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北宋人，字尧夫，死后被宋哲宗赐谥“康节”。

他的名头很多，但大部分也是后人送的：哲学家、理学家、数学家（这个跟现在的数学有点不一样哦）、道士、诗人。一生理论成就最大的是“理学”，但让他足以傲视后代一千多年且无出其右的恐怕是对“易学”引申与发展。

与他同时代的大牛很多，有意思的是这些大牛无分政见，和他关系都不错。有：周敦颐（写《爱莲说》那位）、张载（说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名言那位）、程颐（程颢的弟弟，与其兄同学于周敦颐）、程颢并称“北宋五子”。他的老师是李之才（北宋易学家）；常和他从游的有富弼（做过宰相，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做过宰相，反对王安石变法）、吕公著（做过宰相，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做过宰相，北宋著名的改革家，主持变法），你看他朋友圈有意思吧。还有互相敬慕而来往的好友：苏洵（北宋文学家）、苏轼（北宋大文豪）、苏辙（和哥哥苏轼都是苏洵的儿子）、王拱辰（北宋诗人）、包拯（电视剧里演的那个包青天）、朱熹（被朱元璋认作祖宗那个理学家）……还有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的街坊邻居、士农工商。

邵雍最招人爱戴的是人品，对别人不分贵贱同等相待，曾两度被举荐做官，均称病不赴；最招人尊敬的是作品，师从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注意这个用词“大”），后来就自悟如通神般开了挂，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梅花诗》等。

先赏一首邵雍的诗（上一道小菜开开胃）：

山村咏怀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这是小学课文。所以，我们可能还记得老师给我们编的故事，让我们在记住数字的情况下还能想象画面，挺好的。但这也可以作为大学课文，惊奇不？别忘了，邵雍可是玩象数的大家，就这首诗：一是太极，二是两仪，三是成数，里边还有阴阳，和是五十五，是大衍之数。不信你看看《皇极经世》，里边讲理论的估计就两成，剩下的全是“数”。这样说是不是太做作了？当然，邵雍当时可不见得这么想，但他一生几乎浸*于此，难免不随口而出啊。

邵雍是北宋时期一位著名的象数学家、理学家，既是思想家、史论家，又是诗人。他的著述及其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易学哲学史及宋明理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仍有重大发展。北宋前期百年内，社会相对稳定，经济颇为繁荣，科学技术取得惊人成就。思想文化领域涌现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有社会改革家王安石、范仲淹，史学家欧阳修、司马光，词人苏东坡、黄庭坚、柳永，创造发明家沈括、苏颂、毕。尤其是哲学界人才辈出，邵雍与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卓越风流人物，同时活跃在北宋历史舞台上，群星灿烂，光彩夺目。

邵雍是理学的重要奠基之一。他以《易传》为基础，以象数为中心，以易图为张本，创先天易学。他玄思宇宙，吞吐六合，创元、会、运、世之说；编黄、帝、王、伯年史演变之体系。邵雍又是一位诗人。赋江山之气派，抱风月之情怀；以诗评史，以诗明理，以诗寄兴。身为匹夫，志在畎亩，交通王侯，心忧天下。

生平：

邵雍（公元1011-1077）字尧夫，祖籍河北范阳，随父邵古迁居河南共城（今辉县市），后又移居洛阳。祖上姬姓，出于召公世系，为周文王后代。自幼胸怀大志，一心致力于科举进取之学。居共城时，其母李氏过世，邵雍筑庐于苏门山，布衣蔬食守丧三年。当时李挺之为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便亲自造访其庐。邵雍遂拜其为师，从学义理之学、性命之学与物理之学。数年之后，邵雍学有所成，但从不到处张扬，所以了解他的人却很少。时有新乡人王豫同邵雍论学，他自恃自己的学问足可让邵雍师事之，谁知议论过后却深为邵雍的学识所折服，于是便虔诚地拜邵雍为师。

邵雍移居洛阳之后，所悟先天之学进一步完善，又收张岷为弟子，传授《先天图》及先天之学。邵雍40岁时娶王允修之妹为妻，后二年得子伯温。熙宁初，朝廷实行买官田新法，邵雍的天津之居划为官田，邵雍命其园居为“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这时神宗下诏要天下举士，吕公著、吴充、祖龙图等人推荐邵雍，朝廷连着发下三道诏书，让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川团练推官。邵雍再三推辞不得已而受官，可是他又称疾不肯赴职。

邵雍57岁时，父亲邵古（伊川丈人）去世。邵雍与程颢在伊川神阴原（今伊川县伊水西紫荆山下）“不尽用葬书，亦不信阴阳拘忌之说”选择了一块墓地予以安葬。又过两年，邵雍的同父异母弟弟邵睦猝死于东篱之下。他与弟睦手足情深，咏诗数首以表思念之情。邵雍在洛阳闲居近30年。冬夏则闭门读书，春秋两季出游。每出游必着道装乘小车。

邵雍乐天知命，常以诗言志，以园林景色、醇酒茗茶自娱平生。他一心效法圣人，观物得理，究天人之际，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平时与司马光、程颢、程颐等人交往密切。二程兄弟与邵雍同巷里居住近三十年，世间事无所不论。程颢尝说：“邵尧夫于物理上尽说得，亦大段泄露他天机。”又说：“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以“内圣外王之道”评论邵雍之学，以“振古之豪杰”评论邵雍其人。晚年患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逝世，享年67岁。

邵雍身上，儒者气象十分浓厚。他饱学诗书，精通儒门经典，力行儒家纲常，与人交往，忠孝之言，仁义之道，不离于口，一派仁者心胸。他主张分别君子与小人，提倡重义轻利；劝勉孝悌，褒扬忠良。程颢称赞他的“内圣外王之学”，“纯一不杂”，并非虚美；有人建议让他从祀孔庙，不为无由。邵雍一生，不图名，不图利，责己重以周，待人宽而和；明诚见性，仁慈为怀，以古圣为楷模，不阿谀媚世，不虚假待人，坦坦荡荡处事，堂堂正正做人，典型的儒者风度。宋代君主赐谥康节先生，康熙大帝题匾“学达性天”，对一代名儒的如此褒扬，名正言顺。

