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弥生时代时，允恭天皇的定姓措施，影响到贵族的家族领地。

 当然，通过在味白橿冈举行探汤仪式来确定姓氏的这一做法并非是让所有贵族探汤。当错失姓氏，或者冒认高贵姓氏，诉讼双方各持己见，曲直难断时，允恭天皇才通过此敕令来进行决断。因此，闻之和解者也不在少数。实际上真正实施探汤的也只不过是其中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而已。

很难相信通过这一方法就能够自然确定姓氏。但在以出身“品种”、门阀为主的政治中，由于历时已久，姓氏发生混乱也是必然的事情，古来有之。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姓氏的功效已经消失，而日本政治处于起步阶段，还很落后。然而，从伊奘诺尊以来历经二十二。世。诏书中说：“一氏繁息更为万姓。”这绝非夸大之词。果断地实施一系列改革的时机早已经成熟。允恭天皇固辞天位不受，坚定了群臣的意志，然后继位，这样做是为了进行上述改革。

这样说也不为过。此处对其中的道理进行论述。大凡造化发展不息，人类通过繁殖的功能生生不息。一夫一妇生下两个孩子算不得繁殖，但在家谱中就会出现以一变为二的倍数累计增加，经过二十三次倍加，得到4194304这个数字。如果将一看作伊奘诺尊，那么伊奘诺尊的1变为日神素盏呜尊的2。

从二神誓约的五子，存有有子孙的四人，到了琼琼杵尊时分为高千穗、出云、无邪志、河内、山背、津、熊野、尾张及登美等。到了神武肇国时，天神之子繁殖到六十四人。这绝非夸大其词。而后假定在缺史时期没有发生重大变动，那么在开化时期“一氏繁息”16284个姓。

于是，崇神天皇才实行改革，因而出现了武埴安彦、狭穗彦的叛乱。这一点历史上有记载。这一时期从万余姓中进行降级、淘汰的家族必然不在少数。在制置国县时，景行天皇、成务天皇将皇族分封到全国各地。到了应神天皇、仁德天皇时期，在朝鲜开设国郡。虽说如此，由于皇族繁殖很快，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超过二百万姓氏。正是因为如此，皇子、贵族之祸才逐代增加。

在此期间，有的皇族成员因为过错而被褫夺姓氏，有的皇族成员因为冒充姓氏而滋生家族领地和部民的诉讼。这一点在仁德天皇之后臣连掠夺秦氏之民中得到体现。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但在国郡层面，劫掠、押领、骚乱、纷争等事态出现，流贼、盗贼盛行。谋反等引发兵连祸结。此外，上下相争，百姓流离失所，国家政治混乱。这些都是姓氏混乱造成的。诏书中所说的这些内容绝非浮泛之说。

《大学》中论述了生财之道，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财财恒足矣”。其实这是极平庸的理论。社会上的生财之道希望需求大于供给，更何况造化之力不断发展，生生不息，而生物以繁殖为常态。由于这一功能起作用，所以国家的用度只增不减。因此，强调通过财政平衡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种理想而已。人为地追求生者多、用者少及防患于未然这种方法究竟妥当与否需要慎重考虑。

允恭天皇的定姓措施不仅直接影响到贵族的家族领地，而且还开启了制定律令的端绪。因此，基于国民阶层、“品种”建立了家天下式的“血族国家”。这是朝廷秩序的根本。从阶层上而言，当时的贵族分为臣、连、伴连、国造等。除姓尸之外没有其他阶层。当时，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虽然处于乱世，割据战争不断，但从政治、法律到宗教信仰、心理都得到了深入研究。高丽、百济很早就有律令官等。当时新罗制定了十七等官制。

然而，日本作为大国，却文献不足。从应神天皇时期开始，史、书、汉、秦等归化姓氏等逐渐增多。臣连下面形成门地。虽说如此，姓尸还是称作首、直、造或者君、使主、村主、民使等。朝廷的第二流贵族掌管实际职权，那么他们的品位及秩序如何？修改姓氏必然有其必要性。自此以后，官名逐渐见诸史书。但阶层制度尚无从查证。到了推古天皇时期才制定冠位制度。这是官位令的起源。进一步追本溯源就可以弄清楚姓氏改革的来龙去脉。

