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鲜、波丝、埃及、巴比伦、非洲只要有后宫的国家，几乎都有太监。

而欧洲的宫廷梢好，那里用的几乎都是宫女（人家叫侍女），男人是不允许出现在皇宫里面的。

宫刑等刑罚从夏朝就有了，但是入宫的太监在中国始于明朝。

古代的性压迫和性剥削不仅是对女子，也有对男子的，太监制度就是一个主要表现。太监又叫宦官、宦者、阉人，就是生殖器被破坏、失去了性交能力和生殖能力后留在宫中服役的男子。古人把生殖器官看得很重，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挖掘中发现，古人在人葬时，往往头上戴了面具，阴部则有护阴盖片，这是因为古人认为头和生殖器是人体的两个最重要的部位，死后还要加以保护。在古代，杀头是最重的刑罚，宫刑（割去生殖器）则是次重的刑罚。太监们被迫（由于贫困或被俘等原因）割去生殖器而在宫中服役，这当然是一种性压迫。绝大部分太监都很可怜，生理残缺，做牛做马；但也有少数太监进入了统治阶层，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而且因为他们的生理畸形影响到心理畸形，所以更为阴险可怕。为什么要把男子阉割后送进宫去服役，一般有两个原因：一是后宫女子成千上万，而男子只有帝王及其子孙，绝大部分妃嫔和宫女没有或很少有和男子接触的机会，从而处于性苦闷和性饥渴之中，后宫如果有其他男子，无疑地会有极大的危险；可是，后宫中又有不少差使又非宫女所能胜任，所以，让被阉割的男子进后宫服刑，这似乎就“保险”了。二是有些帝王认为宦官比较忠诚。早在公元前6世纪，塞鲁士大帝就认为，阉奴和他的家庭脱离了关系，自己又不能结婚生育，没有亲情瓜葛，这种人最能效忠于他的主人，是最忠的仆人。他说：“在主人遭遇不幸时，没有谁比阉奴表现出更大的忠诚来。” 中国古代皇帝也有这样的话：“中人（指太监）无外党，专精可信任”据20世纪对甲骨文的研究，中国的太监从殷代就有了。甲骨文上有“ ” 的字样， 是阴茎，则表示切断，“羌”则是殷朝西方的少数民族。这片甲骨文是叙述殷代的武丁王将抓来的羌人阉割后成为宦者以祭神。这片甲骨文可能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宦官记录。在古代中国，阉割和宫刑有很大关系。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其最初的作用是惩罚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即“女子*，执置宫中不得出；丈夫*，割其势也。”①《伏生书》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官。” 由此可以推见，宫刑是在一夫一妻制出现以后的事，否则，就不存在什么对男女不正当的性交关系的惩罚了。但是，以后在奴隶主和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迫害下，宫刑的范围扩大了，成为滥施惩罚、压迫民众的一种严酷手段了。这种扩大始于何时，目前已很难查考，但至迟到周穆王时，已规定“宫罪五百”②。在《周礼》中，宦官被称为阉、寺、竖。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 是 “士” 、“寸”二字构成的，“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而“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和“寸”合连一起就是用刀割去阴茎。

宫刑使用的范围越到后世越扩大。例如到了战国时期，《列子·说符篇》载，有人曾劝秦王以仁义治①班固：《白虎通》国，秦王说，“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 以后，竟将这些进言者处以宫刑。《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造阿房宫筑骊山时竟发隐宫刑徒七十多万人服劳役，这里的“隐宫”是指宫刑，可见受宫刑的人有多少！宫刑在汉朝更为普通。汉武帝时就规定了某些死刑可由宫刑来代。汉武帝生性残酷，他在位时，正史上有记载的大臣受宫刑的就有司马迁、张贺、李延年等人。司马迁只因汉武帝在询问看法时说了老实话，为当时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了几句，“上以迁为诬罔，欲诅贰帅，为陵游说，下迁腐刑”。即处司马迁以宫刑。张贺因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张贺也受了宫刑。东汉昭帝也曾下诏：“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蚕室”就是实施宫刑的地方，这又从法令上扩大了宫刑的范围。宫刑虽然演变成一种政治迫害手段，但仍和性有一定的联系，这就是使受刑者丧失性能力，从而断子绝孙，这在十分重视子嗣和后世香火的封建社会确是十分严酷的惩罚。在西周时曾规定了宫刑只适用于广大奴隶和一般平民，不适用于奴隶主贵族，即所谓“公族无宫刑，不剪其类②《周礼》秋官司刑。也”。“不剪其类”就是不断他们的后代，这说明了断其后代是施加宫刑最重要的目的，也说明了统治集团多么维护它自身的利益。此外，宫刑还有摧残受刑者的身体和精神的目的，使受刑者终生受辱，生不如死。例如，司马迁是个意志坚强、胸怀大志的人，可是每当他想起自己受宫刑的这一耻辱，都仍会发汗沾背，想“引决自裁”，不想再活了。宫刑如此残酷，当然会引起许多进步人士的反对。到了隋朝开国时虽然正式废除了宫刑，在以后历代的刑制上不见这一条了，但有些皇帝及一些豪贵仍凭自己的旨意任意施加，直至明、清。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大诰》中就规定了许多严刑峻法，其中就有阉割为奴的内容。明洪武九年，南京皇宫营建勤身殿，只因有关官员把中等工匠奏为上等工匠，朱元璋大怒，竟然要把这两千多名工匠全部阉割，幸亏有人竭力谏止，才使这些工匠免遭惨祸。由此也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施用宫刑是多么任意。在明朝，不仅朝廷用宫刑，某些高级将领也滥施*威。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明英宗时，靖远伯王骥在征战中，竟将民间幼童阉割为奴，明英宋知道后并不干预，可见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被允许的。以上的被阉割都是受暴力所迫。