主要思想

邵雍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先天学”。他创造了一种系统的唯心主义象数体系。他运用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这样简单的等比级数的抽象概念，说明现实世界，推测过去和未来。他的象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在矛盾中发展变化的规律，推进了古代象数学的发展。他坚持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即“道”、“心”。他据《周易》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掺杂道教思想，绘制“先天图”，说“天地万物尽在其中”。

邵雍学术思想，气象恢宏，在几个重要领域，大胆地转换主题，开拓思想境界，创立新思想。第一，他的思想有一个象数派授受的来源。他不论空无本体，放眼六合，玄思宇宙，倡导“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的象数学。象数派特别重视“数”，故邵雍的学说时人多称之为“数学”；第二，与周敦颐提倡的孔颜乐处相呼应，他提倡“安乐逍遥”的精神境界，不辨名教自然。在这两点上，他受道教的思想影响很大。邵氏易学思想，别开生面，传承陈抟《先天图》，创立先天象数学，以《易传》为依归，以象数为基础，创制精妙易图，以之“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开宋代图书学之先河。

邵雍醉心古史，纵其史慧，放论古今。不为《史记》、《汉书》体例所拘挛，创立元会运世之史纲，阐述皇帝王伯之递嬗，呕心沥血，编篡世界历史年谱和中国历史年鉴，总结历史兴衰，评说社会治乱，臧否历史人物，上下数千年，剥复否泰，如数家珍。

邵雍吟诗三千首，编为《击壤集》，独具风格，世号“康节体”。以诗论理，而有哲理诗；借诗评史，写下咏史诗；吟风啸月，留下脍炙人口的田园诗。读其诗，若见其人。“西自昆仑东至海，其中多少不平声”，袒露内圣外王的仁者情怀；“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犹自歌”，一派风流潇洒的隐士风度。

“先天之学”和宇宙循环论

“先天之学”是邵雍移居洛阳之后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的。邵雍对“先天之学”和“后天之学”的界定是：“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凡有文字卦画之“迹”者，皆当属于“后天之学”范畴，而不应该划入心易思维之学的范畴。“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是“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之图；“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是“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之图。“易之本”和“易之用”，皆为文字《易传说卦》所有，所以，有迹的两幅八卦方位图，本无“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之名。邵雍用“太极”的自我运动来解释世界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更利用象数的关系来推衍世界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

就天道与人道的地位而言，表面上看，邵雍似乎更重天道，他不仅将自己的著作称为“观物篇”，以“观物”为认识天道的重要思维方法，而且将人看成是“物”-“天”的一分子，认为“盈天地万物者唯万物。”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立论路径上看邵雍是先论天道后论人道，先论先天后论后天，先论物理后论性命，而推天道、先天、物理是为了明人道、后天、性命，人道、后天、性命才是邵雍的立论目的，天道、先天、物理不过是邵雍的立论根据。用邵雍的话说，它们之间是“体用”关系，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后天从属于先天，后天阐发的人性、人道高于先天阐发的物性、天道。这里的“先天”与“后天”是相对关系，邵雍又把“先天”与“后天”统称为“先天之学”。先后天是体用不离，相含相依的，体者言其对待，用者言其流行，是一个统一的天人之“道”的两个不同方面，同时又是一个统一的“道”的变化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

邵雍的象数学的特点是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的先验象数学。世界的一切都从“一”分化出来。邵雍认为先民在先天时代行事，天合于人而不违人，人与自然间协调得十分完美；后天时代人们行事，须奉顺上天，从天而动。先天之时天人和谐一致，后天之时天人间的相互协调则有所欠缺。邵雍的先天象数学是建立在奇谲精微的图式系列上的。邵雍的图像体系中乾交巽的卦一阴在下、五阳在上，表明一阴初生，称为“月窟”；坤交震的复卦一阳在下、五阴在上，表明一阳初生，称为“天根”。先天图自卦的一阴初生至坤卦的全阴无阳，是阴由弱生长发展至极盛的全过程；自复卦的一阳初生至乾卦的全阳无阴，是阳由弱生长发展至极盛的全过程；阴主物，阳主人，因此说探月窟而知物，蹑天根而识人。卦在上位，故言“探”，复卦在下位，故言“蹑”。

第一，齐家治家。

与儒家倡导的“齐家”思想相适应，传统家训都把家庭和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作为“家道隆昌”必不可少的条件（参见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对于“齐家”、“兴家”的极端重要性。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传统家训特别是宋代以来的家训大都总结、传授家政管理、家业置办等方面的具体经验及详细措施。

传统家训在论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调适时，主要是论述父子、兄弟、夫妇“六亲”（“六亲”也有其他说法）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家之亲，此三而已也”（《颜氏家训》）。当然，家训也谈及亲属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如司马光《家范》中就论述了甥舅、舅姑等姻亲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传统家训基本上以儒家家庭伦理思想为依据而加以阐述和发挥。

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慈子孝。由于封建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家庭财产的继承，家庭权力的转移都是由父辈决定的，因而子辈绝对地服从、孝顺父辈就成为最根本的家庭道德规范。《袁氏世范》说：“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值得提出的是，尽管家训的作者们无不将“子孝”作为处理父子关系的主要方面，有的甚至宣扬“愚忠”、“愚孝”，但也有不少家训同时提出了“父慈”的要求，要家长在不失权威的条件下，对子女家人宽以待之。如明仁孝文皇后所言，“上慈而不懈，则下顺益亲”，否则“父不慈则子不孝”，于己于家都不利。许多家训还对家长提出了正身率下、爱子贵均的要求，认为假如家长持心不公，家庭必然不和。

在夫妻关系上，强调夫义妇顺。古代家训深受封建纲常礼教的影响，同样以“夫为妻纲”、“男主女从”作为调适夫妇关系的行为准则，宣扬“烈女不更二夫”等男尊女卑的观念，但也有一些家训主张一夫一妻，“嫁女不论聘礼，娶妇不论奁赀”（姚舜牧：《药言》），反对“从一而终”，夫死允许改嫁（蒋伊：《蒋氏家训》等）。

在兄弟关系上，强调兄友弟恭。兄弟妯娌间的和睦相处甚至是“齐家”更为重要的条件，如《颜氏家训》所说，这是因为兄弟之间“各妻其妻，各子其子”，易生嫌隙。兄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妯娌之间的团结合作才有了保证。