这一时期，随着皇室的强盛，贵族也强盛起来，在朝野相互倾轧，明争暗斗，十分激烈。特别是武内宿祢拥立胎中天皇，在征朝鲜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权势不断膨胀。权威集中在他这一家族。武内一门掌握国家权柄。自仁德天皇纳皇后以来，葛城氏成为自履中天皇以来的外戚，作为武内一门的嫡宗，最有权势，做事嚣张。好在允恭天皇英迈，能够控制住这一家族。反正天皇突然驾崩，因此还没有来得及修建山陵，迁延了国葬时间。在确定姓氏制度的第二年，日本发生了地震。因此，允恭天皇派遣尾张连吾袭探听殡宫的消息。

殡主是葛城袭津彦之孙玉田宿祢。众人都来了，没有什么异常，却唯独看不到玉田宿祢。因此，吾袭派人到葛城查看情况，发现玉田宿祢聚集一帮男女正在大摆筵宴。吾袭打算回京如实禀奏详细情况。玉田宿祢十分恐惧，要在半路上杀掉吾袭。吾袭逃到武内宿祢的墓地。听到这个消息后，允恭天皇召来玉田宿祢。由于心里有鬼，玉田宿祢衣服内穿着甲胄来到宫里，却不小心将甲胄一端露了出来。允恭天皇让采女赐酒给玉田宿祢。

采女看到玉田宿祢的衣甲，如实禀奏允恭天皇。允恭天皇要安排人杀玉田宿祢，不料玉田宿祢偷偷逃回，藏在家里。因此，允恭天皇派兵围住玉田宿祢府邸，终于抓住玉田宿祢，将他诛杀。允恭天皇将反正天皇葬于河内的耳原陵。于是，在允恭天皇的打压下，葛城氏势力受损。虽说如此，由于京师贵族相互倾轧已经撼动国家根基，所以在短时间内无法安定下来。不管怎么说，允恭天皇在位期间总算平安无事。

在允恭天皇迁都大倭的远飞鸟宫之时发生了下面一件事：皇后大中姬的妹妹住在近江坂田的母亲家里，容姿绝美，艳色透衣，光彩照人，时人称之“衣通姬”。允恭天皇对她早有耳闻，逼大中姬献出衣通姬。允恭天皇七次遣使召衣通姬入宫，但衣通姬拒不遵旨。

因此，舍人中臣乌贼津使主在院中潜伏七日，恳切邀请。衣通姬终于答应入宫。允恭天皇在藤原修建宫殿，让衣通姬住在里面。允恭天皇下诏大伴室屋向诸国造征税，将衣通姬的名代定为藤原部。之后，允恭天皇迁至河内的茅渟宫[插图]，住在那里。《古事记》中称衣通姬为轻大郎女，也叫衣通郎女。在注中写道：“御名所以负衣通王者，其身之光自衣通出也。

”《日本书纪》就此事写道：“立木梨轻皇子为太子，容姿佳丽，轻大娘皇女[插图]亦艳妙也，太子恒念合大娘皇女，畏有罪，然感情既盛，殆将至死。遂窃通，乃悒怀少息。二十六年夏六月，御膳羹汁凝以作冰。天皇异之，卜者曰：有内乱。盖亲亲相奸乎。有人曰：木梨轻太子奸同母妹轻大娘。推问辞实，储君不得罪，则流轻大娘于伊豫。”

然而，《日本书纪》认为这事发生在允恭天皇驾崩之后。就衣通姬的事情而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是以夷振、天田振、读歌等为材料杜撰的故事。很多内容令人难以置信。而今，藤原部仍然保留着，因此并不能完全否定这些故事。只不过情史中误传颇多而已，后面对此进行说明。

从官网进日本东洋文库查阅家谱信息。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东洋文库，日本最大(也是全球第五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也是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位于东京都文京区。该文库设有图书部和研究部。至1983年4月，藏书约70万册，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蒙古、西伯利亚、中亚、西亚、埃及、印度、东南亚等国和地区的图书资料。所藏中国珍籍有：中国方志和丛书约4000部、中国方言辞典500多册、中国家谱、清版满蒙文书籍、各种版本的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中国探险队报告、中国考古学资料、《顺天时报》、《华北正报》、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和其他西藏文献3100件等。其中有多种被指定为国宝或重点保护文物。1961年该文库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附设了东亚文化研究中心。

日本回避真名的习俗

自古以来日本人就不习惯让别人称呼自己的真名。而用场所宅邸、方位、官职作为真名的代称。直到今天，有些日本人称呼自己尊崇的人时仍使用“大讥的阁下”、“目白的令夫人”、“掘之内的先生”等等称呼法。战后，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这种习惯已有所减少。