但是到了明、清两代，有一些人却自愿“净身”，即自愿被阉割当太监，这主要是由于贫困所迫。例如，一直活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就是这样。他出生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十一月三十日，是河北省静海县人，家中十分贫困，又因土豪恶霸诬陷、冤枉，父亲和大哥被捕入狱，全家被迫流落他乡，实在活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孙耀庭自愿“净身”入宫，认为这样才有报仇的希望，小小年纪的他面对家庭的反对竟说如果不许他这么做，他就不活了。20世纪60年代，北京有些文史专家召集了15位老太监座谈，他们谈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任福田说：“那年头，河北省的青县、静海、沧州、任丘、河间、南皮、涿县、枣强、交河、大城、霸县、文安、庆云、东光，现在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还有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太监都是劳苦人出身，为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进宫内，有条活路，将来也得些好处。马德清说：“我是天津南青县窑子口人。父亲是个卖膏药的，母亲是穷人家的女儿，拿‘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吃上顿无下顿’来形容我的家，也就够了”。“当太监真正‘出息’了的，一千个里难挑一个，可人总往亮处看啊！我有个姑母，她有个远房侄儿叫李玉廷，李玉廷的父亲也是穷人，可是自从李玉廷当上了太监，十几年以后，这一家就发了，买了地，拴上了几头大骡子。我父亲常常提到这个李家，下狠心也让我走李玉廷那条路。池焕卿说：“除了穷苦人被生活所迫，送孩子进宫当太监之外，太监的来路还有几条：歹人拐骗人家的小孩图得一笔身价，这是一条；专门包办施行阉割手术的人家，诱骗苦寒人，把当太监的好处说得大花乱坠，怂恿他们把孩子送进宫去，这是第二条；有的人犯了重罪，用‘净身’来逃避刑罚，这又是一条。千条万条，被送上断子绝孙这条绝路的，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子弟。”阉割的摧残是十分残酷的。对强迫阉割的（如俘虏）做法十分简单、野蛮，当然死亡率很高。对自愿“净身”做太监的，据《宸垣杂识》记载，必须由有地位的太监援引，然后在证人面前立下“自愿阉割书”，这才请来阉割者，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选一个吉日，首先要“净身”者清理大小便，然后关在房内，房间必须密不通风，使“净身”者决不受凉而感冒。在这三四天禁闭期间，绝对不能进食，以免有排泄的污物沾染手术后的创口，致使手术恶化，危及生命。正式阉割时，“净身”者被除尽衣裤，蒙上眼睛，手脚被绑得严严实实，有人还按头揿腰，防止他因痛极挣扎，流血过多而死。动刀前阉割者还要问他是否自愿，如果现在后悔了还来得及。只有获十分肯定地答复后，才能动刀。据《浪迹丛谈》记载，阉割要用烈酒来麻醉，使“净身”者喝醉而不觉痛，阴部还要涂满药油，这种药油也有麻醉作用。一切准备就绪后，就用锋利的刀沿阴茎的根部环而切之，深度需十分讲究，尤以阴茎下部及近睾丸处最难割，因为此处筋多，极易致命。割后即取出阴茎的海绵体，全茎只剩下两根管子，一为输尿管，一为输精管，输精管要盘曲起来塞入体内，输尿管要剪掉。割掉阴茎后当即敷以止血药，手术后四五天内不准饮食，半月不准见风。手术后一个月左右结痂收口，阴部只有一个孔洞。1870年，有一个名叫史汀德的英国官员在北京实地采访，把阉割的方法记得很详尽。他说，做手术的地方是一间破旧的小屋，叫厂子，位于紫禁城的西华门外，里面有几名刀子匠，他们没有固定的工钱，但却是政府认可的专家。他们的职业就是阉割，手术费每人六两纹银，负责到完全治好。可是“净身”者大多是穷人，有不少人无法事前付现银，所以要有担保人，手术费可以日后补交。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幼破坏性功能。如果父母决定自己的儿子长大了要做太监，那么当孩子在襁褓中时，便由一个“特种”佣妇以一种特殊方法经常揉捏幼儿的小睾九，以破坏其性功能，使他的生殖器逐渐萎缩。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显出女性的特征，没有喉结，双乳突出，臀部隆起，声音尖细，行动扭捏，从而显出了太监的典型模样。阉割下来的阴茎被称为“宝贝” 。在中国，被阉割者对“宝贝”是十分重视的，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不得已而被阉割后，对“宝贝”也要妥善处理，一般有三种放置方法：一是盛以木匣，挂在梁上，寓“高升”之意，这也是阉割所追求的一个主要目的。二是送进家祠，因为身体是祖宗给的，割下来以后，还是要奉献给祖宗。三是被刀匠所收存，待被阉割者入宫后发迹了，再以银子赎回去。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太监死后，总要千方百计地找到“宝贝”缝在胯间，一起埋葬，从而以“全尸”、像个真正的男人那样“归天”，否则，无面目去见列祖列宗，而且阎罗王还会罚自己来世为雌性骡马。但是，太监临终时距被阉割已有几十年，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宝贝”已经遗失，他们就要做一个陶或瓷的阴茎以陪葬。“穿着灰色的袍子、黑色的裤子，身体如女佣般前倾，走路一小步一小步，声音比女人还细，肌肤艳丽，并不时地把手放在股间，眼珠子向上看人，这就是中国的宦官。

