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士族地主阶级发展的最高峰，但受当时北方中国五胡乱华的影响，北方残留的士族阶层已不复西晋时期的荣光。而''衣冠南渡''后的整个南朝时期，士族却仍能在维持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同时，甚至还有所发展，最终在东晋时期达到了士族地主阶级统治的最高峰。

然而，顶点的到达也意味着终点的开始，自此之后整个南朝的士族地主阶级开始飞快地滑向衰落的深渊（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反而顽强地坚持到了唐末）。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南方花花世界里发生在这些花花太岁身上的故事。

一、顶峰的辉煌，东晋王朝的士族。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乐土在中国南方（南朝），而在南方的五个偏安政权（东晋、宋齐、梁、陈）中，其士族的最顶峰在东晋时期。

这是因为一方面，整个东晋王朝就是以北方南迁的士族为主导而建立的，其实质就是北方士族通过与南方本土士族达成政治妥协的产物，至于皇帝不过是士族手中的政治招牌而已。而在皇帝、北方士族和南方士族三方政治势力中，又是以北方流亡士族为绝对主导的。

在东晋初期著名的''王与司马共天下''说的就是北方流亡士族的代表人物王导，甚至细究下来，掌握朝廷实际权力的的王氏，是''王替司马坐天下''。士族尤其是北方流亡士族的势力在东晋王朝达到了顶峰。

究其原因，除了东晋王朝本身就是士族（尤其是北方士族）手中外，也与士族阶级自身在当时过硬的政治、军事素质有莫大的关系。要知道，当时北方中国已是五胡横行的时期，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走马灯一般，但不论是谁，都对南方汉人的最后乐土垂涎欲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个时候的当权者如果没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就不能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缓和东晋政权内三方政治势力的矛盾，秉持汉族人不打汉族人的大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枪口一致对外。

而没有过硬的军事素养，难道仅仅凭借士族的几下玄学清谈、儒雅风度，就能靠打嘴炮就把这些北方自打出了娘胎就开始挽弓策马、勇猛剽悍的狼族汉子，打的相持几十年使他们始终无法策马南渡？！可以说正是王、谢两家的政治、军事素质，撑起了整个士族地主阶级的脊梁。

二、自甘堕落，终成黄花。

然而，作为一个统治阶级，巨大的权力必然带来巨大的腐蚀。士族阶级在南渡初期的热血奋斗很快随着自己统治地位的稳固，而逐渐腐朽没落，只为我们后世的读者留下了一个个荒唐可笑的段子。没有王、谢的治国之才，有的只是熏衣剃面、涂脂抹粉。

作为一群老爷们他们活的可比现在模特还光彩照人（字面意思）。而真正老爷们该干的事情，不说骑马打仗、上阵杀敌，就是出个门都得坐车坐轿，走路都需要奴婢搀扶。建康县令王复看见马的嘶叫，就吓得面如土色，说这明明就是老虎嘛！怎么能称作是马呢！

有钱人的生活不是我们这些韭菜能理解的。在当时，士族在政治上垄断清闲高位，在经济上占尽丰美膏腴之地，庄园别墅鳞次栉比。享受着巨大的物质财富，那个时代又没有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再投资扩大再生产，有钱了不知道怎么花当然就如同现在的煤老板暴发户一样，疯狂消费奢饰品了。

三、辉煌之后的隐忧。

士族地主阶级的上述行为除了有钱烧的之外，还有一个他们打死也不会承认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不论他们是否愿意，寒门庶族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政府内的实际权力开始逐步向这些庶族地主阶级转移。

其实这一现象自东晋政权建立不久就已经产生了苗头。晋元帝司马睿不甘心大权尽落入王氏（北方士族）之手，在朝廷内排挤王导的同时，开始重用刁协、刘、周、戴渊等人组成自己的执政团队。值得玩味的是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均出身于寒门庶族。

后来王敦起兵打着就是''诛''的政治口号，这当然反映出东晋初期士族集团与皇权的激烈矛盾。但其中寒门庶族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绝对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王敦的主要矛头当然是意图加强皇权的司马睿，但那些作为皇帝的忠实爪牙的庶族臣子，身为士族代表的的王敦也是恨得牙根直痒痒。

