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代皇帝介绍

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明朝的开国皇帝，濠州人。

朱元璋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17岁那年，家乡流行瘟疫，他的父母及兄长都在这场灾难中死去，青年朱元璋只得出家当和尚，以求温饱。谁知和尚也并不好当，不久后的饥荒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外出化缘。这次外出可以说对朱元璋的一生影响非常大，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身体，同时也使他初步接触了一些反元的思想。

回到家乡后不久，由小时的玩伴汤和介绍，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由于他的睿智与勇敢，很快成为了郭子兴的心腹，并取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在郭子兴部下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掌握了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使得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很轻易地就打败了郭子兴的儿子，取得了对这只队伍的控制权。朱元璋并不满足以得的地盘，他要大占宏图就要有稳定的根据地，这样南京（集庆）就走入了他的视线。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庆，并改名应天府，自称吴国公。同时采纳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良、缓称王”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的更大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他在南京外围大败陈友亮，鄱阳湖血战彻底击溃比自己强大的陈友亮军团，消灭浙江的张士诚，沈杀韩林儿，派徐达、常遇春北伐。逐个消灭了各个势力，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同年将元顺帝赶出北京。

建国后，他采取与民安息的政策，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废除丞相，实行六部制，改御史台为督察院，实行卫所制，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设立锦衣卫，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大大的加强。

朱元璋的屡兴大狱在历史上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洪武时期的功臣除了耿并文等少数几个外，其余全部被杀。胡惟庸一案，牵连被杀者达三万人，朱元璋晚年的蓝玉案又牵连了一万五千人。以至于到了靖难之役南京朝廷竟无将可派，可以说朱元璋的分封外藩和大杀功臣直接导致了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失败。 1398年5月，明太祖朱元璋病死于南京，在位31年，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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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惠帝朱允炆

明惠帝朱允炆，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孙，太子朱标的长子。

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在此期间，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又许多地方都与自己非常相似，但向群臣咨询的时候，大臣刘三吾提出，如立皇四子，那么将皇二、三子立于何地？当时朱元璋已经分封了诸王，而且皇二、三、四子分别被封为了秦、晋、燕王，三人的封地都是边境重镇，而且手握重兵，一但由于争储而出现内讧，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朱元璋只得将朱标的次子朱允炆立为皇太孙（朱标长子早逝）。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正式即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从年号上不难看出，一个建文，一个洪武，二位皇帝的性格截然不同，而且朱元璋不愿立皇太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允炆像他的父亲一样，过于柔弱，过于仁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严重，恐怕日后会吃大亏。

建文帝即位之后，一改洪武时期的紧张气氛，使中国大地吹过了一阵清风，他重用黄子澄、齐泰、方孝儒等文人，对先朝的政治实行改革，为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在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削番，当时的番王多是朱允炆的叔叔，而且手中都有兵权，他们在自己的番地为非作歹，有的甚至摩拳擦掌准备造反。燕王朱棣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当时朱元璋的前三个儿子都已经亡故，朱棣成为了皇子中的最长者，而且随着朱棣在对蒙古作战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他已经成为了皇权最大的威胁。

可以说建文帝的削番就是针对燕王一人的。但建文帝的软弱害了他，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他并没有先削燕王，而是从其他亲王下手，这样即引起了亲王们的岌岌自危，还打草惊蛇，使得燕王加紧做出准备。在建文帝决定对朱棣下手的时候，为时以晚，燕王朱棣迅速扯起了靖难的大旗。在最初的战斗中朝廷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但由于李景隆的指挥不当，明军屡遭败绩。但由于兵力所限，燕军占领的城市都是很快的放弃，因此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在此期间明军中涌现出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将领，他们的顽强抵抗给朱棣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朱允炆的软弱再一次显示出来，他的一道圣旨，“我要活的叔父”使得朱棣逃过了多次劫难，建文帝的妇人之仁最终将朝廷推向了深渊。经过四年的拉锯战之后，燕王正确分析了形势，只要建文帝在一天，地方军对就会抵抗一天，而且自己就是叛王，但如果一旦攻占了南京，赶走了建文帝，那么自己就可以成为一国之君，相信也没有多少人反对，因为大家都是观望的态度。