以上是英国人史汀德对中国宦官外形的描述。

太监们不仅在生理上畸形，而且心理上也和常人有殊。他们喜怒无常，猜疑心重，有自卑心理，还有排外心理，太监和太监“抱团”。他们对于直接或间接影射“欠缺”的事物很敏感，因此如和太监同座，看到无尾巴或尾巴被切短的猫狗时，应转弯抹角地说“鹿尾的狗”；如果看到缺少柄的茶壶时，应若无其事，不要声张；对“切”、“斩”“割”这些字眼要避开，改成别的字眼。他们还有个大忌讳，即不让别人看到下身，否则，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在北京有一条“尽忠胡同”，为太监下班的聚居之所，胡同中设有剃头店、裁缝店、吸烟房（清朝的太监几乎都吸鸦片）和浴池，这个浴池的顾客都是太监，连浴池中的伙计都是被阉割过的，这是因为太监决不愿让非同类之人看到他们的下身。总的说来，太监的阉割是被迫的，这是一种性压迫和性剥削。但是，太监中的极少数人受到帝王宠信以后，进入了统治集团，角色地位改变了，就从被压迫者变为压迫者了。宦官本非正式官员，不得干预政事，但是由于他们之中有些人比较接近皇帝、皇后而得到宠信，最高统治者有时也和他们商量国家大事；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权力斗争中，当皇帝或一些贵族感到自身力量单薄时，往往也借助一些宦官的力量以克服危机。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宦官常常形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不仅能左右帝王的生活，而且能决定国家的命运。在宦官中，固然不乏忠义之士，但许多是察言观色、献媚讨好、野心勃勃、耍弄阴谋、为非作歹，甚至酿成大乱的卑鄙小人。宦官走上政治舞台，在汉、唐之际已经很明显了。有一些著名的事例，如西汉吕后时掌大权并成为宦官中第一个获得爵位的张释；在宣帝时掌握实权并形成了宦官集团的石显、弘恭等人；包围着安帝进行阴谋活动的李闺、江京等等。到了唐朝，有被唐玄宗十分宠信的高力士；有在肃宗、代宗时发动宫廷政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宦官宰相的李辅国；还有杀害宪宗的王守澄和造成“甘露之变”的仇子良等。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宦官势力最大、为祸最剧的莫过于明朝了。明代宦官为虐的特点是，宦官众杂。前代的宦官为祸只在宫廷之内，而明代的宦官其爪牙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直接危害社会，茶毒黎民，使国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作为开国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是深知汉、唐时宦官专政的情况的，因而也就采取了抑制宦官的做法。明初的宦官不到百人，但后来就逐渐增加了。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和外界串通，禁止朝廷的地方官吏和宦官有公文书的往来，规定“内监不得识宇”，甚至在内廷宫门里树了一个铁牌，上面镌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几个大字。但是，明太祖死后才几年，他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最后宦官刘瑾还是把那块铁牌拆除了。明太祖死后才一年，政治上就发生了剧变，他的弟弟燕王朱棣起兵推翻了明太祖之孙建文帝，自立为帝，并把京城从南京迁至北京，是为永乐帝。朱棣即位后，发现朝廷内部和国内都有不少反对他的力量，就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设立了一个叫“东厂”的秘密警察机构，由宦官掌握，自此宦官的势力大张。永乐帝以后，朝廷内部互相倾轧，政权极不稳固，在这种情况下，宦官的势力又进一步扩展，成为炙手可热，甚至能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势力。这个时期，宦官们的主要罪行，一是勒索贿赂，搜刮民财。如明英宗时的宦官王振，在他死后财产被没收，有金银六十余库，珊瑚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刘瑾受贿更多，地方官入觐，例索千金，有的至四五千金，地方人吏则需送贿二万金。后来没收刘瑾的财产，仅黄金就有1200万两，其他珠宝不计其数。投皇帝所好，诱使皇帝溺于*乐，以求宠信，从而便于他们混水摸鱼，这是这些太监的又一罪行。例如明武宗时有个宦官叫江彬，出身于北方万里长城的宣府，他常对武宗谈宣府有许多乐师和美女，偷偷地带武宗至宣府，还在外抢掠民女，使宣宗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诱使武宗堕落至极的一个宦官刘瑾，他和另外七个宦官联合起来为非作歹，荼害生灵，而被世人称为“八虎”。他向武宗推荐鹰犬、女人、摔角等玩乐，使皇帝不理朝政，皇帝对国家大事的批示都由他擅自作主，行使管理天下的大权，但因为他是文盲，所以都将朝廷文件带回家中，和他的妹婿及心腹们商量之后再写批答，最后再交给被贬低职位而成为他的秘书的大学士修饰他们的那些俚俗拙劣的文句。三是残害忠良以进一步把持朝政。例如在明成化年间，有个太监叫汪直的，本是瑶人，在战争中被俘被阉而到北京，做了内监。他精灵乖巧，得到万贵妃和明宪宗朱见深的宠信，于是利用这种宠信建立了另一个秘密警察机关“西厂”，和“东厂” 相互倾轧，争权夺利。他用一种叫“弹琵琶”的酷刑来陷害朝臣，一以排除异己，二以壮大自己的声威，这种酷刑就是用锋利的刀来剔活人的肋骨。《明史》记此刑时说：“琶者，锦衣酷刑也。骨节皆才解，绝而复生。” 他为了谎报军功，还不断地挑起外患，使边防军务陷于极度的混乱之中。更严重的是明熹宗朱由校执政时的魏忠贤。他年轻时本是个无赖，因为赌徒所逼，而自宫，万历年间中选入宫。入宫后和当时为皇长孙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私通，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对食”关系，即做没有性交关系的夫妻，借以自慰。客氏是朱由校对之很有感情的人，朱由校即帝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她封为奉圣夫人。因为客氏的缘故，魏忠贤也一步步地得到宠信，熹宗即位不久，就叫他做司礼秉笔太监，不久又叫他掌管“东厂”，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了。魏忠贤得势后，经常矫改中旨，倾害公卿，并和反对他的东林党发生党争。当时，不容于东林的一些佞臣贼子都相继依附魏忠贤，成为魏的“义儿”，其党羽有“五虎”、“五彪”、“十狗”等，结党以打击东林，以后诬杀杨涟、左光斗等一批较为正直的大臣，对敢于向魏党提不同意见的人施以酷刑，使朝廷中善类为之一空。他和客氏在后宫杀熹宗的选侍赵氏，幽禁裕妃张氏于别宫又进而杀之，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同时他还发动“东厂”的特务对民间加强控制，只要听到有人议论朝政和魏党，就加以杀戮，一时弄得特务横行，人人自危。魏忠贤后来又进爵为上公，气凌君主，媚之者称他为“九千岁”，还有人称他为“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和“万岁”只差一岁；还到处为他立生祠，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族中襁褓之中的幼儿也被封官位、爵位。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的倒行逆施使本来已经腐朽的明王朝更加摇摇欲坠了，这就是历史上所记载的“天启乱政”。以后，到了无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驾崩，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十一月就宣布魏忠贤罪状，迫使他自缢身死，后被戮尸，十二月，客氏被押入浣衣局，被活活打死；以后又追究魏党，分六等定罪。此祸虽除，但明王朝已元气丧尽，病入膏盲，不久就灭亡了。关于宦官，还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是“宦寺宣*”。

据史书记载，太监娶妻的不少。

如唐玄宗时的太监高力士，惊于刀笔吏吕言晤之女吕国妹的美慧，就娶她为妻。唐代宗时权倾一时的太监李辅国娶元擢之女为妻，元擢为此当了梁州刺史。五代前蜀主王建的儿子王衍在在继承皇位以后，曾经和一个名叫王承休的太监之妻私通，这个太监竟因此而当上了天雄节度使。所以，《后汉书·刘瑜传》说：“常侍黄门亦广娶妻”。宦官在宫廷中的*乱，也是史不绝书。最早的《诗经·小雅·巷伯》，有“萋斐贝锦”之叹。《毛传》乃云：“是必有因也，自谓避嫌之不审也”，乃举颜权之、鲁男子为例。《郑氏笺注》则云：“此寺人被潜在宫中不谨”。这就是说宦者在宫中和宫女有不端的性行为。再如，汉朝的李延年一方面做汉武帝的男宠，另一方面又和宫女*乱，民《史记·佞幸列传》所云：“李延年坐法腐……与之卧起，其贵幸埒如韩嫣也。久之，寝于中人乱。太监怎么还有性能力，这是令今人费解的。从总的方面来分析，有些宦官还有性欲，还有一定的性交能力，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因为阉割得不彻底，或阉割后有“再长”的现象。有的宦官在显贵后千方百计地使“阳具复起”，此法究竟如何，令人已不了解了。另外，有的宦官虽然没有性交能力了，但是本能的性欲求心理仍然存在，即所谓“跛者不忘其行，哑者不忘其言，聋者偏欲听声，盲者偏欲窥光”。同理，阉人还可能偏思情欲，从而宣*，他们即使完全丧失了性交能力，也可能用手交、口交、工具交等方法来玩弄妇女，甚至对女子进行性摧残以发泄性欲。后汉的宦者栾巴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阳具复起”者。清代乾隆时有人向皇帝报告说：宦官虽已被阉割，但在很多情况下，被割掉的阴茎仍会长到需要再一次阉割的长度，并说明朝曾发生过太监和妃嫔间的丑闻，建议立即检查宫中所有的太监，对又长出部分阴茎的太监再度“斩草除根”。乾隆准其所奏，结果很多太监又被迫进行另一次非人道的手术，有些人因而丧生。对宦官来说，残余的性能力加上变态的性心理，再与权势相结合，就会做出许多令人发指的坏事来。如《野获编》“宦寺宣*”条云：允常为浙之宁海人，举进士，为河南按察全事，微行民间，闻哭声甚悲，廉知其女为阉宦逼奸而死，因闻之朝，捕宦抵罪。此洪武末年事。