传统家训在论及治家之道时，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一是严谨治家。封建家长们深知兴家之艰难，在家庭的管理上都非常谨慎，譬如《袁氏世范》的《治家》篇就有72则，几乎涉及家务管理的各个方面。二是勤俭持家。“一粥一饭，当思来自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不少家训还具体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丧葬、祭祀等的标准，严格控制开支。三是忠厚传家。许多家训都要求家人宽柔慈厚，说明“祖宗以厚德启其后昆，则寝昌寝炽，子孙削薄其德，丧败随及”（张履祥《训子语》）的道理。四是善视仆隶。在处理主仆关系时，传统家训除了强调严加管束仆隶一面外，也要求家人善待他们。如袁采叮嘱家人，婢女大了要送还其父母，仆隶无家可归者应养其老；郑板桥嘱咐弟弟烧掉前代家奴的契约债券等等。

第二，教诫子弟。

由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齐、治、平的统一，把“修身”视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受其影响，作为家庭教育教科书的家训也都把教育子弟家人立身修德摆在突出的位置而反复强调。其主要内容有：

蒙以养正。家训的作者们很是强调早期教育对子女成材的重要性，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孝友堂家训》），反对溺爱、宠爱孩子，将爱与严格要求结合起来。

励志勉学。许多家训都勉励子弟立大志、成大器，做一个有作为的人。认为“人无志，非人也”（嵇康：《家诫》）。有的家训还阐述了立志与成学的关系，“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诫子书》）。家训的作者们还把自己的治学经验、方法传授给子弟，以培养他们的良好学风。

应世经务。难能可贵的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仍有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耕读并重，学些技术、手艺，以自食其力、自立于世。陆游“时时语儿子，未用厌耕锄”（陆游：《剑南诗稿》）。霍韬《渭崖家训》中论述了子弟参加农耕的重要性，认为“幼事农业，则习恒敦实，不生邪心。”他还主张乡村学校的先生，应该考核学生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凡耻于耕作者应予以休罚，如连犯三次，就开除他的“学籍”。纪晓岚甚至颠倒了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排列次序，向儿子灌输“农居四民之首，士为四民之末”（《纪晓岚家书》）的崭新观念。《庞氏家训》等家训著作中还写入了一些农副业生产的经验。

奉公清廉。不同时代、门第的家训中都教诫家人清白做人，勿贪勿奢，注重节操名声，特别是一些官宦家庭的家训。赵鼎的《家训笔录》认为“凡在士宦，以廉勤为本”。包拯对贪官嫉恶如仇，嘱告家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包拯集》卷十《补遗》）并命人刻在石上，以诏后代。

报国恤民。这一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帝王、仕宦之家的家训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清圣祖玄烨的《庭训格言》都告诫子孙们要不辞辛劳，认真处理国事，关心百姓的生活。许云《贻谋》要求子弟为官者“不论尊卑，一以廉恕忠勤、报国安民为职。”许衡《训子》诗要儿子“身在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

杜绝恶习。在强调进德修身的时候，传统家训无不将戒除恶习放在首位，谆谆告诫子孙千万不要沾染赌博、酗酒、游手好闲、搬弄是非等不良习性。要他们知错能改，“有过不能改，知贤不能亲，虽生人世上，难为人上人。”（邵雍《诫子吟》）还有不少家训详细规定了对沾染恶习的子弟们的惩罚措施，轻则杖责、鞭挞，重则免祀、开除出族，甚至处死。

第三，处世指导。

一个家庭、家族要自立于社会并获得发展，不仅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外人的关系，因而传统家训在教诫家人子弟时，大都结合自己的经历及处理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经验，传授处世哲学、处世之道。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和待乡曲，宽厚忍让。许多家训都一再叮嘱家人要谦恭谨慎，宽厚待人，特别是对乡亲邻里，更要“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太和等《郑氏规范》）

审择交游，近善远佞。朋友关系是五大伦常关系之一，许多家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社会环境和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反复教诲他们要慎重交友。近君子，远小人。交“敦厚忠信，能攻我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朱熹给长子书》）。

救难怜贫，讲究人道。不少家训中都体现了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教育子弟家人发扬人道精神，量力济人。

明哲保身，谨言慎行。在缺少民主的专制时代，鉴于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事实，不少家训都教育子弟恪守深自韬晦的处世之道，“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个人不如少识一个人”（高攀龙：《家训》）。

二

传统家训在对子弟家人实施上述基本内容的道德教化时，在途径和方式、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绝大部分是行之有效的。择其要者，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化制度化。

比如建立定期的“家庭民主生活会”制度。这是一个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不少古代家庭的家训中都有具体的规定。譬如《庞氏家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两天召开家庭会议，合家老小都来参加。会上，各人讲述半个月来的劳动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或善恶之当鉴戒，或义所当为，或事所当己者，彼此据己见次第言之。各倾耳而听，就事反观，勉加检点。”这样的生活会可以收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效果。家训还规定“家庭民主生活会”大家轮流主持，形式、时间不拘。凡是无故不到会者，就是“自暴自弃之人”。

第二，教化途径、方法的多样化。

一是注重家风的陶冶。不少家族都十分注意纯朴、善良、正派的家风对子弟品德养成的重要影响。如唐代3700多人同居、19代共饮、被皇帝赐以“真良家”的江州陈氏家族，以及横跨宋元明三代，被元、明两代皇帝屡次旌表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正是依赖家庭和睦、子弟孝顺、勤业守法、积善累德的良好家风的传承才自立于当时、传名于后世的。

二是以身立范、立教，潜移默化地陶冶子弟的品德。不少家训的作者对于子弟既重言传，更重身教。例如明代袁参坡的夫人李氏，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却是一个人格高尚的女性。她不仅对前夫的孩子视如己出，而且以自己的榜样示范给他们以勤俭持家、体恤贫穷、宽以待人、以德报怨等美德的熏陶（参见袁衷录：《庭帏杂录》，《丛书集成初编》第97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被誉为“立身行己之要，型家应物之方”的明代官吏温璜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成为一个忠君报国的忠臣。他在清兵南下时率领军民坚守不降，最后全家自杀殉节。《四库全书》的编撰者们在《温氏母训》的提要中转引了这段史实以后，对温母的家教作了这样的评价：“知其家庭之间素以名教相砥砺，故皆能临难从如是，非徒托之空言者也。”（《四库全书》第717卷，522页）原刊印者在《跋》中也评论温母“所身教口授者，信乎家法有素而贤母造就不虚也。”（同上书，529页）

