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堡书院踏勘中桃花依旧笑春风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04浏览：4收藏

黄堡书院踏勘中桃花依旧笑春风,第1张

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4月8日王益“第九届孟姜塬桃花节”盛大开幕之际。和谷、宋治清、杨金印、薛东星、赵建铜、景平、周占魁、颜开昌、史茂全、秦陇华、杜建国等学者乡贤，会聚黄堡镇孟姜塬村，共同商讨创建书院事宜。

同官县历史上先后建有崇正书院、问以书院和颍阳书院。这三座书院传播思想，解疑释惑，讲授正心修身、诚信养德、齐家治国的儒学道理，直接或间接为同官培养出了寇慎、习全史、崔乃镛、崔钟琅、赵屏晋等鸿儒达人，他们清正廉洁、著书立传，为同官文化史留下了绚烂多彩的一页。

一壶浓茶，几缕清香，学者乡贤围桌而坐，大家讨论认为，恰逢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之时，我们应顺势而为，在铜川创建一座书院，汇集众人才智和学识，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地域文脉魅力，打造树立起铜川一个新的文化高地。黄堡历史弥久，文化深厚，文人雅士众多，地处南北市区之间，交通便利，并有原市卫校闲置的校址为依托，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在此可建立一座书院，名曰“黄堡书院”。

黄堡书院拟内设：同官黄堡简史陈列馆、抗日名将梁希贤纪念馆、和谷文学馆、史茂全民俗馆、耕读馆、耀瓷馆、炭窠馆、近代工业馆、乡贤馆、家谱馆、书画馆、习武馆、私塾馆、社火馆、民间工艺馆、藏书馆、古玩馆及文化讲座、艺术培训、生态农业和电商交流、留守儿童文化中心、旅客文化休闲等设施。

打造黄堡历史名镇文化核心，推进耀瓷文化、情圣孟姜女文化和秦人村落旅游景地、孟姜红仙桃现代农村产业及南凹古槐、范（喜良）公祠环线旅游景观，为铜川市资源性城市转型全域旅游和社会发展、现代文明进程增添文化底蕴的亮点。

论证结束后，众学者乡贤驱车来到原市卫校闲置校址实地考察。校内空间广阔，楼房布局合理，设施完好，道路宽敞，房舍明亮。沿路柳枝吐出嫩嫩春芽，随风摇曳，两侧花卉姹紫嫣红。环境优雅，很美、很安静。

此情此景，众人有感而发，乘兴为黄堡书院赋诗多首。

铜川市人大原副主任宋治清老先生，题诗两首：

姜女故里桃花红，

和谷携友园中行。

侃侃细语盈耳听，

共话书院寄深情。

千年古镇耀瓷名，

人杰地灵文脉浓。

漆水穿中盆地囿，

英雄两岸宏业就。

学者赵建铜，题八首藏头诗：

黄玄色土五谷香，

堡子居民日月长。

书卷墨香千古韵，

院藏斯地不苍茫。

和煦春风万里来，

谷升岚气绕原台。

家乡满目桃花艳，

山水情深画卷开。

宋词委婉水东流，

治韵风高唱和酬。

清澈月光倾大地，

雅音古曲满华楼。

薛家名将任纵横，

东渡冰河挥剑行，

星夜关山破突厥。

荣归载誉得英明。

周天清澈漾芳香，

占尽韶华日月光。

魁阁凭栏山水画，

顺风顺雨善心扬。

颜笑桃夭秀土山，

开怀辛劳美乡关。

昌阳大道亲人喜，

善德高风笑语间。

史书一页写平生，

茂盛华林月照明。

全部心思投古物，

好归财力善经营。

景胜不可缺文化，

平安唯有仁义香。

你心情似我心意。

好花月圆共一江。

比干

没错，商朝那位，不过比干是国神，正牌财神是赵公明

秦琼和尉迟敬德成为门神是因为历史一事，看下面的资料

关羽并没有把门身和财神这个称号抢走，因为秦琼和尉迟敬德仍然是正宗的传统门神，而关羽也列入门神像行列，是因为大家都喜欢把古时的忠义之士作为门神

关羽被奉为财神,因为忠义被商家供为保护神,久而久之也成为了财神

国神比干，子姓之后，沫邑人（今卫辉市北）。生于殷帝乙丙子之七祀（公元前1092年夏历四月初四日），卒于公元前1029年。为商朝贵族商王太丁之子，名干。比干幼年聪慧，勤奋好学，20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干从政40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商末帝辛*乱不止，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比干夫人妫氏甫孕三月，恐祸及，逃出朝歌，于长林石室之中而生男，名泉（林姓始祖）。比干为林氏之太始祖。而如今林姓后人在各个领域内，成绩非凡。

后来周武王为封比干垄，垄为国神。赐后代林姓；魏孝文帝拓跋宏立庙宇；唐太宗下诏封谥“忠烈公”、“太师”；宋仁宗为《林氏家谱》题诗、元仁宗为比干立碑塑像、清高宗祭文题诗、清宣宗修复比干庙正殿等等。

《史记•殷本记》载：殷商末期，很多诸侯背叛了纣而归服西伯。西伯的势力更加强大，纣因此渐渐丧失了权势。王子比干劝说纣，纣不听，更加*乱，毫无止息。微子曾多次劝谏，纣都不听，微子就和太师、少师商量，然后逃离了殷国。比干却说：“给人家做臣子，不能不拚死争谏。”就极力劝谏。纣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于是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心来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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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文化```````````````````````````````

琉璃窗、朱漆门，堂上供着大财神；大财神、出凡尘，三聚三散越王臣；越王臣，富贵身，手里捧个聚宝盆；聚宝盆、天下闻，财源滚滚满乾坤；……

——汉代童谣

财神是道教俗神之一，是中国民间供奉的招财进宝之神。世人向往美满富贵的生活，而这种追求实现与否往往与个人占有财富的多寡有关，于是许多人虔诚敬奉财神，期望财神能够送财。财神信仰出现于宋代，其后逐步流行，在民间有广泛的信仰基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祈福纳财是人之常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了千田想万田，得了银山想金山”是俗人的做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雅士的原则。虽然说法不同，但一样都反映了千百年来人们对钱财的追求和崇拜，以至于兴起了一种财富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财神”，主旨是教育人要取财有道，鼓励人要乐善好施。

