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约读座”的小宝库

关于《商君书》，又称《商子》。《汉书•艺文志》记载《商君书》共有29篇，现在传世的有26篇，其中两篇有目无文。它跟《论语》的性质差不多：反映了商鞅的思想，但不是商鞅所作。已故的清华大学教授，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高亨先生认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郭沫若干脆就认为除《境内》篇外，其余均非商鞅所作。《商君书》里那些法令性的东西，可能是他所作，但那都是平时工作必然形成的东西，还谈不到要去编纂成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这本书的开篇《更法》，抬手就写“孝公平画”。孝公是嬴渠梁死后的谥号，也就是说这本书至少是成于孝公死后，而孝公死后的大部分时间，商鞅都在逃命，基本没时间专门写书。当然这类证据，书中还有很多，比如《错法》、《徕民》，都是涉及商鞅死后的事，明显不是商鞅所出。所以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说这本书是“殆法家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

和《论语》不同的是：《论语》自始至终都是语录和对话，偶尔辅以叙事，而《商君书》更像是一本文集，字数不多，但内容庞杂，既有宏观的理论，也有细致的法令，而且书中的文体各式各样。比如前面说的，开篇《更法》很有些《盐铁论》的风采，基本都在辩论；而《农战》、《画策》、《外内》又是一种政论的格调；《垦令》、《战法》、《境内》则更像是公开颁布的法规。再加上法家文章素来语言冷峻、简约古奥，其思想和我们常接触的儒家更是多有背道而驰，所以《商君书》实在难读。想要磨练一下毅力，推荐一读。

前面说了，《商君书》中有两篇有目无文，就是《刑约》和《御盗》。抱着猎奇的心理，我翻了各种资料，想一探究竟，但终也究不深。最后我只得结合《商君书》的内容脉络和商鞅的政治实践，从字面上大体试着猜测了一下这两篇的主题，聊慰遗憾：

《刑约》应该是一篇理论文章，“刑”当然就是指刑罚，法家强调重刑轻赏。《商君书》第四篇《去强》就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他认为“王者刑九赏一”，到了第五篇《说民》更是主张轻罪重罚。根据这个层层递进的逻辑和商鞅的政治实践，所以这里的“约”字，大致有两层意思：

第一，约定。这个约定当然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明确的意思：我制定了这些刑罚，我也跟大家说明白，那么以后这些刑罚落实到具体人身上的时候，你别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有点儿“勿谓言之不预”的意思，重在震慑。从实践的角度说呢，也符合商鞅的施政风格。法家儒家都追求入圣，期望每一个人都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社会活动。但是在实现手段上：儒家看到树长歪了，是把它扶直，一直扶着它，让它在生长过程中慢慢纠正。而商鞅这里，则是直接把他心目中的圣人标准告诉大家，把好树的标准告诉树。以后如果哪棵树长歪了，就直接一刀把歪的地方砍掉。很痛快，“简政”。

第二，简约。既然要轻罪重刑，那么轻刑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反映在秦国的现实治理中，大家也能看到：《汉书·五行志》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就是往大街上乱扔垃圾，要在脸上刺字。

刺什么字就不知道了，反正不能是“此处禁止倒垃圾，违者罚款”。乱扔垃圾，放现在多大点儿事儿啊！现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马路边随地小便都不新鲜了，顶多就算道德问题。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解决道德问题需要靠教化，可商鞅用的是肉刑。不仅伤人肉体，还剥夺尊严。用法律严惩来实施道德的教化功能。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叫“刑用于将过”，《商君书•开塞第七》说：“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细过不失，则国治”。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把有犯罪思想和有犯罪行为等同起来，都予以法律制裁，以此来预防犯罪。看起来好像挺不错，法律制裁取代道德的监督教育功能，好像是简化了社会运行的环节，而具体实施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处罚“将过”实质就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就是“诛心”。但是谁来诛心？不是大公无私的社会，而是具体的人。社会很抽象，人的欲望和行为却很具体。诛心定罪就意味着对具体物证、人证的要求不再严格，即使你没有犯罪行为，也可以说你有犯罪的想法，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所以过分强调法律功能的“刑用于将过”理论，一旦具体运行就意味着法制的崩溃，当然，也意味着官老爷面前出现了一条便捷宽广的致富路。

道德问题就要用肉刑，如果罪过再大点儿，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什么斩首、车裂、凌迟，就是根据人的罪行选个死法罢了。绞刑给留个全尸，都叫皇恩浩荡。按照《商君书》的理论，这就叫“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

这个其实咱们都不陌生——“严打”：1983年，一对恋人拍个裸照，赶上严打，男的枪毙，女的坐牢。任何审判都强调“从严”、“从重”、“从快”。最后发现，打掉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代价是一大批冤假错案、公报私仇和司法腐败。只不过，咱们现在“严打”是阶段性的，而商鞅这个“德生于刑”却是长期坚持的。现在我们当然要说这种作风野蛮粗暴，但这都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条件——大争之世，列国征伐，乱世就得用重典。而且历史也明确告诉我们：一旦大战临头，往往都是冷酷战胜温良，野蛮战胜文明。

再说《御盗》，这很有可能是一篇法令性、技术性的文章，“御”字好理解，防备、约束等等吧。而这个“盗”字，恐怕不是指国内的小偷、强盗那么简单。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秦国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中，彼此监视，家家连坐，乱扔垃圾都要被毁容。如此高的犯罪成本，可能有稳定的小偷、强盗吗？所以这个“盗”字，我认为更多的是指地方上的世族、豪强，以及和他们有联络的他国间谍。这里我用“间谍”这个词可能容易引起误会，这个所谓间谍干的工作不仅仅是我们印象中的：搞点儿情报，刺杀个政要什么的，那都是小事。最主要的策反边境百姓，甚至是朝廷重臣，让他们迁到间谍服务的国家。