三是运用格言箴语、诗词歌诀体形式，以收易记易循之效。这些形式的家训读物生动明快，便于记诵和践履。如徐奋鹏的《教家诀》、庞尚鹏的《训蒙歌》、邵雍的《诫子吟》、范质的《戒从子诗》、陆游的示儿诗等等都是很有名的。还有一些以箴言、格言、警语的形式写成的家训，如曾作为蒙学读本、流传很广的清代学者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明朝官吏吴麟征的《家诫要言》等等就是这样的家训著作。

四是填写《功过格》，以知非改过。教育家人用填写《功过格》的方式以培养自己的品德，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新颖的做法。明代袁黄的家训《训子言》中就向家人介绍了自己通过这种形式砥砺德行的具体方法。他将“功格”和“过格”各分为50条，每一条都标有做此事后应得的分数。要求儿子每天晚上认真填写，这样“日日知非，日日改过”，道德水平就逐渐地得到了提高。

五是刻石立铭，以便于时时对照检查。这种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明代陈继儒的家训著作《安得长者言》的导言中说，他平日将所思所闻随手题在屏风上，以便子孙们躬耕之余阅读，受到教育；吕坤将他为家人子弟制定的居家做人、积德行善的《孝睦房训辞》撰刻在“戒石”上，要他们“朝夕诵思”，检查自省；清代的左宗棠要儿子将其信中有关修身做人的训示，贴在墙上，经常反思。还有不少家族将家训悬挂于祠堂或载于家谱，要合家老小对照实行。

第三，奉行“明刑弼教”的宗旨，辅以家法、族规的约束。

运用惩罚手段加强对家人子弟的规戒，是宋代以来家训的一个发展，宋及以后的不少家训中都对违背家训者作了惩治性的规定。这与中国儒家所提倡的“德主刑辅”的主张是相适应的，不少做出惩罚性规定的家训的制订者们明确指出其目的正是为了对族人、子弟的教化、训导。清代安徽环山的《余氏家规》指出：“家规之设专主于教，宜无事于法，然不能不借法以行教。”（《余氏宗谱·家规》）这样，教化辅以惩罚，更有利于约束品行不端的子弟、族人，避免违法犯罪而导致整个家族罹祸。这对保持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对于维护宗族成员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家法族规督促族人严格遵守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规范，也从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入手强化了国家法律，维护了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

仅就上述传统家训教化的这两个方面而言，就有不少内容能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在教化的指导思想上，扬弃教家立范与修齐治平相统一的家训宗旨，通过强化家庭教育来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

在封建社会，将家庭教化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寒松堂集·奏疏》）。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就亲自制订、颁布了包括“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做非为”在内的《教民六谕》，强调家庭教化。尽管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但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公民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仍然要以家庭教化为基石。家庭教育搞好了，公民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公民道德素质养成的内容上，弘扬传统家训教化的积极因素，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服务。

传统家训发展、盛行于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封建纲常礼教的糟粕，这无疑是要批判、抛弃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传统家训文化是父祖对家人、子弟的训诫告勉，因而板着面孔说教的，完全陈腐的、封建的东西就少得多。实际上，实是求是地分析前面所述的传统家训的基本内容，无论是治家齐家的经验传授、对子弟修身做人的训诫，还是对家人处世哲学的指导，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扬弃、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家庭道德、社会公德的培养和公民健康人格的塑造服务的。

第三，在公民道德素质养成的途径上，汲取传统家训教化注重家风熏陶、养正于蒙、亲情感化等做法，以取得最好的效果。

家风是一个家庭、家族在世代累居、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和道德面貌。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继承本家族的清白家风，“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陆游：《示子孙》）。虽然像前面提及的陈氏、郑氏那样的大家庭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是良好的家庭环境、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围显然有利于人们优良品德的形成。

蒙以养正，是传统家训教化的一个鲜明特征。被推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就极为强调蒙养的重要性，清代学者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甚至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从现代教育理论看，从小加强对孩子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是符合教育规律和道德品质养成规律的。“蒙以养正”给我们的启示是，公民道德素质的培养始自家庭，从源头抓起，才能事半功倍。

此外，由于家训教化是建立在血亲伦常关系上的教育，所以父祖在对子孙的教诲中多是关怀慈爱，循循善诱，将亲情的感化与严格的要求统一起来，使得“慈爱不至于姑息，严格不至于伤恩”（仁孝文皇后：《内训》）。亲情爱心的濡染浸润可以使得受教化者爱其亲、信其道，大大增强道德品质养成的功效。

第四，在方式方法上，借鉴传统家训教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上文提到的传统家训教化的许多方式方法，都可以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素质的养成服务。比如家长的率先垂范。古代家训教化中非常注重家长、族长、宗正的道德修养，要求家长正身率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家庭成员，不得偏私。家长能够以身立范，子弟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在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过程中，家长的示范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要培养孩子的优良品德，首先要家长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再如教化的制度化。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既需要家庭的教化基础，更需要教化的制度保证。传统家训的发展史也证明，凡是德风淳厚的家庭、家族，无不是管理、教化制度完善、措施得力的家庭、家族。

四

继承和弘扬传统家训教化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养成所用，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这里有几种关系有必要强调提出并应该认真探讨。

一是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家训教化内容、途径和方法有许多都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而哪些是应该批判、舍弃的，哪些是应该继承、保留的，需要根据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认真地进行分析、比较、取舍，寻找传统家训教化与我们培养公民道德素质的契合点，使其“古为今用”的价值得到最好的利用。

二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今天的家庭状况与古代的家庭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在封建宗法社会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家训文化亟需加以梳理和创新。继承传统家训教化与实施新型家训教化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必须认真探讨的课题。这就需要从事伦理学、社会学及家庭教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