于是燕军绕过大城市、一路南下，当时的建文朝廷已经乱作了一团，很多地方将领按兵不动，很快燕军就攻到了南京城下，城内的亲王与某些将领又擅自开门投降，南京终于被占领，建文帝不知所终，而且正如朱棣所料，地方上几乎没有人反对。朱棣的靖难之役宣告成功，自己也登上了皇位，年号永乐。而在朝廷内却是另一番情景，投降的文臣只有廿四人，其他或逃跑，或自杀却有千人。永乐朝廷几乎无人可用，可见建文帝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建文帝的帝王之旅，四年即告结束，作为皇帝他太过仁慈，有时甚至优柔寡断，如果让他作臣子，相信他可以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但做皇帝不一样，皇帝注定与鲜血分不开，他要排除异己；他要树立皇威，如果不能做到这些，皇帝也终将被历史淘汰，建文帝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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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是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一位帝王，他立有不世之功，创造了明初盛世，但他好大喜功，多疑好杀，手上沾满了鲜血。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只有众人自己把握了。

朱棣十一岁就被父亲朱元璋封为燕王，并于二十一岁就藩北京，当时元朝的势力虽然已经被赶到了大草原上，但还具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部边境。因此北京并不安宁，他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而存在的。朱元璋将朱棣分封在北京，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代替功臣宿将掌握兵权，从而使明朝的政权更加稳固。可谁知就是这个四皇子，竟利用手中的兵权最终夺取了皇帝的位子，这是当初朱元璋无法预料到了。

朱棣在北京期间，在众多忠臣猛将的指导下，迅速成长为了一位合格的军事指挥家，并在对元朝的作战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自己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加强，在洪武末年已经成为北方最强的一镇诸侯。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

建文帝即位之初除了进行一系列的必要的改革之外，便在齐泰等人的提议下开始削番。在先后削夺了五位番王后，建文帝的矛头直指燕王朱棣。朱棣也立即采取行动，杀死了朝廷派到北京的驻守大臣，发动靖难。

由于洪武时期的功臣已经被朱元璋杀戮殆尽，因此朝廷只得派一些年轻将领挂帅。但由于朝廷的兵力强大，双方还是处在一个拉锯战的形势下。而此时建文帝的软弱就暴露了出来，由于它的一些列决策错误，加之朱棣直捣南京策略的成功，建文四年，朱棣占领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在群臣的“劝说”下，朱棣在南京即位，年号永乐。

永乐初年，为清除建文余党，朱棣采取了血腥的政策，“瓜蔓抄、杀十族”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有的文人犯了罪，不光他的亲戚九族，而且他的朋友也要被株连处死，这就叫杀十族。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太监的势力在永乐朝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太监都参与到了政治中来，并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也是明朝宦官专政的祸根。

永乐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二，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因为当时有人传说建文帝从海上逃跑了，朱棣担心建文帝会卷土重来，就派自己的心腹太监郑和下西洋去寻找。另一个原因就是朱棣为人好大喜功，当时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中心，四海都应该来朝贺，因此他派郑和下西洋去接各国的国王来朝贺，以衬托盛世。

朱棣的另一个壮举就是建造紫禁城，当时北方还不安定，随时都有战争的可能，南京距离较远，指挥不便，因此朱棣下旨建造紫荆城，准备迁都。1416年开始修建阿北京宫殿，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

朱棣在文治上也颇有建树，《永乐大典》的编纂就足以证明。《永乐大典》是解缙等人组织编修的，被誉为古代类书之冠。与清代的《四库全书》相比，《永乐大典》更具价值，因为他对古代的书集只是做了收集、整理、分类，并没有大的改动。而《四库全书》却有很多内容被编者修改了，使古籍的原貌遭到了破坏。因此《永乐大典》无愧于古代类书之冠的称号。