在建康城破后，刁协就被王敦所杀，而刘隗则腿脚快投奔了北方。也算是士族地主阶级第一次对尚处于萌芽期的庶族地主阶级施以颜色。

然而，弱小的终将走向强大，庶族地主的上升不是腐朽没落的士族集团所能阻挡的。当东晋灭亡后，当起于草莽的寒门皇帝（如刘裕）越来越依赖于庶族集团处理政务、抗击北虏、加强皇权时，士族集团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政权所边缘化，逐步退出王朝的政治舞台。

另一方面庶族集团也在帮助皇帝加强皇权，削弱士族集团过程中不断被其重用，从而掌握权柄走上了王朝的政治舞台。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庶族地主阶级的时代即将到来。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士族历史必然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07-293-01门阀,后汉书宦者传论:声荣无於门阀,肌肤莫传於来体

乃指门第阀阅,即世代显贵、有功勋的世家。门阀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所特有的政治制度,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文化上按门第等级分享特权。门阀制度的产生是当时王朝统治的需要,而其消亡,也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门阀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东汉的萌芽时期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就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但此时门阀制度只是一种风气,尚未形成,通典选举四里记载的沈约认定两汉官吏之选拔、任用,仅是以智役愚,尚未以贵役贱就是最有力的史证。士族地主即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魏晋的初步形成时期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西晋的二品系资。所谓二品,乃中正品第,其衡量标准,本为德、才,可是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这是门阀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资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只有据有较高官位的人及其子弟,可以获得人品二品;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和升迁较高官位的资格;而有了较高的官位,又可以继续获得人品二品。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主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初步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东晋、南北朝前期的确立与鼎盛时期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王朝利益必要时必须服从这些士族利益。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大兴谱牒之学;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

南北朝后期的衰落时期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最主要的标志是:士族在官吏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权逐渐衰弱,寒人和庶人比重在各级政权之品官中进一步增加。其结果首先是在官吏铨选上,士庶界限难以坚持长期存在的清浊之分逐渐淡化以至消失。随后,门品失去了意义,至隋九品中正制被正式废除,之后的科举制度更是加快了门阀制度的衰落

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庶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

二、门阀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意义从门阀制度的产生到消亡的整个过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它萌芽于东汉末期,结束于隋朝前期,它所存在的时期正好是从一个大一统结束到另一个大一统开始的过渡时期,因此我们认为,门阀制度产生和消亡,都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当社会处于分裂、动荡的时期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中央弱而地方强,在君弱臣强的特殊环境里,政治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就必须考虑到士族的利益,王朝利益必须服从士族利益,这样才能保证王朝的统治。门阀制度正体现了中央政权和地方士族之间利益上的某种权衡,使王朝得到士族的支持而得以统治国家。到了南北朝末期至隋朝初期,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又成为大势所趋,君强臣弱的现实又重回历史舞台,于是士族与君主利益权衡的状况必然不能被现实社会所接纳,而维持这种权衡关系的门阀制度自然走到了它的终点,科举制度代替九品中正制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政治制度的制定一定是遵循社会现实情况的,即使是政治制度本身在倒退,但在一段时期内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举例来说,西汉王朝建立后施行的封国制和郡县制并行的社会体制,与秦国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政权后开辟的郡县制相比,是政治制度上的倒退,这是由中央和地方的力量对比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因此,门阀制度相对于中央集权制是政治上的倒退,但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有利于王朝的统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纵观历史长河,门阀制度魏晋南北朝缓和虚弱中央力量与强大地方力量的政治统治手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维护了王朝的统治,为后来重新建立中央集权制起了过渡作用。

王与马,共天下 永嘉之乱后,以王导为首的王氏士族集团辅佐琅王司马睿,王导的堂兄弟、王羲之的亲生父亲王旷认为:当时北方夷族太多,建议司马睿南渡,把首都定在南京,实施战略转移,而此前,王导、王旷已经南下“开辟”了根据地

政治关系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原因 西汉封建大帝国的经济基础是地主小农经济但是由于东汉末年大规模的战乱这种经济形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于是地主阶级中的大地主逐渐转化为豪族,地方豪族实力强大,逐渐兼并土地而转化为大庄园主

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对社会进行了层次壁垒之分,门阀垄断了那时期所有仕途路径,朝堂之上显现门阀与天子叫板之像,是一种反中央集权,分化帝王权力的格局,农商世代无从仕之途,军事力量也为府兵,也就基本上是门阀自有武装力量,不是国有