三是家庭教化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坐标问题。如上所说，当今社会中家庭仍然承担着一定的教育职能，甚至可以说家庭教育是整个社会教育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优劣得失、家庭文明程度高低反映和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教育状况和文明程度，而这又依赖于家长的道德素养和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因而家庭教化应成为家庭成员积淀道德品质、建设道德文明的重要环节，我们应该站在这一战略高度认识这个问题。

杜康生卒于白水，是白水人民的骄傲。杜康酒酿出了淳厚的风土人情，酿出了古老的白水文化。明清、民国年间，白水烧锅千家，酒坊四乡。三国时，曹操吟咏出了“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千古绝唱：唐朝诗人杜甫写出了“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杜酒劳频劝”的优美诗句：晚唐诗人皮日休亦有“滴滴连有声，空凝杜康语”的佳句传颂，浓香的杜康酒将黄土高原的淳朴和热烈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有人说他原是黄帝手下的一位大臣。黄帝建立部落联盟后，经过神农氏尝百草，辨五谷，开始耕地种粮食。黄帝命杜康管理生产粮食，杜康很负责任。由于土地肥沃，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粮食越打越多，那时候由于没有仓库，更没有科学保管方法，杜康把丰收的粮食堆在山洞里，时间一长，因山洞里潮湿，粮食全霉坏了。黄帝知道这件事，非常生气，下令把杜康撤职，只让他当粮食保管，并且说，以后如果粮食还有霉坏，就要处死杜康。杜康由一个负责管粮食生产的大臣，一下子降为粮食保管，心里十分难过。但他又想到嫘祖、风后、仓颉等臣，都有所发明创造，立下大功，唯独自己没有什么功劳，还犯了罪。想到这里，他的怒气全消了，并且暗自下决心：非把粮食保管这件事做好不可。有一天，杜康在森林里发现了一片开阔地，周围有几棵大树枯死了，只剩下粗大树干。树干里边已空了。杜康灵机一动，他想，如果把粮食装在树洞时，也许就不会霉坏了。于是，他把树林里凡是枯死的大树，都一一进行了掏空处理。不几天，就把打下的粮食全部装进树洞里了。谁知，两年以后，装在树洞里的粮食，经过风吹、日晒、雨淋，慢慢地发酵了。一天，杜康上山查看粮食时，突然发现一棵装有粮食的枯树周围躺着几只山羊、野猪和兔子。开始他以为这些野兽都是死的，走近一看，发现它们还活着，似乎都是睡大觉。杜康一时弄不清是啥原因，还在纳闷，一头野猪醒了过来。它一见来人，马上窜进树林去了。紧接着，山羊、兔子也一只醒来逃走了。杜康上山时没带弓箭，所以也没有追赶。他正准备往回走，又发现两只山羊在装着粮食的树洞跟前低头用舌头舔着什么。杜康连忙躲到一棵大树背后观察，只见两只山羊舔了一会儿，就摇摇晃晃起来，走不远都躺倒在地上了。杜康飞快地跑过去把两只山羊捆起来，然后才详细察看山羊刚才用舌头在树洞上舔什么。不看则罢，一看可把杜康吓了一跳。原来装粮食的树洞，已裂开一条缝子，里面的水不断往外渗出，山羊、野猪和兔子就是舔了这种水才倒在地上的。杜康用鼻子闻了一下，渗出来的水特别清香，自己不由得也尝了一口。味道虽然有些辛辣，但却特别醇美。他越尝越想尝，最后一连喝了几口。这一喝不要紧，霎时，只觉得天旋地转，刚向前走了两步，便身不由主地倒在地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他醒来时，只见原来捆绑的两只山羊已有一只跑掉了，另一只正在挣扎。他翻起身来，只觉得精神饱满，浑身是劲，一不小心，就把正在挣扎的那只山羊踩死了。他顺手摘下腰间的尖底罐，将树洞里渗出来的这种味道浓香的水盛了半罐。回来后，杜康把看到的情况，向其他保管粮食的人讲了一遍，又把带回来的味道浓香的水让大家品尝，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有人建议把此事赶快向黄帝报告，有的人却不同意，理由是杜康过去把粮食霉坏了，被降了职，现在又把粮食装进树洞里，变成了水。黄帝如果知道了，不杀他的头，也会把杜康打个半死。杜康听后却不慌不忙地对大伙说：“事到如今，不论是好是坏，都不能瞒着黄帝。”说着，他提起尖底罐便去找黄帝了。黄帝听完杜康的报告，又仔细品尝了他带来的味道浓香的水，立刻与大臣们商议此事。大臣们一致认为这是粮食中的的一种元气，并非毒水。黄帝没有责备杜康，命他继续观察，仔细琢磨其中的道理。又命仓颉给这种香味很浓的水取个名字。仓颉随口道：“此水味香而醇，饮而得神。”说完便造了一个“酒”字。黄帝和大臣们都认为这个名字取得好。从这以后，我国远古时候的酿酒事业开始出现了。后世人为了纪念杜康，便将他尊为酿酒始祖。酿酒，白水康家卫人杜康首创于夏代，被称为杜康酒，后世代相传，民间酿酒业盛。古时杜康造酒地址在县城西北7km处的杜康沟。以秫作料，汲用泉水。杜康死后，葬于造酒原址近旁，墓冢至今尚在，墓后侧建有杜康庙，立有石碑、供奉、纪念、颂扬杜康造酒始祖杜康。杜康酿酒用水，系杜康沟之杜康泉水。《梁志》载：泉隐隐喷出，至冬不竭，流四里许入白水河，乡民谓此水有酒味。“杜康泉水经陕西省轻工业局及县防疫站化验鉴定；水中性，硬度低，钙质少，易沉淀，宜酿酒。水质决定酒质，杜康泉水是杜康酒能够成为美酒的先决条件。杜康酒，古有美名，代有传颂。三国时，曹操诗《短歌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代诗人也多用杜康赞誉美酒。清道光十八年重修的《伊阳显志》和道光二十年修的《汝州全志）中，也都有关于杜康遗址的记载。《伊阳县志》中《水》条里，有“杜水河”一语，释曰“俗传杜康造酒于此”。《汝州志》中说“杜康，在城北五十里，俗传杜康造酒处”。《汝州全志》还裁有：“俗传杜康造酒处”叫“杜康促”，“在城北五十里”的地方。今天，这里尚有一个叫“杜康仙庄”的小村，人们说这里就是杜康促。“促”，本义是指石头的破裂声，而杜康仙庄一带的土壤又正是山石风化而成的。从地限中涌出许多股清冽的泉水，汇入旁村流过的一道小河中，人们说这段河就是杜水河。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在傍村这段河道中，生长著一种长约一厘米的小虾，全身澄黄，蜷腰横行，为别处所罕见。此外，生长在这段河套上的鸭子生的蛋，蛋黄泛红。此地村民由于饮用河水，竟没有患胃病的人。在距杜康仙庄北约十多公里的伊川显境内，有一眼名叫《上皇古泉》的泉眼，相传也是杜康取过水的泉子。如今在伊川县和汝阳县，已分别建立丁颇具规模的杜康酒厂，产品都叫杜康酒。伊川的产品、汝阳的产品座同白水的产品合在一起，年产量已达数万吨之多，这恐怕是当年的杜康所无法想象的。北宋哲学家。邵雍，字尧夫，谥号康节，生于北宋真宗四年，即公元1011年，卒于神宗十年，即公元1077年，享年67岁。他生于河北范阳，后随父移居共城，晚年隐居在洛阳。邵雍，虽然不象三国的诸葛孔明那样家喻户晓，但是，无论从才干和品德来讲，他都不亚于诸葛亮。只不过，因为长期隐居，名字不被后人知道而已。宋朝理学鼻祖之一的程颢曾在与邵雍切磋之后赞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少年时，邵雍就胸怀大志，发愤刻苦读书，于书无所不读。据《宋史．邵雍传》记载：邵雍"始为学，即坚苦自励，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后来，为了增长见识，他还游学四方，越黄河、过汾河，涉淮水、渡汉水，到过齐、鲁、宋、郑等各地，回来后，说道"道在是矣。”于是就不再云游。当时有高人李挺之，见其好学不倦，就传授了他《河图》、《洛书》、《伏羲八卦》等易学秘奥。以邵雍的聪颖才智，他融会贯通、妙悟自得，终于成为一代易学大师，风靡遐迩的鸿儒。他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独特的宇宙观，对于天地运化、阴阳消长的规律了如指掌。《宋史》记载道：他对于"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都能"深造曲畅”，通达不惑，而且"智虑绝人，遇事能前知”。北宋理学的另一位始祖程颐说他："其心虚明，自能知之”。于是，他著书立说，撰写了《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等著作共十余万言。他认为历史是按照定数演化的。他以他的先天易数，用元、会、运、世等概念来推算天地的演化和历史的循环。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的《铁板神数》和《梅花心易》都是出于邵雍。后人也尊称他为"邵子”。中年后，他淡泊名利，隐居洛阳，著书教学。当时的名流学士，如富弼、司马光、吕公着等人都很敬重他。曾集资为他买了一所园宅，题名为"安乐窝”，邵雍也自号为"安乐先生”。他不仅学贯古今、奇才盖世，而且品德浑厚，待人至诚。这使他远近驰名，所到之处士大夫们争先请他留宿，有人还把邵雍留宿过的地方，称为他的"行窝”。他在人们心中的威望可见一斑。今天，熟悉邵雍及其作品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在民间仍然流行着他所说过的一些警句。比如，人们常说的："一年之际在于春，一天之际在于晨，一生之际在于勤”就是出自邵雍。邵雍，这位遇事先知的奇才，对于后世的历史发展做出了惊人准确的预言，写下了他的传世之作--《梅花诗》，预言了他身后在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演变。当然，和所有预言一样，他采用了很隐诲的语言。并非很容易理解。有的部份，如果不是懂得道学佛理的修炼人，是不易弄懂的。仁宗皇祐元年（一○四九）定居洛阳，以教授生徒为生。嘉祐七年（一○六二），西京留守王拱辰就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琦宅故基建屋三十间，为雍新居，名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仁宗嘉祐及神宗熙宁初，曾两度被荐举，均称疾不赴。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程颐、程颢、张载等退居洛阳时，恒相从游。熙宁十年卒，年六十七。哲宗元祐中赐谥康节。有《伊川击壤集》二十卷。《宋史》卷四二七有传。邵雍诗，以张蓉镜、邵渊耀跋明初刻《伊川击壤集》为底本。校以一九七五年江西星子县宋墓出土之《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九卷（简称宋本）、蔡弼重编《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六卷（简称蔡本），及元刻本（简称元本）、明隆庆元年黄吉甫刻本（简称黄本）、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底本编末之集外诗与新辑得之集外诗合编为第二十一卷。

