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在北京市朝阳区哪个方向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04浏览：5收藏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在北京市朝阳区哪个方向,第1张

一、忻府区位于朝阳区西南方向

二、忻府区属于山西省忻州市，位于山西省北中部，北纬38°13ˊ——38°41ˊ，东经112°17ˊ——112°58ˊ，东西55公里，南北43公里，总面积1954平方公里，东连定襄，西邻静乐，南靠阳曲，北依原平，总人口约544682人（2010年）。素有“晋北锁钥”之称。忻府区是山西省重要交通枢纽，北同蒲和京原铁路纵贯南北。是108国道重要的支撑点。

三、朝阳区位于北京市的东部，西与东城区、丰台区、海淀区相毗邻，北连昌平区、顺义区，东与通州区接壤，南与大兴区相邻，全区面积4708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4米，是北京市城近郊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区。2008年末，全区常住人口3083万，其中户籍人口2085万，外来人口998万。区现行行政区划，有23个街道办事处，20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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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路线：全程约30公里

起点：忻府区

1从起点向正东方向出发，沿光明东街行驶20米，调头进入光明东街

2沿光明东街行驶140米，直行进入光明东街

3沿光明东街行驶190米，在第1个出口，进入新建南路

4沿新建南路行驶17公里，调头进入新建南路

5沿新建南路行驶760米，到达终点

终点：中国农业银行(城关

章丘到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多远

驾车路线：全程约6058公里

起点：章丘市

1济南市内驾车方案

1) 从起点向正西方向出发，行驶60米，右转进入明水大街

2) 沿明水大街行驶150米，左转进入汇泉路

3) 沿汇泉路行驶360米，过右侧的国美电器(章丘店)约60米后，右转进入车站街

4) 沿车站街行驶910米，直行进入明刁公路

5) 沿明刁公路行驶150公里，直行进入S242

6) 沿S242行驶970米，过后刘立交桥，左转进入后刘立交桥

2沿后刘立交桥行驶620米，直行进入青银高速

3沿青银高速行驶221公里，朝北京/石家庄/国际机场/聊城方向，稍向右转进入青银高速

4沿青银高速行驶800米，过唐王立交约80米后，直行进入青银高速

5沿青银高速行驶66公里，过机场枢纽立交，直行进入京沪高速

6沿京沪高速行驶229公里，直行进入青银高速

7沿青银高速行驶2863公里，朝鹿泉/北京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8沿匝道行驶530米，直行进入京昆高速

9沿京昆高速行驶76公里，朝石家庄服务区/京昆高速/保定/北京方向，稍向右转进入霍宅立交桥

10沿霍宅立交桥行驶19公里，直行进入西柏坡高速

11沿西柏坡高速行驶93公里，直行进入京昆高速

12沿京昆高速行驶1690公里，朝太原绕城东段/阳曲镇/大同/G108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13沿匝道行驶14公里，直行进入二广高速

14沿二广高速行驶497公里，在忻州/静乐/G108出口，稍向右转上匝道

15沿匝道行驶14公里，直行进入和平西街

16忻州市内驾车方案

1) 沿和平西街行驶33公里，直行进入和平东街

2) 沿和平东街行驶12公里，朝云中路/火车站方向，右转进入云中南路

3) 沿云中南路行驶28公里，右转进入光明东街

4) 沿光明东街行驶140米，调头进入光明东街

5) 沿光明东街行驶90米，到达终点(在道路右侧)

终点：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供电局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播明镇哪个快递到

这是不明确的，你可以去邮局问。一些快递公司和邮政合作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有六味斋吗

之前，利民街有一家“六味斋”分店，现在好像没了。不过，华美超市有六味斋系列熟食出售。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韵达可以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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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和泰苑属于哪个街道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和泰苑不是属于哪个街道，而是属于忻府区播明镇（街道与镇是同一个级别）。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开发区ems派送吗

派的，ESM就在开发区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曹张乡有几个村

忻州市辖乡。1958年属卫星公社，1961年析置曹张公社，1984年建乡。位于市境东北部，距市区20公里。面积725平方公里，人口19万。村村通简易公路。辖北曹张、南曹张、中曹张、北兰台、解村、谷村、小智村、令狐庄、代郡、高村、伏虎庄11个村委会。农牧业以种植玉米、高粱和饲养奶牛为主。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距集宁有多远

