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 (公元916年－公元1125年) 辽国是中国历史上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都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其创建者为耶律阿保机(汉名亿)。 辽国共历九帝，前后二百一十年。其疆域东临北海、东海、黄海、渤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北迄外兴安岭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沟河及今甘肃北界。 契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的一个民族。历史文献上有关契丹族的确实记载，始于北魏登国四年(公元389年)。其主要活动地区是在潢河(今西拉木伦河)一带，生活方式是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狩猎。该族不断地发展壮大。唐朝初年，契丹八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有兵四万，接受唐朝统辖。唐朝衰落后，契丹族不断向外扩张，俘掠外族人口，实力大增。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击败了的剌葛、迭剌等人，在龙化州(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八仙筒附近)称天皇帝，建元神册，国号契丹。神册三年(公元918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潢河以北正式建都城，称为皇都(后改称上京)。随后，降服甘州回鹘，攻灭渤海国。会同元年(公元947年)，辽太宗灭亡后晋，改国号大辽。统和元年(公元983年)，辽圣宗耶律隆绪曾改国号契丹。以后辽道宗咸雍二年(公元1066年)，又恢复大辽国号。 辽太宗耶律德光统治时期，辽国从石敬塘的手中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以此为基础，辽开始了对中原地区的扩张。耶律德光数次对中原进兵，希望征服整个中国，但因中原人民的反抗，使其计划搁浅了下来。在太宗之后，经历世宗阮（947——950年在位）和穆宗璟（951——969年在位）两代，辽的统治内部出现了激烈的纷争，直到景宗贤（969——982年在位）时，其统治才渐渐稳定下来。 景宗死后，其子十二岁的耶律隆绪即位，是为辽圣宗。由于圣宗年龄尚小，所以由其母萧太后摄政，萧太后是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她谴耶律休哥为大将，于圣宗统和四年（987年）进兵攻宋，大败宋军。此后，辽国连年发兵攻宋，至圣宗二十二年，辽国攻至澶州城下，与宋真宗签定了“檀渊之盟”，迫使宋朝年年向辽国进贡“岁币”，辽宋两国从此相对安定下来。辽圣宗依靠宋国的进贡，使辽的经济发展起来，此时辽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经过圣宗、兴宗（1031——1055年）的盛世之后，辽国开始走向衰亡。公元1101年，辽天祚帝即位，此时随着女真族的兴起，辽国的统治逐渐受到威胁。公元1115年，金兵攻占辽国重镇黄龙府，随后又与宋朝订立“海上之盟”，共同攻辽。金兵在几年的时间里，占领了包括东京辽阳府在内的大部分辽国土地，保大五年(公元1125年)，辽天祚帝被金军俘虏，辽国自此灭亡。金天会九年(公元1131年)，原辽国大臣耶律大石在楚河流域重建国家，仍沿用辽国号，史称西辽 辽国采用「因俗而治」的统治制度，其特点是根据不同地域，各民族不同的发展水平，而制定独特的统治制度。其内容包括有部族制、奴隶制、渤海制和汉族封建制，采用南、北两套官制进行管理。「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百官志》)。「国制」是指契丹官制，统称北面官，汉制官职统称南面官。南、北面官的称谓，与契丹习俗有密切关系。「辽俗东向而尚左」，因此，辽朝皇帝的宫帐都坐西朝东，文武百官的牙帐(官署)分列宫帐两旁。辽朝尚左，皇帝的左面即北面官署。因此，北面官地位优于南面官。北南两面官的区别还在于管理的范围不同。「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辽史．百官志》)。北面官主要管理北面的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南面官主管南面从事农业经济的汉族等。北面官制是在契丹氏族部落制基础上发展来的一套官制。因此，北面官职多保留部落联盟制的痕迹。如大于越府、北南大王院、北南宣徽院、大内惕隐司、大国舅司、大林牙院、敌烈麻都司等机构。辽南面官制实际上是从中原王朝移植过来的制度。最初，辽太祖仿唐制在中央设立三省，但是当时还未完全具备后来南面官三省的职能。朝中另设汉儿司，主管汉人事务，官员为总知汉儿司事，由汉族大臣担任。辽朝得燕云十六州后，对中原制度进一步吸收，汉制逐渐完备。 辽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前期由于国力主要用于向外扩张，采取奴隶制的掠夺式经济，使辽初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甚至对某些地区经济造成破坏。直到辽圣宗时期，辽朝的经济才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无疑是封建化改革的结果。辽朝统治者管理经济的办法与政治制度相同，也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由于这一方针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北方社会经济在这一时期处于上升阶段。从生产性质划分，辽代经济大体可划分为三大区域：渔猎区、牧区和农区。以渔猎为基本生产方式的是居住在潢河、土河之间的契丹族以及东北部女真等族。以畜牧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是北方草原各民族。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是南部地区的汉族以及东部渤海人。三个地区的社会组织形态被纳入一个统一的政体之内，加速了相互之间的交流，推动了辽代经济向高层次的发展。早已进入封建门坎的南部汉族地区经济，在辽代起主导作用，带动着北边地区，使牧区、渔猎区在不同的基础上，以不同的步伐向封建经济过渡。 辽国的文化发展及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天文历法、医学和建筑方面。辽国历法不仅吸收了中原汉族历法的优点，而且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契丹民族特色。辽国的医学成就也很显著，其针炙、切脉诊法、妇产医科、尸体防腐等技术都具有较高水平。辽国名医直鲁古所著《针炙脉决书》，在当时很有影响。辽代的建筑受唐代建筑的影响，并糅合契丹尚东之俗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辽代主要通行的文字是契丹文和汉文。