八闽文化·朱子闽学学术思想的源流·主要流派

1200年，闽学学派的核心人物朱熹去世，其学术团体星散，闽学被诬为“伪学”而沉寂下来。但福建的闽学学者为闽学的确立和发展而做的努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们弘扬师说，攻讦异端，羽翼朱门，不为权势和时论所左右。由于朱门弟子的活动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朱熹被赐谥号曰文。一年后又被追赠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嘉定五年(1212)，经福建闽学学者刘爚(音月)的请求，宋宁宗批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立于学宫，作为法定教科书。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朱熹被尊为太师，追封信国公。之后，闽学学者极力维护和宣扬朱熹及其学说地位，从而使闽学逐渐成为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其影响长达八百年之久。从南宋到元明清乃至民国，历代闽学学者有大量的著作问世，其中大部分是发挥朱子学思想的，或者与朱子学思想有关。由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发朱子学思想，形成了不同的闽学流派。

(1) 正统派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人称勉斋先生。长乐人，后徙居闽县岭头(今属福州市郊区)。进士出身，是南宋朱熹门人、女婿。因得师真传，对朱子学领悟最深，故朱熹去世后，他理直气壮地维护朱子学说。从他一生最后二十年(1201—1221)的活动看，无论为官为民，理政讲学，都没有忘记存统卫道这一使命。

黄榦对闽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论定了朱熹的道统地位。他阐发了理学家的道统说，认为道出于天，表现为天地万物和人事的变化，圣人能传天之道，故有道统。他说：“此道之原出于天者然也。圣人……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黄勉斋先生文集》卷三《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他列出的道统传授次序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朱熹集儒家道统之大成。黄榦把“传承道统”看成是朱熹的最大成就。