在当时，关于“国”的观念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博大。那时候的“国”其实就是以诸侯们的“家”为核心，然后聚合家臣之家，庶民小家凑在一起，这就叫“国”。最明显的就是韩赵魏三国，都是由家臣之家晋为诸侯，直接以姓为国号。所以在实行诸侯分封制的先秦时期，“爱家族”是绝对优先于“爱国”的。这一点，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见：近几年开始盛行修家谱，一开始大家可能觉得这只是一种文化传承，但是这种东西一旦修起来，就不是几张纸那么简单。尤其是在聚族而居现象普遍的农村。一本家谱在手，族中长辈就不再只是个家庭符号，而是具备了一定政治力量的实力人物。

族长一句话，往往比村长、书记还要好用，这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个潜在威胁和挑战。2018年年底到现在开展的“扫黑”为什么把重点放在农村？很简单，当前以贸易战、金融战、地缘政治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美斗争已经到了最紧张的时刻。在当下到了血拼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国家需要释放“农村集体产权”这块最后的压仓储备，和美国来一场持久战。这就意味着农村的土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将有很大的改革。但是，农村问题是涉及社会稳定的根本问题，一旦搞不好，就会直接危及党的执政地位。为了防止改革过程中这些地头蛇们乘机兼并土地，截留农民的利益，造成农村的不稳定，国家就先下手除掉他们。所以说本次“扫黑”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国本的政治问题。

当然这是现代国家，尤其是我们的党，组织建设直达基层，中央对基层有绝对的掌控力和动员能力。而在古代，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君没有太多的手段。国君一旦引起本国百姓不满，往往就会引发人民以家族为单位向外迁徙，甚至是家臣的大家族叛乱。人口是当时每一个诸侯国都极其重视的财富，甚至高于土地，人口大量外迁绝对会导致国家衰落。在商鞅的眼里，这些半独立的，始终和国外间谍保持联系的地方世族、豪强给邦国带来的潜在威胁，不单纯来自他们直接对抗政府施政的力量，仅仅就他们的大规模迁徙，就很容易以点带面，动摇国本。所以《商君书·垦令第二》说：“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这里的“外交”，不是之国家政府间的交往，而是指民众的对外交流。所以这句话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指禁止民众外迁，这也是削弱地方世族、豪强势力的措施之一。而要禁止民众外迁的重要一步，就是首先斩断民众与外国的联系，防间、防谍，叫你进得来，出不去。也就是说，《商君书》里要“御”的这个“盗”不仅是指 “盗情报”的，更主要是针对“盗民”之盗。

“盗民”之盗是指国外的，国内当然也有“盗”。这些“盗”除了零星几个小毛贼，更多的就是指在朝野中一切有能力阻碍商鞅施政的保守势力。这股势力不仅仅是在野的，在国内居无定所，到处冲州过府，有能力“犯禁”、“乱法”的文人、游侠。他们虽然人多，力量总和很大，但是没有组织。要“御”他们，直接用明确的行政、司法手段就可以。这类人《商君书》很多地方都提到过。还有一类人，对施政阻力更大，但是在《商君书》尚存的篇目中几乎很少直接提到。那就是在第一篇《更法》里出现的，以甘龙、杜挚等人为代表的在朝中握有一定权力，却明确反对变法的政治人物，这其中还包括公子虔这类王族权贵。这些人都是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第一刀就是冲他们去的，所以他们是最有阻碍变法动机的一帮人。要“御”他们，单纯依靠公开的法律手段恐怕不行，还需要些不好见光的政治手腕。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应该是对第七篇《开塞》的呼应。《开塞》是理论文章，主要分析政治统治面对的障碍、弊端起源，然后只在宏观上论述了全面法治的必要，强调针对当下要用“刑九赏一”来维护秩序，没有很具体的说如何扫除这些弊端。有理论，就应该有措施。后来《韩非子》一书中的《八奸》、《奸劫弑臣》、《五蠹》、《八说》很有可能就是结合这篇《御盗》的深一步研究。以上仅是猜测，算是抛砖引玉吧！欢迎批评。

其实无论是法家，还是孔孟儒家，我认为他们追求的目的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是两条不同的路。这两条路都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它们的成败取决于人能否根据自己所处的特定时期，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在《商君书》第七篇《开塞》里就一段比较详细的阐述：当下，人类已经走过了远古的爱亲人、维护小集体的时代和中古的推崇贤人、标榜仁爱的时代，而进入了近世推崇权贵、尊重官吏的时代。既然世风有了变化，那么组织管理理念也要变化。时代进步了，人变的精明圆滑不再淳朴了，那么就只能用严刑峻法来管理。虽然酷烈，但是却能够震慑民众不犯法，是对大多数人的秩序保障。这跟《商君书》第一篇《更法》里说的“法者，所以爱民也”的精神也是吻合的，所以商鞅思想强调“大仁不仁”。根据客观实际调整管理模式，这就叫与时俱进，就是改革。

（本章结束，接下来将是商鞅的政治实践《商鞅对庶民的胜利》敬请期待！）

没感受，要说感觉有一点点。

就是大部分是真实的，不过起重有些也是受司马迁个人观点影响，造成了历史人物的扭曲

内涵深厚、博大精深的史学和文学巨著《史记》。

这对于我们广大的一线语文教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深深的困惑：选修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我们如何进行？面对这部辉煌巨著，又从哪入手？半学期的实践，漫长的反思，笔者总结出四点体会，以期与同仁互探共思。

一、导言：《史记》入门教育

为何要开设选修课？如何学习选修课？为何要学《史记》？选修课如何考试？这是学生自然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最感困惑的地方。

因此，在进入《史记》学习之前，必须以“导言”的形式，给学生拨去疑惑，提高认识。

导言的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选修与必修的关系；选修课的学习方式与考试；《史记》选修的意义。

这里，最主要的是开设选修课的意义。

学生或许这样认为：《史记》是史学、文学名著，是文言文，选修当然从历史开始。

可是学生不明白，中国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为什么要单开《史记》选修课。

他们不明白《史记》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重大意义，对自己人生成长的厚实滋养。

于是，我以此为核心，帮助学生认识学习《史记》的意义。

我先从“炎黄子孙”一词带领学生追本溯源，使学生知道了黄帝神奇诞生、后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的故事。