门阀政治是魏晋风流产生的深层原因当时政治动荡,朝代更迭频繁,而上层社会政治话语权被世家大族所把持,让当时的名士们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对文化、思想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些循规蹈矩,那些道貌岸然,似乎都成了一个个玩笑,传统的力量在无形里消失,越来越多的名士在无望的明天面前选择了叛逆有些人,佯狂而避世,在清醒与沉醉里优游,在痛苦和癫狂里迷失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魏晋风流”

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

楼主我可以很郑重和负责告诉你,我们中国从建国到现在还没有所谓的门阀政治我国的门阀政治开始于汉,真正盛行于晋,隋唐盛行直至隋朝科举开始到武则天借助山东门阀及科举政策干掉关垄集团最后一直到五代十国战乱,才彻底将门阀

军阀啊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

门阀制度封建等级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形成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盛行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阀”,右边的叫“阅”,用来张贴功状

九品中正制类似于一种推荐制度在那个年代,官员往往会相互推荐对方的孩子做官,逐步形成门阀联盟建立在“道德”上的选官制度最终被“人情、关系”腐蚀,最终出现了世卿世禄的士族门阀

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就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但此时门阀制度只是一种风气,尚未形成,《通典·选举四》里记载的“沈约认定两汉官吏之选拔、任用,仅是‘以智役愚’,尚未‘以贵役贱’”就是最有力的史证。士族地主即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主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初步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王朝利益必要时必须服从这些士族利益。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大兴谱牒之学;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

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庶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

门阀制度魏晋南北朝缓和虚弱中央力量与强大地方力量的政治统治手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维护了王朝的统治,为后来重新建立中央集权制起了过渡作用。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迁徙，他们其中有平头百姓也有世家大族，甚至还有皇室宗亲，他们拖家带口连同整个家族一同迁徙。西晋末年北方大乱，西晋政权摇摇欲坠，这些来自北方的迁徙大军分别从河南洛阳、山东琅琊等地出发，他们心中向往着一个目的地，江南。这次迁徙整整延续了两百余年，在这次迁徙的队伍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是琅琊王司马睿，另外一个是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王导，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历史，他们共同建立的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模式，东晋门阀政治。

       西晋政权建立不久内部就爆发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同时北族大举南下，这致使西晋王朝的执政者东海王司马越不得不考虑退路，营造狡兔三窟开始着力经营江南。于是，亡国临近的琅琊王司马睿成为了最佳人选，他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协同世家大族南下建邺，为西晋王朝建立后方基地。远离了政治中心洛阳，司马睿不知道将来的道路会怎样，当然，此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竟然会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

身为皇室宗亲的司马睿，来江南之初并没有打开局面，他到建康以后长达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名流前来拜访。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血缘上来说，司马睿并不是正宗的皇室正统，从宣帝司马懿到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炽兄弟，总共四代都是父子相承，构成了西晋皇族的正统，而琅琊王司马睿只是司马家族的旁支疏属。关于司马睿的出身，在民间有着更为夸张的说法，据说司马睿和皇室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转心壶，是一种特制的酒壶，它可以同时盛两种酒，毒酒和美酒。使用者可以通过机关控制倒出其中的任何一种，司马懿曾经用这种酒壶毒死了手下一个名叫牛金的将领，司马懿这样做是因为一本叫做《玄石图》的书，书中有一条牛继马后的谶语，意思是姓牛的人要继承司马氏的天下。然而世事莫测，有史料记载，本人是他父亲的妃子夏侯氏跟一个姓牛的小吏私通生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司马睿和司马氏家族基本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在当时，这个故事随着司马睿的到来已经传遍建康城的大街小巷，显然南方的世家大族不会瞧得起因为偷情而出生的一个人物，这也使得同他而来的众多北方世家大族受到了牵连。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每当天气晴好，跟随司马睿来到江南的世家大族的名士们就会相聚于建康城外的新亭饮宴，来消解心中的苦闷。然而，一次饮宴却与众不同，看似寻常的一次饮酒却左右了一个王朝的百年命运。就在他们南迁后不久，西晋战乱持续爆发，北方胡人不断入侵，西晋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众名士想到西晋沦落，不禁悲从中来，眼前江山辽阔居然有万里之势，唯有青山似洛阳。有人仰天长叹道，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却有山河之异啊。众名士闻听此言都相视垂泪，其中一人突然变色道，‘大家应当合力效忠王室，收复神州失地。’说话之人，正是随同司马睿渡江的名士王导。在司马睿手下任军司马的王导接下来要导演一出大戏，王导他深知此时急需一个核心力量来团结各种势力，否则处境将会越来越危险。谁能担此重任呢？王导意识到，他们必须立起司马皇室这杆大旗，这是南渡士族立足的根基，因此王氏家族选择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琅琊王司马睿。

