瀹坑派干曾孙述，述生三子景瑄、景珍、景珣。景瑄生三子彦超、彦安、彦成（又名承威）。宋景德元年（1004），彦成自浙江桐庐白云村避仇家徙居歙南瀹坑井坞开派，以姓名所居方巷。（瀹潭方毅中存手抄复印本《瀹潭方氏宗谱》则载彦安唐末避乱迁此）。彦成传4世怀绪，族始衍盛。只有这个线索，后面我也查不到了

徽州位于皖南山区，黄山雄奇甲天下，白岳旖旎称神州。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思想伟人，学术巨子，灿若群星；新安文化，徽州艺术，万紫千红。勤劳的徽州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引领风骚千余年。

徽州文化，总带着一种风韵！带着一种传奇！究竟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又是怎样发展的？

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

山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虽然山川秀丽，风景绝佳，但“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驿刚而不化”。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

人

徽州人，世世代代勤于山伐，不畏险阻，艰苦劳作。徽州人愈发坚忍不拔，培养了气质，缔造了精神。

水

徽州山水的灵性，化为徽州人的品格。南宋休宁知县祝禹圭说，“山峭厉而水清激，故禀其气、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习尚不能不过刚而喜斗，然而君子则务以其刚为高行奇节，而尤以不义为羞”。

“地理环境对徽州人性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突出者，即是赋予了徽州人一种刚性气质。或负豪使气，争为长雄；或刚而喜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其为官者，刚正不阿，多为御史谏官；其为学者，空所依傍，独立思考，多有创见。正是山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

文化的融合铸就徽州文化

秦汉以前，生活在徽州的主要是山越人。山越人以伐山为业，刀耕火种，勇悍尚武，是为山地游耕文化。从大的方面来说，则属于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南方越文化。另一方面，徽州区域自秦置黟、歙二县，中原汉文化开始渗入。

至东汉初年，即有中原大族迁徙徽州。中国历史上每逢朝代更替，常常发生动乱。人民被迫举家迁徙。如历史上有名的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唐末黄巢之乱以及宋金战争等，这些大动乱都引起了，北方士民大举迁入徽州。迁徽后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视教育，崇尚儒雅，带来了中原文明。

随着人口繁衍与族群扩大，迁徽士民反客为主，而成为徽州的主要居民。

在此期间，一些担任郡守的文人名宦，如南梁之任P、徐ぃ瞥︾摺⒑榫诘龋即罅ν菩欣褚堑嘉难а拧保晌罩莸纳缁岱缟小Ｓ谑牵性幕ソフ季萘酥鞯嫉匚弧Ｈ欢⒉荒芩担性何木腿〈说钡厣皆轿幕/p>

唐人吕温说：歙州“地杂瓯骆，号为难理”；瓯骆，即指越人；难理，指徽人争强好胜、健讼喜斗而言。徽州难治是出了名的，直到明清仍有此类记载。这说明山越文化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之中，免不了碰撞和冲突，但更多的是交融与汇合。

这种融合是双向的。中原文化强有力地影响了山越文化，促其益向文雅；而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渗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趋于刚健。

徽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重视教育的儒家传统，崇尚儒雅的社会风气，维系族群的宗族观念，都明显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质；其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等，皆反映出山越文化的元素。

徽州文化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风范，又渗透着山越文化的刚强气质。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从秦汉至隋唐五代，经过长期的交汇融合，结果演绎成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

大规模移民活动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独特的山区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其基本精神：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传统、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等，构成了徽州文化的主体，形成了徽州文化的核心。

这些文化因素对徽州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使其后的徽州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异军突起。

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十分繁荣，海外贸易颇为兴盛。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徽州的地位随之大幅提升。

徽州虽不处于江南三角洲的核心地带，但距离杭州并不遥远，“其地接于杭睦宣饶，四出无不通”，宋南迁后，“中兴实为辅郡，四朝涵育，生齿日繁，地利日辟，人力日至”。辅郡，即畿辅之郡。徽州无疑属于当时江南最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圈之内。其后，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徽州在全国经济文化发展坐标中的地位愈益突出，更加重要。

