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出版《70后的碎梦》等图书10部，所著《湖南人怎么了？》畅销中国，2010年9月排行中国文化类图书畅销榜第二，2013年3月再次新版上市，新华阅读、当当网读书会等力荐，一个月内跃居新京报、亚马逊中国图书总榜第7名。著作《经营天下的湖南人》被荐为湘商学院指定教材，全国湖南商会指定重点专购人文读物。

2010年在湖南大学“中国文化论坛”作《湖南书生与实干精神》专题讲座，引发热烈反响；同年，湖大与北大联合主办的“新千年人文论坛”，作者为特邀主讲嘉宾；第三届中国品牌媒体高峰论坛上，代表全国湖南商会出席主讲。2011年，在清华大学做《湖湘文化，经营天下》专题讲座。

2010年，全部作品被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图书馆收入永久馆藏。以独立作家身份，介入中国各大商会，致力于唤起和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建设，2012年被广东《新快报》定义为“当代湖湘文化拓新者”。

（本简介摘录自《三湘都市报》“观察家”专栏）

2011年岁末在北京成功举行新著《当商帮已成浮云》首发式，《人民日报》等30多家主流媒体参与现场对话，福建教育出版社现场宣布了一个消息，《当商帮已成浮云》中文版尚未上市，海外版权就已经与全球按需出版集团签订。该书出版商、全球按需出版集团总裁罗伯特·弗莱彻发来贺信，盛赞该书为“一本适合全球商人阅读的好书”。

2012年受衡阳祁东县人事局邀请，对全县1290名科级及以上干部做《新形势下公务人员如何直面新道德？》讲座；2013年应耒阳市委、市政府邀请，在《杜陵书院大讲坛》第八期做《湖南书生与实干精神》专题讲座。2013年世界读书日，应长沙市新华书店邀请，以“湖南精神，惊春唤醒”为主题，以现场签售方式，代表发出湖南人多读书的倡导。

2013年8月30日，应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建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邀请，在中国海军基地福建，专题讲座《左宗棠与曾国藩比较》。

2014年1月8日，由新华网与中国出版社传媒商报联合主办的“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评选活动结果在京发布，徐志频新著《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脱颖而出 ，获评“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 。

2013年4月25日，由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湖南日报社和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活动组委会三家共同主办的2012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发布，徐志频先生获2012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十大推动力人物奖。获奖理由：将湘商文化播种进全球 。

2014年4月2日至4月23日，受邀在湖南电视台芒果园读书沙龙连续四期做左宗棠系列讲座，全面深刻立体剖析左宗棠，借助电视平台，通过影响传媒精英，将左宗棠精神传播给所有人。

2014年6月19日应法国湖南商会邀请，聘为该会文化顾问（法国湖南商会文学顾问：诺贝尔文化奖得主莫言），对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欧洲5国做为期半月的实地文化考察，在法国湖南商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浪漫文化的意义与未来》演讲 。

文武兼擅，实为一代能臣良将。争伊犁，留名青史。中法一战，受制内廷，四十年怨气未申，壮志未酬，遗恨千古。1885年9月5日这天，福州城台风呼啸，惊雷轰顶，大雨倾盆。城内大小官员以及平民百姓无不悲痛万分。因为曾收复新疆的功臣左宗棠在他的行辕里与世长辞了。临终时，左宗棠口授遗折：“惟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达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从这铿锵悲壮的遗言中，可以看出左宗棠那一片爱国之心。

　　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晚(1812年11月10日)，湖南湘阴东乡左家，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妇，梦见一位自称是“牵牛星”的神人从天空降落在她家的院子里，不禁一吓醒来。这时，同院的儿媳妇的房中一片白光，竟把灯烛闪得黯淡不明，过了一会儿，随着一阵清脆响亮的婴儿哭声传来，使这位老妇完全清醒，原来她的儿媳又给她生了一个孙子。这个在神话中诞生的男孩，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上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左家儿孙如此众多，但只有左宗棠是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最为喜爱的。有一次，左宗棠随祖父到山上去游玩，采了一些毛栗子，自己没舍得吃，回到家后，全部分给了哥哥、姐姐，自己却一点也没有留。对左宗棠的这一举动，祖父十分高兴，逢人便说：“宗棠将来必能成大器，左家的门庭将来一定会靠他发扬光大的。”此话在五十年后果然得以应验。

　　左家尽管生活算不上富裕，但也勉强能称得上小康之家，祖上遗留下数十亩田产，全年的生活费用多出自这些田产的地租。另外，因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平日教书，也还有些收入。不过遇上灾年，全家也难以维持温饱。1807年，湖南湘阴一带一连几十天没下一滴雨，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左家就只能以糠饼充饥。左宗棠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耕读之家，因而，他了解平民的生活疾苦，这也正是他与一般纨子弟不同之处。