民间财神信仰的最大特点就是：财神并非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来源极不相同的各种神的集合，有专司人间财富之神赵公明、公正无心的纣王叔比干、生财有道的陶朱公范蠡、忠诚信义为本的关羽等。比干，是众多财神原型中年代最早的一位，因其“无心”，也是人间平等与公正的期望。

财神承载着人们招财进宝、日进斗金的美好祈盼，寄托着人们合家富贵，人财两旺的心愿，已然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信仰。正如一副财神庙上的楹联所写：“蕴玉藏珠，善贾固皆蒙乐利；心耕笔织，寒儒亦可荐馨香。”在中国道教神仙谱系中，财神无疑是最受欢迎的神灵之一。

武圣人关羽的内幕

武圣人关羽的内幕关羽活着的时候最高爵位是亭侯，死后被封王，封帝，最后被封“关圣帝”，巡查天上、人间、地府三界，统领儒、释、道三教。关羽的真实形象是怎样的呢？从《三国志》中我们知道关羽最早崭露头角的一出戏《温酒斩华雄》，其中真正斩华雄的人是孙坚。而关羽领导的最著名的一次战役——水淹七军，据史书记载，关羽的胜利不是因为他有智慧，而是有运气。由于秋雨连绵，曹操被迫从樊城退兵。至于千里走单骑的故事更是莫名其妙，当时从许昌到冀州走直线过黄河的话只有五百里。可是在《三国演义》里关羽选择了一条奇怪的曲线，竟然走了两千里才到冀州。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关羽失荆州，走麦城是“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真实的关羽只是武功盖世而已，在政治、军事方面都算不得杰出。史书称其“颇盛气，好凌人”，那他后来如何挣得圣人的名号呢？这与荆州流传多年的“端公舞”有关，人们跳这种舞祭拜亡灵，相信冤死的人不得升天，会化作厉鬼在人间报仇。关羽的死有很强的悲剧色彩，恰巧吕蒙和曹操不久后也相继去世，人们认为这是关羽的厉鬼来报仇了。于是，关羽作为厉鬼在荆州地区被人崇拜了三百年。三百年后的隋朝，有一位智者大师到这里传播佛教。由于佛教是外族的东西，佛教中的圣像又有强烈的异域特色，很难被当地人接受，这时关羽出现了。相传智者大师要在玉泉山建寺，但是山顶上有泉水，水下是无底洞，根本无法建寺。于是，智者大师每日在这里打坐修行。一日关羽从天上飞过，口中大喊：“还我头颅，还我头颅。”智者大师对他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当日被你过五关斩六将的人，又找谁要头颅呢？”关公便停下来听智者大师说法，后来顿悟，带人来玉泉山建寺，七日乃成。从此关羽一改厉鬼形象，做了佛教的护法。两百年后，到了唐朝，儒家学者认为关羽的“忠义信勇”符合儒家思想，于是在关羽的手中放了一本《春秋》。从此关羽非《春秋》不读，一介武夫变为儒将。中国的第一任武圣人是太公吕望，关羽、张飞、周瑜都是作为他的陪祭进入武圣庙的。到了宋朝初期，宋太祖赵匡胤因为自己是平民做皇帝，所以坚持有皇室血统的刘备不合王权神受，而推崇曹操的正统身份。关、张、周被赵匡胤逐出武圣庙。关羽从上层社会走入民间，进入说书艺人的故事。由于刘、关、张的穷苦出身与说书艺人相同，而桃园三结义又是当时社会最理想的人际关系，于是刘备受到说书艺人的同情，被描写成理想的仁君形象，关羽、张飞都成了维护正义的英雄人物。一百年后，关羽的故乡——山西运城的盐湖不知为何不产盐了。当时盐湖的收入占宋廷税收的六分之一，宋徽宗对此忧心忡忡。徽宗信道，此时道教门派众多，各派之间相互排挤。龙虎山的张继道是徽宗器重之一，张天师主动请缨到山西为皇帝排忧解难。可是几年过去了，盐湖还是不产盐。这时张天师想到当年轩辕黄帝和蚩尤大战，蚩尤死后化作盐池，如今必是蚩尤作怪。于是奏明徽宗，要请当地的神仙关羽来战蚩尤。传说轩辕黄帝姓赵，是赵宋的先祖，因此与蚩尤之战不仅关乎财政，还与赵宋王权有关。徽宗把自己的年号封给关羽——崇宁真君，命他去战蚩尤。不久后盐湖恢复产盐，关羽正式进入道教。此后，北宋与辽、金交战，关羽又作为鼓舞士兵的战神被封——义勇武安王。根据《三国志》和唐人的诗文记载，关公的兵器应是剑，为何后来变成了青龙偃月刀呢？原来在宋朝的义勇武安王画像中，关羽身后有两名士兵，一个举着“关”自旗，一个拿着掩月刀。宋代《武经总要》中记载：掩月刀并非用于杀场，而是在仪仗中代表勇武的一种武器。元朝的关汉卿是把这把威武的大刀交到关公手中的第一人。由于元朝政府看不起汉族知识分子，禁止南人习武、祭拜，象关汉卿这样的汉族文人不能走仕途之道只好以写戏剧为生。他们希望有关羽这样的大英雄出现，拯救人民于水火，于是关羽在民间戏剧中不断被神化着。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认为民间习武，农民起义，对皇权有威胁。关羽再次被驱逐出武庙，义勇武安王的封号也被废。这次他是如何东山再起的呢？还是让我们到福建东山的关帝庙去看一看吧，那里作为仆人的周仓居然被塑的和他的主人关羽同等大小。相传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和左丞相陆秀夫逃到此地，走投无路，一同投海殉国。陆秀夫的魂魄投入关帝庙的关羽像中，而赵昺的魂则投入周仓像中。毕竟赵昺是君，陆秀夫为臣，在这里的关公与周仓之像被塑造得同等大小。正是由于陆秀夫的加入，关羽又多了反抗外族的忠臣形象。明世宗嘉靖年间，东南沿海一带倭寇入侵，关公再次被朝廷启用，在他的两旁还加上了岳飞和陆秀夫。到了明朝末期，关羽正式取代姜尚作了中国的第二任武圣人。经过宋元时期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的刻画与虚构，关羽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到了明朝，由于上层文人和贵族对戏剧的喜爱，关公的形象被进一步改写。在《三国志》中有三处明显指出关羽降曹，在这个大英雄身上怎能有投降的污点呢？于是罗贯中写出一段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故，以及后来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如此描写，不仅掩盖了关羽投降的事实，而且使他的形象更加完美。单刀会的主角本是鲁肃，他面对关羽毫不畏惧，义正词严要讨回荆州，为何到了《三国演义》中主角变成了关公呢？若刘备借荆州不还，则关羽镇守荆州成为霸占荆州，此后失荆州、走麦城就缺少了悲剧色彩。同为山西人的罗本便在这出戏里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周仓。周仓一句“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把整个形势逆转。刘备作为有德之君，汉室正统，霸占荆州是为恢复汉室的正义之举，则关羽也成了正义之师。元代有一出《关公斩貂婵》的戏，虽说历来大英雄都不会为女色所动，但是让关羽亲手斩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还是有损英雄形象。于是到了明代，这出戏有了另一个版本《关公与貂婵》这次关公与貂婵解除了误会互生爱慕之情，但最终关羽还是为事业放弃爱情，而貂蝉仍是以死告终，不同的是这次是自刎而死。通过话本、戏剧、小说，关羽的塑造已日臻完美，但作为一个反击外族的汉族忠臣形象，关羽又如何被清廷政府所接受呢？原来在满族入关之前，《三国演义》被翻译成满文作为贵族内部的政治和军事教科书。努尔哈赤自比刘备，比蒙古为孙权，所以关羽作为英雄早已被满蒙所接受，在抚顺的皇宫内就建有关帝庙。清朝入关后，历代皇帝不断为关圣帝追加封号，乾隆时加至十一个字，到光绪时已有二十六个字了。在民间许多行业都认关公为行业祖师爷。如做豆腐的、打铁的、做剪刀的、剃头的，甚至做灯烛的也因关公挑灯读《春秋》而认他做祖师爷。清朝中叶，源于遍布大江南北的晋商在生意场上的成功，被供奉在晋商会所的关羽又多了财神的形象。到了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几万座，远远超过文圣人孔子的孔庙。