驾车路线：全程约3428公里

起点：忻州市忻府区

1忻州市内驾车方案

1) 从起点向正北方向出发，沿光明东街行驶10米，调头进入光明东街

2) 沿光明东街行驶180米，直行进入光明东街

3) 沿光明东街行驶230米，在第2个出口，稍向左转进入光明东街

4) 沿光明东街行驶660米，直行进入光明西街

5) 沿光明西街行驶15公里，右转进入慕山南路

6) 沿慕山南路行驶33公里，左转进入和平西街

7) 沿和平西街行驶20公里，朝G55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2沿匝道行驶11公里，直行进入二广高速公路

3沿二广高速公路行驶1879公里，朝同煤集团/云冈/G5501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4沿匝道行驶11公里，直行进入大同绕城高速公路

5沿大同绕城高速公路行驶315公里，朝集宁/右玉/G55/S30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6沿匝道行驶10公里，直行进入二广高速公路

7沿二广高速公路行驶997公里，朝北京/呼和浩特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8沿匝道行驶640米，直行进入京藏高速公路

9乌兰察布市内驾车方案

1) 沿京藏高速公路行驶21公里，过三号地立交，在集宁南/G208出口，稍向右转进入三号地立交

2) 沿三号地立交行驶600米，过三号地立交约300米后，直行进入G208

3) 沿G208行驶60米，直行进入平安路

4) 沿平安路行驶12公里，左转进入怀远南路

5) 沿怀远南路行驶18公里，直行进入杜尔伯特路

6) 沿杜尔伯特路行驶40米，直行进入怀远北路

7) 沿怀远北路行驶41公里，右转进入民建大街

8) 沿民建大街行驶650米，过左侧的北辰广场约220米后，进入光明路

9) 沿光明路行驶220米，右转进入恩和大街

10) 沿恩和大街行驶220米，过右侧的乌兰察布购物中心约170米后，调头进入恩和大街

11) 沿恩和大街行驶80米，到达终点(在道路右侧)

终点：集宁区

摘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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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尧臣崇文总目[M]钱东垣，辑释上海：商务图书馆，1937

[14] 尤袤遂初堂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张廷玉，万斯同，王鸿绪，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 永瑢，纪昀，陆锡熊，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 赵尔巽，柯劭忞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一、姓氏源流

随（Suí 随）姓源出有二：

1、出自姬姓，为周代时有诸侯随国，其后人以国名为氏。周代有随国（今湖北省随县），是周同姓诸侯国。春秋时被楚国所灭，成为楚附庸国，其后裔以国名为姓，称为随氏。

2、出自祁姓，为春秋时晋国大夫士会之后，以邑名为氏。春秋时晋国有大夫士会，字季，辅佐晋文公、襄公、成公、景公，于景公七年（公元前593年），率师攻灭赤狄，晋升为中军元帅，兼任太傅，执掌国政，修订法规。士会食邑于随（今山西省介休），后又食邑于范（今河南省范县），其子孙以邑名为氏，是为随氏和范氏。随姓，在隋代时，去掉走之字，是为隋姓，从此又分为随姓和隋姓，随、隋两姓源流相同。

得姓始祖：随会。春秋时晋国大夫，姓祁，名会，字季，以士为氏。因食邑于随，称为随会；后又食邑于范，故又称为范会，史称范武子。他是活跃于春秋前期晋国政治舞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一位显赫人物，也是刘姓、范姓、士姓、随姓等中国姓氏共同的大显祖。故随氏后人奉随会为随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缺）随姓源于随国（今湖北省随县），是周同姓诸侯国，春秋时期，楚国称霸，只有黄国和随国敢于抗衡。后随国为楚附庸国,亡于楚国。其后裔以国名为姓，称为随氏。另一支随姓出自祁姓，是杜氏的后人。周宣王时大夫杜伯无辜被杀，他有个儿子叫隰权，逃往晋国，被任命为士师（法官）。隰权的儿子士为以官名为姓，子孙为士氏。士为的孙子士会担任晋国上军主将。公元前393年，他领兵攻灭赤狄人的甲氏、留吁、锋派等部落，因功升为中军元帅，执掌国政。士会先得到封邑随（在山西省介休县），后来又得到范邑（在河南省范县），所以又称随会、范会，他的子孙后来分为士氏、范氏、随氏三支。随姓在今山西省按姓氏人口统计，随姓居全省第412位，共有835人。随姓望居河内郡（楚汉之际置。相当于今河南省黄河北岸武陟县一带）。

