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这一时期土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按东晋高门士族兴起的顺序一般是王庾桓谢。但就影响力，还是王谢为大。至于其他的真是不太好排，他们或为后起士族诛灭，如庾氏为桓氏所驱除，桓氏灭于刘裕为首的北府兵；或家族发展没有持久力，仅因人物而骤盛，如郗鉴后高平郗氏无出众人物，势力仅在北府，已大异往昔。勉强排列的话，东晋一朝的顺序可参照毛汉光先生的观点为：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太原王氏、谯国桓氏（《两晋南北朝士族研究》）至于陈郡殷氏、高平郗氏等则更在其后了。可参考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此为论东晋士族、政治的宏著。

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谱学

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地主的势力有了很大发展。曹魏时，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门阀豪族的利益得到维护，族姓同社会地位、权利等密切相关，因而谱牒记载便成为选官、婚姻、社交等的凭证。正如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所说：“自隋唐以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无论是士庶还是官私，莫不以家谱为重，于是竞起而修纂、考订家谱，促成了谱学的发达。

隋唐以前的时期，由于政治的多元和统治家族的频繁更换，皇族家谱大量出现，名称有属籍、皇族宗人图牒、帝谱、皇室谱。北朝的不少皇族家谱流传到隋唐时代并为当时史书著录。士族修纂家谱盛行，仅南北朝时期宋、齐、梁三代的士族家谱见于刘孝标《世说新语》者就达三十余种。受皇族家谱和士族家谱普遍化的影响，庶族阶层也开始建立家谱，并出现了庶族在谱籍上竞相作伪，力图混杂于士族阶层的现象。

为了适应收集、考辨、管理家谱的需要，官府设立了专门的主谱官员和修谱机构。于此，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有所介绍：“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官府对集中的各地家谱进行总汇，编成总谱，亦称百家谱。有全国性总谱和地方性总谱之分。

由于官方和民间都重视纂修家谱，自然地造就了专门从事家谱编纂、整理和研究的学者。这个时期的谱学著述丰富，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共有五十余种，近一千二百卷。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谱学家，如世传谱学的贾氏。晋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广集百家之谱，撰为《姓氏簿状》一书，包括十八州百十六郡，共计七百一十二篇，区分士庶贵贱，无一遗漏。朝廷委令史、书吏抄缮此书，藏于秘阁及左民曹。至其孙贾渊，三世传学，对家谱的研究精深，当世莫比。贾渊曾为竟陵王子良撰《见客谱》，又撰有《姓氏要状》十五篇。贾渊之子贾执作《姓氏英贤》一百篇。贾执之孙贾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可见贾氏一门世传谱学，相沿达百余年。南朝有王氏之学，代表人物为王弘、王俭、王逡之、王僧儒等。王弘深好贾氏姓氏之学，善于记忆人名、别字与官号，曾日对千客而不犯各先人之讳。王俭悉心研究谱学，在贾氏著述基础上，撰成《百家集谱》十卷。王逸之又作《续百家谱》四卷、《南族谱》二卷、《百家谱拾遗》一卷。王僧儒又增定《百家谱》为三十卷、《百家谱集钞》十五卷。王氏谱学也深得时人推崇。此外，当时著名的谱学家还有管宁、挚虞、刘湛、徐昭、徐勉、宋绘等。

综上可见，官私修谱之风的盛行、总谱形式的普及、谱学世家等专门研究者的出现，都标志着谱牒学已完全独立成为专门的学问。阮孝绪《七录》首次专类著录谱牒，《七录》中的第十一类即是“谱状”，著录了四十二种谱牒，一千余卷。此后，《隋书·经籍志》等“正史”的史部目录中，都立有谱牒类。这也表明谱牒学是作为史学的一个部类存在的。

隋唐时期，废除九品中正制，推行以才选人的科举制，在政治上限制了门阀士族的势力。尤其是隋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门阀制度和世家豪族。谱牒的作用因此有所改变。唐王朝出于政治的需要，主要由官方主持编修总谱，提高皇族地位，压抑旧士族。如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氏族志》，收集全国家谱，考定世系，定为九等，将皇族列为第一等，老牌士族崔氏被抑为第三等。武则天时，下令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凡五品以上皆升为士族。唐代谱学的发展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还直接与当时的社会文化风气有关。门阀观念在唐初仍有影响，谱牒仍然是旧士族自我标榜的依据。