　　左宗棠从小饱读诗书，三岁识字，六岁读《论语》和《孟子》，九岁时便已学做八股文了。1816年，父亲左观澜应聘去长沙教书，便也把左宗棠和两个哥哥都带上令一起上学。左观澜既是严父，又是严师，不管教读和作文，都依朱熹传注，“一字不许放过”，平时家庭生活亦“肃然亦然，尊卑上下，罔敢稍越”。这就使得左宗棠从懂事之日起，就接受了程朱理学的灌输，向往所谓“古人大节”。左宗棠非常聪明，尽管比两个哥哥年少很多，但做诗写文章都比两个哥哥强。有一次，左观澜教两个哥哥读篇文章，其中有一句是：“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左观澜问他们：“二桃的典故出自什么地方”哥哥们没来得及回答，左宗棠便在一旁抢先说道：“古诗《梁父吟》有这一句：‘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左观澜很惊讶，因为一般五六岁的孩子是回答不上这样的问题的。原来哥哥们朗读诗文时，宗棠在一旁听到并记住了。从这可以看出，少年左宗棠的聪颖及记忆力是同龄儿童所不及的。

　　1826年，左宗棠第一次参加湖南湘阴县令主持的童子试便得以通过。第二年，他又顺利地通过了知府主持的府试。然而等到由湖南学政亲临主持的院试时，左宗棠却因母亲病重未能参加，因而也就没有取得秀才的资格。此时，左宗棠为了走科举仕途之路，尽管仍旧研习八股制艺，但兴趣却大不似以前了，渐渐地把兴趣转移到了“经世致用”之学方面了。十八岁那年，他就阅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道南的《水道提纲》，并分别做了大量的笔记。这些书不但使左宗棠大开眼界，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掌握了一般八股文士子难能做得到的有用知识。

　　左宗棠在十九岁时，来到长沙和城南书院，师从贺熙龄做学问。贺熙龄对左宗棠要求极严，但又很喜欢他，曾做诗夸奖左宗棠说：“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先得古人心。”然而师长的赏识并没有帮助他仕途之路有所顺畅，二十岁时，左宗棠因没考上秀才，又别无进身之路，便借钱捐了个监生，以取得参加举人考试的资格。1832年，他参加湖南乡试之时，他的考卷本来已遭初次淘汰，却又侥幸地被主考官“搜遗”而出，被录取为湖南第十八名举人。随后，左宗棠与湘潭富家女周诒端结婚，结婚时，因左宗棠家里贫寒，无奈只好入赘周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值得庆幸的是，夫人周诒端不仅容貌姣好，且通情达理，博通书史。左宗棠在书房潜心攻读的时候，夫人就常常陪坐在身边，一面研墨一面打图底，帮做摹绘等事。

　　1833年、1835年、1838年，左宗棠连续三次进京参加会试，但每次都是名落孙山。因每次进京的盘缠都是亲友馈赠的，且三次不第，使左宗棠觉得很没面子。然而科场的失意只给左宗棠带来暂时的困难。当他看出科举仕途之路对他不通畅时，他便集中全部心思和精力研究“经世之学”。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学，包括军事地理和历史地理。除去潜心研读《读史方舆纪要》，总结历史上战争胜败的经验与教训和攻守双方形势之外，他还在夫人的帮助下，研究历史地理。他认为，古今之研习地理者，不是“索象于图”，就是“索理于书”，实际上经过若干年的变化，有关的资料已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必须根据史书和志书重新研究校订。左宗棠根据有关地图制作等书籍，先绘了一张全国地图，然后又分开做各省的图。每幅图，都根据山川、道路和历代兵事的关系做了文字说明。他又摘抄了各省通志和西域图志，把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别类，订成几十本，题名《余阁钞本史部》或《经部》。这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农学。古老的中国，向来“以农为本”，左宗棠深谙其中的道理，他特地从南京买来许多有关农学的书籍，与夫人周诒端一起“闭门伏读，实地考验”，他结合前人的经验，撰写了《广区田图说》一书，并把“区田”画成图样，做了说明，还在柳庄亲自试验这种区田的方法，取得成功后在附近农庄广为推广。后来左宗棠成了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每到之处，他都特别注重发展农业，这与他这时的潜心研究是分不开的。

　　(三)清朝的典章制度和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1840年，左宗棠应聘去安化已故的两江总督陶澍家教书，陶澍做了几十年的封疆大吏，家中收藏有许多的上谕和奏折，因陶澍的儿子陶桄是左宗棠的女婿，所以陶家所存的档案图书资料任由他翻阅，他“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对清朝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以后的煊赫政绩，是与这些分不开的。

　　鸦片战争的爆发，侵略者的炮火震惊了左宗棠。1839年，当林则徐在广东掀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时，左宗棠就广泛收集、阅读所能找到的各种记载外国情况的史志、别录，他曾多次写信给他的老师贺熙龄，要他帮助提供有关东南战事的情况。那时，英军在东南沿海恣意骚扰，他十分气愤，提出了“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具体抵御措施。当他得知清政府战和不定，林则徐被罢斥，琦善等人得志时，他说：“林则徐是众望所归，若能继续受到重用，必能“周岭南千里之守”。他痛斥琦善等人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贻祸子孙，应当斩首军前。

