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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在我的盼望中 ，总算是 把“翰林农庄”一日游给盼来了。经过四十多分 钟“漫长”的等待 ，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翰林农庄。

    刚刚排好队 ，老师就带领我们去玩真人CS— — — 野战。小伙伴们按捺住喜悦的心情 ，乖乖地跟在易老师身后 ，像四串糖葫芦。

    来到了野战基地 ，首先是低年级的对战。在教官简单的介绍后 ，他们戴上感应头盔 ，按标准姿势举起狙击枪 ，人员分为红蓝两队 ，一守一攻 ，开始了“激光野战”。

    他们全部躲在战壕里 ，激烈地战斗着。山下的朋友们有的炮灰一个 ，躲在战壕里连大气都不敢出；有的不怕死 ，站起 来“咻— — — 咻”地打；还有的在不断地换战壕 ，总是不满意。而山上的朋友则躲在石砖后面 ，先探出头看一看 ，再蹲下来瞄准好枪 ，突然站起来对准目标“嘭— — — 嘭”地打 ，打完后马上蹲下来 ，一副十足的小战士模样。

    就这样 ，他们打了三局战斗 ，终于轮到我们上场了。我们换好服装 ，戴起头盔 ，抡起狙击枪 ，准备作战。

    真人CS看似很轻松 ，可真正打起来 ，既要注意四方的敌人 ，还要对敌人进行攻击 ，其实很困难。我们红队的四个人都蹲在石砖后面。我悄悄探起头来一看：嘿 ，这么隐蔽 ，一个都打不着。这时 ，我发现一个人影在树林里穿梭 ，我抡起狙击枪就打。击中了！可正当我得意忘形之际 ，却被敌人狠狠地打了一枪。呀！我赶紧蹲下来 ，准备换个战壕继续做战。

    又是一顿猛打 ，玩了十几分钟 ，战斗结束 ，我的成绩惨不忍睹 ，只歼灭了一个敌人，幸好同队的两个男生成绩不错 ，否则我们的队名就要改为“炮灰队”了。

    虽然女生的成绩不是很乐观 ，但是我们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春天 ，收获了复苏的快乐！

    作文点评：本文用开门见山的方式点出主 题“翰林农庄一日游”，首先叙述第一场同学的战斗情况 ，再来描述自己参加战斗的第二场游戏 ，最后结尾虽表现出对自己成绩的不满意 ，但又说明了游玩的快乐。文中第二段的比喻句形象地描述出同学们跟在老师身后的样子 ，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通篇思维联贯 ，表述清晰 ，优美词句使用得当 ，让读者有想去一游的想法。

邵东野战俱乐部

地址：邵东魏家桥大头山翰林农庄

一、谱名

谱名中最重要的是谱籍和姓氏，即是什么地方、什么家族的家谱，为什么这样要这样写？更准确的反映家谱作为“史书”来反映信息，不然，编修的人当时明白，经年累月之后，转之何人何地？便无从查考，给后人寻根带来巨大困难。

二、像赞

人物像赞有各种表达，或始祖，如三皇五帝，也可以是近祖，或者迁祖，还可以是自古到今的家族内非凡的人物，特别杰出的人才。以昭示后人发奋图强。

三、谱序

稍具规模的家谱，卷首一定会有一篇至几十篇不等的序文，它是每部家谱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谱序包括新序、旧序、族外人的客序、跋语、目录和刻印人名以及其它关于本族的记述。

四、目录

全部家谱内容提要，以便检索。

五、谱论

谱论，即谱学理论，从司马迁开始历代都有名家，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朱熹，王阳明，比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曰：“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六、凡例

凡例，即修谱的原则，规定，比如哪些人可以入谱，哪些人不能入谱，对人的次序的排定，哪些内容怎么去写等等，就是规定家谱里面都有什么，这个显示出编修之人的主观态度，如明朝家谱对女性入家谱，就很明确的规定：丈夫之后跟原配，接着依次是：继配，侧室，妾，纳，除原配外，这些二三四五老婆不可以有名字，原籍，生卒，等，这个男尊女卑的“名分”观念，尤 是对女性的一种变态的歧视。

七、家训

不要误解，《家训》不是家谱内容，这里为了突出家训的内容做个配图，中国是家天下的社会结构，名门望族是一大特色，家训家风起了很重要的教育作用。

八、世系

世系是家谱内容的核心部分，从家族第一世开始，记载其生卒，婚配，事略，墓葬，其人如何？一目了然。

九、传记

传记，不是每个人都有，是对家族内的杰出人物，立功立德之人的具体描写，反应出这些人物的杰出品质， 垂范后辈，是榜样力量。可分内传。外传，内传是五服之内，外传是五服之外，还有列传，分门别类，比如家佣，二三四老婆中的贞烈之妇，可做列传，这已经不适合今天。

