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说，有家就有家风。

从世族大家文字化的家训、家谱，到普通百姓父母长辈的一言一行，家规、家教形式不同，传递的都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红灯记》里的这些唱词，也是在告诉我们人的成长与家庭环境、家风、家规等密切相关。

央视纪录片《家风》，以古代著名家训为切入口，讲述中国著名家族的家风历史脉络，以及一个个家族对传统美德的执着追求，体现中国人超越时代的家族凝聚力与责任感，小美在此推荐给你，值得一看！

01 家风：孕育（上集）

家风，影响着一个家族每一代人的成长。

万丈高楼始于基，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起点是家风，家风就是一个人和一家人成长的“地基”，从《颜氏家训》《朱子家训》到《曾国藩家书》《钱氏家训》，这些优良家风的教诲，成就的是我们熟知的大家。

曾国藩的家风，其家风文化的核心是勤与俭，曾国藩家书中出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勤”与“俭”，他留下的十六字箴言：“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成为曾家突出的家风文化。

颜氏家族中，除了颜之推，主要通过讲述观众熟悉的书法家颜真卿的故事，阐释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的《颜氏家训》。

钱氏家族中，讲述了人们熟知的钱穆、钱伟长的故事，回答了钱氏家族为什么会出那么多院士的疑问。

通过聚焦谭氏家族中谭正岩的敬业，我们看到了从谭鑫培到谭正岩这个七代京剧世家德艺兼优的家风。

当镜头把观众带到重庆的新叶村时，原来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许多路面是由一块块石板连接而成，是为了读书人“足不涉泥，雨不湿靴”而着意铺设的。

纪录片自古至今，从城市到乡村，令观众感受到家风文化源远流长，“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02 家风：传承（下集）

家风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家族绵延不断的教育形成的家庭风气。

纪录片从清代曾国藩的家风讲起，接着跨越到南北朝，追溯中国最早且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家训——《颜氏家训》。颜氏家族把“读书做人”作为家风的核心，把先居家尽孝，才能为国尽忠作为家风的要义。

接着讲述的《钱氏家训》《朱子家训》一脉相承，“读书报国”的家风，成就了钱氏家族。

“读书修身”，成了新叶村民的最高理想境界。

我们的家风在一个共性家风文化的影响下，每个家族又有其鲜明的家风特征。

传统中国，“家国一体”，“家”是缩小的“国”，“国”即放大的“家”，因此，家风家教也在岁月的积淀中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

作家马伯庸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家族的传承，就像是一件上好的古董。

它历经许多人的呵护与打磨，在漫长时光中悄无声息地积淀，慢慢的，这传承也如同古玩一样，会裹着一层幽邃圆熟的包浆，沉静温润，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古董有形，传承无质，它看不见，摸不到，却渗到家族每一个后代的骨血中，成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甚至成为他们的性格乃至命运的一部分。

家风，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或简称《家语》，是关于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资料汇集，是研究孔子及儒家的必备书，是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物、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

《孔子家语》汇集了大量孔子的言论，再现了孔子与弟子、孔子与时人谈论问题的许多场景，此外，还有经过整理的孔子的家世、生平、事迹以及孔子弟子的材料。与包括《论语》在内的众多文献相比，《孔子家语》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被称为“孔子研究第1书”。

了凡四训

《了凡四训》是古代著名劝善书，作者是明朝著名官员、思想家袁黄。全文通过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分四个部分来讲解如何改变命运。作者以亲身经历，讲述了改变命运的过程。原本为教训自己的儿子，故取名《训子文》；其后为启迪世人，遂改今名。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清19世纪中叶。该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尽管曾氏留传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中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曾国藩作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对书信格式极为讲究，显示了他恭肃、严谨的作风。

不一样的曾国藩（121）

第十八章

衣锦还乡遭家变 新贵入世心态显

再来看看道光十九年下半年的情况：

七月

“七月十二日，晴，身上发癜疯，不能写寿序。陈雁门蒙师来”。“七月十三日，晴，仍发癜疯。作寿诗一首，接朱尧阶信”。

儿时的蒙师、曾多次戒尺掌心的陈雁门老师反过来看他这个有身价的学生来了。身上的皮癣症状又开始发作，身体上的皮肤无缘无故地开始角质化，坚硬结痂，酥痒难耐。应确定是牛皮癣。

