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钊烈士（1889-1927）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五年入永平府中学，一九○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不仅仅是没有安徽路，上海同样没有内蒙古路与河北路。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不过上海的 历史 并不算太久，事实上直到晚清时代才在列强的侵染之下正式开埠，凭借着地理位置的优势而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了当时远东著名的大都会。

原本，上海的路名是由外国人取定，但仅仅限于中心城域的外国人聚集之地，随着上海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上海开始为新开拓的城区的道路进行命名，而当时主要的命名原则，就是南北纵向的道路使用各地的城市名，而东西横向的用各省区的名字 。

与此同时，上世纪中叶，上海逐渐收回租界之后，开始将原本外国人取的路名纷纷改成本土的地名，出现了一批新的路名。

近百年的岁月，使得上海发展成为了一座规模空前的超级城市，而上海纷繁复杂的道路，也用掉了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地名， 只不过，也有些省区的名字，在上海的路名中是看不到的，比如内蒙古路、河北路与安徽路。

没有内蒙古路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上海开始给路命名的时候，并没有“内蒙古”这样的概念， 当时依旧将漠南与漠北蒙古合称为“蒙古”，所以，虽然上海没有内蒙古路，但依旧有蒙古路。

至于河北路，上海的崇明的确有一条名字叫“河北路”的路，但是这个河北与现在的河北省根本没关系， 因为这条路定名的时候，只有直隶而无河北，崇明岛的河北路，其名来源于其的确位于当地一条河流的北边，所以定名河北路 。

而至于上海没有安徽路的原因，就众说纷纭了。

流传最广的，就是因为李鸿章与段祺瑞。

晚清时代，李鸿章组建的淮军曾驻于上海，接受洋人的训练，来对付当时的太平天国， 虽然当时的淮军战斗力不低，但表面上大多都穿着破烂，如同乞丐，非常邋遢，使得当地的民众非常嫌弃，认为淮军的存在有碍观瞻。

同时，晚清时的诸多不平等条约，都是李鸿章进行签署，所以李鸿章的名声很不好，上海的民众自然也很不喜欢他。

而北洋时期的皖系军阀段祺瑞也是如此，当时的段祺瑞倚仗日本人的支持驻于上海，其下兵将常常欺男霸女惹是生非，犯下了不少的罪恶，可谓恶名昭彰。

出于对李鸿章还有段祺瑞的憎恶，所以上海民众拒绝用安徽之名来命名上海的道路，然而这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根本不靠谱 。

李鸿章与段祺瑞不止是安徽人，而且是安徽合肥人， 上海虽然没有安徽路，却有合肥路，而且合肥路位于原来的卢湾区即如今的黄浦区，乃是上海的主城中心区域，如果当年的上海民众真的因为这个缘故不起安徽路之名，又怎么会将市中心的路名称作合肥路呢 。

再者，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等派兵攻打上海，当时的上海士绅慌乱一片，而 李鸿章派去的淮军不仅成功解了上海之围，之后还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极大推动了上海的近现代工业的发展，安徽对于上海，是有很大贡献的。

再者，晚清开始，安徽对于上海的影响力超乎想象，大量徽商聚集上海，上海滩最叫得上座的饭店，几乎都是徽菜馆，而 那时也是安徽在上海存在感跟影响力最鼎盛的时期。这种情况之下，若是因为李鸿章和段祺瑞，使得上海没有安徽路，并不可能 。

很显然，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再者，事实上上海曾经有过安徽路，在上海图书馆馆藏的1943年的《申报》之中有相关记录，上海在1943到1945年，上海路名大修订之时曾有过安徽路，但 上海原本有一条 历史 更加久远的瑷珲路，在上海话的发音之中，瑷珲与安徽非常酷似，为了避免减少谐音带来的不便，加上瑷珲路存在的时间更久民众更熟悉，所以安徽路设置不久后就被取消了。

而在上海的地方资料中也有记录， 安徽路所在原本是洋人的占地，被命名为“敏体尼荫路”，直到后来租界被收回后，上海才开始整合修改地名，将其改成了安徽路，但没多久将其废止，并入了后来的肇周路与西藏南路 。