正是靠着对这一“人文始祖”的认同，中华民族才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随后指出：这一点，正源于《史记》，源于司马迁，是司马迁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整合作出的巨大贡献；《史记》是中华民族的“家谱”，记载了伟大民族五分之三的“家族史”，作为炎黄子孙，能不读自己的“家谱”吗？之后我又结合韩兆琦关于《史记》作品教学的几点意见和袁传璋《司马迁与中华文明》两文，动情地讲述《史记》思想的先进性，对民族心理性格和智慧形成与塑造的作用，讲其出神入化的叙事艺术和穷形尽相的写人艺术；讲司马迁忍受奇耻大辱、苟活人世的原因与目的；甚至讲到当代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对《史记》的痴爱。

如果说《史记》是一座高山，一座宝库，那么我的讲述，正是点其“崇”言其“胜”，能吸引学生去探奇揽胜，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我相信“导言课”，让学生认识到的不仅是学习的方式和意义，更让学生意识到学习《史记》是每个有文化的炎黄子孙的责任、使命和义务。

二、原则：“文”“言”并重，“人”“传”统一。

《史记》语言精致典雅，明白晓畅，非常规范。

学生要学习文言文，要阅读浅易的文言文，《史记》是不可或缺的样本、范本。

学习古代语言，打实高中阶段的文言基础，当然是学习《史记》的题中之义。

课文编写者通过“积累”练习也鲜明地告诉了其意图。

不过，正因为《史记》语言的丰富性，所以学习语言时特别要突出“精要”“常用”特点。

文章里的语言不可让学生全盘接受，那势必会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加重其负担。

哪些词语要重点掌握，哪些是一般掌握，哪些干脆不要掌握，教师要给学生点明。

如学习《夏本纪》，“等”“摄”“诛”“克”“度”“相”等必须掌握，至于“襄”“刊”“祗”“台”则无须掌握。

坚持语言教学，轻车熟路。

但是，我们一定要警惕“见言不见文”的误区，避免上成单一的语言课或训练课。

这么一来，选修课程《史记》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因此，我们在重视语言基础的前提下更要突显“文”之因素。

什么是“文”呢？就是人文，就是文学，文章，就是文体。

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使学生学到《史记》的精髓，受到文化经典的熏陶。

“文”“言”并重齐举，是我们第一个要牢牢贯彻的原则。

谈及“文”，其义丰富无比。

什么思想、历史、文学、人本等，都可以教。

但是，若从《史记》自身特点和选修课要求看，在“文”中，我们更要突出“人”与“传”两个最关键的东西，它们是教学的主脑、主线，是教学时用力打造的东西。

文学是人学，传记文学是专门写人的。

《史记》是第一个以人为本来记载历史的。

全书记录了上自帝王将相，国戚朝臣，下至刺客游侠、士农工商，乃至巫卜倡优，蕃夷首领等四千多个人物，其中给人以深刻印象有一百多人。

为什么要以人为本呢？司马迁认为，历史终归是人的历史，不是天的意志史，它对那冰冷的历史巨轮投以轻蔑的一晒，然后满怀慈悲地去关心轮子下的那些泣血的生灵。

我们看到，一代一代的人物及他们对历史必然性的反抗，对自身命运的体认，构成了《史记》的主色调。

于是乎，史学成了文学，文学成了人学。

学习《史记》，我们必须高扬“人”字大旗，带领学生感受传主的成功与得意，失败与失意，了解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内心感情，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获得了有益的启示；分析各种因素对他们成长历程的影响，评价他们的功过得失，形成自己知人论世的评价人物的能力。

每学完一篇传记，我都要求学生谈谈对传主的感受，写写对传主的评论。

这就是课程目标定位，是努力教给学生的人文种子。

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全面而恰当地指出了《史记》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能把这两者统一起来的就是文学传记，或者叫传记文学。

教学中，除“人”之因素外，另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传记文学”这一文体了。

每一种文学体裁都有它自身的艺术特征和表现手法。

传记文学，要求的是对人物——传主——人生故事和命运轨迹的如实反映。

作者可以想象、推想，但绝不能违背人物的基本性格和特定的历史情境。

表现手法也较为单一，以叙述为主体，以描写、议论为辅助。

故叙事艺术，写人艺术和叙事语言是该文体最主要的艺术要素。

突出“传记”这一特征，除使学生认识这一文体的基本特征外，更要使学生学习司马迁作为创造家，用这种狭窄的体裁，硬是谱写了中华儿女一曲悲歌壮歌，让历史人物都有了鲜活的面容的创造精神和艺术。

司马迁叙事常设主脑。

评论家马步瀛评说：史公之文，每篇各有主旨。

如《吴太伯世家》“让、争”二字为主，《鲁周公世家》以相臣执政为主，《陈丞相世家》以阴谋为主，《魏其武安侯列传》以权势相倾为主。

如此，太史公化零散材料为神聚，举重若轻，堪称高妙。

须给学生点明，悟其匠心。

司马迁叙事还注意详略得当，讲究波澜起伏，气象万千。

写人则穷形尽相，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善于将人物对比映衬，尤善为人物设计个性化的语言与动作。

这些，都是我们教学中的着力点。

还有，传记文学是不大可能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而司马迁总是能通过人物的行动与语言来表现，故引导学生通过揣摩人物的言行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实乃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

如教《夏本纪》，写大禹“三过家门不敢入”，可以让学生设想一下：这是什么心情？尤其听到屋内儿子的啼哭声，会是什么滋味？这么一想，学生一下子拉近了与大禹的距离。

教《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受 “胯下之辱”有个精彩的细节：“信孰视之。

”为什么要“孰视之”？那会他在想什么？这么一问，肯定会激活学生的思维，会深入探讨甘心受辱的原因。

“人”“传”统一，既体现了语文人文性与工具性结合的课程性质，又符合语文教学“文道统一”的原则，也是具体教学过程中贯彻的第二个原则。

三、教材：审慎灵活选择

选修课的特色是“选”，即选择性、自由性、灵活性。

我们对它的努力是从对教材的处理开始的。

新课程的教材观认为，教师不应教教材，而应用教材教。

必修课教学中，我们还是遵循教材的体例、篇目，课外补充一些篇目。

到了选修课教学中，内容多，时间紧，再走必修课的老路已不行了。

于是，我们开始对教材进行慎重灵活的选择。

调整教材的先后顺序，《太史公自序》篇幅长，内容深，开篇先学，易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不如待学完全篇后再学习效果较好。