---------门神--------------------------------------------

正宗的传统门神，是唐代两位名将——秦叔宝和尉迟恭。秦琼、敬德作门神的根源出于霍州，出于隋唐霍邑之战。

隋末，炀帝无道，天下大乱。公元617年，唐公李渊由太原起兵南下，欲伐隋建唐。兵至吕州霍邑（即今山西省霍州市），被隋将宋老生所阻，无计南行。这霍邑，地处山西南北交通要道，北藉韩信岭，南扼白壁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尧舜时便享有“中州重镇、帝都屏障”之称。双方相持月余，传说李渊在霍山神的帮助下，方克霍邑，斩宋老生，然后势如破竹，直下长安。李渊在长安建立大唐，其立基之地山西却被号称天兴皇帝的刘武周所占。刘武周克并州，陷介休，取霍邑，占河东，势力将及关中。 619年冬，李世民率师返晋。收河东，复平阳，兵至霍邑。刘武周命元帅宋金刚死守霍邑，宋金刚命偏将尉迟恭扼守白壁关，阻止李世民北进。

李世民多次攻白壁关，损兵折将，徒劳无功。李世民转师东向，620年沿霍山西麓进入霍邑。霍邑境内东部，素有“米粮川”之称。尉迟恭探知李世民已避过白壁关天险进入霍邑，便挥师迎击，在“米粮川”与李世民行军总管秦叔宝展开一场殊死大战。二将交锋，几乎每个回合都是尉迟恭打三鞭，秦琼还两锏。因为尉迟恭的鞭重六十斤，打三鞭用力一百八十斤；秦琼的锏重九十斤，还两锏用力也是一百八十斤。“打三鞭还两锏”说明二将基本势均力敌。李世民对尉迟恭的忠勇耿直早有所闻，对其精湛的武艺又深为赞叹，今坐观二虎相斗，唯恐必有一伤，于是鸣金收兵，以图寻机收尉迟恭归唐。

李世民多次恩遇尉迟恭，多次劝其归降。尉迟恭最后答应，只要刘武周死了，他便归唐。李世民求贤心切，又不能马上擒杀刘武周，无奈便杀了一个酷似刘武周面目的人，将人头送与尉迟恭。尉迟恭未能辨出真假，便归降了李世民。李世民平息了刘武周的战乱，帐下又添一员虎将尉迟恭，心中欢喜不尽。他决定在霍邑稍作休整，然后班师回京。

李世民夜宿霍邑衙门（即今霍州署），不料多次在梦中被两个无头的人惊醒。李世民仔细琢磨，这两人一个像617年在霍邑所斩的隋将宋老生，另一个却像那个被充作刘武周而割了头的人。这两个无头之鬼时时骚扰，使得李世民坐卧不宁。李世民召见徐茂公求计，徐茂公道：“主公屈杀这似刘武周之人，乃因急于收降尉迟将军所致，主公可派尉迟将军夜守衙门，或许得以安宁”。李世民依言，使尉迟恭守门，果然那个似刘武周的冤魂不再来扰，而那个像宋老生的冤魂仍至。李世民再次求计于徐茂功。徐茂功道：“臣闻宋老生虽系隋将，但其忠勇可嘉，窃闻宋老生平日极敬佩秦二哥为人，试增派秦二哥夜守衙门，或许得安。”李世民依言增派秦叔宝夜守衙门，果然宋老生冤魂也不再来。

正因有此在霍邑徐茂功出策，秦琼、敬德夜守衙门之前车，才有泾河龙王扰太宗，太宗宣召徐茂功、秦叔宝、尉迟恭见驾之后辙。由此可知，秦琼、敬德两位唐代名将初识在霍州，酣战在霍州，结谊在霍州，二人作门神的根源也在霍州。据说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描写的门神形象，便以霍州门神为素材，天津杨柳青的门神国画，也是霍州门神的集锦。