上海市道路命名，根据省份、省会命名的多在现在的市中心。

一般南北向道路多以省份命名。

东西向道路多以省会、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命名。而东西向的广东路，原意是广州路，以错而错没改。

而原来郊县现在的嘉定区多以新疆的城市命名较多、宝山区多以黑龙江省城市命名、杨浦区多以东北三省城市命名。

虹口区和杨浦区也有以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命名。

闵行区多以云南省城市命名。

长宁区多以贵州省城市命名。

徐汇区多以广西省城市命名。

闸北区多以山西省城市命名。

普陀区多以陕西省城市命名。

浦东新区多以山东省城市命名。

而题主问为什么没有安徽路？因安徽是一个省的名称应在当年的市中心，南北向的。由于当年命名人对安徽省有种种原因没有排入，而路少省份多，不仅安徽省没列入还有如黑龙江省等也没列入，这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便于人们识路的标志而己。

上海的道路命名是很有意思的。

在民国时期为了体现“五族共和”的思想，还设计出了“汉中路、满洲路、蒙古路、新疆路、西藏路”的名字。

当然，汉中路、西藏路、新疆路、蒙古路还存在，而满洲路后来则被改成了晋元路。

不仅如此，在辛亥革命后上海为了响应新时代的变化，还修建了人民路、共和路、大统路等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还把一些道路改称作华盛路、华康路、华昌路等等，这些名字都寓意着中华兴盛的美好祝愿。

由此可见，上海的道路名字是非常讲究的，并不是凭空随便而起的，每条道路命名的背后，可能都蕴含着一段深厚的 历史 。

然后有趣的是，上海现在偏偏就是没有安徽路。

但根据网友的查证， 历史 上的上海是曾经存在过安徽路这么一条道路的。在1943年10月16日《申报》第四版的一篇名为《对新路名的小意见》中，有这样一句话：

XX路与安徽路（蓝维蔼路）……亦均应合并为一名。

由此可见，至少在民国的晚期，上海存在这么一条所谓的安徽路。只是，安徽路后来被合并到其他道路上了，所以也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我们不能说上海没有过安徽路。安徽路相当于再往前的蓝维蔼路的所在地，大约就是今天的西藏南路。

总而言之，上海曾经有过安徽路，只是后来不存在了。

安徽路上海几十年前是有的，在合肥路边上，后来肇周路拓宽延长并入了肇州路，再后来西藏南路筑路拓宽，变成了西藏南路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本人在上海待过几年，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除了楼就是路。在上海，很多人是分不清东西南北方向的，他们都是以建筑物或者路做参照物。比如，外滩、城隍庙、南京路、陆家嘴…，或者北京路、西藏路、江苏路…等等。

上海城区的路，东西走向的一般以中国城市的名字命名，如北京路、天津路、延安路、南京路、合肥路等等；南北走向的路一般以各省的省名命名，如河南路、四川路、浙江路、湖北路等等都是如此。

上海确实没有安徽路，但是有合肥路，有凤阳路，有黄山路。至于为何没有安徽路，有人说是因为上海人不喜欢安徽人的缘故。其实这是误传。真正的原因是，早年安徽名气不大，也很穷，再说“安徽”这个名字太过普通，所以当初选定地名时就没用“安徽”这个名字，但是采用了合肥、黄山、凤阳等知名度相对较大的几个名字作为路名，而这三条路也都不是大路，都是一些小路，都在浦西。

鲁迅先生说“其实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在上海，命名路名也是根据方位的。比如偏西的省份名字一般用在主城区的西南方向，如西藏路、四川路等都是在主城区偏西南方向，北京路天津路在南京路的北面，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上海没有安徽路，不代表安徽不行，现在的安徽已经与江浙沪一起成为长三角城市群成员，近些年安徽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未来，安徽的发展一定会驶上快车道。

首先说明上海的道路是如何来命名的呢？

上海于19世纪的下半叶开埠后，在英租界的范围内陆续辟建了若干条呈棋盘格局的马路。

其中南北走向的马路一般都以中国的省名来命名，如河南路、湖南路等。

东西向的道路用城市名命名，如南京路、合肥路等。

但北京路、天津路和广东路却是例外，它们都是东西走向的。

那么上海道路没有用哪几个省份名呢？

上海以省份名来命名道路的， 除了没有安徽路外，还没有上海路、内蒙古路、河北路和黑龙江路。

上海市却无上海路，主要是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一般来说本省很少用省名来命名自己的道路。