　　林则徐在云贵任总督时，曾邀左宗棠参加他的幕府，但因他要为陶澍之子教书，便没有去。以后，林则徐因病造退还乡，路过长沙时，特地约左宗棠在湘江的小船上相见，林则徐称他为“奇世之才”。他俩一面喝酒，一面纵谈古今大事，越谈越投机，直到第二天黎明，才依依不舍地离别。此次见面更加深了左宗棠对林则徐的敬仰，就是他在后来封侯拜相之时，还是认为与林则徐的此次会见是他一生中“第一荣幸”。

　　1850年12月，林则徐客死潮州。左宗棠闻知这一噩耗，不禁失声痛哭。他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悼唁给公子镜帆，还写了一副被传诵一时的挽联，以表达自己对林公的怀念。

　　1843年，左宗棠靠教书的积蓄，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了七十亩田地，“但原长为太平有道之民”。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使左宗棠“买山而隐”的愿望不能实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左宗棠从此进入了军旅生涯。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爆发，给左宗棠带来了机会。当他准备效法诸葛亮“淡泊以明志”，与郭嵩焘一起选湘阴、长沙交界处的东山为“避地之约”时，传来了太平军已经攻占了广西的永安的消息。那时，他正在好友胡林翼的住所。左宗棠与胡林翼既是亲戚又是少年好友，两人在一起无话不谈。还在1833年初次入京会试期间，他曾与胡林翼“彻夜古今大政，论列得失原始要终，若预知海内将乱者，辄相与欷歔太息，引为深忧”。1844年，左宗棠听到安化、武陵、溆浦、桃源世界“皆有剧盗巢穴，党羽动辄数百人”，而朝廷的大小官员依然浑浑噩噩毫无紧张的样子，他忧心忡忡地说：“天下事败坏至此，百尔君子未闻有以，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亦未尝无了之事，办寇之人；然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则正未可知耳。”他预料在不久的将来，“借饷加赋诸弊政将断此而起，天下事自此更难言矣”。此次面对太平军的勇猛攻势，左宗棠对胡林翼说：自古兵法有言，“谋定而后战”、“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至于人”，清军应在太平军营附近广筑碉堡，步步为营，渐渐逼近，使太平军离开营垒，从而一举歼灭。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一路过关斩将，猛不可挡，直指湖南长沙。清廷为了把太平军遏止在湖南，便调张亮基为湖南巡抚。胡林翼与张亮基都曾是云贵总督林则徐的左膀右臂，关系甚密。当胡林翼得知张亮基督任湖南的消息后，便多次致函张亮基，极力推荐左宗棠，说左宗棠“才品超冠”、“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且“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希望张亮基能够重用。

　　张亮基做了几十年的封建官僚，深知当今朝中可用之人不多，各省督抚均是“文学侍从之臣”，对用兵打仗，多是一窍不通。所以当胡林翼向他推荐左宗棠时，他十分高兴，抵达常德后，立即派专人到湘阴礼聘左宗棠。那时左宗棠正在东山白水洞过着“流离荡析，茧足荒山”的生活，尽管也长叹“效国无门”，但对于张亮基的礼聘还是托辞谢绝了。因为左宗棠非常了解当朝官场的积弊，一向鄙视那些腐朽无能的大官僚，而他对张亮基又不甚了解，心存疑虑，没有应聘。后经左宗植和郭家兄弟的劝说，又想起林则徐曾亲口称赞张亮基是一位“开爽敏干”的疆吏，才决定接受张亮基的礼聘。

　　1852年10月，左宗棠随同张亮基一起来到了长沙城。当时太平军已在城外与清军激战了二十多天，太平军不但无力包围长沙城，反被清军三面包围，这对太平军来说，形势十分不利。但由于清军指挥不统一，怯敌畏战，也难以取胜。左宗棠进入长沙后，多方搜集军情，审度战场形势。他见太平军连攻长沙不下，很可能西渡湘江，便建议张亮基派军西渡湘江，据守土墙头、龙回潭，断绝太平军的粮食补给和西进之路，意图一举歼灭太平军。张亮基觉得左宗棠对局势分析准确，便下令让城外的清军照此而行，但清军均不听从命令，使得龙回潭等军事要地被太平军占据。左宗棠只好与江忠源等一起，死守长沙城。太平军连攻八十多天，久攻不克，精疲力尽，便放弃长沙，全军渡过湘江，经龙回潭向湖北进军。清军诸将帅至此才追悔当初没照左宗棠的策略行事，但时过境迁，为时已晚。然而尽管左宗棠歼灭太平军的想法未能实现，但在这次激战中，已显示出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太平军撤离长沙，向湖北进军之后，左宗棠便帮助张亮基整饬吏治，安定社会秩序，平定湖南各路会党的势力。“征义堂”会员已达四千余人，堂址设在浏阳东乡。1853年1月，知府江忠源率兵前去围剿，左宗棠在其临行前说：一要快，二要准，要采取分化瓦解的攻心政策。照此说法，江忠源果真只用十二天就解散了“征义堂”。