唐代著名的谱学家和著作有柳冲撰《大唐姓氏录》、路敬淳撰《衣冠谱》、韦述撰《开元谱》、张九龄撰《韵谱》、林宝撰《元和姓纂》等。唐代的谱学著作以史官撰述者为多，其中又以族姓为主，也有专论家史的，如刘知几的 《刘氏家史》十五卷和 《谱考》三卷。刘知几还在《史通·史志篇》中论及史志(此指谱牒) 的关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强调了谱牒在史书编撰中的作用。

唐代后期，旧士族已逐渐衰落，加之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对残余的门第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世家大族的族谱亦大多在混乱中散失，谱学作为专门的学问流传下来的不多。此后，谱牒学的发展进入另一个时期。

没有区别。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宗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

族谱：族谱是记录家族成员间血缘关系的簿书。中国人很早就对家族世系有详细的记录。据史载，国史、方志、谱牒都肇始于奴隶社会的西周时代。族谱有其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儒家学说的宗旨就是用“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维系家庭关系，通过家庭的稳定以调节社会的道德秩序，取得全社会对皇权的忠顺。所谓“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也。因此一个社会就由国家、宗族和家庭三个秩序层次构成。一个国家若要寻求稳定，家庭和宗族的管理就十分有效和有用。于是族谱和氏姓、郡望、堂号等姓氏文化的其它内容一样，成为宗法制度的重要条件。所以说族谱缘起的历史条件，是宗法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在文明开始发达的周代掌握文化的王族阶层就有需要开始编纂族谱，以明确自己家族成员的血统及等级，以致编族谱成为他们的特权。至东汉恒帝，“诏责太邱长呈家状姓谱，以齐贵贱之由来，品源流之优劣，德懋懋官，功懋懋赏”。从而促使全国望族竞相修谱。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完全以门第高下作为做官大小的标准。士族成为社会上层，统治了整个社会，门阀保证保证了士族成员的社会政治地位、仕途和家族的势力，使社会产生对士族的崇拜。士族就是采用族谱来表明自己纯正的贵族血统，国家也严格考查士族的族谱来取士命官，因而修谱是士族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社会对族谱修订有严格的规定，寒族以致很难冒入豪门。到唐朝，这种门阀制度仍然十分重要，但唐朝统治者较为开明，为了招揽国家可用之才，采用了科举取仕的制度，寒族得以进入高级领导层，门阀制度才在门阀官僚阶层与寒族官僚阶层的斗争中逐渐衰弱。随着唐朝的灭亡，士族门阀在农民起义的屠杀之下更加迅速衰落，族谱失去了政治功能，谱学渐渐式微，至北宋，谱学又重新兴起，却又成为滥觞，修撰族谱成为民间一件平常的事情，国家社会也无法再严格管理，而出现宗族为光耀门楣，往往不顾事实，找一个名人作自己的祖先，混淆了历史真实。年代久远后，再也很难辨识事实之真相。其实在门阀制度十分严格的魏晋南北朝也已出现伪造族谱的现象，掌握特权的寒族就想方设法修改族谱使自己的家族摇身变得高贵，而在后世民间伪造族谱的情况那就更严重。

族谱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目录、谱序、谱例、姓氏源流、先祖考辨、先祖图像、像赞、世系表、恩荣、人物传记、坟墓图、族产、祠堂图、五服图、祭祀图、艺文著述、家规族约、宗族礼仪、契约文书、书院义塾、后跋、领谱字号、杂录等等。当然，各家各种族谱的内容有详有略，并非每种族谱都有上述内容。族谱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涉及到以下几方面：一、 族谱与移民史研究；二、族谱与历史人口研究；三 族谱与社会史研究。当然族谱也有其局限性，伪造祖先世系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另外，家谱所记载的内容，从本质上说都属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或家族上层，与实际情况往往有很大的差距，更难于代表家族的底层、内部的实际。一般的家谱无不扬善隐恶，如果不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实际地对待族谱的资料，不能以之为事实之全部。

