一般用作建筑物的照壁，多建于皇宫、王府、庙宇门前。既可作为院落建筑的屏障，又能烘托出建筑物的肃穆和华丽。大同九龙壁为中国九龙壁之最，比北京故宫皇极门前和北海公园的两座九龙壁都要大。这座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九龙壁，是明初代王朱桂府的照壁。采用黄、绿、蓝、紫、黑、白等五光十色的琉璃构件拼砌而成，巍峨壮观、光彩夺目，为古城大同锦上添花。

今天的大同市已然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近百万市民在这里安居乐业，人们的生活似乎与其他城市并无二致。很难说得清他们操守的是什么文化。然而这里毕竟承载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叠加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历史上，鲜卑人走了突厥人来，契丹人走了女真人来，蒙古人、鞑靼人、沙陀种、瓦剌部走马灯似的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征战，你来我往，一派多民族的聚散离合景象，大同独特的城市文化也便由此而来。

大同文化究竟是胡化了的汉文化，还是汉化了的胡文化，还是胡汉交融文化，对这个问题，我经过长久的思考，发现我们大同有个特点，我们大同的居民谈不上五代，就是说有五代人在大同世居，这就不象人家南方人，南方人家有祠堂，有家谱，人家一追溯，我们的祖先是明代的、宋代的、唐代的，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去，人家都能够排下家谱来，大同没有，什么原因呢，古代北方的民族，在这个地方出入来往、相当频繁，因此，每一个民族来了，他们要留下他们的文化，当然这个地方也有本土的汉人，但是汉人在这个地方，占的比重有多大，应该说在百分之五十以下，不是绝对多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方绝对是胡化了的一种文化，但是呢，汉文化的力量比较大，胡人来到大同以后要学汉文化，他们又把汉人的东西又学进了许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又汉化了胡，你比如典型的北魏，北魏王朝（在大同）建都九十多年当中，它的治国方针，它的中心内容，大部分采用的是汉人的，所以说，大同的这个文化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变迁，特别应该看到胡汉的交融，这是大同文化的特色，

这种多民族交融形成的独特文化和民俗风情不只体现在闻名遐迩的文物古迹上，而要从大同的传统民居中去寻找。这些破破烂烂的四合院里传承着大同最鲜活的生机和韵味。古民居、古街巷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建国初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就曾说过：北京城的价值不在于王府、宫殿和寺庙，而在于所有建筑物的空间秩序，我们要保护的不只是文物。大同当然也是如此。漫步这些街巷，你可能会踢起北魏的沙尘，也可能会踩到辽金西京的瓦砾，从中感受那一千六百年的古都遗韵。

（大同）作为历史文化名称，它的街道的格局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它延续了隋唐的里坊制，这样一种格局，这个里坊制怎么说呢？就有点象我们现在讲的居住区一样，就是居住区和商业区是分开的，那么，每一个“里”里面，也是棋盘式的，又分成多少个居住的单位，那么，这个街道呢，就是把这几个单位联系起来，然后再组成一个大的居住区，那么，中国的里坊制是在北宋以后开始变化的，就是把商业发展到街道上，是从北宋开始的，就是打破了过去隋唐时期里坊制的这种结构，那么，它（大同）恰恰是很真实的保存了这种结构，现在它（大同）的街道格局，仍然是这样，只不过是有些建筑，以经变成现代的建筑了，但是大体的格局没有变，那个时候它的每一条街和街之间的路口，都有牌楼，大同最有名的是四牌楼，这个四牌楼在全国也是非常少见的，但很可惜，大同被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后，不到两年时间把四牌楼给拆掉了，非常遗憾。

现在最惨的就是街道的里坊制格局，现在比较还能够看的出的就留下东南隅的一小块，这种东西是不可再生的，所以希望尽快的拿出方案来，如何抢救这一片（传统街区），北京现在不是定了五十几片重点保护吗，我们大同也不妨学学北京，我们就定一片行不行，东南隅这一片，把它保护好，这就是我的一个希望，这样的话，我们大同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这个脉络可以往下延续，

民风、民俗是最直观的文化现象，它折射着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气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造就了大同独特的民风。

如果讲到大同的民风，可以概括这么三点，第一就是这个地方比较尚武，大同人，尤其是县里边，到解放前夕都保存着一种练武的习惯，你象吴家窑呀好多地方，哪个地方好象习惯每个人都舞拳弄棒，这个与这个地方战争频仍、参军的人数多有关系，另外，大同人比较善歌，几乎每个县都有（小剧种），你象灵丘的罗罗腔，广灵的大秧歌，朔州的秧歌，右玉的道情，阳高的二人台，浑源的扇鼓，还有我们的北路梆子，还有朔州的喜罗，浑源的扇鼓，有十几种之多，我们研究发现，她为什么遗存这么多呢？这是由于当时好多少数民族在这儿交流、融合，每一个来这儿的民族都带着老祖宗的一种音乐的载体，发展到现在那就是那些小剧种，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同人比较爱美，过去大同的民居，老百姓的家里边收拾的特别干净，大同人特别讲究衣着，衣着比较爱美。

