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博爱而心劳”的朦胧觉醒 《红楼梦》作为对女性的歌颂，不仅加强了她作为女性的悲剧力量，而且是他之所以能够写出女性悲剧的原因。也就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的青年女性的悲剧，早已演出了一两千年。直到曹雪芹，才把这个悲剧写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把女人当人，尊重女性，才看得出这是悲剧。“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有曹雪芹，才看得出青年女性是“山川日月之精髓”，才看得出她们的悲剧命运——有才情的女子常有，而曹雪芹不常有的。 前面说过的传统的“宫怨”诗，已经算是同情那些不得宠的嫔妃宫女了。但是，替她们“怨”什么呢？“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入时十六今六十。”见了又怎么样呢？原来怨的只是没有得到“君王恩幸”罢了，直白的说，只是没有受到封建帝王的玩弄罢了。如果用这个眼光看，宝玉的大姐贾元春，如宫受宠，晋封贵妃，全家沾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该是多么幸福！总不该是悲剧了吧！可是曹雪芹也罢她列入“薄命司”的册子，写她奉旨回娘家省亲，说不尽的繁华热闹、富丽庄严之中，从头到尾一片呜咽哏噎之声，在艺术上达到“以乐景写哀”的极致。对元春的描写只是寥寥几笔，但是她公然埋怨父母当初送她如宫是把她送牢狱一般的“那见不得人的去处”，只这一笔就是读者隐约窥见她的内心深处闪烁这某种高出流俗的光晖。 曹雪芹的眼中才看得出的悲剧，在《红楼梦》的艺术世界里，就是贾宝玉眼中才能看的出的悲剧。 可以设想，如果不是从宝玉的角度来看，而是从贾母、贾赦、邢夫人、贾政、王夫人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女孩子的悲剧，都不成其悲剧——有的是咎由自取，有的是死有余辜，有的是命中注定，有的是偶然事件，……例如，贾母认为黛玉的死，是死于自己的“心病”。王夫人认为晴雯的死，是死于她自己的“女儿痨”。贾赦认为迎春的死，是死于她自己的“命”；鸳鸯的死，是公然要逃脱我老爷的掌心，正是活该。至于贾珍、贾琏、薛蟠之流*魔色鬼的心里，怎样想那些美丽的女孩子，更是不可问。 便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如贾政者，心里有何尝干净呢？他听说儿子从小就宣布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作的骨肉”那些话，便十分不喜，认为这个儿子将来不过是“*魔色鬼”、“酒色之徒”。可见者为正人君子眼里，女人仅仅是性的对象而已，男人除了“*魔色鬼”、“酒色之徒”而外，都不会也不应该对她们发生兴趣，也可见被贾政认为是“*魔色鬼”的宝玉眼里所见的悲剧，从贾政看来都不是悲剧。 宝玉其实也并不是“*魔色鬼”，而是中国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母腹中开始孕育的“新人”的胎儿。除了自家的姐妹而外，她对周围那些美丽的青年女性是爱的，他的爱要说全无直接间接或隐或显的成分，也不符合书中写明的事实。但是，他的爱却有一个全新的性质，这就是鲁迅深刻的指出的：“昵而敬之，恐佛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 “昵而敬之。”说的真好！昵，就是多少含有因素的爱，何其芳曾经指出，贾宝玉这个典型形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多情”。这是说的对的。但是，贾宝玉这种“多情”，不但不是西门庆式的兽性的占有，甚至也不是晏小山、纳兰荣若那种“多情”能所比拟。新就新在加上了一个“敬”字，这就大不同了。惟其“昵而敬之”，方能看出所敬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悲剧，把她们美意根的悲欢哀乐，荣辱得失，全都包括在自己的关心注念当中，这就叫做“爱博而心劳”。 这就是说，宝玉感受到的，不只是他自己的悲剧的重量，加上所有青年女性的悲剧的重量的总和，而是远远的超过这个总和。因为身在悲剧种的青年女性，特别在那个年代，远不是都能充分感受到自己的这一份悲剧的重量，更不能充分的同感到其他女性的悲剧的重量。