　　士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东晋会稽（绍兴）是士族的巅峰。

　　自秦朝建立时，士族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当时并不叫士族，只是一些身世渊博的世家和皇室后裔而已。直到汉朝末年，士族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令人恐怖的力量。

在三国时期，很多谋士喜欢对自己的君主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在此我要申明一下，这里所谓的民心指的并不是最底层的老百姓，而是那些身份显赫，掌握了大汉大半权利的士族阶层。

在三国时期，士族的力量可谓是根深蒂固，即使连天子都要扶持宦官来抗衡士族。

在朝中做官的大部分都出自于士族，由于当时盛行的当官制度是举孝廉，由当地的县令推荐，而当地的县令也大多是本地士族的子弟，即使有的县令不是，但在当地权力最大的也不是朝廷任命的官吏，而是士族，使得县令也不得不看他们的脸色行事，因此这也使得所谓的能够当官的”人才“都掌握在士族手里。

　　士族的力量庞大，在于他们掌握着汉朝大部分的土地。每个士族都有私兵，最多的甚至有两三千人，这在一个郡城里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了，如果士族与君主不和，一旦造反，就会将君主推入险境。

　　司马懿的谋反，是被逼反的。他是士族的人，而曹家从曹操开始就打压士族的力量，这虽然对曹家掌握天下更有利，但另一方面也把曹家推入了水深火热的地步。司马懿的谋反，代表了士族得背叛，毕竟在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终究还是士族的天下，因为”得士族心者得天下“。

三国时期的士族不胜枚举，在这里说一些有名的。

袁家 代表人物：袁绍 四世三公

杨家 代表人物：杨彪 五世三公啊 这两家是士族中顶尖级的望族

孔家 代表人物：孔融 孔子二十世孙。

公孙家 代表人物：公孙瓒

魏国：

夏侯家、曹家 代表人物：曹嵩 曹操 夏侯敦 夏侯渊 曹操能白手起兵而且手下有那么多的本家优秀将领 世家之大可见一斑（主要是夏侯家）

卫家 商业大家 就是卫仲道他家

陈家 代表人物：陈珪、陈登 在徐州势力很大 而且投曹后陈登任广陵太守时 手下几万丹阳精兵 曹操也不敢随意指挥

司马家 代表人物：司马防 司马朗 司马懿，尤其是后期更是夺了魏国大权

西蜀：

马家 代表人物：马腾 其祖宗是伏波将军马援 其家在西凉经营数十代 可称大世家

马家 代表人物：马良 马谡

糜家 商业大家 在徐州势力很大 代表人物：糜竺 糜芳

庞家 代表人物：庞德公 庞统 在乱世中还能安心开书院 影响可见一斑

诸葛家 代表人物：诸葛玄 诸葛瑾

东吴：

蔡家 代表人物：蔡瑁 在荆州势力很大

蒯家 代表人物：蒯良 蒯越 和蔡家一起掌握荆州政权

鲁家 代表人物：鲁肃 商业大家

陆家 代表人物：陆逊 陆绩

不管是中国的研究学者还是外国的研究学者都十分关注门阀问题，把它当作是东汉时期至南朝时期的社会阶层。而也曾有书籍记载，门阀政治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它的变化关系到皇权的稳定与否。

我们知道，儒学在东晋历史上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关于儒学和门阀之间关系记载的书籍却始终没有出现，所以接下来我将对其二者的关系分三条进行论述，第一点是东晋时期儒学发展的原因，第二点是东晋时期儒学的主要思想内容和特征，第三点是东晋时期的用人问题。

东晋时期的门阀是由西晋时期的世族发展来的，而对于门阀政治的发展来说，儒学的复振是极其重要的。在西晋灭亡后，以王导为首的世族集团执掌朝廷政务，天下就成为了王导和司马睿的囊中之物。后来王导死了，但此时门阀并没有改变对朝廷的控制，就连到了简文帝即位后，依然如此。

西晋时期，虽然门阀控制的权政，但人们依然不满于此时的现状，集团之间勾心斗角，致使政局动乱。到了东晋社会，政局动荡的来源变为门阀世族，也是因为从西晋时期就私下里不对付。