景泰初元，大同右参将许贵奏：“镇守石少监韦力转，恨军妻不与奸宿，杖死其军。又与养子妻*戏，射死养子。” 事下按御史验闻。

元顺元年，工部左侍郎霍 又奏：“力转每宴辄命妓，复强娶所部女子为妾。

上怒，始遣人执之。

以上都是明朝发生的事情。太监不仅逼奸民女，而且夺妻杀夫，这除了说明他们专横跋扈、无法无天外，也可以说明他们的*欲炽盛，也可能还有一定的性能力。《野获编》“宦寺宣*”条又记载了有些完全丧失了性能力的太监也要玩弄妇女，并带有性虐待、性摧残的性质，例如：近日都下有一阉竖比顽，以假阳具入小唱谷道不能出，遂胀死。法官坐以抵偿，人间怪事，何所不有？

“小唱”即雏妓，那个太监竟用一个假阳具强行塞进这个可怜的小姑娘的肛门（即“谷道”），把她活活地摧残死了，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在古代并不是个别的。惨绝人寰的事不止于此。有些得势的太监享尽人间富贵，却因不能御女而憾恨，所以就千方百计地企求恢复性能力，为此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明万历年间，有个叫高策的宦官去福建征税，鱼肉百姓。他为了恢复性能力，竟听信了江湖术士所谓“童男的脑髓有效”的妄说，杀害了无数小孩，并食其脑髓，以致“四方失儿无算”①。据载，那个魏忠贤也曾杀过七个囚犯，吃了他们的脑髓，这真是太可怕了！到了清朝，一切都因袭明制，然而对于宦官却一反明朝之所为，管束很严，例如宦官干预朝政者斩，宦官出京者斩。但是，宦官的活跃程度总是和一个朝代的腐朽以及社会的混乱程度成正比的，到了清末，太监又开始兴风作浪了。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太监安德海恃宠而骄，做了许多坏事，横行勒索，无恶不作。有一次，他到了山东，搜刮百姓，被山东巡抚丁宝帧以“祖宗向有内监不许出京之戒”，此必冒充太监，把他抓来就地正法，慈禧来不及救，而且无话可说。据野史记载，在验尸时竟发现安德海赫①《野获编》“食人条”。然有阳具在，丁宝帧即以其他太监之尸作了替换，以遮慈禧之丑，所以慈禧后来不但不怪罪于丁，反而升了他的官。以后，慈禧又宠信太监李莲英，他的权势炙手可热，勾结袁世凯，破坏“戊戌变法”，为虎作伥，推波助澜，产生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据说他是阉割未净之身，有人还向他进奉海肾等壮阳药物。他在宫外有妻妾，而且有子女，不过表面上说都是领养来的。后来，太监小德张又受慈禧的宠信，并成为隆裕皇后的心腹。他权势显赫，有不少大臣竟和他拜把子。隆裕死后，他就告老离宫，最初住在北京永康胡同自己修的一所穷奢极侈的大宅里，过着大富豪的生活，后来又搬到天津的英租界去住，娶了好几个老婆。有一次，他的一个小老婆受不了他的摧残，跑到大津英租界的巡捕房去哭求救命，诉说在小德张家常受答杖和折磨，小德张贿赂了巡捕房，把这女子要了回去，重入虎口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所幸，历史上的这一页已经永远地翻过去了。

回答者： 小松博客 - 首席运营官 十三级 1-1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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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专门为想当太监者作阉割手术的行家，人称“刀子匠”，刀子匠没有固定的薪俸，但都是政府认可的专家。刀子匠的职业就是制造太监。每个刀子匠都收有数名徒弟，而且这些徒弟都是与其师父同一家族的亲戚。刀子匠的职业、技艺都在本家族内部世代沿袭相传，一般不传给外人。

普通刀子匠的手术费是每阉割1名太监6两白银，负责到完全治好。可是接受阉割的人往往都是穷人，大多数没有现银，因此要有担保人，手术费可以事后补交，但无论怎样，没有担保人，刀子匠是决不肯动手的。

垄断阉割业的“毕五”和“小刀刘”

发展到清末光绪年间，在都城北京阉割、制造太监的行业中，出现了两家垄断大户：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的七品官，他们每年给宫里的总管内务府送160名太监。净身一类的“手续”，全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他们积有多年的经验，而且有—套设备。加上技术高超、手段干净利落，使被阉割者的伤亡率降低到4%左右。

因此，当时想把孩子送到宫里当太监的人，首先要到毕家或刘家去“挂舀子”，也就是报名。然后经过一连串审查，看相貌，听言谈，试伶俐劲儿，最后还要摸裆，就是隔着裤子摸生殖器官。他们认为合格以后才收留。十几岁的孩子被送进宫里，充当“童监”和“孩监”，那些俊秀的孩子常常得到后妃和贵人的喜爱。他们所得的月份钱和别的俸禄，全都装进了毕、刘两家的腰包。直到光绪26年（1900年），这两家包办机构才被取消，改由慎刑司管理。

制造太监的“特殊佣妇”

另外，还有一种被称为“特殊佣妇”（保姆）的太监制造专家。有些父亲如果决定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做太监的话，孩子还在襁褓时，便特意雇请一个“特别佣妇”来“照看”孩子。“特别佣妇”兼擅一种特别手术，即轻巧地搓揉幼儿的小睾丸，每天3次，每次用力捏到幼儿痛楚啼哭为止，并且慢慢增加力量，这样，渐渐地破坏他的生殖机能，长大后绝不产生生命的原素（精液）。因此，经过这种残忍的手法后，孩子的生殖器便渐渐萎缩。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显出女性性征，没有喉结，双乳突出，臀部隆起，声音尖锐，行动扭捏，变成了太监的模样。

自己阉割自己的太监小德张

有些穷苦人家，付不起或者舍不得6两白银的阉割手术费，就干脆大胆蛮干，自己动手阉割。

清末有名的大太监小德张就是个典型例子。据说，小德张小时家里很穷，父亲以打鱼为生，间或给地主家当雇工。小德张兄弟3人，他排行第二。老大自幼学徒，习首饰银匠。老三以务农、打鱼为生。

在12岁这年的正月初二，与哥哥冒寒风去姑妈家拜年。看到姑妈家

袁崇焕是位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有人说他是堪比岳飞岳武穆的民族大英雄；也有人说他是个欺世盗名的汉奸、贼臣。袁崇焕在世之日，类似的争议就未曾停歇。袁崇焕死去长达数百年后，仍没有定论，这实在是一个很奇怪也很特殊的现象。袁崇焕死时百姓争相食其肉，其死后数百年却成了家喻户晓的忠臣良将，这本身就是对尖锐的矛盾体。那么，历史镜像中的袁崇焕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何能够步上神坛偏偏是他呢？

初登辽东舞台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第。他的科考之路其实并不平坦，参加了五次会试，第五次才举进士，名次很靠后。