例如平儿，宝玉深深同情她夹在“贾琏之俗，凤姐之威”当中的不幸处境，替她愤恨贾琏之“惟知*乐悦己，不知作养脂粉”；可是她自己却一味“周全妥帖”，不仅不有什么不满，就是平白无辜挨了凤姐的打，稍经调停，反倒跪下来给凤姐磕头谢罪：“奶奶的千秋，我热了奶奶生气，是我该死。”事后照旧贴心得力的当凤姐的助手。又如香菱，从小被扔出来，卖到花花太岁式的恶少薛蟠受理，已经够不幸的了，可是她一味酣头酣脑的学做诗，似乎一点不幸之感都没有。 甚至林黛玉，她对自己的价值，对自己的悲剧，也未必能向贾宝玉认识的那么深刻。宝玉最敬她的，是她从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的路。但是，宝玉是常常不得不参加“峨冠博带”的场合，见惯了那些讲“仕途经济”的人，厌恶他们。黛玉则是一个深闺女子，不可能有同样的阅历，对于“仕途经济”不可能达到与宝玉同样的认识水平。而这一点认识水平上的差距，足以使得黛玉不能充分估计自己在宝玉心中的价值，和自己的悲剧在宝玉心中的分量。宝玉在黛玉面前说“你死了，我当和尚”，黛玉很不愿意听，几次为此生气，恐怕她只把这句话理解为一般的爱情誓言，不理解自己在宝玉心中是世人最高价值的体现，不理解自己如果死了，对宝玉不仅是爱情的毁灭，而且是人世最高价值的毁灭，这样的世界当然不值得留恋。 宝玉说就是这样的“爱博而心劳”。比所爱者本人还要操心，还要忧深虑远，自然是“忧患亦日甚矣”。几千年来被否认的女性价值，仅仅在宝玉眼中充分反映出来，几千年来被遮掩的女性悲哀，也仅仅在宝玉眼前拉开帷幕，所以鲁迅又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 第四章 “痴狂”到“狂人”的蹒跚 《红楼梦》虽是女性的悲剧，女性的歌颂，全书最中心的人物，还是男性的贾宝玉。前面说她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母腹开始孕育的“新人”的胚胎，她为女性颂歌悲乐，都是他作为“新人”的表现。 所谓“新人”，就是有了“人的觉醒”的人。但是贾宝玉的觉醒，不是看到了自己是个“人”，自感人的尊严，倒是看到了自己世人当中的“渣子浊沫”，自惭形秽。这似乎很奇怪，其实也平常，无非仅仅是如同草芽刚刚出土是对于阳光雨露的神仰一般。 贾宝玉对女性的尊重，并不是来自理性的人士，而是来自直接的感受。他对一切“峨冠博带”的“须眉男子”深恶痛绝，又在自己的家庭里，自己的身边，长期接触到那么多的聪明美丽的年轻女性，看到她们受到不应有的轻视，看到他们的地位是那样的屈辱，命运是那样的屈辱，命运是那样的悲惨，对她们又爱又敬，为他们又被又愤，回过头来就更加对“须眉男子”深恶痛绝。他对女性的尊重，看来也许有过于美化的地方，其实那只是他所理想的最完美的“人”，穿着女装的形象罢了。他在穿着女装的“人”面前自惭形秽，就是以理想的完美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实际上，人类的“渣子浊沫”并不是宝玉，而是贾琏、贾环、薛蟠、之流，正因此，他们决不会自惭形秽，他们正自幸生为“须眉男子”，可以玩弄女人，奴役女人，在女人面前决高她们一等。 贾宝玉对女性的尊重，事实上就是对“人”的尊重。他理想者完善的“人”，但是现实中的男人他觉得太丑恶了，只有美丽的女性才能比较能作他塑造“人”的完美形象和原型。他唱的女性的颂歌，其实就是“人”的颂歌。但是，他又眼见一幕又一幕的女性的悲剧，眼见这人世间仅有的美，逃不了毁灭的命运。他念着《芙蓉女儿讳》，其实就是悼念整个“人”的毁灭；他痛哭潇湘馆，就是为“人”的毁灭放声一哭。 今天我们来看，当时“人的觉醒”才看是，怎么就见到了“人”的毁灭呢？贾宝玉未免太悲观了吧！其实这也是难怪的。甚至历史已经发展到“五四”运动以后，大革命以前，据鲁迅分析，尚且是这样的：“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分明看到了周围无边际的黑暗。”这就是或，热烈，是由于爱人；悲凉，是由于觉醒；开始的觉醒者寻找到的光明总是微弱的，只照到了身边的一小圈，却更反衬出周围的黑暗的无崖际。在两百年前的青年贾宝玉，他心中拿点光明更加微弱，照亮的圈子更小，反衬的黑暗却愈浓烈，他的心情自然分外热烈而悲凉，当然就是不足怪的了。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贾宝玉所能寻到的一点光明虽然是微弱的，他的心情虽是悲凉的，他这个艺术形象作为“新人”的力量却是强的。书中给他勾勒出一幅速写的可爱肖像：他自己被烫了手，倒问烫了他的那位姑娘疼不疼。他自己大雨淋的水鸡儿似的，反而提醒一位姑娘赶快避雨。