 王导深知如果没有南方士族的支持，司马睿要在江东立足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和从兄王敦商议，帮助司马睿在江南树立威望。每年的三月三，对于居住在南京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年这天人们都要阖家欢聚举行祓禊仪式，以求消除灾祸。对于王导来说，当年的三月三特别重要，他导演的大戏才刚刚开始。在王导的安排下，司马睿乘坐华丽小轿带着隆重的仪仗到水边观看祓禊仪式。王导、王敦等北方世家大族人物骑着高头大马众星捧月般簇拥在司马睿左右招摇过市，吴地的世家大族纪瞻、顾容等人看到司马睿排场如此浩大都被震慑住，于是南方世家大族的代表顾容、陆世光、甘季思等人纷纷表示臣服，从此东吴旧地的臣民开始归附司马睿（详情可参考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通过这场高规格巡演，王导帮助司马睿树立起崇高的威信拉拢了部分南方士族，这些举措暂时化解了南北士族的表面矛盾，但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面对来自南方士族的紧逼，北方士族通过门阀联姻，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利益集团。太尉郗鉴派门生到王导家求女婿，王导将家中子弟召集到东厢房让对方尽管挑，门生回去禀告，‘王家子弟都很不错，听说我去挑女婿个个正襟危坐矜持作态，只有一个年轻人躺在东床上旁若无人地吃东西，好像没有听到我要挑女婿一般。’太尉郗鉴说道，‘这正是我的好女婿啊。’寻访一问，原来就是王羲之，这就是东床快婿的典故。说明当时贵族联姻之盛，以此形成巩固的利益联盟，而当时的南方世家大族却很难进入这个群体。

在西晋末年渡江的北方贵族们都极为重视家谱，因为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当时江东流传着一部《百家谱》，这一百余个家族构成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基础，他们相互错综形成了门阀士族。对于初到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来说，最迫切的是要解决生计问题，而生计的关键就是土地。江南虽然沃野千里，但自东吴以来即为南方士族占据，面对北方而来的高级难民喧宾夺主，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政变正在秘密进行。曾经三定江南的南方士族首领义兴周玘密谋发动武装政变，不久事情败露周玘幽愤而死，后来周玘的儿子周勰继承父志纠集江东地方武装以讨伐王导为名准备发动叛乱。然而，代表南方世族利益的周勰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叛乱虽然剿灭，渡江的北方世家大族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为了稳定江南局面，北方世家大族对南方士族的态度不得不做出某些转变。王导的谋略很深，自己放下架子主动地跟南方人接近，同时把朝廷的一些位置拿出来让南方人来做。为了避免与本地士族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北方大族往往东过浙江求田问舍，在会稽临海一带地域开垦荒地发展产业。

当北方永嘉之乱时，司马睿的南方政权在王导等世家大族的辅佐下，赢得了难得的安定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王导主持推行的侨州郡县制度。侨州郡县是最初用于安置北来流民，以避免触犯南方士族的利益，政府为他们专门设置了与旧籍同名的州郡另立户籍，在赋税上给予优惠。为了与旧籍区别，对侨置的同名州郡往往冠以南字，如北方有琅琊郡，东晋则有对应的南琅琊郡，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南渡人口近百万。宁波、绍兴地区是当时江南开化较早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因为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吸引了大批北方侨民，许多北方名门望族终身盘桓栖息于此。名士王羲之和谢安，雅爱东土山水之美，每每登山临水弋钓为乐数月方归，著名的兰亭集即发生于此，新亭对泣的文士们已经完全在江南扎下根来。