在大同，你会发现这里的人大多都长得眉清目秀，尤其是大同姑娘，几乎个个都是美女。其实大同多美女是古已有之，《大同府志》记载民间有谚语：“宣府的教场，蔚州的城墙，大同的婆娘，为三绝”。

这与大同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融合是分不开的，包括匈奴人、鲜卑人，鲜卑这个民族，现在好象从地球蒸发了一样，这个民族到底哪儿去了？其实鲜卑从北魏哪个时候，改了汉姓了，这些人都融合到当地了，鲜卑人有个显著的特点，高鼻子，大眼睛，这些人和汉族人婚嫁、结合，那么生出的后代就要漂亮一点，恐怕这是大同人产生靓哥美女的根本原因。

大同工艺品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技艺精湛。其中，铜器加工工艺可谓闻名中外。至今在大同，手工制作铜器的作坊还在传承着古老的手艺。大同的铜器加工始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民国《大同志稿》记载：“大同虽非铜区，而铜制品向颇著称，物美价廉，多运往外蒙古地方。手工业中，铜工最为独步。”民间流传着“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里买铜”的说法，足见大同铜器的声名远播。描龙绣凤的铜火锅与其说是炊具，不如说是一件工艺品。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大同时，周恩来总理将雕有“九龙奋月”图案的铜火锅赠送给他，一时使大同铜火锅享誉四方。

大同素有“煤海”之称，煤炭开采历史悠久。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已有当地居民开采煤炭用以炊煮取暖的记载。唐宋时大同煤炭开采已较为发达，成为商品、流通市场。明代诗人于谦曾有一首咏《煤炭》的诗：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炬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由于煤炭采掘历史悠久，矿工众多，以往民间有每年冬至庆祝矿工节的习俗。当天，大街小巷、商店住户门前都要用煤块垒成圆碉形“旺火”。到了晚上，满城大大小小的旺火点燃， 一片欢腾热闹的气氛。如今大同市已发展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大同矿务局是全国最大的煤炭企业，每天通过铁路、公路将优质煤炭源源不断地输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大同，展示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融汇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埋藏着丰富的资源，传承着古朴的民风，今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依然散发着恒久的光辉

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

久远的历史，瑰丽的文化，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同

被誉为“塞外名城”的大同市位于山西省的最北端，处在内外长城之间，是山西第二大城市。这里三面环山，桑干河的支流御河纵贯南北。长期以来，人们对大同的认识止于煤都的富饶、云冈的瑰丽、华严寺的雄浑，其实，早在1982年，大同市就与北京、承德等24个城市一起首批入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山西唯一一座首批入列的城市。那么，大同这座城市究竟承载了怎样的历史和文化，使它得以获此殊荣呢？

第一点，大同的历史确实悠久，准确的说两千多年，大同的历史是有了，而且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它建过一次都—首都，做过两次陪都。

第二项就是文化，一个句注山（雁门关）一隔，我们的太原、晋南属于黄河流域文化，句注山以北，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桑干河流域文化，那么这两个文化大不相同，这两个文化的差异点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这么来看，句注山以南是中原的农业经济文化，句注山以北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相结合的文化，那么这地方的文化特点就出来了，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正是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给大同的文化带来了特色，高不能算高，但是它有特色，特色就可贵呀！

第三条就是都城， 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建过都的，比如西安、洛阳、北京、南京，这都是几朝的都城，而且时间也很古，特别西安、洛阳这是古都嘛，那么大同作为都城，仅仅是一朝，北魏，而且是南北朝分割的时期，它是北方的一个都城，但是准确的说，有九十七八年的历史，在这个地方建都，在这九十七八年中，这个都城有过一段辉煌，这个辉煌的状况，那还是文献记载不多，通过近年的研究，那还是可观的，都城加上遗址加上它的历史，加上它的文化，使大同成为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当之无愧。

大同古称平城、云中，辽代改称大同。历史上这里是中原的汉民族和塞外的游牧民族争夺天下的古战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大同绵延数千年的战争史和民族交融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是在这里摈弃汉人笨重的战车长袍，推广轻便的胡服骑射，从而成就了一代霸业。汉朝时，刘邦率军抗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七夜，后来用陈平的计策，贿赂匈奴单于的妻子阏氏，才得以突围。这一次战争失利使西汉政府改变了对匈奴的策略，与匈奴结下了和亲之约，也就有了后来传为佳话的昭君出塞。

一座历史名城，总是与一些傲视古今的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的。公元398年，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鲜卑族首领拓拔圭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北魏定都平城，就是今天大同市内的东北部。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止，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近百年之久。“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经过近百年的苦心经营，平城成为当时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书写了大同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