没人在眼前，他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看见鱼儿就和鱼儿吐露，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他甘心为了丫头充役，受丫头的气。他爱惜起东西连个线头儿都是好的，糟踏起来值千值万都不管了。他聪明而憨厚，女性化而不是侧媚。他喜欢女孩子，也为女孩子所喜欢，尤其是林黛玉也是他唯一的知己。可是，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认为他“乖僻邪谬，不近人情”，认为他“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轻一点说也是有“痴病”，……这样看宝玉的，不是他的仇人，而是疼爱他的祖母、母亲、和“恨铁不成钢”的父亲，他们的观念都是当时最正统的观念。贾宝玉这样复杂的形象，带着光辉和芳泽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是一件小事。 在《红楼梦》以前，中国文学作品里有许多忠良被谗，英雄失路，才人不遇，公子落难，佳人薄命，等等。他们不管早遇到什么不幸，同当时环境时不协调的，同当时的政治道德观念、真善美的标准是协调的，就是说，他们代表着当时舆论公认的正义和美好的力量，在作品里总是能得到当时正直、善良的人们的了解、赞助和支持。而迫害他们的人、不管怎样的嚣张，总归为当时的清议所不容，公认为奸邪，为丑类。即使是梁山好汉，他们的“忠”也好，“义”也罢，“替天行道”等等，仍然包括在封建伦理观念的体系之内。《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是中国文学作品里第一个正面人物而不被了解的，但不了解它的知识那些卑俗的八股之士；此外毕竟还是世外高人了解他，而这些人仍然世理想化乐得封建人物。 只有贾宝玉，才是同他的环境完全不相协调的。他是整个的性格，同当时社会，同他所属的阶层，完全格格不入。他只好逃到女儿国里去，尽管她们——包括林黛玉也未必能从理智上彻底理解他，但却能够爱他，暂时给他一个温暖的存身之所，这种情况又使他在世人心目中更见荒唐乖谬。所以他一出场，作者便用一阙《西江月》描写他与环境的格格不入，其中说他“似傻如狂”，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从而思考一个问题：贾宝玉可不可以算是那位“狂人”的遥遥先驱？ “狂人”并不狂，他其实是从封建中国的母腹中脱胎而出的第一个“新人”，只因为他全面的叛逆了旧世界，并被其视为“狂人”。这是和贾宝玉一样的。这说明他是属于贾宝玉的血统。但是，“狂人”看得出一部中国世都是在仁义道德的掩盖下“吃人的历史”，看得出他周围的人，他家里的人，以及他自己，都是“吃人的人”，闻到他们的血腥；宝玉却只看到所有的男人，以及他自己，都是“你做的骨肉”，之闻到他们的浊臭。“狂人”看到的“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高呼“救救孩子”；宝玉却只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女孩子们的眼泪里。这就是两者的差异，也说明相距两百多年，“狂人”贾宝玉比他的后代“狂人”，软弱的多，模糊的多，欠成熟的多了。 尽管如此，贾伯与这个前代“狂人”的艺术形象，仍然提出了一个极尖锐的问题：究竟是他错了，还是社会错了？曹雪芹，《红楼梦》，以及《红楼梦》的百年十代的读者，一致用美学的评价做出了回答：这样美好的心灵，美好的性格，绝不可能是真正的痴狂。那么于他不相调和，把他看作痴狂的整个社会，才是真正不合理的变态的痴狂。《红楼梦》不仅写了一群女青年的毁灭，也写到了整个贾府的败落，过去很多人说这就是整个社会败落的预兆，其实未必如此——倒是贾宝玉这样的“新人”的出现，从精神上，从审美标准上，宣布了整个社会的不合理，这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的列车走到了社会历史终点站台前的征兆。尽管书里还是社会毁灭了宝玉，但这样的社会，在读者眼中，更是显出丑恶，更是不合理的存在了。 封建社会果然彻底崩溃了。但是，从封建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的影响，直到见天还在对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和当今世界的浪头航帆冲击和侧症着。 第五章 毁灭的永生 《红楼梦》写了一大群美人。她们住在大观圆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女儿国。贾宝玉是这个女儿国力唯一的男性公民。