永乐十年以后，朱棣开始了北争，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北争的频率越来越快。朱棣一生共发动了五次北争，除前两次有所斩获外，其余多为劳民伤财，使得刚刚恢复的经济又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424年7月，朱棣在第五次北争时，病逝于榆木川，在位22年，终年65岁，葬于北京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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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宗朱高炽

明仁宗朱高炽，成祖朱棣的长子，生于洪武十一年，生母徐皇后。早在洪武时期，朱高炽就被立为燕王世子，而且由于它的儒雅与仁爱深得皇祖的喜爱。美中不足的是朱高炽身体肥胖，行动不便，总要两个内侍搀扶才能行动，而且也总是跌跌撞撞，因此对于一生嗜武的成祖来讲，他并不喜欢这个儿子。

靖难之役爆发以后，朱高炽曾与母亲徐氏成功地阻挡了李景隆的50万大军，保住了北京城。这一战役对整个靖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中最耀眼的一笔。此后由于他身体肥胖，不便随军作战，因此成祖将他留在后方，这样皇二子朱高煦就走上了前台。

朱高煦与成祖颇有几分相像，而且作战勇猛，在武将中威信很高，在战斗中他曾多次救成祖与危难之际，成祖也曾许愿说，“你大哥多病，将来皇位必将是你的。”听了这话，朱高煦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整个靖难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

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犹豫，朱高炽由于仁爱，儒雅，深得文臣们的拥戴，而且他是太祖皇帝亲自为朱棣选择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封建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朱高煦性格颇似成祖，武勇英俊，在靖难中立下大功，而且成祖也曾亲自许愿将皇位传给他，就成祖本人来讲，他是希望立朱高煦的，他觉得朱高炽过于仁弱，将来会遭人胁迫。

但是最终成祖还是立了朱高炽为太子，因为文臣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在和平时期，掌握了文臣就相当于掌握了国家，武将的本嘴拙舌怎么也抵不上文臣的笔和嘴，而且朱高炽作为世子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因此废之无名，很重要的一点是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深得朱棣的喜爱，著名的文臣解缙曾经以“好圣孙”来说服成祖，成祖终于下定了决心。这与清代雍正皇帝的即位有异曲同工之妙。

朱高煦并没有就这样屈服，他迟迟不肯就藩，留在京城伺机行动，他先是进谗言使得立储的第一功臣解缙遭到贬黜，几年之后惨遭杀害，然后私养了许多武士图谋不轨，好在杨士奇、徐皇后说服了朱棣削夺了朱高煦的部分护卫，强令他就藩乐安。高煦与高炽之争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谁知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皇三子朱高燧在成祖得病期间曾密谋杀死成祖，然后矫召即位，幸得有人告密，一场灾难才没有降临，事后，由于朱高炽为朱高燧求情，成祖总算没有再追究。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八，六十五岁的永乐皇帝在北征反京的途中病逝，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为了避免朱高煦、朱高燧趁机作乱，因此秘不发丧，将军中的漆器融成一口大棺材，将成祖的遗体装入棺材中。

每日还是照例进餐、请安，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皇帝也在没有说话，军中一切如常，同时，派杨荣与太监海寿进京密报，朱高炽得知后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由于大臣们的精心安排，总算没有爆发什么叛乱，政权得以平稳过渡。

朱高炽即位后，改元洪熙，开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他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他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爱民如子，他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在思想上，他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如建文朝忠臣方孝儒的冤案，永乐朝解缙的冤案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平反。仁宗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

洪熙皇帝对科举制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洪熙皇帝规定了取中比例“南＊＊”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洪熙元年五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由于心脏病突发猝死，终年四十七岁。有人曾提出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因此对于他的贡献提出了质疑，但是殊不知成祖在位期间有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争，朝中的政务一直是交给朱高炽来掌管，因此他又充分的时间来推行自己政策，为自己即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加上这段时间，朱高炽对明朝做出的贡献就毋庸置疑了。明仁宗朱高炽不愧为一代仁主的称号。