穗积陈重在他的《真名敬避俗研究》中指出：“真名敬避习俗是一种禁忌。禁忌是人类共有的普遍现象。日语的禁忌包括一、接触禁忌；二、观视禁忌；三、称呼禁忌。而真名敬避习俗与第三条有一定的关系。”

在日本真名敬避习俗可分为三种。一、秘名俗；二、避讳呼俗；三、避讳书写俗。其中秘名俗最为典型。君主的姓名对人民历来是保密的，所以特设尊号取代名字。避称俗禁止普通人称呼君主或者有身份的人的姓名，否则就要受罚。随着文字的发展，这种避讳又表现在书写文章、书信方面，出现了错字、缺画、平出、抬头等书写形式。这种习俗不仅限于对君主和首长，在民间也十分普及。这些都是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世界上日本人的名字大概是最多、最复杂的。下面顺便介绍日本人姓名的知识。栗田宽在他的《古人名称号》中将古代日本人姓名非为十六种。1、伦理名；2、住处名；3、禽兽鱼虫名；4、染色及方位名；5四季风雷雨雪名；6、由官职名引申的；7、日用器具名；8、国郡乡里山川名；9、形体性质类名；10、大小宽窄长短上中下类名；11、金钱五石名；12、草木稻粮名；13、详瑞年寿类名；14、儒佛类名；15、工匠类名；16、氏类名。

渡边三男修正以上分类，提出二十种分类法。下面简单介绍他的《日本人的姓名》。

一、有关人际关系的姓名：巨势人、父麻吕、弟雄、三郎、比壳、虾夷、韩子等等；

二、有关住处的姓名：家麻吕、大宅、御室、仓梯麻吕、石庭。

三、有关动物的姓名：比良夫、虏、蜂麻吕、蚁臣、赤猪、鲸、坚鱼、入鹿、龙、真鹫、赤鸠、凤子等。

四、于植物有关的姓名：菅麻吕、福草、罢葛、木实、乔木、松子、温雄、橡姬、小梨、夷姬等。

五、与矿物有关的姓名：金、银、磐、石麻吕、坚石、真水等。

六、与天象有关的姓名：高天、日之媛、朝日雄、星雄、雷、雪麻吕、春子、秋生、真冬、朝雄。

八、与方位有关的姓名：东人、西子、南麻吕、贵多雄、奥麻吕等。

九、与官职有关的姓名：马饲、鹈甘、猪养、禾守、园守、船公、土师、史、军等。

十、与职业有关的姓名：萁造、鞍作、船人、衣缝、鹰取等。

十一、与日用具器有关的姓名：幡媛、铠、佩子、小戈、锥麻吕、梁麻吕、墨绳、财等。

十二、与服饰、色彩有关的姓名：衫子、蔓麻吕、裙代、紫女、黑麻吕、阿椰等。

十三、与地名、地形有关的姓名：国麻吕、牟罗、难波麻吕、吉备人、伊势子、吉野、伊贺彦、淡海、富士麻吕、秋原、笙、泷雄、春江、凑、大海、小岛等。

十四、与身体有关的姓名：乳、娘、长发媛、额、毛人、丑麻吕、兹麻吕、偶偻等。

十五、与动作有关的姓名：真足、继麻吕、手柏、蹶速、声姬、旅人、抱、好、弼、融、舒、开、光、胜、盈、站等。

十六、与存在有关的姓名善麻吕、与麻吕、愚麻吕、真秀、高子、弥高、真永、明、常、直、弘、精等。

十七、与数量、顺序、位置有关的姓名：数子、小数、万千足、千寻、八千代、五百国、百村、百子、三成、真仲、仲子、仲麻吕、上子等。

十八、与神儒佛有关的姓名：久奈都、琼窑、训儒麻吕、孟子皇女、阿弥陀、僧麻吕、君子、五常、中庸、文雄等。

十九、抽象类的姓名：德足、道德、吉祥、磨心、真事、礼麻吕、吉事、真福。

二十、与氏有关的姓名：柿木猿、橘诸兄、蓑笠麻吕、船小乩、淡海三路、加茂大川、石川鱼麻吕、橘干枝、花山花麻吕。

从姓名看日本人的女性观：日本古代女性将自己的姓名告诉男人，就等于将自己的身体许配给对方。提到女性的名字就如同接触女性身体一样。可见这是名、物一体的原始心境的反应。