　　1853年2月，张亮基因为“保全湖南”有“功”，被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张亮基一起离开长沙，前往武昌，这时，张亮基不仅让左宗棠继续“专兵事”，而且各州县公事禀启也完全交左宗棠“一手批答”，督署机要，所有“批、答、咨、奏，皆(左)公一人主之”。实际上，张亮基把军政要务的大权都交给了左宗棠。对于张亮基的如此信任，左宗棠十分感激，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制军待我以至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在左宗棠的操持下。1853年9月仅以武昌三千疲弱兵勇，设伏团风镇，击溃由河南入湖北的北伐太平军余部，太平军的首领自认是出兵以来第一次狼狈的大败。1853年10月，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仍邀左宗棠一同前往。左宗棠左右三思，不愿一同前往，便推辞“经手家务，不能远去”，返回他的白水洞，仍然做他的隐士。张亮基赴鲁之前，曾写信与胡林翼说：自己从抵湘之日起直到交卸鄂篆转赴山东时止，军政各务均“全恃季翁为我部署。此君天下才也，办土匪、歼粤匪，以战则克，以守则固，进贤进能激励兵将，以残破之两湖而渐有生气。仆何能为，皆季翁之力。吾兄为我请其出山，则此功当与吾兄共之”。由此可见，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里所起作用是何等之大。

　　在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之时，骆秉章回任湖南巡抚，当他得知左宗棠返回白水洞后，曾与布政使、按察使联名，派人携带书银入山邀请左宗棠出山入湘幕。但由于左宗棠对骆秉章缺乏必要的了解，便也婉言推辞了。

　　1854年3月，太平军第三次攻克汉口、汉阳，并继续西进，连下岳州、湘阴、靖港、宁乡。左宗棠在骆秉章的一再邀请下，于1854年4月，第二次进入湘抚幕府，任聘六年之久。在此期间，骆秉章对左宗棠亦“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从上递奏折到往来文书，均交左宗棠一手包办。而左宗棠帮助骆秉章的策略，只有八个字：“外援五省，内清四境”。那时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江西都有湖南的援兵，并且都由湖南给饷。这样，太平军被限制在长江下游，而湖南境内一片太平祥和景象。因此有人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左宗棠为何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呢原来在清朝的历史上，湖南长久以来均是个平常的省份，既不大又不富，赋税收入有限，有时竟赶不上江浙的一个大府。而当时，湖南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日渐提高，而这一转变是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开始的，而以幕僚身份掌理湖南军政的左宗棠在这一时期的“经世”活动，则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

　　在左宗棠刚入湖南幕府时，财政极为困难。为了摆脱这种财政困境，他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改革赋税征收办法，将原来大小官吏向百姓多收、浮收中饱私囊的部分改为法定的军务附加税，一律归公。附加税的数额比原来官吏们多收、浮收的数额低。这样，每年全省的税收增加了，而百姓的负担却减少了。二是设立局长，征收厘捐，也即收商业贸易税。从1856年5月起，湖南在郴州、宜章设局抽取盐厘、货厘，接着又在岳州各府普遍设厘局，每年共得厘金八十万两至一百二十万两，这些税收全部用于军饷。左宗棠曾用这些税收为曾国藩的湘军增建战船，接济粮饷，从而为湖南防务和操练湘军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

　　左宗棠入湘幕之初，太平军军威正旺，所到之处，无不披靡。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封建官僚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左宗棠则提出了“欲遏贼势，先固民心”的主张。“固民心”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鼓励地主士绅组织团练。因此，他就与团练大臣曾国藩一起，在湖南城乡广办团练和保甲。举办团练，是当时清王朝“制乱”的上方良策，除湖南以外，其他省份也有，但其他省份主要是从军事上着眼，借以“补兵力之不足”，然而所办团练往往被地主豪绅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有的转而抗粮抗官，而左宗棠、曾国藩等在湖南办的团练，则更多地从政治上着眼，力求能受其益而避其害。他们将“团”与“练”分开，而着重在“团”，主要是清查户口，实施保甲制度。乡团之外，尤重族团，强调“练团必先练族”，还特别刊发乡团执照、族团执照，“凡离匪、土匪、地棍均用重典，便宜行事”。因此湖南那时的局面较之以前大有好转。

　　咸丰初年，清朝的吏治十分败坏，尤其是湖南，“吏治之坏，甚于湖北，官吏操守不谨，一任门丁书役多方诈扰，以致是非瞀乱，纲纪凌夷。”左宗棠认为，国家之强弱，其关键“视乎用人行政”，任用“贤能则治”，“奸庸窃位则乱”。于是他走访调查，考察湖南的州县官吏，结果是“稍可放心者不过五分之一”，因此需大加整治。于是，他与张亮基、骆秉章连续上奏，革除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只在1854年，就“劾奏失守镇道以下十八人”。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勤恤民隐，严锄匪类”的廉官，则分别予以保奏，破格晋升。