内蒙古路不存在是因为已经存在蒙古路，当时并无内外蒙古之分。

河北省在1928年以前都是叫作直隶省， 上海市 历史 上曾有直隶路，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后直隶路却未改成河北路， 不过现如今直隶路已经改为石潭弄。

民国时期就修筑了哈尔滨路，后来又相应的设置佳木斯路、松花江路、嫩江路、绥化路、牡丹江路、漠河路等诸多黑龙江省地名的道路。 至于黑龙江路，上海市就从来未出现过！

据说宁夏路是上海最后一条以省区名命名的马路，但是依据没有黑龙江路，这算得上未解之谜。

那么为什么没有安徽路呢？

对安徽路的不存在，有诸多说法，下面为大家说说这三种。

第一种因为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原因。

有专家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上海是皖系军阀的势力范围，皖系军阀的首领为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上海人对皖系军阀在上海的执政深恶痛绝，故不设置安徽路。

但是上海设置有合肥路，而合肥可是段祺瑞的家乡呀，这不是打了专家的脸么？故这种说法不可信。

第二种因是内陆省份的原因。

还有专家认为是安徽省是内陆身份，租界殖民者不熟悉，故不设安徽路。

然而其实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就规定开安徽之芜湖为通商口岸，此时英美公共租界成立（1863年合并）也才14年，此理似乎也说不通。

第三种因为近音的原因被撤销。

其实安徽路曾经出现过，仅存于1943年至1945年间，之前叫作蓝维霭路。不过安徽路的存在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其位置大抵在今天的西藏南路和肇周路一带。

有专家认为后来由于与杨浦区的 “瑷晖路” 近音，便不再用安徽路作为路名，但是现如今上海并无“瑷晖路”，在宝山区的确有一条 “爱辉路” 罢了。

具体无安徽路原因其实仍不可知，这些原因只是推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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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内街道名，不但全国各省都有，而且不止是一条，如辽宁一路，辽宁二路。各省区的地区行署所在地城市都有，八十年代以前的凡是叫市的都能在青岛找到自己所对应的道路名

在全国所有省份中，与上海联系密切的除了江浙大概就是安徽了，上海的繁华大约在李鸿章带领淮军进驻上海之后，从那时起在上海落根的安徽人是相当多的。而上海没有以安徽命名的路可能因某种原国造成阴差阳错。之前看过某文说上海人憎恨李老二故意不设，这怕是无稽之谈，因上海清末繁华少不了李鸿章的出力。

谁说没有，合肥路不是代表安徽吗？

上海的道路盘根交错，路名也是千差万别。进入上海，很多人多少都有感触。这里的路名，有以省份命名的，如新疆路、西藏路、云南路等，也有以城市命名的，如南京路、北京路、延安路等。

葛放在《上海路名的由来》一文曾指出“纵向的路名，以中国省份名命之，横向的路名，以中国城市名命之，其方位大体与我国地名、省名方位一致。” 这种说法虽然存在异议，但绝大多数省、自治区以及众多大中城市名称都可以在上海道路中体现却是不争的事实。

某种意义上说，上海就是缩小版的中国地图。 上海之包容可见一斑。

那么这些路名是怎么来的呢？

这要从上海的租界 历史 说起。 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开埠，英国率先进入并在洋泾浜以北一带建立租界。接着，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来了，都相继建立租界。 为了便于管理，英美租界后来合并，成为“英美租界”。租界这地方，洋人聚集，里面也有一些侨民，人们喜欢在租界内“跑马”，并修建了跑马场。由于跑马场太小，后来人们又到场外附近遛马。 时间久了，上海人管遛马的道路叫“马路”。

这是上海道路命名的基础。随着城市的发展，上海道路日益繁多，后来 侨民就成立了道路码头委员会的机构，专门给道路命名。 命名的原则则比较随意，如附近有桥，就喊作桥街或桥路，附近有庙就称庙街或庙路。显而易见，这样命名也很混乱，尤其是英美租界合并后，双方在道路命名上分歧很大，后来他们 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那就是中国地名来命名租界的道路。