八月

“八月十七日，阴，早雨，余教国正勤俭忠信”。“族中有个叫国正者，在宝庆营。其父故衡阳，随母至湘乡，因徙寓宝庆，娶金氏，生国正兄弟四人。余因修谱事，踪迹其源流，悯其孤苦，因教之勤俭忠信。复至两营及协镇都督处，托其照拂。最早由宝庆起程，行六十里宿”。

意指同族一个叫曾国正的人。开始主动协调一些族人的事务，自觉承担族谱等公事；显然，因身份不同而开始变化了。

九月

“九月十七日，大雨，挽功杰知县”。“由官庄行八里，至杉木桥曾功杰家。功杰曾为直隶河间献县知县，本年六月故。是日开吊，丧事即办得整齐。余有挽联云：壮岁宫袍，耆年昼锦；陔南丛桂，蓟北甘棠”。

曾国藩冒雨去参加一个葬礼，死者名叫曾功杰，曾经是一个知县。虽是应酬，分明是在参与政务类的事务了。

十月

本月对于曾家来说，确实发生两件大事。

“十月十四日，晴，四妹出阁”。“昨夜未睡。是日黎明，送四妹出阁。父亲、母亲、余及二妹送亲，共夫七十八名，并朱家来夫百一十二名。日中，饭黄巢山。夜，宿梓门桥。早，与朱家约黄巢山媒轿来往及亲轿来往共四餐，皆余家办；紫门桥来往四餐，皆朱家办。四妹出阁，哭甚哀，余亦甚难为情”。

曾国藩四妹妹出嫁，这应是其首次出面组织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活动，总计112名轿夫的往来餐饭，确是需要仔细协调的大事。此事颇为不解，为何秉持 勤俭的曾氏家族却如此铺张 ？此事待后专门详述之。

“十月廿六日，晴，叔父高轩欲以温甫为嗣”。“以三弟温甫出抚与叔父高轩为嗣。先是，温甫少时，星者言其当作叔父义儿乃得长生，乡俗呼干爷也。后叔父无子，婶母病十余年，祖父屡次欲以温甫出抚，未果。本年七月，叔父以见嘱托，母亲不允，至是再四劝谐。是日请族戚四席”。

曾国藩兄弟姐妹九人，排老大的大姐嫁得最惨，刚嫁过门丈夫就精神错乱，从此苦寒一生。曾国藩排第二，但他是长子，所以上面的大姐不作数，他被称为大哥。 二弟曾国潢 ，字澄候，比哥哥曾国藩小9岁，是曾国藩日记家书中经常提及的澄弟。 三弟曾国华 ，字温甫，比曾国藩小11岁。日记记载说，曾国华小时候，有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夭寿，但如果让曾国华过继给叔叔曾骥云的话，就能够长命百岁。 四弟曾国荃 ，字沅浦，他比曾国藩小13岁。 五弟曾国葆 ，字季洪，比曾国藩小17岁，后来他改名叫曾贞干，字事恒。他被曾国藩称为季弟。

此外，按照家族的大排行，二弟澄弟曾国潢，又称四弟；三弟温弟曾国华，又称六弟；四弟沅弟曾国荃，又称九弟，他也是历史上最经常提到的曾老九。最小的五弟季弟曾贞干，他仍然被称为季弟。

十一月

“十一月初二日，晴，寅刻得一子（曾纪泽生）”。“是日，起行进京，寅刻生一子。二月初一，儿子桢第夭后，内人不时啼泣，昨夜涕零不止也。九世祖妣屈太孺入葬衡阳白果鸡公头周人入屋后，后失挂扫。今年祖父至白果，寻出。本日，合族走坟上竖碑，共百馀人，在余家同云，夜宿白果。下半日阴，北风”。

“十一月十三日，阴，议定修谱事”。“住白庐家。白庐之尊人名衍咏，号雩台，尝请于有司求为莱芜候世袭翰博。后又倡修曾子庙，求为曾氏南宗子。曾氏有修谱者就之余家议续谱，本年六月有成议。至是，余与家叔及上增叔同至仙舫、白庐家订修谱事，议每丁出钱百三十文；翰博印谱一部，圆印谱三部外，需谱者每部钱四千文。白庐之母丁氏，本年余曾为作寿屏也”。