　　左宗棠在湖南初露锋芒，无论是在政治上、财政上，还是军事上，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此，左宗棠的名声上下皆知，而且清廷对他也愈来愈加重视了。1856年，破格提升他为兵部郎中，并赏戴花翎。与此同时，朝廷内外的许多高官名臣相继举荐左宗棠，说他是“奇世之才”，要求朝廷予以重任。1858年，咸丰皇帝召见郭嵩焘时，问：“左宗棠才干如何”郭嵩焘说：左宗棠乃奇世之才，且人品极端。咸丰皇帝令他转告左宗棠“出为我办事”。

　　然而，就在左宗棠声望日高、朝廷欲予以重用之时，发生了震动一时的“官樊构陷事件”，从而使得左宗棠的命运和事业起了一个急遽的变化。

　　原来，湖南自太平军入境之后，张亮基、骆秉章在左宗棠的辅佐下，借口“讨贼”的需要，破除前朝“成例”和“文法”，“便宜行事”，将军、政、财等大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并弹劾“违例乘舆，私役弁兵”的一些官吏。1859、1860年，永州镇总兵樊燮因有克扣军饷、私役部属的劣迹，先后遭到巡抚骆秉章的参劾，后经查实参奏，奉旨将樊燮革职查办。樊燮很不服气，加之一次因议事时与左宗棠意见不合，发生争吵，左宗棠不仅动手打了他，而且对他大骂不止，于是在湖南布政使文格及湖广总督官文的协谋下，往湖广部督署控告左宗棠把持湘政时接受贿赂。官文接受了樊燮的控告，并添油加醋一番，奏报朝廷。官文是满洲贵族大员，皇帝当然信任他，就下旨将本案交官文和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密旨中说：“如果左宗棠确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官、樊二人的诬陷，对左宗棠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感慨万分，毅然离开了湖南幕府，先后在胡林翼、曾国藩处闲居。其实，“官樊构陷事件”与左宗棠的秉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志大言大，从小就有夸大的毛病。少年时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自鸣得意，在同学面前显示。就在他二十多岁、穷困潦倒之时，仍写一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并在书房挂起来。年龄较大以后，他自恃才识超群，在给朋友的信中常以“诸葛”自署，表示自己“可大授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不能为人用”。更有甚者，他还常常面折人过，就连对他的好友胡林翼、曾国藩也不留情面。除此而外，与他打过交道的人有人称他“情性跋扈，存心深险，极不易交”。

　　郭嵩焘在得到左宗棠被诬陷的消息后，立即托人向尚书潘祖荫和咸丰皇帝的宠臣肃顺求救。潘祖荫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为人“赋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地方上的恶官劣吏，因为满足不了私利，就图谋陷害”。咸丰皇帝看了潘祖荫的奏折后，主意拿不定，便让肃顺奏陈己见。肃顺奏道：“听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筹划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人才难得，自然应当爱惜。请皇上将中外保荐各疏密寄官文，他重新考虑。”咸丰皇帝采纳了肃顺的意见，并开始打算重用左宗棠了。官文知道朝廷有意用左宗棠，只得具奏结案，一场风波就此了结。

　　当左宗棠被“官樊构陷事件”困扰的时候，在江南镇压太平军的清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860年初，在洪仁玕与李秀成的商定下，决计用围魏救赵的策略，先攻打湖州、杭州，迫敌援救，然后乘隙蹈虚，回攻江南大宫，以解天京之围。1860年3月，李秀成出奇兵一举攻占杭州。钦差大臣和春果然遣师驰援。1860年4月，李秀成督太平军主力回京，与陈玉成等人齐集天京城外，五路兵马合攻江南大营。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围困天京两年多的江南大营彻底被击溃，统率该大营的钦差大臣和春、张国梁先后毙命。为此，清廷不得不把消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及军政大权交给曾国藩等人。

连续数十天的冒暑远征，加上抵闽后水土不服和操劳过度，左宗棠的身体健康是每况愈下，常常“心情仿佛，头晕眼花……终日坐起时少，睡卧时多”，甚至连饮食都难自理，但抗敌保国的激情支撑着他日渐衰弱的躯体。经过多方的努力，终于设法雇用到了商船，左宗棠迅速命部将王诗正率领恪靖援台各营，成功地渡过了台湾海峡。援兵到后，台湾的防卫力量大大增强，刘铭传、王诗正等指挥在台各军和台湾民间武装紧密配合，终于力挫强敌，保住了台湾。

　　在广西边外，由于指挥关外军事的潘鼎新秉承李鸿章的意旨，“料其终局归于和议，故不以兵事为意”，因而法军就得以突入关内，广西全境震动。边境人民奋起抗敌，在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年近七十的老将冯子材统率所部粤军前往迎敌。

　　1885年2月初，冯子材部在王德榜、王孝祺等部的合作下，在镇南关大败法军，进克文渊城。“法虏自谓入中国以来，未有如此次之受巨创者”。月中、冯、王各军乘胜前进，又取得了谅山大捷，毙伤法军近千人。与此同时，西路刘永福和岑毓英部滇军又大捷于临洮，进取宜光。这样一来，整个战局顿时改观，“法人气馁力敝，沿海及各国皆知”。