大家都喜欢把古时的忠义之士作为门神

门神是我国民间贴在门上的神像，贴门神风俗的基本意图是渴望摆脱灾难，得到幸福。门神源于远古时期的庶物崇拜。据查考，我国周代就有门神，但那时的门神还无名无姓。门神在汉朝时有三位，一位是成庆，另二位是神荼及郁垒，至唐有了秦叔宝、尉迟恭二门神。宋元之后，民间的门神多得不可胜数。直到今天，春节贴门神画的风俗依然存在。秦叔宝、尉迟恭两位武将门神，在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关于秦琼、敬德成为门神有个传说：李世民为了争皇位，在玄武门杀死兄弟二人，住进皇宫以后，经常做恶梦，梦见他两个兄弟变成恶鬼来找他索命，终日心神不定。太宗有两位将军，一个是勇猛无比的尉迟敬德，一个是每战必胜的秦叔宝。二将军自愿戎装守门，李世民这才安心。可是，只要他俩一离开，李世民马上就会犯病。魏征叫画匠把秦琼、尉迟恭的像画下来，贴于门上，李世民从此再不做恶梦了。这事传到民间，老百姓都知秦琼和尉迟恭的厉害，也仿着画了他俩的像，过年时贴到大门上，叫做“门神”。

1 对生命的意义的理解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把文学的对象视为生命意志的理念。

《红高粱》就是通过“我奶奶”戴凤莲和“我爷爷”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

在小说中“我奶奶”“我爷爷”，他们浑身上下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奶奶”年轻美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拨动，好似风中招飐的杨柳”。

洋溢着生命活力，甚至有些放纵与风流。

她16岁出嫁，渴望幸福美满的婚姻，“渴望躺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抱里缓解消除孤寂”，谁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单扁郎，因为单家富甲一方，生命刚刚结出花蕾，就面临凋零。

这时“爷爷”出场了，“奶奶”的美丽“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他劫走了三日后回娘家的“奶奶”，俩人以原始炽烈的生命热情，在红高粱地里翻云覆雨，共享生命的欢乐与灿烂，共播生命的种子。

一切不复存在，只有的生命在疯狂，甚至可以说是放纵本能与情欲。

“爷爷”杀了单家父子，终于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从此“奶奶”像鲜花一样饱满地开放了。

日本人来了，他们的生命又和抗战联系在一起。

管家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奶奶”和她家的财产被日本人剥皮杀害，“奶奶”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已经成为民间武装（或曰土匪）司令的“爷爷”（余司令）喝下，去打日本人。

战争是悲壮然而热烈的，“爷爷”带着儿子豆官（“我父亲”），扛着**，在日本兵的枪林弹雨中英勇厮杀。

“奶奶”最终牺牲在战场上，临终前她仰望天空，为自己这样地走过一生而感谢上苍。

在小说中“奶奶”“爷爷”完全不似以往的革命战争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为了理想信念，为了国家民族去战斗去献身，而是在生命力的驱动下，去生活、恋爱、繁殖、杀人、越货、抗日、牺牲。

他们为解放生命而活，又为生命解放而死，无“是”无“非”（在抗日这一民族大义上不含糊），敢做敢为，他们可以说是生命意识层面上的“英雄”。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前献词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激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

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

伏惟尚飨!尚飨!”他是为已经丧失原始、粗犷的生命活力，沉浸在功利中卑微地苟活着的人们而羞愧吧！

莫言小说有着丰富的主题内涵。

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传统价值观的质疑与反叛，对封建伦理观念深刻的剖析，也有对由于社会环境改变而导致的人性缺失和种族退化的感叹，对城市文明的批判……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对生命意识的弘扬。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者受美国南方派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影响，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故乡，着力营造“高密东北乡”这个艺术世界。

他从主观体验出发，用自己的想像激活历史，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创造出有声有色的生活图景。

在《红高粱家族》《老枪》《秋水》等作品中，作者有意塑造了“我”爷爷奶奶这一辈人物，刻画了余占鳌、戴凤莲、罗汉大爷等形象。

这些人物是高密东北乡日月孕育的精华；男的剽悍勇猛，女的风流俊俏；他们嗜杀成性又视死如归，杀人越货又精忠报国；他们是自然生命的化身，体现了一种强悍的生命本能。

他们敢恨敢爱，敢于直面生死荣辱；爱起来在高粱地里狂热野合，受到压抑时则啸聚山林，扯旗造反。

这是一群朴野人性的代表，在他们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反叛中，人类的生命原欲得到了最为酣畅淋漓的宣泄与抒发。

小说中，祖父母辈人物和他们充满生机的生活，构成了最有光彩的一部分，而父母一辈和“我”的同代人则显得麻木萎缩，他们被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脊梁，生活之火几乎熄灭；他们善良勤劳又愚昧胆小，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只能在庸碌的生活中苟且度日。

作者在几代人的对比中，鲜明地表现了对生命之力的崇敬、赞美和对种族退化的深深忧虑。

（选自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对战争的理解

《红高粱》的创新，首先表现在内容上，它以民间的角度，审视抗日战争。

在小说中，重点描写的不是带有革命理想的英雄人物，而是生活在民间的普通大众：农民、工匠、土匪、地方武装，也有人（其中的任副官可以说具有某种正统的英雄意味）。

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或痛快淋漓快意恩仇，或苟且猥琐蝼蚁偷生，突然来了日本鬼子，于是不由自主地卷入抗战的时代洪流中，英勇着、战斗着、献身着，呈现一种原生态的悲壮和豪迈。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

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

对于抗战故事的描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红高粱》与以往革命历史战争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

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后者由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

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里野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疯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为她的情人。

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条故事线索中，始终被突显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它包容了对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其根本。

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

前一条抗日的故事线索，从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命令残酷剥皮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于是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

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

概括地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与内容。

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的民间色彩。

20世纪50—70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

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惟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

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的刻画中。

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韧、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以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

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

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地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

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某种寄托。

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

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

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盎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

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

这里显然引入了一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传统都全然无关的历史评判尺度：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境况，便暴露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状态受到限制的趋向。

而在《红高粱》中，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

3对文化模式的促进

文化模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是巨大的。

小说不仅蕴含人类的原始文化积淀，作者对历史、社会、道德的认识和评介等诸多文化意识也包容其中，有时表露得非常鲜明。

《红高粱》就代表了当代作家某种鲜明的文化倾向，有别于传统的革命战争小说。

这样的文化意识，反映在内容和形式上，使小说既作为先行者取得某种创作上的突破，并引来诸多的模仿者，也带来种种是非的争论。

祖宗一词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崇拜祖宗的活动在中国非常普及、盛行：纵向上，从夏殷周三代到清代，祭祖仪式一直延续着，宗庙与社稷合一也一直没有实质性变化；横向上，皇家与民间普通的百姓家每年都要举行庄严的祭祖仪式，祖宗崇拜观念根深蒂固。