君主 陵墓 地点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 祖陵 辽宁省林西巴林左旗

辽太宗—耶律德光 怀陵 辽宁省林西巴林左旗

辽义宗—耶律倍 显陵[辽] 辽宁省北镇医巫闾山

辽世宗—耶律阮 显陵[辽] 辽宁省北镇医巫闾山

辽穆宗—耶律璟 怀陵 辽宁省林西巴林左旗

辽景宗—耶律贤 乾陵 辽宁省北镇医巫闾山

辽圣宗—耶律隆绪 永庆陵 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巴林左旗

辽兴宗—耶律宗真 永兴陵 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巴林左旗

辽道宗—耶律洪基 永福陵 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巴林左旗

辽顺宗—耶律浚 玉峰山

辽天祚帝—耶律延禧 辽宁省北镇医巫闾山

辽宣宗—耶律淳 永安陵 北京市香山

辽天佑帝—耶律大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辽代五陵分别是辽祖陵、辽庆陵、辽怀陵、辽显陵和辽乾陵

耶律倍 父子辽显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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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辽史》户、丁系年问题

我国历史上的辽朝，自公元916年(神册元年、后梁贞明二年)建国迄1125年(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北米宣和七年)为金所灭，统治中国北部长达210年。但“二百多年，牧区农区，均无人口统计。地理志仅著户数，中京道三韩县一县而外，户数也没有记载，所以大辽人口，只能估址不能计算”①，史实亦诚如陈述先生所说，《辽史·地理志》仅著户数，_且中京道除三韩一县外又均无户数记录。此外，《辽史·兵卫志》相应《地理志》还著有各该州县的乡丁数。《辽史》记载的户、丁究系何年，史书无载，而往日的研究亦少有涉及②。户、丁是研究人口的基础，在缺乏人口统计资料的古代，探索户、丁问题尤其重要。按照人[:I学理论，人L7l(或户、或丁)是指一定时间在一定地域中生存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个人(或户、或丁)的总和，具有鲜明的时空内容‘，如果不能确定人口统计或户、丁统计的具体年代或谓系年，显然就无法研究人口或户、丁的动态过程、变化特点及其规律‘。以统治历史长达210年的辽代为例，其户、丁统计系于辽初和系于辽末，或者系于辽于忆中期，其户丁过程及相关问题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研究辽代户、丁所属的具体年代，无论对研究辽代社会史还是对研究辽代人口史及中国人口史郡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建都以来北京历代城市人l:1规模掀测》一文中，笔者“根据附有户数的州县设置的年代和辽代检括户日的诏令，以及《辽史》资料的主要来源等做综合分析判断”，认为“《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系辽代天庆初年数’，③。在《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一书中，笔者则从1论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人的探讨，巨认定《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系天庆三年(1113年)统计数④。但与此相关，《辽史·兵卫志》所载州县一丁数属于何年统计，并未及闹述。笔者认为，对《辽史》所记载又彼此相关联的户、J一系年还有必要做深人一步的相关研究，为最终确定((辽史》户、丁系年提供从础性工作。从现存文献记录看，辽于甲产在太宗时期(927一947年)，即已开始“籍五京户丁以定赋役”了，只是“户一J一‘之数无所于考’，⑤。，但山此叮知，辽代赋役以户J一为征收对象。契丹统治者为获得赋役和兵员，满足自身经济与军事的需要，随时诏令检括户口，尤其重视对州县户与丁‘的检括，为《辽史》编纂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户、一J’资料，故《辽史》记载仅限于州县户、