至今，在大同还有北魏风韵的遗存，那便是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五万多尊。其中尤为珍贵的是第十六至二十窟，世称“昙曜五窟”，是北魏名僧昙曜奉文成帝旨意开凿的，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令人惊奇的是昙曜五窟中的五尊大佛，竟然是北魏几代帝王的真实写照，连脸上脚上的黑痣也相吻合。《魏书》记载，“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这种天衣无缝的配合当然不会是巧合，而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北魏之所以尊崇佛教、大兴石窟，是基于佛教对于皇权有“济益之动”的考虑。拓拔圭借高僧法果之口喊出了“皇帝即当今如来”的历史强音。礼佛崇帝的要求，迎来了北魏在云冈浩大的开窟造像工程，昙曜五窟也就应运而生，从而实现了北魏王朝政教合一的局面。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的气度是空前绝后的。举目望去：金楼玉宇，仙山琼阁，满堂丝竹，尽日笙箫……这是北魏文化中特有的华贵绚烂的造型、圆润流畅的线条、丰满柔和的构图、热闹欢乐的气氛。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北魏王朝的大气磅礴，感受鲜卑族人理解的佛教文化。

通过今天的分析，它（云冈石窟）每一个造像，每开一个窟，兼顾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照顾了现实的帝王，一个方面把佛教的内涵，非常充分而巧妙的表达进去，我在这个方面，看到了《华严经》的佛教的空间观念，《秒法莲华经》的时间观念，以及弥陀的西方极乐世界人们向往的观念，以及将来弥勒佛在世的时候想象的那种太平盛世的观念，无一不在云冈石窟有所体现，而这个事情发生在北魏，距离今天一千六百年，那就是说，在北魏哪个时候，以鲜卑人的观念理解的佛教很深刻。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同城外东南方发现了北魏明堂遗址，这个惊人的发现令人们兴奋不已。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的地方，是礼治文化的载体。北魏明堂规模宏大，是北京天坛的三倍。是综合两汉与魏晋历代儒家的结晶，并有所创新而成的。明堂文化是北魏文化成熟后的一大标志，它引领着今人去凭吊北魏王朝的文化建构。而且明堂的发现成为一个坐标点，由此，可以准确地判断出，现存的大同城，就是北魏都城平城的所在地。

我们大同这个平城的内城呢从北魏哪个时候到今天，将近一千六百年都过了，没有动地方，整坨坨的在这个地方，这就不同于我们中国前头已经从都城学会划出的八大古都，你比如典型的象西安、洛阳，汉长安、唐长安不是在一个地方，秦长安不是在一个地方，洛阳、汉洛阳、唐洛阳，都不在一个地方，都是搬迁过地方，北京比较年轻，辽、金时候，把那地方定为上京或者是中京，元代才正式在哪个地方，定都叫大都，它是元、明、清三代（都城），也就是七、八百年的历史，变了三次，现在北京的考察已经很清楚，元大都的遗址是在什么地方，辽、金时候的都城在什么地方，明代才定了现在的地方，最起码有三次变迁地方，那么从都城的迁移和固定，这个点来说呢，大同又是唯一的没有挪动地方。

五代时，后晋石敬塘为了当上“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大同由此划归辽地，从而一扫唐朝时的颓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此后的两百多年，大同先后成为辽、金两朝的陪都，契丹人和女真人钟爱的“西京”。历代文人似乎只钟情于颓废腐败、偏安一隅的赵宋小王朝，而对强大鼎盛的辽金政权不屑一顾。其实，先后与南宋并存于世的辽、金两代，不仅兵强马壮、地域辽阔，而且继承并创造了高昂奔放的北方文化。这种特有的多民族文化，发源于当时的国都北京，但因为北京后来屡次建都，早已难觅其踪了，而在大同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位于大同市区的华严寺、善化寺以及观音堂等遗存，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辽金文化的特征。尤其是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内的辽代塑像露齿菩萨，造型极为独特，菩萨口露香齿，尽展佛韵的神情，与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内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的宋塑侍女相比，显然是两种不同风格的雕塑作品。宋人受‘礼“制约束太深，内秀多于外露；而契丹人豪迈洒脱，齿露芬芳，是另一种美的表现。

明朝时的大同改变了都城文化的风貌，以一个军事要冲的姿态掀开了新的一页。当年朱元璋率明军攻克元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元军残部退回蒙古高原，元气大伤，但仍对中原念念不忘，对明朝北部边境构成严重威胁。明王朝因此格外重视北部边境的防御，在北方设立了九个防务重镇，称为九边。其中大同镇的战略位置尤为重要，当时全国十二分之一的军队驻守在这里，明成祖和明英宗都曾到此御驾亲征，有“大同士马甲天下”的美誉。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主持了全国各地的古建筑调查研究。以罗哲文先生为主的燕北古建筑勘察组在勘察报告中评价：“大同保存下来的古迹、文物非常多，可以说是国内有数的保存古迹文物最丰富的城市之一。”正是这些文物古迹向我们讲述着大同两千多年来起起落落的历史。一座历史名城，凝聚着历史上一个或数个朝代的精华和气韵。因此，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秦汉隋唐看西安，宋齐梁陈看南京，钱越赵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辽金看大同，是理所当然的事。