小小的女儿国，短暂的几春秋，充满了“花招绣带，柳拂春风”的美丽，春天的笑和泪，爱和怨，酒和诗，享受到今人所难以忍受的有限，却得到古人舍弃性命的自由。他和以前的文学作平比较起来，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不但容貌美，而且心灵美。第二，美的有个性，至少二十个左右的主要人物写的个性鲜明，互不雷同。第三，她们是现实生活中的女子，不是仙女，也不是木兰苏帆，却也是一样的如诗如画。第四，她们一平常的女儿之身，体现了非凡的审美理想。第五，她们大都是十五六岁的姑娘，不管是天真无邪还是心存世故，都在青春的纯洁的范围内。第六，她们的爱情纠葛，有灵有肉，却是灵基于肉而脱于肉——而这“灵”的主角，就是黛玉的艺术魂魄所在！ 这个芳香美丽的小小女儿国里，实际上是贾府的“私处”——所谓“现之于众人则*，隐之于闺阁却腻，是以无心之道，驾前缘后尘，莫所以从其一而终，亦不可分其身而退，唯有悬梁于苟股之间，求魂魄追来世之精华以求生（笔者杜撰语）”。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压力下，唯独以鲁迅定义的“毁灭”来爆发自己的价值和生命，不求闻达天地，感泣鬼神，只愿颠得乾坤，换我金身正果！ 中国古典的其他三部小说，笔者以为不足为谈：《三国演义》的雄主名王，谋臣勇将，攻城拔池，纵横驰骋不过是涂炭生灵并以内耗为荣的人兽交易；《水浒传》的草蟒英雄，江湖豪杰，仗义行侠，报仇雪恨逃不脱江山易主且以人头作基石的悲凉苦涩；《西游记》的神美猴王，怒可指天，恨能冲宇，历难奉经终也走不出神亦人乎安可乱序的无限循环……唯有一部《红楼梦》，或曰情乎，则岂是信誓旦旦，私易假走之辈可比？或曰史乎，焉能现人世死穴于粉黛，托济世之措与闺阁之中？或曰经乎，但见古今中外上下千年，何人咏夫子呕秽治于世而捧圣人之道贤与民——是以禁锢思绪以求稳而某人忌医病养病也！然则爱乎，君不见人之出兽曾易几世，通情会意有哪厮？然则，何也？答曰：智也，灵也，美也！石头之于世，莫若微粒比与子，既知后为天地所依赖，当差前者人所存——此曰智也；红尘世故，最难离人却也最易乱人，若要生而适之，否受其毒，当秉性而存，转灵而延——此曰灵也；出于智而行与灵，天地否改，万物协存，取自然之羽，还瞬息之理，亘古长存，寿天体地，岂不美哉——此曰美也！呜呼，古之雪芹以贾府病女私处以喻世，随显智、灵、美之真谛，不肖今之小儿或为生机泯其智，或为钱财丧其灵，更以色相失其美，又大言适者生存——犹如那八卦网中吃母而生并*威的爬虫，睁眼的瞎子，枉聪的懦夫！ 作者题记： 这是雪狼给我的一封书信，我（茹儿）代为抄录。文中前四章平淡的叙述口吻和后一章的尖刻论调，格格不入，为何——“茹，家中闲来无事，思君之心悠然而生；人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奉命修养蓄势在家，安敢再生无望之念？幸好无聊中还有她（《红楼梦》）的做伴——再次促膝而谈，又觉领悟不少，于是写下这感触的蚊蝇，叮咬一番你我或许麻木的心田……”。“看了新人类的好多文章，特别是情感天地的，再看看这旷世奇作，总觉自惭形秽——我等爱情俗了？曹笔下也不过是当时的纸醉金迷之家的别院另事；我辈爱情淡了？君不见《浪》中军娥生死相许，君不见《恋恋香干子》他她千里相随；我们爱情浅了？如何说《同居无语》中‘12’不像几分湘云，怎的推诿《心情笔记》小悠酷似宝玉！是我们写作功底不够？醇酒的芳香怎么会因为破楼的坛罐而丧失醉人的芳香，幸辣的菜椒如何因为厨师的爆炒缩减了甘冽的倔强？《毕业前我们一起失恋》是这样，《走卒》故事也是这样！是我们立意不够洞悉？那燃烧的心田何曾输给前朝的古人，那奔腾的血脉怎会遗弃祖先的灵气？《穷人路过爱情》如是，《傅新暗恋史》亦如是！是我们阅历不够？可只有初伸的草芽才能穿石透岩，才长的竹节方敢直指天阙！《性并不意味着……》是这样，《再次挑战道德观念-----一个女性的自白》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缺少了什么呢？我不知道，或许和着初升的朝阳一般，尽管刺眼，但并不热烈，虽然在着炎热的夏天是多了几分凉爽，可成长后的他在午间的狂妄放肆正好如同冬天中那般捉肘见襟的尴尬一样——如出一辙的幼稚和一脉相承的无奈。不过总有他得意的那一天，无论是晚风翠霞还是红叶秋分，伴着成熟的我们，恋着昨日的前辈，盼着明照的后生……”。 “之所以写这些话，总还是相让你我有心灵的直达列车，不至于将来与君相望，黯然泪下却不知悲从何来——你我都在二十岁着人生最最关键的时候，是你我塑造自己第二次生命的时刻，总想将这满腔的肺腑之言递与君阅，不至于泯灭天真的笑容，无邪的晶莹；也不至于在这变革当中，让蚊子臭虫叮咬了心灵的雪原，毁灭了那神圣的火种！” “思君，念君，常伴君； 踏草，戏雀，永怀春！”