在南方政权加紧巩固统治秩序时，西晋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公元316年，长安沦陷，晋愍帝无奈出降，西晋王朝大厦将倾。以西阳王司马羕为首的内臣和以刘琨为首的外臣纷纷劝进希望司马睿即帝位，但是手握重兵的王敦态度并不积极。此时的司马睿并没有急于称帝，仍处于观望状态，他仅仅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史称东晋。司马睿清楚的知道，他必须得到所有世家大族的拥护才能登上帝位。公元318年，晋愍帝司马邺死于汉国的讣告传到建康，王导知道现在已经无家可回，于是他说服了堂兄王敦与其他大臣共同劝进，四十三岁的司马睿终于正式登基为帝，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历史从此拉开帷幕。元帝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门阀政治模式自此形成，门阀政治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

特殊的政治模式，为东晋一朝的各种政治矛盾埋下了伏笔，司马睿没想到运气这么好，自己竟然真的做了东晋皇帝，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皇权至上的固有观念使他的权力欲望开始膨胀。为了强化皇权，分化王导的家族势力，司马睿开始重用自己的亲信，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刘隗为侍中。刁协是南渡避乱士人，对于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模式尤为不满，刘隗也在西晋末期避乱渡江，劝元帝疏远王导削夺王敦兵权。当时的建康发生了一件极为奇怪的事情，负责督运粮草的督运令史淳于伯因督运粮草不及时被判处斩首，据说淳于伯被砍头以后鲜血逆着柱子上流二丈三尺，然后又往下流了四尺五寸，一时百姓喧哗，全都说淳于伯死得冤枉。刘隗上疏批评从事中郎周莚、法曹参军刘胤制造冤案，刘隗的这次上疏直指时任宰相的王导，刘隗上疏后王导立即上疏引咎，请求给予自己罢官处分。

司马睿抑制琅琊王氏的举措触怒了世家大族，公元322年，镇守荆州荆州的王敦起兵以诛除刁协、刘隗为名，兵锋直指京城建康。司马睿令刁协督统六军进行抵抗，但被王敦军打败，刘隗逃到北方投奔石勒，元帝司马睿只好派遣使者前来讲和，这次皇权与世家大族的较量以琅琊王氏胜利告终。东晋王朝的矛盾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名望的显著，王敦的权力欲望也开始膨胀，元帝司马睿死后明帝司马绍继位，王敦更是放肆妄为，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取代司马氏。公元324年，明帝司马绍太宁二年，王敦再次密谋起兵欲取代司马绍做皇帝，这又是一次企图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力量均衡的行为，只不过挑起者是与司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然而这一次，王导选择了站在皇权一侧。

        此后的世家大族一直延续着东晋初年门阀政治的游戏规则，不过门阀政治的平衡总是相对的。东晋偏安江左一隅，沿江多为要地，上游的荆州与下游的扬州尤为重镇，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东晋百年之中，司马氏皇帝始终不振，内外大权俱操之于世家大族之手，王氏家族之后政权分别为庾氏家族和桓氏家族把持，所以荆扬二州始终为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控制，东晋权臣篡位皆起兵于荆州，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晋穆帝永和年间，又一个世家大族人物桓温由于权力迅速膨胀萌生了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实力均衡的企图。晋穆帝永和元年，荆州刺史庾翼病死，桓温接替了庾翼的位置出任荆州刺史，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立即展示出他的军事雄才。晋穆帝永和二年冬，桓温率兵沿长江而上讨伐建立在四川的李势成汉政权，桓温军势如破竹很快攻至成都，李势战败投降成汉灭亡，此次大胜使桓温的威望极大提高。为了夺取东晋帝位，桓温希望借助北伐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人气。晋穆帝永和十年，桓温初次北伐，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经襄阳、淅川进入关中，在峣柳打败前秦军队一直打到长安东南的霸上，后因军粮不继撤兵。晋穆帝永和十二年，桓温二次北伐在洢水之北打败羌人酋长姚襄的军队并收复了洛阳，使洛阳又控制在东晋手中将近十年。为了给自己登上帝位增加最后的砝码，桓温决定三次北伐攻打前燕，可是这一次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废帝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五万北伐，打到了离前燕都城邺城只有二百里的枋头，由于侧翼配合的晋军遇到了前燕军的顽强抵抗，桓温军成了孤军深入的态势。桓温只得下令撤退，在襄邑又遭到前燕军队的伏击，一下子损失三万多人。