先由其祖父牵头，对本族事务专心主事，为曾国藩做了一个好的榜样。自此，曾国藩开始花心思用心族事了。出人头地的曾国藩，重修曾氏家谱（ 后章专述曾氏为修谱事远涉他地核查，颇令人感动 ），是让每户人家掏钱，如果想收藏这本族谱，还要出更多的钱。自此，曾国藩已自觉将族事视为已事，已然变为公共事务之主事之人。

十二月

“十二月初七日，晴，霁，夜与啸山登岸步月。由陈池望逆风行六十里，至鹿角。夜，与啸山登岸步月。积雪未消，月明如昼。船甚多，远火高低，与星荧荧，二更登船始睡”。这则日记，记录了曾国藩即将动身返京。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从文字的记述上可知：日子一天天过去，虽然大多极其平淡，但细心的朋友或许早已看出了曾国藩的心态、行为渐渐发生变化。同时，有心之人也知，一个人发生改变极少会突变或骤变，大多是于平凡、平淡之中渐变。一般而言，哪有常常发生惊天动地之事之理？

即便是平淡之中，也已可见曾国藩的变化了：他即由原来的自卑、持重，变得自得、自喜、自负，甚而骄燥、骄傲、骄盛了；往日整日的读书习字之类也被各种事务所冲淡；行为上也开始由无人问津，转而有人攀附、围聚、跟随、追随，于族事、公事始有人相商、到略有所涉，再到主动介入、主事，后到全面主导，而初显入世之行，已不似以往只顾埋首故纸中之腐儒教条刻板；随其话事权、影响力渐渐扩大，感觉愈来愈好，慢慢有了自我膨胀的心理铺陈与资本，直到多次碰壁之后，才方知天高地厚。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照录曾氏一年又一月有余的日记，绝不是无话找话，而是有意让有心的看官细心阅读其日记，从其日记的婆婆妈妈、了无生趣、甚至有些无聊琐碎的内容中，以主人翁的角色代入其中，感受曾氏之为人处世。笔者之意图，亦想通过展示“ 日记抄录 ”给看官以参考，实有以下几点考虑，不知以为然否：

一是给有心者示例如何记日记 。日记本无他，就是自己记自己看，如果记录者觉得要学习主人翁，也要与人看，则属于较高层次而另当别论。日记体例上，无非是将日期、天气、心情、所做事项记下而已；有时甚至流水帐也无所谓。如果可说内容较多，也可尽叙感想、收获之类不一而足。

二是展示曾氏的坚持如一习惯。 正如其不断强调的“恒”，他就是这么坚持的，而且长期坚持下去，于修身、律已尤为重要。同时，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于积累资料性的原始记录就特别有意义了。因此，本书也大致有如此笔调，并不以情节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而有意或刻意取悦读者，而是保持较为严肃的态度展示如常，让读者从中感悟曾氏人生所历、所思、所学、所为。

三是有意以白描手法努力再现原貌，让人觉得伟人的日常也并非天天惊天动地、充满惊险或有趣 。使人觉得曾氏之如常是何等的平常，足见其可见可学。虽平淡如常，能否学到精髓，则关键是当事人是否有恒、有志、有心而学。

四是展示伟人于发生重大变故时如何如常地处世 。正如主人翁常说的：“每到大事有静气”，而不以已或家变而受干扰，导致重要事项与场合缺位。此则为 伟人与常人大不同之处 ！

正是与此看似平常的年月里，曾国藩却是干出了一件足以影响后世的大事。欲知后事如何，敬请关注后文。

不一样的曾国藩（125）

第十九章

顺祖意躬身修谱 铺张婚事为哪般

奉祖（父）之命躬身修族谱

这种大事，如何不被一向急公好义的曾玉屏的重视呢？

“（二月）初八，与尹光六（医者）下棋，……家庙向无丁祭，陶村族叔议兴祭，每人捐谷二斗……”