与此相关，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里，几千年来，农村的天然基本单位是自然村庄。

它们往往是由世代聚居的某个宗族或几个宗族的联合体组成，而家族普遍对记载祖先事迹与血缘谱系的家谱、族谱很重视……诸如此类的社会事实有力地支持了祖宗观念的世代相传。

另一方面，由祖宗崇拜、祭祖仪式培育的祖宗观念已渗透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广泛地表现在中国人生活的许多方面。

比如，“炎黄子孙”的说法简直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其实这是由祖宗观念无意识地生发出的一句口头禅。

可以说，祖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象征着家族的存在、血缘的联系，因而意味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骂人时，咒他的祖宗是最狠毒的；在刑罚中，刨祖坟是最厉害的；而在荣誉中，没有什么能比光宗耀祖更能令人自豪的了。

祖宗又标志着家族的权威。

以祖宗为起点，可以依次确定家族成员的辈份关系，限定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祖宗又是一种精神理想的化身，很容易染上崇高色彩，因而祖宗又常常与英雄为伍。

在一个文化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祖宗的经验、观念意味着后代的惟一精神起点，因而祖宗精神似乎具有永恒的价值。

“言必称三代”“言必称尧舜”，现实的挫折、困惑会使人们去祈求祖宗指点迷津。

儒学非常成功地将祖宗崇拜的原始文化精神融会到了自己的学科思想中。

这一点就连明代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利马窦都感觉到了，他“认识到古老的敬祖思想是儒家哲学体系的一大支柱”。

见Spence（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实际上，古老的敬祖行为、敬祖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种族记忆”和“文化──审美心理”原型，在夏殷周三代形成后，经过儒学的肯定、发扬，家族社会的保护，已深深地潜藏于中国人的意识与潜意识中，在他们的价值观念、心理中积淀为一种情结，时常若隐若现地以种种方式流露出来。

情结(plex)是一种必然而又强烈的情感倾向。

有个人的情结，“当我们说一个人有某种情结时，我们的意思是说，他的心灵为某种东西强烈地占据了，以至于他几乎不能去思考其他任何事”。

见《荣格心理学纲要》第29页。

更有民族的特定文化模式的情结。

个人情结往往与后者联结着，甚至被它主宰着。

文学的祖宗情结原型无疑与祭祖仪式、《诗经》中祭祖诗的仪式冲动有渊源关系。

它是子孙后代对家族祖先的崇拜、怀念。

这种情结有一种常见的宣泄方式，那就是满怀崇敬的心情，以子孙的口吻讲述祖先的英雄行为，或将祖先英雄化、美化；在与祖先的对比中，子孙的自我惭愧感往往激发起他们摹仿祖先的欲念，或者萌发出寻根心态。

而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化的某些转型时期，子孙的祖宗情结则往往表现得很复杂：钦慕、反思、批判、困惑、迷惘，或者兼而有之。

新时期的文化转型特征非常明显。

由反思文革、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情况等待着人们去识别、判断、选择，比如，选择异质文化的哪些成分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融合就令人困惑、烦恼。

这个时代问题直接引发了80年代的文化寻根思潮，随即，沉寂于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深渊的祖宗情结在一些作家的脑海中趋于活跃。

由于文化环境相对开放，作家们的文化参照、心态、动机就比较复杂，相应，他们在审美情感上对祖宗就有了多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选择与心理企求，比如，莫言的《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及莫言多种小说集)、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上海文学》1990年第4期)、韩少功的《爸爸爸》(《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及韩少功多种小说集)都是比较明显地运用了祖宗情结原型，同时又有不同价值趋向的小说。

这里以原型批评方法为依据，从叙事结构的角度，对这三篇小说作一些分析。

有必要先对名词“小说的叙事结构”作一点解释。

小说的叙事结构受作者审美感情的制约，取决于叙述人与小说形象体系的关系，表现为从小说立意出发对叙事角度、态度的选择以及对小说形象体系的总体安排等等，贯穿于小说叙事过程的始终。

它是决定小说叙事方式与主题的一个主要因素。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因为同名**获得的巨大成功而早已为人熟知。

小说以“我”，即孙子的口吻叙述爷爷、奶奶的故事，而且还以小男孩──“我父亲”的视角描绘所感受到的一切。

《红高粱》不同于传统小说，它的情节十分简单，写一天凌晨，“我父亲”跟“我爷爷”去参加“我爷爷”他们组织的一场简单的伏击战──在如火如荼的红高粱地里伏击日寇的汽车。

中间穿插了一系列的事件，如“我爷爷”余占鳌杀死单家父子，与“我奶奶”结合；在红高粱地里，罗汉大爷活活地被剐等等，最后详写了伏击战的场面。

已有的不少评论、赏析大多注意到了《红高粱》的故事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小说的童年视角与作者独特奇异的感觉。

也有人就事论事地指出过莫言小说，包括《红高粱》的“祖宗崇拜”现象。

本篇则认为，《红高粱》的叙事结构在当代中国小说中十分独特，但从原型的角度来说，用子孙“我”的口吻带着崇拜的心态来追忆爷爷、奶奶们的英雄业绩，却并不让人感到陌生。

这种“祖宗──子孙”的小说叙事结构，其实就是《诗经》中祭祖诗“祖宗──子孙”话语方式的翻版。

因此可以说，《红高粱》是作者怀着祭祀祖宗的仪式心态写出的，是我们民族一种古老的“种族记忆”的复活。

当然，这种复活充满了时代气息。

莫言式的追忆充沛。

他为祖先设置了两个背景：一是充盈着原始生命冲动的爱情，二是严酷的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战争。

在子孙“我”的讲述中，祖宗“我爷爷”“我奶奶”们笼罩着迷人的光环，他们身上充溢着原始活力，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

为了实现生命的自由，爷爷们剽悍勇敢、匪气十足、杀人越货、敢作敢为，他们敢于与比自己强大的日本鬼子血战，是因为鬼子妨碍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利。