这一年，萨尔浒大战爆发，杨镐二月誓师辽阳，三月间四路丧师。萨尔浒的败讯传到京师，袁崇焕和很多人一样，错愕失色。他虽以边才自许，但毕竟只是一名新晋的进士，并无到辽东带兵打仗的资格，不久，就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在邵武的三年任职期满，上京述职。这一年，也同样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正月，广宁失陷了。袁崇焕再次错愕，每与友人谈及于此，痛哭流涕，同时发表许多用兵的见解。这些表现，引起了都察院御史侯恂的注意。侯恂认为，这个姓袁的小小七品芝麻官是人才。遂写了封奏疏，隆重地请求朝廷破格录用袁崇焕。借此机遇，袁崇焕由正七品的知县升为正六品的主事——兵部职方司主事。

面对突如其来的晋升，袁崇焕兴奋莫名，“单骑出阅关内外”。一回来，便放话：“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口气之狂，惊骇众人。袁崇焕的豪言很快便传开，朝廷则破格升他为兵备佥事，派他去协助新出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守山海关。倒是时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的王在晋的眼睛很毒，一眼就看出袁崇焕的性格缺点：遇事沉不住气，容易冲动，动辄爱发誓，浮夸，爱吹牛。

王在晋每和袁崇焕谈及战事，袁崇焕往往会在结尾加上一句——“我不惜命。”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样。王在晋则训斥他：“性命与封疆孰重？！”你是不惜命，但犯不着拿国家命运来赌。让王在晋反感袁崇焕的还不止于此，前屯卫城防设施简陋，城墙低矮单薄，袁崇焕竟大言炎炎，提出领七千兵马驻守该地。在王在晋看来，这简直是是拿七千士兵的性命开玩笑！

可袁崇焕就跟王在晋扛上了，执意要在前屯卫驻军。非但要在前屯卫驻军，还要兴建宁远城。兴建宁远城的举措是与王在晋的守疆大略严重不符的。王在晋认为，辽东已失，山海关已经成为了“冲边绝塞”，是京师的唯一的屏障，“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

王在晋只想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再建关城，袁崇焕却坚决反对王在晋这一战略构想。他的理由是从八里铺到山海关，只有八里的距离，根本起不到屏障山海关的作用，要拱卫山海关，必须将防线向北推到宁远。袁崇焕认为防线离山海关越远，山海关就越安全，北京也越安全。所以，要建城墙，就到宁远前线建。为此，袁崇焕还写信给首辅叶向高，批评王做法极端错误。

王在晋的做法是否错误？这里得说一说王在晋之前主持辽东大局的两位大牛的做法。萨尔浒大战结束，明朝的军事实力遭受空前的摧毁，经济方面的损失也极为惨重，万历帝起用了文武双全的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熊廷弼对后金八旗骑兵的惊人战斗力有清楚的认识，他的平辽策略是以守为主，凭借坚固城池稳定战局，再伺机而进。由于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思想，辽东防线不断扩大。

可是，廷内党争激烈，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皇帝驾崩，当政的天启帝经受不起言官的聒噪，免去了熊廷弼的职务，任命袁应泰代其经略辽东。袁应泰的做法反证了熊廷弼平辽策略的正确性：袁应泰一反熊廷弼的做法，争于求成，贸然突进，招致沈阳、辽阳，以及辽河以东七十余城的失陷。没有办法，明廷只好重新起用熊廷弼，诏令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统一指挥辽东事务。

沈辽已失，辽东已难于防守。针对局势的变化，熊廷弼被迫酝酿了一个“三方布置”的方案，即弃守关外，将重兵屯在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三个方位。大明的当政者，并不具备这样的战略眼光。因为，辽沈虽然丢失，山海关外三四百里土地还在明军手中，则将军队收缩入山海关，就等于白白放弃几百里山河。另外，东林党首领叶向高的高足王化贞巡抚广宁，根本不听熊廷弼调遣，和熊廷弼闹出了“经抚不和”的悲剧，最终广宁丢失，王、熊两人双双下狱。

王在晋的战略眼光与熊廷弼一脉相承：辽东局势糜烂，只能收缩兵力，以退为进。袁崇焕的信被叶向高交阁部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天启帝的老师孙承宗到关外实地考察。在山海关，孙承宗和王在晋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重城之议”。按照现存的孙承宗本人上呈给天启的奏章来看，争论虽是以孙承宗“无以应”收场，但在以孙承宗为代表的一干“正义”之臣的参劾下，熊廷弼和王在晋成了将关外数百里领土拱手送人的卖国贼。

熊廷弼的下场很惨，处以极刑后被传首九边。王在晋还算不错，只是被改任南京兵部尚书，下放到南京赋闲。随后，孙承宗自请督师，任辽东经略。

努尔哈赤并非死于宁远之战

孙承宗的战略目光和袁崇焕差不多，他的工作思路是：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他积极构建从山海关到宁远，再到锦州的防线。袁崇焕被孙承宗受命修筑宁远坚城。大明国库每年实际收入不过二百余万两，但每年要支出近五百余万两为这条所谓的宁锦防线买单！朝中大臣都指责孙承宗缩腩不战，只知空耗国家钱粮。孙承宗为了给自己正名，策划了一场“柳河之战”，即以数万之众，水陆配合，偷渡柳河，袭击只有数百后金兵驻守的耀州。

偷袭的结果却是明军大败。且经此一败，辽东的总兵力十二万人中逃散了六万多人，军心之败坏，实不堪一战。在言官的弹劾下，孙承宗下课。接替孙承宗的倒霉鬼是高第。说高第是个倒霉蛋，是因为孙承宗捅了马蜂窝，明军将面临后金疯狂的报复。

新败过后的明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形势堪忧。而宁远以东的锦州、松山、杏山、右屯等城不是“大而朽坏”就是“小而低薄”，而这些地方又全是“前锋游哨之地”，高第能做的就是严令前线各级将领迅速撤离右屯、锦义等没有城防设施的地区，收缩兵力，集结在坚城宁远，坚壁清野，深沟固垒，做好迎战准备。

袁崇焕却拒不执行。他的理由是国家的一草一木神圣不可侵犯，锦州、右屯等地必须坚守，绝不轻言放弃，人在阵地在，人亡阵地还不能亡！话是说得好听，五个月后，当后金大军攻来，袁崇焕还是赶紧指挥锦州、右屯等地军民仓皇后撤，但来不及了，一时间，“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对于这样的重大失误，袁崇焕向高第的汇报却是：“敌军倾巢入犯，将宁远视如案上鱼肉，他们到了锦州、右屯一带，不知我已先行撤入，以为我是溃逃，故而肆无忌惮地直抵宁远城下，已中我诱兵之计矣。”

后金攻打宁远，只攻了三天，就匆匆撤去。后金之所以退去，据《满文老档》记载，那是“时因城墙冻，掘之未堕，是以班师。”即天气太过寒冷，坚冰将城墙死死冻住，难坏墙体，努尔哈赤选择了放弃。宁远城虽然躲过一劫，灾难却降临在觉华岛上。