　　此时的形势，可以说对中国相当有利，如果像左宗棠主张的那样，中国将会武力取得全胜。但是，懦弱的清政府置前线军民用鲜血换得的胜利于不顾，竟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

　　一心盼待倾吐“四十余年恶气”的左宗棠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真可谓有心报国，回天无力!失望、愤怒、病魔使这位爱国老臣再也支持不下去了。7月20日夜里他曾一度昏死过去。在这样严重的病情之下，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可他仍然不忘国家的海防建设，7月29日，他上奏清廷，提出了大力加强海防建设的七条具体措施：军舰宜备建；营制宜整顿；巡守操练宜定章；海防局所宜裁并；海防经费宜通筹；铁路宜仿造；士气宜培养。

　　1885年8月，左宗棠再次抱病上奏，专就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进行论说，并且对加强台湾防务建设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台湾孤峙大洋，为东南七省的门户，台湾防务的好坏，关系到海防大局，他主张将台湾与福建分开单独建省。这年10月12日，清廷决定台湾置为行省，可谓实现了左宗棠的遗愿。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这位中国近代少有的军政大臣永远地停止了呼吸。临死之前他口授遗疏，以表达自己的未酬壮志：“惟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这悲壮的遗言，可以说是左宗棠爱国思想的最生动的写照。

这不是左宗棠说的，而是左宗棠问林则徐对西方入侵的看法时，林则徐的回答：“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胡鼎宗著，《悲剧英雄·林则徐》，新潮社，ISBN 9-789578-37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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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

　　1、《胡雪岩》是二月河著小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2、《胡雪岩》是200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高阳。

　　3、《胡雪岩》是2011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影视：

　　《胡雪岩》是1994年由金韬导演的一部讲述晚清著名实业家胡雪岩的大陆电视连续剧。

　　人物小传：

　　胡光墉（1823—1885），幼名顺官，字雪岩，安徽徽州绩溪人，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富可敌国的晚清著名徽商，政治家；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杭州时，曾从上海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而为左宗棠赏识。旋助左宗棠组织“常捷军”、创办“福州船政局”而倍受重视。左宗棠西征平叛阿古柏时，为左在上海代借外款5次，高达1195万两，采供军饷、订购军火，并做情报工作，常将上海中外各界重要消息报告左氏。他依仗湘军权势，将阜康钱庄遍设各地，被称为“活财神”；又在杭州开设胡庆馀堂雪记国药店，虔制“避瘟丹”、“行军散”、“八宝丹”供军民之需，备受欢迎。光绪初年，红极一时，官居二品，赏穿黄马褂。开办胡庆馀堂中药店。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人称“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后因经营丝业，受外商排挤，而被迫贱卖，资产去半；旋受各地官僚竞相提款、敲诈勒索而引发资金周转失灵，被革职查抄家产，郁郁而终。大唐太子胡昌翼的后裔。

秦翰才

秦翰才（1895年出生），名之衔，字又元，翰才其号，陈行乡人。经他整理、汇集的年谱达2090种。1982年由其子女秦曾志、秦曾期、秦小猛遵照遗愿，将家藏年谱和左宗棠资料悉数捐献上海图书馆。

中文名：秦翰才

别名：秦之衔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895年

逝世日期：1968年9月28日

职业：翻译家、史学家

主要成就：搜求历代人物年谱，亲手整理

代表作品：著《满宫残照记》，辑《满洲伪国官印集》。

简介

秦翰才（1895年出生），名之衔，字又元，翰才其号，陈行乡人。父锡芷，荣光第四子，患痼疾，亡故时翰才仅半岁，故为祖父母所钟爱。聪颖好学，就读三林学校、省立松江第三中学，学业名列前茅。毕业后，经黄炎培介绍任江苏教育会文书，1917年（民国6年）后转入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务科任秘书、通讯主任。1927年后，受黄伯樵之聘为上海市公用局秘书科长，后随黄转为”两路局”（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秘书，主办文书档案管理。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局内迁。

重庆任交通部专员。1939年夏，应原上海市工务局长沈怡邀，赴香港参加编纂《中国经济建设资料》。1942年秋，赴兰州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任主任秘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上海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秘书处长，1955年退休。1956年10月，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自署千谱楼主。年谱收藏家。郑逸梅著《艺林散叶》称：“翰才早有左癖，后有谱癖。所谓左癖者，搜集左宗棠史料；所谓谱癖者，搜集古今中外年谱”。经他整理、汇集的年谱达2090种。