变化一下讲读自读的篇目，如把《李将军列传》变为讲读，将故事性强的《刺客列传》变为自读。

重点篇目如《太史公自序》《屈原列传》，整体学；较难较长的篇目如《鲁周公世家》《夏本纪》，进行摘取精彩片断的切片学；碰到合传的如《管仲列传》，补充《晏子列传》，补充学；内容密切相关的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合并学。

限于时间关系，教材不一定教完，但可要求学生学完。

四、资源：开发利用

开设选修课，是这次新课改的亮点之一。

选修课教学要以新课标为宗旨，最大限度地体现新课改理念。

课标指出：高中语文选修课是在必修课程基础上的拓展与提高，学校及教师应充分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努力创造条件，建设满足社会发展和学生愿望的选修课。

课程改革设计者希望教师参与选修课程开发，并逐步成为开发的主体。

而教师参与课程开发，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面对新课程，教师不是材料员，而是建筑师，他是材料的主人，更是新材料与新教学智慧创造的主体。

因此，对于《史记》选修课，我们要特别注意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

因为《史记》教材毕竟是《史记》的一部分，我们完全不可囿于课本教材，而应适当进行“二度开发”，尤其从“互见法”特点出发，进行或增或删或改，做到《史记》为我所用。

另外，还要将文本资源与活动资源，与学生实际。

课外生活资源紧密结合起来，活化文本，丰富文本。

笔者，有三种课程资源尤其要开发利用好。

1、其它有关《史记》文本资源

《史记》自诞生后对以后社会文化等各种领域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尤其作为传记文学的开端，以其特殊的意蕴和魅力，为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有多少小说、剧本，诗歌以它为题材；有多少诗人、评论家咏叹它、研究它。

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资源库。

唐朝咏史诗专家胡曾150首咏史诗有70多首取材于《史记》，或者干脆咏叹《史记》名人遗迹。

几乎每读一篇《史记》，都可利用胡曾的诗。

京剧及其它地方戏以它为题材更多，像《赵氏孤儿》《霸王别姬》《火烧绵 山》等等。

现在的“百家讲坛”有易中天品《史记》。

这些古今各种文本资源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2、乡土资源

学《史记》，我们徐州学生条件得天独厚。

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春秋。

许多名人故里，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地都在徐州及其附近。

徐州市有“戏马台”“范增墓”高祖故里，新沂孙庞大战的马陵山，北有二圣故里，南有霸王、韩信故里。

甚至一些村名都与《史记》有关。

如邳州境里邢楼镇的“扔瓜”“思田”村名，述说着韩信偷瓜的故事。

英雄故里，名人遗迹，都在我们身边，我们怎能不带领学生探幽访古，发思古之幽情呢？

3、高考资源

《史记》选修课第一次开设，给学生训练相应的材料几乎是空白。

但别忘了我们还有了宝贵的试题库，即高考有关《史记》的试题材料。

《史记》是二十几年高考文言命题取材最多的史书。

收集起来，可以夯实学生语言基础。

一段尘封二千余年的潮汕史事

——《揭氏族谱》所带来的信息

·黄赞发·

在潮汕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可以将其渊源直溯至公元前六千多年。但是，在这上下八千多年的历史中，长达六千多年的时间只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历史，典籍有载的则要迟至秦汉之际。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以五岭东端的揭阳岭置戍所，就是最早载诸史册的极其浓重的一笔。同时，史禄为南下大军凿渠运粮而后“留家揭岭”，更成为有史记载的汉人入潮第一人。

不过，戍揭岭事，向有争议，《水经注》就以大庾岭为最东之岭，五岭不列入揭阳。在广西修灵渠转饷的史禄远道东来，以揭阳为家，更曾为论者所否定。巧合的是，103年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又一位史姓人物在潮汕地区的远古历史上出现了。他就是潮汕第二位被载入典籍的史定。《史记》称“揭阳令定”，《前汉书》称“揭阳令史定”。《史记》的《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还载明史定归汉后于元鼎六年三月乙酉被册封为安道侯并任揭阳令。因为正史有载，故笔者早在1982年所撰《潮汕先民初考》一文就曾引用。但是，这么一位在粤东乃至整个闽粤赣边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竟有如昙花一现，其生前身后一无余闻，令潮学界不禁为之困惑。

令人振奋的是，去年（2004）11月10日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在揭阳召开，江西丰城揭氏族人携上沉甸甸的《揭氏族谱》，和任职于汕头濠江区政府企业投资中心的揭立业先生一起赴会，一下子揭开了西汉初年的这一历史迷雾。会后，揭立业先生携谱抵鄙舍晤谈，使笔者有幸细阅全谱。喜悦之情，自不待说。

揭先生带来的《揭氏族谱》有两部，一是江西丰城谱，二是广东高廉谱。从丰城谱可知，丰城揭氏共修谱14次，初修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苏过为作《史揭合序》；最后一修在1943年。从几篇序文来看，高廉谱至少也有四修，分别为乾隆、咸丰、同治年间及1983年所修。苏过的《史揭合序》也照录不误，还收进了福建汀州连城揭氏于清康熙、雍正年间修谱时的几篇序文，显见高廉谱是对照了连城谱的。从诸家序文我们还可考知，连城揭氏源于丰城揭氏，高廉揭氏又源于连城揭氏，故最可引以为据者当推丰城北宋的一修谱，最精当的莫过于苏轼的三子苏过所撰写《史揭合序》。