徽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局限于徽州本土。正如胡适所言，对徽人来说，有所谓的小徽州与大徽州。小徽州即指徽州本土，大徽州则指徽州以外的华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广大空间。徽州文化既发达于徽州本土，又活跃在华夏大地。徽州本土的狭小促成了徽人的向外扩展。

最初当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而后则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徽人通过经商、科举、出仕、游学、移居等种种途径，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

明清时期达到高潮

这种交流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在这种交流中，徽州于经济上聚天下之财富，文化上得五方之风气。徽商置业四方，称雄宇内，徽人出仕、游学，遍及各地。富有特色、独领风骚的徽州文化也随之传播四海，在各地开花结果。

徽州成为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交汇之地与辐射中心。徽州文化的形成、发展与繁荣，乃是充分地利用了大徽州这个广阔的舞台，有赖于此者至大矣。

自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度，至宋代也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宋统治者大力开科取士，使之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徽州人以其文化优势及时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科举出仕者大增。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两宋时期徽人登科总人数为861人，而在唐五代时期徽人登科者仅10人。宋代徽人担任过四品以上官职者达30余人，所谓“宋兴，则名臣辈出”是也。徽州人首先在政治上实现了崛起。

宋代理学的兴盛，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义。理学起于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至南宋朱熹为其集大成者。朱熹理学甚至影响东亚，远播欧洲。以徽州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学，对徽州本土影响至深至大。

经过元代的发展，形成了新安理学学派。“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徽州人成为践行理学的典范。而徽州本是“程朱桑梓之邦”，“婺源之有朱子，犹邹之有孟子、继曲阜之有孔子也”。自南宋“咸淳五年（1269）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之后，向有“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之称，即徽州乃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家代表人物的发祥之地，其所处地位不言而喻。

宋代以后，徽州迎来的另一个历史发展机遇，则是商品经济的兴盛繁荣。宋元以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这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其显著特点是：主要民生用品商品化程度增大；长距离贩运贸易发展；商路增辟和新兴商业城镇增加；大商业资本兴起，等等。总括起来即是全国性市场形成。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不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是一个客观条件，它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机会大致是相同的。

那么，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徽州人，最后是徽商称雄四海呢？这与徽州文化有密切关系。在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时代，外出经商首先要克服死守故里的观念。徽州人能够做到“十三十四，往外一丢”，勇于外出经商，并且成为一种风尚，是很不简单的。这种向外拓展的开放精神，正显示了徽州文化的特色。当然，徽州人外出经商有地理条件这个因素，由于山多田少而不得不外出谋生。但明代各地因饥荒徭役而外出逃生者极为众多，这些人沿街乞讨者有之，为人帮工者有之，充当奴仆者有之，更多的人则是四处流浪，难以控制，史称“流民”。

终明之世，流民一直是无法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而徽州人外出则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因为，徽州文化崇文重教，教育十分发达，“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莫不有学有师。

正是教育的普及为经商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无需赘言，目不识丁是难以外出经商的，即使中小商人，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至于那些在全国性市场环境下从事商贸活动、进行大商业资本运作的富商巨贾，更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徽商许多人本来就是儒者，他们以儒家理念来指导其商业活动，贾而好儒，而被称为儒商。正如戴震所言，徽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徽州宗族也有开放的一面，对徽商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他们筹集资金，为徽商创业提供资本；输送人力，以建立徽商对行业的垄断；利用宗法，来强化徽商的商业组织等。徽州宗族成为徽人外出经商的可靠保障和坚强后盾。

历史记载的徽商

明人谢肇淘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

活跃于明清时代的徽商，足迹几遍宇内，从偏远的沙漠到神秘的海岛，乃至于海外；其资本雄厚，积累了巨万财富，藏镪百万、千万；他们掌握着某些行业的垄断性经营，如盐业、典当业等；他们拥有各个商帮之首的地位；他们从明中叶兴起，至嘉靖、万历时达到繁盛，在清代又有一个大的发展，称雄于全国商界数百年之久。