晚上， 祖父星冈公认为是件大好事，嘱曾国藩拟出一个章程来供族人遵守 。是夜，曾国藩拟了一个约四百字的捐谷章程。

“（四月）初十，松坡祠未具贺仪，又前年，父亲至此祠送匾，伊言当送钱来家贺，后食言。今又言贺仪待八月送，又前日要余扫墓，情理不顺，余盛气折之，祠内人甚羞愧”。

四月十二日，曾玉屏与国藩父子专门谈了须有心族事才是。又讲了许多急公好义之事。曾国藩深受启发，于是决定与父亲一道趁在籍之际，以翰林院庶吉士身份倡修《曾氏族谱》，而且要大建曾氏宗祠！

如细研《曾国藩全集》之日记篇，则可在其道光十九年四月份及之后的日记中发现多处、多次、多地参加拜祠、扫墓、访问族人到处奔走之记录。让我们一起跟随曾国藩的脚步，看看他大致都做了些什么：

曾国藩属于行动派，一旦订了计划，很快便亲自付诸实施。道光十九年大半年，曾国藩基本都在为筹备赴京城的银两与修谱这两件大事忙乎，为此还远赴衡阳、邵阳、武冈、隆回、新化、蓝田、湘乡、宁乡等曾氏族居地访问，一边调族一边也兼着赚点银两以补贴赴京路费及家用。

其正式全力以赴为修谱之事，严格来说应从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开始的。虽然此前于湘中湘南走访了几月，但多有化缘交友理财等多件杂事，如“在梓门桥与朱尧阶当朱良二田”，曾国藩愤然“辰后带上永丰分司法处禁”等等。直到六月二十四日晚上，才正式在家“与叔父为修谱事清查源流”。二十八日，又“为修谱事约族人同至公屋议清。”

由此，曾国藩倡导大修曾氏族谱的事宜开始进入全力发动阶段。次日便“作书与曾传球、曾希六、曾大启。”到七月初二，又“遣人走衡阳、清泉、耒阳各处”曾氏同宗房室送信，“又遣人走宝庆各宗人处，作书与曾毅然。”

发动大约月余，曾国藩有些着急便坐不住了，“自六月廿二日到家，至是将一月，在家无所事事，悠忽迁延，诚为玩愒。”因考虑到要很快到京城赴任，仅坐家中干等不是办法，于是便于七月二十二日开始启程，“由家走文吉堂”，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调族之旅。

经江岭、丹家井、牛克祖宗祠，八月十二日，到达宝庆府（邵阳城）。在此，曾国藩有了一次大显同宗情谊之现。十七日 ，了解到宝庆营中一位叫曾国正之同族人，“其父故衡阳，随母至湘乡”，后又流落到宝庆，“余因修谱事 ，踪迹其源流 ，悯其孤苦 ，因教之勤俭忠信 ”，于是专门“复至两营及协镇都督处”，向官员打招呼，望其对此位同宗多加关照。

在宝庆城盘桓五日后，曾国藩冒大雨奔走桃花坪（今隆回县）、走武冈、转洞口高沙，终在九月初五至“邵阳四都”（ 经核实，此处所记“邵阳四都”实为今隆回县七江镇的四都河 ）。九月初八，曾在高坪峪里的窝山村曾氏祠堂住下。曾在窝山具体所为，日记没有记载。

在宝庆府，曾国藩行经了邵阳县、府城、武冈州、新化县（包括今天的邵东县、邵阳市城区、隆回县、武冈市、洞口县、新化县），拜谒的宗祠有邵阳县牛克祖宗祠、岩公祠、云公祠、书院祠、銎公祠，武冈州的花园曾祠、巷口曾祠、高沙市曾祠、马鞍石曾祠，新化县的窝山曾祠、采莲曾祠、洋溪古塘曾祠、新化城南门曾祠、科头曾祠、官庄曾祠。然后出新化境经过安化蓝田镇（今属涟源），进入到湘乡上里，到杨家滩拜访刘元堂夫子。