现在有没有刘邦的后人传世？我想说实在是太多了。基本上现在姓刘的，十之八九都是刘邦的后裔。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战乱原因，在两汉包括三国时期，只有贵族才有活下来的可能，尤其是在三国时期，人口大清洗的时代，普通姓刘的早就在战乱中死去，活下来的都是刘邦的贵族后代。

刘备是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

读三国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刘备自我介绍，说他是汉景帝的玄孙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那么为什么他要这么介绍自己呢？因为刘胜的后代完全没办法考察。

刘胜这个人没什么特备的有点，就有一条是非常出众的，那就是生育能力出众。据说他本人生了一百多个儿子，这些儿子当中，有很多连他自己都不认识。

每年家庭聚会的时候，儿子们彼此之间都要递个名片什么的，互相介绍一下，才知道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所以说刘胜的后代是最好冒充的，但是也说明一点，刘胜的后代是非常多的。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的时候，刘邦的直系后代就有十多万之多。东汉末年，更是增加到了数十万之多。这些人大多数能够度过三国那场浩劫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为刘邦延续血脉。

所以刘备是刘邦的后裔，这一点我完全不怀疑，这又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刘邦的后裔在全天下有数十万之多，要是都能够在诸侯中受到高级对待，天下早就不会乱了。

这个时候的刘姓早就已经不吃香了，刘备这个人命苦，传到他这一辈的时候，连个县令都被世袭到，所以他只能选择参军作为自己上位之路了。

刘备和汉献帝的后人其实都活了下来。

曹丕在篡夺汉朝皇位的时候，并没有杀掉汉献帝，因为汉献帝不仅仅是汉朝皇帝，也是他的三个妹妹的丈夫。基本上也算是半个老曹家的人，再说了，这个大位是禅让得来的，禅让完了就杀人，总归会留下恶名。

所以汉献帝本人是没死的，此外汉献帝还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都送给了曹丕做妃子。汉献帝本人更是被曹丕封为山阳公。所以汉献帝的子孙在自己封地中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滋润的。

至少汉献帝这一脉是传承下来了，如果从正统上来说的话，这一脉的血统，那就是汉高帝刘邦的直系后裔。

此外，东汉被曹丕灭了以后，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了季汉王朝。这等于再次延续了汉王朝，他做了两年皇帝就去世了，儿子刘禅登基做了皇帝，刘禅在做了41年皇帝以后，出城投降，他的子嗣并没有被全部杀光，所以这一脉的后人也是延续下来了。

如果刘备是刘邦的后裔，那么刘禅的后人，其实也是刘邦的传人。这么一来的话刘邦的后裔其实传承下来的还是非常多的。

刘裕虽不是刘邦后裔，却能活到东晋末年开创刘宋王朝。

在东晋末年，另一个卖草鞋出身的皇帝，刘裕其实也是刘家的子孙。但是他不是刘邦的直系后裔，而是刘太公的第四个儿子，西汉楚元王刘交的后裔。

这么远的亲属关系，横跨了600多年，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直系祖先，而没有冒认自己是刘邦的后裔。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刘家的家谱是世代相传的，刘邦这边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家谱传承还是十分严格的。

　　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现状及其问题

　　作者：王鸿生

　　思想者小传

　　王鸿生 50年代生人，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和批评理论的研究与教学，主持和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社科研究项目5项，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多次，出版有《交往者自白》、《态度的承诺》、《无神的庙宇》等著作。

　　今天，我要讲的是三个问题：一、汉语叙事文学的历史。因为我们要了解长篇小说的现状，必须回到历史的脉络中去；二、近25年来长篇创作从复苏到勃兴的发展轨迹及其意义；三、关于创造“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若干问题。这里，首先要作个说明，“当代中国长篇小说”这个概念主要指的是当代汉语长篇小说，海外华人或少数民族用其他语种书写的长篇，未列入本次考察范围。

　　汉民族的叙事历程

　　中国上古神话还显得极为简扼，几乎没有什么细节。这些对有志于重写或续写神话的当代作家来说，既留出了很大想象空间，也带来了在文化原型上溯源的困难。

　　如果回到汉语文学的源头，并参照其它民族文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汉民族的叙事历程确实有其特殊性。