他们的爱情更多地发自本能。

为了女人，“我爷爷”宰了单家父子和土匪花脖子；“我奶奶”则毫无三从四德、畏畏缩缩的气息，她和爷爷高粱地里的野合为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抹上了一道酥红”。

总之，他们勇往直前、风流快活，与妨碍其自由的一切人和事争斗，至死不悔。

就这个小说本身来说，作者借助叙述人，孙子“我”的童年视角以及新奇独特的感觉，主要表达的是“我”对“我爷爷”“我奶奶”原始的、浪漫的生命活力的崇拜与赞颂。

莫言对这种祖宗精神的发掘当然是有他现实用意的。

1985年掀起的文化寻根思潮，既然叫嚷着要寻根，就必然带有一种对祖宗文化精神的追忆、回顾、反思。

这正好深深吻合了莫言当时的心态：“我赞成寻‘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寻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根的理解。

我是在寻根过程中扎根。

我的‘红高粱’是扎根文学。

”(莫言《十年一觉高粱梦》，《中篇小说选刊》1986年第3期) 显然，《红高粱》中张扬的祖宗精神就是莫言所找到的祖宗之根。

在小说“祖宗──子孙”对应叙事结构中，“我”的叙述愈是汪洋恣肆，“我”的愈是澎湃、感觉愈是新奇，读者，即广义上的子孙受到的心理震荡就越大，就越会受“我爷爷”“我奶奶”们的感染，汲取祖先的闪光精神以滋补子孙之元气的效果就愈好。

很明显，作者在小说的立意上有潜在的、对当代文化的不满与批判，也有对我辈子孙的训谕，但叙事结构又决定了这篇小说的审美情感有极为传统的地方。

《红高粱》仅仅是后来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 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一个章节。

在这个长篇中，作者借助“祖宗──子孙”的叙事结构把《红高粱》中的潜在情感表达了出来，小说叙述人，孙子“我”代表着都市文化。

“我逃离家乡十年”，便被“机智的上流社会”传染上“虚情假意”，“肉体”也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

“我”是“我爷爷”“我奶奶”的不孝子孙，“种的退化”的产物，因此，“我”企盼家族英雄祖先的亡灵指点迷津，在追忆反省中清洗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不惜一切努力”去寻找一株仅剩的“纯种红高粱”。

这隐喻了作者重塑民族精神的强烈愿望，但“祖宗──子孙”的叙事结构却使小说自然地把祖宗与子孙两相对比，这时，崇拜祖先的仪式情感便引发了作者鄙视子孙的心理。

总的说来，《红高粱》所崇尚的爷爷、奶奶精神带有很多的本能冲动成分。

他们倾心追求的、“我”为之迷醉的浪漫自由固然叫人感到痛快，但倘若以此来训导子孙，嘲弄现代文化，则是明显地沉溺于一种美学谬误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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渑池（miǎn chí）是仰韶文化发祥地，秦时置县，[1]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地处豫西丘陵山区，总面积1368平方公里，辖5镇7乡235个行政村，总人口3657万，其中农业人口2591万。东西宽435千米，南北长528千米，地理坐标在东经111°33′至112°01′，北纬34°36′至35°05′之间。陇海铁路、郑西高铁、连霍高速、310国道、314旅游专线、247省道均通过渑池，交通便利。是河南省经济管理扩权县、对外开放重点县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位于"郑洛工业走廊"的西端，已成为全省重要的能源、冶金、建材、耐材基地。

2011年渑池县生产总值完成182亿元，同比增长131%，综合经济实力现居全省第11位，在全国中部崛起百强县中，名列第23位。

全县辖城关、英豪、张村、洪阳、天池、仰韶、仁村、果园、陈村、坡头、段村、南村12个乡镇，共有227个行政村和8个城镇居民委员会。县内有汉族、回族、维吾尔族、满族、苗族、藏族、布依族、壮族、土族、侗族、佤族、高山族、达斡尔族、蒙古族、土家族、彝族、朝鲜族等17个民族。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会盟大道中段，车牌代码：豫M。

3历史沿革

主条目：渑池历史

渑池之名来源于古水池名，本名黾池，以池内注水生黾（一种水虫）而得名。黾池，上古属豫州，西周时为雒都（今洛阳）边邑，春秋时属虢、属郑。战国时韩灭郑，渑池属韩。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年），秦赵会盟于西河外黾池，今县城西有古秦赵会盟台遗址。秦时置黾池县，属三川郡。此外，秦王还在此地会见过赵王，由此发生了赵王与蔺相如在渑池机智地与秦王会见的故事。西汉黾池亦名彭池，属弘农郡。三国魏始改县名为渑池，属恒农郡。晋代属弘农郡。北魏置渑池郡，辖俱利、北渑池和西新安3县。置恒农郡，辖崤县，领有今县西部一部分。后置宜阳郡，以西新安县归属之，也领有今县东部。东魏置金门郡（后

渑池县风光1

渑池县风光1[1]

改宜阳郡），辖南渑池县，领有今县南一部分。西魏恒农郡下，复置渑池县。北周时，渑池县先后属同轨郡、河南郡，改南渑池县为昌洛县（后改洛水县），沿革为今宜阳县。隋初渑池县属熊州，大业二年（600年）改属河南郡。义宁元年（617年），又改属宜阳郡。唐初在渑池境内置谷州，辖渑池等3县。贞观三年（629年）更县名为“天池”，移治双桥镇（即今县治）。显庆二年（657年）废谷州，天池改属洛州（后为河南府）。五代时复渑池之名，属京西河南府。宋属京西北路河南府。金初属河南府（后改中京金昌府），兴定元年（1217年），渑池改置韶州，辖永宁、宜阳、沔池、利津4县，其中后2县均在今县境内。元代废韶州，复为渑池县，属河南府，后改属陕州。明、清属河南府。明代县名亦称“沔池”。民国时期渑池先后隶属河洛道、豫西第三行署、河南省第11行政公署。1944年春，日军侵占豫西后，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南渡黄河，在渑池建立抗日根据地。1945年2月，成立渑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属晋冀鲁豫边区豫西二专区。1947年8月，成立渑池县人民民主政府，属太岳区第五专区。1948年3月，渑池获得彻底解放，改属豫西一专区，又改属七专区、三专区。1949年3月，属河南省陕州行政公署。1952年归洛阳行政专员公署。1986年4月归三门峡市管辖。

