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与刻苦学习的经历，是陈寅恪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其中以梵文和巴利文最为精通。懂得掌握的如此多的文字语言，使他掌握了一把研究史学的利剑，而且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经过多年的留学经历又使得他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所以他的见解与学识，多为国内外名人所推重。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苍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余平生所能成诵之诗词文句，并不在多。但对以上段落，尤为拳拳。于落寞彷徨时，常自吟咏自勉。现忝录于此，期获同感，以与诸君共勉耳。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杀死民愤极大的杨国忠，又逼唐玄宗杀死杨贵妃。玄宗无奈，便命高力士赐她自尽，最后她被勒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下，死时38岁。传说运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被一老妇人拾去，过客要借玩，须付百钱，老妇人借此发了财。

有人说，杨玉环可能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认为“贼本尚在”，请求再杀杨贵妃以免后患。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遂缢死于佛室”。《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玄宗是命太监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缢死的。《唐国史补》记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的梨树下。陈鸿的《长恨歌传》记载：唐玄宗知道杨贵妃难免一死，但不忍见其死，便使人牵之而去，“仓皇辗转，竟死于尺组之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诀别时，她“乞容礼佛”。高力士遂缢死贵妃于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所可注意者，乐史谓妃缢死于梨树之下，恐是受香山(白居易)‘梨花一枝春带雨’句之影响。果尔，则殊可笑矣。”乐史的说法来自《唐国史补》，而李肇的说法恐怕是受《长恨歌》的影响。

　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

　杨贵妃之死也有其它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系吞金而死。这种说法仅见于刘禹锡所用的《马嵬行》一诗。刘氏之诗曾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这首诗来看，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稀奇，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了考证。陈氏怀疑刘诗“贵人饮金屑”之语，是得自“里儿中”，故而才与众说有异。然而，陈氏并不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所以“里儿中”才传得此说。

　还有人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流落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职是之由，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有一种离奇的说法是杨贵妃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逃亡日本，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时，在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杨贵妃则逃往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替身是个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

　日本山口县“杨贵妃之乡”建有杨贵妃墓。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由上述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杨贵妃之死的传说愈来愈生动，有一种论点是，这些传说离开史实也愈来愈远。这种论点认定，杨贵妃在马嵬驿必死无疑。《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是非死不可的。缢杀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确实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六军”将士们以“祸本尚在”的理由，要求处死杨贵妃。如果人们继续坚持这种观点，那么，杨贵妃就会被当作褒姒或者妲己一类的坏女人，除了世人痛骂之外，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赞扬。即使她是人间什么绝色或者盛唐女性美的代表者，也不会在人们的潜在意识中产生怜悯与宽恕。全部的问题在于：杨贵妃事实上不是安史之乱的本源。高力士曾言“贵妃诚无罪”，这话虽不无片面，但贵妃不是罪魁祸首，那是毫无疑问的。安史之乱风雨过后，人们开始反思，总结天宝之乱的历史经验，终于认识到历史的真相。民间传说自有公正的评判，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往往比较客观。杨贵妃之死，既有其自取其咎的一面，更有作为牺牲品的一面。于是，人们幻想确实已死了的杨贵妃能重新复活，寄以无限的追念。

编录者坚信随着考古新发现，从科技发展观点看问题，杨贵妃下落谜底，离开史实一定会愈来愈近。根据具有正史参考价值的唐朝时许子真编著的《全唐文》卷四、三，“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一文所记载，杨玉环最少应有三个籍贯是不足为奇的。第一籍贯是生父杨 维祖籍的容县十里乡杨外村；第二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后军都督署任职的义父杨 康的祖籍；第三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任长吏的义父杨 琰，杨 琰祖籍陕西弘农华阴,后迁居山西蒲州永乐。

2004年，随着坐落在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保南乡山西村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墓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完成，考证了高力士本姓冯，名元一，是当年容州府所辖14个州中的潘州（今广东高州）人，幼年被送入宫中，赐姓高。专家在研读高力士生平的墓志铭时，意外发现当年驿马传送进宫供杨贵妃享用的荔枝是一种产自高力士与杨玉环家乡的名为“白玉罂”的优质早熟荔枝。高力士与杨玉环同为容州都督府人氏，高力士的潘州家乡与杨玉环的容州普宁县家乡相距仅100公里，这一考古新发现，考证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中的荔枝来自何处的长期争议。这一考古新发现，还从另一侧面，支持了日本山口县油谷町的二尊院内藏有两本古文书记载着当地关于杨贵妃的传说：军中主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到四川，沿长江乘船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流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由于高力士与杨玉环是老乡，加之在宫中接触较密切，深知杨玉环身世，因此高力士曾断言“贵妃诚无罪”，陈玄礼与高力士协助杨玉环出逃的唯一安全可靠的线路就是，南逃四川，沿长江乘船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流至海外。