后来，他们又规定， 在英租界内使用中国行政省名命名南北向马路，以中国城市名命名东西向道路。 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今。而 在美租界，则使用上海周边的城镇名来命名，如大家常常看到了的吴淞路、闵行路等。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老外并不熟悉我国所有的城市啊。于是，他们先使用开放的口岸的名字，如汉口、九江等，随后不断增加。

说了英美租界，其实还有一个法租界。 法国人比较另类，他们不愿意学习英美那一套，便独辟蹊径使用我国山河名称来分别命名南北和东西向的道路。 但是法国人了解的山川河流也比较少，时间久了，就“山穷水尽”了，于是又用外侨名字作为路名。 不过，法租界的道路命名并没有延续多久，租界结束后，这些路名又改回了行政地名或山川名。

当然，上海的道路名称并没有涵盖我国所有的省市，或者由于各种原因一些省份没有使用上。如没有安徽路，就是由于安徽和瑷珲谐音而去掉了；再如没有内蒙古和河北路，毕竟命名的时候这两个省的名字还没有出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上海的道路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如共和路，光复路，中华路，这些和民国相关；如晋元路、靖宇东路，这些抗战烈士相关。

1、1期(1912年8月秋入学、1914年11月毕业、1114名)

唐生智、董宋珩、蒋光鼐、李世荣、晏勋甫、傅汝钧、魏益三、龚浩、曹士杰、曹浩森（肄业）、夏首勋、晏道刚、周址、周玳、周祖晃、荣鸿胪、荣臻、张定璠、张樾亭、张笃伦、张钺；

吴尚、杨爱源、杨澄源、苏炳文、刘文岛、刘玉珂、门炳岳、门致中、刘凤池、王镇淮、王天培、左世允、冯轶裴、向传义（肄业）、李必番、李品仙、孙楚、孙震、李树春、李兴中；

甄纪印、季芳（肄业）、郑大章、陈铭枢（肄业）、邓演存、傅汝钧、万耀煌、张维藩、李宗黄、荣鸿胪、王天培、田颂尧、邓锡侯（肄业）、谢珂。

2、2期(1914年初入学、1916年5-6月毕业、956名)

陈骥、陈国栋、陈树藩、陈继承、陈鼎勋、李云杰、杜春沂、刘兴、刘峙、刘文辉、刘尚志、马晓军、吕公望、刘玉珂、邓锡侯、李鼎新、陈嘉谟、王暤南、秦德纯、秦绍观；

叶琪、冯鹏翥、邢震南、周斓、施北衡、祝绍周、廖磊、唐俊德、富占魁、梁培璜、徐启明、陶峙岳、黄隐、彭诚孚、熊式辉、戴岳。

3、3期(1914年8月入学、1916年8月毕业、801名)

徐祖贻、徐庭瑶、徐培根、夏威、赵观涛、陶柳、陶钧、黄绍竑、梁朝玑、戴戟、周碞、周凤歧（肄业）、姚纯、贺维珍、何宣、何健、陈以忠、陈安宝、萧山令、张刚、张贞、张义纯；

张治中、陈焯、吴石、朱传经、王天鸣、白崇禧、毛秉文、张培梅、赵守钰、姚琮、于达、王懋功（肄业）、贾康、孔庆桂、吕焕炎、刘建绪、刘和鼎、杨效欧、吴国桢、颜仁毅。

4、4期(1915年秋入学、1917年秋毕业、209名)

朱怀冰、尹呈辅、王翰鸣、刘祖舜、刘膺古、汪之斌、胡宗铎、彭进之、程汝怀。

5、5期(1916年6月入学、1918年9月毕业、630名)

张荫梧、吴克仁、李服膺、王靖国、白濡青、李生达、杨耀芳、刘翼飞、严重、何绍南、耿幼麟（肄业）、赵承绶、唐永良、郑俊彦、孟宪吉、董英斌、鲁英麟、傅作义、赖世璜、楚溪春。

6、6期(1917年初入学、1919年春毕业、1333名)