一

l一，致使后世学者认为辽代无人口统计。根据《辽史》的记载推断，辽代200余年，并未建立定期检括或称阅实州县户、]一或户口的制度。侮次检括户丁，均是临时诏令。这是在户口管理与户口统计方而辽代不同于其他朝代之处。同l讨，辽代诏括户一丁或诸路军籍的记录均集，卜在辽圣宗统和年间(983一1012年)以后。但也不能由此得I”统和年间以前辽朝未稗检括户丁的结论。事实卜，在沮渊之盟缔结(辽圣宗统和二卜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l(X科年)之前，因辽宋两国长期处于敌对与战争状态，辽朝政78府为赋役的需要而检括州县户丁‘应当更为频繁，只是文献缺乏记录罢了。好在附有户J一数员的州县建置的年代有迟至重熙年间(l032一1055年)者，使推定《辽史》户丁的系年可以置玉熙之前检括户丁的沼令于不顾，而集中利用重熙之后检括户丁的诏令来判断《辽史》户丁的系年成为可能。因此，缺乏辽代前期检括州县户丁诏令的史料记录不会对推断《辽史》户于的系年产生不良影响。总之，《辽史·地理志》关于州县建置年代及《辽史‘本纪》关于检母丁的诏令与《辽史》关于户丁的记录和资料，为推定《辽史》户丁系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依据。

(一)(辽史·地理志)附有户丁州县的最晚建置年代。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代“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但按《地理志》的记录统计，终辽一代实有5京，12府(含5个京府)、160个州军城及210余县。其建置年代始于辽太祖阿保机建国，终于天柞帝天庆六年(1116年)升上京道泰州之金山县为静州，延续达200年，按J照事物发展的顺序，只有在州县建置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州县境域内户、丁的检括统计，即州县建置在前，而州县所属户、丁的检括在后;在州县建置之前不可能出现该州县独立的户、丁检括，此乃必然之理。因此，拥有户、丁记录的州县建置年代成为判断户、丁检括年代的第一位条件‘)在《辽史·地理志》中拥有户数记录的州县建置年代有迟至辽兴宗重熙年间者。例如:南京析津府景州，本蓟州遵化县，重照中置。户三千。遵化县，本唐平州买马监，为县来属。上京临演府长春州，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照八年置。隶延庆宫，兵事隶东北统军司。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户二千。西京大同府大同县。本大同川地。重照十七年西夏犯边，析云中置县。户一万。据此，《辽史·地理志》所载州县的户数系重熙十七年(1048年)之后的重熙末年及辽道宗和天柞帝时期的统计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按《地理志》，天庆六年升泰州金山县为静州，而价州无户数附载的事实却恰恰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辽史·地理志》州县户数是天庆六年前的检括数而非六年后的检括数。在限定了《辽史》州县户数系年是辽代后期重熙十七年至天庆六年这段时间之后，使根据辽代后期检括户、丁一的历次诏令进一步推定辽代州县户、丁检括的具体年代有了可能性。