在洞口县高沙曾八支祠题写对联：“资水如带，凤岭如屏，四面尽环淑气；孝子在周，忠臣在汉，千秋无愧宗风。”另题写匾额：“春风沂水”、”派衍资江”。

九月日记中“由窝山行十二里，至采莲曾祠，路甚崎岖”之记载，就是曾国藩不辞辛苦到高坪峪的窝山村专会族人，调族倡修族谱！

曾国藩高坪峪之行的重点在采莲曾祠。这座祠堂属今隆回县罗洪镇的采莲村。经今隆回县高平镇的窝山村到罗洪镇的采莲，山势逐渐升高，梯田阡陌，山路九曲十八弯，自是给曾国藩留下“甚为崎岖”之印象。但由于窝山与采莲数百年来一直是曾氏族人的聚居地，与双峰曾家上溯数代系出同门，不难理解为何曾会不辞辛苦专程来窝山与采莲走一趟了。

初九日上午，曾国藩到达采莲曾氏祠堂，在那里歇息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当地至今仍留传说曾国藩在当地与童子对对的故事。据一位叫曾昭葵的退休老教师讲述，曾国藩到达时，采莲曾氏宗祠正在修天井。该祠附有一学馆，曾国藩见一学童眉清目秀，聪明乖巧，命为其点火吸烟，并戏谑道：“小弟，汝能对对否？”学童爽快回答：“能。”曾国藩即景出上联：“点火吸水烟，水火既济。”该学童环顾正在修建的天井，悟性顿开 ，随即答曰：“就地修天井 ，天地同流。”曾国藩大为赞赏 ，问其班行，没成想学童反而长曾国藩一辈。曾国藩且感且惭 ，说：“请小叔子善自敬业 ，功名指日可待也。”据说该学童姓曾名嗣旦 ，时年仅九岁。

曾国藩好写对联，每到一处，必留对联等墨宝数付，采莲祠堂概莫能外。据说当年曾国藩曾为采莲曾祠亲笔题写一块大匾，可惜后被当地采莲小学拆做大黑板使用，其上字迹早已荡然无存。而曾国藩当年留宿过的采莲宗祠，如今也仅存破旧主堂一间，其余天井附楼均已被毁。曾后来贵为湘军统帅后，后人为了纪念曾国藩到此一游，专门在祠堂上书写了“国藩第”三个大字。

离开采莲村，曾国藩经孟公过古塘，入新化县城数日，于九月底重回双峰老家。至此，曾国藩的调族之旅终告一段落。

曾国藩的故事

道光十二年（1832）春天的一个清晨，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一对父子从一座普通农家宅院的大门里走了出来。

儿子叫曾子城，这一年二十二岁(1)。在这本书里为了方便，我们就统一用他后来改的名字“曾国藩”来称呼他。父亲叫曾麟书，这一年四十三岁。

两个人这么早出门，是去“赶考”。

考什么呢？科举考试的第一关—秀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分三步：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

这不是他们俩第一次并肩赶考，事实上，这对父子在湘乡科场已经是一对“名人”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双双屡考不第。

曾麟书从十几岁开始入考场，结果考了十六次，年过四十，头发都花白了，连个秀才都中不了。未中秀才的读书人，不管年纪多大，在当时都只能被称作“童生”。老“童生”历来是社会上嘲笑的对象。有好事者曾经编过一个对子：“行年八十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真是书生。”(2)意思是说：都八十岁了，还是个“童生”，可见你将来能活个几百岁；都到老了五本经书还没背熟，你真可谓“书生”。

读书人当中当然也有很多脑袋不灵光的，不过大多数都有自知之明，三五次不能取中就不再入场丢人。只有这位曾麟书，四十多岁了，仍然场场不落，只要有考试，必然早早赶到，最先一个进场，最后一个出场，然而每次都是名落孙山。所以，每次考试出榜时，曾麟书去看榜，也常有一帮闲人来看曾麟书，对他指指点点。

而最近几科，众人关注的对象，又从曾麟书一人扩大到了他们父子。原来曾国藩才十四岁时，曾麟书就心急火燎地带着这个长子一起来考，而这个孩子也居然克肖乃父，连考了五次，也是场场落第。父子两人一起连续落第，这新闻效应就不止增加一倍了。

这就是曾国藩后来给他父亲写的墓志中说的：“府君（父亲）既累困于学政之试，厥后挈国藩以就试，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又久不遇。”(3)