十、谱跋

上图是梅曾亮的家谱跋语，他自夸了一下，“知岩”以乡兵保障宣州，然后对家族的分派流迁做了陈说，所以跋语就是做谱之后的感想，经验，过程等含有者的寄托之语。

十一、领谱字号

家族支派繁多广布，必须有字号，作为验证， 跟对号入座一样。家谱一般就包括上述内容，除此之外比较重要的包括，祠堂，敕封，艺文，契约等还有一些图表，制作时可根据原谱内容确定。没有原谱，就必须另起创谱，不使历史中断，再根据个人情况确定内容。

如何降低家谱编修成本，是我们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作为家谱编修者应了解制版、印刷工艺、印刷工价标准，了解纸张规格性能及有关印刷厂的生产能力。在印制工作中应根据印刷厂的生产能力，合理安排制版印刷工艺和选用纸张材料，以降低印刷成本。

每做一本家谱，都需要由设计工作者进行总体设计。设计者须根据内容、性质、图文总量、读者对象进行设计。家谱成本的高低，是家谱编修质量的重要因素。现就印前设计的角度谈谈如何降低家谱成本的问题。 纸张材料在家谱成本中占有很大比重，约占30%以上。因此合理地选用纸张材料是降低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

家谱一般采用宣纸印刷，也是半手工操作，加放率较大，成本较高，所以，普通装帧的家谱，可选用80～120g胶版纸。及插页一般用80～120g胶版纸或100～128g铜版纸；可根据精印程度、开本选用胶版纸或铜版纸及克重。封面、插页和衬页：封面200页以内一般用100～150g纸，200页以上用120～180g纸；插页用80～150g纸；衬页根据书的厚薄一般在80～150g之间选用。如需使用宣纸印刷，还应在生宣或熟宣、三尺或四尺之间进行权衡和比较，以免造成更大的浪费。

同一品种的纸，克数越重，价格越高，正文纸的克重增加，书脊厚度也随之加厚，有时还须调整封面纸的克重与开数，从而会产生一连串的连带关系，往往增加了纸张成本。

认真选用纸张材料，但不能偷工减料，如用普通纸印较为精细的网线版，会使版面模糊，全部无效，造成浪费。因为家谱需长期保存，就绝对不能用易于风化的新闻纸。 常用的图书装订形式有骑马订、平订、锁线订、胶订等。骑马订、锁线订及胶订这几种装订形式，可以把中心跨页处版心设计得较小些。如果是平订形式，中心跨页处版心就要相对大些，因为平订书的订口要占用5mm左右。手工线装的版本，我已经做了专题论述，大家尽可以参阅，在此不赘。

设计文字稿时，正文字体的大小、行间的疏密，四周留空白的宽窄，标题的占行和空行等等，都与家谱印刷成本有关。如一本书为普通16开本，原设计为横排5号字，每面排1300字左右，行间空5/8条，24万字的书稿，共需排185面；如改排为1400字，行间空1/2条，只需排166面；两种规格相差19面。在版数、纸张、装订等各个环节上，我们都可能使成本降低。当然并不是说版面排得愈密愈好，譬如家谱，字不能太小，行距不能太窄；而是指在适应书稿内容和读者对象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节约纸张材料以降低图书成本。 设计封面时，要根据图书成品尺寸、书脊厚度及勒口大小来进行设计。在设计勒口大小时，一般在不浪费纸张便于印刷的情况下可使勒口稍大些，多数在30mm以上。但有些封面设计人员不了解纸张规格、开数及印刷机性能，在进行封面设计时，不根据纸张开数随意把勒口的尺寸固定下来，制版后往往不符合纸张规格开数要求而造成浪费，现在大部分图书封面印后需要覆膜，因而又提高了覆膜成本。由此可见，设计人员在进行封面设计时，要对纸张规格、开数有所了解，在封面设计时尽量考虑降低家谱成本，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有的封面和前后环衬设计较为简单，就印几个专色，印量又不大，制版时可考虑制作铜锌版，印刷可用图版机印刷，因图版印刷是单个小张印刷，可采用花开，还可用残纸切成小张印刷。这样可以提高纸张的利用率，制版印刷的成本也能降低。 对于一般的32开或16开的单、双色的家谱，激光照排的可采用B－B式双面胶印机印刷，这是专印书刊的印刷机，按纸令计算印刷费；或用01型、08型单色胶印机印刷，这种胶印机为单面印刷机，按色令计算印刷费。但用B－B式胶印机比单色胶印机速度快且印刷费用低。对于印刷质量要求较高的画册，应尽量选用双色或四色胶印机印刷；对有较大实地的前后环衬等均应使用单色胶印机印刷，其印刷质量较好。

编修人员应了解各种印刷机的性能以及工价的计算标准，否则，就可能采用高成本的不合理的印刷工艺，使家谱质量下降，成本增高。可加家族名人题字、名人传记、家族大事记、名人照片等