　　例如，与希伯莱、希腊、罗马、印度神话相比，中国上古神话资料少，不系统，人神不分且无主神。人家有唯一至上神，如耶和华、宙斯、大梵天，而我们则有“三皇”（伏羲、神农、燧人），“两帝”（炎、黄），“男女”（伏羲、女娲）或“兄妹”（盘古、女娲）等。近代以降，学人皆以此为诟病，为与《圣经》等比类，亦有学者硬将某神话人物证为创世主神，却忽略了，在一个以巫术为根底、以自然崇拜为归旨的原始多神教传统中，正如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所言，实际上并不存在唯一的主神。除了主神的缺席外，中国上古神话的另一个特点是谱系乱或形不成家族谱系，这样，神话人物之间就构不成故事关系。从叙述的角度来看，中国上古神话还显得极为简扼，几乎没有什么细节。这些对有志于重写或续写神话的当代作家来说，既留出了很大想象空间，也带来了在文化原型上溯源的困难。

　　再如，汉民族长期以来没有发现史诗。世界上不少民族，包括中国的藏族、维吾尔族都有其史诗。史诗可以看作“一个民族的族徽”，但汉语文学在其起源阶段却没有佩戴这个族徽。但是，我们的史传却很发达，从《左传》、《史记》、《三国志》直到历代续修的家谱、地方志，最近又要大规模地重修《清史》，可见国人修史的热情一直非常高。这种史传传统，是汉民族历史叙事特别发达的原因。但其叙事观念和文体形态，与近现代长篇小说的差异是相当大的。

　　又如，与诗文词曲相比，现代汉语长篇小说应该说还非常年轻。先秦寓言、六朝志怪，叫小说当然比较勉强，虽然它们的白描手段很精彩。研究小说史的学者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繁盛的标志是唐五代传奇的兴起。而传奇的兴盛，按古典小说专家王先霈先生所说，则与唐皇李氏父子有胡人血统、性观念比较开放有关。古代长篇小说的高峰无疑是在明清，但明清四大奇书除了《西游记》之外，《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都存在争议。写了书却不敢署真名，这足以说明庙堂、正统对其的拒斥，所谓“小说家言不入诗文正宗”。再说到“五四”，我们通常讲“鲁郭茅巴老曹”，这六个人中，茅盾写了一部《子夜》，巴金有《家》、《春》、《秋》，老舍有《四世同堂》、《正红旗下》，而鲁迅则没有写过长篇，郭沫若、曹禺的文学成就更不在小说上。这也使晚近的研究者特别看重三、四十年代萧红、沈从文、张爱玲等人在长篇小说上的贡献。从建国到文革这“十七年”，长篇小说的创作量每年只有数部，其出版总量还不及现在的一年。如红色经典“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以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三里湾》、《青春之歌》、《三家巷》、《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等风靡一时的作品，现在除了专业研究者，其人气已今不如昔了。

　　大致说来，“十七年”长篇写作这段文学实践历史，在世界文学史上极为独特。在这一时期，集体伦理、劳动美学、英雄叙事成了最基本的文学追求。如何重新理解“十七年文学”，正日益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不乏种种冲突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作家用现代汉语书写长篇小说，满打满算也还不到一百年。

　　长篇创作从复苏到勃兴

　　由于没有神话谱系，也没有史诗传统，而中短篇小说这类体量较小的叙事文体又无力承载如此广阔、沉重和复杂的经验，汉民族的“史诗情结”就投射在了长篇小说上面。

　　新时期以来，汉语叙事文学经历了“小－中－大”这样一个发展轨迹。文革结束后，一开始引起广泛社会反响的小说如《伤痕》、《班主任》、《我爱那一片绿叶》等，统统都是短篇小说；到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阶段，比较活跃的文体则是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20世纪80年代前期，长篇创作开始复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人啊人》、《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等作品曾轰动一时，但它们大多在文体上显得比较滞后，艺术水准也不是很高。’85文学新潮时期的重要作品如《棋王》、《绿化树》、《北方的河》、《红高粱》、《小鲍庄》、《爸爸爸》、《三寸金莲》、《橡皮人》、《你别无选择》等，几乎都是中篇小说。可以说，从长篇小说的复苏到勃兴，中间大概走了十年时间，我们记忆中的一大批著名长篇，像《在细雨中呼喊》、《白鹿原》、《丰乳肥臀》、《九月寓言》、《羊的门》、《无风之树》、《长恨歌》、《心灵史》、《务虚笔记》、《马桥词典》、《尘埃落定》等，都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由此可见，步出了文革的休克期，中国叙事小说是从短篇、中篇、长篇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而这一轨迹与几代作家自身的文体历练过程也大致相吻合。