成就

治学勤奋严谨，译介西方学术以切于实用者为主，学术研究重资料依据。在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时，随襟兄刘人法学英语，不数年，先后译出《巴黎和会秘史》、《英国海军秘史》，并协助黄炎培编译《美利坚之中学》、《欧美职业教育》。又继承秦氏家学，留意地方人物掌故，精研文史。一生注重搜集、研究清代左宗棠资料，搜集、整理、抄录历代名人年谱，故时人称为”左癖”、”谱癖”。早年受二伯锡圭影响，对左宗棠的爱国思想和在西北的建树尤感兴趣。后在汉口、长沙、香港等地随时搜集有关资料，到兰州后，更深入搜集、踏勘，终于1944年写成约20万字的《左文襄公在西北》，次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撰成《左宗棠全传》、《左宗棠外记》、《左宗棠逸事汇编》等稿，成为国内左宗棠研究的开拓者。搜求历代人物年谱，不惜时间、财力，原以500种为目标，后改以1000种，实现后，自署”千谱楼主”解放后更乐此不疲，经亲手整理，汇目者达2090余种，成为国内有数的年谱收藏家。有书商高价收购，坚不为动，逝世后，子女遵遗嘱将所有书、稿、资料捐献国家。翰才著作重调查，1945年赴大连，两次客旅长春，五访伪满宫庭，查阅伪满宫藏图书字画目录，搜求溥仪书信和逸事，著《满宫残照记》，辑《满洲伪国官印集》。又根据长期从事秘书档案工作体验，先后编写《档案科学管理法》等书，协助大伯父锡田校印秦氏族人著作及《胡雪岩资料集》等传世。

经他整理、汇集的年谱达2090种。1982年由其子女秦曾志、秦曾期、秦小猛遵照遗愿，将家藏年谱和左宗棠资料悉数捐献上海图书馆。著译有《巴黎和会秘史》、《英国海军秘史》、《左文襄公在西北》、《左宗棠全传》、《左宗棠外记》、《满宫残照记》、《左宗棠逸事汇编》等。

学术生涯

1922年，秦翰才在二十七岁时读了左宗棠的书信、札记和左氏年谱，触发了他对左氏这个晚清历史人物的兴趣。1935年，他读了《左宗棠文集》后，对左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写下了心得体会。这些笔记收在他于1936年出版的论文集《开心集》等。

抗战征途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秦翰才开始了他长达八年半的“不当亡国奴”的抗战征途。他的征途从上海开始，足迹遍及八个省市，包括杭州、南京、南昌、衡阳、长沙、武汉、桂林、重庆、香港，珍珠港事变后，又从香港徒步返回桂林，继而又去重庆、兰州，在抗战胜利后去北京、长春、锦州。秦翰才在1937年10月间离开上海时，左右手各提一个手提箱，一个装着生活用品，另一个则装着他历年积累的左宗棠资料，这些资料是他最珍贵的财物。在八年半的征途中，秦翰才经历了千难万险，诸如偷渡封锁线、逃避敌机轰炸、爬山涉水、忍饥挨饿、与虫害疾病抗争等等。但他对这一切泰然处之，每到一处就利用一切机会收集左宗棠资料，作实地调查研究和采访，奇迹般地完成了两部有关左氏的书稿。

《左宗棠评传》

在长沙（左宗棠的出生地），秦翰才造访了左氏在司马桥荒芜多年的家园，感叹左氏兴衰交替、毁誉参半的一生。有感于极少有人为此晚清名将评述，秦翰才立志为他立传，初步拟题为《左宗棠评传》。在战时首都重庆任交通部专员时，秦翰才无视敌机的狂轰滥炸及盛夏的炎热，利用公余时间写作，完成了“评传”初稿。

香港任职期间

在香港任中国经济建设协会秘书的两年内，秦翰才又利用一切时间搜集左氏资料，修改并补充“评传”初稿。香港中华书局已接受出版，岂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打乱了全盘计划。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次日，香港即被日军占领。秦翰才不愿留在香港受敌人奴役，也不愿回到已被日军占领的上海故乡。1942年2月的一个深夜，他与几个友人—起，偷渡日军封锁线，来到广东佛山。然后，他们攀山越岭，涉水淌河，克服艰险，忍受饥寒，一路徒步走到桂林，历时整整两个月。秦翰才在信中写道，与同胞同生死、共存亡的强烈的欲望给了他战胜一切险阻的力量。秦翰才又写道，在逃离香港时，深恐他在重返内地的途中将左氏书稿丢失，因此把它交给一个

友人带回上海。他十分忧虑书稿的安全，他在信中写道，如果左氏书稿丢失或遭到破坏，他将从头做起，重写左氏稿。直到1946年3月22日，父新在北京等待新任命时，才得知他的左氏书稿已由友人带回上海，安全地存放在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那已是五年后了。

搜集左氏资料

秦翰才经由桂林到达重庆后，在几个职务中（大多都在重庆），他却挑选了去甘肃兰州。甘肃地处偏僻，经济落后，却对秦翰才具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因为左宗棠曾在那里当多年总督。在任时，左宗棠曾建立了一系列的行政、军事制度和机构，建立西北地区的第一个纺织厂，引进西方技术，为开发西北地区作出了巨大贡献。秦翰才参观了当年左氏设立的机构、军营，查阅了左氏当政时的历史记载，研读刻有左氏政绩的碑文，并造访居民。虽然生活艰苦，但能获得有关左氏资料则为秦翰才的最大乐事。在抗战年代，出于战事的需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急需发展西南地区经济。根据当时交通部副部长沈君，哈先生和负责文化事务的谷正纲先生的建议，秦翰才把他在西北收集到的有关左氏资料，整理成为《左文襄公在西北》（左氏逝世后被清廷封为文襄公）。该书于1945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对开发西南地区有了仿效的模式起了促进作用。