家谱的封面

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主体形式，叫世系图，长这个样子

世系图分为宝塔式图谱、树系图谱、线性图谱和牒记式图谱（无图，曾以是以文字叙述先人事迹）

树系图谱

线性图谱

再来说说，为什么要写家谱呢？

目的是记载自己家族的光辉史，以及记载家族的历史和发展。

一般是家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家中德高望重的人提出，我们是不是该写家谱了。大家一致决定好，然后如果祠堂的钱够，那就直接从祠堂拿钱，开始写家谱。如果祠堂没钱，那就大家捐钱。如果是家族第一本家谱，那就由德高望重的人决定辈分什么的。

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家谱了，可能是由于迁移或者其它原因造成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可以两种办法解决，一是回到原来的祖籍，请家谱；另一种就是重修家谱。

家谱的内容都有什么？

一、写清楚姓氏源流。

意思就是同一族姓的来源、迁移等。中国上下五千年，渊源古老，如果没有家谱，后人就很难搞清楚。每套《家谱》都认清自己姓氏源流，这样才能世世代代承继，也能将族系根缘流传千百年。

二、写清楚堂号。

堂号名称一般取自于郡号名，或者是史祖自创。

一般来说，堂号多取自于郡号名，郡是秦、汉时期对行政区域的建置,郡号名又取自于郡名，或诸侯国名，地方府、州、县名。也有很多姓氏同为一个堂号的，比如：王，胡这两个姓的郡望都是“清河堂”。

自创的，例如：杨氏的“四知堂”寓意“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的为人风范。很多重修家谱的情况，只能用自创堂号。

三、家训和家族的历史。

很多家谱中，都记录了许多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流传到后世了，比如我们熟悉的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

家训大致包括了以下内容：

(一)、注重家法、国法

(二)、和睦宗族、乡里

(三)、孝顺父母、敬长辈

(四)、合乎礼教、正名分

(五)、祖宗祭祀、墓祭程序

四、有功绩和品行之人的传纪。

一般分为：列传、内传和外传等。列传是记录家族中有功绩男子的传记；内传是记录家族中有品行女子的传记；外传是记录家族中已出嫁有品行女子的传记。传记中多配有该人的画像或关于该人的故事图画，用词以真实平朴为重，最忌溢美之词。这也是评价一部“家传”水平高低与否的重要标准。

五、家族中人的诗文著作。

以家族中名人所写的诗文著作为主要内容，也收集本族人与外人的书信来函，以及经籍、表策、碑文、书札等，有的还有版画、肖像画、版本作品、名家书法、歌曲等。在这部分进行续补时，更需精心挑选，慎重录入，把最有价值和代表性的文献传给后代。

六、祖先、老照片、风水图等。

这里的祖先、老照片好理解，其中风水图主要只祠堂图、墓土。祠堂是供奉先人的地方，所以在记载和刊载建物版图、描绘实状，甚至详记地理方位。有的族谱中还要把故居和村庄图放上。

最后补充一点，女孩可以上家谱吗？

古时认为，女孩是嫁给别人的就是别人家的人了，不过也有例外，就是终身不嫁的女性，就有机会上家谱，当然女孩子是没有权力拥有家谱的。不过现代修家谱也有例外，因为有可能小辈都是女孩子了，所以也有女孩保存家谱、传家谱和修家谱的情况出现。

家谱字辈排法十六字是：用十六字的诗或对联等来传承家族字辈。

字辈都是祖辈定下来，一代代传承的，每个姓氏可能都有点不一样。比如贺龙元帅家族的字辈，贺氏宗族即“大廷良土，文学兴邦，光宗耀祖，世代永昌”十六字排辈。

渠县天星镇中心村傅姓一脉：“齐声学海，景星庆云，腾治光浑，万代兴隆”十六字排辈。

字辈，也叫做字派，是指名字中用于表示家族辈份的字（多为名字中间的字），俗称派。其意蕴为修身齐家，安民治国，吉祥安康，兴旺发达。字辈是中国传承千年的重要取名形式，也是中国古代一种特别的“礼”制，它一直延续到现代。

其它姓氏字辈

1、山东日照丁氏

他们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修丁氏家乘时，从第十三代开始将字辈定为：“惟我家谱，履历备详，原籍海州，肇始武昌，明初来照，相宅河北，天启开科，崇祯任职，乡贤名宦，德言事功，显扬令绪，繁育兴隆，聿愿同心，孝敬和睦，世代绵长，丕承祖泽”这套字辈以四言的形式，叙述了日照丁氏的来历、迁徙、发展以及对子孙后世的祝福与期望。

2、山东蓬莱井湾周家

山东蓬莱井湾周家周氏辈分，自十六世开始由前清秀才瀛泉拟定“敬绍成勋，林田自云可乐；广启善道，本宗永得其昌”。

-字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