　　有资料显示，从1993年开始，长篇小说出版数量激增，从最初每年300部，发展到每年500部、700部，到2000年达到了1000部；近4年来，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基本在800部左右，这就是说，平均每天有2部长篇小说面世。现在，很多出版社都在抢长篇，以致中短篇小说结集已很难出版。那么，为什么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会这么兴盛呢？我想有三个原因是不可回避的：第一，国家意志的倡导和文化政策的放宽。第二，图书的市场化使各种出版人介入了长篇小说的生产和发行。现在，除了单行本和作为长篇小说发表重镇的大型文学期刊，许多刊物还办了一年四季都有的长篇小说增刊或选刊，在文学类读物中，长篇小说忽然成了最有市场号召力的产品；第三，应缘于民族和个人经验的特殊、复杂与漫长。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经历的痛苦、磨难和裂变，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有时候，接触一些外国学者，他们非常羡慕我们，觉得中国经验实在是人文社科研究的一大富矿。按照西方当代思想家齐泽克的说法：20世纪是一个极端的年代，表现为伟大的解放计划和连绵不绝的灾难。而我们就同时具备了这双重经验。由于没有神话谱系，也没有史诗传统，而中短篇小说这类体量较小的叙事文体又无力承载如此广阔、沉重和复杂的经验，汉民族的“史诗情结”就投射在了长篇小说上面。我想，这应该是1993年以后长篇小说一下子繁荣的最为内在的原因。

　　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长篇小说，释放了汉语大容量叙事的潜能，对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及其可能性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根据我的有限阅读和思考，有以下意义特别值得人们去关注。

　　1、对历史的探索。一段时间以来，对民族或家族历史图像的重新描绘，已形成一个热潮。从古代、近代到民国，从皇帝、宰相、商贾、革命党人到平民，都有作家直接或间接地予以新叙述。像《我的帝王生涯》、《张居正》、《白银谷》、《银城故事》、《人面桃花》、《笨花》、《花腔》、《圣天门口》、《生死疲劳》、《抒情年华》、《生逢1966》等都在个人与历史之关系的书写上作出了新的探索。这意味着，作家们在探索了历史图像的同时也探索了意义世界的图像。

　　2、一些被压抑的声音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尤其是对个人无意识、性、身体等隐秘领域直接的、集中的表述，是现代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象。比如《一个人的战争》、《糖》、《我和你》、《后悔录》等，把女性或男性的成长史与其非常内在的性意识、性遭遇方面的困境结合在一起，作了相当具体的呈现。这些过去被极端边缘化的声音，已从“窃窃私语”变成了可公开谈论的东西。

　　3、文化宽容和“我”的复活。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个性解放，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传统很快就式微并被迫中断了。可以说，个体存在的真实性及其限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期被遮蔽、阉割，“我”的细微的内在经验被民族的、国家的、革命的大叙事所覆盖，真实的个人常处于匿名状态。而这种情况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已完全倒转过来，当然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4、人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得到了深刻的揭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中心是权力恐惧。这一权力恐惧的历史是如此漫长，像《羊的门》、《檀香刑》这样一些长篇之所以会引起强烈关注，就因为它们尖锐地触到了权力的深处。

　　5、对长篇小说叙述范式的探索有了很大进展。仅以乡土叙事为例，从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沈从文式的“乡土恋歌”到《古船》、《白鹿原》式的“文化秘史”，现当代文学对乡土中国的不同想象已提供了比较成熟的叙述范式。但这些书写传统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巨大的裂变，像近几年出现的《受活》、《秦腔》又提供了“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反史诗的史诗性写作”等新范式。

　　6、母语书写的广阔能量得到了释放。现代汉语的历史非常短，用它来写长篇小说的历史就更短，其叙事潜力究竟怎么样，必须在长篇写作的实践中受到检验。事实证明，现代汉语有丰沛而深厚的质地，它的艺术表现力是无限的。五四时期曾有激进主义者号召废除汉字，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就落后在汉字上面。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幼稚可笑的想法。说来很奇怪，我们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读卡夫卡或普鲁斯特，觉得他们的小说写得那么好，但我们读的不正是汉语译本吗？因此，激活和释放母语的力量，一定是有责任心的中国作家的抱负。

　　“伟大的中国小说”何以可能

　　当整体性的世界图像裂解了之后，经典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还能不能成立？也许，世界越是零散化，文学就越是要与这样一种零散化的趋势进行抗争，并还给人类一个完整的世界。

　　但是，在繁荣的表象之下，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和危机。比如，现在有个新概念叫“小长篇”，其篇幅大约在12万字左右，非常适合快餐式阅读，7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写“小长篇”的热情似乎特别高。当然，注水式的拉长或动漫式的简化，都会对长篇小说这种文体造成伤害。再比如，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写偷情”，题材越来越狭窄、单一，经验越来越同类化、平面化，以致人们感到读一部就相当于读了十部。这说明，一种新的压抑机制正在形成，像农民工这样一个极为庞大的底层群体的存在，几乎还没有在长篇小说中得到真正的书写，他们的身影只是偶尔在灯红酒绿的街市上掠过。值得关切的是，这些年我们已生产出那么多部长篇小说，但能够流传的人物形象却极少，可见当代作家塑造人物的能力正急剧退化。