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大同市，自古有“凤凰城”的美誉。是北魏拓拔氏入主中原的第一都，也是辽金两朝陪都。它集魏晋风韵为一山、辽金风流为一城，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存，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大同古城整个布局好似一只舒展单翅的凤凰，南关为凤之头，主城为凤之身，北关象征凤凰的尾部，东关为左翅，惟独没有西关。传说是一位勇士搭剑射掉了凤凰的右翅，所以这只彩凤至今无法远走他乡。

北魏近百年的建都史和辽金二百多年的陪都史，使大同这座塞外名城有着不凡的王城气度。这气度不仅辉映在云冈石窟的大气磅礴和华严寺、善化寺的雄伟精巧，更渗透在古城的血脉里。自北向南穿越大同的这一条河被称为“御河”，这名字透着都城的味道，应该北魏时就有了。

大同素有“龙壁之城”的美称，至今还保存有龙壁九座之多。其中尤以大同九龙壁最负盛名。龙壁是古代一种特殊的建筑物，一般用作建筑物的照壁，多建于皇宫、王府、庙宇门前。既可作为院落建筑的屏障，又能烘托出建筑物的肃穆和华丽。大同九龙壁为中国九龙壁之最，比北京故宫皇极门前和北海公园的两座九龙壁都要大。这座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九龙壁，是明初代王朱桂府的照壁。采用黄、绿、蓝、紫、黑、白等五光十色的琉璃构件拼砌而成，巍峨壮观、光彩夺目，为古城大同锦上添花。

今天的大同市已然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近百万市民在这里安居乐业，人们的生活似乎与其他城市并无二致。很难说得清他们操守的是什么文化。然而这里毕竟承载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叠加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历史上，鲜卑人走了突厥人来，契丹人走了女真人来，蒙古人、鞑靼人、沙陀种、瓦剌部走马灯似的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征战，你来我往，一派多民族的聚散离合景象，大同独特的城市文化也便由此而来。

大同文化究竟是胡化了的汉文化，还是汉化了的胡文化，还是胡汉交融文化，对这个问题，我经过长久的思考，发现我们大同有个特点，我们大同的居民谈不上五代，就是说有五代人在大同世居，这就不象人家南方人，南方人家有祠堂，有家谱，人家一追溯，我们的祖先是明代的、宋代的、唐代的，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去，人家都能够排下家谱来，大同没有，什么原因呢，古代北方的民族，在这个地方出入来往、相当频繁，因此，每一个民族来了，他们要留下他们的文化，当然这个地方也有本土的汉人，但是汉人在这个地方，占的比重有多大，应该说在百分之五十以下，不是绝对多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方绝对是胡化了的一种文化，但是呢，汉文化的力量比较大，胡人来到大同以后要学汉文化，他们又把汉人的东西又学进了许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又汉化了胡，你比如典型的北魏，北魏王朝（在大同）建都九十多年当中，它的治国方针，它的中心内容，大部分采用的是汉人的，所以说，大同的这个文化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变迁，特别应该看到胡汉的交融，这是大同文化的特色，

这种多民族交融形成的独特文化和民俗风情不只体现在闻名遐迩的文物古迹上，而要从大同的传统民居中去寻找。这些破破烂烂的四合院里传承着大同最鲜活的生机和韵味。古民居、古街巷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建国初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就曾说过：北京城的价值不在于王府、宫殿和寺庙，而在于所有建筑物的空间秩序，我们要保护的不只是文物。大同当然也是如此。漫步这些街巷，你可能会踢起北魏的沙尘，也可能会踩到辽金西京的瓦砾，从中感受那一千六百年的古都遗韵。

（大同）作为历史文化名称，它的街道的格局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它延续了隋唐的里坊制，这样一种格局，这个里坊制怎么说呢？就有点象我们现在讲的居住区一样，就是居住区和商业区是分开的，那么，每一个“里”里面，也是棋盘式的，又分成多少个居住的单位，那么，这个街道呢，就是把这几个单位联系起来，然后再组成一个大的居住区，那么，中国的里坊制是在北宋以后开始变化的，就是把商业发展到街道上，是从北宋开始的，就是打破了过去隋唐时期里坊制的这种结构，那么，它（大同）恰恰是很真实的保存了这种结构，现在它（大同）的街道格局，仍然是这样，只不过是有些建筑，以经变成现代的建筑了，但是大体的格局没有变，那个时候它的每一条街和街之间的路口，都有牌楼，大同最有名的是四牌楼，这个四牌楼在全国也是非常少见的，但很可惜，大同被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后，不到两年时间把四牌楼给拆掉了，非常遗憾。