虽然有十个皇帝在东晋即位，但是实际上却是王导、庾亮、桓温、谢石这四个门阀集团轮番掌权，皇帝形同摆设。门阀与门阀之间相互钳制，任何门阀都不能对其他门阀发起进攻。

面对这番景象，皇权的地位岌岌可危，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个新的集团来遏制门阀的发展，以此来巩固皇权。

于是人们将视角转到玄学，但许多忠臣都斥责玄学，认为它华而不实，不适合政局向好的方向扭转，后来，人们注意到了儒学，于是新的统治秩序诞生了。在东晋时期，门阀对于自己权力的着想，对儒学进行了调整，也让儒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虽然东晋时期的统治者没有选择玄学但它却是三国魏晋所推崇的。由此可见，儒学是从曾经并不是被人特别重视到后来逐步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魏晋时期深受玄学影响，所以在后来推崇儒学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玄学的影子，这也是东晋儒学的一大特色。

在东晋时期，张湛和葛洪是门阀的利益出发，对儒学进行了演变，以其适应自己的发展，从而也形成了儒学的一些特征。

“顺性而洽，趣举绝远”

汉代时期的儒学崇尚知书尚礼，对于这一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如王弼认为这一标准很正常，是成为圣人的必备条件，而葛洪则认为圣人应该有不同种类的，各有千秋，而不是一个模板，之后二人都对自己的想法进行了论证。

葛洪从儒学的圣人仲尼和道家的圣人老子进行了对比来证明自己的想法；张湛则认为圣人要从某件事情上进行有感而发，顺性而洽。张湛认为，诗书礼乐对于圣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如果使用不当就，就会适得其反，让别人有机可乘，也让人们不能接受。

此外，张湛也提出了趣举绝远这一命题，对自己的观点惊醒了进一步补充。所谓趣举绝远，就是圣人一定要有长远的目光，给人以希望。

“明于仁先，刑为仁佑”

葛洪充分的发挥了对仁的思想。孟子也认为历代君王走向衰落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仁，他们没有重视仁，所以就让百姓对其感到伤心，而最后人心涣散，导致灭亡。后来，葛洪对仁和明进行了具体的论述，以对魏晋时期的问题进行总结归纳。

他认为统治者对于礼和仁直接导致国家的兴衰，门阀们既想用礼和仁来控制皇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又不愿意受到礼和仁的束缚，所以他们才会想要通过改变儒学的内容以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葛洪还曾提到一个敏感话题，皇帝的废立问题。

他认为废立君主会让世人唾弃，费力不讨好，还不如好好的辅佐君王，保证天下太平，还可以落得一个好名声。后来，葛洪又对仁和刑的问题进行阐述，提出“刑为仁佑”的论点。

他认为早期统治者把刑罚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但这样做是十分不对的，一个君主要有仁的思想，而不是把刑放在首位。这一内容的提出，一语道破了门阀统治时的实质。后续为了社会的发展，人们也听取了葛洪的建议。

“尚礼简仪，割弃不要”

我们知道，儒学的核心思想是礼仪，而繁琐的礼节又对治国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就对礼产生了极大的厌恶。葛洪再次一语点破繁琐礼仪的弊端，他主张简化服饰、礼节、器具等，以此更让人们接受。

礼仪一直都被葛洪认为是安国治民最主要的因素，对于礼仪的思想已经渗入到每一个人的血液当中。为了东晋今后更好的发展，必须得对礼仪进行进一步的调整，来为统治者的皇权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

“贵贤使能，臣劳君逸”

对于统治者来说，贤能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果辅佐君主的人不是贤士的话，就势必会让小人得势，使得天下不能稳定，人心缭乱，所以对贤士的选择堪称是可以解决皇帝困苦的办法。

葛洪对于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统治者选取人才的标准应该根据守成之世和人的进取心来定夺，这也是从汉朝以来曹操的用人原则。下面也对东晋时期的用人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在东晋时期，葛洪指出人的品行可能会随着外界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当一个人品行改变了，那他的行为也一定会发生变化。可能一个人在开始的时候表现得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事物的影响，可能最后呈现出来的行为就会变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