苏过之所以为揭氏一修谱写序，缘于苏家与史、揭两家的深厚交谊。这在序中交代得十分清晰。简要地说，苏过祖父苏洵与同乡史清卿是莫逆之交，苏过父苏轼对史“以师礼事之”，并与史之子子熙及两位侄子都是“笔砚同志”，故苏过说苏、史是“通家执友”。苏轼曾与史子熙论及汉武平南越事，因而从史子熙处得知，史定之父史焕是子熙的祖先，从史焕到子熙已经是四十四代，而且其史家“旧谱”载明史定“赐姓于汉武，令后人知揭出于史，史、揭允远不可为婚”。宋神宗熙宁年间，苏轼通判杭州，后改知定州，得晤刚中乡举的揭枢（字伯徽），“握谈甚欢”。不久，苏轼又改知允州，过杭州旧治。揭枢刚好知杭，苏、揭得以再次晤谈。揭枢甚博学，苏轼戏称为“江南揭书柜”。言谈间，苏轼“述史子熙家谱，揭原于史”。揭枢“即出其谱，自焕至枢也四十四世矣”。苏轼不禁感叹地说：“君与子熙有伯仲序也”，遂促成了丰城揭氏族谱之修，并命苏过“叙之”。

历史就是这么结缘于有心人。史焕的史、揭两姓后人都是在第四十四代结识了苏轼这位旷代文豪，并由此造就了苏过这篇足以彪炳百代的《史揭合序》，的确是文史学界的一段千古美谈。而今人揭阳潮学学者徐光华先生会前远赴广西、粤西，走访各地揭氏后人，广受揭氏族人的竭诚欢迎，充实了不少揭氏材料，形成了若干专论，率先在第三届潮学会上公布了研究成果，澄清了尘封两千余载的这一潮汕史事，故深为海内外学人，特别是饶宗颐先生的推许，这不能不说是文史学界的又一段当代美谈。古之苏氏，今之徐氏，先后为揭氏正本清源，从而为潮汕远古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不争的史实，而这都是缘于《揭氏族谱》的发现与研究，故可以说这是《揭氏族谱》所带来的令人感奋的信息。

细考苏序并证之谱中有关姓原源流考，我们可以对在揭阳那段语焉不详的史事，有了一个较为明辨的了解。可以断定，元鼎六年古揭阳正式纳入国家版图，开始成为隶属中央政权的一个县级建置，其辖区包括当今的粤东以及闽南、赣东南一部分；揭阳令史定的确史有其人，而且是潮汕地区历史上第一位受命于中央王朝的地方官员。史定是中华所有揭氏族人的共同祖先，其父史焕则是史、揭两姓的共同祖先。（按：有谓史定是史、揭两姓族人的共同祖先，实误）。

据谱所载，史定生于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今年刚好2165岁（按：或曰为2166岁，误了！因公元没有零年）。世居江西广昌，故此当史定有功于汉之后，乃父史焕得以“食爵豫章”。将揭氏谱中所载印证正史，我们已不难展示两千多年前那一段风云变幻的潮汕史。

秦末汉初，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汉文帝时感恩于汉朝廷的怀柔政策，上表称臣。赵佗在位长达七十余年，死后孙赵胡继立。闽越犯境，汉武帝应赵胡之请，命王恢率兵援助南越。史定“以护驾将军随王恢出豫章”。但兵未逾岭，闽越王之弟馀善杀郢降汉而罢兵。于是，史定“又承命随严助往谕南粤”。严助带南越太子婴齐北还，为人质；留史定居越，实也为人质。后史定为南越“令揭阳”二十余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相吕嘉判南越，杀汉使。为此，武帝派兵平南越，闽越馀善兵临揭阳。就在这关键时刻，史定“挈地归汉，收平两粤（按：同越）”。“武帝旌其忠，发诏封为安道侯，世袭揭阳令，赐姓揭，赐名猛”。

史定之令揭阳，似是扑朔迷离，但正史有载，本就应是提之有据的。今《揭氏族谱》的出现，更见毋庸置疑。这应是《揭氏族谱》所带来的另一个令人感奋的信息。为此，我们还有理由期盼着有那么一天，典籍所载的秦皇之置戍揭岭，史禄之留家揭岭，以及史禄、史定的关系都能得到透彻的考释。

志载揭猛（史定）有子揭当时继袭侯位，并继任揭阳令。此后，其子孙居停情况就在潮汕的志书上消失了。治潮史者似都一直找不到其后人居潮的蛛丝马迹。还是《揭氏族谱》给我们又带来了这方面的重要信息。尽管丰城和连城两谱，揭氏三十三世之前都是一片空白，但丰城谱有载，揭猛的第三十四代孙揭震生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居潮州揭阳（按：唐无揭阳，应是循旧说），隐居乐道”，娶姬氏，生二子，长为揭漳，生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次为揭钺，生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揭漳考取明经，任南昌录事。后揭钺之长子揭镇官至仆射，因而揭震“以孙贵，赠尚书仆射”。揭震长居揭阳直至去世，“葬揭阳县梅岭界，坟墓存焉”。由此可见，揭猛后人在揭阳传宗接代至少也有九百多年。

揭震之后，潮汕地区已一千一百多年找不到揭氏传人。这是什么缘故呢？揭阳有个民间传说：古时候有个皇帝梦见一巨人“击”剑闯入寝宫，利剑直指其喉。皇帝应声倒地，醒过来后急召国师圆梦。国师认为“击”谐音“橘”，橘产于南方，妖人必巢居南方。只要找到了名谐橘之地，姓谐橘之人，斩尽杀绝，则可保无虞。于是查到了岭南的揭阳揭氏，即密令揭阳县姓车的县令行事。车公接旨后，左右为难。遵旨则枉杀无辜；违旨则有杀头灭族之灾。经反复寻思，终于求得两全之策。当夜，车公一面暗命揭氏族众趁黑逃离揭阳，远走他乡，隐姓埋名；一面一把火将揭家烧为废墟，呈报朝廷。此后揭阳黎众感车公盛德，于城东建一座石桥，称车公桥，并称揭家故地为火烧地。这就是“火烧地与车公桥”的故事。故事不一定是真，但却暗示着揭氏之于揭阳绝迹，可能缘于某种天灾人祸，也暗示着揭氏早已迁徙异地。这也许是故事编撰者的一个假设。