三、历史名人

随会：原姓祁，名会，字季，以士为氏，曾食邑于随称随会。又食邑于范称范会，史也称范宣子。他出身于宦官之家，是春秋早期活跃于晋国政治舞台上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一个显赫人物，早年任晋国大夫，辅佐晋文公、晋襄公，是晋国称霸中原的功臣之一。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去世，太子夷皋年幼，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大臣们为了国家的前途，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废除太子，另立襄公的弟弟即当时在秦国任亚卿之职的公子雍为新的晋国君主。因公子雍是士会的姑姑杜祁与晋文公的儿子，与随会有亲戚关系，于是晋国就派士会和另一个大臣先篾一同出使秦国，迎接公子雍回国继位。但是，当随会和公子雍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尚在途中时，晋国国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公元前620年，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大臣们迫于晋襄公夫人缪赢的压力，背叛了随会和公子雍，在晋国国内改立年幼的夷皋为晋国的国君（即晋灵公），并派兵阻击秦军，阻止随会和公子雍回国。秦、晋双方在令狐至刳首一带展开一场大战，结果秦军因无备而败。此次战后，随会已不能再回晋国，被迫逃到秦国避难。接着其妻子儿女和部分族人也先后到秦国定居。随会在秦国受到重用，任秦军谋士，为秦军攻打晋国出谋划策。对晋国造成很大威胁。

晋灵公七年（公元前614年）晋国六大臣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一致认为随会无罪，必须想办法使随会回到晋国。随后就派魏寿余到秦国假装叛晋降秦，施计把随会劫持回晋国，并委以重任，先后任晋三军统帅和元帅。随会在晋国逐步掌握了军政大权，史称“士会辅成、景军无败绩”，“端刑法，辑训典，国无奸民”。晋国在随会的治理下日益强大起来。由于随会对晋国的卓越贡献和不朽业绩，公元前592年随会退休时被晋景公在其已有随地的基础上又加封一个领地——范邑。最后在范邑终老去世，被赐谥号“武”。因此史书也称士会为随武子、范武子。

随巢：又称随巢子，战国时人，墨子的弟子，曾著《随巢子》六篇，载于《汉书·艺文志》，阐述墨子的学说。

随何：汉初人，以善辩著称，刘邦为汉王时，曾任谒者，负责接待宾客。楚汉战争中，奉刘邦之命赴淮南，劝说淮南卫英布，使之叛楚归汉，取了九江。后为护军中尉，佐汉高祖得天下。

随清娱：西汉时太史公司马迁的侍妾。传说唐朝时，褚遂良于同州梦见一女子叫随清娱，自称司马迁之侍妾，迁遇难后忧伤致死，随清娱之名遂传后世。传说，司马迁开始写《史记》的时候，随清娱便陪着他走览了诸多的名山大川，考察了无数的古代战场，收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当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随清娱强忍心中苦楚，留在了他的身边，比平时尽可能多地关心和抚慰他。在之后的几年间，随清娱一直鼓励他、支持他，才使他从极大的悲愤和屈辱中抬起头来，成就五十万言之煌煌巨著——《史记》。司马迁四十八岁受难，死于五十六岁，终了还是“有怨言，下狱死”。他因受了宫刑，有辱祖先，不能埋入祖茔，他的夫人柳倩娘和子女，将他的骨骸运回故地，掩埋在韩城南边、黄河西岸、梁山东簏的高岗上。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河内郡：古以黄河以北为河内，以南、以西为河外，这是晋国人的观点。楚汉之际置河内郡，辖今豫北的西部，治怀县（今河南省黄河北岸武陟西南）。西晋移治野王（今沁阳）。隋于野王为河内县。隋唐河内郡即怀州。元怀庆路。明清怀庆府。河内县之名不变，常为治所。民国时，改河内县为沁阳。

2、堂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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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姓宗祠通用对联

〖随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汉廷辩士；

墨派高徒。

——佚名撰随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汉初人随何，以善辩著称，曾任谒者，楚汉战争中，奉刘邦之命赴淮南，劝说淮南王英布归汉。后为护军中尉。下联典指战国时人随巢，墨子弟子，曾著《随巢子》六篇，阐述墨子的学说。

汉廷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