现在最惨的就是街道的里坊制格局，现在比较还能够看的出的就留下东南隅的一小块，这种东西是不可再生的，所以希望尽快的拿出方案来，如何抢救这一片（传统街区），北京现在不是定了五十几片重点保护吗，我们大同也不妨学学北京，我们就定一片行不行，东南隅这一片，把它保护好，这就是我的一个希望，这样的话，我们大同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这个脉络可以往下延续，

民风、民俗是最直观的文化现象，它折射着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气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造就了大同独特的民风。

如果讲到大同的民风，可以概括这么三点，第一就是这个地方比较尚武，大同人，尤其是县里边，到解放前夕都保存着一种练武的习惯，你象吴家窑呀好多地方，哪个地方好象习惯每个人都舞拳弄棒，这个与这个地方战争频仍、参军的人数多有关系，另外，大同人比较善歌，几乎每个县都有（小剧种），你象灵丘的罗罗腔，广灵的大秧歌，朔州的秧歌，右玉的道情，阳高的二人台，浑源的扇鼓，还有我们的北路梆子，还有朔州的喜罗，浑源的扇鼓，有十几种之多，我们研究发现，她为什么遗存这么多呢？这是由于当时好多少数民族在这儿交流、融合，每一个来这儿的民族都带着老祖宗的一种音乐的载体，发展到现在那就是那些小剧种，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同人比较爱美，过去大同的民居，老百姓的家里边收拾的特别干净，大同人特别讲究衣着，衣着比较爱美。

在大同，你会发现这里的人大多都长得眉清目秀，尤其是大同姑娘，几乎个个都是美女。其实大同多美女是古已有之，《大同府志》记载民间有谚语：“宣府的教场，蔚州的城墙，大同的婆娘，为三绝”。

这与大同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融合是分不开的，包括匈奴人、鲜卑人，鲜卑这个民族，现在好象从地球蒸发了一样，这个民族到底哪儿去了？其实鲜卑从北魏哪个时候，改了汉姓了，这些人都融合到当地了，鲜卑人有个显著的特点，高鼻子，大眼睛，这些人和汉族人婚嫁、结合，那么生出的后代就要漂亮一点，恐怕这是大同人产生靓哥美女的根本原因。

大同工艺品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技艺精湛。其中，铜器加工工艺可谓闻名中外。至今在大同，手工制作铜器的作坊还在传承着古老的手艺。大同的铜器加工始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民国《大同志稿》记载：“大同虽非铜区，而铜制品向颇著称，物美价廉，多运往外蒙古地方。手工业中，铜工最为独步。”民间流传着“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里买铜”的说法，足见大同铜器的声名远播。描龙绣凤的铜火锅与其说是炊具，不如说是一件工艺品。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大同时，周恩来总理将雕有“九龙奋月”图案的铜火锅赠送给他，一时使大同铜火锅享誉四方。

大同素有“煤海”之称，煤炭开采历史悠久。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已有当地居民开采煤炭用以炊煮取暖的记载。唐宋时大同煤炭开采已较为发达，成为商品、流通市场。明代诗人于谦曾有一首咏《煤炭》的诗：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炬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由于煤炭采掘历史悠久，矿工众多，以往民间有每年冬至庆祝矿工节的习俗。当天，大街小巷、商店住户门前都要用煤块垒成圆碉形“旺火”。到了晚上，满城大大小小的旺火点燃， 一片欢腾热闹的气氛。如今大同市已发展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大同矿务局是全国最大的煤炭企业，每天通过铁路、公路将优质煤炭源源不断地输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大同，展示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融汇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埋藏着丰富的资源，传承着古朴的民风，今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依然散发着恒久的光辉。

你是哪个城市的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名族风俗呢。。。我这里有个，不知道你要不要？

广东民风民俗大观园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今天，就让我带大家走进广东民风民俗大观园吧！

凉茶

广东人最爱饮凉茶，认为凉茶是身体的保险公司，

有病服即能治病，无病服也能防病。如若成人一个月内不饮几杯凉茶（多为王老吉），婴幼儿2-3天不服一次七星茶，就认为身体健康没保障。

竹蔗茅根水是广东凉茶之一，有清热下火，生津止渴，润肺排毒之疗效。

常用的五花茶、夏桑菊、王老吉等凉茶，都是由味苦性寒之药物组成，适用于四时感冒、头痛发热等积滞之症。其中王老吉的药性最为寒凉，五花茶和夏桑菊相对平和一些。小儿七星茶由味甘淡性寒流之药物组成，适用于小儿感冒发热、烦躁咬牙等症。适用于体质强壮、素来火旺湿盛、经常咽喉肿痛、大便干结、舌红苔黄腻者。但是，喝过凉茶的外地人唯一的感受就是一个字“苦”！我喝凉茶的时候，喝一口，一下子就塞进去好