觉华岛离宁远只有二十里，孙承宗构建关宁防线时，曾专门提出过，觉华岛要与宁远形成掎角之势。其实，躺卧在渤海湾上的觉华岛是当不起这样的重任的。辽东的冬季奇寒，千里冰封，海河已与陆地连接为一体，后金的铁骑履海如平地，觉华岛能保自己不失就阿弥陀佛了，还说什么策应宁远？

袁崇焕原先以为，如果后金骑兵来了，只要把冰面凿破，就可以万无一失。哪想天气奇寒，凿出的窟窿转瞬就会冻上，根本无济于事。岛上近两万军民惨遭屠杀。也就是说宁远之战，袁崇焕仅仅保住城池不失，歼敌269人，俘虏1人，迫降17人，已方损失惨重。但考虑到连年来明军在辽东战场上节节败退，此次宁远难得不失，为鼓励辽东将士的士气，朝廷把这场战斗定性为一场大捷，是为“宁远大捷”。“宁远大捷”后来又以讹传讹，讹传为努尔哈赤折戟沉沙的阵亡之战。

实际上努尔哈赤全须全尾，毫发无伤！他之所以主动撤兵，除了上面《满文老档》记的 “时因城墙冻，掘之未堕，是以班师”的冠冕堂皇之理由外，还有一个难言之隐——毛文龙的进击。

毛文龙以皮岛为基地，从海上登陆袭击后金。努尔哈赤担心老巢有失，不得已草草班师。关于努尔哈赤之死，其实只要仔细推敲一下时间，宁远之战发生在天启六年二月，努尔哈赤病崩于该年八月十一日，中间隔了大半年，说努尔哈赤为袁崇焕的大炮击毙，实在有违常理，难以让人信服。

努尔哈赤死了两个月，袁崇焕才有所觉察，派喇嘛为使者，前往沈阳吊丧。接替努尔哈赤汗位的皇太极正致力于消灭毛文龙，看到袁崇焕派来了访问团，就借议和为名，稳住袁崇焕，放手剿灭毛文龙，袁崇焕不知是计，坠入皇太极设下的套中，后金大军得以轻松打服朝鲜，重创毛文龙，这场战争，史称“丁卯之战”。

被后金攻打期间，毛文龙曾三番五次告急，要求袁崇焕发兵相救。袁崇焕却以要修筑锦州、大凌河、小凌河三城为由，争辩说“锦州三城若成，有进无退，全辽即在目中。”强调如果不修筑这“三城”，那么屯种一年的所得就会尽为后金所有，而屯种所得日少，宁前也将难以为继。似乎东江和朝鲜远没有这三城的修筑重要。最终朝鲜被迫与后金结盟臣服，大明在辽东战略布局上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盟友。毛文龙也失去了在朝鲜的屯田、据点以及朝鲜在粮饷和军械方面供给，生活难以为继。

由此，皇太极的铁骑奔向下一个目标：宁远！

不存在的“宁锦大捷”

前文讲过，袁崇焕拼命地修挖城池，修城墙，有人问他，你这样修啊修，修出来的都是孤城，如果后金派大军围困这些孤城，那明军该怎么应对？袁崇焕颇为自信地说：“逐步而前，更迭进取。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步步活掉，处处坚牢。守关与复地不得分作两截功夫。”

袁崇焕的策略很快就面临考验。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兵至广宁，大凌河和小凌河的明军军心大溃，弃城仓皇遁走。袁崇焕以牺牲东江和朝鲜为代价所经营的“三城”转瞬间丢失“两城”。

金兵追杀至锦州城下，四面合围。皇太极还不想一口气地吞下锦州，而是想通过围困锦州来实施“围城打援”，将明朝援军悉数歼灭于野战中。此时，已经丢失两城的袁崇焕根本不敢发兵援救，只是将全部兵力收缩在宁远一城，锦州只能自生自灭。

对于未发兵救援锦州之举，袁崇焕上书向朝廷解释：“宁远、松山、杏山、塔山四城为山海关之藩篱，如若宁远有失，则山海关必定震荡，可谓天下安危所系，故臣不敢以四城之兵而远救锦州。”守锦州的赵率教坚守了几日，发现宁远方面并不像事先说好的“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心慌意乱，一再写信坚请袁崇焕救援。他一慌，袁崇焕就更慌了，一会儿说“募死士二百人，令其直冲夷营，如杨素用寡法”，一会儿又说“募川浙死卒带铳炮夜警其营”，再一会儿又说派“师东出而抄其后”，或是又要遣蒙古部落“从北入援，无所不用其力”……这些，也只能说说而已，并无操作的可能性。

袁崇焕纠结了好长时间，一咬牙，派出了四千人，由尤世禄、祖大寿率领，从东面绕过后金军营袭击其后，美其名曰：“以奇兵逼之”。明军在袁崇焕那“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的战略思想影响下，本来对野战就有心理阴影，现在又是以寡击众，且后金已设好伏击圈，在塔山西路以逸待劳，两军一交锋，明军便四散奔逃，后金“获马匹百五十余匹”。

袁崇焕方寸大乱，向朝廷汇报说，现在的情况，只能是锦州自求多福，等夏天一来，后金士兵耐不住酷暑，自然退兵。最后，他还说一了句“如其退去，则为大明之福，皇上之灵矣”。

巧合的是，没过几天，后金军真的主动撤退了。据《满文老档》上记载，是：“时值酷暑，战则难以聚拔。乃于巳刻退兵。”这也与袁崇焕的说法符合。但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毛文龙又在后金后方捣乱了！

毛文龙在“丁卯之战”中遭受重创，但余勇尚在，得知皇太极攻打锦州，尽出精锐袭击昌城、辽阳，锦州由是解围。不知什么原因，这样一场大战后来被称为明方的“宁锦大捷”。诡吊的是，这场“大捷”之后，袁崇焕引咎辞职，天启的结论是：“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

袁崇焕下课了。在“大捷”之后免职，颇似《说岳》中岳家军将要直捣黄龙之际，岳飞却被十二道金牌召回，很符合小说家所需的悲情英雄桥段，这大概就是宁锦之战成为宁锦大捷的土壤。但若复盘这场战役中明军的战果，实在找不到称之为“大捷”的理由。即使所谓的“大捷”真的存在，它也绝不属于在这场战役中谋略失当、守土无方的袁崇焕。

“五年复辽”，只能以和议了局

袁崇焕曾夸下海口，在实战中却未能扭转辽东局势，按照常理，他应该是永远告别辽东战场了。后来袁崇焕能重登辽东舞台，也是因为他身上还有不少闪光点的，比如说，勇于任事、敢干，不怕死。

天启驾崩后，当继位帝位的崇祯在挑选主持辽东防务工作人选时，群臣都知道事情棘手，谁也不敢接茬。毕竟，没有金刚钻，不揽磁器活！最后，是暂摄兵部事的吕纯如郑重其事地推荐了“不怕死”的袁崇焕，建议重新重用袁崇焕，由袁崇焕来支撑辽东局面。凭借着“不怕死”“不爱钱”“曾经打过”的三大优势，袁崇焕于崇祯元年重登辽东舞台，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军务。