看一看北家藤原氏的家谱，就可以发现古时日本贵族女子的姓名如高子、顺子、明子、多美子、赖子、温子、庆子、安子等同今天普通日本女子的姓名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日本平安朝时期，在名字中加“子”是贵族女子的专利。

寿岳章子的《从姓名话妇女的历史》从分析江户时期丹波渔村一马路村妇女的姓名入手，将古代与现代日本女性姓名中与动物有关的姓名占多数，与植物有关的姓名也很多。其比例同现代日本妇女的姓名不相上下。植物类姓名中与喜庆有关的植物名居多。二、江户时代平民妇女姓名中见不到一个“子”字。另外，名字全部用假名书写，不用汉字。由此可见，江户时期庶民妇女的名字均为两个假名，而且没有使用子的姓名。到了明治时代，取消了所有的身份、阶级差别，所有人都可以用汉字起名，也可以使用“子”了。当然，着也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明治十年（1877）庶民女子起名子的还很少见。明治二十年（1887）年达总数的20%。明治三十年（1897）年达40%。大正十年（1921）达75%。昭和十（1935）年达85%。这种现象说明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更加自由，生下女孩子，完全可以按照自家人的心愿自由地起名字。

孩子本位称呼法与日本人的儿童观

今天的日本已进入核心家庭（夫妻与孩子为单位的小家庭）时代，新婚家庭夫妇之间称对方“暧”、“你”、“喂喂”的十分普遍。但是，一旦夫妇俩有了孩子，夫妇之间的称呼马上就改变了。妻子一般称丈夫为“爸爸”、“父亲”。丈夫一般称妻子“妈妈”、“母亲”、这种变化对日本人来说十分自然。老年夫妇之间也十分自然地以“爷爷”、“奶奶”相称、这种称呼上的变化，在欧美国家很难找到，这种“孩子本位称呼法”是日本人固有的传统习惯。

B、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首次提出“孩子本位称呼法”的概念。原始社会中一旦孩子出生，双亲及双亲的亲戚从此不再使用原来的称呼法。而是以出生的孩子的父亲、母亲、伯父、伯母的身份相称。例如，一位名A的男子同一位名B的女子结婚，部落里的人仍按以前的习惯称A和B，一旦A、B的孩子Y出生以后，部落里的人不再用以前的称呼，而是用“Y的父亲”、“Y的母亲”的称呼法称呼A、B。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部落里的人仍按以前的习惯称呼A和B的话，就意味着对A与B的一种蔑视。

在日本最初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河村只雄，他曾在与那国岛调查“孩子本位称呼法”。他在后来写的《探索南方文化》（1939）中介绍了那里的情况。“与那国在夫妻结婚后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丈夫对妻子的父母，妻子对丈夫的父母仍然使用原来的称呼。一旦有了孩子，旗子对丈夫的亲兄弟的称呼，丈夫对妻子亲兄弟的称呼都以孩子为中心，发生很大的变化，即妻子称丈夫的父亲及父亲的兄弟为“祖父”。称父亲的姐妹为“祖母”。称丈夫的兄弟为“小父亲”，称丈夫的姐妹为“小母亲”。与此同时，丈夫对妻子的兄弟、姐妹的称呼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孩子出生后，夫妻间对彼此的亲兄弟、姐妹的称呼变的十分有趣。这时妻子称丈夫“新丈夫”，丈夫称妻子“新母亲”。妻子的亲兄弟也称她的丈夫“新父亲”。丈夫的亲兄弟也称他的妻子“新母亲”。其意是新出现的父亲、新出现的母亲。这就是所谓的站在孩子的立场的“孩子本位称呼法”。与那国的这种称呼法与其说是夫妇中心主义，倒不如说是父母子女中心主义。除了与那国地区以外，河村只雄还去过宫古群岛，调查了伊良部岛地区用长子本位称呼法称呼父母的习俗。河村认为，同与那国相比，伊良部岛的长子本位称呼法要单纯的多、明快得多。河村假设了这样一个家庭，父亲名朝教、母亲名松。长子名朝敬、长女名鹤，次子名朝元，次女名灶。如果母亲松外出，村里的人绝不会说：“松去哪里？”而一定会说：“朝敬他妈去哪里？”父亲朝教参加村里的聚会，村里人敬酒时一定会说：“朝敬他爹喝一杯吧！”这种称呼法至今在日本内地还保存着。实际上日本各地（以关西以西为主）均保持着这种习俗。在山口县地区，还保留着“朝敬的父亲”、“朝敬的父亲们”的说法。