林廷华、欧阳驹、周浑元、周毓英、郝梦龄、赵博生、胡祖玉、余汉谋、陈公侠、邵百昌、吴奇伟、李振球、李扬敬、李文田、上官云相、邓龙光、邓演达、叶挺、叶肇、吕超、吕瑞英；

华振中、朱晖日、刘茂恩、杨杰、杨宏光、李汉魂、阮玄武、顾祝同、徐旨乾、郭忏、吕竞存、谭邃、罗策群、缪培南、黄琪翔、黄镇球、覃连芳、韩汉英、韩德勤、彭位仁、彭毓斌、樊崧甫、何柱国。

7、7期(1917年秋入学、1919年秋毕业、191名)

陈长捷、黄维刚。

8、8期(1918年8月入学、1922年7月毕业、638名)

陈诚、马法五、王育瑛、王景宋、王以哲、古鼎华、史文桂、史泽波、孔令恂、刘奉滨、刘珍年、刘春荣、李士林、韩洞、邹洪、张权、张文清、张东凯、陈孔达、宋肯堂；

柳际明、周祥初、张厚琬、周至柔、郭思演、韩锡侯、傅仲芳、徐梁、高卓东、胡伯翰、裴昌会、郜子举、郗恩绥、罗卓英。

9、9期(1921年10月入学、1923年8月毕业、702名)

李宗弼、刘万春、刘多荃、李觉、牟中珩、何基沣、宋邦荣、张知行、张克侠、张寿龄、贺粹之、周福成、施中诚、郭寄峤、展书堂（期肄业）、董振堂、黎行恕、林伯森。

扩展资料：

保定军校军校共办了9期，到1923年停办。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袁世凯到保定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次年初，他在保定东关外创练常备军（新军）并设军政司（旋改督练公所）,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分别由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任总办。

5月，经袁世凯奏准，开办“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冯国璋任总办（校长）。1903年2月，袁世凯奏请开办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兵官学堂、陆军大学堂，倡导正规军事教育。

同年于保定建成“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开始第一届招生。1906年，清政府设立陆军部，8月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停办，该校变成全国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直属清廷管辖。1906—1911年，分别在这个校址上开办过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和陆军预备大学堂。

1912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当年7月，经陆军部批准把陆军预备大学堂迁至北京，并更名为陆军大学。10月，在保定原址开办陆军军官学校，第一任校长为赵理泰。至此，保定军校步入历史舞台。

保定军校主要培训初级军官，教育方法多采用日本和德国方式，学期两年。军校共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5科，在校生约1300多人。

保定军校人才辈出，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如后来成为***将领的叶挺、赵博生和董振堂等，如蒋介石、白崇禧、陈诚、顾祝同、薛岳、唐生智、熊式辉、刘峙、罗卓英等国民党将领，如张治中、傅作义、陶峙岳等为新中国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将军。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课文简介：

本文是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同志在1943年写的，正值李大钊同志遇难十六周年所以题目为《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文章是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文章开头提出十六年前的1927年4月28日是父亲的被难日，结尾又强调母亲嘱咐自己要记住父亲被害的日子。这样首尾呼应，充分显示了敌人的凶残和革命者的英勇。

时代背景：

1927年，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率兵进关，占领河北、山东等地，以武力威胁正在胜利北阀的国民革命军，还下令通缉在北京坚持革命斗争的李大钊同志，但李大钊同志毫不畏惧，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仍然留在北京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4月9日被张作霖逮捕，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继续领导党的工作，4月28日被敌人绞死。

李大钊简介：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

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早年事迹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他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884年中秀才。1889年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90年入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同年8月，拜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师。1891年入读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起“公车上书”。后主笔于《万国公报》宣传变法维新，协助康有为创办“强学会”。1896年离京抵沪，与黄遵宪等筹办《时务报》，撰写《变法通义》等书并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影响巨大。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开民智、伸民权。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皇帝于7月3日召见梁启超，命呈《变法通议》，授六品卿衔，令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出亡日本。

海外流亡

梁启超 (东华新闻？Tung Wah News, 1901年4月17日)1898年10月16日梁启超抵达日本东京；康、梁抵日后不久，孙中山等即想与之建立联系，但遭康有为拒绝；12月23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出版；该年冬，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陆续刊登在《清议报》上。