几片陈皮去苦。

广东迎春花市

广州美称“花城”，其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市，已为世人所瞩目。春节前夕，广州的大街小巷都摆满了鲜花、盆桔，各大公园都举办迎春花展，特别是除夕前三天．各区的主要街道上搭起彩楼，拱起花架，四乡花农纷纷涌来，摆开阵势，售花卖桔，十里长街，繁花似锦，人海如潮，一直闹到初一凌晨，方才散去，这就是广州特有的年宵花市。

广州种花为业，已有100O多年的历史。早在五代南汉时代，珠江南岸庄头村一带，就有许多素馨花田，南汉王刘怅的宠姬素馨就是庄头的种花女。 金桔象征“大吉大利”。与其相类似的还有代代果，寓意代代繁昌：佛手果，形似指掌，有如信徒虔诚膜拜，飘逸肃穆，深为善男信女所垂青。

每年腊月初，市面上有从福建漳州运来的大批水仙头，人们买回后，精心培植，通过对水温和日照的调节来控制花期。水仙花似乎也能解人意，常常就在除夕合家吃团圆饭时，或在正月初一的爆竹声中依次开放，这情景给人们带来无穷的乐趣。俗语说，“花开富贵”，这正巧取了个好兆头。加上水仙花外形清秀、亭亭玉立，香气袭人，所以家家必备。

当然，广东还有好多民风民俗。比如：煲汤、

舞狮、种四方竹，甚至有的地方还有舞牛的……每个地方的民风民俗都有不同的特色，都等着我们去发现它呢！

绍兴民风习俗

祭田和祭祀

封建的土地制度，地主出租土地，每年坐收地租，佃农种地主的田，每年要向地主交租(主要是粮食)。此外还有学田、祭田。观聚堂台门的主人是乾隆时期的中等官吏，不仅造了这台门，还买了一百多亩土地，一半做学田，一半做祭田。就是说将学田收得的租谷办小学，供子孙免费入学，将祭田收得的租谷作祭祀之用。学田由学校主持者管理；祭田由大房二房三房逐年轮流收租，也轮流祭祀。

前五代的祖先，是何大名，家谱中有记载，作为后代子孙谁也不去查考，只知他老人家埋葬在陶家埭这地方，人称“陶家埭老太爷”。据说他老人家纵观历史，曾经显赫一时的人家，过几代几乎都先后败落，乏人祭祖了，所以他留下六十亩土地做祭田，不愁后代子孙不争着祭祖。

一年中主要有两次祭祖活动。一是清明节，主祭人家雇大船将族中男子(包括学童)送到坟上，由族长主祭，宣读祭文，庄重肃穆。祭文有固定格式，开头为“维岁次……”结尾“伏维尚向”，约一百多宇的祭文皆用古文，称颂祖先积德，表达子孙敬仰之意，若子孙有大富大贵者，在祭文中则必有所提及，当时“万家墨面”，祭文中有关子孙近况却乏善可陈。据长者说，将来抗日战争胜利，祭文中就要正儿八经地写上、朗读，为让祖宗地下有知，闻知欣喜。我长大成人后想起，陆游《示儿》的诗中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之句，大概就是昔日祭文中固有的套路。祭文总体上墨守成法，倘若国家及家属中有重大事件则要充实于祭文之中，向先祖禀报，这大概就是不变中之变。祭毕，参与祭祀的全船老小回到祠堂吃“上坟酒”(依然只有男子可享用，女子不入席，重男轻女一至于此)。按历来成规，“十碗头”，即十大碗莱肴，如扣肉、扣鸡、清蒸鱼、红烧鱼、肉圆、鱼圆，有糖醋芋艿羹、荠菜豆腐汤、炒小虾等。米饭吃饱，每人有艾饺两只，椒盐饼四只，一般都悄悄地带回家中给母亲及姊妹们分享。正常年景，谁家当年是否丰盛，皆有口头评议。如口碑不佳，群起而攻之，就没有颜面见族人，故办祭祀一般不亏待。轮到祭祀(当地称“当年”)是一大收益，六十亩祭田约可收十七八石大米，办上坟酒及香烛船钱用去三石米左右，可净赚十四五石大米，故对这等美差都争着办，今年二房的某家，明年三房的某人都早早排定。战乱时期，当年的那家向族中打招呼：这年头情况特殊，菜肴差一点了，待太平时期再予补上。人们也就予以谅解，便称：“晓得咯，有数哉。”

再一次祭祖是在正月里，从年二十三送灶神爷至新年元宵节期间，台门里挂出祖宗遗像，点上香烛。祖宗遗像几乎都是官袍官服，难道个个做官事实并非如此，只是为了美化先祖而已，约定俗成，不算悖礼。先祖的相貌是否酷如其人老人们说：“像咯，像咯。”有一天，我见到一位画师正在为一位族中老人画寿像，聚精会神地描摹，笔法细腻，细细端详，形象逼真，周围老老少少眉飞色舞，都说：“像透像透。”