事实也说明了这个暗示或假设。揭震之孙揭镇正是在唐末黄巢起义的战争中“以御黄巢功封护国将军、左仆射”，“持节袁州诸军”，而后定居于袁州。揭镇之弟揭政有三子，一徙赣州，一迁海陵，一移丰城。移居丰城的揭祯成为丰城派始祖。江西各地，揭氏分布极其广泛，其中丰城一派是较旺的一支。前所述苏轼同僚揭枢就是出自此派。福建连城始祖揭五郎也是迁自丰城，为揭镇后人。广东高廉揭氏又徙自连城，始祖揭德秀为揭五郎之十七世孙，于明嘉靖年间入粤抵廉，居石城那蒙。揭氏一族在赣、闽、粤三省各地播衍繁殖，族众殊盛，仅廉江一地即广布八十多村，共三万多众（1983年修谱统计）。据揭立业先生初步了解，除此三省外，湖南、广西、湖北、河南、贵州、安徽、浙江、江苏、内蒙古、山东、陕西、云南、四川、北京、上海、台湾、香港等省、市、区都有揭氏后人定居，加拿大、新加坡、日本、欧美等地也有不少揭氏后裔，海内外各地揭氏族人都敬奉一个共同的祖先———揭猛，并几乎都知道揭源于史，赐姓于汉。所有这些，也都是《揭氏族谱》给我们带来的信息。

从两部族谱多家序言，我们也看到了各个时代的揭氏代表人物，大体都认同了揭猛为共同祖先。至于宋末和元代修谱时刻意模糊族源的良苦用心，郭伟川先生已做了体察入微的分析。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已在明清各谱中得到了纠正。揭氏人才辈出，世代簪缨，完全有能力扭转不实之举，这应是不成问题的。从《揭氏族谱》的风俗记载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地揭氏多以五月初四过端阳节，这也可见其对揭猛的崇仰信奉。原来此俗源于史定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当年选定五月初五为择吉出兵之日，于是全军提早一天隆重过节，祭拜祖宗，大犒将士；第二天奋勇出征，大获全胜。故而揭氏每年都在五月初四提早过端阳节。

揭立业先生是廉江长山镇六福村人，揭猛的第七十五代裔孙。1985年从戎，在汕头机场空后服役，1988年冬分配到汕头市工作，已育有一子。查明清以来，揭氏仕潮者共有三人，为明嘉靖通判并署海阳令揭鸿、澄海教谕揭楠（均为福建归化人），清乾隆大埔训导揭子治（广东廉江人），但都未见有落籍或后代的居潮记载。为此，似可以说揭立业先生是揭震之后一千一百余年来，第一位回潮定居的揭氏族人。这不能不说是由《揭氏族谱》带来的又一个令人欣慰的信息。

综上所述，随着《揭氏族谱》的入潮，潮学界获得的可喜信息应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特别令人振奋的就是正史记载的史定（揭猛）其人及其令揭阳事，不但得到了无可置疑的证实，而且使我们得以从历史的深度，透彻地了解到当年史定顺应历史潮流，“挈地归汉，收平两粤”，为西汉的统一大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今天，我们也正在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大业，当更凸显史定（揭猛）回归大汉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和借鉴、启示作用。

出自复姓闻人氏，是春秋时期少正卯的后代。少正卯是春秋末叶鲁国人。他博学多识，很有名气。他的有些主张与孔子不合，曾聚众讲学，同孔子唱对台戏，使得孔子的不少弟子都跑到少正卯处听讲。后来孔子利用职权杀了少正卯。因少正卯是当时声誉很大、远近闻名的人，被誉为“闻人”，所以他的后代支庶子孙有的便改为闻人氏。后有一部分闻人复姓改为单姓闻，称为闻姓。

得姓始祖：少正卯（见上）。先秦典籍中有的提到孔子诛杀少正卯，有的则没有记载。这样，孔子是否诛杀少正卯，成了后世聚讼疑问。据《荀子·宥坐》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先）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日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诛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也就是说，孔子在鲁国由司寇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就杀死当时鲁国的大夫少正卯，理由是少正卯兼有五种恶行，并且在家里聚众成群，鼓吹邪说，哗众取宠，已是小人中的雄杰，所以非杀不可。后来的《尹文子》、《说苑》、《孔子家语》等书，都引用《荀子》的说法，认为孔子杀了少正卯。然而，南宋朱熹认为，孔子并没有杀少正卯。此说一出，许多学者表示赞同。

翻翻家谱把， 可以给你启示。也可以趁现有的资料把家谱搬到互联网上呢。在线寻找宗亲更方便。百姓通谱。

1 起源：你奶奶的爸爸是谁？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常常会被各种各样的人关注和问询，例如：我们的亲戚、朋友甚至是陌生人。而在这些人中间，最能让我们回忆起家族渊源的，莫过于我们的祖辈了。

因此，在了解你奶奶的爸爸叫什么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历史和家谱知识。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关于“家谱”的知识吧：

家谱，又称宗谱、族谱、门谱等，是记载一个家族或家庭的来源、人物、血统、衣食、制度、规章、族姓、家训、愚谱、墓表等内容，从而达到延续家族的传统，传承家族的血脉，继承先人的智慧之目的的文献资料。

2 姓氏起源

家谱中最常见最重要的就是姓氏，而姓氏的来源又是怎样的呢？姓氏的产生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地区；

有一定规模的社会聚居现象；

有相对稳定的家族传承现象。

而在古代，姓氏还具有寓意和文化传承的作用。比如，姓“黄”的人往往寓意着“高尚”的品质和创造性思维；姓“张”的人则寓意着“大众化”的思想和风格。因此，如果我们了解了自家的姓氏文化背景，就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家族起源和历史。

3 家谱的作用

家谱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是人们感知自己家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首先，通过家谱的阅读和解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家族的来源、血统、历史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遵从家训和家规，继承先祖的智慧。

其次，家谱还可以起到开启思想启示和鼓励的作用，因为家族中有一些先祖的事迹和智慧非常值得我们效仿和借鉴，这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追求更高的境界和目标。

4 探究你奶奶的爸爸名字

当我们拿到一份家谱时，最让我们兴奋的就是看到自己亲人的名字，特别是自己父辈的名字，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和历史常常能激发出我们强烈的好奇心。

因此，当我们想知道你奶奶的爸爸叫什么时，我们需要去查看家族的谱册，查看你奶奶的父亲的姓名和其他相关信息。如果你拿到了一份比较完整的家谱，那么你就可以通过阅读该家族的历史和族谱背景，更好地了解你奶奶的父亲所承载的文化和信仰。