在家乡广东东莞赋闲的袁崇焕接到诏令，马不停蹄，赶往北京。崇祯在紫禁城平台召见袁崇焕，“慰劳甚至”，殷切地询问道：“边事何日可定？”袁崇焕意气风发，应声漫答道：“臣期五年，为陛下肃清边陲！”

钱龙锡等辅臣侍立一旁，无不耸然动容，交口称赞：“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

崇祯龙颜大悦，说：“五年灭敌，朕不吝封侯之赏。”

当日午餐后，众人踱至午门，给事中许誉卿悄悄请教袁崇焕五年平辽的方略。袁崇焕的回答竟是：“上期望甚迫，故以年慰圣心耳。”

王在晋早先没有看错袁崇焕，袁崇焕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任事、爱吹牛，满嘴跑火车，随口发誓。平辽大事，他竟视如儿戏，在以作风严厉的崇祯帝面前空许大言，真是不作就不会死！

袁崇焕很清楚，单凭自己那“凭坚城、用大炮”的方法，作为防守还勉强可以，要将之作为一种进攻手段以收复辽东，基本属于痴人说梦。五年复辽，不过是信口开河。在给事中许誉卿的提醒下，袁崇焕猛然想起自己并没有收复失地的能力。作为补救，他只能动起了歪脑筋：既然不能通过战争来收复失地，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可以收复失地的方式？谈判（即和后金议和），谈判不是比打仗要容易得多吗？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直言不讳地指出，袁崇焕在深知“知兵力不敌”，无法“五年复辽”的情况下，已“思以捭阖纵横之计”，幻想以和议诱使后金让出已占领的辽东，归还被俘获的辽民。但要达成“议和”，还有很多问题亟须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毛文龙。

擅杀毛文龙是中了“议和”的邪

毛文龙家族有三百余人惨死于后金之手，与后金不共戴天。毛氏所统东江镇的兵员多为辽东流民组成，这些辽东流民被后金侵占了家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也与后金血海深仇。

不除毛文龙，不改编东江镇，议和难成。因此，袁崇焕赴辽前，曾私语内阁首辅钱龙锡：“恢复当从东江做起，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亦不难。”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闹翻了天。闹的原因很简单：士兵索饷。袁崇焕在路上闻此惊变，不敢怠慢，快马加鞭，驰往宁远，将带来的饷粮发下去，宁远很快就恢复了正常防务。知道宁远的兄弟已经领到了饷银，锦州那边的守兵却一分钱也没得到，于是，同样的兵变也发生了，袁崇焕因此屡次上疏请饷。请饷过程中，他深深地认识到了饷银的重要性，在饷银问题上狠狠地摆毛文龙一道，要求凡是运往东江的钱粮器用必须受蓟辽督师衙门的节制、转发和核查，全方位制约毛文龙。毛文龙仰天悲呼，大叫道：“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袁崇焕不无得意地说：“文龙有死无生矣。”为置毛文龙一人于死地，袁崇焕竟把皮岛上几十万军民逼上了绝路，致使皮岛出现了“白骨如山”的惨象。

与刻意扣押皮岛粮饷的作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崇焕非常慷慨地把大批粮食打发给蒙古人，再经蒙古人的手救济处于饥荒期的后金。

为什么会这样呢？蒙古喀喇沁部所处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就在蓟门之外。袁崇焕认为，如果能把它收卖过来，它将是蓟门的最佳守门员。但是，喀喇沁部早已投靠了后金。事实上，把蒙古部推向后金怀抱的，就是袁崇焕。天启六年，袁崇焕置属国朝鲜的沦丧和袍泽毛文龙的生死于不顾，一心一意和皇太极修书议和的行动，蒙古和朝鲜由此怨恨明朝廷，先后加入到了后金的阵营中。明知喀喇沁部已经投靠了后金，袁崇焕还幻想要把喀喇沁部从后金阵营中拉过来，不惜血本。

这年，喀喇沁部遭到了大饥荒，袁崇焕于是在高台堡通市卖粮，用珍贵的军粮接济他们，要他们离开皇太极。喀喇沁部既已归附了后金，是大明的敌人，怎么可以救济他们！而且，他们既是后金的军事共同体，后金也在闹饥荒，现在正是困死后金的最好时机，卖粮给他们，岂不等于卖粮给后金？远在北京的崇祯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下了一道圣旨，提醒袁崇焕说，蒙古人买粮食，明明是接济后金，卖粮给他们，就是资助敌人，万万不可。

袁崇焕是这样回答的：喀喇沁部三十六家原是大明的藩篱，从未与后金相通。

大明王朝连自己军队的军饷都发不出来，袁崇焕却逆旨而行，一心一意救济蒙古人。为了避免兵变，他大力裁军，关内裁掉了一万五千多名士兵，关外则裁掉了七千余名。这么大胆裁军，还有一个原因，袁崇焕又开始和皇太极和议了，他对这次和议有信心。

袁崇焕认为，这个时候，后金遭受了自然灾害，饥荒严重，国力大伤，应该会同意和议。但后金方面并没有和议的意向。倒是皇太极抓住了袁崇焕急于和议的心理，要借袁崇焕之手来斩毛文龙。而斩毛文龙，本来就是袁崇焕计划内的一部分。双方一拍即合。崇祯二年六月初五日，袁崇焕登皮岛，顺利擒杀了毛文龙。

毛文龙一死，皇太极再无后顾之忧，振旅西征。

欲领兵入城犯大忌

后金于崇祯二年十月初二起兵出发，绕道千里，径取蓟门。

消息传入，明廷瞬时凌乱了。驻守在中夜所的袁崇焕收到警报，不敢怠慢，亲驰入关，保卫北京。崇祯传旨：“谕兵部各路援兵俱令听督师袁崇焕调度。”把全部的勤王军交给袁崇焕指挥。

这时已有四个镇的明军前来勤王，汇集在蓟州。崇祯的要求并不过分，能赶走敌人最好，赶不走的话，就“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袁崇焕一路马不停蹄，于十一月初十日到达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袁崇焕把大部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然后给崇祯回了一封奏章，称自己已“驰到入蓟城，歇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拔哨，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

诡异的是，袁崇焕在蓟州城下只和后金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军事接触，并没有“力为奋截”。此后，后金军数万大军就迅速距离了袁军的视线范围之外，从容前进，于十四日顺利到达三河。

结合到袁崇焕有过款敌议和的前科，人们有理由怀疑他仍然在蓟门城下款敌议和，只不过，他再次被皇太极耍了一把，后金军队乘隙直奔京城，将袁崇焕远远甩在了后面。直到十一月十四日，袁崇焕才知道后金越过蓟门天险的，赶紧奋起直追。

往哪儿追？往西南方向的河西务追。北京基本就在蓟州的正西方向，后金走的就是一路向西的路线，走的是两点成一直线的行军路线，按袁崇焕所拟定的方向走，要在前面截住后金军队是指望不上了，只能在北京城见了。袁崇焕统兵入蓟时，崇祯已经下令他不得越蓟州一步，而他竟然毫不放在心上，擅自率部进京，可谓昏招迭出，步步皆错。