黄榦晚年编撰《朱子行状》，详述朱熹一生的经历，并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问、道德。他把朱熹看作“万世宗师”，勇敢地肯定了朱熹思想的历史地位，将朱熹提到民族文化代表的高度。他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昭晰呈露。”在当时，倘若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是不敢这样提出问题和评价朱熹思想体系的。因为这不仅是思想领域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为一种曾被打成“伪学”的思想理论学说作辩护的政治问题。

在朱熹殁后的若干年中，闽学学者都尊黄榦为道统的继承人，使其居于闽学学派领袖地位达二十一年之久。黄榦最大的贡献是大胆地维护了朱熹的学说，努力使其取得时代的合法地位，为以后闽学的大发展做了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

真德秀(1178—1235)字希元，号西山，浦城人。1199年登进士第。真德秀的学术渊源于朱熹，是朱熹的再传。在南宋庆元党禁时期，朝廷宣布程朱理学为伪学，许多理学家遭到迫害，如蔡元定流放道州而死。但真德秀不为时论所动，不怕牵连，而私淑朱熹。他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后，为程朱理学翻案，并竭力加以提倡，为程朱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有人认为真德秀是南宋末年最大的朱子学家。

南宋后期，封建王朝统治更为腐朽，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中原失陷，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真德秀善于根据当时的现实状况阐释朱子闽学思想。他在传播闽学过程中，着重发挥心体说，强调“反身而诚”的求仁说，要求最高封建统治者“克制”贪欲以调和当时的阶级矛盾。他历经十年撰成《大学衍义》一书，并呈送宋理宗，受到理宗嘉许。该书的大旨在于正君心。书中指出：“故为人君者，必正身以统其臣，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同时认为臣对君，子对父，也不可盲目服从，如果君、父所为不合理义，那就“从义而不从君，从道而不从父。”真德秀对君修道，总是托天命以言之：“帝王当尊者莫如天，所当从事者莫如敬，”“天命维艰，不易保也。”又说：“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以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真西山文集》卷三十三、卷二十八)。对这一类的见解和言论，理宗很赞赏，并为之动容。因而，真德秀深得宋理宗的信任。

真德秀沿着朱子《四书集注》的思路所展开的一系列阐述，既祖述朱子又有所改铸。他把道心人心、天理人欲、未发已发、性惰动静，都以仁说来贯通，“合而言之则皆仁”(《大学衍义》卷十二)。而仁在心中，求仁只能求之于心。因此，要“反诸心而求之”，探求“一心之全德”(《真西山文集》卷三十三)，这就把目的和方法都转向主体。为适应时代的要求，以提倡仁学发挥朱熹的思想，真德秀使朱熹哲学逐渐向心学方向发展，令朱子的学说与当时的封建政治更接近，更贴近宋末的现实。为朱子学说的大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中认为，真德秀是“卫师门最力，多所发明者”。

蔡清(1452—1508)字介夫，号虚斋，晋江(今泉州市)人，进士出身，官至江西提学副使，明代福建著名的正统派程朱理学家。主要著作有《易经蒙引》《四书蒙引》《蔡虚斋文集》等。

蔡清的学说笃守程朱，继承朱熹的理学思想，但有所修正。他认为朱熹关于理先气后、理生气的说法是欠妥的，应该是理气合一，无有先后。他对太极的解释也不同于朱熹。他指出极字原意是屋极，故极字从木。太极为至内至大、尽精微、最中正之理;是理之“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这种对太极的解释新颖、独到，前人从未有此说。蔡清理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朴素辨证法思想，在他看来，不仅对立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而且天下事物都是对立的。这个思想是异常深刻的。

李光地(1641—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安溪人，是朱熹老师李侗的后代。李光地是清康熙九年(1607)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其著作有《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尚书解义》《古乐经传》《榕村全书》等五百多卷。

李光地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大师，他学精且博，为官清勤、政绩显著。他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发展。他利用康熙皇帝的信任重振程朱理学。在李光地的影响下，康熙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朱子有功圣道，特升朱熹配享庙堂十哲之列，大大地提高了朱熹的地位。李光地发挥了朱熹关于“道统与治统为一，为学与治道合一”(《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的思想，并针对明末以来极端空疏腐败的学风，强调求实致用，认为对乐学、汉学应兼收并蓄，不可各拘一面。李光地还修正和发展了程朱理学。例如，他奉康熙之命撰写《周易折中》，修正了朱熹在《易》论上的错误。他认为，朱熹否认王弼调整《周易》经传次序的合理性而复古本经传是不对的。他遵从王弼所调整的《周易》经传，而不用朱熹的《周易本义》。总之，李光地重振程朱理学，促进其远播于朝鲜、日本、东南亚以至于欧美，其功不可没。

(2) 象数学派

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号西山，建阳人，是朱熹最亲近的朋友和学生，朱熹的不少著作他参与了讨论和写作。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蔡元定起稿的，也就是说他参与了创建朱子学。

蔡元定的哲学思想兼有义理和象数，具有明显的道家倾向。在福建闽学学者中，他属于象数学派的理学家。二程重义理不重象数，邵雍重象数不重义理。朱熹集二程、邵雍学说之大成，既重义理，亦重象数。蔡元定遵循朱熹学术方向，重视研究象数学。

蔡元定通过阐述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发挥其道家倾向的象数学思想。《皇极经世书》是邵雍的代表作，该书共十二卷，其中一至六卷有五十篇和各种图象，皆《周易》六十四卦，用以说明世界的治乱。全书大旨均借易卦推衍，形成象数学思想体系，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蔡元定对该书作了深入的研究，写成《皇极经世指要》三卷，推论邵雍《皇极经世》，以伏羲卦图列之于前，以注疏附之于后。宋末黄端节说：“西山先生始终以《易》疏其说，于是微显阐幽，其说大著。学者由蔡氏而知《经世》，由《经世》而知《易》，默而通之可也。”(引自明嘉兴徐必达编《邵子全书》卷二十四附录》)