5 总结

了解自己的家谱、了解自己的家族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有趣的事情。通过对家谱的探究和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遵守家训和家规，传承先祖的智慧和文化。

而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你奶奶的爸爸的名字，那么你就需要去寻找你们家族的族谱，只有通读整套家谱，才能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家族历史和文化认知框架。

姓氏渊源：

中国人的姓，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第127位在当今以人口多少排名的中国百家大姓中，董姓位居第2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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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姓氏源流

有三大支：

一支出自已姓:据《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等资料所载，相传颛顼（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的己姓（颛顼之孙叫吴回，吴回之子陆终，陆终的大儿子名樊，赐己姓，封在昆吾国。）之后裔飂（音刘）有个儿子叫董父，相传对龙的习性很有研究，帝舜就任命董父为豢龙氏，让他专门养龙，在董父的精心驯养下，许多龙学会了表演各种舞蹈，帝舜很是喜欢，就封董父为鬷川（今山东定陶北县）侯，还赐他以董为姓氏，其后代亦以赐姓董为氏，董父也被尊称为董姓始祖。

一支出自姬姓，以官为氏。据《姓氏急就篇注》、西汉史游《急就篇》及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所载，春秋时，周朝有大夫辛有，辛有有两个儿子在晋国任太史，即太史,董督（考察并收藏之意）晋国的典籍史册，其职责是“董督晋史”，他的子孙世袭晋国史官，以官为氏，称董氏,这一时期晋国的都城在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故此支董氏出自今山西翼城。

一支出自少数民族及其他，匈奴及南蛮均有董姓。另外，据《董氏世谱》所载，帝颛顼的后代陆终有一子叫参胡，姓董，参胡的子孙便有以董为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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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繁衍播迁

据史料所载董姓的发源地在山东定陶北部、山西西南部、山东平原县一带三个地方。

秦汉时，董姓在今山西、甘肃、河北、河南较为集中。

另外，陕西，山东定陶、高青，广东广州，四川资阳、德阳，浙江余姚、湖北襄阳、枝江，福建福州，河南禹州、伊川、南阳、开封、杞县、信阳、灵宝等地也散居有董姓族人。

后在不断的繁衍过程中，甘肃、山东两地董姓发展成当地望族。

这一时期，据史书所载的董姓族人繁衍迁徙情况有：出自晋国太史一支的辛有后裔董狐裔孙董翳被封为翟王，都高奴（今陕西延安市城东延河东岸），后其子孙又迁居陇西（今甘肃临洮）；西汉董仲舒为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其曾孙由广川迁至陇西，后人又迁往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百姓四处流散，大举迁往南方，安徽、江西、江苏、湖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均有董姓迁徙而来者。

隋唐时期，是董姓一大繁衍时期，唐代的《元和姓纂》记载董氏有四个郡望：即陇西、弘农（今河南灵宝）、河东、范阳（今河北涿州）。此外还有济阴（今山东曹县）。唐末，固始（今属河南）董氏又有随王潮、王审知入闽者。福建、广东又有董姓迁居者。

又唐代固始（今属河南）人陈元光父子开漳入闽及王潮、王审知入闽时都有董姓加入。宋元时期，金兵入主中原及蒙古军队的南下再度迫使董姓南迁，浙江余杭一带此时出现董姓族人。从清康熙年间开始，董氏有族人陆续移居台湾，此后，有的又徙居南洋群岛及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董姓这一时期可谓遍布海内外了。今日董姓以河北、山东、山西、云南、辽宁、浙江等省最为集中。

郡望堂号 董姓郡望主要有陇西郡、济阴郡等，其中以陇西郡最旺。

1、陇西郡，战国时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三国时治所在襄武（今甘肃陇西南）；

2、济阴郡，治所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堂号有：“陇西”、“直笔”、“良史”、“豢龙”、“正谊”、“三策”等。�

宗族特征

1、纵观董姓名人，可以看出董姓是一个多武夫将帅和画家的姓氏，忠臣良将辈出，在历史舞台上争相竞妍，各展风姿。

2、董姓字行辈份层次分明，特征显著，如董贻玖所修《董氏族谱》中载有湖南一支字行为：“名初怡世业，继序振家声，祖泽由来远，诗书裕后昆。”又董德庵所修《董氏宗谱》中载有河北一支为：“维士生亨，初伯叔仲，汝文继夭，圣国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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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名人

董 狐：春秋时晋国史官，被当时的孔子誉为"良史"的史官，是最早出现于史籍的董姓名人。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东）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以"天人三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地位。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提出"天人感应"说和"三纲五常"说。

董安国：西汉内史，曾著农书十八篇。董忠：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西汉时被封高昌侯。

董宣：圉县（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时以秉公执法，廉洁奉公著称于世，有“卧虎令”和“强项令”之称。

董 贤：云阳（今陕西淳化）人,西汉大司马。他22岁时就被哀帝宠幸，官至大司马，操纵朝政，其家族在当朝显赫一时。

董小宛：著名才女，为秦淮河"八大名妓"之一。容貌俏丽，善书画，通诗史，后来嫁给清代著名文学家冒襄为妾。

董邦达：著名画家，人称清代画中十哲之一。

董 源：五代南唐画家。用披麻皴法画山水，平淡天真，后又巨然承其风格，并称"董巨"，为五代，北宋间南方山水画主要流派，对后世影响很大。

董解元：金朝时戏曲家。他根据唐人元稹的《莺莺传》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为后来元曲作家王实甫创作《西厢记》准备了条件。

董卓：东汉末陇西临洮（今甘肃氓县）人,字仲颖。189年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挟献帝西迁长安，自为太师，后为王允、吕布所杀。