　　自美国华人作家哈金近年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一话题后，《当代作家评论》、《上海文学》和一些网站都连续组织了专栏讨论，也有作家、批评家提出并阐述了“捍卫长篇小说尊严”的主张。那么，到底什么叫长篇小说？我们为什么需要长篇小说？汉语长篇的可能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说一部长篇小说是好的或杰出的，其参照标准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复杂，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但这里只想就目前长篇创作的症状、困境及主要缺失谈点个人看法。我的思路集中于两个词：世界、语言。

曹云金现在在娱乐圈基本销声匿迹，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名下有不少财产和公司，现在还算过得可以。

但是不管他走到哪里，身上都有一个欺师灭祖的标签，当年背叛郭德纲，逼师娘下跪，他的路人缘和口碑已经无法挽回。

现在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当中，最红火就是岳云鹏，上春晚，拍**，上综艺，忙的不亦可乎，但是在当年，德云一哥这个身份是由曹云金牢牢占据，在曹云金巅峰时期，岳云鹏还在德云社坐冷板凳。

曹云金十几岁就拜入郭德纲门下，和师傅同吃同住，是郭德纲的儿徒，就是从小到大悉心培养，将全身本事倾囊相授的那种。

因为曹云金从小就在相声方面颇有天赋，再加上郭德纲的大力培养，很快相声界就有了曹云金的一席之地。

有了名气之后，曹云金变得越来越自负，郭德纲几次提点曹云金，但曹云金都不曾放在心上，慢慢地曹云金越来越不把师兄弟和郭德纲放在眼里，开始有了自立门户的念头。

在郭德纲生日宴这一天，当着德云社的全体成员，曹云金大吵大闹，惊呆了所有弟子。

就连郭德纲都愣在了当场，事情一度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郭德纲的妻子王惠，也就是曹云金的师娘站出来说，“我给你们磕个头吧，你们不能这么欺负你师傅”说完就真的朝着众徒弟跪下了。

当时很多徒弟都跟着王惠跪了下来，之后郭德纲登台含泪唱了一曲《未央宫》。曹云金正式脱离了德云社。

从此之后，曹云金和郭德纲的身份就开始交恶，曹云金认为，德云社埋没了自己的才能，郭德纲剥削自己的劳动成果，在社交平台上发了8000字的长文控诉郭德纲，并且在其中穿插了聊天记录和发票。

面对曹云金的背叛，郭德纲还没有缓过神来，他不相信自己，从小养到大的儿徒会如此对待自己。

回过神来之后，郭德纲重新修订德云社家谱，将曹云金等人逐出了师门，并且收回了曹云金名字当中的“云”字，后续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对曹云金的背叛依旧难以释怀。

这么多年以来，曹云金和郭德纲之间的明争暗斗始终都没有停息过，郭德纲说，最讨厌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就劝你大度一点的人，曹云金也是在《吐槽大会》上内涵郭德纲，两者之间似乎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对于曹云金来说，郭德纲既是长辈，又是师傅，曹云金这么暗戳戳的讽刺郭德纲，实在是不懂尊师重道心胸狭窄。

更何况曹云金叛出德云社的时机，正是德云社最危难的时候。本来是演员解约和跳槽的事情，却因为曹云金几次内涵郭德纲，毁掉了他的路人缘。

最开始曹云金离开郭德纲的时候，还算是顺风顺水，风风火火参加了多档综艺节目的拍摄，还转型做演员，创办了属于自己的相声团体听云轩。

可是随着他和郭德纲骂战升级，曹云金的口碑也一落千丈，再加上他在妻子哺乳期出轨，让曹云金的口碑坏到了极点。

从此之后，他的事业就一蹶不振，尽管曹云金多次尝试想要重回巅峰，但是都以失败告终。现在曹云金几乎彻底失去了在娱乐圈露脸的资格，听云轩更是门可罗雀，对比郭德纲的德云社蒸蒸日上，真是讽刺。

“欺师灭祖”和“孽徒”这两个字已经牢牢粘在了曹云金的身上，不管他做什么都会被网友嘲讽，不过曹云金在演艺圈里扎根多年，攒下了可观的财富，现在他的生活还是非常滋润的。但是他的事业再也无法回春了。

前段时间曹云金似乎疯狂碰瓷德云社，好几次辟谣和德云社有关的营销号，不知道曹云金到底是想彻底撇清和德云社之间的关系，还是纯粹的想要蹭德云社的热度。

甚至有人还猜测曹云金和郭德纲之间，或许不久之后会和解，但在我看来，这俩人已经撕破了脸皮，和解是不可能的了。曹云金必然要为年少轻狂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