不要以为乡镇无人才，自有专业精进的人士散布于各处，据闻这位画师，自幼善画人物，笔下画像，不乏神形兼备的佳作，后来就专门以画老人寿像为业。我想，千百年前，那时没有照相术，古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名士的形象，大概都靠代代画师传承下来。

在祭祀活动中，还很讲究家族中的辈分，按辈分大小排列前后。有一次有位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大人，称我为“叔叔”，将我引领至前排，与白发苍苍的族长仅相差几步之遥的位置。我当时尚是童稚，而我父亲外出谋事，故我全然不知族中规矩，诚惶诚恐地按别人的指点行礼如仪。事后族中有人告诉我：“你人虽小，但辈分大，族中有人年龄大，但辈分小，他见你还得叫你公公哩!”我们这一带，倪姓约有上百家，辈分是祖宗传下来的，用诗句做不同辈分名字里的嵌字：亦始昭文治，诚正谋家秀。在这之前或以后有什么辈则不得而知，我被告知属“治”字辈，低

于“文”宇辈，高于“诚”字辈。先前，我本以为这十个宇的辈分大概只有我们绍兴马山这上百人家的倪氏家族采用，局限于一隅，谁知若干年中在报刊上发现，署名倪文某、倪治某、倪诚某、倪正某的不乏其人，遍及若干外省，甚至有港、台人，可见分布甚广。或许是同一家族，子孙繁衍，分支众多了。时易势变，现在除家里长幼有序外，与同族人相遇已很少讲辈分了。

读书郎——小官人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封建社会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绍兴因读书而做官的人，历史上不胜枚举。对书香门第的男孩子，人称“小官人”，即未来的“官人”。“小官人”既是尊称，也是爱称。

绍兴这地方，读书的风气很盛，天蒙蒙亮，河边，树下，学龄儿童捧着书本在默读、朗诵，除了规定的课本外，还有不少课外读物，如唐诗、宋词、《幼学琼林》、《三宇经》、《古文观止》、《秋水轩尺牍》等等，对唐诗背诵如流，似懂非懂，朦朦胧胧，俗语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但许多人事后体味，幼年读的书，常能长期留于脑海，犹如电脑的存贮。“读书百遍，其理自见”。幼时不知其深切伪涵义，长大成人，历经沧桑，坎坷曲折，渐渐领悟书中的意境，“史接千载，视通万里”，蓦然沉思，豁然开朗。书从来不会白读的，有播种，才有收获。

绍兴人的读书与习字练书法融为一体。五六岁的小孩开始认方块宇，随即习字，从写“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字”开始，继则抄“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宇越写越好，启蒙读物也就深印脑海。练字的同时，心也就静下来了，书也更读得进了，相辅相成。在乡间读书人家，随便找几个人来，几乎都能写得一手好字，颜、柳、米、王各体都有，真可谓野有遗才。

绍兴人讲究读书要读出乐趣来。一是讲究朗读，不仅读出声调韵味，还读出起承转合、文章气势来。琅琅书声中，犹如吟唱一曲曲令人难忘的和美乐章。当读到《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学童们一个个摇头晃脑地浸沉在那文中的意境里。二是讲究对仗，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两个黄鹂”与“一行白鹭”，“窗含西岭”与“门泊东吴”，“千秋雪”与“万里船”对仗工整，启人师法，这种研读，使人情趣盎然。同时提倡同学间对课，如“小江桥，桥面圆，圆如镜，镜照山会两县。”对日：“大善塔，塔头尖，尖如笔，笔画五湖四海。”“小江桥”与“大善塔”是绍兴县城里的地名和景点。三是前后联相对应，甲同学吟上联“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乙同学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乙同学吟“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丙同学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接得对的同学受人称赞，他有权利向任何同学提问，包括男女同学可以相互提问，那时封建思想禁锢，男女同学不大相互提问。这种前言接后句的提问，也是一种竞赛，答不出也没关系，别人可以接上去，此起彼伏，欢声四起。激励同学们多看、多读，成为一大乐趣。

学习中老师们还善于用当地历史上名人的故事来激励莘莘学子。老师说：“各位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绍兴什么最出名”一位学生说：“黄酒。”老师含笑说：“算你对，不过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另一位学生说：“绍兴师爷。”老师说：“接近哉，再想想看。清朝灭亡后，师爷没有哉。”

“人才。”老师眉飞色舞：“对哉，对哉。”老师接着发了一段议论：“我们绍兴这地方，自古以来，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鱼米之乡，酿造之都，旅游胜地，禹王陵、兰亭，闻名全国，诗人贺知章、陆游，画家徐渭(文长)、陈老莲都是名士，清朝二百多年中造就大批绍兴师爷，大多是维护封建社会的文人策士。封建社会败落，他们感应最为敏锐，得风气之先。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最早觉醒的是知识分子，他们是绍兴师爷的后代，有智谋有胆识。他们很多留学外国，能跟上世界的潮流。这一时期就涌现出革命家秋瑾、徐锡麟、陶成章，文学家鲁迅，教育家蔡元培，经济学家马寅初……”