董昭：定陶（今属山东）人，东汉时曹操谋士。

董王己：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东南）人，东汉屯田都尉，著名女诗人蔡文姬之夫。

董正：东汉时番禺（广州）人，以雅性高洁，累辟不仕为世人敬仰。

董昌：东汉浙江余姚人，官至蜀郡太守。

董遇：弘农（今河南灵宝南）人，三国时任曹魏大司农。

董厥：义阳（今河南桐柏县东）人，蜀汉时任职尚书令，被称为“良士”。

董和：三国时南郡枝江（今属湖北枝江），蜀汉时与诸葛亮协力辅佐蜀后主，居官20余年，死时家无檐石之财；其子董允，蜀后主时任黄门侍郎，颇得诸葛亮信任，常谏诤后主过失

董奉：侯官（今福建福州市）人，三国时神医，为人治病不取钱，治愈者使裁杏树，数年达万株。后人用“杏林”颂赞医者，即出于此。

董景道：弘农（今河南灵宝南）人，西晋经学大师。

董征：南北朝时顿丘（今河南清丰南）人，曾官至平东将军。

董僧慧：姑熟（今安徽当涂）人，南朝萧齐之义士。

董展：隋代汝南人，长于作画，与展子虔齐名，又雅号：“智囊”。

董纯：隋代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人，以功进位上开府、拜柱国、爵郡公。董庭兰：陇西（今属甘肃）人，唐代宰相、琴家，以善弹《胡茄》而扬名。

董源：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五代南唐画家，擅画秋风远景，作品有《夏景山口待渡》、《潇湘》、《夏山》、《溪岸》等。董枢：河北元氏(今河北石家庄附近)人，北宋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

董槐：今安徽定远人，南宋时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被封许国公。

董俊：藁城（今属河北）人，元朝大将。

董其昌：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代书画家、书画理论家、鉴赏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传世作品有《烟江叠嶂图》、《潇湘白云图》、《夏木垂阴图》等，著有《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

董邦达：浙江富阳人，清代著名画家，被誉为清代画中十哲之一。

董海川：河北省文安县人，生于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2年）逝于光绪九年（公元1882年），曾在清朝肃王府作拳师，传说其在江南游历时得到道家修炼的启示，创立了八卦掌。

董必武：黄安（湖北红安）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的创始人之一，党和国家卓越的***之一，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董振堂：河北新河人，宁都起义***之一，原在国民党任职，后起义投奔***，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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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姓家谱

10290河北丰润董氏家谱二十四卷

（民国）董嘏忱 董庭敬等修

民国十五年（1926）天津华西书庄排印本

人民大学 南开大学

注：创修於清康熙五十二年，此为四修。

10291河北青龙董氏家谱四卷

（清）董塽纂

清道光十六年（1836）董镇钞本

河北青龙县官场乡文子村

10292江苏钢山董氏分谱二卷

（民国）董士恩纂修

民国十九年（1930）北平刻本 二册

北图

10293江苏赣榆董氏宗谱八卷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木刻本

江苏赣榆县档

10294江苏赣榆董氏宗谱八卷

（清）董杏重修

民国十七年（1928）木刻本

江苏赣榆县档

10295江苏武进毗陵董氏家乘二卷

民国间钞本 二册

吉林大学

10296江苏无锡董氏家乘十卷

（清）董春亭 董元吉纂修

清同治九年（1870）苍梧草堂刻本 十四册

历史所

10297江苏无锡董氏家乘十卷

（清）董耀庭等修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苍梧堂刻本 二十册

吉林大学

10298江苏无锡董氏家乘十二卷

（清）董庭序修

清光绪间苍梧草堂刻本 二十二册

中央民院

10299江苏宜兴胥井武进前街董氏合修家乘二十

卷首一卷末一卷

（民国）董秉清 董康等修

民国十六年（1927）木活字本 二十册

美国

10300浙江馀杭董氏家谱不分卷

清咸丰十一年（1861）写本 一册

美国

10301浙江馀杭尚义董氏家乘四卷

（民国）董凯等修

民国八年（1919）木活字本 四册

日本 美国

注：封面作《禹航尚义董氏宗谱》。

10302浙江馀杭董氏宗谱

民国木活字本 八册

杭州大学

10303浙江富阳富春董氏宗谱十五卷

民国二十五年（1936）木刻本

浙江富阳县春江乡友谊村

10304浙江馀姚云楼董氏宗谱五卷首一卷

（民国）董正锐等修

民国十七年（1928）正谊堂活字本 四册

北图

10305浙江鄞县四明儒林董氏宗谱二十卷末一卷

（清）董秉纯纂修

清钞本 七册

北图（存卷5-17、20、卷末，又一部存卷3、

8、10、12-17）

10306浙江鄞县鄞城儒林董氏元二房支谱□□卷

清崇本堂木活字本

天一阁（存卷11）

10307浙江鄞县四明儒林董氏宗谱二十卷首二卷

末二卷

（民国）柴永祺纂修

民国七年（1918）崇本堂木活字本 十册

天一阁

10308浙江鄞县董氏宗谱二卷

民国十一年（1922）木刻本

浙江鄞县古林乡文化站

10309浙江鄞县鄞西湖泊董氏宗谱八卷首一卷

（民国）董承脯 董敦修纂修

民国十五年（1926）木活字本

天一阔（存卷首、卷1、2、5-8）

10310浙江鄞县鄞高塘董氏家谱十四卷

（民国）张琴总纂

民国二十四年（1935）重德堂刊本 十二册

南开大学 浙江图 天一阁

注：谱始修於明天顺间，此为十修。

10311浙江鄞县四明五都董氏宗谱不分卷

（民国）董纯芳纂修

民国三十六年（1947）孝友堂钞本 二册

天一阁

10312浙江慈溪董氏宗谱三十四卷

（清）董懋文纂修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木刻本 二十八册

河北大学

10313浙江慈溪董氏宗谱三十四卷首一卷

（民国）袁汉卿 董兰如等重修

民国十七年（1928）刊本

南开大学 天一阁（存三卷）

10314浙江奉化雪溪董氏宗谱十六卷

（清）舒帷修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木活字本

浙江奉化县文管

10315浙江奉化董氏宗谱四卷

（民国）樊东华纂修

民国三十五年（1946）木活字本

浙江奉化县文管

注：徐伴始修於清乾隆三十五年。

10316浙江奉化中心奥董氏宗谱六卷首一卷末一卷

（民国）董乃武 董梦昌同修

民国三十七年（1948）木活字本

浙江奉化县文管（存卷首、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