(二)辽代后期检括户、丁的诏令。《辽史·本纪》记录的检括户、丁的诏令均集中在圣宗统和纪年之后的辽代中后期。历次沼令的年代和检括对象如下:统和九年(991年)秋七月癸卯，通括户口;统和十五年(卯7年)三月壬午，通括宫分人户;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十一月丙中，通括南院部民;太平十一年(1仍1年)六月兴宗即位，是年，通括户口;重熙八年(1039年)夏六月乙丑，诏括户口⑥;重熙十五年(l嘶年)秋七月丙申，籍诸路军;重熙二十年(l051年)十月己卯朔，括诸道军籍;清宁二年(1056年)六月戊午，命有司籍军补边戍;大康九年(1083年)六月庚午，诏诸路检括脱户⑦;大安九年(l哪年)十月壬子，遣使籍诸路兵;天庆三年(1113年)三月，籍诸道户;天庆六年(t飞16年)六月乙丑，籍诸路兵。概括上述诏令，辽代户丁与户丁检括具有5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l)辽子忆200余年确实未建立起定期检括户一的制度，侮次检括户丁均是临时诏令。(2)辽代全国户丁隶属于不同的管理与统计系统，其中包括州一县、宫分、部民及军籍乡丁等。(3)辽代进行过全面户l一J统计，但其中的人日统计资料未能保留下来。(4)辽代尤其重视户丁检括，而且保留下来一部分宝贵的户一J一统计资料，其中括诸道军籍或籍诸路兵就是检括“五京乡丁”，亦即《辽史·兵卫志》所载乡丁，(5)检括户丁均与经济需求及军事形势紧密关联。如太平一卜一年兴宗即位，通括户「J，是针对当时“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食(贫)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的社会现实推行的，以求达到“宜通检括，普遂均平”⑧的目的;重熙八年籍天下户口，是为了均平摇役，结果收到r“政赋稍平，众悦”⑨的社会效果;大康九年检括脱户(按《辽史·食货志》与《辽史·马人望传》均为“检括户口”)之后，因赋役均平，兼置仓积粟，才出现了“辽之农谷至是为盛”⑩的景象;大安九年籍诸路兵则恰一与当时阻卜部磨古斯叛，西北路招讨司所属二室韦、拽刺、北王府、特满群牧、宫分等军多陷没，一鸟占扎亦叛，与达里底等井寇倒塌岭⑧直接相关;天庆三年与六年连续籍“诸道户”和“诸路兵”，更与辽末的财政经济恶化和军事斗争形势相关联。按前述记录有户数与丁数的州一县最迟建置的年代，《辽史》所载州县户、丁应属于重熙二十年之后某年的检括数。其中，重熙二十年、清宁二年、大安九年单纯括军籍、籍乡丁显然一与此无关，大康九年单纯检括诸路脱户也与此无关，故只可能与天庆三年籍诸道户和天庆六年籍诸路兵有关。同时，《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一，《辽史·兵卫志》所载J一数，!涂少数州县之外，均严格地休现了侮户出二名乡丁的‘·常制”O而只有同年或相近年份的户、r统计才有可能符合这种一比二的“常制”〔。换言之，《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就是天庆王年“籍诸道户”的统计数;而《辽史·兵卫志》所载乡丁数则是天庆六年“籍诸路兵”的统计数〔)

(三)辽末军书政治形势。道宗末季，辽朝政治腐败，已是“群邪并兴，谗巧竟进”，“众正沦青，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O。天柞帝即位后，更形成了“既丁末运，又触人望，崇信奸回，自林国木，群一F离心”，“叛一亡之迹，相继蜂起”，“__卜崩瓦解，不可复支”O的局而。在风起云涌的反抗辽朝腐败统治的斗争中，给以致命打击的一首先是女典人旨在推翻辽朝统治的斗争。女真首领阿骨打自天庆四年(l114‘曰起兵反辽，至天庆五年(金收国元年，11巧年)称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再至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年)即已先后攻占了辽之宁江、咸、宾、卒羊诸州，以及黄龙府、东京、_L京、中京、西京和南京的，仅lo年间，竟使辽朝统治上崩瓦解。在这一过程，!“，天柞帝为维护其风雨飘摇的腐朽统治，一方而要通过检括州县民户稳定民心，增加赋税和财政收人，以支撑其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另一方而，天庆五年(11巧年)天柞帝亲征失败，损兵折将，众叛亲离⑩，又要检括一互京乡J一以扩充兵员，扩大镇压之军事力址〔。因而在天庆三年至天庆六年的短时间内先后检括一r诸道户与诸路兵。但位得注意的是，东京辽阳府天庆六年的乡J一统计与天庆三年的州县)l，数统计并不符合梅户二丁的“常制”。其原因除《辽史》作者可能错乱史料，又缺乏审慎稽考之外，当与天庆六年(众太祖收国_内三，1116年)五月东京辽阳府已被女真人攻取，东京州县皆降0，辽人已无法进行所属州县的乡丁统计有关。这也从另一方而提供了《辽史·兵卫志》乡丁数属天庆六年统计的一个有力证据。至于((辽史》有关天庆三年和六年的户、丁统计记录不完备，不少州县失于记载，其主要原因则在于辽末钱火破坏和天柞政府流亡直接导致的典籍与统计资料的大七断玫佚及错乱。而天庆六年之后，辽朝政府而对州县渐失，生灵涂炭，宗庙丘墟的严峻形势，天柞帝柱夜忧惧，巅沛流离⑥，已无暇顾及州县户、f的检括。因而又限定了《辽史》记载的户f统计的址晚年代)综L所述，《辽史》户、J一统计分属J几辽末天庆三年和天庆六年，应该是可信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