渑池县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据县境内仰韶文化实物遗存证明，远在5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古人类活动足迹，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就是由瑞典学者安特生首次发现于渑池仰韶村。秦时置县，至今已2000多年，留下了不少名胜古迹。1925年，渑池县始有中共党组织的活动，渑池曾建过八路军兵站、办过豫西公学，发生过上官子平叛乱（“豫西事变”主体）和马跑泉事变，县城先后经历3次解放，许多革命烈士长眠于此，境内留下很多革命遗址和纪念地。至2000年底，全县有文物保护单位110余处。其中，属国家级的1处：仰韶村文化遗址；省级6处：寺沟遗址、鹿寺遗址、不召寨遗址、冯异城遗址、陈村桥序碑、八路军兵站；市级5处：秦赵会盟台、刘氏族系碑、黄河水位碑、郑窑遗址、丈八石佛寺；其余为县级。渑池县有开发价值的旅游景点还有：仰韶大峡谷、韶山、云门寺、大寨沟、瓦庙沟、中关汉柏、白浪索道桥;提水工程、周桓王陵、岱嵋周柏、利津风情园等等。革命遗址除八路军渑池兵站外，还有刘少奇旧居、中共豫西特委扩大干部会议旧址、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抗日烈士纪念碑、豫西公学遗址、“小孤山战斗”纪念地、“马跑泉事变”纪念地等，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基地。黄河小浪底水库蓄水后，渑池县南村出现了“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奇景，为开辟南村黄河游创造了良好条件，成为河南省大黄河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渑池县委、县政府还十分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2000年底已完成南村码头建设和仰韶文化遗址花园式改造工程。

古老的渑池，吸引了古今中外的众多文人墨客，古代的王通、杜甫、骆宾王、王安石、司马光、韦应物、欧阳修、苏轼、苏辙等，近代名人章士钊、吴伯箫、姚雪垠等，都曾在渑池留下脍炙人口的诗文佳篇。老一辈革命家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胡耀邦等，都曾亲临这片热土。1938年，刘少奇在渑池八路军兵站居住近两个月，在渑池主持召开中共豫西特委扩大干部会议，并在此起草和第一次宣讲《论***员的修养》。渑池籍历史上也不乏出类拔萃者：宋代有抗金民族英雄张玘；明朝大理学家曹端、张信民等；当代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汝光将军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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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欲与赵惠文王在渑池会盟言和，赵王害怕，不愿前往。廉颇和蔺相如劝赵王前往，以显示赵国的坚强和赵王的果敢。赵王与蔺相如同往，廉颇相送，与赵王分别时说：“大王这次行期不过三十天，若三十天不还，请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要挟赵国的希望。”廉颇的大将风度与周密安排，壮了赵王的行色，同时由于相如渑池会上不卑不亢的与秦王周旋，毫不示弱地回击了秦王施展的种种手段，不仅为赵国挽回了声誉，而且对秦王和群臣产生震慑。最终使得赵王平安归来。秦昭襄王曾与赵惠文王在渑池会盟，并筑会盟高台。[3-4]

4地理环境

渑池县基本属丘陵山地，北部是以东崤山为主的山区，南部是以西崤山（又称南大岭）为主体的丘陵地区，中部是涧河盆地。境内最高处为韶山，海拔1 4632米；最低处为黄河谷地，海拔只有198米。主要山脉有韶山、岱嵋山、熊耳山。境内主要河流有涧河、洪阳河、涧口河等，统属黄河流域。黄河自境内西北的槐扒村入境，至东北的关家村东15千米处出境入新安，境内流程585千米。

渑池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26℃ ，年均降水量6624毫米，降水集中在夏秋季，冬季最少。年平均日照时数2 3622小时，有效积温为4 0464℃，无霜期216天。2000年，渑池最高气温393℃，最低－116℃，总降水量5025毫米，降水天数为97天。渑池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于多种农作物和果类的生长。主要自然灾害有干旱（发生频率837%）、冰雹（发生频率为326%）、干热风（年平均18次）、大风（年平均216天）。

5资源

渑池县毁绿造田

渑池县毁绿造田[5]

渑池县地上、地下资源丰富。县内耕地既宜于粮、草、牧、林，又是烤烟生产最适宜类型区，隶属豫西崤山优质烤烟区。1993年渑池县被评为“河南省优质烟叶生产二级达标县”。粮食以小麦、玉米、谷子、豆类为主。经济作物以烟叶、瓜菜、花生、油菜为主。果类以仰韶黄杏、大牛心柿、苹果为主，此外还有红果、桃、李子、核桃等。有野生植物156科1 218种。其中，药用植物有702种、牧草428种。动物除家畜家禽外，尚有野生动物120种。已探明矿藏有：原煤、铝矾土、硫铁矿、水泥灰岩、石英砂岩、重晶石、磁石、硅石、大理石、铸型砂、耐火黏土等30余种，总储量达30多亿吨，品位高、易开采。其中，坡头乡贾家洼铝矿石品位居全国之首，石英砂岩、硅石、铸型砂储量和品位居全省第1。煤炭资源丰富，已探明储量达6亿吨，县内的地上（黄河及其支流）和地下水资源，为工业、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仰韶黄杏、仰韶柿饼、烟叶、仰韶酒、中成药、坻坞小米等为渑池特产，名扬国内外。

6行政区划

渑池县辖5个镇、7个乡：城关镇、英豪镇、张村镇、洪阳镇、天池镇、仰韶乡、仁村乡、果园乡、陈村乡、坡头乡、段村乡、南村乡。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城关镇

34平方千米， 67066 人，辖6个居委会、13个村：一里河居委会、东关居委会、南街居委会、北街居委会、西关居委会、黄花居委会、北街村、东关村、西关村、南街村、一里河村、孟岭村、塔泥村、苏湾村、峪沟村、李家洼村、十里铺村、西河南村、班村。

英豪镇

89平方千米， 35689 人，辖2个居委会、32个村委会：英豪煤矿居委会、英豪镇居委会、英西村、英东村、东马村、谷水村、西曲村、槐树洼村、苇园洼村、姜王庄村、后营村、周家山村、王沟村、翟延村、水源村、寺庄村、寺庄坪村、西英豪村、东七里村、东城南村、王都村、西城南村、王家坪村、富村、吴窑头村、南马村、牛王岭村、上渠村、孟窑头村、西庵头村、英新村、仁灵村、槐英村、新岭村。