协助建立大连市政府

1945年8月，日本五条件投降，秦翰才接到新的任命，去东北大连协助新任命的市长建立大连市政府。在从重庆经北京到大连的旅程中，因国共两党在东北开始交战，秦翰才两次受阻于长春。但秦翰才是个天生的学者，他把在长春的受阻，变为一次实地考察研究末代皇帝溥仪的机会。长春一度曾是傀儡政府“满洲国”的京都，那里曾有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宫。在长春受阻的两个月内（1946年1月24日至1946年3月21日），秦翰才五次去溥仪的皇宫，把散落在地上的纸片、照片、信件、书籍、账册一一收集起来，为计划书写有关溥仪文稿搜集资料。

《满宫残照记》

1946年4月26日，秦翰才回到上海，结束了他长达八年半的征途，并接任中国纺织机械公司职务。在与家人欢度团聚短短的一周后，他又立即投入写作。他利用公余的分秒时间，在两个月内完成了有关溥仪的著作。秦翰才在前言中写道：“我五游满宫，都在下午三时左右。其地在市尘之外，积雪笼罩了一切，车马之声几绝，鸡犬之声无闻，固已寂寥如墟墓。其时又值冬天晷短，西边黯淡的斜日，格外映出一片凄凉景色。这些都正是象征了满洲国的末日，所以这书也就叫做《满宫残照记》了。”该书于1947年出版，在时隔四十年后由长沙岳麓书社重印。《满宫残照记》写成后，他又全心全意地投入整理左宗棠资料的工作。他发现他积累的庞大资料无法纳入一本书稿之内。最后，他决定把这些资料分别纳入四部书稿：《左宗棠全传》（77条目，80万字）、《左宗棠割记》（42条目，4万字）、《左宗棠逸事汇编》（171篇，28万字）、《左宗棠外记》。

这四部书稿于1948年10月以前全部完成，花了秦翰才整整十年的时间。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准备将《左宗棠全传》付印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剧烈变化，打乱了出版计划。新政权成立后，左宗棠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被视为反动分子和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刽子手。终于，秦翰才不得不把他珍贵的四部左氏文稿锁进箱子，放在他的床底下。

秦翰才是个有远见的人。他感到像他这样曾长期在国民党政府部门任职的知识分子，在新政权领导下的各项政治运动中将免不了麻烦。加上，他发现自己的右耳失聪影响工作，因此决定在1955年提前退休。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热衷于对年谱的研究。在左宗棠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后，他不能再作左氏研究，他的兴趣转向年谱的收集和研究。他希望退休后可将全部精力从事此项研究。

作品

1、《左宗棠逸事汇编》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2、《满宫残照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3、《文书写作谭》上海：耕耘出版社1947年

4、《档案科学管理法》桂林：科学书店1942年

5、《左文襄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

6、《清宫残照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7、《开心集》上海：普通书店1935年

8、《文书写作谈》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同人通讯民国30年（1941年）

评论

儿子眼中的秦翰才

父亲秦翰才（1895—1968）是位历史学家、研究左宗棠的专家，是中国收集年谱数量最多的年谱收藏家。父亲于1968年9月28日谢世三十五年后，我已步入八旬老妇的行列，但我仍经常思念我的父亲，缅怀与父亲共度的岁月。回顾我的一生，学术上的成长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和他严谨的治学精神的影响。值我父亲逝世三十五周年之际，我将自己用英语书写的家庭回忆录《HeartbeatsandHeartachesMemoriesofanIntellectualFamilyinChina》中的有关章节浓缩成文，追忆我敬爱的父亲秦翰才先生。

中国近代文学艺术评论家郑逸梅先生在《艺林散叶》中写道:“秦翰才早有左癖，后有谱癖。所谓左癖者是，搜集左宗棠史料。所谓谱癖者，搜集古今名家年谱。”这个评语概括了父亲的学术生涯。

父亲在生活上十分节俭，但购买年谱却不惜重金。他与各古籍书店保持联系，专事收集著名历史人物和家族的年谱。他并自己出资建立了一百五十个接触点。凡是书市上买不到的年谱，他通过接触点，向有关人士或有关家族借阅，然后一丝不苟地逐字逐句抄录下来。父亲最早的指标是购获1000种，后来提高到2000种。到1966年，父亲搜集的年谱已达2090种，使他成为中国最大的年谱收藏家，并获得“千谱楼主”的称号。

父亲退休后，并未清闲度日，而是整天抄写整理年谱。盛夏酷暑，他伏案埋头阅读或书写，额头上冒着汗珠，书写时垫在胳膊下的毛巾浸透了汗水。寒冬腊月，他细心修补年谱脆薄的纸页，或用蜡线订书。他的手指冻得僵硬麻木，仍不肯停下取暖。他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却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