学生们一个个神情专注凝神而听。

老师表示抽空细讲他们的故事。

那时学校里的老师半数左右并非专职小学老师，而是在外地工作的很有学问的人才，如钱庄、银行的经理、襄理，工厂的工程师，报馆、出版社的编辑，甚至大学教员，因回乡避难，临时充当家乡小学的老师，阅历不同，视野开阔，讲课生动活泼，内涵丰富。

“你们知道不知道五四运动”“噢，不知道。”老师就讲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五四运动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主要主张：要民主、要科学，这是救国的良方；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腐败透顶，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北洋军阀混战，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要在巴黎和会上签卖国条约，五四运动一爆发，挫败了屈膝投降活动。外拒强权，内惩国贼，五四是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影响深远。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就是我们绍兴人。老师说：“蔡元培是教育家，也是学问家。我们要学习蔡元培，像他那样有出息，做爱国爱民的学问家，就要从小立志，好好学习。”

“你们晓得不晓得鲁迅”“晓得咯。”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写小说《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等，杂文千百篇，约几百万字，文章写得好，对封建思想猛烈抨击，要让思想冲破牢笼。鲁迅也是绍兴人，留学日本，学医的，后来从**里看到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头，中国人还围着看热闹，思想麻木到这种地步，鲁迅气极了，决定回国，觉得医治中国人思想上的毛病比医治身体上的毛病还重要，于是写杂文、写小说，唤醒民众。“我们要不要向鲁迅学习”

“要!”学生齐声应着。

鲁迅也是绍兴师爷的后代，但他的思想好，做人要为老百姓谋幸福。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现在各位小朋友，大家都叫你们是“小官人”，大起来(长大成人)无论做不做官，总之要爱国爱民，要做道德高尚，学问精深的人，那才是有出息。老师还兴致勃勃地讲马寅初青年时卖牛去国外学习的故事。在日积月累中，老师们列举了当地名人忧国忧民，勤奋求学的故事，启迪童蒙，在莘莘学子的心田里播下道德学问的种子，这何尝不是影响深远的劝学篇。

绍兴人好读书，读书人多，好学成风。历史上曾经造就了声名远播的“绍兴师爷”人才群。“存在决定意识”，绍兴师爷曾经是封建王朝的智囊，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也感受到封建王朝行将没落的历史趋势，他们的后代子孙或学生，却站在时间的前列，成为新时代启蒙者，新社会的领路人。这批杰出人才中有投身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秋瑾、徐锡麟、陶成章，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有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有科学家竺可桢，有经济学家马寅初，有历史学家范文澜，外交家邵力子，出版家胡愈之……在近现代史上，在

约半个世纪左右，绍兴这地方涌现出那么多人才，群星灿烂，说明绍兴人崇尚知识，与时俱进，洞察世界形势，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值得我们后人好好继承，大力弘扬。

婚丧事宜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男女间的婚姻基本上还是沿袭封建社会的父母做主，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但也出现了自由婚恋的新风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人年龄在二十左右已谋得一定职业，姑娘年龄在十七八岁左右为谈婚论嫁之时，媒人便接踵而至。主要是向女方介绍男方情况，如田有几亩，房有几间，家中父母兄弟姊妹如何，人品如何，但通常不乏溢美之词，什么相貌堂堂，待人和气，忠厚老实，烟酒勿吃，骨牌不识。女方也托人打听，大体尚可，便各自要“生辰八字”然后由瞎子算命，看合不合通常总说“合得拢的”或“大吉大利”。但瞎子算命这一关是很容易做手脚的，如姑娘不愿意这门婚事，便悄悄托人到瞎子那里花点钱疏通，说如有某年某月生的人来算命，问可否结婚，请帮忙阻止。到时遇到有人上门，果然问询该门婚事，瞎子便委婉地说：“啊，相冲相克。”只要说到又冲又克，这家人家便放弃了这门亲事。其所以要“委婉”，是为了不露有人作梗的痕迹。如“生辰八字”经瞎子核准大吉大利，便定下吉日良辰订婚或结婚。此前男方送生辰八字给女方，女方也送生辰八字给男方，日：“交换红绿帖子。”男方向女方送财礼，女方则将这财礼置办嫁妆。女方如系有钱人家，嫁妆办得丰厚，贴钱嫁女。通常人家，财礼款高于嫁妆，留下一定余额，为女方之兄弟将来娶亲时用。

战乱年代，喜事简办，至亲好友到场，三五桌而已，据说太平年间婚事办得颇铺张。当年绍兴有些人专门操办喜庆事宜，被称为“惰民”。“惰民”者为堕落之民的简称，相传朱元璋与陈友谅打仗，陈友谅败，士兵投降，朱元璋罚陈友谅子孙及部下的兵卒降为堕民，子孙世世代代做操办婚丧之事，女的则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