徽商活动的意义远远超出商业本身，对当时的经济、文化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促进了社会的变迁。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如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等等，显露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曙光，具有时代转型之意义。在这一时代转型的潮流中，徽商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受益者，也是推动者；不只是参与者，更是拓者。即明清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及商人集团的兴起，二者也是一个互动过程，并非是商品生产发展了，全国性市场形成了，然后才有人集团的兴起。当时，徽商经营的范围甚大，地域极广，影响至深。

“其货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在这一方面徽商等商人集团与有力焉，贡献尤大。徽商乃为这一商品经济发展大潮的领军者，而处于时代发展之前列。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徽商在经济上的成功反过来又在各方面影响着徽州的文化发展，从而造就了明清时代徽州文化的昌盛。经济与文化互动，在徽州历史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徽商取得的财富成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质基础。徽商对教育科举、文化艺术、建筑园林、公益事业等投入了大量财富；还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徽州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类拔萃的文化人才，从而铸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

明清时代的徽州文化光辉灿烂、万紫千红。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画、徽州刻书、徽州三雕、徽派建筑、徽州园林、新安医学，以及自然科学、数学、徽剧、徽菜等，几乎在各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有的领域臻于极致，后世难以企及。其水平之高、贡献之大，世所公认，它们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时也是当时主流文化的一个代表，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成为灿烂的中华文化之一瑰宝，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的特点。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徽商的成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明后期文坛领袖、徽人汪道昆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懦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又说：商农“各得其所，商何负于农？”到清代徽州学者俞正燮亦说：“商贾，民之正业。”他们不仅发出了“商何负于农”的质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贾本是民之正业，商与农是平等的，从根本上批驳了商不如农的传统观念。

这种文化自觉，显然是对历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对当时仍在流行的商为四民之末观念的批判，是对几千年来根深蒂固传统的挑战。其意义已不限于地域文化范畴，而是发出了时代的先声。

转型的负面影响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徽州社会的转型中，亦步履蹒跚。

尽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转型的进程中仍不乏亮点，值得关注。徽派朴学大师戴震，作为18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其思想显露出的近代气息，具有早期启蒙之意义，已众所周知。

鸦片战争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刚毅气质和求实精神，发表了许多离经叛道之论，勇于向传统观念宣战，被称为中国思想界三贤之一，特别是其维护妇女权益、主张男女平等的诸多阐发，更展现了朴素的人权观念和平等思想。咸同兵燹后，寄居徽州的学者汪士铎，对早婚等诸多陋习痛加批判，阐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又对儒家仁政、德政进行批驳，而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同一时期，徽籍大臣王茂荫所提出的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切中时弊，见解卓越，阐发深刻，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黄宾虹作为近代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多有创变，独树一帜，成为继渐江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徽班进京，被公认为京剧发展的源头之一。

在自然科学方面，徽州数学家汪莱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进位制的理论，实为现代计算机原理之先河。至于徽人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与作用，无需赘言。其主张固然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驳和扬弃，然而，从其批判精神来说，却是与朱熹、戴震这些徽州先贤们一脉相承的。而以上这些在徽州文化转型中闪光的人物，也无一离不开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回顾徽州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交织着人与自然的磨合，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历经千锤百炼的磨砺，造就了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徽州文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宋代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徽州文化又是利用大徽州即本土以外的广阔舞台而发展起来的。归根结底，徽州文化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所创造的，是高素质的徽州人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充分利用大徽州的广阔舞台，而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徽州文化。

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构成了徽学研究的深厚根底。而对徽州文化史的探索，无疑是徽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继大型学术丛书《徽州文化全书》出版之后，多卷本的《徽州文化史》又付梓问世，不啻为徽学研究之一盛事。

（文章来源：徽州门户网）

我是浙江兰溪金湖的，民国以后取名都已不安辈份，所以不从考据用哪些辈份字，同村分为四大家，分别是东西前后头，据说是第二代人兄弟四个，小时候长房有明字辈老人，他们儿子又是文字辈。听老人讲我们是清朝由安徽迁入，应该以前算人丁兴旺，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大厅小厅，但是太平天国战乱人口损失严重，各房头几乎只剩下各一家两家人的样子，对了我们村原来叫上塘坞是一个超级大村，据说有王张周方吴曹何等很多个姓氏，长毛后就剩下一王2张，