人们提起这对父子，最爱说的一句话是，祖坟没冒青烟，再怎么折腾也没用。荷叶塘的泥腿子曾玉屏梦想成为官宦人家，本来就是痴心妄想。

2．老曾家有个科举梦

中国人修家谱最重官爵，大部分人家的家谱中都能找到几个当官或者有功名的人。然而翻开《大界曾氏族谱》，一直翻到宋朝，不但找不到做过官的人，连读书人都没有一个。曾国藩后来在文章中说，“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4)。就是说，我们老曾家，从宋朝末年到清朝，五六百年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见这个家族是多么普通。

偏偏到了曾玉屏这一辈，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发誓非要供自己的孩子读书当官。

曾玉屏也是荷叶塘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是个普通农民，年轻时没读过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买了一匹好马，穿着光鲜的衣服，成天跑到城里，和一群浮浪子弟混在一起。

有一天，他正在湘潭城的一个酒楼里和一群纨绔子弟纵酒高歌，忽然见一个老头领着小孙子从窗外走过。只听老头远远指着他，教育自己的孙子说：“你可别跟这个人学。他是荷叶塘白杨坪老曾家的儿子，你看他家里没什么钱，却总跑到城里来装有钱大爷。这个家早晚都要败在他手里！”

那老头这番话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孙子，没想到全被曾玉屏听到了。曾玉屏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本以为自己活得人五人六，没想到背后大家是这么看自己！他大受刺激，来到市场上，当场把自己的这匹骏马卖了，然后徒步走了几十里路，回到家里。

这就是曾玉屏后来自述的“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5)。

从那天开始，曾玉屏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自是终身未明而起”。每日早睡早起，天天下地干活，发誓要兴家立业。他后来对曾国藩说：“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菜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6)也就是说，他三十五岁才开始务农，每天带着长工，日夜苦干，把自己家的梯田扩大，连成一片，这样用牛耕作起来就方便了，产量大大提高。他在劳动中找到了乐趣，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凭虫鸣鸟叫就知道节气变化。家里种地、喂猪、养鱼，多种经营。家里种了半畦菜，每天早上他亲自锄草，傍晚则监督长工上粪。他告诉曾国藩，自己亲手种的菜，吃起来才香。辛苦挣来的钱，花着才心安。

曾玉屏艰苦奋斗了十几年，置了百十来亩地，使曾家从普通的中农变成了家境殷实的小地主。他就这样在地方上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为人有主见、有魄力，脾气火暴刚直，所以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大家总是来找他排解说和。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7)。就是说，他厉声责问，说的话都在理上，最后那些地方上的恶霸也不得不低下头来。

勤苦发家之后，曾玉屏又做出一个重要决断，那就是把自己的长子曾麟书送去读书。在传统时代，一个家族要真正发达，不是看你有多少亩地，而是看你家中有没有人读书当官。有了功名，一个家族的地位才能稳固。所以曾玉屏不惜重金，请来当地最有名的老师，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一定要把自己的儿子供出去。可惜曾麟书实在是太笨了，怎么也中不了秀才。

眼看着儿子没希望了，倔强的曾玉屏又把希望寄托在长孙身上。老头对长孙的希望之殷切，从小国藩的学业进度中就可以看出来。曾国藩虚岁才五岁，曾玉屏就命曾麟书给他开了蒙。才八岁，就读完了五经，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难懂经书。才九岁，就开始学作八股文。刚刚十四岁，就让曾麟书带着他到县衙的礼房报了名，填写了三代履历表，办好了保结手续，开始了科场生涯。

可惜这个长孙读书似乎也是不灵，每次带回来的也都是落第的消息。曾玉屏辛苦了几十年，花了无数钱财，最后只落得一乡人的笑话。

曾玉屏却不管别人笑话不笑话。他定下来的事，九头牛也别想拉回来。传统时代人们大多迷信，经常有人劝他找人算一算，看看家里到底有没有科考之运，不要再这样白花钱了。曾玉屏却不信邪，曾国藩后来总结说，老头一生有“三不信”，不信看风水的地仙，不信医生，不信和尚道士，只信人定胜天。(8)凭什么别人家能供出举人进士，我们曾家就供不出来？儿子供不出来，我还有孙子，孙子供不出来，我还有重孙子，我就不信曾家没有翻身的一天！

道光十二年的这个早上，老头又一次早早起来，亲手替儿子和孙子整理好考篮考具，把他们送出大门，默默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望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