　　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小时候父母给他取的名字叫重八，长大后自己改名为兴宗，后来才改名为元璋，字国瑞。时下流行的一本通俗历史读物《明朝那些事儿·朱元璋卷》，开篇为朱元璋列出一份档案，在姓名与别名的栏目里写道：“姓名：朱元璋别名（外号）：朱重八、朱国瑞。”①将朱重八列入“别名（外号）”一栏，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把朱重八、朱兴宗单独列为“曾用名”一栏。

那么，朱元璋的父母为什么给他取这样的名字呢？这本通俗历史读物的作者解释说：“取这样的名字不是因为朱家是搞数学的，而是因为在元朝，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登记户口的人一定会眼花）”既然是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他的名字应该是两个数字，所以作者说：“朱重八，这个名字也可以叫朱八八。”②但是，朱元璋生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农历（当时使用农历，即阴历）九月十八日（阳历10月21日），这一年他父亲朱五四48岁，母亲陈氏43岁，父母俩的年岁相加91岁，如果朱元璋的名字是以父母的年岁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他的名字应该叫九一或一八，怎么说也不会是重八或八八了。

其实，这位作者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宋元以来的封建社会，平民百姓没有职名的，除以父母的年岁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作为称呼外，还有以行辈命名的。清代俞樾《春在堂随笔》即云：徐诚庵大令为余言：“向见吾邑《蔡氏家谱》有前辈书小字一行，云：‘元制：庶民无职者，不

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即明太祖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其为元时令甲无疑矣。见在绍兴乡间，颇有以数目字为名者。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或名为五九，五九四十五也。”以上并徐君说。余考明勋臣开平王常遇春，曾祖四三，祖重五，父六六；东瓯王汤和曾祖五一，祖六一，父七一，亦以数目字为名。又考洪文敏《夷坚志》所载宋时杂事，如云兴国军民熊二；又云刘十二，鄱阳城民也；又云南城田夫周三；又云鄱阳小民隗六；又云符离人从四；又云楚州山阳县渔者尹二；又云解州安邑池西乡民梁小二；又云董小七，临川人；又云徽州婺源民张四；又云黄州市民十六，其仆崔三；又云鄱阳乡民郑小五；又云金华县孝顺镇农民陈二。诸如此类，不可胜举。又载阳武四将军事云：访渔之家，无有知之者，亦不曾询其姓第，识者疑为神云。按言姓第，不言姓名，疑宋时里巷细民，固无名也。③

重八这个名字就是按照行辈的次序而取的。他属于“重”字辈，有四个堂兄分别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三个胞兄分别叫重四、重六、重七，他年纪最小，就叫重八。既然是按辈份取名的，这个重八，就不能叫八八，重一、重二、重三、重四、重五、重六、重七同样也不能叫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事实上，翻遍明代的史籍，也从不见有称朱元璋兄弟为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的记载。

这位作者主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他的这本通俗历史读物，用了很多流行文学的描写手法和表现方式，文字俏皮、幽默，确实好看。但是历史虽然是已经发生过的往事，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任何历史作品，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是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物，都应该真实地反映历史的面貌，揭示其丰富的内涵。否则，戏说历史，真假混淆，就无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得到有益的启迪了。因此，历史作品应该写得好看，更要写得真实。真实是历史作品的生命之所在。