桓温北伐失败威望大跌，为了加快取代司马氏的步伐干脆放弃了先增加威望后登帝位的打算。公元371年，桓温废掉了皇帝司马奕，另立司马昱为帝，史载他无济世大略只会清谈，桓温借助手中权力加上屡建大功，一时威震朝廷内外。司马昱虽然有皇帝的名号却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有朝一日像司马奕一样被桓温废掉。桓温篡权的阴谋如果得逞，东晋政权将会在内耗中倒塌。在皇权岌岌可危之际，另一个世家大族的代表站了出来，他就是谢安。谢安在未出仕以前隐居于浙江会稽东山，四十岁后才应桓温之请出任大将军司马，但随着桓温取代司马氏的意向越来越明显，谢安逐渐与桓温成为政治对手。面对炙手可热的桓温，谢安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谢安随机应变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相传，有一次桓温正在和他的参军郗超密谋如何篡位的事情，这时忽然听到谢安到了，郗超赶紧藏到了帐幕后面，想听一下他会说些什么。谢安和王坦之进来后和桓温谈论了一些国家大事，正在谈论的时候忽然起了一阵风把帐幕吹开了露出了郗超。谢安一看，就猜到他们是在密谋什么，但谢安好不动声色，淡淡地说了一句，‘郗超你真是一个幕后之宾啊。’

面对复杂的形势，如果稍微处理不当都会激化矛盾授柄于人。公元372年，司马昱被立为皇帝仅一年就病死了，此时桓温也已经六十岁了，因为疾病缠身桓温加快了篡位的步伐，要求新即位的孝武帝司马曜给他举行加九锡礼。加九锡是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但是谢安以加九锡礼的策命之文写的不合格为借口让执笔者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到桓温一命呜呼还没有修改好，谢安以特有的方式挫败了桓温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平衡的企图。桓温的离世也给东晋王朝带来了莫大的危机。

北伐的失败，桓温的病逝使得东晋军队失去了****，这导致来自北方的威胁长驱直入。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出动一百多万军队号称投鞭断流，又调发了凉州之兵、蜀汉之军、幽冀之众东西万里浩浩荡荡杀向东晋。东晋京城听说胡马窥江，苻坚军已到达淮淝一带，上下一片震恐，东晋王朝危在旦夕。面对复杂紧张的局势，门阀大族再次挺身而出成为了维护东晋政权稳固的核心力量，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石、谢玄等成为抵抗前秦的****。

       今安徽寿县的古城，淝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大战前夕，两军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序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像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正与人下棋，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

       淝水之战是贵族政治最后的挽歌，歌声再美也不足以挽救东晋政权的没落，淝水之战的胜利带来了新的问题，从此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北方势力对南方的威胁大大减弱。外患一解除，内忧随之而生，昔日的平衡牵制难以维系，门阀政治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因此不复存在。不久，谢安下野，他招募北方流民成立的北府军，后来也成为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成也萧何败萧何，一个维护门阀政治的人却播下了打破门阀政治的种子。公元396年，孝武帝去世，长子司马德宗即位，六年以后荆州刺史桓玄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攻入国都建康。桓玄是桓温的庶子，在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平衡这点上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公元403年，桓玄逼迫司马德宗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国号楚。公元404年，出身北府军的建武将军刘裕起兵反对桓玄很快就攻入建康，大败桓玄，重新迎回司马德宗登上帝位。不过刘裕不是世家大族，他的行为也不是为了保持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势力平衡而是为了取而代之建立刘宋王朝，从此寒族开始冲击士族统治，这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的正式结束。

       朱雀前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南京的乌衣巷，现代的人们再也见不到昔日的风流只能在文献上寻觅王、谢的旧时踪迹。四大家族以王谢为首，他们开创、维系的门阀政治在中原大乱时保证了东晋的百年偏安，促进了江南长江流域的开发，为北方难民和南方人民赢得了稳定的生存空间。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是先秦贵族政治的回光返照，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专制皇权实现了权力制衡从而激发了魏晋士人自由的个性与思想，吹起魏晋风度池水的又一层波澜。同时，由于高标郡望门风优美，也促进了文学与艺术的高度繁荣。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政治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兴盛的时代，但是，门阀贵族不可能开辟出新的制度，只想苟且偷安维持现状。随着外界形势的变化，门阀贵族的风流余韵终将雨打风吹去，那堂前的燕子终究要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政治终于烟消云散，开始回归传统皇权政治的常态。