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其后，孙中山等多次与梁启超接触，商谈两党合作；12月31日，梁启超离开日本抵达檀香山。1900年初，清政府再命各省严拿康、梁；梁启超忙于保皇会与勤王起义事宜；其间，与他的英文翻译何蕙珍女士产生了一段“夏威夷之恋”；4、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迅速发展，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决定联合出兵，6月清政府与各国宣战；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7、8月间唐才常策划、发动自立军起义，梁启超由檀香山急速返回中国；自立军起义事败，梁启超经香港前往新加坡与康有为会面，后应澳洲保皇会邀请前往澳洲；1901年春，梁启超返回日本；著《南海康先生传》；开办广智书局；12月21日《清议报》停刊。1901年6月，发表《立宪法议》一文，主张君主立宪。1902年初（正月初一），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在横滨出版；2月至7月，梁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创办的《新小说》，发表《新中国未来》。

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邀请赴美洲游历，先后抵达温哥华、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匹兹堡、圣路易、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后经温哥华返回日本横滨，此次游历长达八个月，在华盛顿期间还拜会了美国外交部长约翰海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返日后撰《新大陆游记》刊登于《新民丛报》；是年，《饮冰室文集》第一次结集出版。1904年清政府特赦戊戌党籍，但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仍未宽免。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论战，此后革命党和保皇党的论战日益激烈。1906年，梁启超代为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表示支持。1907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但后因遭清政府查禁而告解散。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逝世，梁启超生活困难，以读书、著述为业。1911年清政府责成袁世凯组阁，任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辞而未就。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9月28日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辛亥革命后回到中国

回国后，梁启超曾任民主党首领，后民主党、共和党与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他被选为理事。1913年进步党熊希龄组成“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1914年“人才内阁”仅存在五个月便宣告解散，梁启超辞去司法总长职务，任币制局总裁。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进行猛烈抨击。其后梁启超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经越南赴两广参加反袁斗争，梁启超的反袁举动使得他同老师康有为彻底决裂。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中羞愤而死。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任财政总长；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下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思想有所转变。1920年梁启超回到中国后，以开始集中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该年《清代学术概论》脱稿。1921年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史，在京、津多所学校先后七次讲演。1922年梁启超赴各地讲学；10月起，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学期；同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1923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清华大学）讲学。1924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6年梁启超因病入院治疗，发现肾有问题。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五十七岁。

家庭

梁启超祖籍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梁氏的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在梁启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启超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启超的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梁启超的母亲为赵氏。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婚后夫妻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王桂荃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1916年－），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现已离休，住在山东济南。

梁思礼（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出版

《饮冰室文集点校》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6册 ISBN 7541519480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全十二册） ISBN 7-101-00475-X/K

故居、纪念馆与墓地

在广东江门和天津都保存有梁启超的故居并建有梁启超纪念馆。

广东江门的梁启超故居位于江门新会会城镇茶坑管理区，这里是梁启超的诞生地。该故居建于清朝光绪年间，为一座青砖平房，占地面积155平方米。故居于1989年被定为广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故居扩建为“梁启超纪念馆”。纪念馆由莫伯治设计，主体为一座两层中西合璧风格建筑，前部分为具有欧陆风格的白色拱型设计，后部分是岭南风格的仿古建筑，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故居大院中央还竖有梁启超铜像，由林敦厚父子设计。纪念馆内有梁启超生平事迹展。

天津的梁启超故居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号，毗邻的还有位于河北路46号的梁启超书斋——“饮冰室”。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空地所建。故居建于1914年，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饮冰室建于1924年，为浅灰色两层洋楼，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天津市政府于2003年将故居和饮冰室扩建为梁启超纪念馆。纪念馆以故居作为展室，展示梁启超生平事迹。书斋“饮冰室”做为复原陈列，再现了梁启超生前的工作、生活环境。

梁启超墓今位于北京市植物园东环路东北的银杏松柏区内。墓地总面积18公顷，东西分为墓园和附属林地两部分。墓园由梁启超之子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1978年2月24日梁启超子女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将墓地全部无偿转交给北京市植物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