据说元朝有个规定，普通人要按照父母年龄之和或者兄弟的排名来取名字。也就是说，名字就是一堆数字。如果是，那还是假的吗？朱元璋家三代人的名字都与数字息息相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一个奇怪的真名，叫朱崇巴。他父亲的名字也很奇怪。他的名字叫朱。他爷爷叫朱楚一。“崇巴”就是“巴巴”的意思，也就是说，朱元璋也叫“朱巴巴”。可见朱家三代都与数字息息相关：祖父是一，父亲五十四，孙子八十八，都是一百以内的自然数。朱家三为什么这样命名？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岳明老师解释说，朱元璋和他的父亲、祖先都出生在元朝。元朝有个规定，普通人不能上学不能当官就没有名字，只能用父母的年龄或者出生年月来命名。念明月老师在做解释的时候，并没有给出这个解释的来源。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找到了出处。清代俞樾在卷五《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中，在无职之人，不准起名，乃以官阶、父母年龄为名。”意思是说元朝禁止普通百姓取官名，只要求他们按官阶或父母年龄来凑数。俞樾还列举了道光年间绍兴地区的命名习俗作为佐证：“近年来，绍兴农村以数字命名的人不少。比如丈夫二十四岁，女人二十二岁，使他们四十六，孩子取名四六；夫二十三岁，女二十二岁，共四十五个，孩子取名四五个。”按照这个逻辑，朱元璋取名“崇巴”，大概是因为他父母生他的时候刚好88岁；朱元璋的父亲叫五四，可能是因为他的父母生他的时候刚好54岁。这样夫妻双方的年龄应该都在二十以上五十以下，属于正常生育年龄。但朱元璋的爷爷朱楚一的名字，就不能这么解释了。他的名字是第一天。他父母生他的时候才一岁，这是不可能的。人类没有那么多生育能力。那么朱楚一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按照当年岳明老师的解释，这个名字应该来源于出生日期，也就是说大概是因为朱初出生在初一。不过，翻阅朱元璋的家谱，朱楚一手下还有一个叫朱的兄弟姐妹。初一生初一，初二生初二。这难道不是巧合吗？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朱楚一的名字来源于排名，不一定是兄弟姐妹中的排名，也可以是同宗兄弟中的排名。也就是说，同种族同世代的男人中，朱楚一可能是第一个出生的。与朱元璋同时代的另一猛将张士诚，也以数字为名，称张。“94”这个数字可能是张士诚父母年龄的总和，也可能是张士诚在同宗兄弟中的排名。要知道，以前有很多家，一家几千人。同龄的男性完全有可能排在第九十四位。据俞樾考证，朱元璋的弟弟常遇春的曾祖父是常43，祖父是常55，父亲是常66，都是编号。朱元璋的另一个弟弟唐河，有一个更有趣的祖宗名字。他的曾祖父是唐五一，祖父是唐，父亲是唐。他们不定期说，节假日都是。爷爷是劳动节，爷爷是儿童节，爸爸是建党日。以数字命名人名的习俗不是元朝的行政命令。朱元璋、张士诚、常遇春、唐河以及他们的父母都出生在元朝，他们都是没有官阶的平民。由于这些平民起名时都用数字，所以说“元朝的普通人如果不能上学做官，就没有名字，只能用父母的年龄或者出生年月来命名”可能是对的。

事实上，有确凿的例子证明，元代确实有一些非官方的人不以数字为名，或者有除数字以外的其他官方名称。我经常查阅《元史》这本书，里面有大量的元朝契约。参与契约的当事人多为平民，如祁门县的李文贵、徽州的谢知富、休宁县的吴兰友、晋江县的蒲阿尤等。这些人是商人或农民，但他们都使用官方名称，而不是数字。如果元朝政府真的禁止百姓用官名，那么这些人最多只能私配姓名，恐怕也不敢在签约时不用数字。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给数字命名并不是元朝人的专利，而是由来已久的习俗。我手里有一份北宋的收养文书。收养人的名字叫史思三。这个名字和朱楚一、常武武、张一样，也是一个数字号。至于是来自父母的年龄还是兄弟的排行，恐怕得问石四三自己才知道。我手里还有一本《元典章》，是南宋几位名臣编的。民事案件中许多当事人的名字都是有编号的。举个例子，有一份判决书提到，一个人以一个姓的姓来称呼一个姓，这个姓是一个姓，这个姓是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后来，那个姓的男人死了，他的妻子张改嫁给了一个姓胡的男人，生了两个女儿，胡和胡武氏

后来，张的儿子季祖长大后，又娶了曹，曹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九。如果把张看作是这个家族的祖先，那么这个祖先的后代除了继祖的官名以外，都是以数字为名的。非常夸张。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数字命名人是一种习俗，至少在宋代就有了。元朝的人们只是遵从这一习俗，并不是因为官方的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