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在顺义阻截后金不成功，被迫退保北京，驻军于北京外城德胜门，袁崇焕则驻军在左安门。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右翼诸贝勒，领白旗护军及蒙古兵杀往德胜门。满桂、侯世禄两军拼死搏斗，“满桂身带重伤，血染征袍，所存仅三千人”，堪堪压住了阵脚。莽古尔泰等人率后金左翼军二千挑战广渠门外的袁崇焕关宁军。由于关宁军势大（九千），后金骑兵只有两千人，故后金骑兵不敢恋战，很快收兵。此日战斗结束，皇太极暂时停止了进攻，二十一日，“遣归降之王太监齎议和书致明帝”，要崇祯签订城下之盟，其本人则“率诸贝勒及护军，环视北京城。”

二十三日，鉴于满桂一军伤亡严重，崇祯传手谕给袁崇焕“令速进兵”，要袁崇焕出兵驱敌。可是袁崇焕却顿兵不战。既然袁崇焕不肯采取行动，崇祯决定召见袁崇焕。接到崇祯的传召，袁崇焕这才想起自己“五年平辽”的豪语，以及“西虏断不引奴入蓟”的保证，还有那“断不使奴越蓟一步”的誓言，故而“不自安”，带了曾被派往沈阳和皇太极议和的喇嘛一同入城叩见崇祯。入到城里，群臣围上来询问他外面形势，袁崇焕还是改不了满嘴胡柴的毛病，出言无状，一开口就说：“达（鞑）子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

此言一出，举朝震骇。其实，皇太极此来并非为消灭大明，只不过想“以战养战”，勒索财物以度饥荒，仅此而已。

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的地点还是平台。崇祯和颜悦色，“深加慰劳”，虚心向袁崇焕请教战守对策，赏赐御馔，并将自己身上的貂裘脱下来披袁身上。袁崇焕看崇祯没有怪罪，竟提出“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的要求。领兵将领请求将兵马放进皇城，无论在哪朝都会犯了皇帝的大忌，崇祯不得不对袁崇焕有所怀疑，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惨遭凌迟与死后封神

袁崇焕想让兵马入城的请求被拒绝后的第四天，崇祯再次传召袁崇焕，地点依然是平台。但这次崇祯一改几天前的和颜悦色，一见袁崇焕便劈头盖脸地问：“前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

崇祯貌似简单的两句问话，其实所含的信息量非常庞大。之前袁崇焕未经请示，不明不白地处死了毛文龙，大明帝国的朝野已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都认定：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目的是为了议和。另外的“逗留”二字，则是崇祯对其在入援京城作战不力的直接指责。面对崇祯突如其来的质问，袁崇焕一时语塞，竟无言以对。既不能答，崇祯也就不再废话了，即命锦衣卫将袁崇焕拘押下狱。

明清双方在京畿地区对峙了七个月之久，等“己巳之变”终于结束，对袁崇焕的审理和判处就提到案桌上来了。审理时间用了足足八个月。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定罪有十：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诱敌、斩帅践约、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该十条罪名条条坐实，袁崇焕被判处的结果为：磔示。行刑当日，百姓争相食其肉，“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这些桥段各种小说、评书、影视剧中已反复表现过，不再赘述。

袁崇焕落此收场，根源在于才干短缺，又急于求成，行差踏错，终于坠入深渊，不能回头。不过在临刑前的一刻，袁崇焕的爱国情操和人格魅力并没有丧失，面对激愤不已的人群，他从容口占绝命诗，诗曰：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所谓诗如其人，读这首诗，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写《剖肝录》、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写《白冤疏》替袁崇焕申辩；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市民何之璧愿意率全家四十余口人替袁崇焕坐牢，另一市民程本直要与袁崇焕同上刑场，“骈斩于市”；更不难理解，为什么袁崇焕的部属佘义士(义仆佘信)肯甘冒性命之险窃出其尸首葬于广东旧义园(今北京东花市斜街)，并且佘家连续十七代为袁崇焕守墓，长达四百年……

袁崇焕与生俱来的忠义精神感动了不少人，同时也迷惑了不少人。在其死后一百五十年，清高宗乾隆皇帝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大力倡导忠君思想，表彰黄道周、刘宗周等抗清志士，给史可法等忠臣烈士平反，称“凡明朝尽节诸臣，即同为国抒忠，优将实同一视”，替三千余人翻案。乾隆还破史记体例，增立《贰臣传》，将钱谦益、洪承畴等汉奸列为贰臣。

对于下场惨烈，在实际操作中又给清朝兴起提供了巨大便利的袁崇焕，乾隆另眼看待。他说：“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指使史官在官修《明史》中虚构编造出一个并没发生过的“反间计”故事，歌颂袁崇焕，丑化崇祯，所谓“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让崇祯背负上枉杀忠良、暴戾无道的恶名，证明清朝取代明朝的正义性。

乾隆帝编造出来的“反间计”引发出了强烈的轰动效应。

直至近代，梁启超等人还为袁崇焕大唱颂歌。而袁世凯在称帝前夕，不忘乱认祖宗，将袁崇焕追谥为帝，拟上“肇祖原皇帝”的庙号。乾隆的造神运动，自此大获成功

蓝喜太监是随侍在景隆帝身后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他本是福建人，15岁随流民迁徒进京，衣食无靠，不得不净身入宫作了内待，闽人乡土观念颇重，这太监虽说是在朝中免不了假公济私，贪墨受贿，捞了大笔横财，却还舍得差人，每年回故土捐赠一些钱帛，建个义祠，施点粥粮什么的，倒也有不少乡人对他感恩戴德

话说你记错了吧。。。太监是郑和。。。。

郑成功（1624年8月27日－1662年6月23日），名森，字明俨，幼名福松，后诣明末大儒钱谦益改字大木。后蒙南明隆武帝赐国姓朱，赐名成功，世称“郑赐姓”、“郑国姓”、“国姓爷”。因南明永历帝封其为延平郡王，故又称“郑延平”。荷兰等西方国家根据“国姓爷”的闽南语发音“Kok-Sèng-Iâ”，称之为“Koxinga”。

　　郑成功之父为海盗出身的南明水师将领郑芝龙；母亲田川氏，出身日本肥前国平户岛（今日本长崎县平户市）的。郑成功原籍福建泉州石井（现分属晋江安海镇，南安石井镇），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藩。六岁时为父亲接往福建老家，及长被送往金陵求学。1645年清军攻入江南，不久芝龙降清、田川氏在乱军中自尽；成功乃率领父亲旧部在中国东南沿海抗清，成为南明后期主要军事力量之一，一度由海路突袭、包围清江宁府（前明南京），但终遭清军击退，只能凭借海战优势固守海岛厦门、金门。1661年率军横渡台湾海峡，翌年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大员（在今台湾台南市境内）的驻军，开启明郑时期，但不久即病死。郑成功死后，台湾民间设有庙宇（包括后来的延平郡王祠）加以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