日本的这种习俗是“水稻种植民族儿童观”的具体表现。它与欧美各国的“夫妇本位称呼法”有很大的区别。日本的祖先视婴儿的诞生为“神的诞生”，孩子生下来，全村的人都要集合起来为他祝福。日本民间 有许多产儿、育儿的仪式。今天日本的七五三仪式就是童子开始由“神“变为人的庆祝仪式。

日本的乡土意识

恋乡，爱乡的感情决不是日本人独有的。但是，其强烈程度却十分罕见。在外国人看来，它甚至达到了异常的程度。日本移民在国外只同本国人聚在一起，绝不与异民族融合。即使有人在外获得成功，他们也会归心似箭地返回家乡。日本人的故乡往往不是风光明媚、物产丰富的地方，而是贫寒的、自然条件比较落后的地方。这些海外游子依恋故乡山河之情，并不取决于自然风貌，他们回来寻找的，往往是孩童时代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某些象征。在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中，时而残酷，时而温和的自然风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掘一郎的《热爱乡土之心》分析日本独特的乡土意识、爱乡心。在人格形成过程中，自然环境、遗传、社会遗产、集团（社会）四个方面起决定作用。而“故乡的山河、家乡的象征”无意识地集中体现了这四个决定方面。故乡的“故”代表古、旧、昔的意思，同时也包涵经过的成分。也就是说它既是起源的、原始的，同时又是历史的、经历的。

从很久远的历史时代开始，日本人就形成了强固的定居农耕生活。这一历史事实使得日本人同乡土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他们产生了人与乡土的一体感和不可分割感。游牧民族则不同，他们往往根据猎物和牧草的情况迁移。所以这些民族往往善于根据水草自然条件及季节变化调节自己。然而农耕民族的生活是以占有一定的区域为基本条件的，他们不能通过自己的意识及生活上的方便改变自然环境，顺应自然规律。这种生活状态与植物十分相似即不能离开土地，必须与土地共同生活。对于日本人来说，自然水土与人类生活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生活的大前提。在他们看来，自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生活的自然，社会的水土

。这种意识始终是日本人自然观中的特殊成分。

掘一郎还对乡土及乡土意识进行了如下解释：山河、森林、四季变化、老家、神社、寺院、墓地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们同人们的生活、劳动、交谈、感情、家族、同族、亲戚、村人以及有关的春秋祭祀、年节仪式、冠婚葬祭、礼仪、人情、联络、共同劳动、共同习惯以及与土地有关的传说、禁祭、有着不可分的联系。由此引申出来的传承、文化活动称“乡土复合”。它们是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人格、心性的感情表现。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人往往不会自觉地意识到这种感情的群在。但是，他们一旦知道、了解了异乡的时候，这种感情才开始形成。脱离乡土社会、置身于不同的社会环境、通过比较，认识到自己的故乡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于是人们对生活在异乡的同乡人表示好感，并根据这种同类意识组成特定的集团。人们称它为“乡党”。当然，永久居住在村子里的人也有“乡土意识”。在同其他地区的人交涉的时候，竞争意识急剧上升。这种竞争意识的产生往往是以强烈的优越感为基础的。人们常说的“爱乡心”也是乡土意识的一种表现。

竹内利美认为，日本人的乡土意识最初出现在中世纪的武士阶层当中。武士政权的建立使武士不得不经常离开家乡，到其他地方执行任务。近代由于交通日趋发达，更加激发了身居异乡的人们对故乡的思念。此外，近代流入城下町的町人们（城市人）多为农村出身。这些人一般都是农家的二子、三子，为了经商，学手艺才到城市来生活。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憧憬故乡，希望有一天能回家乡光宗耀祖。他们正是坏着这种美好的愿望，对待严酷的现实的。不少人的商店竟是以故乡命名的。明治以后，日本城市的发展突飞猛进，为了立身出世，许多农村青年涌入城市。他们结成乡党集团，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介绍职业，内部形成了按先辈、后辈顺序排列的“主从关系”。在热爱乡土的同时，结党营私，只为小集团谋利益的弊病也应运而生。一直到今天，在国会议员的选举中，这种影响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