徽州，古徽州府所辖各县,即今黄山市的三区四县及江西省的婺源和安徽宣州市的绩溪。

自古为山越族居地，在迁入汉族之前，盛行“蛮民”习俗。只是在中原居民大量迁入皖南山区之后，才真正地改变了山越的风俗习气。古代，徽州人捍卫乡土的观念相当浓厚，这是因为古徽州山林中的土著越民向有"勇悍尚武"之风，加上外来居民入居徽州，他们都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所以，徽州形成了一种“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的特性，成为安全的避难场所。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见到徽州这块奇特的土地，虽垂涎三尺，但也不得不畏而却步。徽州人的勇敢、进取精神是人所熟知的。徽州居民，自古以来都以族姓为单位，团聚在自己某一始祖或迁祖为中心的区域内，形成了严密的宗族观念。甚至于居住的村落，也以族姓为村名，如黄姓家族的黄村、汪姓家族的汪村、许姓家族的许村，洪姓家族的洪坑、至今仍保持着这种聚居格局。　在这种宗族观念的影响下，过去各家族撰修族谱、家谱，蔚然成风。祠堂、古民居、石牌坊是歙县的“古建三绝”。由于浓厚的宗族观念支配，徽州境内建祠祭祖，树碑立传极为盛行，几乎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宗祠或分支祠堂，有乡人共建的祠堂、有同姓族人共建的祠堂，也有大族分派所建的支祠。《歙县志》卷一“风俗”中说：“邑俗旧重宗法，姓各有祠，支分派别，复为支祠。” 古徽州，由于奉行朱熹的《家礼》，礼仪规范甚严，有着森严的尊长卑幼的等级观念，葬礼和祭礼十分隆重。过去对祖坟有一年三祭的习俗，后来经过革繁就简，保留了"清明"节扫祭。

徽州的孝悌习俗也相当浓厚，徽州各地耸立的祠堂、牌坊，有许多就是为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贞媛烈女而建的。 徽州浓厚的读书习文风气，风靡整个社会，大家均以读书、登科第为荣，“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在浓厚的读书习文之风影响下，大家都非常注重谈吐、风仪、礼节，因此徽州被誉为“东南邹鲁”。

在数学方面，徽州地区比较重要的数学家有程大位、江永、戴震、汪莱、罗士林等人，他们代表了当时我国数学的最高水平。

程大位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关于珠算的著作《算法统宗》。《算法统宗》是以珠算盘为计算工具的数学书。

原刻本17卷：卷1、卷2介绍数学名词、大数、小数和度量衡单位以及珠算盘式图，珠算各种算法口诀等，并举例说明其具体用法

卷3至卷12、卷13至卷16入前面各类的算法，并例有14个纵横图；最后附录“算经源流”一篇，著录了1084年以来的数学书目51种。

《算法统宗》代表了明代末期数学的最高水平，对其后数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算法统宗》翻刻的版本种数至今已难以胜计，其流通量之大是无与伦比的。

《算法统宗》推动了中国珠算的大普及，并使之走向世界。

江永的数学著作，主要见于他的《翼梅》和《读数学》。《翼梅》一书收入《四库全书》，书名易为《算学》。

戴震对于数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校勘、注释古算书多种和自撰数学著作数种。数学著作有《策算》1卷，书中介绍西方筹算的乘除法和开平方法。

汪莱是清代的一位杰出数学家。汪莱的主要数学著作是《衡斋算学》7册。内容主要论及弧三角术、勾股、割圆、垛积、开方诸多方面。其学术思想高深，真正能读懂的人不多。

罗士琳是歙县人，他在数学上的重要贡献是注疏《四元玉鉴》。《四元玉鉴》是元代数学家朱世杰1303年所撰的论“四元术”的古算经典著作。

罗士琳历经12年对原书进行艰苦的校订、疏解工作，终于在1835年完成《四元玉鉴细草》24卷，其篇幅比原书多出几倍。由于他的疏解，才使“四元术”这一我国古算的杰出成就被世人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