陈寅恪是一代国学大师，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造诣非常深厚。他是一向勤谨自律，埋头苦读，甘于寂寞。因此，文学功底非常深厚。民国时期，他的学术地位非常高。同时期的鲁迅也是民国时期的出色人物，通过笔杆子对腐朽的封建社会大加批判。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两人竟是“同窗”。陈寅恪和鲁迅都曾去日本求学，两人同住一个公寓，是熟识多年的好友，而且，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和鲁迅是至交，两人惺惺相惜，是非常好的朋友。但陈寅恪一生不提鲁迅，一直到晚年之际才在日记中谈到为何不愿公开和鲁迅的关系。

鲁迅在21岁之时，公费去日留学，同船的有27岁的陈衡恪和12岁的弟弟陈寅恪，两兄弟背景深厚，是俞明震的外甥，陈宝箴的孙子，父亲又是维新人士。因此，兄弟二人有极高的理想和抱负。鲁迅非常喜欢陈氏一家以及陈氏兄弟。在《朝花夕拾》中，鲁迅谈到过俞明震，出的汉文题目别具一格，有自己的想法，同他人不同。还曾询问过“华盛顿”，突出俞明震是一个谦虚好学的人，而且，鲁迅对俞明震非常敬重，每每谈起，都是“俞师”敬称。俞明震虽是官员，但是支持变法图强，主张学习日本先进的治国经验，思想非常开明。因此，对陈氏兄弟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学成归国，报效祖国。

到了日本，陈氏兄弟和鲁迅同住，两年时间中，他们一同学习日语，共同成长，共同进步。鲁迅和哥哥陈衡恪的年龄差距较小，两人是密友，经常谈论文义。而小两人许多的陈寅恪却很少与鲁迅交谈，在21岁的鲁迅眼中，12岁的陈寅恪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两人的学识、思想和追求，都不在一条平行线上。鲁迅弃医从文，在日学习多国语言，翻译多部外国小说。而陈寅恪在日并没有专注学业，惶惶度日，通过听几节课完成差事，好领取官费。后来，陈寅恪便回国在复旦学习，而后又去德国、法国、瑞士等国的最高学府游学，学习了二十多种外语，对八国文字甚是精通，学识也愈加渊博。

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精通美术、绘画，年少有为，成名也早于鲁迅，鲁迅和陈衡恪见面非常亲热，两人交往也很密切，陈衡恪为鲁迅新书《域外小说集》题写书名。陈寅恪留学归国，投奔哥哥，做了大将军蔡锷的秘书，因工作需要，与鲁迅见面次数逐渐变多。鲁迅写了新书也不忘赠送陈氏两兄弟，当面夸奖陈寅恪读起书来不要命，而陈寅恪也称赞鲁迅的文学造诣极高。

陈寅恪和鲁迅的专攻领域并不相同，加上性格清冷，言谈甚少，所以与鲁迅的联系也并不多。而后，陈寅恪又开始踏上留学之旅，和鲁迅的联系也中断了。

陈寅恪和妻子唐筼结婚，唐筼是一位老师，曾经教过鲁迅的妻子许广平，许广平去也曾去看望老师。鲁迅和陈寅恪交往并不多，也很少提及鲁迅，对鲁迅的态度甚是淡漠，但鲁迅却时常提及陈氏两兄弟，以及一些与陈寅恪的交往细节。陈寅恪和朱自清、胡适等人关系非常好，且经常提及，与鲁迅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陈寅恪极少提起鲁迅，并不是他对鲁迅有成见，而是两人的交往过程的确屈指可数，志趣也不相投。陈寅恪是一个非常谨慎清冷的人，对待鲁迅的态度从未变过。

陈寅恪在晚年说出不向公众谈起鲁迅的真实原因，因为两人的关系始终比较淡薄，陈寅恪是一个非常孤傲的学者，他不觉得鲁迅是他的“知己”，所以很少提起。而且，陈寅恪的一生命运多舛，年纪轻轻患有足疾，因为高度近视而双目失明，虽然表面风光无限，学识渊博，为人敬仰，但是陈寅恪生活却十分艰难，创作之路也非常艰辛。

陈寅恪为人低调，鲜少露面，和光芒万丈的鲁迅千差万别，而且非常高冷孤傲，不愿意攀附当时已成名人的鲁迅，只想凭借自己的实力混出名堂，扎根学术界。陈寅恪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对于旧文化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与批判并不完全认同。两人分别代表新、旧两种文化，在角度和立场上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这也是两人交流甚少，陈寅恪也很少谈起鲁迅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