《宋元学案》卷六十二《西山蔡氏学案》载：“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邵康节(邵雍)出焉;晦庵(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蔡西山出焉。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数，邵、蔡二子欲发诸子之所未发，而使理与数灿然于天地之间，其功亦不细矣。”蔡元定在《皇极经世指要》中强调“因数明理”，谓“天地之间有理必有数，二者未尝相离;《河图》《洛书》与危微精一之语并传。”

蔡沈(1167—1230)字仲默，号九峰。蔡元定季子。他一生未应科举亦未当官，而是全力维护、遵循导师朱熹学说，注意拓展闽学理论的新领域。蔡沈继承朱熹遗志，前后用了二十余年时间，苦心钻研，认真撰写，“发明先儒之所未及”(《宋史》卷四三四)。1209年，他在朱熹原有一部分《书》说基础上续写成《尚书集传》六卷。此书后与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等并列成为元、明、清三代学者必读的教科书，为闽学发展立了一大功劳。

但蔡的学说与朱学有所不同：朱熹以理而蔡沈以数为其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础。虽然蔡亦讲理，但他的理被限制在数的范围之内。蔡沈依据朱熹的“理”和蔡元定《皇极经世指要》以及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先天数学”来分析《尚书·洪范》，写成《洪范皇极》五卷。是书分内外篇，共八十一章，拟《易》六十四卦;论三篇，拟《易》之《系辞》《说卦》等传。书中阐述了八十一个范畴，论证了阴阳、天地、理气、体用、动静等问题，建立起闽学象数学理论。

蔡沈的思想是朱熹学说的深化和变化。朱熹一向主张天即理，而蔡沈却说洪范九畴“原出于天”(《尚书集传》)。朱熹向来认为体用一源、理物一致，而蔡沈在《洪范皇极序》中却主张体用割裂、理物分开。蔡沈在理论上创新成就，是闽学学派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必要环节，是闽学学派文化内涵加深和闽学学派真正保持活力的体现。

(3) 折衷派

陈旅(1288—1343)字众仲，号荔溪，元代莆田人，进士出身，精通儒家经术，又信佛。历官闽海儒学教授、国子监助教、江浙儒学副提举、国子监丞。陈旅是朱陆折衷派理学家虞集的高足。陈旅“至京师，虞伯生(集)见所为文，叹曰：‘我老将休，付子斯文。朝夕以道义学问相讲习’”(《宋元子案·草庐子案陈先生旅》)。陈旅从虞集学，得其传。他在其著作《安雅棠集》中说：“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朱陆之教一也。”陈旅的学术折衷朱陆，是福建第一个朱陆合流的代表人物。

陈第(1541—1617)字季立，号一斋，明代连江人。从小就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读书一目十行，终身不忘。他既是理学家，亦是藏书家、音韵学家、考据学家，又懂得军事，曾跟从军事家俞大猷学习兵法。他有大量著作问世，所著《松轩解义》一卷，此书内容辨论义理，是陈第理学思想代表作。

陈第的理学特点是折衷程朱陆王的学说。陈第批评陆王心学，亦批评程朱理学。他批评心学家发展了孟子放心说的主观主义所提出的静坐说。指出若以静坐说指导行动，则有害无益。因为静坐者百无猷为，荒功废业，对社会不利，不能应对实际行事，不合孔子经世宗旨。陈第又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有简易之流弊，这就抓住了要害。王阳明认为“心即理”，求理只能向心上去求;不必向外界事物去找，也不必读书，简单易行。王阳明之教造成不少学者不关心世事，不接触实际，变成空谈家，以至误国，为害甚大。

陈第在《书札烬存·答许抚台书》中，批评“程朱亦有空疏泥古之病”。针对程朱理学的毛病，陈第要求学者要通今、务实、达变、知治情，反对知古而不知今、空谈修养不务实事，反对拘守古法不知变通、淹贯古今不知政事。他说：“识时务者在俊杰，若不达世务，终难致用。……故博古者贯通今，明理者贵达数，知道者贵知情”(《松轩讲义·学周论》)。

陈第认为圣人之学是讲经世致用的，心性修养是为了建功立业，重在事业而不重在心。陈第是个有体有用的理学家。他讲的“体”是理，“用”是指之天下事业。他认为做学问在于掌握理，然后用理去指导道德修养和建功立业。陈第能说到做到“兢业在心，所以兢业在事”，北抗满洲贵族，南御盗贼倭寇，还为治国安民献策。陈第的思想和行为是难能可贵的，他比其他理学家高出一头。

黄道周(1585—1646)明代镇海卫(今漳浦县)人，字幼平，号又螭，尝居漳浦铜山孤岛石室读书，别号石斋，进士出身，官至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在朝廷以正直敢为著名。明朝灭亡后，黄道周在南渡的小朝廷中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率义军抗清，被捕不屈而死，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黄道周“学贯古今”(《明史·黄道周传》)著作甚丰，有《博物典汇》《三易洞玑》等四十余种，近二百卷。是明代的儒学大师，是个调和王学和朱学的理学家，精于《易》学，突破了理学家治《易》轻视自然之缺陷。但他的《易》学，继承了京房到邵雍的象数学，神秘色彩太重，以河洛之数自相乘除而得出《易》之图象，又以六十四卦上推天道，下验人事，历代治乱兴衰，了如指掌。当时门生甚多，而学者穷年未能通其说。黄氏殁后而传其易者，未之有闻。

究竟什么是宇宙的本原理学家的回答是不一样的。陆九渊认为“心”是万物的本原，而朱熹却把“理”看成世界的根本。黄道周既不同意陆九渊的看法，也不同意朱熹的说法，而却象胡宏那样以“性”作为世界的本原。但黄与胡不同，黄之“性”是至善的，而胡之“性”却无善恶。黄说：“至善说不得物，毕竟在人身中，然继天成性，包裹天下……自宇宙内外，有形有声，至声臭断处，都是此物(性)惯彻。如南北极，作定盘针，不由人安排得住，继之成之，诚之明之，择之执之，都是此物指明出来，则直曰性。……只此是万物同原。”(黄道周《榕坛问业》)在黄看来，至善的性，本质纯粹精明，才是宇宙中实有的存在;它存在于人和万物中，是“包裹天下”，贯彻“宇宙内外”、“经理世界”的万物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