张村镇

52平方千米，21634 人，辖1个居委会（张村居委会）、13个村委会，124个村民小组。2006年，辖2个居委会、13个村委会：张村居委会、曹窑居委会、张村、杜家村、河南庄村、庵北村、漏泉村、苏秦村、荆村、桑树坪村、三化沟村、曹窑村、高桥村、利津村、杨家新村。

洪阳镇

67平方千米，21772 人，辖15个村委会：东洪阳村、上庄村、石盆村、德厚村、北沟村、柳庄村、雷沟村、上洪阳村、刘村、赵窑村、义昌村、崤店村、堡后村、胡坑村、吴庄村。

天池镇

137平方千米， 40405 人，辖29个村委会：笃忠村、张大池村、竹峪村、杜村沟村、龙潭沟村、山韭沟村、陈沟村、张吕村、南昌村、藕池村、鹿寺村、南涧村、西园村、贾沟村、桐树沟村、石泉村、朝阳村、西天池村、东天池村、东坡头村、陶村、下马筵村、东杨村、芮沟村、宋沟村、马沟村、堡南村、杨大池村、水泉洼村。

仰韶乡

96 平方千米，34611 人，辖25个村委会：西阳村、高村、崇村、张沟村、天桥村、崔门村、中涧村、甘涧村、后涧村、西天坛村、天坛村、东阳村、贺滹沱村、韶阳村、马岭村、庄子村、刘郭村、阳光村、礼庄寨村、裴窑村、乐村、乔岭村、苏门村、仰韶村、韶华村。

仁村乡

131 平方千米，17408 人，辖13个村委会：仁村、东张村、蟠桃村、杨河村、红花窝村、雪白村、大水沟村、东段村、南坻坞村、北坻坞村、上西村、高堂村、台口村。

果园乡

124 平方千米，35314 人，辖35个村委会：果园村、康洼村、北平泉村、南平泉村、南庄村、赵庄村、峪峒村、苏庄村、南段村、东安头村、杨村、耿村、八里寨村、东村、孟村、牛峪沟村、涧北村、涧新村、西村、展庄村、刘窑村、石堆村、孟家沟村、石沟村、下庄沟村、西坡村、毛沟村、李家村、窑屋村、刘头村、杜寺村、太平庄村、杜家门村、路村、东岭村。

陈村乡

115 平方千米，31564 人，辖1个居委会（陈村居委会）、23个村委会，192个村民小组。2006年，辖23个村委会：后河村、贯沟村、陈村、石板沟村、范洼村、小口里村、五爱村、一心村、白浪村、槐扒村、黄花村、鱼池村、苜蓿村、滹沱村、万寿村、上南庄村、池底村、西段村、雍家院村、朱城村、下马头村、柳雍村、韶兴村。

坡头乡

212 平方千米，15496 人，辖16个村委会：坡头村、岭南村、西川村、汪坟村、观吊村、城头村、泰山村、韶峰村、不召寨村、茹窑村、韩家坑村、土岭村、杨树洼村、白羊山村、浪地村、窑地村。

段村乡

204 平方千米，9295 人，辖11个村委会：段村、柏隆村、中朝村、宋村、上涧村、中关村、东庄沟村、四龙庙村、赵沟村。

南村乡

107平方千米， 6478人，辖10个村委会：北仁村、南村、青山村、柏树圪塔村、西山底村、关底村、后川村、南洼村、金灯河村、林场村。[6]

7经济

初步核算，2012年全年渑池县生产总值达1937亿元，比上年增长137%。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171亿元，比上年增长50%，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143%,拉动生产总值增长19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增加值1380亿元，增长154%，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435%,拉动生产总值增长60个百分点；其中:工业增加值1321亿元，比上年增长153%，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356%,工业的较快增长拉动渑池县生产总值增长49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增加值386亿元，增长110%，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422%,拉动生产总值增长58个百分点。

　　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84：731：185变化为：88：713：199。第一产业比重与2011年相比上升0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4个百分点。

　　渑池县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上涨26%，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24%。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上涨12%。

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132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3%，占地区生产总值的682%。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159亿元，比上年增长176%。产品销售收入4733亿元，比上年增长152%，产销率达997%。渑池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669亿元，利润474亿元，分别增长190%和167%。

　　渑池县建筑业完成增加值59565万元，比上年增长168%；房屋施工面积405490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49199平方米。

固定资产投资

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29亿元，比上年增长232%。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808亿元，增长234%；农户投资21亿元，增长90%。全年共组织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各类投资项目140个，其中投资超亿元项目55个，计划总投资3477亿元，年度完成投资1435亿元。

国内外贸易

2012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3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其中：城镇零售额达211亿元，增长213%，乡村零售额122亿元，增长71%；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297亿元，增长174%，住宿餐饮业零售额42亿元，增长200%。 2012年，渑池县实际直接利用外资15760万美元，比上年增长206%；对外贸易出口总额4079万美元，比上年增长268%。

农业

渑池县千亩玫瑰园

渑池县农业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早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已有了原始的农业。

渑池地处中原腹地，又通东西官道，从先秦至民国，战祸连年，灾害频发。当地人民在治平年代，仅能果腹。一遇战争和自然灾害，人民就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十不存一。从当地众多家谱反映其始祖多为洪洞县移民。渑池地处豫西丘陵山区，土地多贫瘠，生产力发展缓慢，农业水平低下。

2012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45037公顷，比上年增加264公顷；油料种植面积9379公顷，比上年增加258公顷；烟叶种植面积3669公顷，比上年增加9公顷。

　　全年粮食产量184万吨，比上年增产43%。

其中夏粮总产量90402吨，比上年增产31%；秋粮总产量93135吨，比上年增产55%。

　　全年油料产量22463吨，比上年增产164%；烟叶产量7094吨，增产70%；水果产量210万吨，增产89%；蔬菜产量182万吨，增产58%。

　　年末生猪存栏272万头，比上年增长63%，肉类总产量37万吨，比上年增长56%，禽蛋产量23万吨，比上年增长27%。

财贸金融

2012年全年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229亿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44亿元，比上年增长185%。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206亿元，增长128%。

　　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851亿元，比年初增加117亿元，增长 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